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说寻阳县的陶渊明
  陈新
  一
  关于陶渊明，我认为，他不单纯是一个诗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精神文化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颇为突出的亮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历史上原本的陶渊明，与一个被后人感知、理解、传颂、甚至是重新构建和改写了的陶渊明，不完全是一回事。
  原来，历史上的陶渊明，寻阳县的陶渊明，历来就没有被后人真正比较全面的认知和理解。相关他的生平和故里，更多的是一些非学术因素，因而太多牵强附会的偏差和误解。
  实际上历史上的陶渊明，我从他的诗文之中，感受更深的是他的痴迷和执着：一个仅仅只是不愿做官，归田而非归隐，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关注民生疾苦的热血诗人，被戴上一顶伟大的帽子，也只能是曲解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最能体现人性极致的诗人。近代有一个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他也是与陶渊明类似，殊途同归。
  在宗法家族文化和传统官本位意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堆里，产生这么一个真正不愿做官，也不指望子孙读书发达，愿意自食其力，像常人一样生活，只偶尔写一点诗文，却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诗人，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写出“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样一些神想天外，不同凡响，激情豪迈的李白，听到皇帝召见，也不免一阵欣喜若狂。诗曰：“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露出也类似杜甫那种绝大多数文人，骨子里还是很想做官的本相。
  陶渊明的诗文不多，读起来也并不费力，真正从人性角度，再读陶渊明的那些诗文，我以为是不难感知和理解，陶渊明其实并不弃世，是真正很关怀现世人生的热血情怀的诗人。
  二
  题为寻阳县的陶渊明，先还得钻进故纸堆，尽可能弄清楚这个历史上作为诗人籍贯寻阳县的来龙去脉。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从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还在世的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到陶渊明47岁时的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浔阳郡，属江州”一一只存在108个年头的寻阳县，是一个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撤消并人以境内柴桑山而得名的汉、晋古柴桑县之后，因为存在时间短，故而一般也很少被人提起的历史县名。
  这一个只存在108年，与汉、晋古柴桑县并立并同属江州浔阳郡管辖，当时是州、郡首县，与州、郡同治所，是陶渊明籍贯故里的寻阳县，按照相关历史记载，加上不违背常识的推断，其大致地望，应该是在今九江市、县，还包括今庐山以及湖北省黄梅县在内，这一带的依山傍湖沿江地段。
  陶渊明47岁以前，与寻阳县同隶属于江州浔阳郡的古柴桑县，大致地望，按其县得名于境内柴桑山的常识推断，应当只可能是在今九江县西南，以及还包括今星子，德安，瑞昌等县、市部分或大部分地域在内的山区地带。
  陶渊明47岁，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撤消了寻阳县，原来寻阳、柴桑二县合并成了一个仍称之为柴桑的大县。陶渊明作为这一个晋末宋初二县合一之后还在世15年之久的柴桑县人，因而被后来的史传称为“浔阳柴桑人”，再往后又因为这一个并不确切的史传所称籍贯，加上方志谱牒往往引名人以添光彩，别有所图，牵强附会，硬是把一个原本并不复杂，可以大致确定今所属县地的陶渊明的籍贯故里问题，扯出了许多节外生枝的争议。
