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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政
  财政管理
  清代，我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执行统收统支和尽征尽解的财政管理体制。
  清同治十年(1871年)，增设牙税、牛税、商税、地租、茶课、纸价银等项财政收入，并由县管理和使用，以补助县财政开支之不足。
  清咸丰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致国库空虚，财政支绌。清政府采取卖官鬻爵的办法，以解决财政危机。结果，上行下效，县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流予形式，贪污中饱比比皆是。
  民国初，财政收支于年度开始时由省统一核定，不敷部分由县增设建国捐、卫生捐、教育捐等予以平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我县设立金库，财政收支始纳入金库保管和发放的范围。抗日期间，我县沧陷，县政府迁云山，以地方各项收入，维持政府开支。
  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县政府增设会计室，主管预决算编报和经费开支审核。县财政科则主管征收。但预决算必须经县财务委员会审查，交县参议会通过后始生效。这种财政体制从形式上看，能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执行结果却连年赤字，收支无法平衡，贪污中饱之风有增无已。
  建国后，1949年，采取统一财经管理，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县财政纳入国家预算，收入全部上缴中央，支出由中央拨款，年终结余全部上缴。1951年全县财政状况基本好转。同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收支两条线”的财政新体制。
  1969年，财政管理实行“两放”、“三统”、“一包”即权限、人员下放公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由公社管理，财政任务由公社包干。一年后又恢复原有的管理体制。1962年，财政收支不准有赤字，收入按总额分成。1978年实行增收分成，比例包干，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以1979年财政收支为基数，实行全年包干，一定五年不变。
  财政收入
  清代，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以及清康熙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财政收入一般稳定在白银三万二千两左右。
  同治十年，解运户、礼，工、兵四部白银竟达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全县总收入达白银三万二千七百二十四两。
  民国初，我县商业仍处于不景气状态。民国二十三年田赋正税及附加总额为11万冗，占财政总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税课收入为1600元，不到百分之二。民国二十六年，我县普通岁入为10万元。其中田赋附加达7.7万元，契税附加240元，屠税附加4，114元，牙当税附加480元，学产收入1，360元，房铺捐840元，其它收入1.6万元。民国二十七年，非常岁入为6，628元。其中溢收田赋395元，节 减费用973元，增收田赋附加4，260元，富户捐1，000元。民国二十八年岁入为174万元。其中田赋地价税14万元，契税3，358元，普通营业税10，414元，屠宰税10，374元，牙当税5，060元，烟酒牌照税2，200元。民国三十六年税课突增为16，000万元（含货币剧烈贬值因素），占全县总收入81.6%。
  建国后，我县财政收入一直稳定增长。1954至1955年，我县连遭特大洪水灾害，稳定增长的因素受到影响，而财政收入仍呈上升趋势。
  1958年，我县工交企业受“高指标”与“工业遍地开花”的浮夸风影响，税收收入猛增为319万元，相当于1957年税收273.9万元的116.5%。但由于工矿企业基础不稳固，并相率停办，以致1960及1961年两年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年平均财政亏损额达11万元以上。
  1963至1965年，我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财政收入增长。
