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生活
第一节 收支
收入农民收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大多数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佃耕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加之洋货倾销，白银外流，生产凋敝，农村破产。如遇天灾人祸，逃荒乞讨，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
民国期间，兵祸屡作，民不聊生。日军侵略中国后，县境遭蹂躏，村舍丘墟，死亡枕籍，田地荒芜，老幼无依。民国后期，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抓壮丁,派捐税，横征暴敛，名目繁多，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境。
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几千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活始有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6年全县户平纯收入375元，人平97．4元，每个劳动力年均纯收入250元。一小部分农民家庭因缺劳力或遇自然灾害，生活困难，人民政府均及时给予救济。
1958年，农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浮夸风，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当年农民收入水平降低，全县户平纯收入；73．36元，人平纯收入42．32元。每个劳动日价值由上年的0．695元降至0．205元，后经调整纠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户平纯收入上升到424元，人平纯收入91元，劳动日的价值为0．75元。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政治评工分，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受挫折。至1976年以后，农业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76年农业总收入为2766．96万元,比1970年增长41%,比1965年增长33．46%。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很大成绩，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开始走上全面发展，勤劳致富的道路。加上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收购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为366元，是1976年的3．4倍。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改善，不少农户有节奈。1965年全县农民存款计144万元，1979年为158．7万元，1985年高达1478．4万元。
职工收入职工在建国初期实行折实工资和供给制。发放大米作工资，一般每月大米100公斤左右，后改为工分制，以人均月生活费和津贴计算工资，分85至145分，每分价值折实大米0.8斤，白布0.2尺，植物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1950年后，改供给制为包干制，把供给制时所应发放的实物全部折款，发给领取人自行处理。1954年改为工资制。
1956年，职工工资实行改革，按级计资。县级干部16至14级（100至120元），区级干部22级至18级（50至90元），一般干部25至23级（30至45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平年工资383元，公私合营企业也于年底进行了工资改革，参照国营企业标准直接发给职工货币工资。1963年，部分职工调资。1971年，职工工资普调升级。1977年40％职工和1978年2％职工的工资调升一级。1979年又有40％职工的工资调升一级。1981年10月，教育、卫生系统的职工工资普调升级。1982年10月，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普调一级。大中专毕业生和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增加二级工资。这年，全县职工人均工资635.2元。1985年工资改革，初步理顺了工资关系，增资面广，幅度大，平均每个职工增资83元，增长11.4％。1978至1985年的8年间，平均每个职工的年收入增加了3367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基本工资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年人均奖金86元，人均书刊费24元；企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实行奖金和计件起额工资制度，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每个职工年增加收入在300元以上。
职工除得到以上工资部分收入外，还享受以下福利待遇。
实行公费医疗；享受探亲费（夫妻两地分居的年享受一次，报销往返旅差费；探望居住在外地的父母，每四年一次，报销70％往返旅差费；县境内夫妻不在同一地工作的，一方每月报销探亲费不超过8元）；女职工享受产假，晚婚晚育者适当延长产假期，死亡给予丧葬费和遗属抚恤；因公残废、死亡抚恤费从优。
本县于1965年始，发给职工粮价补贴，月平均3.2元；1979年始发给副食品补贴，每月5元。1985年始发给肉价补贴（含城镇居民），月人平1。2元。职工年享受以上补贴近百元，生活困难的职工还给予福利补助。1985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总额为317。03万元，比1980年增加203.41万元，年均递增22.8％。其中，全民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为260.99万元，增加169.71万元，年均递增23.4％；集体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为56.04万元，增加33.7万元，年均递增20.2％。1980年与1985年全民、集体单位劳保福利费用增减变动情况列表如下：
1980年与1985年全县全民、集体单位近几年来，城镇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85年比1980年新增职工3539人，年递增4％。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职工家庭的赡养人员相对减少，大部分职工家庭收支略有节余，银行储蓄额逐年递增。1952年，城镇居民年末储蓄额为6.1万元，1978年为132.9万元，1985年为1256.7万元，较1978年增长8.5倍。
支出 生产发展，收入增加，人们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量随之增大。近几年，由于农副土特产品价格上涨，整个支出费用扩大。据1985年对东升、太平关、和团、泉山、棉船、杨梓、芙蓉等7个乡，70户405人的调查，当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支出323.97元，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69.07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5.20元，缴纳税款7.27元，上交集体承包费12.79元，生活消费支出228.10元，其他非生产性支出1.55元。收支相抵，年人均结余数123.44元。
城镇居民消费略高于农民，据1985年对三口人家庭的抽样调查，年收入人均645元，年消费人均435.5元，其中粮类开支56.5元，菜金及燃料开支120元，烟、酒、茶等日用品102元，衣着等82元，节日期间增加开支计75元。收支两抵，年人均结余209.05元。
第二节 衣食住用
衣着 建国后，本县人民衣着不断更新，服饰面貌逐步改观。50年代，主要以国产棉布为衣料，穿棉线长袜，冬着布鞋，夏着木拖鞋，雨天着木屐；60年代灯芯绒、化纤布为时新衣料，塑料拖鞋、胶鞋开始使用；70年代涤棉布衣料、皮鞋、全塑凉鞋、尼龙袜、丝光袜行销市场；80年代，衣料着重款式新颖，中高档面料持续增长，成衣比重上升，时令服装深受群众欢迎，城乡居民穿着商品向美观、舒适、大方、新颖发展。主要衣料为涤棉布、毛料。着皮鞋、胶鞋、全塑凉鞋，衣服款式以便装、中山装、列宁装最为流行。年轻人喜欢穿各式春秋衫、青年装。妇女流行穿短裙、连衣裙。春秋两季，男女均喜欢穿西服，冬天由穿普通棉袄、棉裤发展到穿茄克袄、滑雪衫、羽绒衫、毛线裤，棉内衣也由毛线衣、羊毛衫逐步淘汰棉卫生衣。鞋式也由平跟向中跟、高跟发展。人们在富裕之后，开始摆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点。
1985年，穿的商品零售额为1366万元，比1980年增长1。46%。全县销售棉布980300米，人平3米；化棉布80万米，人平2．5米，比1980年（下同）增长72%；化纤布222600米,人平0。7米，增长69%；毛线1．8万公斤，每百人5公斤，增长60．1%；皮鞋1．1万双，每百人3．5双；胶鞋19．3万双，每10人6．5双，增长47．9%；绸缎7．4万米,增长42．3%,呢绒5．6万米，增长2倍；各种服装9．1万
件，增长10．2倍。近两年，新式西服，羽绒服装等特别受县人喜欢。
饮食建国后，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78年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粮食的增长速度。1985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24．75%,全县人口比1978年增长8．72%；粮食人均占有量增长幅度较大。同时，对饮食的结构有所调整，禽蛋、肉食品在生活中的比重增加。
农民的肉食和油料供应概无定量'，除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外，均自产自销，多产多吃。1978年，农民年人均消费粮食319．3公斤，食油5．6公斤，猪肉7．8公斤。绝大多数家庭粮、油、肉食自给，少数家庭自给有余。
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从1955年起实行计划供应，按年龄、工种凭证定量配给，一般月定量标准为：特重体力劳动者16．5公斤，机关干部、职工、店员13．5公斤，中学生15．5公斤，10周岁以上居民13公斤，6周岁至10周岁儿童9公斤，3周岁至6周岁儿童6公斤，不满3周
岁儿童4公斤。人均月食油定量0．15公斤，元旦、春节，每人增供0．2公斤。该时期，粮食和食油供应稳定，猪肉供应偏紧，人均月供0。25公斤，节日期间稍有增加。
1960年和1964年，对城镇人口用粮标准稍作增减。1969年和1973年，进行新的调整。此后，用粮用油定量标准一直未变。70年代后期，粮食部门增供面食和其它豆类，改变食品结构，注重营养成份。
建国后，副食品种增加到150多个，式样新，营养成份多。烟、酒和其它副食品、调味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提高。据统计，1956年全县销售食糖178600公斤，人均1.5公斤；销售卷烟683箱，人均1.6条；销售酒28000公斤，人均0.5公斤；销售糕点48630公斤，人均0.4公斤。1985年，全县销售食糖1003100公斤，人均3.3公斤；销售卷烟1580485条，人均4.7条；销售酒1086500公斤，人均3.4公斤；销售糕点311200公斤，人均1.2公斤；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城乡居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大宗品种增加，质量讲究营养价值。1985年食用商品零售额实现4888万元，比1980年增长87.6％。
