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关于柴桑故城址的问题，《九江县志》(2001年版，以下简称《县志》)的认定是： “汉，柴桑故城今治南九十里，楚城驿是其址。”即今县南马回岭马头村荆林街。亦为新莽九江亭和唐楚城县治所。”又说：“晋义熙间寻阳县，柴桑县遂与州郡同治鹤问寨。”
  这就是说，以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为界，以前治于马回岭马头村荆林街，（以下简称荆林街），以后治于鹤问寨。我以为这样划线认定值得商榷。柴桑故城在哪里？正因为史书记载不一，或者说不够具体，引起一些人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史书中去查找，要全面地理解，审慎判断，才能求得正确的答案。
  第一，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因为有人说成立寻阳郡时，寻阳县与柴桑县两县并存期，县治怎么解决的。我以为寻阳县当时不一定要随之迁过江南来，可以跨江而治一段时间。如德化县就是事实跨江而治，也是人所共知的。
  还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中，西汉、西晋时就标明了寻阳县在江北，柴桑县在江南，完全可以为证。以后什么时候迁徙江南的？还是在寻阳县时自动合过来的，姑且不论。况且近期的九江地、县、市就是同治于一城。
  第二，《县志》曲解了楚城驿（镇）的方位，却把楚城乡等同了楚城驿（镇），因而错误地把“治南九十里的楚城乡”当成了“柴桑故城”。
  关于楚城乡、楚城驿、楚城镇的设置、变迁问题，九江县刘晓祥先生的论述甚详（请看其《柴桑考辩》、《柴桑城故址考》）。《县志》里提到了“白居易考察柴桑城故址”，咏有《早发楚城驿》诗，先不论白司马上柴桑县是否为考古而考察城故址或另有他事，现就这首诗从字面上作一点浅解。白居易是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左迁江州任司马官，十二年夏白司马到柴桑县城去视察，说去考察，工作完毕就得回官邸。恰时逢雨后，为避免炎热，趁早天气凉爽，犹有晓月在天，便从楚城驿出发，沿着长江边上平坦的道路而走，途中看见和听到许多景物，边走边看，边走边听，不知不觉走了十里路才天亮，也不知不觉回到了官邸。从这首诗里就相关问题可以理解如下二点：（一）楚城驿离长江很近；（二）楚城驿离江州白司马官邸一定不很远。设想，白司马从荆林街的楚城乡回府的话，他当时非得走山路崎岖小路不可，岂有“沿江道径平”这样的诗句呢？也不可能很快就回到官邸。
  因此可以肯定这个楚城驿（镇）不等于楚城乡，乡是乡，驿是驿，二者切不可混淆，不能合二而一。
  第三，《县志》基于第一、第二两点和《明一统志》的“治南九十里”因而以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为界，对历史素材也就随意取舍（而且前后表述不一）。先看《县志》：“八年，省寻阳县人柴桑县，柴桑徙治鹤问寨。”
  请看《晋书》：“（晋）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人柴桑县，柴桑仍为郡。”
  就两者对比，《县志》编者竟然删去了“柴桑仍为郡”五个字。我以为这五个字非常重要，“仍”字告诉我们：“柴桑原来即是郡县同治的，也就是说在省寻阳县之前与省寻阳县之后都是郡县同治之所在。甚至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之时，柴桑就是郡县同治了。这一点可以从《宋书》“寻阳郡领县三”柴桑列其首，“柴桑男相，二汉属豫章，晋属武昌。郡既立，治此。”这个“郡既立，治此。”足资为证。难道原编者对“柴桑仍为郡”这五个字的含义真的不理解吗？
  再看：《唐元和志》“寻阳县，紧，郭下，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水之阳，故日浔阳”，而且又记了“柴桑故城在县西南二十里。”这里就给柴桑故城在哪里指明了方位和里程。方向在西南，里程是二十里。它也告诉我们，当时的鹤问寨即是柴桑故城，已经是明明白白。
  另外，附带说一下《明一统志》是何书也？据《辞源》解释：“《-统志》纪全国地理之书，元明清都有，元一统志，一千卷，岳磷等撰，已残缺不全。明一统志，九十卷，李贤等撰，《四库提要》说它舛讠为牴牾，竦谬殊甚。清一统志于康熙、乾隆、嘉庆时，屡经修辑。通行的为乾四十九年所修之本，五百卷。嘉庆补纂本至道光二十二年完成，五百六十卷。仅有进呈写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刊入<四部丛刊》三编。”
  我才疏学浅，无法评说。就朝代而言，我以为《晋书》和《宋书》成书在前，《明一统志》成志在后，靠近前者比后者可信度要高一些，故应以前者为凭。所以说，柴桑故城晋安帝义熙八年前就已经是在“鹤问塞”，根本不存在“徙”的问题。
  总之，修志要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尤其要前后联系起来审视，系统地分析，切不可主观臆断，片面取材，使历史面貌缺损，以致史实失真。
  最后，希望现任《九江县志》编者，莫以不关己而不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全县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以史实为依据，将2001年版《县志》的这一错误修正过来，以免再遗误后人。
  2006年12月原稿，2007年8月修改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原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