  1966至1976年，我县各项建设事业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7年部分工厂企业停工停产，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447万元，影响财政收入增长。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我县绝大部分企业加强了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1981年财政收入增加，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财政收入猛增。1984年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城乡经济繁荣，至此，我县财政状况根本好转。
  财政支出
  同治十年，县丞、典史、县儒学和南康府儒学各衙门开支白银一千四百五十两，占总开支4.5%，拨给驿站项下经费计三千三百九十二两，占全县总支出10%。
  民国二十三年，岁出总计为10万元，其中：自治费2.5万元，公安费3.9万元，财务费1，044元，教育费2.5万元，建设费2，112元，救恤费868元，卫生费3，932元，预备费1，654元，其它32，418元。
  民国二十七年，非常岁出为6，628元，其中：人民自卫经费3，961元，抗敌宣传费330元，预备费2，337元。
  民国三十六年，用于自治费和公安费两项支出即达19，920万元，占全县财政总支出44%，而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仅为1，630万元，占全县总支出1%，社会、教育、救恤和卫生费用支出为3，330元，占全县财政总支出2%。同年，财政赤字却高达49，600万元。
  建国后，我县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及社会、教育、卫生事业。三十五年来，用于上项事业的财政支出逐年不断增长，至1984年全县用于经济建设及社会、文教、卫生事业等项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支出65.9%。
  第二节 税收
  机构
  清代田赋征收机构沿袭明制，设粮架房及粮柜，由钱谷师爷负责田赋丁杂的征解。乡设乡董，乡以下设图，图设图董，专管本图鱼鳞册；图以下分十庄，每庄有庄首若干人轮流值年，核收全年田赋，负责汇解粮柜；图董又称图长，为基层组织征收管理田赋半公职人员。
  民国初，改粮柜为经征局，由县知事充任局长，局员由士绅充之。并设户书、粮差20人。民国十六年田赋、正杂各税由财政局征收。县长兼任局长，县署设粮柜，乡设乡柜。民国二十年(1931年)乡改为都，都以下设义图，图设图长；图以下分十甲，设甲正1人，管理本图花户银米底册；图内田赋丁杂等税，统由图长催交。图长及甲正为义务职，仅以本图罚银留成部分充办公费。民国二十三年保甲制度实施后，田赋丁杂等税由保甲催交。日伪时期粮、捐均为临时摊派，由维持会征收。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六年设田粮管理处，有职员20人，公役4人。白槎、马口、滩溪、艾城设田粮办事处，每处有职员5人，工役4人。另设有省督导1人，驻永修，负责安义、奉新、永修等县田赋征收、运输、交库。建国后，我县农业税由财政科征收管理。此后，农业税一直由县财政局委托粮食局及所属粮管所代征。
  咸丰五年(1855年)涂家埠设卡，是为我县工商税征收之始。六年设厘金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统税局，次年改为税务局。
  民国初，仍承清制。民国三年增设山下渡查验所。民国四年改为涂家埠统税征收局，列二等一级，有局长1人，司事18人，司役31人。并于山下渡、小河口、涂家埠火车站、后河等地设分局。吴城镇设一等三级局，有局长1人，稽查2人，司事13人，局役36人。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一日涂家埠设纸张、药材、木材特税分局；山下渡设木类特税分征所，吴城设江西木类特税总局。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撤涂家埠统税局。民国三十六年，涂家埠设稽征所，负责征收管理货物税等属于纳入国库的税款。于艾城设立税捐稽征处，并于白槎、涂家埠设立税捐稽征分处，负责征收管理地方税捐。如屠宰税、牌照税等。
  建国初，成立税务局，基层设白槎税务所、山下渡查验站，全局共16人。1954年吴城税务所从新建划属永修，并增设马口、艾城税务站，旋改为税务所。全局共41人。
  1973年基层设城郊、云山、马口、柘林、艾城、白槎、吴城等7所。全局共59人。1981年增设郊区、滩溪、城镇等所（城郊所分为城镇及郊区所）。全局共80人。1984年艾城所分为杨家岭及虬津所。全局共117人。