住房建国前，农民多住土墙、瓦屋，一部分农户住草棚、庙宇、祠堂。帮地主、富农打长工的，则终年栖身于牛棚。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住房条件有较大改善。多数农民家庭建新房，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钢筋水泥混合型结构的新式楼房增多。1985年，全县农房建筑面积3626282平方米，人均占房面积为14.13平方米。丘陵及平原地区农民住房面积，原低于山区，近年起明显的变化，新建住房面积的增加较山区快，而结构改善亦优于山区。
城镇居民住房总面积22558979平方米，约占房屋总面积的52％。县城有住房1796栋，供3804户15540人居住，人平居住面积5.44平方米。县城房屋结构，建国前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店面屋。建国后，50年代以平房为主，木质屋梁，板竹隔壁为房，通风和采光条件差；60年代为砖木结构，大部分建筑为2至3层楼房，一室型较普遍，通道过多，嘈杂混乱。1976年以后，发展到砖木、钢筋水泥混合型结构，3至5层楼房，形成多室型配套单元组合，配有自动上下水系统和排污化粪池，有的住房配有壁橱、木质地板、卫生间等设备。
各乡（场）机关、基层学校、医院及驻乡有关单位也新建一批住房。其住房面积大都超过县城人均居住面积。
用品 建国前，普通群众家庭多以土石垒灶。饮食用具多以竹木自制，如水瓢、竹碗、木盆等。照明点菜油灯，夜行靠烧松明或向日葵杆；装衣被用具大都以自钉木板箱或是高悬于屋梁。就寝以土砖砌墩搁置木板或竹排为床，铺以自编草席、篾席，冬天则铺置稻草。田间劳作，雨天则披蓑戴笠。县城居民家庭略好于农民，豪富之家则置有比较好的饮食用具。家具用细木精雕，厅堂摆设较富丽堂皇。建国后，人们对生活用具的要求越来越高。青砖垒灶，瓷砖铺面，村庄农户烟囱林立。城镇居民，多有用煤气灶及电饭煲者。餐具由使用瓷器、铝制品或搪瓷取代了旧时竹木制品。1978年以后，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自动尼龙伞、各种式样的木制新家具，如高低床、大小衣柜、食品橱、书柜、五斗柜、床头柜等。还有录音机、电视机、电风扇、台灯、长短沙发等中高档用具。据1981年统计，当年（县外购进的未计入）全县销售手表3188块、收音机8073台、自行车1384辆，电视机207台、录音机14台、台扇89台。据1985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民家庭年人均日用品消费29.52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2.94％。每百户家庭主要耐用品年末拥有量为自行车38.57辆，缝纫机25.71架，手表85.71块，收音机54.29台，电视机20台，电风扇17.14台，大型家具132.86件。县城职工家庭生活用具变化更快。手表、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沙发、整套新式家具几乎普及每个家庭，尤以青年职工结婚配置更为齐备。部分家庭还
拥有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用具。
80年代初，流行装饰品和化装品，如：金银首饰、发蜡、胭脂、口红、香水等，青年男女争相购用，以为时尚。1985年全县居民用品零售额实现1417万元，比1980年增长1.9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的13.9％。
第二章 习俗
第一节 民风
彭泽县地多山泽，清同治版《彭泽县志》说：“其民多贫”。总述彭泽民风为“士人勤谨礼让，农人尽力耕殖，人性坚贞，习尚风雅，燕（同宴）会以文，交际以礼，耻奔竞而甘恬退，厌粗野而饰衣冠，鄙流荡而羞不义”。彭泽人民历代有勤劳、纯朴、讲礼、重义的高尚品德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建国前，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以耕读传家为本，不愿学习手工技艺。各种工匠，多来自外县，只有裁缝工，多出于县人。建国后，农民子弟逐渐学艺，各种工匠，多由本县青年接替，成为亦农亦工的手工业者，旧志所谓的“业农之家，少事工匠，职艺子弟，间务耕耘”的状况，尚未改变。少数拿得出本钱的人从事商务贩卖，如装运棉花、菜子、芝麻、花生、黄豆等物，到外地贩卖。这种商贩，称之为“走水客”。建国后，商务活动，多由国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户从事商业经营和运输服务，一时大为发展。
彭泽人富于斗争精神。清咸丰、同治年间，邑民助太平军袭击清政府。太平军多次攻克县城、太平关及小孤山等地，得到邑民的助战。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斗争之烈，死难之多，为历史所未有。抗日战争中，彭泽人民与日军、汪伪进行殊死斗争，长达七年之久，以弱胜强，屡创顽敌。
县境遭受过数不清的水旱天灾，在旧社会官府苛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异常这种境遇中，彭泽人民从来没有成批逃荒，总是咬紧牙关，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第二节 节日礼俗
立春 有“新春大似年”之说。这天，家家摆设茶叶、稻谷、青菜三物，焚香鸣爆，称为“接春”。另用红纸写：“迎春接福”四字，贴于中堂或门首，以示得福，旧俗立春前一日，为土牛挂彩，到期县官率僚属迎春，亲自扶犁，三推而止，然后用鞭子打碎土牛，叫“鞭春”。打碎的土牛，群众争拾残片，以为“得春”。此俗在北伐战争后逐渐废止。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是传统的春节。这天，家家户户很早起床，鸣放鞭爆，名曰“出天方”。意为开门大吉，万事如意。清晨，儿童着新衣，往长辈家拜年，必获糖果而归。成人相见，则拱手道贺，互祝吉利。客来，敬之以糖茶熟蛋，名曰“捧元宝”。建国后，将农历年改为春节。名称虽改，习俗仍旧。机关团体，有的举行团拜，代替旧俗。
拜新灵 农历正月初三，全县大部分地区，对头年死去的人，叩灵祭奠，携带香纸、金花、鞭爆前往，叫做“拜座”。
人曰 农历正月初七，农村户户都烧门前纸，并有：“烧了门前纸，男人做买卖，女人做针黹（音纸，女人做针线曰针黹）”之说。意思即初七已过，男女都要各务本业，劳动营生。多数村庄，使儿童涂花脸，手执刀叉，鸣锣击鼓，往来呼噪，挨家挨户追赶，名曰“赶野猫”、为古代用傩（音挪，古代驱鬼疫之义）驱鬼逐疫形式的沿袭和演变。入夜，则用鞭爆或爆箬（一种燃烧有爆炸声的树叶）点燃后，复以木盆，噼啪作响，名曰：“报财报喜”。在放鞭爆时，儿童口中歌唱：“报财报喜，陈谷腊米，猫眼睛亮，老鼠眼睛瞎”、“报财报喜，陈谷腊米，前仓满，后仓沉，中间仓里装金银”。
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灯节”。往年邑民轮供灯会，有采茶、踩船、蟹、蚌、太子、鳌山等名目。城中四门不禁，鼓乐喧天，歌舞达旦，青年们赤膊游龙，每以鞭爆盘于龙头，点燃后，火花四迸，旁观者又以火花向之注射，虽灼肌肤，亦所不顾，往来欢呼，名曰“跑花”，抗日战争后，此风渐衰。1978年以后，县文化部门每年在县城举行灯展活动，彩灯齐展，观众如云。城乡居民，多在这天夜间，以糯米粉裹芝麻、莲籽，做成圆团，名曰“元宵”，合家聚食，以为吉利。民谚有云：“吃了元宵粑，各人做庄稼。”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元宵一过，遂告结束。
土地会农历二月初二，民间相传这一天蛰龙开始苏醒，称为“龙抬头”。又传说这天为土地神的生辰，城乡群众，分别在居住之地举行祭祀，名曰“土地会”，男人参加，整洁衣冠，置办祭品，有的村庄还请道士设香案、作法事，以求一方平安清吉，仪式完毕，参加者齐集会餐。抗战胜利后，此俗消歇。
花朝 农历二月十五，民俗相传这天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农村居民，多在这天做蒸米粑或糕粑，名叫“花朝粑”。一些爱热闹的男女，还在树林里，以彩纸挂树枝上，焚香鸣爆，供以米粑，敬祀花神。少女们喜欢以彩帛饰于鬓发之间，以期博取花神之喜爱而赐以幸福。传统习惯于此日男婚女嫁，大吉大利，不犯忌讳，不怕神煞。
上已日 农历三月初三，民间认为这天是灾星邪鬼降临的日子，农村妇女，清晨去野外剪野生小蒜和粉做粑，名曰：“打鬼粑”。认为吃此粑，可以驱邪逐鬼，消灾免难。
清明节 农家喜于门前悬挂新柳。在此之前群众即开始扫墓活动，在祖先坟前焚香烧纸，鸣放鞭爆，献牲礼酒食，并在坟上挂纸花，压纸钱，同时铲除墓地周围杂草，在坟上培土堵洞，祭奠后的肉食酒类，儿童集食，以祈祖佑。现机关、团体、学校，亦多在此日拜祭烈士陵墓，以寄哀思。
浴佛节 农历四月初八，佛教善男信女，多往寺庙焚香礼拜，迄今农村中，仍然有不少佛教徒和信佛群众十分虔诚参加这种宗教活动。民间传说，这天下雨，主当年大涝；天晴主当年大旱，阴天主好年景。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又名端阳节，称为大节。这天家家以艾蒿菖蒲挂门首，说是“艾虎除妖，蒲剑斩鬼”。传说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投江而死，民间用箬叶裹糯米，古称“角黍”，俗称粽子，投江祭奠，又以雄黄和酒，家人遍饮，并将此酒洒于墙脚壁角，以避蚊蚁兼除疫疾。江湖水面上常有龙舟竞渡，先到的拿下彩旗，称为夺标。端午风俗，沿袭至今，一仍如旧，惟龙舟竞渡盛况，不及从前。
城隍生日 农历六月初六，相传为城隍生日。前三天扫道清尘，演戏庆寿；临期，抬城隍塑像出巡，满街结彩，香案迎神。此风盛于清代。民国8年（1919）以后，即不复举行。
尝新 立秋前的第一个逢卯日，叫做卯成日。农民多于此日擀面做粑，摘取新稻，祭祀天地祖先，名曰“尝新”。有些地区，还抬神像，敲锣打鼓，巡行田野，意为驱逐禾瘟，祈求丰年，现在此风已废。
七夕 农历七月初七晚称为七夕，又称七巧，相传牛郎织女，此夕在天河鹊桥相会。民间做粑，拜祀牛女双星，纪念这一对忠贞夫妇。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俗称鬼节。各家设祭敬祖，入夜请道士念经，赈济孤魂。建国后，科学知识普及，道士念经赈济孤魂的活动，不禁自止。拜祭祖先之风，依然存在。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与春节、端阳并称为三大节日，全县各地均有吃月饼、糍粑的习惯。中秋之夜、有赏月遗风。家家户户举行家宴，颇为丰盛。儿童则搜集破砖碎瓦，迭成宝塔，内点火烛，通体光明，名曰“拜月塔”。这一日，游子归乡，家人团聚，故亦有“团圆节”之称。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日，又名重九节，过去一般读书人，常于此日结伴登高，摘菊花，插茱萸，佩药囊，避免灾难。有的还吟诗作赋，以为风雅。农民多于此日以绿豆和米，磨浆煎成薄片称为豆粑，或做蒸米粑，小吃一顿，以示过节。民间谣谚云：“重阳过后无时节，一朝雨来一朝雪”，意为重阳过后，转眼就是寒冬，冬衣冬粮，应及早筹划。
冬至日 民间设羹饭祀祖先，举行冬祭。古代人认为冬至日是“一阳复始”，从这天起日晷渐长，生机孕发，故对冬至日重视。
腊八 腊月农事稍闲，农家婚嫁，多在此月，初八日称为“腊八”，一般都是此日为喜庆吉日。民间则喜合瓜果豆米煮粥，名“腊八粥”，相传吃了此粥，除寒保暖，祛病延年。
除日 腊月三十日（月小二十九），取除旧布新之意。居民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张贴春联年画。至夜设馔祭祖，傍晚多有携酒肉上祖坟拜谒的，名为“送岁”。长辈对家中儿童赐以金钱，名曰“押岁钱”。午夜，各村铳爆齐呜，将家中前后门关上，名曰“封财门”。关门后，家家灯火达旦，围炉笑语，名曰“守岁”。黎明又鸣爆开门，名曰“开财门”。至此，辞旧岁结束，迎新年开始，如此循环往复。
第三节 婚丧杂礼
婚嫁建国前婚嫁，有一套旧礼仪，一般由媒人先向男女双方介绍情况，从中撮合。双方家长同意后，男方登门相亲，女方就机选婿。女家看中男方，即煮面点招待，男方同意即将面点吃完，算是双方“心许”。过数日，男方将自己鞋样送去，女方照来样做鞋赠男方，叫“押样”。男方得到新鞋，即向女方赠金若干，名曰“聘金”；另送金银首饰衣物，名曰“聘礼”，或曰“行礼”。
行礼之后，婚姻关系即已确定，择吉完婚。完婚之日，新娘轿入村口，新郎拦轿，揭开新娘头盖，用毛笔蘸红在新娘两眉之间点一“吉祥痣”，叫做“点妆”。入室，红烛高烧，先拜祖先父母，后夫妻交拜，叫做“拜堂”。新娘由女嫔伴入洞房，村中儿童齐集新房，向新娘笑闹为乐。当晚盛宴，名“花烛筵”。宴后，村中能歌会唱的齐集新房内，敲锣打鼓，弹奏管弦，高歌浅唱，恣意取乐，名曰“闹新房”。
