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对柴桑故城址的商榷
  方造英
  关于柴桑故城址的问题，《九江县志》(2001年版，以下简称《县志》)的认定是： “汉，柴桑故城今治南九十里，楚城驿是其址。”即今县南马回岭马头村荆林街。亦为新莽九江亭和唐楚城县治所。”又说：“晋义熙间寻阳县，柴桑县遂与州郡同治鹤问寨。”
  这就是说，以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为界，以前治于马回岭马头村荆林街，（以下简称荆林街），以后治于鹤问寨。我以为这样划线认定值得商榷。柴桑故城在哪里？正因为史书记载不一，或者说不够具体，引起一些人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史书中去查找，要全面地理解，审慎判断，才能求得正确的答案。
  第一，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因为有人说成立寻阳郡时，寻阳县与柴桑县两县并存期，县治怎么解决的。我以为寻阳县当时不一定要随之迁过江南来，可以跨江而治一段时间。如德化县就是事实跨江而治，也是人所共知的。
  还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中，西汉、西晋时就标明了寻阳县在江北，柴桑县在江南，完全可以为证。以后什么时候迁徙江南的？还是在寻阳县时自动合过来的，姑且不论。况且近期的九江地、县、市就是同治于一城。
  第二，《县志》曲解了楚城驿（镇）的方位，却把楚城乡等同了楚城驿（镇），因而错误地把“治南九十里的楚城乡”当成了“柴桑故城”。
  关于楚城乡、楚城驿、楚城镇的设置、变迁问题，九江县刘晓祥先生的论述甚详（请看其《柴桑考辩》、《柴桑城故址考》）。《县志》里提到了“白居易考察柴桑城故址”，咏有《早发楚城驿》诗，先不论白司马上柴桑县是否为考古而考察城故址或另有他事，现就这首诗从字面上作一点浅解。白居易是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左迁江州任司马官，十二年夏白司马到柴桑县城去视察，说去考察，工作完毕就得回官邸。恰时逢雨后，为避免炎热，趁早天气凉爽，犹有晓月在天，便从楚城驿出发，沿着长江边上平坦的道路而走，途中看见和听到许多景物，边走边看，边走边听，不知不觉走了十里路才天亮，也不知不觉回到了官邸。从这首诗里就相关问题可以理解如下二点：（一）楚城驿离长江很近；（二）楚城驿离江州白司马官邸一定不很远。设想，白司马从荆林街的楚城乡回府的话，他当时非得走山路崎岖小路不可，岂有“沿江道径平”这样的诗句呢？也不可能很快就回到官邸。
  因此可以肯定这个楚城驿（镇）不等于楚城乡，乡是乡，驿是驿，二者切不可混淆，不能合二而一。
  第三，《县志》基于第一、第二两点和《明一统志》的“治南九十里”因而以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为界，对历史素材也就随意取舍（而且前后表述不一）。先看《县志》：“八年，省寻阳县人柴桑县，柴桑徙治鹤问寨。”
  请看《晋书》：“（晋）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人柴桑县，柴桑仍为郡。”
  就两者对比，《县志》编者竟然删去了“柴桑仍为郡”五个字。我以为这五个字非常重要，“仍”字告诉我们：“柴桑原来即是郡县同治的，也就是说在省寻阳县之前与省寻阳县之后都是郡县同治之所在。甚至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之时，柴桑就是郡县同治了。这一点可以从《宋书》“寻阳郡领县三”柴桑列其首，“柴桑男相，二汉属豫章，晋属武昌。郡既立，治此。”这个“郡既立，治此。”足资为证。难道原编者对“柴桑仍为郡”这五个字的含义真的不理解吗？
  再看：《唐元和志》“寻阳县，紧，郭下，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水之阳，故日浔阳”，而且又记了“柴桑故城在县西南二十里。”这里就给柴桑故城在哪里指明了方位和里程。方向在西南，里程是二十里。它也告诉我们，当时的鹤问寨即是柴桑故城，已经是明明白白。
  另外，附带说一下《明一统志》是何书也？据《辞源》解释：“《-统志》纪全国地理之书，元明清都有，元一统志，一千卷，岳磷等撰，已残缺不全。明一统志，九十卷，李贤等撰，《四库提要》说它舛讠为牴牾，竦谬殊甚。清一统志于康熙、乾隆、嘉庆时，屡经修辑。通行的为乾四十九年所修之本，五百卷。嘉庆补纂本至道光二十二年完成，五百六十卷。仅有进呈写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刊入<四部丛刊》三编。”
  我才疏学浅，无法评说。就朝代而言，我以为《晋书》和《宋书》成书在前，《明一统志》成志在后，靠近前者比后者可信度要高一些，故应以前者为凭。所以说，柴桑故城晋安帝义熙八年前就已经是在“鹤问塞”，根本不存在“徙”的问题。
  总之，修志要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尤其要前后联系起来审视，系统地分析，切不可主观臆断，片面取材，使历史面貌缺损，以致史实失真。
  最后，希望现任《九江县志》编者，莫以不关己而不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全县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以史实为依据，将2001年版《县志》的这一错误修正过来，以免再遗误后人。
  2006年12月原稿，2007年8月修改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原计委）
   江州义门陈主属地在九江县齐集里
  陈文夫
  古往今来，当人们谈起江州义门陈时，义气故事一桩桩，感人事迹一段段，件件寓理育人，项项让人回味，教世者如何治家为人。江州义门到底是怎么回事？余退休后，在族亲们为义门诸事奔波忙碌的精神感召下，初涉义门史事，凭浅见得知“江州义门”这句响亮的呼声，其主属地应在江西省九江县狮子牌楼，即当时义门人聚居的“齐集里”。
  敢言“齐聚里”为江州义门主属地有如下理由：
  一、遗存文物见证
  齐集里是义门陈发祥地，齐聚里地处江西省九江县狮子镇牌楼村高家，狮子至岷山林场公路右侧。余有幸与义门族亲数人，多次实地察看，并与高姓、李姓老者探讨、回忆。经耳闻目睹，听到大量的真实的趣事和看到大量的实物，并拍照留存。如：清雍正年间所立“义门陈议事厅旧址”大石碑；义门祠堂遗留的柱石、旗鼓石、牌楼石、墙壁石，“义门记”古石碑，义门井（又称伯宣井），以及丰厚的地表瓦砾，更深层的古砖等，堪称历史文物遍地可见，还有更多的牌、碑于“文革”时埋于一口废弃的水塘里，“义门牌楼”顶上的龙凤石，被李姓抬到祖坟山上，作镇家风之宝，不少有文字记载的残碑，被个别人收藏隐于家，若观看则伸手要钱。许多文物裸露墙角村头，年复一年依然可见，为何如此，高姓一老者直言其由，义门姓大，福气旺，子孩繁衍昌盛，我们的人是后来的，亦是谋风水而来，凡陈姓的东西，既不能毁弃又不能占用，怕自己姓小驮不起。所以代代人做新屋，只有东移西挪，待新居竣工又放在屋边墙角，或留在空闲柴草屋内。更有甚者，一块“义门陈记”文字碑，竞有意埋在菜园地一尺深的土里，埋者说：代代前人跟后人相传，以免石碑被丢被损。沙河陈朝阳先生家藏陈崇古砖，对研究义门文化有新的突破。凡此种种，当你看到这些文物和埋在旧泥塘里的各种石、碑、牌，不管你姓什么，你有何感慨？我们的想法是：政府应组织文物部门进行挖掘，因为文物是国家的资产，价值无量，应是政府行为。再就是感谢当地淳朴的村民，能保管好这些文物，提供文物去向；特别是伯宣井，至今能保持原貌，令人敬佩。
  二、各种文牍佐证
  史书记载“江州义门”之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均可信手拈来。《南唐书》中“轶事”（五代同居者）载：异元三年(939)，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陈氏，元和(806～820)给事中（陈）京之后。宗族七百口，每日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建书楼于别墅，以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狱讼稀少，远近叹异之，尝蠲征役，旌表门闾。《湘山野录》“轶事”（旌表门闾）载：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升为旌门闾，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806～820)中给事（陈）京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置仆妾，上下雍睦。凡巾栉椸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犬百余只，一巨舩共食，一犬不至，则百犬不食。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江西通志》光绪版（地理古迹）载：在城西六十里，汉太丘陈定二十九世伯宣隐居庐山，今江州太平官，后迁义门。因兵燹立铺于其上，故名义门铺。聚族益盛，后孙旺，唐开元十九年(731)因官置庄，（据我们考证：731年为伯宣公从今太平宫迁泉水垅之时，置庄是置齐集里之庄）治籍于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应为伉公）。自是家族益盛，义居三千七百余口，敕命旌表不次，仍蠲免沿征差役。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敕建义门坊，日：“义门陈氏遗址”。门日：“敦睦”。县域邻省邻县各庄各系宗谱记述，可以用连篇累牍，比比皆是来形容，大都是明清年间官府文章，明嘉靖表扬江州义门遗跻府文；九江府德化县查议申文；九江府为查访遗跻事回呈院文；九江府复勘申文；九江府联族申文；德化宗人具联宗辨；九江义门祠基全图；望京门陈氏宗谱说图；义门陈氏祭文，如此等等，洋洋近百篇，叙述的都是“江州义门”遗跻查询、表彰、建祠，义门人行踪遗址等。尤为特别要申述的是，九江府复勘申文中，有段文字说得好，即义门遗跻下注云：在城西六十里，太丘后二十九世孙伯宣隐居庐山，今江州太平官，后迁义门，因兵燹立铺与其上，故名义门铺，唐时置庄籍于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自是宗族益盛，旌表不次，窃详德安县之东北即府城之西南，其志各注云六十里。见今义门铺系其始之地。彼时族属以众，行谊以闻，故山与铺俱因以得名，其后徙居德安县，人益繁织，声名文物攸出，累代表彰，其地益重，系在德安之东南，距今义门铺一百余里。不当驿路，又无子孙生员在学祠之则，典守无人遗之，则湮没可慨乞容本府行令该县，将陈氏原日有何见存遗跻，逐一查出立碑表识，以垂永久。如就始居之地表扬，则道经络绎，子姓咸在，仍旧只照前议，围墙树坊，听陈济等族人自建祠堂，以承业记，于义亦通。为此，会备前由，转量伏乞，照详施行。巡案江西监察御史萧批，义门即原始居之地。又山与铺以此得名，想其当时同居亦已著矣，其地亦应表扬，仍照前批，树坊立门。该府再行德安县查访常乐里遗址别（另）加表识缴。