  弄清了陶渊明在世时，47岁之前有一个寻阳县，弄清了这个寻阳县的地域是在今九江市、县，还包括湖北黄梅县这一带的沿江地段，再进一步了解到这一个寻阳县的县城，从江北迁到江南，是当时州、郡、县的治所，称浔阳城，应当是在今九江市区的地点，是由原汉代灌婴所筑之盆口城，因江北寻阳县城迁入而得以更名为浔阳城的。这一个原寻阳县县城的州、郡、县治所的浔阳城，也是陶渊明47岁之后合并更名为柴桑县的县城。
  弄清了这些晋末宋初寻阳、柴桑二县区划地理的变迁情况，依据相关文献以及陶渊明诗文，不违背常识的判断，我认为只要不过分纠缠于今太过具体确切的地点，是可以基本认定这一个历史上的寻阳县的陶渊明，他的籍贯故里只可能是在距历史上的浔阳城，今九江市区不很远的今九江县，或者也可能是庐山区的境内。断不会是在距浔阳城近百里外，与历史上的寻阳县扯不上边的，原来隶属汉、晋古柴桑，至宋才立县的今星子县的境内。
  三
  要说陶渊明的籍贯故里，最为可信的依据还是他本人的诗文。以及与他同时代，做过他的邻居，与他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的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写的那篇《陶徵士诔》。颜延之在那篇类似现在悼词一样的诔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文中虽未标明具体月日，有一个某里的问题，但是确指寻阳县，是渊明籍贯县名的铁证。
  打个比方吧：我是九江县人，假设九江县撤消了并入了星子县，我若干年死后当然有可能被人说成是星子县人。但是原来就是星子县的张某李某，再怎么也不会因为九江县撤消了，并入了星子县，若干年之后去世而被人强说成是九江县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常识，颜延之再怎么也不可能把一个原本不是寻阳县而是柴桑县的陶渊明，硬要强说成是已经废名15年之久的前寻阳县人。
  陶渊明现存的全部诗文，除涉及官职柴桑令外（酬和刘柴桑，是此人已归隐寻阳；酬丁柴桑诗作于撤并后，其时县治已迁入前寻阳县的寻阳城内），无一处提及柴桑地名，倒是在寻阳县撤消之后，却在三首诗的小序中特别提到那个与他交往者或相邻所住者，或路过者的寻阳。这当然是念旧情结，是他诗文中相关籍贯故里寻阳县的佐证一一因而也是他的朋友颜延之，应该说是尊重他的念旧情节，之所以要在《陶征士诔》一文中特别说到“寻阳县”的缘故。
  历史上的寻阳县与浔阳郡和浔阳城，有一个“寻”字加不加三点水偏旁的差别，县名的“寻”字是肯定不加三点水旁。原先的寻阳县城，公元304年以前“庐江之寻阳”的县城（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的蓝城），是在长江以北，是名副其实“在水之阳”的浔阳城，迁到盆口后的浔阳城，实际上是夹在庐山和长江之间的一个重阴之地。晋末二县合一，用柴桑而不用寻阳作为合并后的县名，这可能是一原因。
  另外，从陶渊明的诗文中不难发现，他不仅仅在移居“南村”阶段与州、郡、县官吏交往，此前归园田居时期，此后幽居、贫居、终老所居时期，都有一些与所居附近浔阳城州、郡、县官吏或名士赠答唱和的诗作。从常识角度也不难推断，这一个历史上晚年还患有脚疾，走不得很远路的陶渊明，怎么也不会是住在离浔阳城一百多里外的星子县，或者也差不多是相隔了上百里的九江县西南山区的马回岭。即使那个七里湖低洼弹丸之地，发现几块晋代残砖断瓦，被说成是浔阳城故址可以成立，也还是解决不了陶渊明假设是住在星子玉京山，或者九江县马回岭仍然回避不了距浔阳城太远，实际上是绝无可能的问题。
  说到那个七里湖的浔阳城故址，我以为这也是一个违背常识的妄断。试想，原本有一个紧靠长江还通达内湖，地势比较高的现成的盆口城，怎么要到七里湖那个至少有水患之忧的低洼弹丸之地去建一个州、郡、县三级官府衙门治所的新城？历史上的东晋时期，有一个皇室政权偏安江南，北方不少流民迁入，在江南侨置郡、县的特殊建制。当时寻阳县境内，先后有4个侨置郡、县。七里湖考古挖出来的那一点晋代的残砖断瓦，只可能是当时侨置郡、县的遗存。
  四
  史传记载陶渊明是“寻阳柴桑人”或“浔阳柴桑人”，还只是一个不很确切的问题。形成主要是星子县与九江县关于陶渊明的故里之争，就学界而言，始作俑者是宋代大儒，大学问家朱熹。
  星子至宋立县，其县城也是当时南康郡的治所。朱熹当过一段时期南康郡的太守，受当地人（有陶渊明后裔），即“地之主人请益坚”一一再三请求的影响，“据相传之说”主持兴建了一个归去来馆。朱熹是出于崇敬陶公的善意，有做地方官要为地方办一点增光添彩好事的用心，还可能受到陶渊明或者是陶侃一脉历经战乱逐渐南迁到星子县境内定居的后代子孙，为纪念先祖编排附会一些所谓遗址遗物的影响。大概也未作深究，在《与人书》中说了一下“渊明此中人”。另外，还依据古文字“京”、“原”可通用的特例，曲说渊明《还旧居》诗“畴昔家上京”的上京就是星子县境内被称作“上原”的玉京山（见<朱子语录》：“庐山有渊明古迹，日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