闹新房完毕，退出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安寝。午夜，邻里青年设法要将新郎新娘衣物悄悄偷去，主家拿出糖果、香烟将衣物赎回，名曰“偷新房”。俗传“偷发偷发，越偷越发”。
女子出嫁， 一般用轿，（建国后以马、汽车取代）贫素之家，用二人抬的青布盖轿，俗称凉轿；富豪之家，则用四人抬的彩轿，俗称官轿，另有箱柜盆桶衣被等妆奁，则由男方派人随轿抬去，妆奁多少，以家境贫富而殊。
嫁女在上轿之前，家人围哭，叫做“哭嫁”。俗传“哭发、哭发”，认为哭者愈多，婚后就会愈加兴旺。哭毕，跪辞祖先父母，此时父亲将一朵大红花插在女儿发髻之上，然后由亲兄弟抱负上轿，父亲跨门槛锁上轿门，取早生跨门子之意。旧俗结婚第二年，新娘须回娘家住一年，名曰“回门”。回门期间生子，名曰“跨门子”。
抗日战争后，男方用现金下聘礼者较为少见，上述陈规陋俗，繁琐复杂，逐渐被淘汰。建国后，废除买卖和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结婚前只须申请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寡妇再嫁，男到女家，逐渐增多，但边远乡村，封建婚姻的现象，仍然存在。70年代后期，男女双方，日尚虚荣，女方索取高额聘礼和高档礼品，华丽衣饰者，为数不少。男方讲究排场，大摆筵席，接受贺礼者，亦常有所见。
近年政府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俭朴节约，茶点招待。集体结婚，礼仪从简。社会上逐渐推行，但尚未形成新风。
丧葬旧俗人死之后，烧纸钱纸褡，叫烧“下床钱”。尸体停放在门板上，择时入殓，叫做“进材”。讲究棺木，乐意土埋，有“亡人得土为安”之说，亲朋哭吊，送挽联祭幛，服丧者一律穿戴白色衣帽；死者的妻子、儿女、媳妇，在白布衣帽上还要加上粗麻、以示重孝（由于旧俗重男轻女的思想，妻子死亡，丈夫并不戴孝）。入殓后，灵柩停放祖堂，请道士斋醮，佛教徒则请僧尼念经做佛事，为死者超度往生。
斋醮完毕，即请地仙（察看风水的人）选择墓地风水，拣选时辰，入穴埋葬。乡民多迷信风水，因争墓地，每致涉讼，或因墓地难求，“高曾之柩，数传而不葬”。
死后七天，家人烧纸拜灵，名曰做“头七”。以后每隔七天，均需拜灵，或请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至“七七”为止。
死期满一年，家人和亲友，均在忌日举行悼念活动。叫“做周年”。将原先纸扎灵屋以及孝杖等物，一概焚毁，仅为死者留一块木制灵牌，谓之神主，后人常年供奉。有的人家意欲取消神主，则请道士为之念经焚毁，名曰“除灵”。
父母之丧，儿子媳妇要守孝三年，名曰“守帐”。如儿子早死则由长孙代孝。代孝之孙名为承重孙。儿孙俱无者，则由过继之子代孝。
建国后，废除迷信，不许斋醮，出殡即葬，从不淹留。祭奠仪式，改为送花圈，佩黑纱，开追悼会。以寄哀思。建有殡仪馆及火葬场，提倡火葬，乡民狃于旧俗。举行火葬者不多，土葬之风尚盛行于民间。
杂礼 生孩子、造新房、过寿诞等礼仪，统称杂礼。
旧社会以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为乐。故生第一胎无论男女，均鸣放鞭爆，以示庆祝。三朝接生婆用艾叶煎水，为婴儿洗浴，名曰“洗三朝”。满月之日，家中摆酒设筵，请邻里亲朋，名曰：“做满月”。周岁时，更加隆重，以盛宴迎请宾客。焚纸轿，送伴婆神，名曰“做周岁”或敬称“做千岁”。富贵之家，多于此日，罗列各种物品，如纸笔墨砚、针线、算盘、锄犁于小儿面前，由小儿随手抓一件，以预测小儿的前程。如男孩抓纸笔，则预示将来会读书，抓锄犁，则认为长大必务农，女孩抓针线，则将来必会做女红。这种仪程，名曰“抓周”。凡小儿满月、周岁，亲友均须送礼。至第二胎以后，则较随便，女孩尤为草率。
建造新房，上梁之日，用大红绸系在大梁上，选定吉时，架上屋顶，鸣锣喝采，抛撒米果，随人抢食作乐，以示吉庆。新屋建成后，择吉日进屋，进屋时，男女主人在五更天色将明之际，抬蒸好熟饭一甑，鸣爆入门亲朋均送礼祝贺。
庆寿：从五十岁起，每十年为一寿期，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岁，均可做寿。而以夫妻双寿，最为福泽。每次寿期，均提前一年，俗称做九不做十。富贵之家，大摆筵席，亲朋须送寿匾、寿联、寿幛、寿桃、寿面……等。大多数人家，则简约从事，仅举行家宴，不收贺礼。
以上生孩子、造新屋、过寿诞，三种礼仪，统归杂礼。近年以来，这三种礼仪大都从简，过分铺张，大宴宾客之风，已渐销歇。惟戚友家的子女，参军或考入大中专者，必须送礼，这种新的礼俗，在县内已形成风气。
第四节 服食习俗
服饰 帽瓜皮帽，形如剖开的半边西瓜皮壳，由半硬衬长三角形的布块，拚缝而成。共六块，帽顶中心配有玻璃圆珠、陶瓷圆珠或丝带编织而成的帽蒂。富贵之家，甚有用朱红、翠绿、墨黑不等颜色的珠宝为帽蒂者，帽面一般采用黑缎或细布制作，帽口镶滚二三分宽缎边或布边，帽式有青年、老年之分，青年用的顶高而尖，老年用的顶低而平。
毡帽钵，状如钵，用毡制成，两侧有能开能合的护耳洞，前额有帽檐，精制的还镶有金色帽边。
礼帽，用毡呢压制而成，形如反扣的宽沿面盆，戴用时将帽顶正中压成一条凹形小槽，再将朝额前方摆成左右小涡，便于取戴。
狗钻洞，又名猴头帽。以线纱或毛线针织而成，套住头部，露出眼口。由于戴上颇似假面具，故又称“马虎”帽。
风帽，用绸缎呢绒或细布制成，有棉、夹二种，帽顶似斗笠，顶上有布拖至背心，有左右护耳，用扣子或带子系于颏下，多为老年男子出外兜风之用。
两块瓦，又名额子帽，用绸或布剪成鱼肚形二块，一端连缀，中镶珠子，两尾有系带，平放八字，帽两侧金银蝙蝠或蝴蝶，边底挂银链银铃，走动时叮〓作响，此帽为旧时妇女所喜用，能护耳部又能遮住太阳穴，老年妇女则除却金银饰物，只在中层铺以棉絮，作为暖帽。
凉帽，幼儿专用，用彩色绸布加以硬衬，制成圆箍形，上下滚边，两边绣花，正中缀有“长命富贵”、“莲生贵子”或“福禄寿喜”等字样的银牌或铜牌，并带有小银铃，上配彩色绒球等，此帽适宜婴儿春秋二季使用，因无帽顶，故称凉帽。
兽头帽，用绸布加衬制成，形如狮、虎、狗、猫头相，顶前有一对竖耳，正面绣有“四兽”眉眼口鼻，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并配有银饰，适宜幼儿冬季戴着。
建国后，解放帽、列宁帽、工人帽广为流行。近一、二年，登山帽、滑雪帽、溜冰帽、太阳帽、旅游帽等也为男女青年所喜爱。
夏季城乡人民，普遍使用草帽，草帽有宽边草帽和形似礼帽的窄边草帽，今昔基本相同，无多大变化。
上装 长袍，大襟平口领，自领至右腋下与左下摆叉口齐，纽扣为布条卷缝的圆带编结而成。右腋小襟内有平口荷包，全长至脚跟；春秋夹袍，夏季单袍，冬季棉袍、皮袍，均为男性穿用。
马褂，对襟平口领，大袖无荷包，长齐腰，左右后三面开短叉，套穿于长袍外，一般用着礼服，在参加喜庆、祭祀、典礼节日、迎宾会友时，男性穿着。
对襟短褂，有男女单夹之分，男式底边平直，平口荷包，布纽扣或螺甸纽扣，长至腰下；女式则底边略呈圆弧形，眉月或斜口荷包，布带盘花纽扣，罩至臀部。
大襟短褂，分男女单夹。女式镶有云边，还有在云边之上镶嵌花边或金边的，更有在袖口、领下、大襟、两摆等处镶滚花边，以示华丽，长齐腰下。男式则较简朴、长齐膝上。
背心，又称背褡或坎肩，女式大襟，男式对襟，多穿在衣褂之外，亦有作为内衣者。
旗袍，长齐脚跟，短仅过膝，两侧下边留有叉口，长袖短袖，则以气候节序而定，为女式服装。流行于城市妇女及富贵家庭妇女之中，农村妇女，极少穿着。
窝囊袋，式样一如马褂，惟背心中间及左右两侧，不开叉口，冬季则絮以棉花，穿在袄外，以御风寒。
连帽风衣，帽顶尖，后面和领连缝一起，无袖，襟前以带代扣，多为童装。成人则用呢绒之类，做成无袖外氅，名曰“披风”，又叫“斗蓬”，男性冬服之一种，达官巨商喜着，农村平民则鄙薄之。
建国后，服装款式，大有改变，长袍、马褂、旗袍、斗蓬之类，不再流行。人民日常穿着崇尚简朴雅洁，喜爱中山装、列宁装、工人装、青年装、解放装，颜色以青蓝灰白为主，男女服装，大同小异，工农一体，风行城乡。近一、二年，服装品类花样翻新，尤以女装为最，男装亦将改变色彩单调；款式划一的传统，穿西装已成时髦。
用料有各种化纤，如尼龙、涤纶、晴纶、锦纶以及毛混棉混，逐渐取代纯棉纺布，五光十色，艳丽夺目，为本县人民衣着增添无限光彩。
下装 抄口折腰裤，腰口大小以腰围粗细胖瘦而定，裤裆，抄口折腰，另用布带围系于腰间。
系脚裤，式样与抄口折腰裤相同，惟裤脚开叉口，折合于脚颈，用阔带绕系。冬季老人棉裤，多采用。
裤腿，有棉夹两种，只有两只不相连接的裤腿筒，无腰无裆，裤筒前面呈三角形，高至腰，系在裤带上或用吊带款在颈脖上；后高至臀下，脚口齐跟，套穿在单裤之上，既可为两腿保暖，又便于劳动，因无裤裆，故名裤腿。
布袜，有单、夹、棉三种，长统袜上至膝盖，短统袜上至腿肚，形如统靴，由裁缝工人裁制。民国25年（1936）后，针织纱袜、丝袜、毛袜普及城乡，布袜渐被淘汰。
近年又将尼龙丝织成弹力袜。完全取代了纱袜。
鞋锁梁鞋——两块鞋面相拚，前脊绞合、形成硬梁，故称锁梁鞋，棉鞋多用此式。
靴形鞋——形状如靴，脚背上两排鸡眼扣、用布带穿系。有两截的，也有三块联成的，亦为冬鞋之一种。
剪口鞋——鞋口如“A”字型，亦有如圆弧形者，名日圆口鞋。
舌头鞋——脚背上有一长舌护住脚背，舌头与鞋帮之间，有用松紧带连系的，也有不连系的。
草鞋——用稻草或麻丝、碎布筋扭成绳坯编织而成。夏季中农民多喜穿用之。
油鞋——分干湿鞋和钉鞋二种，干湿性只在鞋面上涂一层光油；钉鞋则在鞋底上加钉鞋钉，以防雨天泥泞路面滑跌。
木屐——以牛皮二块拚接中间缝合，两边用小钉钉于木底之上，木底每只四角加钉圆颗形或方扁形铁钉共四枚，以防滑跌。牛皮面则涂以桐油，以防水透，雨天穿用，无须脱去脚上原穿的鞋只，甚为方便。近几年，人民群众喜穿皮鞋、胶鞋及塑料鞋，布底鞋有逐渐淘汰之势。草鞋，油鞋、木屐，则完全为塑料凉鞋和橡胶雨鞋所取代。
饮食县人主食，以大米为先、麦类杂粮次之。常食干稀米饭、面食，间或制作粑果。
蒸米粑：用最好的上等籼米，淘洗过滤后，上：甑蒸至六七成熟，取出冷却后磨成粉，再用温开水调揉，做成半分厚的薄片，注充馅子，包成饺子形或圆饼形，入笼蒸熟，即可取食。馅子以豆角、萝卜、白菜为主掺以肉丁、豆干、粉丝、黄花，佐以适量葱、蒜、姜茸、酱油、味精等调味，食之颇为鲜美，喜爱者认为胜过北方包饺。节日及招待贵宾时，多以此饷客。
豆粑：用绿豆或蚕豌豆、荞麦、小麦等副粮，经磨退壳成瓣后，冷水浸泡一夜，再按三比一或四比一的比例，将浸过的大米与浸过的豆瓣搅抖均匀，和水磨成糊浆，舀一小勺，旋浇锅内，用贝壳捺成薄片，以阵火煎烧成熟，卷以虾米、萝卜丝、辣椒、姜、蒜做成的馅心，再以油煎酥脆，味美可口。如需贮藏，则不用馅心，只切丝晒干即可，煮食炒食，极为方便。
麻糍粑——将上好的糯米蒸熟，置于大木盆内，用木棒反复捣杵，成稠绒状，然后将研碎的熟芝滚蘸一遍食之，如在芝麻中掺入白糖桂花，则更为可口。
年粑——将糯米六或七成，混籼米四或三成磨粉，温开水调软，入甑蒸熟，半冷后切成块状。另有一法：即将粉调软后，入木印模压成形，蒸熟后图案清晰，名为印子粑。均冷浸保存，随时可取食之，油煎水煮极为方便。农历过年，供以祭祖，故名年粑。每年二、三月间播种插秧季节，农民常以此充作早点。
糍粑——用纯糯米蒸熟，入碓舂成绒状，再压成碗口大小的饼形，油煎食之，酥软可口。
溜蒸粑：用纯籼米和水磨成米浆，入笼蒸熟成大块，切成三寸见方小块，冷水浸藏，食时切片切丝，炒煮咸宜。
发粑：用小麦磨粉，水调后，用小苏打或老面发酵，做成圆凸包形。蒸熟食之。
糟粑：籼米碎磨粉，水调加入甜酒槽，发酵后蒸熟，通常随笼蒸成一大块，再切成菱形食用。有的用小瓯分装米浆，蒸熟后，状如瓯形，又名瓯子粑。
县内无特殊名菜。农村宴席，多用“四盘”、“四盆两碗”、“四盆四碗”，城市富家则多用“十碗荤”或“十碗八碟”。近年，人民生活大提高，筵席有多至二十几个菜的。虽豪华有余，而特色不足。
附：彭泽风味缩项鳊、鲥鱼的红烧或清蒸：
马当矾头缩项鳊，盛产于每年农历九、十月间，肉嫩脂丰，如烹饪得法，其味鲜美甲于他鱼，此鱼雄多雌少，品其味雌胜于雄，若取食宜以每尾一斤上下为好。缩项鳊既可红烧，又可清蒸，酒席间奉为名馔佳肴，系彭泽特有之风味。
农历五月上市的鲥鱼亦可如上烹法，但鲥鱼一般均较缩项鳊大，故须切成大块，鲥鱼的鳞含有鲜美肥腻的脂肪，其鳞用刀退卸后不要随意抛弃，可用清水洗净，再用滚水泡浸，最后将泡浸的水滤出放入鱼内同煮。
第五节 迷信与禁忌
彭泽民俗，禁忌多端，大都属于封建意识和迷信思想，建国后，民智大开，原来禁忌，逐渐泯灭，僻远山区，尚留残迹，兹择录如下：
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民间迎接灶神下界。禁忌放爆竹和高声喧哗，名曰“完静年”。
除夕完年及喜庆大典，寡妇应自行回避，不得在场观礼。
农历腊月办年事时，禁忌说“死”字和“杀”字。如人死了，要说走了，老了，过身了。杀年猪，要说“福年猪”，杀鸡鸭亦复如此。
农历三十晚吃年饭时，部分地区，禁忌猫嚎狗吠，闻牛声则以为大吉。
农历正月初一，禁忌扫地、做针线、向外泼水，据说这天是百物生日，应让百物休息。
农历正月初三，忌向活人拜年。
农历正月初七，晚上妇女忌做针线，俗传这晚做针线活，会招致老鼠啮咬。
妇女产后未满一月者，禁忌进入别人家的庭户，违者，要挂红布、放鞭爆，赔礼道歉。
怀孕妇女，忌入产妇房间，俗传孕妇能将产妇乳水踩去，导致产妇缺乳。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赏月时，禁用手指月亮，俗传月姐害羞，指了她，她会发怒割你的耳朵。