  农业税
  清初，我县田赋沿袭明制，但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康熙五十二年，鉴于续生人丁加赋的政策，造成奸胥计口敛钱，差徭杂泛，役苦滋甚，人民困赋逃亡累累，于是有续生人口，永不加赋的规定。但九厘加派，仍不更改。且丁粮五年编役一次，在“一条鞭”之外，又执行丁不过图的办法，（即本图里续生人口只能补本图里丁粮）结果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我县所属丁粮银始全部拨入地亩屯粮完纳，每年均摊一次，称摊丁入亩。咸丰二年由于漕船、县仓被太平军烧毁，漕运遂停。漕米一石折银一两三钱上解。同治元年，丁漕两项一律折收制钱，由县易银兑解，每地丁一两，折收足钱二千四百文。漕米一石折收足钱三千文。同治-年（1881年），米每石改收银一两九钱，内三钱九分由县留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筹解赔款，每地丁一两，加收亩捐钱二百文；漕米一石加收亩捐钱三百文。厥后，政治日趋腐败，贪污受贿，挥霍浪费，需款浩繁，增加田赋也就成了公开筹款手段，人民负税之苦，自不待言。
  民国初，丁漕正杂等赋均改为尽征尽解。每地丁银一两，征钱二千七百文；每漕米一石，征钱三千六百文。因官票滥发，银贵钱贱，地丁一两，复改征银元二元二角，另征手续科银六分。附加税银一角四分；米折每石，收附加税银元二角二分。民国四年当局专款增加，予兵米项下，丁每两征附税三角。米每石增附税五角。其中三成留县。民国十六年，地丁银每两改征银元三元，米折每石改征银元四元，地方附加税在正税15%范围内征收。民国十七年，丁每两征i附税银元四角五分，米每石征附税银元六角。民国二十二年，丁银每两征附税银达一元八角九分，米每石征附税银三元二角六分，五年中我县附税增加达四倍以上。田赋附加征收数占正税77%，米为98%。核减后丁米仍为70%。同年，除征收各项正税和附加税以外，并征收各种田赋附税，如经征、自治、教育、卫生、建设、警察、保卫团、财政、筑路等捐。
  征收期限：当年地丁以四月一日（公历）为开征期至次年二月底止为初限，照定价征收。迟至三至四月完纳者为上限，每两收滞纳加价银元二角。五月一日以后为三限，每两收滞纳加价银元四角。米折以十月十六日为开征期至十一月底为初限，照定价征收；十二月为二限，每石加价银元三角；次年一月为三限，每石加价银元六角。
  征粮凭证一般为板串和活串两种。我县初执行活串，多寡任完，往往发生串、册不符弊病。民国四年改为板串（板串系刊刻之数，不完则全数俱在，完则不能更改）。民国二十九年，当局藉口保障军需，田赋酌征实物。民国三十年，田赋收归中央，全部改征实物，并随赋征购粮食。民国三十三年征购改为征借，但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我县属沦陷区。因此我县田赋征实征借实始于民国三十六年。
  建国后，废除几千年的封建田赋制度，执行了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负担政策。查田定产，分户核定税负。经过几年复查、核实、调整，使公粮趋于合理。
  1950至1952年8月，通过查田定产，查实我县共有耕地43.2万亩。在此基础上，将耕地分为15个等级，最高等级亩产粮食定为500斤，最低为80斤，各等级间差距为30斤左右。然后以此制订不同税率。1953年全县平均税率为21.2%，实征粮食2，208万斤，计人民币118.8万元。1957年，平均税率下降为19.45%，地方附加占正税7%。
  1959至1961年，我县农业生产连续三年歉收。为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2年税率又降低为11.11%，地方附加仅占正税6.4%。
  1967年全县平均税率调整为11.4%，地方附加占正税10%。
  此后，全县平均税率一直保持11.4%水平，附加亦不超过10%。
  工商税
  清初商业日趋活跃，始对田赋及税收有明确划分。咸丰三年(1853年)行厘金税，初仅…时权宜之计。咸丰五年涂家埠开征坐商厘金税称坐厘，亦称门厘。未几全县坐商均征坐厘。
  民国二十年，撤销厘金税，开征营业税。我县艾城、涂家埠属简区，坐商每户每年交纳营业税50元，牙行营业税上则每户每年80元，中则60元，下则40元。
  民国二十七年，改称普通营业税，并开征特种营业税。普通营业税按规定比例由各行业就营业状况摊认，无一定税率。特种营业税税率为必须品5%，半奢侈品10%，奢侈品15%。
  民国三十六年工商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办法征收，与遗产、土地、房产、工商营业税统称直接税-除特种营业税外，工商营业税开始按每户每月销售额乘以3%税率征收，牙当税率则为8%。营业税及屠宰税划归县政府征收。我县并征收教育捐等。