  以朱熹的名望，影响所及，以致后来的府志、县志、名胜志，就直接说成“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旧居；其诗日’畴昔家上京’即此”。清代以研陶而著名的学者陶澍，在他所著《陶靖节年谱考异>中，则针对宋人“上京”是京城即“上都”的说法，更直接说成“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近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大概也碍于朱熹的名望，折中其说认为：”上京乃山名，渊明旧居所在也。其说盖本诸宋人地志，《朱子语录》及《与人书》、《吴师道诗话》，虽尚未可考信，或不为无根之谈。”
  朱熹是一代宗师，朱自清也只好疑而不辩。更有趣者，更能说明朱熹对后代学者有太大影响的，还有一个北大教授王瑶先生对《游斜川》一诗的注解。
  陶渊明《游斜川》-诗有一个小序，日：“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序称“临长流，望曾城”，还说到“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诗中写到“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都很清楚说明了是在“临长流”、“依远流”（长江）以及“迥泽”（远离湖泊）的船上，遥望以“曾城”或“曾丘”指代的“南阜”（庐山）。
  南阜即庐山，王瑶先生也是这么注解的。王瑶先生序注“《淮南子》记昆仑山有曾城九重’，昆仑是神仙所居”。可见其明知渊明与二三邻曲“班坐依远流”，“缅然睇曾丘”只能是在“斜川”一一应该就是一段因并非直流而被称之为斜川的长江。是以“曾城”或“曾丘”指代庐山。但王瑶先生却在诗注中，把曾丘注解为“即曾城山”，还补充一句“上有落星寺”。硬要迁就朱熹及其朱熹之后逐步形成的星子县有渊明故居遗迹，甚至是渊明故里的说法，将明知是指代庐山的曾城，诗中也可能是为了押韵，写作“曾丘”，只可能是指代庐山的曾丘，注解说成了是星子县境内一个湖中间的，根本不可能在“迥泽”和“远流”的船上“顾瞻无匹俦”的俗称牛屎墩的小岛。
  从朱自清，王瑶这两位皆可称大学者的先生，从他们对于一代宗师朱熹某些实在并不可信的说法，或疑而不辩，或信而不疑，甚至曲意迁就的表现上，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太多惟师道是从的惰性，缺乏以人为本，从我知我思故我信的角度，惟真理是从的科学精神。
  五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他的生平行止、籍贯故里这一类涉及到历史上是原本如何的诸多争议，既有陶渊明在世及其死后很长时不被人看重，史传记载简略、不确切，有不少空白和疑问的缘故，更多后人不同角度认识理解上的偏差，还有一些非学术方面的原因。籍贯故里之争更多非学术的原因。
  就朱熹而言，他原本并非考证陶渊明的故里，为南康守，说渊明此中人，是站在地方官立场上的说法。真正研究陶渊明的生平址贯，肇始于南宋，主要有宋代王质、吴人杰，清代的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近代梁启超、古直等学人各自编著的陶渊明年谱，以及相关序跋或专论的文章。大致而言，各家之说存有不少无法论定的争议，较少形成共识结论性的意见。
  各家年谱对于陶渊明籍贯故里以及几次迁居之地的考证与争议，无一涉及寻阳、柴桑二县撤并之差别，集中纠缠在一个陶渊明《还旧居》-诗的读解上。宋王质、吴人杰二谱，尚未见朱熹“上原即上京”之说的影响。后来的各家年谱，特别是陶澍的年谱考异，基本上就是把朱熹之说当作了定论。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专论结语中说：“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其中第三点就是：陶渊明“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这个相关渊明籍贯住地“可得论定者”的结论性意见，也反映了宋以后各家年谱著者及其朱先生本人，受朱熹影响形成了的一种偏差。并且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偏差，得出了朱先生所说与已知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可得论定者”的意见。