女儿在出嫁之日，忌自已走上轿门，俗传会带走了娘家的福气。要由亲兄弟抱负上轿。
亲朋戚友间，凡结婚、嫁女、丧事，均禁忌事后补礼惟生孩子、做寿，建屋可以事后补礼．
探望病人，宜在上午，忌在下午。据说，下午阴气太盛，于病人不利，且下午为日落之时，乃人死之象。
过年吃肉时，发现骨头，切忌直说“骨头”，应呼为“元宝”。
农历大年除夕之夜，各家将洗净全鸡一只，鸡的肛门内塞一鸡蛋，一同蒸熟，然后将熟蛋取出，在小孩咀边滚动数圈，边滚边说“鸡屁股咀说话不灵”。意在这样“处理”后的小孩，在整个新年中说不吉利的话，都不生效。
农历正月，在家之人禁忌初七出门。在外之人禁忌初八回家，有“七不出，八不归”，之说。
农历正月初七以前，禁忌响锣鼓。
在外乡身死的人，尸体忌入祖堂和家门，只能停放在郊外，号为“野鬼。”
别家牲畜自行走来，以狗为吉利，忌猫猪入户，有“猪来穷，狗来富，猫来顶麻布”之说，顶麻布即戴孝之意。
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春节，女儿、女婿同回岳家，不得同宿一床。
禁忌在晒有妇女下身衣物的竹竿下面通过，以避霉气。
逗引别家小孩时，忌说孩子长得胖、长得好，要说这孩子是丑样子，象小狗、象小牛，也忌说这孩子饭量大、吃得多，要说这孩子吃猫食。
乡民平日忌闻乌鸦当头或对面乱叫，认为祸事临头。忌闻猫头鹰叫，认为要死人。又忌眼皮跳，认为必有不吉利之事发生，偶有打喷嚏，则认为有人在背后议论或谩骂，也有人认为有人想念自己。
第三章 宗教
第一节 佛教
县内佛教由来已久，庵堂寺庙，遍布城乡。据同治版《彭泽县志》资料，截至同治初年止，全县佛教寺庙计105座，其中规模宏大、香火特盛的有县城的正觉寺、普明寺、三官殿、大觉庵。泉山乡的安禅寺、崇梵寺。小孤洑的龙津寺。双峰尖的集福庵。黄岭乡的宝华寺。和团乡的集福寺。杨梓乡的西峰山寺、法通寺。龙宫洞附近的仙真岩。海形乡的五龙庵。定山乡的安定寺等16座，这些寺庙中的僧尼共达六百余人。佛事法会，长年不断。延至民国，佛教仍为县内主要宗教。大小寺庙，尚保留86座。
民国23年（1934）全县大旱，24年大水，水旱连年，饿殍载道。当时佛教界领袖许止净，目睹灾荒严重，乡民处饥寒交迫之境，即出游江浙、募捐助赈。并以旅沪卖字所得，悉数捐赠本县灾民。号召县内佛教徒，成立赈灾机构，办理施济事宜。遂仿晋代高僧慧远创立莲社遗意。成立“彭泽莲社”。在老周家衕（今中医院左侧）建筑一幢二层楼房、祀佛教中的西方三圣（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同时作为“佛界救灾赈济会”办公之用。佛殿上有许止净亲手书撰的楹联，文曰：“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况一念横超，各教乘特推独异；径路易行，乐邦易到、惟三心圆发、诸信善务要真诚。”
加入莲社者，不论男女，一律称为“居士”，不落发，不受戒，不住庙，照常过家庭生活。清规戒律没有僧尼的严格，入社的佛教徒特多，莲社香火也较其他寺庙为盛。据资料，民国23—26年，四年之间，全县正式皈依佛教加入莲社的“居士”，共五百余人。县莲社事务出力最多者，有周义仁、周荫轩等，实际领袖则为许止净。民国27年，日军陷县，莲社的佛教活动遂告停顿。次年，莲社房屋被日军拆毁，许止净病逝庐山，周义仁、周荫轩亦避难他乡，莲社即无形解散。
许止净，原名许业笏。著有《历史感应统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等宣扬佛教的书籍。与当代高僧印光、圆瑛、太虚、虚云等法师交谊甚笃，为县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其它行谊见本志人物传）
县内佛教界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本僧和尚，人称本老法师。俗姓白，名玉山，满族。因与爱新觉罗溥仪有远亲关系，曾被人误称皇叔，他早岁出家，后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曾访问过印度、缅甸等国。归国后，为安庆迎江寺住持，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彭，欲振兴彭泽莲社。建国后，在县城茅湾冲构筑茅舍，念佛行医，后开发双峰尖，拟复旧观，略有文化，能宣扬浅近佛教教义，皈依他的弟子颇多。1968年病逝。其医学嫡系弟子为宝海和尚。
建国后，县内宗教人士，能遵守法令、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从事合法的宗教活动，历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爱国委员会委员等，都有宗教界的骨干力量和进步分子参加。
1959年以前，县内有僧尼78人，其中和尚30名，尼姑48名。至1959年止，返俗11人，老死12人，迁往外县的3人，合计26人。存留的52名僧尼中，住持4人（内安排人民代表2人、其中1人为县蔬菜场职工医院副院长），其他劳动9人，享受五保照顾的5人，余者散居乡村寺庙。
寺庙86座，分布在县城和四乡，在公社化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被移作学校、工厂、仓库、机关等55座，已倒塌的9座，尚存22座，其中空置无人居住、随时有倒塌危险11座。
1966年10月初，当时的造反组织在3个小时内，把城内、城郊6座寺庙的佛象全部砸坏。24名僧尼中4人去棉船公社落户、参加农业劳动；4人重返家园，有困难的安排城镇就业；2人继续享受“五保”户照顾；5人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由徒弟、子女负担；有固定职业的工人继续工作，将其寺庙改为县供销社仓库，安排年老体弱无家可归的7人，看守龙津寺。江莲精合及龙神庙等处房屋，全部清理丈量，划归县供销社使用。
1976年前，部份僧尼还俗、外迁和死亡。当年全县有正式佛教徒24人（信教群众不在内），其中和尚5人，尼姑19人，较“文化大革命”前的52人减少28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彭泽县委统战部制订佛教活动规则，确定县城的大觉庵、双峰尖的集福庵、天红乡的仙真岩寺三处为佛教活动点，三处香火不断。“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寺庙，清退县城4座寺庙总计548平方米，占用单位赔款15567元，用于寺庙维修和僧尼困难补助。自建的尼庵，明确产权，归私人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下放农村，取消商品粮的7名佛教徒，民政部门每月给予17元的定额救济。不能自食其力的教徒，所在地均给予“五保”待遇。生活不能自理的佛教徒吸收一名徒弟。
近来，增加新受戒僧11人，其中本籍5人，外籍6人；男2女9；老年2、中年2、青年7人。至1985年底，全县共有寺庙18座；僧尼35人。清同治以来，县内佛教情况，简表如下：
附：境内现存较大寺庙简介
大觉庵在县城凤凰山麓（即西山），俗名西山大王庙。明天启年间由邑人陶汝玉捐产建庙，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清同治元年（1862）重建。民国27年（1938）被日军全部拆毁。抗战后草草复建。“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破坏。近年，在全县佛教徒的支持下，续有增修，新建佛殿，妙相庄严，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女尼彭泽佛教小组组长、县政协常委演乘住持。
集福庵 位于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双峰尖，又名双峰古刹，为彭泽旧八景之一。林泉幽胜，风景绝佳。相传唐初即已建庙，庙前古柏二棵，五人合围，复荫亩许。乡人称之为宝树。庙内楹联：“宝树龙泉，万古育灵源，佛为众生留觉路；孤山蠡水，千秋凝浩气，天生名胜拥双峰。”清初庙毁，清嘉庆年间（1796—1820）重建，至民国28年（1939）被日军焚毁一光，“宝树”亦罹浩动。民国34年，邑人重修小庙一座，虽规模远不如前，而香火依然特盛，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由女尼常智住持。
仙真岩寺 在天红乡，著名旅游胜境龙宫洞、玉壶洞左侧。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建庙，清咸丰三年（1853）重建。庙内有状元汪鸣相书撰楹联：“洞内有天晴亦雨；岩前无岁草为春。”民国28年，被日军毁去一半。“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其全部。近年，当地佛教信徒，就原址因陋就简建一小庙。因在龙宫洞附近，游客甚多，香火特盛。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由女尼常照住持。
悟灵庵 位于泉山乡的刘家岭，原名安禅寺，建立于东汉，元末兵毁。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一甲阳村村民欧阳尚诚，曾支援朱元璋军，朱赠联：“大江东去几千里；白下西来第一家，”尚诚之子欧阳德刚于明洪武九年（1376）建此寺，以为纪念，原寺于民国28年（1939）被日军烧毁。1980年由一甲、九甲阳姓村民募资重修，殿宇宽宏，林荫葱郁，峰峦起伏，景物清幽。由女尼演修住持。
龙津寺 位于县城北五里的小孤洑。唐武后天授中（690—691）建。黄山谷题有碑记。明嘉靖初（1522），建小孤天后行宫，重修此寺，清嘉庆12年（1817）僧西怀募资续修，清咸丰三年兵毁，太平军于此筑土城以抗清军，同治10年，清水师营游府邬世遴重修，尽复旧观。民国28年又为日军所毁。1984年始开辟澎浪矾旅游点，再修龙津寺。
上元殿 在马当山，原为道教寺观，祀水府尊神。清同治十年改为佛教寺庙。民国26年，构筑马当要塞，拆毁一部，民国28年遭日军全毁。抗日胜利后，马当乡民重建。1967年又全部拆去。1984年，乡民重建小庙。俯视长江，风帆上下，林壑之美，足为旅游之胜，殿内祀释迦牟尼，由僧人普净住持。
第二节 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道教 以清净无为为主，道士留发蓄须，香火之地称为“观”。县内在抗战前，仅湖西乡真君殿有道士1人（姓名不详）。县城城隍庙内有道士1人（姓胡名肃，本城人）。全县信奉道教的不多，县内道观，抗战后，一座无存。
另有一种道教徒，在家居住，有妻有子，专以设坛打醮，超度亡灵，驱鬼压邪为业，此类道士中，年资较老，又有一定文化的向贵溪龙虎山张天师处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领取正式道士凭证，称为“奏职道士”。其地位在一一般道士之上，焚化表章，须经他署名盖章，方能生效。此种道士，建国前几乎各乡都有，总计约三百余人，分“灵宝教”、“清文教”二派，除经文略异外，余事大体相同。建国后，本县道教无传。
天主教 是基督教宗派之一，民国4年始传入我县。在县城设立“天主堂”，归九江教区管辖。首任神甫法国人，汉名何士必。除传教外，还教授法语，从读者十余人，士必调涂家埠教堂后，接任者仍是法国人（姓名不详）民国19年，红军攻入县城，神甫离去。后九江教区派来意大利神甫，汉名谢司铎。至民国27年撤走。日军占领期间，天主堂遭受严重破坏。民国34年，县政府稍加修葺，作双峰镇完小校舍。
民国初年，英人在二十五都（今天红乡）的下埠村，建立教堂一所，作传播天主教基地。教堂中有经堂、宿舍、仓库、厨房、占地约5亩，该教堂置出产50余亩，租与当地农民耕种，由神甫指派亲信教徒收租。租税苛重，洋神甫每次下乡，乘坐四人抬的官轿，随从多人，声势煊赫，傲视乡民。
耶稣教即基督新教，约在民国15年前后传入县内，在城内道士衕设立“福音堂”，教中著名人士，有教师刘俊林、高贞慧等。
建国前，全县天主教、耶稣教，共有本籍教徒26人，其中修士1名，牧师1名、神甫助手1名，教堂总务1名，贴写1名，司帐2名，普通教徒19名。建国后，二教无传。
伊斯兰教 彭泽历史上，曾有“回汉一家”的故事，传为美谈；二十五都（今天红乡）姚家颈村李瑞麟，清咸丰三年（1853）出生。少时为人放牛，太平军来彭，他参加军队，后被清军左宗棠部掳去，随军平定新疆，立战功，官至副将，赐号“忠勇巴图鲁”（满语、勇士）封建威将军，休官返里。光绪九年（1883）病死于彭泽老家。他在新疆作战时，曾娶一维吾尔族少女为妻，双方议定，以后子孙，须有一人信奉伊斯兰教。其孙李毓华幼年随祖母生活，为伊斯兰教徒。民国24年（1935）李毓华祖母病故，九江清真寺以教礼安葬。李毓华每年去九江祭扫。回汉一家成为民族团结佳话。
现全县有回族居民32人，分布城乡，均信奉伊斯兰教，但无宗教活动，亦无清真寺礼拜场所。
第一节 收支