  按院台批，于德化县遗址日表扬，扬者显其休美也，如德安遗址日表识，识者记其所在也，一字之殊而轻重较然矣，夫遗址一也，而何以轻重之，盖重其始则余可该矣，杀其余则始益崇矣，君子之政义以行之，礼以节之，谓独缘筛以文乎哉。
  显然，各类史料记述，均把庐山指江州，义门指德化县甘泉乡齐集里。《九江府志>日：陈伯宣隐居江州，后迁义门，就是从太平宫迁居齐集里。即今九江县狮子牌楼。明嘉靖（三十二年）间，奉敕建坊，坊日：“义门陈氏遗址”。门日：“敦睦”。坊即义门坊，俗称牌楼，在“德化县”甘泉乡齐集里泉水垅。同治版<德化县志》（地理山川）的义门山、义门畈、桃花尖均在九江县域地内。株岭山是九江县岷山乡与狮子镇之间的一座大山脉，因满山株树而得名，亦传闻山上野猪成群，无人敢上山，故名猪岭，今仍称株岭山，与牌楼义门山相对。唯青山依旧在，遗迹自沧桑。义门畈即义门祠前一畈良田，当年均属义门耕种，故名。桃花尖在九江县马回岭六祖村，山高挺拔，据宗谱载，陈伯宣夫人李氏葬于斯。《德化县志》同治版（地理·古迹）记载很明显，义门遗址在齐集里。“县”指德化县，“西北六十里”，无论方位还是里程，均符合实际，“后迁义门”，指的是陈伯宣自太平宫迁至齐集里。“因兵燹立铺于其上，故居‘义门铺”，铺至清代依然是驿道上一名铺。“后孙旺，唐开元十九年因官置庄”，所谓“庄”，是指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第二任家公伉公，见齐集人多地窄，而迁部分人丁于此，后更名常乐里。说明“常乐里”是“齐集里”义门的一庄。所以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齐集里敕建义门坊，日：“义门陈氏遗址”。在表扬齐集里义门陈氏遗址时也发生过争论，因为最初旌表“义门陈氏”，是唐僖宗于唐中和四年(884)甲辰，此时常乐里聚居千余口，齐集里因人多地窄，换言之居住之人数只能以百计算，但必竟是老祖宗所在地，尽管齐集里流传“百条冲杆上株岭”、“百犬牢”、“狗屎墩”、“陈崇砖”等故事，因常乐里是后发之地。所以九江府行帖两县，德化、德安两县分别回府申文。九江府只好上禀按院，按院萧（端蒙）后以常乐里无后裔居住方批示：“齐集里即是义门故居，山曰‘义门山’，畈日‘义门畈’，铺日‘义门铺”’当予表扬，常乐里别（另）加表识”。史料叙述清晰，明、清府院查访、判断合情合理，令今人无可非议。
  三、山名地名印证
  我们多次到牌楼，问及50岁以上中老年人，牌楼名字是怎么回事，都能答道：是义门牌楼，说牌楼后是什么村庄，答道：义门屋场，屋场上有义门祠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祠堂还在，祠堂前门上一木牌上书：义门陈氏先祠；祠堂前一小巷称：义门巷；左有伯宣井，再前有义门塘，再往前是义门畈，畈东是株岭山，祠堂后是义门山，左远处有狗屎墩、泉水垅（1958年建成泉水垅水库）。离义门旧住地4公里处有“义门铺”地名。据文史载：义门铺初在义门旧居地前，因清代前此处为江州至南昌的驿道。清时发展邮政业务，驿铺成为交换站，后为走直路将驿道改由九江至赛阳，再至七里岗，再至今庐山汤桥，因原驿道已废，故将义门铺移至汤桥陈姓处，称义门铺，今仍呼此名。
  综上所述，“江州义门”主属地在牌楼已是历史定案，余今俚语一篇，能再醒世人耳目，窃喜。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办公室）
  补白……
  九江十处稀见革命旧址初考
  郑光中
  九江地处长江中游，在近代历史上是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九江市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九江近代工人、农民、商人、爱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与反动旧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领导九江人民进行了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写进中国革命史册，给我们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近三十年来，九江党史、文史等部门出版多种革命史书刊，其中介绍多种革命旧址，有的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景点，为社会熟知，本文所介绍的十处革命旧址，是九江多种革命史书刊中未载，或载之不详的革命旧址，是笔者根据革命前辈回忆录和相关资料寻找、考证出的，供读者参考。
  （一）濂溪墓秘密会旧址
  九江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1919年5月7日，九江三中、省立第六师范爱国青年学生率先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王子平、严运生等人领导学生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街头讲述“巴黎和会”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宣传爱国主义的主张。全市人民无不为“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而愤怒，为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而激动。
  1919年5月8日，九江各界市民推出代表，共商救国办法，决议通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和广东政府，强烈要求政府代表民意，抗拒强暴、力争国权，电文日：“报载青岛外交失败，山东形势日危，生死关头，速电欧代表抗争，为国家争生存，为人民免奴役，临电殒涕，迫切待命。”
  1919年5月19日、20日九江学生代表与各界代表人士在湖北会馆（今市三中）后转十里濂溪墓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推代表赴南昌与省、市各校联络，统一行动。会议决定推荐桂家鸿、方应尧等几位同学赴南昌与省市各校统一行动；桂家鸿在南昌农专读书，南昌情况比较熟悉。方应尧是南伟烈大学的学生，思想进步，沉着灵活，很快先期到达南昌。这一行动不幸走露风声，九江地方军阀头目吴金彪立即报告南昌警方，南昌警方立即追捕方应尧，九江警方在九江二马路口抓住正准备前往南昌的桂家鸿，阻止九江学生联络南昌学生统一行动。
  接着将桂家鸿关进翘秀小学（今滨兴小学）一间教室内，当时这所教会女校是准许男生进入的，学校毛校长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到当时九江德高望重的九江商会会长陈蔼亭，他住在二马路，他参与了濂溪墓秘密会议是知情者，陈会长立即前往大东旅社（三马路今天鹅饭店）三楼与吴金彪交涉，在社会各界人民强大压力下，将学生代表释放。
  同时陈会长和方应尧的家长通过多种渠道与南昌警方交涉，第三天将把关押在南昌的学生代表方应尧释放回九江。
  桂家鸿（1900-1995），九江县港口大树下人，1925年入党，1927年收回英租界斗争中任第二分指挥部指挥员，是我市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省级高干。
  资料来源：《九江人民革命史图册》（2005年版）13页、《九江简史》66页、 《九江县文史资料》第一辑（2085年版）35页，1990年3月26日《桂家鸿革命传统报告会》，市政协方日威口述《我的父亲方应尧》（2007年11月），《滨兴小学校志》（2008年版）、《名人与浔阳》第二辑。《九江史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南昌，作者周慈忠、户亭风、张仕云、陈尚仁、熊学明。
  （二）九江学生联合会旧址：圣约翰中学
  在1919年5月19、20日濂溪墓的学生代表和各界人士代表秘密会上决定：以庆祝学生联合会成立的名义，召开各界群众联合大会。南伟烈大学、圣约翰中学、省立第六师范、省立三中、沙河甲种林科学校、九江高等学校等联合发出传单，于1919年5月22日下午1时在圣约翰中学（今171医院）召开大会。
  吴金彪这个地方军阀头目，迫于各界人民群众联合大会的强大压力，终于不敢公开进行破坏。九江各界群众联合大会终于召开了。参加大会除上述六校学生外，还有通津、育才、清真、龙山、第二贫民小学、诺立书院、儒励女子中学学生和教职员及各界人民，人数达五千以上。大会号召：全市学生及各界人士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爱国行动，以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和废除二十一条为斗争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九江学联积极开展大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先进的革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九江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参考《九江简史》68页，1991年版）
  （三）焚烧日货旧址：烟水亭广场