  建国后1949年十一月，实行华中地区<工商税征收暂行办法》。工商户以实际销售额，按不同税率计征，取消了名目繁多的地方税捐及地方附加。城乡大部分夫妻店，营业税以按月申报，按季评议的办法征收。至于工商所得税则以典型毛利及纯益率为核算依据，半年估征，年终汇算清交办法分别组织入库。
  1953年私营工商户逐步改民主评议为查帐征收。1956年鉴于小商贩资金少，销售额小，采取双定办法征收（即定期定额）。对其应纳所得税则以小型综合税率按月交库。与此同时贯彻了关系国计民生行业少征或不征的政策。
  1963至1965年遵照中央和省有关规定，降低了部分税目的税率，调整了工商所得税的累进级数，减轻了工商业税负。
  从1966年起，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税收收入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个体经济也出现了繁荣，我县税收采取了以培养税源为中心的征收管理办法，全县1981至1984年共增收工商税1，383万元。
  1983年电力工业改变纳税环节，省柘林水电厂开始在我县交纳工商税款，至1984年仅电力工业增加税款即达600万元。1984年十月工商企业所交纳工商税，改为交纳产品税、营业税及增值税，并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简称利改税。
  其它税捐
  货物税咸丰五年，开征货厘即货物税。凡货物通过税卡必须课以货值1%的税款。后改为凡货物之值库平银一两者，征税二分。同治初实行四税二验。凡货物经四局收全税，经一局或二局收半税。厘金税无一定税价、税率。负责税卡人员随意索取税款或实物。
  光绪三十年增加落地、通过、出产等税，同年七月涂家埠、义宁两地征收的茶叶、药材落地税改由吴城征收。
  民国十七年开征统税，税率为10%。并于每十元税款中征附加税五元，称五五税。民国二十年改征特税。我县以征收木类特税为主。武宁、靖安、修水、铜鼓出修河的术材，分别在涂家埠、吴城后河、吴城前河，完三道税。其余如赣州、抚州等河出省木材亦必须至吴城交纳第一道和第二道税。木类税纳税金额为（即税率）大木一尺九寸至二尺为二钱三分至二钱八分，每钱纳税八角六分五，一尺七寸至一尺八寸为一钱五分至一钱八分，每钱纳税五角六分一。正木六寸至一尺六寸为九分至一钱二分，每钱纳税三角五分五。中木一尺至一尺四寸为三分至七分，每钱纳税一角七分。花木每钱纳税七分五。量木排方法为长、宽、高相乘36因之。
  民国三十六年设立国税局将特税改为货物税，纳税环节 也由通过性质改为就生产、销售、运输环节 征收。我县应税品仅烟丝、酒及原木。
  建国后，1952年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我县大宗应税货物仍以原木为主，烟丝、酒、水产次之。并曾一度征收粮食货物税。
  1956年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确定我县为原木商品流通税征收重点，年征收税款达50万元以上。1958年货物税并入工商统一税。1984年征收产品税，简化了征纳手续。
  车船使用牌照税 建国后开征。车船按吨位计税，自行车，初，每辆五角，后多次调整为8角、1元不等。1980年改由公安局征收。
  屠宰税 民国期间我县开始征收屠宰税。宰牛一头征税10元，猪3元，羊1元。以宰杀为纳税环节。抗战胜利后，实行包税制，对各乡屠宰税实行定额交纳，超定额部分归承包人所有。
  建国后取消了包税制。规定农民“三自”减免政策（自养、自宰、自食）屠宰税率为8%（按销售价乘以实际重量计税）。1956年改为12%。后简化征纳手续改为每头猪定额纳税6元。1976年减为3元（国营屠宰税并入工商税交纳）。至1984年沿袭未变。
  烟洒牌照税 民国时期征收的税捐，其征收方法为：烟类批发商每季纳税80元，零售24元，兼营者16元，烟摊4、元，负贩1元。酒类批发商每季批发额满2.4万者纳税32元，零售16元（不论卖烟酒多少），兼营者4元，负贩1元。上述烟酒店除交纳牌照税外，并应交纳营业税、货物税及所得税。建国后取消。
  其它税捐 契税及印花税始于民国二十一年。契税买契为10%，典契5%（按面额分别以10%及5%税率征收）；印花税，契据（包括发货票）按全额（指金额）3‰或1‰不等。帐册每本贴印花5角。此外人丁户口捐、壮丁捐每人每月铜元十枚，门牌捐每户十枚，锅灶捐每灶五角，教育地方捐按各地竹木、柴炭、米谷、油榨、渔业户等每销售额1元，课税六厘，田赋地价税及土地图状费等按面值计税。据民国二十一年《江西经济旬报》记载：“……军阀割据之害未消，县自为政。县辖区，区辖村亦复各自独立。在上既以敲索为能事，在下则益肆其横征暴敛。以致县有县税，区有区捐，随时征收，岁无定额。且所征税目虽同，而税率却互异。甚至同一县区，同一用途，以同一标准同时征收两次税捐。更为严重的是小学校长，公安局长，亦复可巧立名目自由勒派。今日一税，明日一捐，名目繁多，见物即税，无人不捐，所征数额之巨，骇人听闻。至私人挪用税款，增长税率，更可说是尽租税之奇观了”。民国三十六年，我县开征教育捐、自治捐、建设捐、财政捐、经征捐、卫生捐、筑路捐、保卫团捐等。以上各种税捐，除印花税保留至1958年后并入工商统一税外，其余均于建国后废除。