收入农民收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大多数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佃耕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加之洋货倾销，白银外流，生产凋敝，农村破产。如遇天灾人祸，逃荒乞讨，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
民国期间，兵祸屡作，民不聊生。日军侵略中国后，县境遭蹂躏，村舍丘墟，死亡枕籍，田地荒芜，老幼无依。民国后期，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抓壮丁,派捐税，横征暴敛，名目繁多，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境。
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几千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活始有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6年全县户平纯收入375元，人平97．4元，每个劳动力年均纯收入250元。一小部分农民家庭因缺劳力或遇自然灾害，生活困难，人民政府均及时给予救济。
1958年，农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浮夸风，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当年农民收入水平降低，全县户平纯收入；73．36元，人平纯收入42．32元。每个劳动日价值由上年的0．695元降至0．205元，后经调整纠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户平纯收入上升到424元，人平纯收入91元，劳动日的价值为0．75元。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政治评工分，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受挫折。至1976年以后，农业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76年农业总收入为2766．96万元,比1970年增长41%,比1965年增长33．46%。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很大成绩，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开始走上全面发展，勤劳致富的道路。加上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收购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为366元，是1976年的3．4倍。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改善，不少农户有节奈。1965年全县农民存款计144万元，1979年为158．7万元，1985年高达1478．4万元。
职工收入职工在建国初期实行折实工资和供给制。发放大米作工资，一般每月大米100公斤左右，后改为工分制，以人均月生活费和津贴计算工资，分85至145分，每分价值折实大米0.8斤，白布0.2尺，植物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1950年后，改供给制为包干制，把供给制时所应发放的实物全部折款，发给领取人自行处理。1954年改为工资制。
1956年，职工工资实行改革，按级计资。县级干部16至14级（100至120元），区级干部22级至18级（50至90元），一般干部25至23级（30至45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平年工资383元，公私合营企业也于年底进行了工资改革，参照国营企业标准直接发给职工货币工资。1963年，部分职工调资。1971年，职工工资普调升级。1977年40％职工和1978年2％职工的工资调升一级。1979年又有40％职工的工资调升一级。1981年10月，教育、卫生系统的职工工资普调升级。1982年10月，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普调一级。大中专毕业生和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增加二级工资。这年，全县职工人均工资635.2元。1985年工资改革，初步理顺了工资关系，增资面广，幅度大，平均每个职工增资83元，增长11.4％。1978至1985年的8年间，平均每个职工的年收入增加了3367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基本工资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年人均奖金86元，人均书刊费24元；企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实行奖金和计件起额工资制度，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每个职工年增加收入在300元以上。
职工除得到以上工资部分收入外，还享受以下福利待遇。
实行公费医疗；享受探亲费（夫妻两地分居的年享受一次，报销往返旅差费；探望居住在外地的父母，每四年一次，报销70％往返旅差费；县境内夫妻不在同一地工作的，一方每月报销探亲费不超过8元）；女职工享受产假，晚婚晚育者适当延长产假期，死亡给予丧葬费和遗属抚恤；因公残废、死亡抚恤费从优。
本县于1965年始，发给职工粮价补贴，月平均3.2元；1979年始发给副食品补贴，每月5元。1985年始发给肉价补贴（含城镇居民），月人平1。2元。职工年享受以上补贴近百元，生活困难的职工还给予福利补助。1985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总额为317。03万元，比1980年增加203.41万元，年均递增22.8％。其中，全民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为260.99万元，增加169.71万元，年均递增23.4％；集体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用为56.04万元，增加33.7万元，年均递增20.2％。1980年与1985年全民、集体单位劳保福利费用增减变动情况列表如下：
1980年与1985年全县全民、集体单位近几年来，城镇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85年比1980年新增职工3539人，年递增4％。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职工家庭的赡养人员相对减少，大部分职工家庭收支略有节余，银行储蓄额逐年递增。1952年，城镇居民年末储蓄额为6.1万元，1978年为132.9万元，1985年为1256.7万元，较1978年增长8.5倍。
支出 生产发展，收入增加，人们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量随之增大。近几年，由于农副土特产品价格上涨，整个支出费用扩大。据1985年对东升、太平关、和团、泉山、棉船、杨梓、芙蓉等7个乡，70户405人的调查，当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支出323.97元，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69.07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5.20元，缴纳税款7.27元，上交集体承包费12.79元，生活消费支出228.10元，其他非生产性支出1.55元。收支相抵，年人均结余数123.44元。
城镇居民消费略高于农民，据1985年对三口人家庭的抽样调查，年收入人均645元，年消费人均435.5元，其中粮类开支56.5元，菜金及燃料开支120元，烟、酒、茶等日用品102元，衣着等82元，节日期间增加开支计75元。收支两抵，年人均结余209.05元。
第二节 衣食住用
衣着 建国后，本县人民衣着不断更新，服饰面貌逐步改观。50年代，主要以国产棉布为衣料，穿棉线长袜，冬着布鞋，夏着木拖鞋，雨天着木屐；60年代灯芯绒、化纤布为时新衣料，塑料拖鞋、胶鞋开始使用；70年代涤棉布衣料、皮鞋、全塑凉鞋、尼龙袜、丝光袜行销市场；80年代，衣料着重款式新颖，中高档面料持续增长，成衣比重上升，时令服装深受群众欢迎，城乡居民穿着商品向美观、舒适、大方、新颖发展。主要衣料为涤棉布、毛料。着皮鞋、胶鞋、全塑凉鞋，衣服款式以便装、中山装、列宁装最为流行。年轻人喜欢穿各式春秋衫、青年装。妇女流行穿短裙、连衣裙。春秋两季，男女均喜欢穿西服，冬天由穿普通棉袄、棉裤发展到穿茄克袄、滑雪衫、羽绒衫、毛线裤，棉内衣也由毛线衣、羊毛衫逐步淘汰棉卫生衣。鞋式也由平跟向中跟、高跟发展。人们在富裕之后，开始摆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点。
1985年，穿的商品零售额为1366万元，比1980年增长1。46%。全县销售棉布980300米，人平3米；化棉布80万米，人平2．5米，比1980年（下同）增长72%；化纤布222600米,人平0。7米，增长69%；毛线1．8万公斤，每百人5公斤，增长60．1%；皮鞋1．1万双，每百人3．5双；胶鞋19．3万双，每10人6．5双，增长47．9%；绸缎7．4万米,增长42．3%,呢绒5．6万米，增长2倍；各种服装9．1万
件，增长10．2倍。近两年，新式西服，羽绒服装等特别受县人喜欢。
饮食建国后，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78年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粮食的增长速度。1985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24．75%,全县人口比1978年增长8．72%；粮食人均占有量增长幅度较大。同时，对饮食的结构有所调整，禽蛋、肉食品在生活中的比重增加。
农民的肉食和油料供应概无定量'，除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外，均自产自销，多产多吃。1978年，农民年人均消费粮食319．3公斤，食油5．6公斤，猪肉7．8公斤。绝大多数家庭粮、油、肉食自给，少数家庭自给有余。
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从1955年起实行计划供应，按年龄、工种凭证定量配给，一般月定量标准为：特重体力劳动者16．5公斤，机关干部、职工、店员13．5公斤，中学生15．5公斤，10周岁以上居民13公斤，6周岁至10周岁儿童9公斤，3周岁至6周岁儿童6公斤，不满3周
岁儿童4公斤。人均月食油定量0．15公斤，元旦、春节，每人增供0．2公斤。该时期，粮食和食油供应稳定，猪肉供应偏紧，人均月供0。25公斤，节日期间稍有增加。
1960年和1964年，对城镇人口用粮标准稍作增减。1969年和1973年，进行新的调整。此后，用粮用油定量标准一直未变。70年代后期，粮食部门增供面食和其它豆类，改变食品结构，注重营养成份。
建国后，副食品种增加到150多个，式样新，营养成份多。烟、酒和其它副食品、调味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提高。据统计，1956年全县销售食糖178600公斤，人均1.5公斤；销售卷烟683箱，人均1.6条；销售酒28000公斤，人均0.5公斤；销售糕点48630公斤，人均0.4公斤。1985年，全县销售食糖1003100公斤，人均3.3公斤；销售卷烟1580485条，人均4.7条；销售酒1086500公斤，人均3.4公斤；销售糕点311200公斤，人均1.2公斤；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城乡居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大宗品种增加，质量讲究营养价值。1985年食用商品零售额实现4888万元，比1980年增长87.6％。