  据《九江史话》载：为了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将抵制日货的斗争推向新高潮。在各界的推动下，九江商民一千余人举行集会，邀请天津国货维持会会长来浔登台演说，鼓励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会者一致造成以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为自己的爱国行动，不日便纷纷制定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公约，如《九江绸缎、洋货、棉纱帮不进日货十条》、《九江转运公所不进日货条规>等。不少商店将已有的日式平顶草帽、高丽草帽、日式伞、杖、席等，凡日本制造的货物自动捣毁、撕烂、抛向街头任人踩踏。很多商店门前贴着“本店誓不进、不卖日货”、“本店日货已查存”等字条。
  又载：学生、商业两界成立“国货维持会”，参加日货检查队的青年学生们在码头工人、店员的支持下，每天轮流在各码头、货栈进行严格检查，凡来往轮船，必须经过学生检查许可，才能放行。
  1919年7月间，日货检查队查获了“涌新裕王金号”购买日本火柴五十七箱。经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日货检查队共同商议，决定于8月4日将货物运至今烟水亭广场址焚毁。再载：1919年8月20日，九江学联和国货维持会在城内延支山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将所查各色“洋货”如绒袜、粉笔、洋纱、洋针、红铜等堆积如山。集会先由广货（百货）公所董事傅幼泉说明各种日化来源、花色及牌号，再由学联会长李道培发表演说；警告商人注意，万勿重犯，然后在日货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观看者人山人海，鼓声如雷，火烬时，尚有未烧化之物，也尽数倒入长江中。《九江简史》(1991年版)同载。
  （四）莲花洞轿工联络处旧址
  据《九江史话》（1991年版）、《九江简史》61页载：为了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各行各业的爱国青年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行列之中。从1919年6月中旬起，九江莲花洞的年轻的轿工们不抬日本人上庐山和下庐山，切断日本人在浔庐两地的联络，限制他们的侵略活动。
  同时，各粮店纷纷对日本人实行粮食封锁，拒绝卖粮给日本人，侵略者大为惊恐，坐卧不安。庐山的日本人向日本驻九江领事馆的信中写道：“此间排日风潮，日加紧急，前日轿夫不抬吾上山，已感受非常困难，然而尚可勉力支持、兹彼等私议，将于日内停止售卖食米，行且与吾人以断粮之危，事关众生命”云云。河西信急忙写信给浔阳尹，威胁他派兵保护日本侨民。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地方当局派军警查禁排日行动，暗中运粮供应日本人，使日本侵略者在庐山得以偷生。
  庐山莲花洞轿工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五）九江党团组织活动旧址：太古洋行
  1925年1月，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在九江建党的决定。
  在九江建党任务地落在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赵醒侬的肩上。
  早在1923年10月，赵醒侬在上海参加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返回江西，在九江下了船，找到他1923年2月亲手发展的团员周一尘（九江太古洋行职员），毛易虚、许若兰，他们成为九江第一批团员，赵醒侬来后在九江组建第一个团支部，以太古洋行九江分公司为主要活动地点。并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工作。
  1924年4月赵醒侬等把重点放在铁路、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团员，在南伟烈读书的饶漱石在这时入团的，6月先后成立了青年团九江地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
  赵醒侬对九江团员经过长期考察，发现温眷恤（江声日报编辑、记者）、帅鼓侬（九江吴楚建筑公司职员）、严燕僧（九江铁路工人）三人在领导九江工潮和声援上海工运斗争中表现突出，于1925年7月帮助他们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九江党小组，即南昌支部领导下的第二个小组，组长温眷恤。1926年，南昌支部升为江西地委，九江党小组也升为特支，书记帅鼓侬。
  （六）中共九江地委旧址：赵家花园
  《九江红色记忆》（2008年版）26页记载：1926年8月，江西成为北伐战争的主战场，九江处于中路北伐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指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特支书记，以加强九江工作，支援北伐战争。同年11月经中央批准，九江特支升为九江地委，曾延生任地委书记，机关驻市区赵家花园，直属中央领导。
  1927年1月，江西地委改为江西区委之后，属区委领导，曾延生兼任区委委员、区工委书记。他的三弟曾炳生在家乡入党后也从吉安被党组织派到九江，担任九江书店经理。
  北伐军到九江后，把九江工人严格地组织武装起来。先后成立九江总工会、九江铁路、九江码头等5个行业的总工会，30个基层工会，组建2000余人的九江工人纠察队及各基层工会的纠察分队，并由林伯渠的驻浔第六军政治部拨给工人纠察队部分枪支，进行军事训练。把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主办的《江声日报》改为《国民新闻》报，旗帜鲜明地大造革命舆论，鼓舞九江人民革命斗志。
  “文武”结合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对国民党右派。
  1927年4月，曾延生调任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接任九江地委书记（5月根据五大精神，地委改称市委）。
  7月下旬，汪精卫公开“分共”的消息传到九江后，袁玉冰领导九江人民开展反对宁、汉合流，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斗争，连续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戳穿汪精_卫之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他还约请国民党中央执委、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共产党员高语罕在《国民新闻》上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九江县党史资料》78-79页载：从1925年7月至1926年7月，中共中央南昌特支分别组建永修特支、德安支部干事会、武宁县支部、梅友支部、都昌、修水支部。中央特支、中共九江地委于1926年8月至1927年6月先后组建湖口、星子、彭泽等县党支部。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赣北各县党组织进人大发展时期。都昌、永修、德安等支部扩大为县委。
  1927年6月，中共九江地委改为市委，下辖星子、彭泽、湖口、修水等县。
  参考《九江简史》(1991年版)69-70页。
  （七）江西省立三中旧址
  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4年省教育司收归省办，经费由省直接拨给，校名则改为“江西省立第三中学”。
  省立三中原为“九江文庙”，位于今丁官路朝阳小学（浔阳区外国语小学）及北门至新华书店朝阳路和今新华书店全部地基，共四千平方米。
  1917年8月22日、1918年7月4日、1919年7月底、1927年7月23日，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4次来九江，亲手点播革命火种，在九江历史上留下光辉足迹。
  恽代英“五四”运动以前与省立三中学生严运生、王子平、程继贤建立了联系，在学生中传播新文化思想。1919年夏秋数次来九江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王子平、严运生、郑芳等许多进步青年在恽代英领导下，发起组织“九江人社”，并在第一国民小学（今柴桑小学）附设一个新文化书报贩卖部，销售《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宣传革命倾向，从事新文化运动。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传到九江，省立三中和省立第六师范（后并入省立三中）学生积极响应。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深入到工厂、市民中间宣传“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真相，并于5月22日召开全体国民大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1926年孙中山病逝，九江青年、学生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九江各界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后积极配合北伐军入城，据桂家鸿在《九江县党史资料》“大革命时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说：“九江党的组织和活动在1926年5、6月间较活跃，当时团的活动还活跃些。那时党团组织和活动在学校多，主要是六师、庐山中学，以六师为中心，两个学校共联合党的支部，学校各成立了一个小组，当时支部领导人有向昔先、陈冰、欧阳昆等人。
  （八）九江庐山中学旧址