  房地产税 民国三十六年在涂家埠、艾城征收。1950年涂家埠曾一度征收，后一直停征。
  集市交易税 原为牲畜交易税，1956及1962年曾一度开征，未几停征。
  第三节 金融
  当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蔡广丰当铺，于涂家埠横街以经营抵押业务为主。贫苦农民及市民，每逢生活无法维持，辄以自己日常需用衣物向当铺典当，而当铺则以什之一的低值予以抵押，并限期赎取，逾期当铺拍卖抵押品，价款收为当铺所有。因而当铺往往初，资金不盈百，逾年则利数倍之。抗战前，我县有典当铺三户（其中吴城二户）。
  钱庄
  民国二十四年，吴城镇计有福来、淦堃、立成、隆源、罗星记、聚源永等钱庄8户。因法币贬值，无利可图，同时受设立裕民银行吴城分行的影响，业务一蹶不振。民国二十八年抗日战争爆发，投机商人，不断获得暴利，钱庄这类利润极少的行业也就逐渐无人经营了。吴城沦陷，钱庄倒闭。
  银行
  江西裕民银行 民国二十三年江西裕民银行始在吴城设立办事处。二十四年山下渡、涂家埠、艾城均分别设置支行及营业所。同年，永修设县分金库，并担负德安县分金库业务。建国后，由人民银行接管。
  人民银行 建国后，1949年底，我县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永修支行。1952年后相继设山下渡盼理处及艾城、江益、马口、滩溪、白槎、柘林等7营业所。全行共90人。1954年，吴城营业所划属我县管理。1956年农业银行农村基层各项业务由人民银行所属营业所代理。1979年下属基层营业所划属农业银行管理。至此，人民银行下属有涂家埠、山下渡、新城3个储蓄所及星火、新柘林两个办事处。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县人民银行成为行政管理机构，不对外办理贷存款项及现金支付等业务。
  农业银行 1956年成立农业银行永修支行，除农村基层各项业务仍由人民银行所属营业所代理外，下设会计、秘书、信用合作、农经四股。1958年机构精简，农业银行并入人民银行。1973年恢复农业银行，下设人秘，信用合作、财会辅导、社队信贷、企业信贷、计会等六股、基层设城郊、恒丰、立新、艾城、虬津、自槎、柘林、军山、江益、燕坊、梅棠、云山、滩溪、马口、吴城等营业所（信用社）及三角、九合、永兴、永车、城山、江上等代理处。全行共174人，其中信用社82人，后又经析并至1979年后，增设营业所一处、代理处四所、信用社二个、信用分社八个。1984年共有干部职工280人。
  建国后，我县农业贷款一直以支援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主。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错误影响，农业贷款一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979年后，农贷迅猛增长。
  1981年，我县根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形势，对农贷实行落实到户的办法。以支持承包户、重点户、专业户为重点。并采取支持生产、分配、消费全过程的方式，把农贷用于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1984年农贷投放量较1980年增长1.52倍，对“三户”（新经济联合体、专业户、联产计酬承包户）全年发放农贷占农贷总额74%。其中对各种类型专业户6，181户，发放贷款237万元，占“三户”贷款总额32%。
  同年，发放粮：棉、油贷款比重由1979年的89%，下降到58%。对社、乡和农民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的贷款则较1979年增长5倍以上。此外，对凡符合现行政策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金，均给予贷款支持，扩大了信贷支持领域。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于1984年成立，与人民银行合署办公，实行资金分开，两个计划，两套帐目的过渡办法，办理金库、放款、储蓄等项业务，全行共98人（人民银行人数在内）。
  建设银行 1952年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永修办事处。1955年底，机构精简并入县财政局。1972年恢复建设银行永修办事处，下设内勤和外勤两组。全处共6人。1979年增至8人。1981年成立建设银行永修支行，全行共9人。1984年设人会和业务股。历年建设银行主要投资项目有：
  省柘林水电站：总投资34，200万元，其中建行贷款909万元。