住房建国前，农民多住土墙、瓦屋，一部分农户住草棚、庙宇、祠堂。帮地主、富农打长工的，则终年栖身于牛棚。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住房条件有较大改善。多数农民家庭建新房，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钢筋水泥混合型结构的新式楼房增多。1985年，全县农房建筑面积3626282平方米，人均占房面积为14.13平方米。丘陵及平原地区农民住房面积，原低于山区，近年起明显的变化，新建住房面积的增加较山区快，而结构改善亦优于山区。
城镇居民住房总面积22558979平方米，约占房屋总面积的52％。县城有住房1796栋，供3804户15540人居住，人平居住面积5.44平方米。县城房屋结构，建国前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店面屋。建国后，50年代以平房为主，木质屋梁，板竹隔壁为房，通风和采光条件差；60年代为砖木结构，大部分建筑为2至3层楼房，一室型较普遍，通道过多，嘈杂混乱。1976年以后，发展到砖木、钢筋水泥混合型结构，3至5层楼房，形成多室型配套单元组合，配有自动上下水系统和排污化粪池，有的住房配有壁橱、木质地板、卫生间等设备。
各乡（场）机关、基层学校、医院及驻乡有关单位也新建一批住房。其住房面积大都超过县城人均居住面积。
用品 建国前，普通群众家庭多以土石垒灶。饮食用具多以竹木自制，如水瓢、竹碗、木盆等。照明点菜油灯，夜行靠烧松明或向日葵杆；装衣被用具大都以自钉木板箱或是高悬于屋梁。就寝以土砖砌墩搁置木板或竹排为床，铺以自编草席、篾席，冬天则铺置稻草。田间劳作，雨天则披蓑戴笠。县城居民家庭略好于农民，豪富之家则置有比较好的饮食用具。家具用细木精雕，厅堂摆设较富丽堂皇。建国后，人们对生活用具的要求越来越高。青砖垒灶，瓷砖铺面，村庄农户烟囱林立。城镇居民，多有用煤气灶及电饭煲者。餐具由使用瓷器、铝制品或搪瓷取代了旧时竹木制品。1978年以后，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自动尼龙伞、各种式样的木制新家具，如高低床、大小衣柜、食品橱、书柜、五斗柜、床头柜等。还有录音机、电视机、电风扇、台灯、长短沙发等中高档用具。据1981年统计，当年（县外购进的未计入）全县销售手表3188块、收音机8073台、自行车1384辆，电视机207台、录音机14台、台扇89台。据1985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民家庭年人均日用品消费29.52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2.94％。每百户家庭主要耐用品年末拥有量为自行车38.57辆，缝纫机25.71架，手表85.71块，收音机54.29台，电视机20台，电风扇17.14台，大型家具132.86件。县城职工家庭生活用具变化更快。手表、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沙发、整套新式家具几乎普及每个家庭，尤以青年职工结婚配置更为齐备。部分家庭还
拥有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用具。
80年代初，流行装饰品和化装品，如：金银首饰、发蜡、胭脂、口红、香水等，青年男女争相购用，以为时尚。1985年全县居民用品零售额实现1417万元，比1980年增长1.9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的13.9％。
第二章 习俗
第一节 民风
彭泽县地多山泽，清同治版《彭泽县志》说：“其民多贫”。总述彭泽民风为“士人勤谨礼让，农人尽力耕殖，人性坚贞，习尚风雅，燕（同宴）会以文，交际以礼，耻奔竞而甘恬退，厌粗野而饰衣冠，鄙流荡而羞不义”。彭泽人民历代有勤劳、纯朴、讲礼、重义的高尚品德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建国前，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以耕读传家为本，不愿学习手工技艺。各种工匠，多来自外县，只有裁缝工，多出于县人。建国后，农民子弟逐渐学艺，各种工匠，多由本县青年接替，成为亦农亦工的手工业者，旧志所谓的“业农之家，少事工匠，职艺子弟，间务耕耘”的状况，尚未改变。少数拿得出本钱的人从事商务贩卖，如装运棉花、菜子、芝麻、花生、黄豆等物，到外地贩卖。这种商贩，称之为“走水客”。建国后，商务活动，多由国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户从事商业经营和运输服务，一时大为发展。
彭泽人富于斗争精神。清咸丰、同治年间，邑民助太平军袭击清政府。太平军多次攻克县城、太平关及小孤山等地，得到邑民的助战。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斗争之烈，死难之多，为历史所未有。抗日战争中，彭泽人民与日军、汪伪进行殊死斗争，长达七年之久，以弱胜强，屡创顽敌。
县境遭受过数不清的水旱天灾，在旧社会官府苛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异常这种境遇中，彭泽人民从来没有成批逃荒，总是咬紧牙关，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第二节 节日礼俗
立春 有“新春大似年”之说。这天，家家摆设茶叶、稻谷、青菜三物，焚香鸣爆，称为“接春”。另用红纸写：“迎春接福”四字，贴于中堂或门首，以示得福，旧俗立春前一日，为土牛挂彩，到期县官率僚属迎春，亲自扶犁，三推而止，然后用鞭子打碎土牛，叫“鞭春”。打碎的土牛，群众争拾残片，以为“得春”。此俗在北伐战争后逐渐废止。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是传统的春节。这天，家家户户很早起床，鸣放鞭爆，名曰“出天方”。意为开门大吉，万事如意。清晨，儿童着新衣，往长辈家拜年，必获糖果而归。成人相见，则拱手道贺，互祝吉利。客来，敬之以糖茶熟蛋，名曰“捧元宝”。建国后，将农历年改为春节。名称虽改，习俗仍旧。机关团体，有的举行团拜，代替旧俗。
拜新灵 农历正月初三，全县大部分地区，对头年死去的人，叩灵祭奠，携带香纸、金花、鞭爆前往，叫做“拜座”。
人曰 农历正月初七，农村户户都烧门前纸，并有：“烧了门前纸，男人做买卖，女人做针黹（音纸，女人做针线曰针黹）”之说。意思即初七已过，男女都要各务本业，劳动营生。多数村庄，使儿童涂花脸，手执刀叉，鸣锣击鼓，往来呼噪，挨家挨户追赶，名曰“赶野猫”、为古代用傩（音挪，古代驱鬼疫之义）驱鬼逐疫形式的沿袭和演变。入夜，则用鞭爆或爆箬（一种燃烧有爆炸声的树叶）点燃后，复以木盆，噼啪作响，名曰：“报财报喜”。在放鞭爆时，儿童口中歌唱：“报财报喜，陈谷腊米，猫眼睛亮，老鼠眼睛瞎”、“报财报喜，陈谷腊米，前仓满，后仓沉，中间仓里装金银”。
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灯节”。往年邑民轮供灯会，有采茶、踩船、蟹、蚌、太子、鳌山等名目。城中四门不禁，鼓乐喧天，歌舞达旦，青年们赤膊游龙，每以鞭爆盘于龙头，点燃后，火花四迸，旁观者又以火花向之注射，虽灼肌肤，亦所不顾，往来欢呼，名曰“跑花”，抗日战争后，此风渐衰。1978年以后，县文化部门每年在县城举行灯展活动，彩灯齐展，观众如云。城乡居民，多在这天夜间，以糯米粉裹芝麻、莲籽，做成圆团，名曰“元宵”，合家聚食，以为吉利。民谚有云：“吃了元宵粑，各人做庄稼。”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元宵一过，遂告结束。
土地会农历二月初二，民间相传这一天蛰龙开始苏醒，称为“龙抬头”。又传说这天为土地神的生辰，城乡群众，分别在居住之地举行祭祀，名曰“土地会”，男人参加，整洁衣冠，置办祭品，有的村庄还请道士设香案、作法事，以求一方平安清吉，仪式完毕，参加者齐集会餐。抗战胜利后，此俗消歇。
花朝 农历二月十五，民俗相传这天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农村居民，多在这天做蒸米粑或糕粑，名叫“花朝粑”。一些爱热闹的男女，还在树林里，以彩纸挂树枝上，焚香鸣爆，供以米粑，敬祀花神。少女们喜欢以彩帛饰于鬓发之间，以期博取花神之喜爱而赐以幸福。传统习惯于此日男婚女嫁，大吉大利，不犯忌讳，不怕神煞。
上已日 农历三月初三，民间认为这天是灾星邪鬼降临的日子，农村妇女，清晨去野外剪野生小蒜和粉做粑，名曰：“打鬼粑”。认为吃此粑，可以驱邪逐鬼，消灾免难。
清明节 农家喜于门前悬挂新柳。在此之前群众即开始扫墓活动，在祖先坟前焚香烧纸，鸣放鞭爆，献牲礼酒食，并在坟上挂纸花，压纸钱，同时铲除墓地周围杂草，在坟上培土堵洞，祭奠后的肉食酒类，儿童集食，以祈祖佑。现机关、团体、学校，亦多在此日拜祭烈士陵墓，以寄哀思。
浴佛节 农历四月初八，佛教善男信女，多往寺庙焚香礼拜，迄今农村中，仍然有不少佛教徒和信佛群众十分虔诚参加这种宗教活动。民间传说，这天下雨，主当年大涝；天晴主当年大旱，阴天主好年景。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又名端阳节，称为大节。这天家家以艾蒿菖蒲挂门首，说是“艾虎除妖，蒲剑斩鬼”。传说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投江而死，民间用箬叶裹糯米，古称“角黍”，俗称粽子，投江祭奠，又以雄黄和酒，家人遍饮，并将此酒洒于墙脚壁角，以避蚊蚁兼除疫疾。江湖水面上常有龙舟竞渡，先到的拿下彩旗，称为夺标。端午风俗，沿袭至今，一仍如旧，惟龙舟竞渡盛况，不及从前。
城隍生日 农历六月初六，相传为城隍生日。前三天扫道清尘，演戏庆寿；临期，抬城隍塑像出巡，满街结彩，香案迎神。此风盛于清代。民国8年（1919）以后，即不复举行。
尝新 立秋前的第一个逢卯日，叫做卯成日。农民多于此日擀面做粑，摘取新稻，祭祀天地祖先，名曰“尝新”。有些地区，还抬神像，敲锣打鼓，巡行田野，意为驱逐禾瘟，祈求丰年，现在此风已废。
七夕 农历七月初七晚称为七夕，又称七巧，相传牛郎织女，此夕在天河鹊桥相会。民间做粑，拜祀牛女双星，纪念这一对忠贞夫妇。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俗称鬼节。各家设祭敬祖，入夜请道士念经，赈济孤魂。建国后，科学知识普及，道士念经赈济孤魂的活动，不禁自止。拜祭祖先之风，依然存在。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与春节、端阳并称为三大节日，全县各地均有吃月饼、糍粑的习惯。中秋之夜、有赏月遗风。家家户户举行家宴，颇为丰盛。儿童则搜集破砖碎瓦，迭成宝塔，内点火烛，通体光明，名曰“拜月塔”。这一日，游子归乡，家人团聚，故亦有“团圆节”之称。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日，又名重九节，过去一般读书人，常于此日结伴登高，摘菊花，插茱萸，佩药囊，避免灾难。有的还吟诗作赋，以为风雅。农民多于此日以绿豆和米，磨浆煎成薄片称为豆粑，或做蒸米粑，小吃一顿，以示过节。民间谣谚云：“重阳过后无时节，一朝雨来一朝雪”，意为重阳过后，转眼就是寒冬，冬衣冬粮，应及早筹划。
冬至日 民间设羹饭祀祖先，举行冬祭。古代人认为冬至日是“一阳复始”，从这天起日晷渐长，生机孕发，故对冬至日重视。
腊八 腊月农事稍闲，农家婚嫁，多在此月，初八日称为“腊八”，一般都是此日为喜庆吉日。民间则喜合瓜果豆米煮粥，名“腊八粥”，相传吃了此粥，除寒保暖，祛病延年。
除日 腊月三十日（月小二十九），取除旧布新之意。居民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张贴春联年画。至夜设馔祭祖，傍晚多有携酒肉上祖坟拜谒的，名为“送岁”。长辈对家中儿童赐以金钱，名曰“押岁钱”。午夜，各村铳爆齐呜，将家中前后门关上，名曰“封财门”。关门后，家家灯火达旦，围炉笑语，名曰“守岁”。黎明又鸣爆开门，名曰“开财门”。至此，辞旧岁结束，迎新年开始，如此循环往复。
第三节 婚丧杂礼
婚嫁建国前婚嫁，有一套旧礼仪，一般由媒人先向男女双方介绍情况，从中撮合。双方家长同意后，男方登门相亲，女方就机选婿。女家看中男方，即煮面点招待，男方同意即将面点吃完，算是双方“心许”。过数日，男方将自己鞋样送去，女方照来样做鞋赠男方，叫“押样”。男方得到新鞋，即向女方赠金若干，名曰“聘金”；另送金银首饰衣物，名曰“聘礼”，或曰“行礼”。
行礼之后，婚姻关系即已确定，择吉完婚。完婚之日，新娘轿入村口，新郎拦轿，揭开新娘头盖，用毛笔蘸红在新娘两眉之间点一“吉祥痣”，叫做“点妆”。入室，红烛高烧，先拜祖先父母，后夫妻交拜，叫做“拜堂”。新娘由女嫔伴入洞房，村中儿童齐集新房，向新娘笑闹为乐。当晚盛宴，名“花烛筵”。宴后，村中能歌会唱的齐集新房内，敲锣打鼓，弹奏管弦，高歌浅唱，恣意取乐，名曰“闹新房”。
闹新房完毕，退出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安寝。午夜，邻里青年设法要将新郎新娘衣物悄悄偷去，主家拿出糖果、香烟将衣物赎回，名曰“偷新房”。俗传“偷发偷发，越偷越发”。