  据《九江指南》（1936年版）载，民国九年（1920年）九江县沙河藉人氏曹了吉在六角石丁家场今柴桑小学东北侧的山坡上创办“九江唸佛林”。当时九江商业繁荣，集聚众多求佛保发财的富商及家眷每逢初一、十五佛事，集聚敬香拜佛千人之多。九江富商为子孙发达，香火不断，在呛佛林北端开办一所“九江商科私立中学”，也有称“庐山中学”、“匡庐中学”。
  这所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中学在交通发达的九江接受先进文化影响较快。
  《九江县党史资料》50页记载。1926年5月、6月党团组织和活动在学校多，主要以六师为中心，两校共一个联合支部，各校有一个党小组，进步思想不断在这所学校传播。
  在大革命时期九江农民运动创始人之一九江县党部常委戴振球是这所学校1923年毕业的，九江农民运动创始人之一、农民协会主席吴九恩是这所学校1925年毕业的。
  据《九江县党史资料》 （1989年版）88页载：在1925年的“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的运动中许多曾在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同文中学）读书的学生纷纷退出教会办的洋学堂，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这所学校，紧密配合这一运动，接纳大批从教会洋学堂退出的爱国学生。
  1927年7月“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正值学校放暑假。地方党组织利用已有校舍安排接待贺龙第二十军第一营官兵安营扎寨。
  1927年8月9月5时半，反动势力反扑。戴振球、吴久思被九江戒严司令部金汉鼎在九江大校场同26位共产党员和左派革命战士集体枪杀。《九江县党史资料》95页。1928年，日军侵略九江前夕，炮击九江城，将这所学校炸为平地，今无存。
  （九）九江总工会旧址：西园巷口
  《九江县党史资料》75页记载：九江党的建立，始于“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7月．成立了温眷恤负责的中共九江党小组。帅鼓农、严燕僧、许鸿共四名党员。
  1926年11月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12月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第一位地委书记曾延生、秘书兼组织部长陈冰、宣传部长温眷恤，工会部长彭江兼总工会委员长。
  《九江文史资料》第二辑70页记载：“随着革命形势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唐海松被推荐为栈业工会委员长，九江的北伐军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已投靠国民右派，他住在大东旅社（今三马路和一支路口，天鹅饭店址，当时是九江豪华饭店之一）。一天他的副官无故打死旅社工友叶生茂。金汉鼎置之不理，群情激愤，唐海松和十几位工会委员闻讯赶到现场，只见叶生茂尸首停在地板上，血肉模糊。叶生茂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几个孩子跪在尸体旁抽泣。九江各界民众同仇敌忾，要求惩办凶手。
  唐带领几十名栈业工人来到西园巷口九江总工会告急，总工会主席闻讯后，急忙赶到市党部请示，并呼吁各界声援。经磋商由唐代表全体栈业工人与金汉鼎谈判。如金汉鼎不答应条件或将唐扣留，就发动全市工人罢工、罢市。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三马路和一支路集合成千上万工人和学生向金汉鼎请愿，唐和十几位工会委员，穿工人纠察队队服、穿过人群直登大东旅社四楼，闯进金汉鼎办公室，经过反复交涉，迫于众怒，金汉鼎答应立即禁闭副官，按敌前阵亡团长的标准给死者家属抚恤费大洋六百元。大东旅社老板表示愿承担安葬费大洋一百。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友们深刻地认识到，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胜利。
  《九江县党史资料》83页记载：1927年1月，市总工会正式成立，委员长彭江。随即码头总工会、职业总工会、产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店员总工会及下属各单位、各行业基层工会相继正式公开成立。《九江史话》载：到1926年底九江建立了30多个工会基层组织，会员达3万余人。
  在建立各级工会的同时，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队员发展到2000余人，成立了纠察大队，大队长何庭瑞（北方人，九江太古趸船工人。）各基层分别为分队、小队或小组。
  各级工会的建立，成为党领导各阶层人民进行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
  《九江县党史资料》（1989年版）54页记载：黄璞清在《我的回忆》写道：1927年九江市、县的革命活动都是林修杰领导的。彭江是九江总工会主席。林修杰是客家人，曾留学欧洲，受党的派遣来九江，他有胆量和才能。派我到九江码头工会党支部任宣传委员、工会秘书。后又派我到久兴纱厂（今国棉一厂）支部任宣传委员、工会秘书，当时党组织都是工农份子任书记、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任秘书。久兴纱厂支部书记是上海人，是纱厂技术工人。我主要做宣传，起草文件，油印材料，书写标语，与工人积极分子上街贴标语，游行时我带领工人呼口号。
  （十）九江县农民协会旧址：柴桑小学
  《九江县党史资料》（1989年版）89页记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1926年7月誓师北伐，湘、鄂、赣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同年秋，即有吴久恩、易怀山、戴振球、丁巨轩、张贤思、汪仲屏等同志奉组织派遣利用暑假回乡机会，以会学友为名，在港口、江北一带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团组织、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同年冬，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后，港口、黄老门等地农民首先公开建立区、乡农民协会，高举农民协会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合，向封建反动派示威。
  《九江县党史资料》52页记载：1927年阴历正月初在九江市党部机关（原塔公祠，今柴桑小学）礼堂召开农民协会代表会议。会上打退了右派的进攻。通过选举结果，农民协会委员是吴九恩、易怀山、戴振球、张贤思、张贤庆、汪仲屏、丁巨轩、张伟儒、桂家鸿，后补周一樵、王若渊（右派成员）。主席：吴九恩，从此，九江县农民协会就正式成立了。
  《九江县党史资料》82页、83页载：县农协主席吴久思，黄梅分路口港西村人，1901年生，1925年在九江商校读书，九江农运创始人之一。县党部常委戴振球，黄梅分路口戴家坝人，1902年生，九江商科中学毕业，九江农运创始人之一。
  各级农民协会，把贫雇中农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阶级可靠同盟军。
  《九江县党史资料》90页载：九江县农民协会作出：“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的决议。会后，黄老门、港口、新塘、江洲等地区、乡农民迅速掀起反剥削反压迫高潮，向地主豪绅开展说理斗争。由于农会势力大，斗争大都是得到胜利。在港口、新塘等区、乡还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要地主给农民增加工资，减少佃农租役，对顽固势力，分别罪恶大小，给予游乡、罚款等处分。罪大恶极的，如港口大土豪谢松庭则给予当众镇压。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开发区中学）
  补白……
  “二次革命”中的沙河之战
  崔若林
  1913年的“二次革命”即湖口起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是我国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著名的武装斗争。1913年，李烈钧（今江西武宁人）为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拒绝袁世凯的裁军命令，并与鄂、湘、苏、闽、粤5省结成同盟，以防袁世凯进攻。宋教仁被刺，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惊醒过来，以孙中山、陈其美为首的激进派始主张讨袁。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