  星火及燎原化工厂（后合并为星火化工厂）建行拨款总额为7，777万元。
  1977至1979年建行先后拨款70万元，修建杨柳津公路桥。
  柘林灌区：共拨款2，174万元。
  江西平板玻璃厂：建行总计拨款1，240元。
  1976至1979年建行共拨款315万元，进行潦河治理。
  对县云山水库、虎山造纸厂、九江氮肥厂、省木制三厂、云山垦殖场、恒丰农场及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亦进行了大量拨款。
  附：基本建设支出情况
  1974年33，527万元；1975年3，046万元；1976年3，334万元；1977年3，674万元；1978年3，358万元；1979年l，514万元；1980年803万元；1981年13，616万元；1982年16，969万元；1983年13，067万元；1984年1，020万元。
  币制
  银元 光绪十五年我县开始使用银元，每枚一元，计有光绪元宝（即龙洋）、鹰洋（西班牙铸造）、女人头（有英女皇像，为英国铸造）等数种。宣统二年银元本位制规定为七钱二分。从此，我国银元重量始作了统一规定。民国三年铸有袁世凯头像银元在我县流通，称“大头”。民国十年正面铸有孙中山先生头像银元在我县流通，因背面有船形图案，称“船洋8。民国十七年本县市场货币又增加了铸有蒋介石头像银元。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发行法币，银元被禁止使用，后法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银元仍被群众广为贮存，并为商人唯一可信赖货币。建国初不法商入伙同投机捣把分子大肆买卖银元，扰乱市场金融秩序。经人民政府打击、整顿，市面银元流通始终止。
  辅币 清末我县有少量一角、二角、五角银币流通，不久均为民间贮存，市场流通极少。民国期间亦曾有一分、五分、一角镍币在我县流通。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五分、二分，一分铝辅币一直在我县流通使用。
  铜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有多种铜元在我县流通，每枚重二钱，可兑制钱十文。每百枚可兑银元一元。民国二十八年逐步贬值，每360枚兑换银元一元。
  纸币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纸法币，并开始在我县流通。初，中国银行票面额一元的法币可兑换银元一元。抗战开始，法币急剧贬值，票面额逐渐增大到百倍，每一元增大为一百元。民国二十八年我县沦陷，日伪统治区使用储备券。抗战胜利后，我县曾一度使用“关金”。民国三十七年金圆券在我县流通，每元折合法币300元，每2元兑换银元1元，每3元兑银1两，每200元兑黄金1两。初，国民党政府企图稳住金圆券信誉，允许兑换黄金、银元。未几因黄金、银元储备不足，无法满足大量金圆券兑换，于是采取限额兑换。结果秩序大乱，抢购成风，兑换遂停。金圆券步法币后尘，迅速贬值，直至建国前夕，银元、铜元几乎占领城、乡市场，金圆券形同废纸。
  人民币 建国后废除金圆券及各种非法货币，我县正式使用人民币。
  花票 为乡镇地方政府机关、公团或商号发行的纸币或铜元票。票面额10枚、100枚不等，或为角票。法律上无根据，通行范围仅限于一乡。发行者无确切准备金，惟恃财产以为信用，或藉强力以通行。为商店、公团牟利剥削的一种手段。民国期间我县城乡较大商店均发行有票面额为10枚纸币。县财政局亦发行银元票达3，000元，建国后全部禁止使用。
  贷款
  农业贷款 我县历代政府对农业均不予贷款。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采取放青苗等剥削手段，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境地。
  民国期间虽曾有过信用社的设立，但仅以办理农产品抵押放款为主要业务。民国二十三年，江西省裕民银行永修支行亦曾办理信用及抵押贷款。民国二十五年我县旱灾严重，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47，455元，其中合作社贷款2，697元，旱灾救济款2，400元，农民生活贷款5，480元，区联社贷款12，600元。
  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贫困农民为重点发放农业贷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贷款重点，由个人转向集体，贷款利率也相对降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国营农场的建立和产生，贷款以支持国营农场发展为重点，并实行低利率政策。1958年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出现了盲目购置农业机械设备的现象，农业贷款额猛增。