女子出嫁， 一般用轿，（建国后以马、汽车取代）贫素之家，用二人抬的青布盖轿，俗称凉轿；富豪之家，则用四人抬的彩轿，俗称官轿，另有箱柜盆桶衣被等妆奁，则由男方派人随轿抬去，妆奁多少，以家境贫富而殊。
嫁女在上轿之前，家人围哭，叫做“哭嫁”。俗传“哭发、哭发”，认为哭者愈多，婚后就会愈加兴旺。哭毕，跪辞祖先父母，此时父亲将一朵大红花插在女儿发髻之上，然后由亲兄弟抱负上轿，父亲跨门槛锁上轿门，取早生跨门子之意。旧俗结婚第二年，新娘须回娘家住一年，名曰“回门”。回门期间生子，名曰“跨门子”。
抗日战争后，男方用现金下聘礼者较为少见，上述陈规陋俗，繁琐复杂，逐渐被淘汰。建国后，废除买卖和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结婚前只须申请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寡妇再嫁，男到女家，逐渐增多，但边远乡村，封建婚姻的现象，仍然存在。70年代后期，男女双方，日尚虚荣，女方索取高额聘礼和高档礼品，华丽衣饰者，为数不少。男方讲究排场，大摆筵席，接受贺礼者，亦常有所见。
近年政府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俭朴节约，茶点招待。集体结婚，礼仪从简。社会上逐渐推行，但尚未形成新风。
丧葬旧俗人死之后，烧纸钱纸褡，叫烧“下床钱”。尸体停放在门板上，择时入殓，叫做“进材”。讲究棺木，乐意土埋，有“亡人得土为安”之说，亲朋哭吊，送挽联祭幛，服丧者一律穿戴白色衣帽；死者的妻子、儿女、媳妇，在白布衣帽上还要加上粗麻、以示重孝（由于旧俗重男轻女的思想，妻子死亡，丈夫并不戴孝）。入殓后，灵柩停放祖堂，请道士斋醮，佛教徒则请僧尼念经做佛事，为死者超度往生。
斋醮完毕，即请地仙（察看风水的人）选择墓地风水，拣选时辰，入穴埋葬。乡民多迷信风水，因争墓地，每致涉讼，或因墓地难求，“高曾之柩，数传而不葬”。
死后七天，家人烧纸拜灵，名曰做“头七”。以后每隔七天，均需拜灵，或请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至“七七”为止。
死期满一年，家人和亲友，均在忌日举行悼念活动。叫“做周年”。将原先纸扎灵屋以及孝杖等物，一概焚毁，仅为死者留一块木制灵牌，谓之神主，后人常年供奉。有的人家意欲取消神主，则请道士为之念经焚毁，名曰“除灵”。
父母之丧，儿子媳妇要守孝三年，名曰“守帐”。如儿子早死则由长孙代孝。代孝之孙名为承重孙。儿孙俱无者，则由过继之子代孝。
建国后，废除迷信，不许斋醮，出殡即葬，从不淹留。祭奠仪式，改为送花圈，佩黑纱，开追悼会。以寄哀思。建有殡仪馆及火葬场，提倡火葬，乡民狃于旧俗。举行火葬者不多，土葬之风尚盛行于民间。
杂礼 生孩子、造新房、过寿诞等礼仪，统称杂礼。
旧社会以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为乐。故生第一胎无论男女，均鸣放鞭爆，以示庆祝。三朝接生婆用艾叶煎水，为婴儿洗浴，名曰“洗三朝”。满月之日，家中摆酒设筵，请邻里亲朋，名曰：“做满月”。周岁时，更加隆重，以盛宴迎请宾客。焚纸轿，送伴婆神，名曰“做周岁”或敬称“做千岁”。富贵之家，多于此日，罗列各种物品，如纸笔墨砚、针线、算盘、锄犁于小儿面前，由小儿随手抓一件，以预测小儿的前程。如男孩抓纸笔，则预示将来会读书，抓锄犁，则认为长大必务农，女孩抓针线，则将来必会做女红。这种仪程，名曰“抓周”。凡小儿满月、周岁，亲友均须送礼。至第二胎以后，则较随便，女孩尤为草率。
建造新房，上梁之日，用大红绸系在大梁上，选定吉时，架上屋顶，鸣锣喝采，抛撒米果，随人抢食作乐，以示吉庆。新屋建成后，择吉日进屋，进屋时，男女主人在五更天色将明之际，抬蒸好熟饭一甑，鸣爆入门亲朋均送礼祝贺。
庆寿：从五十岁起，每十年为一寿期，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岁，均可做寿。而以夫妻双寿，最为福泽。每次寿期，均提前一年，俗称做九不做十。富贵之家，大摆筵席，亲朋须送寿匾、寿联、寿幛、寿桃、寿面……等。大多数人家，则简约从事，仅举行家宴，不收贺礼。
以上生孩子、造新屋、过寿诞，三种礼仪，统归杂礼。近年以来，这三种礼仪大都从简，过分铺张，大宴宾客之风，已渐销歇。惟戚友家的子女，参军或考入大中专者，必须送礼，这种新的礼俗，在县内已形成风气。
第四节 服食习俗
服饰 帽瓜皮帽，形如剖开的半边西瓜皮壳，由半硬衬长三角形的布块，拚缝而成。共六块，帽顶中心配有玻璃圆珠、陶瓷圆珠或丝带编织而成的帽蒂。富贵之家，甚有用朱红、翠绿、墨黑不等颜色的珠宝为帽蒂者，帽面一般采用黑缎或细布制作，帽口镶滚二三分宽缎边或布边，帽式有青年、老年之分，青年用的顶高而尖，老年用的顶低而平。
毡帽钵，状如钵，用毡制成，两侧有能开能合的护耳洞，前额有帽檐，精制的还镶有金色帽边。
礼帽，用毡呢压制而成，形如反扣的宽沿面盆，戴用时将帽顶正中压成一条凹形小槽，再将朝额前方摆成左右小涡，便于取戴。
狗钻洞，又名猴头帽。以线纱或毛线针织而成，套住头部，露出眼口。由于戴上颇似假面具，故又称“马虎”帽。
风帽，用绸缎呢绒或细布制成，有棉、夹二种，帽顶似斗笠，顶上有布拖至背心，有左右护耳，用扣子或带子系于颏下，多为老年男子出外兜风之用。
两块瓦，又名额子帽，用绸或布剪成鱼肚形二块，一端连缀，中镶珠子，两尾有系带，平放八字，帽两侧金银蝙蝠或蝴蝶，边底挂银链银铃，走动时叮〓作响，此帽为旧时妇女所喜用，能护耳部又能遮住太阳穴，老年妇女则除却金银饰物，只在中层铺以棉絮，作为暖帽。
凉帽，幼儿专用，用彩色绸布加以硬衬，制成圆箍形，上下滚边，两边绣花，正中缀有“长命富贵”、“莲生贵子”或“福禄寿喜”等字样的银牌或铜牌，并带有小银铃，上配彩色绒球等，此帽适宜婴儿春秋二季使用，因无帽顶，故称凉帽。
兽头帽，用绸布加衬制成，形如狮、虎、狗、猫头相，顶前有一对竖耳，正面绣有“四兽”眉眼口鼻，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并配有银饰，适宜幼儿冬季戴着。
建国后，解放帽、列宁帽、工人帽广为流行。近一、二年，登山帽、滑雪帽、溜冰帽、太阳帽、旅游帽等也为男女青年所喜爱。
夏季城乡人民，普遍使用草帽，草帽有宽边草帽和形似礼帽的窄边草帽，今昔基本相同，无多大变化。
上装 长袍，大襟平口领，自领至右腋下与左下摆叉口齐，纽扣为布条卷缝的圆带编结而成。右腋小襟内有平口荷包，全长至脚跟；春秋夹袍，夏季单袍，冬季棉袍、皮袍，均为男性穿用。
马褂，对襟平口领，大袖无荷包，长齐腰，左右后三面开短叉，套穿于长袍外，一般用着礼服，在参加喜庆、祭祀、典礼节日、迎宾会友时，男性穿着。
对襟短褂，有男女单夹之分，男式底边平直，平口荷包，布纽扣或螺甸纽扣，长至腰下；女式则底边略呈圆弧形，眉月或斜口荷包，布带盘花纽扣，罩至臀部。
大襟短褂，分男女单夹。女式镶有云边，还有在云边之上镶嵌花边或金边的，更有在袖口、领下、大襟、两摆等处镶滚花边，以示华丽，长齐腰下。男式则较简朴、长齐膝上。
背心，又称背褡或坎肩，女式大襟，男式对襟，多穿在衣褂之外，亦有作为内衣者。
旗袍，长齐脚跟，短仅过膝，两侧下边留有叉口，长袖短袖，则以气候节序而定，为女式服装。流行于城市妇女及富贵家庭妇女之中，农村妇女，极少穿着。
窝囊袋，式样一如马褂，惟背心中间及左右两侧，不开叉口，冬季则絮以棉花，穿在袄外，以御风寒。
连帽风衣，帽顶尖，后面和领连缝一起，无袖，襟前以带代扣，多为童装。成人则用呢绒之类，做成无袖外氅，名曰“披风”，又叫“斗蓬”，男性冬服之一种，达官巨商喜着，农村平民则鄙薄之。
建国后，服装款式，大有改变，长袍、马褂、旗袍、斗蓬之类，不再流行。人民日常穿着崇尚简朴雅洁，喜爱中山装、列宁装、工人装、青年装、解放装，颜色以青蓝灰白为主，男女服装，大同小异，工农一体，风行城乡。近一、二年，服装品类花样翻新，尤以女装为最，男装亦将改变色彩单调；款式划一的传统，穿西装已成时髦。
用料有各种化纤，如尼龙、涤纶、晴纶、锦纶以及毛混棉混，逐渐取代纯棉纺布，五光十色，艳丽夺目，为本县人民衣着增添无限光彩。
下装 抄口折腰裤，腰口大小以腰围粗细胖瘦而定，裤裆，抄口折腰，另用布带围系于腰间。
系脚裤，式样与抄口折腰裤相同，惟裤脚开叉口，折合于脚颈，用阔带绕系。冬季老人棉裤，多采用。
裤腿，有棉夹两种，只有两只不相连接的裤腿筒，无腰无裆，裤筒前面呈三角形，高至腰，系在裤带上或用吊带款在颈脖上；后高至臀下，脚口齐跟，套穿在单裤之上，既可为两腿保暖，又便于劳动，因无裤裆，故名裤腿。
布袜，有单、夹、棉三种，长统袜上至膝盖，短统袜上至腿肚，形如统靴，由裁缝工人裁制。民国25年（1936）后，针织纱袜、丝袜、毛袜普及城乡，布袜渐被淘汰。
近年又将尼龙丝织成弹力袜。完全取代了纱袜。
鞋锁梁鞋——两块鞋面相拚，前脊绞合、形成硬梁，故称锁梁鞋，棉鞋多用此式。
靴形鞋——形状如靴，脚背上两排鸡眼扣、用布带穿系。有两截的，也有三块联成的，亦为冬鞋之一种。
剪口鞋——鞋口如“A”字型，亦有如圆弧形者，名日圆口鞋。
舌头鞋——脚背上有一长舌护住脚背，舌头与鞋帮之间，有用松紧带连系的，也有不连系的。
草鞋——用稻草或麻丝、碎布筋扭成绳坯编织而成。夏季中农民多喜穿用之。
油鞋——分干湿鞋和钉鞋二种，干湿性只在鞋面上涂一层光油；钉鞋则在鞋底上加钉鞋钉，以防雨天泥泞路面滑跌。
木屐——以牛皮二块拚接中间缝合，两边用小钉钉于木底之上，木底每只四角加钉圆颗形或方扁形铁钉共四枚，以防滑跌。牛皮面则涂以桐油，以防水透，雨天穿用，无须脱去脚上原穿的鞋只，甚为方便。近几年，人民群众喜穿皮鞋、胶鞋及塑料鞋，布底鞋有逐渐淘汰之势。草鞋，油鞋、木屐，则完全为塑料凉鞋和橡胶雨鞋所取代。
饮食县人主食，以大米为先、麦类杂粮次之。常食干稀米饭、面食，间或制作粑果。
蒸米粑：用最好的上等籼米，淘洗过滤后，上：甑蒸至六七成熟，取出冷却后磨成粉，再用温开水调揉，做成半分厚的薄片，注充馅子，包成饺子形或圆饼形，入笼蒸熟，即可取食。馅子以豆角、萝卜、白菜为主掺以肉丁、豆干、粉丝、黄花，佐以适量葱、蒜、姜茸、酱油、味精等调味，食之颇为鲜美，喜爱者认为胜过北方包饺。节日及招待贵宾时，多以此饷客。
豆粑：用绿豆或蚕豌豆、荞麦、小麦等副粮，经磨退壳成瓣后，冷水浸泡一夜，再按三比一或四比一的比例，将浸过的大米与浸过的豆瓣搅抖均匀，和水磨成糊浆，舀一小勺，旋浇锅内，用贝壳捺成薄片，以阵火煎烧成熟，卷以虾米、萝卜丝、辣椒、姜、蒜做成的馅心，再以油煎酥脆，味美可口。如需贮藏，则不用馅心，只切丝晒干即可，煮食炒食，极为方便。
麻糍粑——将上好的糯米蒸熟，置于大木盆内，用木棒反复捣杵，成稠绒状，然后将研碎的熟芝滚蘸一遍食之，如在芝麻中掺入白糖桂花，则更为可口。
年粑——将糯米六或七成，混籼米四或三成磨粉，温开水调软，入甑蒸熟，半冷后切成块状。另有一法：即将粉调软后，入木印模压成形，蒸熟后图案清晰，名为印子粑。均冷浸保存，随时可取食之，油煎水煮极为方便。农历过年，供以祭祖，故名年粑。每年二、三月间播种插秧季节，农民常以此充作早点。
糍粑——用纯糯米蒸熟，入碓舂成绒状，再压成碗口大小的饼形，油煎食之，酥软可口。
溜蒸粑：用纯籼米和水磨成米浆，入笼蒸熟成大块，切成三寸见方小块，冷水浸藏，食时切片切丝，炒煮咸宜。
发粑：用小麦磨粉，水调后，用小苏打或老面发酵，做成圆凸包形。蒸熟食之。
糟粑：籼米碎磨粉，水调加入甜酒槽，发酵后蒸熟，通常随笼蒸成一大块，再切成菱形食用。有的用小瓯分装米浆，蒸熟后，状如瓯形，又名瓯子粑。
县内无特殊名菜。农村宴席，多用“四盘”、“四盆两碗”、“四盆四碗”，城市富家则多用“十碗荤”或“十碗八碟”。近年，人民生活大提高，筵席有多至二十几个菜的。虽豪华有余，而特色不足。
附：彭泽风味缩项鳊、鲥鱼的红烧或清蒸：
马当矾头缩项鳊，盛产于每年农历九、十月间，肉嫩脂丰，如烹饪得法，其味鲜美甲于他鱼，此鱼雄多雌少，品其味雌胜于雄，若取食宜以每尾一斤上下为好。缩项鳊既可红烧，又可清蒸，酒席间奉为名馔佳肴，系彭泽特有之风味。
农历五月上市的鲥鱼亦可如上烹法，但鲥鱼一般均较缩项鳊大，故须切成大块，鲥鱼的鳞含有鲜美肥腻的脂肪，其鳞用刀退卸后不要随意抛弃，可用清水洗净，再用滚水泡浸，最后将泡浸的水滤出放入鱼内同煮。
第五节 迷信与禁忌
彭泽民俗，禁忌多端，大都属于封建意识和迷信思想，建国后，民智大开，原来禁忌，逐渐泯灭，僻远山区，尚留残迹，兹择录如下：
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民间迎接灶神下界。禁忌放爆竹和高声喧哗，名曰“完静年”。
除夕完年及喜庆大典，寡妇应自行回避，不得在场观礼。
农历腊月办年事时，禁忌说“死”字和“杀”字。如人死了，要说走了，老了，过身了。杀年猪，要说“福年猪”，杀鸡鸭亦复如此。
农历三十晚吃年饭时，部分地区，禁忌猫嚎狗吠，闻牛声则以为大吉。
农历正月初一，禁忌扫地、做针线、向外泼水，据说这天是百物生日，应让百物休息。
农历正月初三，忌向活人拜年。
农历正月初七，晚上妇女忌做针线，俗传这晚做针线活，会招致老鼠啮咬。
妇女产后未满一月者，禁忌进入别人家的庭户，违者，要挂红布、放鞭爆，赔礼道歉。
怀孕妇女，忌入产妇房间，俗传孕妇能将产妇乳水踩去，导致产妇缺乳。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赏月时，禁用手指月亮，俗传月姐害羞，指了她，她会发怒割你的耳朵。
女儿在出嫁之日，忌自已走上轿门，俗传会带走了娘家的福气。要由亲兄弟抱负上轿。
亲朋戚友间，凡结婚、嫁女、丧事，均禁忌事后补礼惟生孩子、做寿，建屋可以事后补礼．