  朱先生在年谱专论中说：“《还旧居》诗，说者最为纷异。”宋王质、吴人杰两家年谱，都是把诗中“畴昔家上京”的上京，看作是皇室所在的京城。但却又都无法自圆其说，都没扯清那个“六载去还归”的行止。之后的各家年谱，则多数受“上原即上京”说法的影响，更说不清《还旧居》一诗相关行止住所的解读。
  《还旧居》一诗，实际上也并不难解。诗日：“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诗的起首四句是说，今天才始复再来到的这个很早以前在上京住过六年去而复归的旧居，所见都是一些令人悲怆的景象。中间十句诗，大致是说：田地依旧，房屋大变，绕故居走一圈也罕见以前邻居的老人。看到这些情景，想到寒来暑往，百年流幻，自己也年老体衰了。最后二句，我推断陶渊明很可能是陪同他的堂侄长沙公，来到这个他因为老屋遇火烧掉了，不得已迁离之后多年未来过的故居，一同修祠祭祖，故而才说“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大概是说，且挥酒祭祀吧！
  按照王瑶先生的陶诗系年，陶渊明53岁，故居老屋被火烧掉不得已迁离的八、九年后，另外还有一首与《还旧居》应是同时所作的《悲从弟仲德》。
  诗中所写“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先零”。“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是同《还旧居》-样的过从而悲，更具体落实到一个对诗人他自己遇火迁离时还执手相送，而今却早已亡故的从弟仲德的追怀感叹上！结尾二句“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几乎就是《还旧居》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未尽之余音。都是表现诗人过从旧居，即陪同长沙公修祠祭祖，重又来到这个原先陶氏宗族聚居的故里，追怀感叹的悲怆心情。根本渎不出各家年谱纠缠一个“上京”之地，强说“六载去还归”是离开六年之后又还归定居的意思。
  六
  各家年谱聚讼纷纭的“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这两句诗到底是说什么意思？我认为是追怀很早以前住过的京城。
  《赠长沙公并序》也是与《还旧居》同时之作。渊明陪同共族祖的堂侄长沙公过从旧居，修祠祭祖之后，临别赠诗，序称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陶侃的出身来历；诗载“于穆令族，允构斯堂”，“爰采春华，载警秋霜”。可以看出是祭祀宗祠的情景。渊明陪同长沙公修祠祭祖而来遇火迁离的旧居，写《还旧居》诗。当然是要从相关家族的旧事说起。
  渊明《答庞参军》-诗写到的“上京”是确指京城。这个《还旧居》起首说到“六载去还归”，很早以前去住过六年的“上京”，是否也是京城？从渊明自述谋一个彭泽令做，曾得到在京城为官家叔的帮助，再联系到渊明父亲早丧，“少而穷苦”却能“游好在六经”，我推测他极有可能八岁丧父前、后被家叔带到京城去住过六年，读了六年书。这或许正是他《饮酒》诗中所说到的那一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畴昔旧事。诗中说剑的上京，既非过从所见之旧居，更不是后人牵强附会、强拉硬扯所说的渊明作此诗之后再还归定居的所谓“上原即上京”的故里。
  与同宗同族的长沙公来到宗祠所在的旧居，又见到从弟仲德夫妻过世，留下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很自然联想到他自己八岁丧父后的儿时旧事。作如是说，还有一个渊明《祭程氏妹》-文相关可能性的佐证。文中说：“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爱从靡识，抚髫相成。”我原来有些不解，渊明祭程氏妹怎么说到一个他自己12岁，程氏妹9岁时，从不认识到互相关爱的事情？极有可能就是他在“慈妣”去世前，随家叔在京城读了几年书，才会有这样一个初见而互不相识的情景。
  陶渊明29岁始出仕为江州祭酒，之前，他的生平事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我们只能也只好从他的诗文中去寻找一些不完全能肯定的线索。从渊明《还旧居》-诗并无还归定居之义，其“上京”必有所指的角度，推测渊明儿时在京城读过六年书，依据是他诗文提供的线索。