  7月11日，李烈钧从上海抵湖口，发表讨袁致江西各界电，指出“袁世凯违反约法，蹂躏民权，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种种不法行为难于枚举。兹复无故派遣重兵，扰乱赣省，实堪痛恨。”本人“特回赣随同军界诸君，声罪致讨，诸祈赐教。”12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并自任讨袁军总司令兼正面军司令，派方声涛、林虎分任右、左两翼军司令，定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总司令部参谋长。讨袁军总兵力2万余人。同日，发表对外通电和檄文。《檄文》指出：“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沦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署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为了夺回九江，讨袁军拟定了东西两路进攻九江的战略计划。进攻九江城西的是林虎部，由德安进攻沙河的袁军；进攻九江城东的是方声涛的九团周壁阶部和从十团抽调来的两机关枪连及独立旅两个新编连。原定7月2日拂晓东西两路同时进攻九江，可是，姑塘方面进攻的部队因当时水路木船运输困难，到第二天夜间才进入阵地。而林虎部5000余人于12日凌晨准时自沙河向九江推进，与袁军李纯部3000余人激战于赛城湖一带，李纯部死伤130余人。当晚亦在庐山北麓莲花洞交战，林虎部猛烈攻击袁军，李纯部败退。午夜，袁军由湖北增援九江5000余人参战，长江江面的3艘军舰横炮辍击林虎部阵地，林虎部山炮连失去炮战的作用，始撤至庐山山脚。13日，林虎部在赛阳、十里铺等地，与袁军混成第十一旅、十二旅继续战斗，相持不下，互有伤亡。14日，林虎部由沙河镇至苗家湾之线展开，向袁军李纯部逼攻，与马继增、吴金彪旅激战，从拂晓战至午后3点。林虎部左翼不支，向蓝桥方面撤退；右翼被吴金彪旅围在高山，仍顽强战斗，后退向沙河。林虎见袁军越战越多，且本身没有占绝对优秀，遂作持久战斗打算，派夏忠伯率两营赴蓝桥高地修筑工事，令杨祖时团第三营驻蓝桥右后，自守瓜子岭，准备拖延时间，以待邻省增授。15日，袁军在赛城湖一带向林虎部展开进攻。林虎部奋勇抗击，激战3小时，缴获袁军大炮3尊，快枪500余支，毙敌400余人。17日，林虎部乘胜进攻，袁军弃械退十里铺。林虎部追击10余里，夺得快枪700余支，毙敌近1000人。18日拂晓，袁军李纯指挥野炮遍击蓝桥散战壕，掩护步兵冲锋。林虎部以山炮摧，毁袁军机枪阵地，并以机枪阵地没在散战壕之前，待袁军进入有效射程内一起开火，袁军死伤甚众。后袁军次第增援，械精粮足，反攻凶猛，林虎部乃不敌。加之警戒沙河前湖岸之陶营（原刘世均部）突然叛变，已牵动前方作战，林虎部只得退据沙河附近高地。讨袁军调赵又新、夏尚声各率两营增援，因兵新力脆，不耐久战。林虎部守瑞昌一团，遭袁军攻击，亦全溃散。林虎部经两周激战，仅剩混成一团，仍撑持于蓝桥、黄老门、德安等处。后袁军分兵抄袭德安，林虎残部退守山下渡，经奉新向湘边撤退。
  7月16日7时，讨袁军右翼军方声涛率步炮部队5000余人，由姑塘西北向袁军李纯部左翼金鸡坡、八里桥一带进攻。李纯部团长张敬尧率步兵3营、山炮1营、机关枪1连，竭力抵御。后李纯抽调步兵两营增援，抄袭方声涛左翼。两军血战至午后6时，方声涛部被迫退守姑塘，李纯部追击至马宿岭。这天战斗，袁军李纯部官兵伤亡20余人，方声涛部被俘40余人，伤亡300余人。方声涛部第九团团长周壁阶在前沿观察时，中弹阵亡。17日，该团因团长阵亡，第一、三营及炮队、机关枪队见袁军招降布告，发生支援，便越过琵琶湖前哨阵地，渡河绕道向袁军张敬尧部投降。方声涛遂命该团余部开赴南昌整编。
  袁军乘林虎、方声涛左右两翼进攻受挫之机，即集中陆路与水上的兵力，夹击讨袁军大本营——湖口。7月23日，袁军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发布进攻湖口的命令，决定24日以主力进攻湖口。左司令为守势地区司令官，择定固守阵地，掩护军右侧方。旅长马继增率混成二十一团由八里坡经马宿岭、峡石向姑塘方面扫除障碍前进。混成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由金鸡坡出发，经过新港，向回峰矶、灰山进击，相机占据西炮台（位于新港灰山），掩护陆战队登岸。旅长鲍贵卿率陆战先遣队，借海军掩护，在预定地点登陆，速行进占湖口东炮台。右司令为浔阳留守司令官，整肃后方一切事宜。
  23日下午，袁军即开始运动。马继增旅、张敬尧团进攻灰山一路，晚与讨袁军交战，方声涛部夜袭袁军被击退。24日黎明，袁军进取新港。该处方声涛部有兵力3000余人，猛烈抗击，双方激战至午后，马继增、张敬尧部始占领新港。接着连夜进攻回峰矶及灰山，双方相持逾4时。袁军张敬尧率一营绕袭讨袁军左翼，从后抄击，方声涛部溃退，马继增、张敬尧部追至灰山西端，占领西炮台，至此，湖口犄角三炮台之势被破。灰山之战，讨袁军损失火炮10尊，被俘150余人，伤亡300余人。
  讨袁军三团团长伍毓瑞驻守姑塘后，第一营吴懋松部，第二营余部、第三营万勋部与独立营相继奉命一起保卫姑塘。袁军右翼支队周文炳团欲攻姑塘，行至峡石附近，与伍毓瑞团交战，伍团持有德造快枪、机关枪，据山固守，战斗猛烈。周文炳团受挫不前。后袁军调拨两营前往救应，连同周文炳团，击退伍团所部，进将峡石占领，战逾一天一夜24小时。是时灰山已克，袁军旅长马继增驰往指挥，追击方声涛部10余里。在姑塘地区，方声涛部占据高山，引炮俯击，竭力死战。双方相持一昼夜之久，后方声涛部奉命向吴城撤退。袁军遂于26日进占姑塘。
  24日夜，袁军旅长鲍贵卿率陆战支队，在海军两战队4艘军舰掩护下，用小火轮拖带民船至湖口东部登陆，袭攻湖口。李烈钧见九江之战陷于不利，乃率余部退守吴城，袁军遂于25日占领湖口。姑塘、湖口之战，讨袁军伤亡2000余人，被俘700余人，损失机关枪12挺，步枪3000余支；袁军阵亡排长1名，士兵数名，受伤50余人。
  二00八年六月
  参考资料
  1、《辛亥革命与九江》，1991年12月
  2、《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3、《九江人民革命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江西省军事志》，1997年9月
  5、《庐山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1927年九江县涌泉吴叶村暴动追记
  刘树仁
  [编者说明：近30年来，多种九江革命史、党史书籍中，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九江县的革命暴动，一般只记载港口暴动、赤湖暴动、岷山根据地等，从未记载涌泉吴叶村暴动，该文为首次记载此暴动，系九江革命史难能可贵的新史料。]
  九江县新塘乡烂泥垅刘村，1921到1927年有6名青年在九江同文中学（南伟烈大学）和江西省第六（九江）师范学校读书。他们是：刘景（慈）、刘厂（礼肃）、刘卓（礼端）、刘钦（德钦、仰山）、刘浔（礼湖）、刘广（礼广）。经过大革命的浪淘，他们在政治信仰上一分为三。刘景在同文中学（南伟烈大学）读书时，由方志敏介绍加入共产党，刘厂、刘卓由同学饶激石介绍加入国民党，刘浔（礼湖）就什么党派也不参加。
  刘景是九江县有名的才子，才貌双全，利用假期回乡宣传农民运动，特别是在1927年春节及清明期间，回到乡村，以结拜兄弟为名发展市党部，实际上是受（中共九江）市委委托发展共产党组织，组建（中共）九江县委和赤卫大队。他们结拜的兄弟有：凌玉斋（清末秀才），凌九和（禹昌），刘洛庵（德荣）、刘德进（敏之）、刘德洪（敬斋）、刘保德（志远）、刘申松等人。在结拜兄弟中，凌玉斋未参加共产党和农民运动，凌九和、刘洛庵、刘德进、刘德洪、刘德保、刘申松、杨丰池、田中渭等人全部发展为共产党员。刘洛庵（德荣）是刘姓族长，身材高大，文武双全、名号长子先生，在乡里威望高，推选为赤卫大队长；凌九和（禹昌）是凌家山族长，为（中共）戴凌区区委书记，刘德保为戴凌区赤卫队长，刘申松为（中共）仙南区区委书记，刘景为县委书记。
  他们秘密组建县委，公开以赤卫大队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组织和发展农民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和对半还息，要地主增加长工工资，减少佃农租役，打开地主粮仓借粮给缺粮农民度饥荒，对顽抗的土豪，给予罚款或扣人质，如田村大地主拒不实行减租，就将地主田先敬扣押起来，限期做到减租减息。
  他们开展农民运动后，不久就遭到土豪劣神们组织的反共团围攻。这时宋维德带领的长山反共团，孙益芹、孙益群带领的长岭（涌泉）反共团，邬仁模带领的远庸（新合）反共团（又叫黄学会）将刘村团团围住，致使周围的村民不能进行生产。1927年7月份九江市委通过革命军派一个班，送九条枪到刘村，指示刘景扩大赤卫大队组织暴动，送枪的军人到刘村时，被宋维德组织的反共团丁，在刘村前瓦子土丘田里，打死两名革命军人，抢去两支枪。这两支枪在解放后追查时，在张村碓屋（舂米的地方）挖出来，已锈烂了。宋维德还活捉三个革命军人，带到长山，在3人身上绑石头沉到西窑河中活活淹死了。
  刘景收到7支枪，其中有独子枪1支，700发子弹。分发给赤卫队骨干，刘厂，刘卓，田中渭（下马岗田村人），刘申贤（刘家湾人刘申松堂弟，后叛变），张洪炽（张村人，后叛变），杨丰池（四房杨村人），刘进（独子枪）等7人，每人1支枪。有了枪支以后，反共团丁不敢像以前那样猖狂，但刘村是丘陵平地，不易防守，周围反动势力大，不易发动群众，难以完成市委组织暴动的任务。他们经过研究确定，暴动地点，选择在九江县与瑞昌县交界处，长岭乡（涌泉）黄狮洞吴、叶、沈（口叫沈实姓刘）村为暴动根据地。吴、叶村在山里，沈村在外人多。特别是吴叶两姓因争水源，世代械斗结冤仇，家家户户都有械斗的武器、土铳、梭标、大刀等很多，每年六月六日要晒被械斗打死村民的血衣。但刘景口才很好，善于做宣传工作，又和当时吴姓唯一读书人吴秉钧（孝钊）同在九江高中毕业，和叶姓族长叶鲁溪是表兄弟（叶鲁溪是刘景姑母的儿子）。刘景、刘厂很快做好了吴叶两姓和解工作，同意参加暴动。暴动指挥部设在叶姓后面山岗上，原七都都部房里（清朝叫都排），暴动的领导人有：刘景、刘洛庵、刘厂、刘卓、凌九和、刘申松、吴秉钧、叶鲁溪等人。暴动誓师动员会，在吴孟公祠召开，刘卓主持大会，宣布吴、叶、沈暴动，接着刘景讲话，然后举行暴动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了桥头黄村时，包围了黄仲彪（保联主任、地主）、黄鹤翔家，黄氏兄弟逃走了，群情激愤．毁了他的家，把黄家一幢屋全部拆了，瓦也飞了，墙推倒了，墙脚石撬翻了，暴动的队伍继续游行，又包围了孙益群、孙益芹（大地主）家，当时群情紧张激烈，孙益群的妻予出来，双膝跪在地上叫莫怪，放爆竹赔礼，保证实行减租减息。游行队伍就回到吴、叶村，准备进行短期训练整顿。
  第二天暴动队伍进行训练整顿时，长山宋维清，涌泉孙益群，黄狮洞的黄仲彪各带一团反共团丁，把吴、叶村团团围住，进行攻打。双方攻打坚持了一个星期。
  暴动进行第8天，国民党派瑞昌县驻军肖营长，带3个连的兵力到九都源（现在叫九源），准备天亮时从青林山下来，居高临下，攻打吴叶村暴动队伍。瑞昌吴山吴姓村民连夜告知同族的吴秉钧。刘景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兵力悬殊，敌强我弱，研究决定就地分散转移，隐藏起来。戴凌区的凌九和、刘德保就转移到凌家山，仙南区的刘申松转移到后山（长山铜泉），刘景、刘洛庵带着县委和赤卫大队部人员，转移到岷山口上杨梅洼山上。