  1961年对全县农民历年欠款进行了一次豁免，总额达100多万元。1976年以后，实行低息政策，增加了对社队企业贷款。
  1981年以后，农业贷款又转向促进和支持农村专业户的发展。
  省、地属工业贷款 1957年始对工业办理贷款业务，贷款总额仅占全县贷款总额16%。
  1984年工业贷款总额占全县贷款总额22%，为我县建国三十五年来对工业投资放款最多的一年，并向星火化工厂放款100万元。
  具属集体工业贷款 从1957年开始，我县对集体企业放款由3.2万元，增长到1981年的242万元，增长756倍。1983年又增为260万元。1984年略有下降为239万元。
  县属国营工业贷款 县属工业放款始于1956年，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占全县贷款总额6%的水平投放。
  粮食部门贷款 1956年开始对粮食部门放款，贷款总额占全县放款总额63%。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占全县放款总额40%左右幅度投放，对稳定粮价，保证农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起了一定作用。
  商业供销外贸物资贷款1950年开始放款，1984年增为789万元，占全县放款总额18%。
  储蓄
  民国期间，本县裕民银行吴城及山下渡办事处只办理存款业务，无储蓄之名称。民国二十四年吴城办事处计存款15．9万元（法币）。存款户中商店占41%，居民占59%。但山下渡存款户几乎全部为商店。民国二十八年后，货币急剧贬值，存款数额也逐年减少，虽然银行曾一度办理折实或以金、银为比价的存款业务，仍不能挽面存款急速减少的现象。
  建国后，储蓄成了积累社会闲散资金的重要方法。分活期和定期两大类。并先后对存款利息进行了十多次调整及多次举办有奖储蓄。
  1954年我县开办零存整取储蓄。1959年增办2年和3年居民定期储蓄。35年来，我县城乡人民储蓄额不断增长。1984年全县人民储蓄存款达2.525万元，为1950年1.36万元的1，857倍。
  保险
  建国前，本县无保险业务。建国后，1950年开始办理机关团体火险，于银行设专职人员2人。1952年增加到5人，并逐步开展了运输保险业务。1953年成立保险公司永修支公司，开展强制和自愿保险业务。保险额达9.85万元以上，保险费达2.35万元。其中财产工具保险费收入为0.34万元，火险、运输险为2万元。1954年职工增为23人，保险额达48.2万元，保费收入为4.1万元。其中财产及工具保险费收入为0.9万元，火险、运输险为3.2万元。1956年开始办理耕牛保险，保额为13.3万元，收保费达0.4万元。全年共收保费为6.6万元，赔付为4.17万元。
  1958年县保险公司撤销，业务遂停。1979年恢复办理保险业务，分别在县人民银行及农业银行设立保险代理处，配备兼职人员代办保险业务。1984年9月正式成立永修县保险支公司。
  恢复保险业务后，1981年企业财产保险投保单位增加到39个(1980年为19个)收保费由1980年2.6万元，增加到6.7万元，增加1.6倍。
  1983年保险种类发展为财产、养殖、人身等15个险种。全年共计保险费收入9.05万元，较1982年增加保险费收入8%。处理水灾及水灾理赔23起，赔款金额38.8万元。县水泥厂、木器厂、圆木厂、钢锹厂等集体企业先后受火灾、水灾，损失惨重，由于及时得到了赔款，很快恢复了生产。
  1984年投保单位达2，903户。其中企业102户，家庭财产保险及盗窃保险2，851户。此外，机动车投保达335辆，运输船17艘。全年共收保险费26.7万元。
  总计1981至1984年共收各种保险费66.6万元，共付理赔案63起，赔款56.1万元，占保费收入84.2%。
  公债
  公债 我县1950年发行国家折实公债，以加速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54年至1957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60年发放江西省地方建设公债。上述公债均定期十年偿还。
  国库券 1981年在全县机关、企业等单位开展购买国库券工作。1982年后，国库券的购买对象面向单位和个人。许多群众踊跃认购国库券，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全县共认购75.5万元，其中单位认购8.6万元，职工及居民66.9万元。1983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完成认购47.6万元，其中单位8.4万元，职工及居民39.2万元。1984年全县认购64.6万元，其中职工51.6万元，单位为1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