  并且，这也是我按照我认为历史不可能复原再现，历史不可能完全真实，历史还存在很多应该纠正的错误，应该填补的空白一一再一次重新解读这一个陶渊明的结果。是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立场和态度，不同意前人谬说，但也吸收和采信了不少前人定论，独立思考，尽可能求证，不完全是学术研究，还带了一点文学想象性的意见。
  七
  历史上东晋时期寻阳县的陶渊明，也是晋末宋初寻阳县并人之后柴桑县的陶渊明，按照他诗文提供的线索，他的祖居、故居、归园田居，也就是他老屋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以前的住地，大致在今庐山东林寺附近傍蛟滩湖一带。史志有他的八叔公寻阳陶范，帮助河南高僧在今东林寺附近捐地建寺的记载，可知他的故居当在这一带的湖边。
  遇火后移居的“南村”在浔阳城附近，学界基本上没有争议，相关诗文显而易见。排除那个我认为不可信的七里湖浔阳城故址说，地点在今九江市区以南的原茅山头现开发区一带。
  较难确定地点的是他晚年幽居、贫居之地究竟在今何处？《移居》之二，诗中先说了很多南村居的乐趣，最后却说：“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大约透露了一点人事变迁，也就是<移居》其一诗中所说“闻多素心人”的殷晋安、颜延之等等诸人先后升迁离去。诗中有批评这类人的意思，也有一点他自己将不会在南村久居的意味。稍后所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更表明了是要迁离南村的意思。
  标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诗，明显可看出渊明此时已迁离南村。丙辰岁是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这一年渊明52岁，诗中涉及地名，及其描述地点的地貌特征，既不同于归园田之故居，也迥异移居过的南村。靠近湖边的洼田，还靠近一个“东林隈”的小山丘，架船越过不很大的“平湖”能听见对面大山上的猿声。根据这首诗提供的线索，再结合解读渊明此后所作的《赠长沙公》、《还旧居》、《游斜川》、《于王抚军座送客》，可知离浔阳城仍然并不太远。再说七里湖一带可能有侨置的郡县，渊明晚年有脚疾，《感士不遇赋》序称“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说明他晚年还当过教书先生。《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又说明他不在浔阳城内。据此推断，陶渊明从南村迁至颜延之《陶徵士诔》所称“南岳之幽居”及其“卒于寻阳县之某里”的晚年贫居之地，当在今九江县赛城湖玉兔山的傍湖地带。距浔阳城不很远，与庐山，与渊明原宗祠所在的故居可隔湖相望。
  人间无净土，世外有桃源！与佛教净土宗创始人慧远有过《形·影·神》之辩的陶渊明，晚年不入莲社，写作《桃花源诗并记》，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思想交锋持续而来的结果，是精神建构的理想，不可能是纪实！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诗并记》一一地理原型是在湖南的武陵源，社会生活原型是由北方流民带过来的避乱传说。这样认识或许更符合生命情感的逻辑，更深层的意义，尚待挖掘……
  相关故里，说陶渊明——后再强调一点：这一个历史上的，1580年前东晋寻阳县的陶渊明，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故里，按照不违背常识的判断，只可能是在今庐山西麓九江市、县环八里湖一带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地点，不可能是在山南！
  （2007年9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粮食局）
  补白………
  清通奉大夫蔡燮的墓葬与家族
  刘晓祥
  1992年10月4日夜，座落在江西省九江县沙河乡泉塘村黄家嘴西南方向田畈中一座清代墓葬被盗。5日，情况反映到县公安局，再通报县文物管理所。下午，曹锋、王义华同志到现场查看，7日，王义华、刘晓祥同志再次到现场，又到黄家嘴走访群众，获得与该墓有关的口头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墓主的身份大有裨益。
  一、墓地调查
  墓地田畈叫泉水垅，开阔平坦，黄澄澄晚稻迎风起伏，田畈中部凸起一块平面呈楕圆形台地，种植着红薯和蔬菜，被盗墓葬座就落在红薯地里。坟包呈镘头状，封土高约1.6米，不见标志性石碑，周边片石无存。偏东南不远处埋葬着张姓坟包三座，有立于清同治年间的墓碑，得知该土地名叫：“社林塝”。西北方向距九沙公路约500米，北距黄家嘴约200米。