  刘景带领暴动的领导人员撤离吴叶村后，国民党就派一个姓侯的连长，带一连人驻在大栗坪黄村，并派密探打听暴动领导人员的下落。大地主黄仲彪马上进行反攻倒算，逼着吴秉钧出卖家产，帮他做一栋新屋。孙益芹探知凌九和晚上在家中，新反共团丁晚上包围凌家山村庄，烧凌家山村民的房子，一把槎帚引火烧了十八家民房，并将凌家山、陈家洼村民家中的家具全部打坏。在凌九和家将凌九和捉住并杀害于新塘铺。大土豪恶霸宋维德就收买戴德喜等人晚上带路到闫家塘村捉戴凌区赤卫队长刘保（因刘姓是闫姓公田的永佃户）。戴德喜平时和刘德保要好，互称亲家，戴德喜带反共团丁到刘家叫门，刘问是哪个？戴回答：亲家是我。刘开门戴德喜两个人进去，将刘德保双手抱住，使刘德保有武功也展不开，就被许多反共团丁上来用绳子将刘德保捆住。押往长山石门洞觉明寺（群众叫脚盆寺），在路上走时，土豪们拿着旧社会用的大铜烟筒头，不断在刘德保头上打，打一下就是一个血包。到觉明寺，就将刘德保倒吊在屋梁上，用敬神用的火熏死了。宋维德同时要冯克俊在闫家塘捉到刘先运，冯就用打过了的引火炮对刘先运用土铳打，铳不响，暗中将刘先运放跑了。同时还派几个团丁捉刘德纯（刘保之弟），刘德纯用武功在后门口打倒三个反共团丁就跑到山上去了。在捉刘德保的同时，宋维德还将刘德保家中存放的准备发展赤卫队用的梭标、大刀、土铳等几十件武器，也一起被抢走了。
  反共团总邬仁模也是反动的黄学会负责人，负责捉刘景、刘洛庵等人。国民党当时提出口号：认党不认亲，邬仁模是刘洛庵同胞大姐的儿子，邬仁模四妹又嫁给刘景的亲侄刘礼明为妻，邬刘两家是亲上加亲，但邬仁模不顾亲情，亲自做工作收买刘申贤、张儒炽两个叛徒，亲自带国民党正规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到岷山口上杨梅洼去攻打刘洛庵的赤卫大队。刘洛庵的赤卫大队，实际只有五条枪（有两支枪被叛徒带走了）。在九月份一个晚上，叛徒刘申贤、张儒炽事先和邬仁模联系好了，他俩当晚还在赤卫大队，提出由他放哨。这时邬仁模带着国民党军队悄悄地接近杨梅洼村庄，人们还未睡，听到狗叫，大家怀疑有人来偷袭，叛徒刘申贤、张儒炽提出他俩出去看看，到外面转一圈回来，说没有什么事，麻痹大家。到五更时，敌人发起攻击，刘德进、刘德洪、田中渭、杨丰池等人中弹牺牲，刘景化装一个老太婆以找猪名义逃脱了，刘洛庵和敌肉搏时，身负重伤倒下了，激战及敌人放火把村庄烧了。刘厂、刘卓（刘洛庵的儿子）藏在火墙里，打死八个国民党兵。天大亮了，敌军吹号集合整队准备撤走，这时，李家河反共团负责人之一张显达向邬二模提出没看到刘景、刘厂、刘卓的尸体，刘洛庵还不一定死，再查看一下，张看到身负重伤躺在地上刘洛庵说，这是共匪头子赤卫大队长，敌军官就弯下身子看时，他突然咬牙跃起，死死抱住这个军官，一口咬住军官耳朵，敌军官用手枪向他腰间又打了一枪，他手中的匕首也已插入敌军官下腹，两人同时倒下，同归于尽！刘洛庵这位赫赫有名的文武全才，我党当地的领导人，曾率领赤卫队打土豪斗劣绅，减租减息，闹的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刘厂、刘卓因躲在灾墙里，没有被火烧着，敌军回转时，因子弹打完，他俩就用石头打敌人，反共团小头目张显达，认得是刘洛庵的俩个儿子，就叫敌军捉住，绑在梯子上，将其胸部破开，把心脏挖走煮吃了。同时还指示团丁将刘洛庵的头斫下，剌在梭标上，然后吊在新塘街口，口里放几根稻草，说刘想捞稻草当共产党的官。
  刘景、刘申松、叶鲁溪在1930年也被捕。刘申松在后山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李家河上游王家洲，牺牲时还高唱国际歌。叶鲁溪在1930年被国民党驻在涌泉大栗坪黄村的侯连长捉住送往南昌，关在南昌监狱，于1937年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回家，不久病逝。刘景在城门九里垅被捕，国民党九江驻军张旅长，听说刘景是九江才子，又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就亲自到李家河反共团部说：刘景是才子，共产党能用，南京政府也能用，不能杀，我带走。在九江县刘景拒绝自首投降，又被送往南昌，关在南昌监狱，被国民党用电刑牺牲，遗体被国民党用麻袋装着丢到江里去了。解放前沙子泉祖坟山上他的坟墓是衣冠冢。
  附件(1)：关于1927年九江县涌泉“吴叶起义”（暴动）的复函
  树仁同志：
  来函问及“吴叶起义”，这是被人们遗忘一件往事。我幼年时候，人们不改提及这件事，解放后，才有人提到，稍有知识老年人，说得不甚详细，家严早已去世，在世时，人未向我说过，具体情况，不知，现在答复你的，只能是一鳞半爪。
  吴叶村起义，应当说“吴叶沈三村起义”。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1927年)，也就是将近失败的时候。本村老年人说，起义的那天，刘璟在吴孟公祠开了动员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了黄仲彪（保联主任）、黄鹤翔的家门口，突然包围他的家，黄氏兄弟逃走，群情激愤，毁他的家，把黄家一幢屋全部拆了，瓦飞了，墙推倒了，墙脚石撬翻了。然后继续游行，又包围了孙益群的家，又要毁他的家，当时非常紧张激烈，孙益群的嫂子，开门出来，双膝跪地叫莫怪，她是吴家的女儿，仗着这点关系，大着胆出来，向家公母舅磕头、放鞭炮，叫莫怪。后来才退兵。
  这次起义，取得了胜利，短时的胜利。不存在叶鲁溪带肖营长围剿一事。
  叶鲁溪的母亲，就是刘璟的姑母，叶刘是嫡亲表兄弟，《叶氏宗谱》载有黄鹤翔写的《叶鲁溪传》，这文记叙了叶鲁溪带肖营长在戴家山口与红军交战。这事发生在“吴叶沈起义”之后。红军在九都源，卜源，与第四旅军队开火，由于兵力不足，红军主动撤退，过简家坳，出简家小路，转移到戴家山。第四旅紧迫，也出简家山，未进戴家山，向戴家山口追去。战机到了，红军立即冲出戴家山，从后面猛打。第四旅伤亡不少，这时叶鲁溪带肖营长赶来增援（叶鲁溪路遇肖营长，原叫带路），也有人认为叶故意带肖来送死。
  叶鲁溪是刘璟表兄，也是“吴叶沈起义”的带头人。1935年4月一个黄昏，有一位李先生，到了叶鲁溪家，吃过晚饭，还未天光，李先生就走了。第二天驻扎大粟坪黄家的侯连长，在早饭时，把叶鲁溪抓到大栗坪严刑审问，叶鲁溪什么也没有说，只喊冤枉，又在第二天，叶鲁溪解到九江，不久，又被送到南昌，直到1938年7月，叶鲁溪才被释放，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这事是我的老伴说的，她是叶鲁溪的女儿。
  家父名孝钊，字秉钧（1903-1942）。与刘璟、刘敞等毕业于九江县第四中学（九江一中）高中部，曾与刘璟、刘敞等在新塘、涌泉一带从事过革命活动（刘敞堂弟曾说到）。“吴叶沈起义”也是领导者之一，后刘璟、刘敞殉难，家父逃走一段时间，后来，托人向黄仲彪兄弟求和，我家赔偿了黄家一幢屋的钱，买出一条命。抗战开始，国难当头，家父也当过一年保长，也可说从事抗日救亡，不久病逝，终年39，我只有十岁。
  简略作答，余不及：顺颂
  近佳
  （九江县涌泉中学） 吴节章 顿首2006年9月7日
  附件(2):几点更正意见
  （一）《九江县志》2001年版：781页凌九和是在凌家山被捕杀害于新塘，不是在新合被捕。
  781页刘德红，应是刘德洪。
  790页刘景应是刘德慈，又名刘景，是县委书记，不是区委书记。
  790页刘德荣应是赤卫大队长。
  （二）《九江县民政志》2002年版：351页刘德保是杀害于长山觉明寺，不是杀害于新塘。
  390页烈士刘乐安父子三人（儿刘厂、刘卓）应是烈士刘洛庵（德荣）父子三人（儿刘厂、刘卓）。
  394页刘德保烈士墓迁葬在涌泉乡沙子泉高处。
  350页刘景又名刘乐安，应是刘景又名德慈。
  390页刘乐安父子三人应是刘洛庵（德荣）父子三人（儿子刘厂、刘卓）。
  23篇中英烈大辞典中没有烈士刘厂、刘卓的名字。
  附件(3):关于上文的说明
  我（刘树仁）是九江县五交化公司原调研员，副处级待遇离休干部。1931年出生，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毕业，系烈士刘德保亲侄，刘德保牺牲后，其妻刘氏（名字记不到，小时只叫她大妈），一直在我（刘树仁）家吃饭，因此，幼年时经常听到伯母和父母讲伯父被捕到牺牲一些情况，我小时在老屋（烂泥垅刘村）读书时，深得饶伯母（烈士刘洛菴的妻子）的喜爱，她经常讲一些刘璟、刘洛菴当年革命的一些情况，其子刘厂、刘卓1922年到1927年在九江同文中学读书时，由同学饶潄石介绍入团（以及转为共产党员）。1947年我在江西省立一中读书时，饶潄石父亲是我的英语老师，因此知饶是抚州人，不大可能在九江县读书，因此对这历史不大相信。直到2003年看到《九江地方简史》，饶潄石确在九江活动过，才回想饶伯母的话是对的，同时我又于1965年在涌泉乡枫树村（当时叫大队）即吴叶村蹲点一年（叫工作组），当时年长的农民（姓名记不到）向我反映了不少的当年刘璟在吴叶暴动的情况，因此2004年我到烂泥垅刘村召集一些老年入座谈当年刘璟刘洛菴革命的一些情况，参加人有刘德水（今年93岁），刘礼其（烈士刘德进之子），冯四妹（烈士刘德进妻子）、刘一心等。为了继承烈士遗志，教育后人，所以写了这篇材料。
  2008年6月10日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五交化公司）
  补白……
  民国时期九江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
  崔若林
  一、鸦片泛滥
  在民国时期，鸦片亦属被禁之列，但事实上却是一种公开生意的商品。
  此时古城浔阳鸦片烟毒流行甚广，这里不仅有大量吸毒者，还有不少的鸦片商贩。据资料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被迫更改通商税则善后条约，洋药驰禁征税，于是鸦片贸易由非法的秘密活动变为公开的商业交易，其侵入范围从沿海扩大到中国内地。又因九江关对鸦片烟采取“税厘兼收，不分华洋”的原则，鸦片因而大量输入，结果使九江口岸成为江西鸦片进口的一个“总汇之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浔城“近墨者黑”，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贩毒吸毒的“重灾区”。清光绪十年(1884)伞城经营鸦片的商行就有7家。此后历届政府对于鸦片虽有禁令，但对禁而不绝毫不在意，有的禁令不过为纸面空文，徒具形式而已，贩毒吸毒依然如故。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入九江后，日伪政府没立武汉戒烟局九江分局，允许中国人开设鸦片馆，导致吸烟者盛行，全城有烟馆120余家，仅西园一带即有70余家。1949年清理统计，开烟馆者有182人，贩运烟毒者302人，吸烟毒者481人。其中规模最大者李淑贞和金继明两贩毒商，在南昌、汉口、芜湖、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及推销人。