探望病人，宜在上午，忌在下午。据说，下午阴气太盛，于病人不利，且下午为日落之时，乃人死之象。
过年吃肉时，发现骨头，切忌直说“骨头”，应呼为“元宝”。
农历大年除夕之夜，各家将洗净全鸡一只，鸡的肛门内塞一鸡蛋，一同蒸熟，然后将熟蛋取出，在小孩咀边滚动数圈，边滚边说“鸡屁股咀说话不灵”。意在这样“处理”后的小孩，在整个新年中说不吉利的话，都不生效。
农历正月，在家之人禁忌初七出门。在外之人禁忌初八回家，有“七不出，八不归”，之说。
农历正月初七以前，禁忌响锣鼓。
在外乡身死的人，尸体忌入祖堂和家门，只能停放在郊外，号为“野鬼。”
别家牲畜自行走来，以狗为吉利，忌猫猪入户，有“猪来穷，狗来富，猫来顶麻布”之说，顶麻布即戴孝之意。
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春节，女儿、女婿同回岳家，不得同宿一床。
禁忌在晒有妇女下身衣物的竹竿下面通过，以避霉气。
逗引别家小孩时，忌说孩子长得胖、长得好，要说这孩子是丑样子，象小狗、象小牛，也忌说这孩子饭量大、吃得多，要说这孩子吃猫食。
乡民平日忌闻乌鸦当头或对面乱叫，认为祸事临头。忌闻猫头鹰叫，认为要死人。又忌眼皮跳，认为必有不吉利之事发生，偶有打喷嚏，则认为有人在背后议论或谩骂，也有人认为有人想念自己。
第三章 宗教
第一节 佛教
县内佛教由来已久，庵堂寺庙，遍布城乡。据同治版《彭泽县志》资料，截至同治初年止，全县佛教寺庙计105座，其中规模宏大、香火特盛的有县城的正觉寺、普明寺、三官殿、大觉庵。泉山乡的安禅寺、崇梵寺。小孤洑的龙津寺。双峰尖的集福庵。黄岭乡的宝华寺。和团乡的集福寺。杨梓乡的西峰山寺、法通寺。龙宫洞附近的仙真岩。海形乡的五龙庵。定山乡的安定寺等16座，这些寺庙中的僧尼共达六百余人。佛事法会，长年不断。延至民国，佛教仍为县内主要宗教。大小寺庙，尚保留86座。
民国23年（1934）全县大旱，24年大水，水旱连年，饿殍载道。当时佛教界领袖许止净，目睹灾荒严重，乡民处饥寒交迫之境，即出游江浙、募捐助赈。并以旅沪卖字所得，悉数捐赠本县灾民。号召县内佛教徒，成立赈灾机构，办理施济事宜。遂仿晋代高僧慧远创立莲社遗意。成立“彭泽莲社”。在老周家衕（今中医院左侧）建筑一幢二层楼房、祀佛教中的西方三圣（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同时作为“佛界救灾赈济会”办公之用。佛殿上有许止净亲手书撰的楹联，文曰：“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况一念横超，各教乘特推独异；径路易行，乐邦易到、惟三心圆发、诸信善务要真诚。”
加入莲社者，不论男女，一律称为“居士”，不落发，不受戒，不住庙，照常过家庭生活。清规戒律没有僧尼的严格，入社的佛教徒特多，莲社香火也较其他寺庙为盛。据资料，民国23—26年，四年之间，全县正式皈依佛教加入莲社的“居士”，共五百余人。县莲社事务出力最多者，有周义仁、周荫轩等，实际领袖则为许止净。民国27年，日军陷县，莲社的佛教活动遂告停顿。次年，莲社房屋被日军拆毁，许止净病逝庐山，周义仁、周荫轩亦避难他乡，莲社即无形解散。
许止净，原名许业笏。著有《历史感应统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等宣扬佛教的书籍。与当代高僧印光、圆瑛、太虚、虚云等法师交谊甚笃，为县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其它行谊见本志人物传）
县内佛教界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本僧和尚，人称本老法师。俗姓白，名玉山，满族。因与爱新觉罗溥仪有远亲关系，曾被人误称皇叔，他早岁出家，后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曾访问过印度、缅甸等国。归国后，为安庆迎江寺住持，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彭，欲振兴彭泽莲社。建国后，在县城茅湾冲构筑茅舍，念佛行医，后开发双峰尖，拟复旧观，略有文化，能宣扬浅近佛教教义，皈依他的弟子颇多。1968年病逝。其医学嫡系弟子为宝海和尚。
建国后，县内宗教人士，能遵守法令、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从事合法的宗教活动，历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爱国委员会委员等，都有宗教界的骨干力量和进步分子参加。
1959年以前，县内有僧尼78人，其中和尚30名，尼姑48名。至1959年止，返俗11人，老死12人，迁往外县的3人，合计26人。存留的52名僧尼中，住持4人（内安排人民代表2人、其中1人为县蔬菜场职工医院副院长），其他劳动9人，享受五保照顾的5人，余者散居乡村寺庙。
寺庙86座，分布在县城和四乡，在公社化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被移作学校、工厂、仓库、机关等55座，已倒塌的9座，尚存22座，其中空置无人居住、随时有倒塌危险11座。
1966年10月初，当时的造反组织在3个小时内，把城内、城郊6座寺庙的佛象全部砸坏。24名僧尼中4人去棉船公社落户、参加农业劳动；4人重返家园，有困难的安排城镇就业；2人继续享受“五保”户照顾；5人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由徒弟、子女负担；有固定职业的工人继续工作，将其寺庙改为县供销社仓库，安排年老体弱无家可归的7人，看守龙津寺。江莲精合及龙神庙等处房屋，全部清理丈量，划归县供销社使用。
1976年前，部份僧尼还俗、外迁和死亡。当年全县有正式佛教徒24人（信教群众不在内），其中和尚5人，尼姑19人，较“文化大革命”前的52人减少28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彭泽县委统战部制订佛教活动规则，确定县城的大觉庵、双峰尖的集福庵、天红乡的仙真岩寺三处为佛教活动点，三处香火不断。“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寺庙，清退县城4座寺庙总计548平方米，占用单位赔款15567元，用于寺庙维修和僧尼困难补助。自建的尼庵，明确产权，归私人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下放农村，取消商品粮的7名佛教徒，民政部门每月给予17元的定额救济。不能自食其力的教徒，所在地均给予“五保”待遇。生活不能自理的佛教徒吸收一名徒弟。
近来，增加新受戒僧11人，其中本籍5人，外籍6人；男2女9；老年2、中年2、青年7人。至1985年底，全县共有寺庙18座；僧尼35人。清同治以来，县内佛教情况，简表如下：
附：境内现存较大寺庙简介
大觉庵在县城凤凰山麓（即西山），俗名西山大王庙。明天启年间由邑人陶汝玉捐产建庙，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清同治元年（1862）重建。民国27年（1938）被日军全部拆毁。抗战后草草复建。“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破坏。近年，在全县佛教徒的支持下，续有增修，新建佛殿，妙相庄严，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女尼彭泽佛教小组组长、县政协常委演乘住持。
集福庵 位于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双峰尖，又名双峰古刹，为彭泽旧八景之一。林泉幽胜，风景绝佳。相传唐初即已建庙，庙前古柏二棵，五人合围，复荫亩许。乡人称之为宝树。庙内楹联：“宝树龙泉，万古育灵源，佛为众生留觉路；孤山蠡水，千秋凝浩气，天生名胜拥双峰。”清初庙毁，清嘉庆年间（1796—1820）重建，至民国28年（1939）被日军焚毁一光，“宝树”亦罹浩动。民国34年，邑人重修小庙一座，虽规模远不如前，而香火依然特盛，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由女尼常智住持。
仙真岩寺 在天红乡，著名旅游胜境龙宫洞、玉壶洞左侧。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建庙，清咸丰三年（1853）重建。庙内有状元汪鸣相书撰楹联：“洞内有天晴亦雨；岩前无岁草为春。”民国28年，被日军毁去一半。“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其全部。近年，当地佛教信徒，就原址因陋就简建一小庙。因在龙宫洞附近，游客甚多，香火特盛。列为县内三大佛事活动场所之一。由女尼常照住持。
悟灵庵 位于泉山乡的刘家岭，原名安禅寺，建立于东汉，元末兵毁。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一甲阳村村民欧阳尚诚，曾支援朱元璋军，朱赠联：“大江东去几千里；白下西来第一家，”尚诚之子欧阳德刚于明洪武九年（1376）建此寺，以为纪念，原寺于民国28年（1939）被日军烧毁。1980年由一甲、九甲阳姓村民募资重修，殿宇宽宏，林荫葱郁，峰峦起伏，景物清幽。由女尼演修住持。
龙津寺 位于县城北五里的小孤洑。唐武后天授中（690—691）建。黄山谷题有碑记。明嘉靖初（1522），建小孤天后行宫，重修此寺，清嘉庆12年（1817）僧西怀募资续修，清咸丰三年兵毁，太平军于此筑土城以抗清军，同治10年，清水师营游府邬世遴重修，尽复旧观。民国28年又为日军所毁。1984年始开辟澎浪矾旅游点，再修龙津寺。
上元殿 在马当山，原为道教寺观，祀水府尊神。清同治十年改为佛教寺庙。民国26年，构筑马当要塞，拆毁一部，民国28年遭日军全毁。抗日胜利后，马当乡民重建。1967年又全部拆去。1984年，乡民重建小庙。俯视长江，风帆上下，林壑之美，足为旅游之胜，殿内祀释迦牟尼，由僧人普净住持。
第二节 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道教 以清净无为为主，道士留发蓄须，香火之地称为“观”。县内在抗战前，仅湖西乡真君殿有道士1人（姓名不详）。县城城隍庙内有道士1人（姓胡名肃，本城人）。全县信奉道教的不多，县内道观，抗战后，一座无存。
另有一种道教徒，在家居住，有妻有子，专以设坛打醮，超度亡灵，驱鬼压邪为业，此类道士中，年资较老，又有一定文化的向贵溪龙虎山张天师处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领取正式道士凭证，称为“奏职道士”。其地位在一一般道士之上，焚化表章，须经他署名盖章，方能生效。此种道士，建国前几乎各乡都有，总计约三百余人，分“灵宝教”、“清文教”二派，除经文略异外，余事大体相同。建国后，本县道教无传。
天主教 是基督教宗派之一，民国4年始传入我县。在县城设立“天主堂”，归九江教区管辖。首任神甫法国人，汉名何士必。除传教外，还教授法语，从读者十余人，士必调涂家埠教堂后，接任者仍是法国人（姓名不详）民国19年，红军攻入县城，神甫离去。后九江教区派来意大利神甫，汉名谢司铎。至民国27年撤走。日军占领期间，天主堂遭受严重破坏。民国34年，县政府稍加修葺，作双峰镇完小校舍。
民国初年，英人在二十五都（今天红乡）的下埠村，建立教堂一所，作传播天主教基地。教堂中有经堂、宿舍、仓库、厨房、占地约5亩，该教堂置出产50余亩，租与当地农民耕种，由神甫指派亲信教徒收租。租税苛重，洋神甫每次下乡，乘坐四人抬的官轿，随从多人，声势煊赫，傲视乡民。
耶稣教即基督新教，约在民国15年前后传入县内，在城内道士衕设立“福音堂”，教中著名人士，有教师刘俊林、高贞慧等。
建国前，全县天主教、耶稣教，共有本籍教徒26人，其中修士1名，牧师1名、神甫助手1名，教堂总务1名，贴写1名，司帐2名，普通教徒19名。建国后，二教无传。
伊斯兰教 彭泽历史上，曾有“回汉一家”的故事，传为美谈；二十五都（今天红乡）姚家颈村李瑞麟，清咸丰三年（1853）出生。少时为人放牛，太平军来彭，他参加军队，后被清军左宗棠部掳去，随军平定新疆，立战功，官至副将，赐号“忠勇巴图鲁”（满语、勇士）封建威将军，休官返里。光绪九年（1883）病死于彭泽老家。他在新疆作战时，曾娶一维吾尔族少女为妻，双方议定，以后子孙，须有一人信奉伊斯兰教。其孙李毓华幼年随祖母生活，为伊斯兰教徒。民国24年（1935）李毓华祖母病故，九江清真寺以教礼安葬。李毓华每年去九江祭扫。回汉一家成为民族团结佳话。
现全县有回族居民32人，分布城乡，均信奉伊斯兰教，但无宗教活动，亦无清真寺礼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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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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