  第一个发现被盗墓葬现场的是村民黄世福（村支书的父亲）。消息传开，陆续引来群众围观，此走彼来，络绎不绝，直到下午，围观群逐渐散去，蔡家塝村民蔡泽斌在黄世福老汉的协助下，清理了现场，草草堵复洞口。
  现场所见：坟包南侧挖开一个盗洞，棺材头板被劈开，尸体拖出棺外，上体赤裸，头颅放在坟包上。冠服袍带被撕烂扯断，随手乱扔，散落墓地，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从盗洞中察看，该墓系砖室碗椁结构。用25×15×6厘米特制带公母榫的青砖砌成墓室，棺材藏在室内，砖室外再以粗瓷青花碗装入糯米汁调拌的石灰桨绕砖室码放，凝结成块，堆砌二层，包结严实，外层再堆积泥土。如此规模宏大的墓葬，想见当年丧家修筑时所费人力财力不少，非家资巨富者莫办。
  现场还发现帽顶上的红缨及马蹄袖等清代服饰残片，另采集一块墓砖，侧面模印阴文“通奉大夫吉羊（祥）专（砖）”八字。一位年长的村民说，该墓埋的是姓蔡的老爷。据此，初步判断该墓年代当在清朝，墓主姓蔡，系二品官衔获得者。
  走访黄家嘴村民，获知下述信息和部分实物。墓为南北向，北端原有高大墓碑和拜台（铺地石）及一对华表，解放前尚完整，且有蔡姓后人来坟前祭扫。后来经过三次扰动破坏。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黄家嘴村民将墓碑、华表、石块抬至村头砌井、搭沟、垫路。其中一位亲自参加抬碑者黄显荣现身说法介绍当时的情况，从而找到了墓碑和一根华表。墓碑斜插在甘蔗田的路沟旁，一根华表砌在水井边，其余石块散于村头路边，另一根华表没有找到，村民已不复记忆辨识。
  第二次破坏是1966年“文化革命”初期，好事者伙同红卫兵从墓葬北端正面破土，因墓室结构复杂，砖、碗、石灰凝结，挖墓者知难而退，未作更大的破坏。有人说当时挖出一块暗碑，后来不知下落。
  第三次也就是这次被盗墓贼破坏得最严重。
  在村民的协力下墓碑被刨出。碑身已残，状如曲尺。残存最长处高1.5米，宽0.9米，厚0.1米。从碑身断残迹象看原高当在2米以上，现残存铭文五行，自右至左为“初一辰时”、“壬山为茔”、“蔡公鼎臣大人之墓”、“男绶·鋆·金台；孙泽祐·祁·祜·祉敬立”、“平月——榖旦”。
  华表，呈方形柱状，顶部雕一坐狮。长粗无法测量，目测长约1.5米。另一件未找到。
  墓碑记载墓主叫“蔡公鼎臣”，三子、四孙。这为考证其身份和家世提供了重要线索，是可贵的实物资料，惜记述死亡及下葬年代的文字剥落而未详，颇须作一翻考证。碑刻“蔡公鼎臣”与村民传说该墓埋的是姓蔡的老爷及解放前有蔡姓人来上坟祭扫等均相吻合，该碑是从墓地抬来应无疑问。
  二、探寻墓主
  根据墓碑上的刻文“蔡公鼎臣”是该墓墓主当无疑问，但蔡鼎臣为何许人？墓碑残缺，不得要领。从墓砖模印的“通奉大夫”文字看，系从二品顶带，属官僚阶层，象这样人物，县志应有记载，然而查遍《德化县志》竟找不到蔡鼎臣其人的点滴资料。墓碑残缺，破坏所致，县志失载，殊不近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田野考古调查时看到清代墓碑刻文有一定的体例。是官员身份则上刻官衔下刻字号而不刻名；无官职的读书人上刻学衔，无学衔的则刻处士，下刻亦效法官员称字不称名。但普通平民就只称名而无字号，这是身份所限不能超越。凡称名者，名字上面必加一“讳”字，且排列靠右而略小，以示尊崇敬意，绝无直书祖先姓名的。这是封建礼制所关，叫作“辟讳”，士庶必遵，也是书碑人、刻碑人都知道的“规矩”。因此“鼎臣”有可能是“蔡公”的字或号。按照上述调查所见清代官员墓碑比拟，蔡公的碑刻可复原为“皇清诰授通奉大夫显考蔡公鼎臣大人之墓”。确定“鼎臣”是字号，进一步考证其名字及其生平与家世。由此联想到1983年在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一方墓志也记载了“鼎臣”其人，很重要，对解开墓主身份有很大关系。
  那是1983年9月，在九江县赛城湖水产场五丰大队一生产队的村头发现一方青石墓志。志题“蔡君墓志”，副题“兄金冶述”，志文云：“君姓蔡名金绂……家君鼎臣御史第三子、予同母弟也”，“殁于咸丰三年……得年二十四岁。娶同县大学士李陆平公孙女、举人粹然公女，生女二，无子，以予次子泽祐嗣。兹以咸丰甲寅四年……葬先母张宜人于县西南白鹤乡土名牛角垅之燕尾山，附君于宜人墓右”。该志提供了四点信息：一、金绂是鼎臣的第三子、金绂死时鼎臣任御史。二，金绂娶李陆平的孙女李粹然之女为妻。三、金绂死后第二年与其母张宜人同时下葬。四、墓志提到蔡氏三代五人，列式如下：
  父母辈子辈孙辈
  蔡鼎臣 蔡金冶
  张宜人 蔡金绂 蔡泽祐