  鸦片交易是一项能牟取暴利的买卖，它能给经营者带来巨额收入。因此参与贩运、销售者趋之若鹜，手段五花八门。一是商贩直接从洋商手中接过鸦片，采用“现金买卖”和“长期信用整箱出卖”。一是有的钱庄兼营，据1924年10月9日上海《申报》载：“九江各帮钱庄，以烟土一项为营业大宗，专做烟土红丸进口业之最大者，广东帮为马盈昌钱庄经理马伯驹，南昌帮为慎昌钱庄经理程鸿仪，本地帮为乾丰钱庄经理郑家兴、高葆初等。各帮钱庄大都林立于西门外正街一带，名为钱业，实为土业而已，而以马伯驹等为最著名”。一是走私偷运，地方当局也曾制定过严禁鸦片章程，限制土药自由出售，不准洋药输入，但是鸦片走私活动仍是严重，例如1924年11月30日“查获江顺轮船藏匿红丸20万粒，合洋3000余元”。1926年6月间，缉获两起鸦片走私案，隐匿鸦片达3000两；一起是走私犯将鸦片暗藏在太古洋行“鄱阳”号船上买办的房间内，有1800余两；另一起是“土贩用轧棉花机的皮辊内藏烟土，每支辊藏40两，每次搭轮船3、40支皮辊，合共有土1000两上下”。
  其时销售鸦片方式有两种：一是贩卖鸦片烟土，即制作鸦片的原料；一是出售鸦片烟，又叫大烟、乌烟，即烟土经过加工制作以后，供人抽吸的毒品。烟馆又有普通烟馆和花馆之分，以吸抽场所、吸者身份档次高低区别。日军侵占九江期间，在西园周围开设许多鸦片“吸售场”，发给售吸执照，并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配给烟土。甲级馆每月32两，乙级馆每月24两，丙级馆每月16两，丁级馆每月8两，戊级馆每月4两。此外还发给个人吸烟户照，每月酌情配给烟土。
  浔城的鸦片烟馆多数开设在小街小巷。在3、40年代，西园和龙开河一、二、三马路是集中之地。每个烟馆少则二、三个铺位，多则十几个铺位。其业主多数是无业游民；有的本有职业，因沾上吸毒之恶习后，便从事贩毒活动；有的还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他们也醉心于此道，设烟馆名义上是为待客之用，实则售毒聚敛钱财。另一种形式是一些大商行和妓院堂班里自设的鸦片烟馆，它们主要是让生意人和嫖客之类过大烟瘾。
  鸦片商贩多数发了财，至少能养家糊口。而吸毒者却病毒缠身，“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若奄奄一息病夫”。有的因此倾家荡产，死于非命。骇人所闻的是，有的连10来岁的儿童都涉足期间。如一解姓儿童年仅12、3岁，因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以致堕落到为“介福里”妓院的龟头与鸨母接客。有一钱姓市民，囚吸毒弄得家陡四壁，囊无分文，走投无路，最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为其搜集情报，为“日军佬”到农村去招降“游击队”。
  二、娼妓遍巷
  旧时浔城娼业的畸形兴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经济开始瓦解，新生的孱弱的社会经济又无法给迅速扩充的城镇人口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同时由于战乱、灾荒造成的贫困，大量无业游民充斥城区，为了生存，一部分找不到职业的妇女被迫为娼，以卖淫为业。其中有的人是被作为商品出卖或典押而陷入火坑的。其次，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传统的性消费方式并未改变，前清遗老要排遣情怀，民国新贵要领略春色，暴发户要补偿旧日的遗憾，动乱之世的市民更急于尽情行乐，醉生梦死的萎靡风气给娼业注入了催化剂。再次，商品经济的发展，来往客商“几于日夜不绝”、农村男性纷纷进城做工经商谋生，有的无法携带家眷共同生活，于是出现了性比例失调的状况，这部分人的畸形性要求也为娼业提供了市场。
  浔城妓院形成的历史较久，清初即为兴盛，民国初年，妓院主要分布在西门外大码头、赓和里及环城路一带，仅环城路的崇道里、圣庙巷、一至四支巷、西园介福里等处多达数十处。每个妓院的妓女少则3、5人，多则7～80人，其时全城妓女在200人以上。1916年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后，龙开河西渐趋发展起来，经官厅谕令将市内妓院限期迁至龙开河三马路一带，市内未准营业。日军占领九江时，三马路一带主要是驻军，妓院多集中在介和里、同道里以及环城路等处，每地3至5家。妓院中有的是专门从事这一色情行业，也有既为妓院，又兼营其他行业，例如环城路前的月富理发厅楼下是理发，楼上是妓院。凡妓院皆有龟头、鸨母（妓院男女老板）、档手（妓院雇请的打手）、娘姨（监视妓女活动）、跑街（带嫖客上妓院）等，有的妓院圈外有流氓、地痞、警察等集成一个行帮。
   时对妓女蔑称婊子。九江妓女按籍贯来源，分为扬帮、苏帮、本地帮三派。扬帮系来自江苏扬州，人数较多，来的时间较久，且能团结一致，有雄厚的势力。苏帮并非尽属三吴原籍，凡能说成名苏白（苏州白话）者，亦称苏帮，人数不多。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统计，扬帮报花捐的妓女有90余人，苏帮仅20余人。本帮又称杂帮，系指本地及来自武穴、广济、南昌等地，人数也不多。花捐系按妓女的年龄、姿色，收费标准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其中以二等居多，一等、三等亦少，三等又以本帮居多。一等妓女也称挂头牌的，在浔城挂头牌的妓女也只有在环城路的月宫理发厅这一家。挂头牌妓女是年纪轻，长相好、身体苗条，她与一般妓女大有不同，头牌妓女每夜价格高，几乎是天天客满，甚至有钱的大亨长期包下来。头牌妓女是龟头、鸨母的摇钱树，在生活衣着和化妆方面也与其他妓女不同。凡是首次接客夜度的处女叫“开苞”，身价更高，一夜得要银元几十上百元。妓女的来源，有的是从小被卖给妓院鸨母收容为养女的；有的是被人拐骗、走投无路流至妓院；有的是被经济生活所迫入妓为生的，这类占多数，约45%以上。当然，也有少数是甘愿沦落为娼的。
  为娼者都有其苦衷。妓女受嫖客玩弄侮辱，不仅被社会所歧视，且经常受龟头、鸨母们的虐待和经济上的盘剥，过着“千人骑、万人压”的屈辱生活。有的少女不愿接客，老鸨就将其衣服剥去，用鸡毛帚柄狠狠抽打，直打得伤痕累累，且经常如此。在一般妓女中也有长得好和长得差的区别，长相好的妓女接客比长相差的妓女接客要多，不幸的是长相差的妓女，如果接不到客人，日子就难过。偶尔没有接到客人，也得看妈子的脸色，倘若两、三天接不到客人，这个妓女的日子就更难堪了，要吃苦头，有时被妈子打得很厉害，有时打了不算，还要做家务劳动，在生活上也遭白眼，不让吃饭，即使让吃饭，也是吃剩饭剩菜。一些妓女由于长期的折磨摧残而患上性病（时称“花柳病”），以致终生痛苦。妓女们被人蹂躏而换来的卖身钱也都装进鸨母、龟头口袋里，即使嫖客的私赠，如果隐匿不交，被搜出后还要受处罚。平时不管本人意愿和身体状况，皆须听从鸨母安排接客，稍有疏忽，非打即骂。卖进妓院的妓女，处境更悲惨，一般都是到了年老珠黄时才能从良嫁人，因此身价要比年轻时便宜多了。
  此外，还有一些暗娼私娼（贱称“野鸡”），她们多散居在环城路赓和里街道里弄，深居简出，很少向外招摇，凡来客须打牌一次，然后始有入幕资格，牌费初规定40元，入幕费24元（其中房侍4元），后复增至30至50元不等。再者还有出堂差，送茶费亦略收费。当时政府对妓院准予营业，称为乐户业，由财政部门按章收税，名为花捐。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浔阳镇征收花捐率为一等妓女每月课征六万元，二等四万元，三等二万元。为防止性病蔓延，卫生部门采取定期检查，规定已营业的妓女每月检查一次，经检验确无患病者，由检验机关发给检验证书，再报花捐营业，如有性病，则停业治病，经治疗痊愈后，再继续营业。若延期检查或检有性病未经治愈照常营业者，则处以罚金或由警察机关处罚等以至勒令出境
  三、政府明禁暗纵
  烟馆、妓院是藏污纳秽之地，弥漫着淫邪的气息，是文明进步的对立物。烟馆、妓院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上。透过烟馆、妓院可以窥见社会的种种特性，可以说，烟馆、妓院亦是了解当时浔城社会的一面镜子。
  在旧社会，当局也曾采取过措施禁止烟毒和娼妓，然而收效甚微，屡禁屡废，乃呈愈演愈烈之趋势。
  对于禁烟禁毒，1935年江西省政府将包括浔阳镇在内的县区划定为绝对禁烟区，设戒烟所，对烟民进行发照，并按年龄及瘾量分期戒绝。年龄60岁以上瘾量大都限期稍宽，60岁以下25岁以上者戒期限4个月之内。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府也曾制定过三年禁烟计划，设立戒烟所，然而这类禁烟机构，实际是为日伪政府敛财服务的。在戒烟所内仍有烟土出售，其实质是不在禁而在征。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了禁烟协会，并将禁烟内容列入保甲公约实行连保连坐分层负责。当时虽三令五申，却明禁暗纵，禁下不禁上，禁民不禁官，上层人物中吸烟吸毒者屡见不鲜，竞使烟毒在浔城从未绝迹，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对于娼妓，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月，江西省政府则籍口“有伤风化”，制定禁娼大纲，实行停征花捐，并设置妓女就业机构，浔阳镇于街头张贴布告，即令取缔娼妓，妓院停止营业，当年7月为救济停业妓女，于县警察局特设济良所，收容被迫卖淫、自愿从良的妓女，并为之择配或介绍就业。
  旧社会烟毒、娼妓屡禁不止，禁而复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浔阳镇为水陆交通要道，商肆林立，商旅行客和船工往来云集，大批而频繁，这种游人如织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烟毒商贩、烟馆和堂班娼妓应运而生。其二，九江曾为蜚声大江南北的“米市”、“茶市”，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在全省商埠中贸易总额素列前茅，本埠迅速出现了畸型的繁荣市面，正是这种畸型的经济繁荣刺激了烟馆和妓院的增生和发展。其三，由于政治腐败，一些军政人员亦经常出入烟馆、妓院，有的还与烟商相互勾结，进行贩毒活动。伪警察局还公开办理批准开设妓院的业务，并收取娼妓的花捐，这样起到明禁暗纵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于1952年民主改革运动中，在全城开展了禁烟禁毒运动和改造妓女运动，才彻底禁绝了鸦片和娼妓，铲除了两大社会公害，拯救了一批“烟民”和为娼者。