  墓志上“家君鼎臣御史公”与墓碑上“蔡公鼎臣”有许多相似之处。三代系列分明、志、碑相合；子称父字而不称名，恪守避讳体制，志、碑暗合；值得注意的是志文提到“以予次子泽祐嗣”，这句话与碑上四孙之一的“泽祐”同名，且都是祖与孙，辈分相同。所不同的是墓志里的“金绂”、“金冶”不载于墓碑，金绂死于其父鼎臣之前，碑上不必留名，金冶或即碑上之蔡鋆，推测“望”是官名，“金冶”系谱名（论证详后）。这样，志、碑所记的人名即是一家的成员。
  结合碑、志记载，蔡鼎臣有五子四孙，只有泽祐一人在墓碑、墓志上都刻了名字，可以确认是同一人。在没有找到<蔡氏宗谱》而无法了解其家世资料的情况下，只有查阅《德化县志》，因为蔡鼎臣有“通奉大夫”的官衔，不会没有记载，只是不用“鼎臣”而用别的名字无法确认罢了。因此，只有先从其子、孙辈人手查找，再旁及亲属，或可揭此谜底。
  先查其孙泽祐。《德化县志·授职》载：“蔡泽祐，燮孙，光署正衔“。（光署正：即光禄寺署正）“燮”应为蔡燮，即泽祐的祖父。这一记载，引出蔡燮其人。
  再查其子蔡鋆。《德化县志·仕籍》载：“蔡鋆、燮次子，分发直隶县丞、保知县。”县志记载的“蔡鋆”和墓碑上刻的“蔡鋆”名字相同，辈份相合，应为同一个人。
  又查其父祖辈。《德化县志·封赠》载：“蔡琳，廪贡。以子燮加级，赠通奉大夫；蔡梓，以孙燮加级，赠通奉大夫。”
  县志记载“蔡燮”的亲属与墓碑刻的“蔡公鼎臣”亲属“蔡鋆”（子）“泽祐”（孙）对得上号；蔡燮的父祖辈都赠有“通奉大夫”衔和“蔡公鼎臣”墓砖上模印的“通奉大夫”也相符合。对蔡鼎臣、蔡燮是否同是一人尚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再从其是否同时代人作点论证和辨析。
  墓碑的纪年残缺，对认定蔡鼎臣死亡及下葬年代失去凭证，但《蔡君墓志》却明白无误地记着“兹以咸丰甲寅四年（1854年）九月初一日葬先母张宜人于县西南白鹤乡牛角垅之燕尾山、附葬君（蔡金绂）于宜人墓右”。墓志表明咸丰四年蔡鼎臣在北京任御史，仍然健在。再看县志记载蔡燮亲属考贡及任职时间。蔡琳考贡是在嘉庆朝，蔡鋆任籍在咸丰朝、蔡泽祐授职在同治朝，这样，墓志、墓碑、县志记述蔡鼎臣、蔡燮及其父子祖孙的生活年代和皇朝年号次第均相符合，四代人的年岁间距并不矛盾。综上举例，蔡鼎臣就是蔡燮，只不过“燮”是名，“鼎臣”是字罢了。
  三、迟见的墓志
  （一）迁墓情况
  1992年10月4日夜，座落在江西省九江县沙河乡泉塘村泉水垅的通奉大夫墓被盗，一年后的1993年10月15日因修筑县城东环城路，该墓适在路基而必须移迁。蔡姓村民自发地担当起迁工程，约近20人参加，组织者为蔡报田、蔡老三、蔡泽斌，并通报县文管所。自10月15日破土开圹，中途发现墓志，至16日中午迁葬完工，复葬于南边约250米的山脚，据说是蔡泽斌父母的坟地，距梅家垅水库不远。曹锋、骆训生、刘晓祥同志观察了迁墓过程，并采集了用于筑墓的铭文砖和青花碗多件。
  墓为砖室碗椁结构，人葬一棺。柏木棺材髹黑漆，长2.4m，子母口，头档板已在去年被盗时破坏。葬式为头南足北，与原残墓碑所记“壬山丙向为茔”正好相反，此中疑团，在墓志里找到答案。棺内因盗墓破坏而积水，起尻后搅动棺内，状如臭水沟里的烂泥，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骨架起出放在一块预备好的白布上，已无法分辨出肢、于、头颅，当然也没有人去冲洗。因天色已晚，当日没有移葬，露天放置一夜。
  次日（16日）来人少了一半，棺木因太重而无力抬走，只得弃置原处。人们用小杉木板制作了一个长4.5尺的状如棺材的木合，将遗骸连同白布草草装入，两人轻快地抬往新的墓穴。随后又将墓志抬出随同人葬。
  蔡燮墓志置于足部西侧贴于墓室墙壁，文字内向，未受损伤，只是部分字嵌入石灰，取出后稍作处理即可认读。次日打下拓本，建档存查。由于墓志的发现，对一年前出土的“通奉大夫墓”究竟为何人得到肯定的答案，表明去年（1992年10月）作出的考证亦符合实际，只是卒年稍有误差。
  （二）关于墓志
  蔡燮墓志，为青麻石质，正面打磨光洁，呈长方形。纵52，横77，厚7厘米。刻字正文776字，补文47字。字大1.2厘米，满行为26字，有抬格、空格等程式。志题：“皇清诰授通奉大夫广东肇罗道鼎臣蔡公墓志铭”。据此，与去年发现之“蔡公鼎臣”残墓碑吻合，该碑确系“奉政大夫”墓前之物无疑，当地村民提供的情况属实。
  撰文者为蒋志章，当时任陕西巡抚，“其嗣君鋆专函数千里寄状请铭”、“章（蒋志章）与嗣君交最久“，于是为蔡燮写了这篇墓志铭。据查资料，“蒋志章，字楼山、江西铅山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二甲进士”。
  书写者为刘绎，字詹岩，江西永丰人。道光十五年乙未恩科一甲第一名进士，即该科状元。当时任江西团练大臣（对付太平天国革命）。刘绎与蔡燮为同科进士，故自称“年愚弟”。