  主要参考资料
  1、蒋伟国《国民党禁烟内幕》，1991年。
  2、吴稚甫、赵人俊《民国的世界之最——娼妓及其妓院》，1991年。
  3、上海《申报》，1924年至1929年。
  4、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5、九江市政协《九江文史资料》，第三辑1985年版。
  6、九江市浔阳区政协《百年西园》，2005年版。
  7、聂云从《九江解放初期的禁娼禁烟活动》，1998年。
  8、翟松明《九江解放初期取缔娼妓的回忆》，1998年。
  9、九江市志办《九江市志——公安卷、民政卷》，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
  补白……
  九江县港口镇文史掌故七则
  胡荣彬
  1998年3、4月间，我被临时抽派到九江县港口镇参与村民建房土地丈量工作。港口镇位于九江市西郊20公里处，宽敞平直的九瑞公路穿镇而过。该镇近年的农业、矿产、教育、引农造城等项成就在赣北很有影响，这些成就，报刊上常有报道，不必我在此赘述。而我在工作之余却爱打听、收集当地的历史旧闻、乡贤名士事迹。一个多月来，在这方面还颇有收获，现略记于此，对搜集地域文化资料，促进对外统战工作，弘扬前人业绩，激励后人志气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访问烈士后代
  在港口集镇，我访问到革命烈士何建兴的女儿何银枝老人，她今年（1998年）75岁，虽不识字，但听她讲话，便知她懂得一定的社会知识和革命道理，一问才知她五十年代曾任当地大队妇女主任、乡人民代表。她讲述了他的父亲何建兴（1934年牺牲）和叔父何建炎（1931年牺牲）及汪仲屏、桂蓬、叶瑞堂等革命志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港口、瑞昌、九江等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艰苦残酷斗争的革命事迹。这些革命事迹与九江市、县党史、民政部门编印的革命史资料大致相同，但何老讲的更为具体、朴实、真实、动人。并向我介绍了挂在她家堂前的何建兴的《革命烈士证书》（民政部1983年发），我顿时觉得能在烈士后代家中见到烈士证书原件十分难得，便抄下了证书上的文字。她又带我去附近的港口变电所旁瞻仰了何建兴、何建炎两烈士墓。1986年洗心桥中心小学在两烈士墓上加建了高高的烈士纪念塔，令人肃然起敬！何建炎烈士塔因墓土年久下沉、倾斜而于上月刚刚倒裂。清明节后我又来烈士墓地瞻仰，见何建炎烈士墓塔已由何姓族人自愿集资于清明节时新修建了。但这次新刻的墓碑上载何建炎烈士曾任九江、德安、瑞昌3县县委书记。我查县志、党史等资料，只见其任中共港口支部副书记，而3县书记均不是何建炎。我问何贤胜等族人，此前是否有建炎烈士任3县书记的记载，他们也说不清楚。我觉得，刻记烈士事迹和任职是一件严肃的事，应避免向后代误传。
  据九江的党史等资料记载，1926年，九江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将革命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港口成为赣北革命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著名的革命组织和革命事迹主要有：中共港口区委、赤松孔教会、赤湖暴动队、赤湖游击队、中华苏维埃港瑞区政府等，他们成功地举行了著名的港口暴动，攻打了瑞昌县城，营救了50多名入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攻夺了国民党码头缉私局、赤湖垦荒局等。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港口牺牲的（名载至今的）革命烈士就有40多位，众多烈士的鲜血曾染红了这片轰轰烈烈的革命热土。偶然中，我在港口生机林村叶明枕家中见到了1930年牺牲的原中共九江县第四区（港口）区长叶瑞堂的烈士证书。现九江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后又任县文化局局长）叶明锋同志，我早就认识，这次才知道他就是九江的早期共产党人叶瑞堂烈士的孙子。
  二、拜访刘传道老先生
  由港口集镇王建东老人带我去富塘村邹家墩．拜访了91岁高龄的刘传道老先生，他大半生主要在当地和新港、虞家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廿九年曾短期任民国瑞昌乌石街区区长，他旧学渊博，对港口一带近百年历史情况了解甚多，他向我讲述了2、30年代在港口的革命斗争故事，如生机林村叶瑞堂从广东参加革命后，回港口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辅仁小学、赤松孔教会，以及汪仲屏、桂蓬等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事迹。老人记忆最清晰的是民国十七年他与桂蓬两人去南昌投考省立乡村师范时，在南昌学习、生活半个月的亲密友好情景。1982年中秋节，从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退下来的桂蓬同志回九江，专程来港口富塘村，将青年时的好友刘传道接到九江南湖宾馆叙旧，刘老回忆当时的谈叙情况，并背诵了那天晚上长谈后即兴赠桂蓬的一首七律诗，及桂蓬答和他的一首七律。谈起诗词，刘老兴趣尤浓，他是九江市江州诗社、九江县渊明诗社的积极社员，近年来，这些诗社编辑出版的一些诗词集如《匡庐诗词》、《采菊》诗刊、《九江大桥建成诗集》、《京九线通车诗集》等集中都有刘传道的诗词联，有的作品还获奖。象这样身处偏远基层农村的高龄而活跃的诗词作者是极为少有的。
  三、晋谒桂蓬副省长旧居
  在港口生机林村夏家山，我们寻访了原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桂蓬的故居旧址：今桂旺林（桂蓬的侄子）家，看到了桂蓬的大幅彩色遗像（瓷像）。桂蓬1986年逝世时，骨灰从合肥运回港口，撒在他青年时曾战斗过的赤湖中，故没有坟墓。桂旺林家现在使用的木大门、石门框及此前墙，是1907年建造的原物，当时桂蓬才2岁，至今已91年了。1982年，桂旺林将老祖屋拆掉新建时，尊照桂蓬的意见，保留延用原大门和前墙。这古老的门、墙，是故里至今仍保存的桂蓬曾使用、居住30多年的唯一原件实物了，具有难得的纪念意义。
  四、找到台湾作家冯放民（凤兮）亲属
  1997年，我在编著《九江古今名人传》时，曾收载了九江籍．台湾著名记者、作家冯放民（凤兮）的传略，但不知冯放民为九江何地人，也未联系上。这次得知冯放民是港口人，他的外甥周象朗住港口村一组，我便去拜访了周先生（原九江县政协第一至四届委员），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冯放民的口碑资料和信件，为我今后补充修改冯放民传记获得了稀见资料。
  五、惊见蒋介石等为九江魏母题词
  更为难得的是，我在港口集镇访问到魏朝普老人，见到其所收藏的印行很少的《魏氏宗谱》，谱载民国政府高层官员魏道明（曾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台湾省主席等职）的九江籍史料，及民国廿一年魏道明的母亲曾太夫人逝世时，蒋介石、汪精卫、林森、蔡元培等10多位民国政要为魏母题像赞的墨迹（复印件）。并得知魏道明母亲的墓在与港口相邻的赛城湖境内，1967年“文革”时曾遭到红卫兵的毁坏。后来我曾去赛城湖察看此墓，仅看到墓被毁后的遗址，此墨迹与墓，在今天看来，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历史观，但毕竟有其难得珍贵的一面。对改善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工作有一定作用和意义。
  六、参观丁家山龙泉寺
  在港口丁家山，我参观了新建的龙泉寺和圣意殿，此处地势高敞，视野开阔。现在的龙泉寺高大富丽、雄伟状观，系1996年经九江县政府宗教办公室批准建成的，但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我们在寺前看到一块古碑：《福地丁家山龙泉庙碑》，刻碑时间为：“皇明万历拾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十一日立碑”，至今已407年，此碑虽已破残，但主要文字还可看清，言此庙系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由湖广人氏周真铅来此筹建，及众多的募捐名单等情况，由此可想象当年此庙的香火隆盛。此碑石质优良、书法精湛，是一件稀见的历史文物。此庙是否系周真铅在此首建，目前尚未查证，即使是1574年首建，至今也有424年的历史。旧县志中对此庙亦有记载。它虽然比不上庐山东林寺、九江能仁寺之古老，但在九江一带，四百二十年以上的古寺还是不多的。
  七、会晤熊为淼教授
  我在港口时，正值清明节，适逢西北大学（陕西西安）化学系熊为淼教授回港口老家扫墓祭祖。熊教授1935年生于港口，幼年曾在家乡港口项家乡读小学，九江市一中读中学，1955年考入西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此校任教。他在化学专业上有很多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和教学成就，获得多种高层奖励。此前，我因筹编《九江古今名人传》而与熊教授多次书信、资料交往，而这次是第一次会晤。熊教授十分关心并参观、研究家乡工业生产和工业污染情况。赣北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专家、港口轧花厂会计周海应先生在家中晏请熊教授，邀我作陪，熊教授与我畅谈《九江古今名人传》和“九江名人事业”的重大意义及其艰难历程和可喜成绩，使我感到振奋与鼓舞。（1998年5月初稿，2008年5月修改）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