  从墓志记载得知：蔡燮字鼎臣，出身于书香家庭。十八岁考取秀才，三十八岁中举，四十一岁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都蔡院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户科掌印给事中，长期在北京供职。直到六十六岁以后才外升广东肇罗道，三年任满，便离休回家，过了近三十年的任宦生涯。蔡燮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年（1871年），享年七十七岁。生有五子，长子、三子先卒，墓碑只载其三子、四孙。
  蔡燮服官近三十年，其时正值中国政局动乱，先有鸦片战争，后有太平天国革命，而墓志并未涉及，表明其在这方面没有可以记载的建树。墓志虽有歌功颂德之词，而无政绩活动之实，亦无著作传世，看来蔡燮是一名普通的封建官僚。
  据墓志记载“葬公于德化西乡莲花锋下竹马山之原，阡向壬丙”，补证则云“越十有九年，光绪纪元庚寅（十六年，1890）……改葬公于白鹤乡青潭堡归垣冈”。以上记载表明三点：一，这是迁葬即二次葬。二、该墓原为北南向，改葬后则为南北向，原墓碑移来后亦未改动。三、墓志原有盖，移迁时弄破或忘记搬运，这次未发现。
  墓志没有记载其幼子金台的生母宛氏，显然金台尚幼，在家庭中无发言权，亦表明宛氏系侧室未扶正，极可能是北方人，且娘家寒素无人，故受到蔡家轻谩。宛氏生前已获得“恭人”的封典，这是蔡金台发迹后为母亲向皇帝请的封，母以子贵，自然不在话下。墓志全文照录如下：
  皇清诰授通奉大夫·广东肇道·鼎臣蔡公墓志铭。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署陕甘学政·前翰林院编修，愚姪蒋志章顿首拜撰。赐进士及第·诰授通议大夫·三品卿衔·翰林院修撰·江西团练大臣·前山东提督学政，年愚弟刘绎书丹、篆盖。
  公讳燮，字鼎臣，姓蔡氏，江西德化人，为宋理学元思公二十世孙。其六世祖佐，国初以从戎功，洊任河南汝宁都督，勋业显著，载在邑乘。曾祖澈，祖梓，父琳，均以公贵赠通奉大夫。前妣氏张，妣氏张，赠夫人。生子四，公居幼。秉性沉潜，为赠公所器许。甫成童，而赠公弃世。公仰承先志，学与年增。年十八补弟子员。道光壬辰举于乡，乙未成进士，以部曹用。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户科掌印给事中，均以明察廉直称。俸满报最，授广东肇罗道。其时发逆尚扰三罗，土客互相寻衅，人皆为公危。公闻命自天，毅然就道，抵任后，恩威并用，剿抚兼施，三年而所属悉成乐土。解组之日，攀辕泣送者遍道，寮属咸钦仰焉。公素恬淡，服官中外几三十载，未尝有所干求。平居待人以和，接其言论丰采者，如坐春风中，油然不觉与之俱化。然于然诺，取予开则，不少假借，尝制座右铭日：“泰山高岳以立身，冰清玉洁以植品，青天白日以处事，光风霁月以待人。”惟其有德，是以有言，即此亦足以概公矣！公生于乾隆乙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寅时，卒于同治辛未年四月初一日辰时，享年七十七岁。配星子张氏，赠夫人。生子五：长式金，直隶补用知县，卒于营次；次望，广西补用知府；三绂，早卒；四绶，邑廪生；五金台，业儒。女三：长适本邑陈宣润；次适彭泽项宜升；三适本邑余安绶。孙四：长泽祁，郡增生；次泽祐，郡廪生；三、泽祜；四泽祉，俱业儒。今以本年十二月初五日葬公于德化西乡莲花峰下竹马山之原，阡向壬丙。其嗣君鋆，走函数千里，寄状请铭。章与嗣君交最久，公之仁政硕德，固已久识于心，兹复谨按状而志焉。并为之铭日：淡以明志，静以致远，惟公兼之。不满何损，薄尔声华，安余屯蹇。出则宣猷，人则补袞，四十服官，七十而返。行遵古道，昭然丹悃，老成凋谢，西山日晚。恸及亲宾，兴言缱绻，明德昌后，福禄来反。勖哉后人，支培其本。嶫嶫高原，峨峨垅坂，地献其灵，人在如宛，龙輀悽悽，驹隙晼晼，卜兹幽宅，累祀安稳。
  同治十年十二月初五日
  越十有九年，光绪纪元庚寅，男金台，以九月九日故改葬公于白鹤乡，青潭堡，归垣冈。时台官编修。孙庆同，曾孙懋询谨徙。
  （正文776字，补文47字，1993年10月15日出土，16日拓印。）
  四、蔡燮及其家族
  蔡燮在《德化县志》中有多处记载，不仅中举、中进士姓名载于县志，而且受聘参加编修县志。《德化县志》卷首，编撰人员中首列：“蔡燮，乙未进士，广东肇罗道。”又卷二十九，选举·进士：“道光十五年乙未科进士·蔡燮，吏部主事，历任员外郎，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户科掌印给事中，巡视各城，稽查内仓、南新、海运等仓。咸丰己未（九年）会试内监视，授广东肇罗道。”
  县志不仅详细记录蔡燮任官经历。还将其曾祖以下旁及兄弟子侄孙辈等蔡姓中的男性有学位，官衔的载于县志达19名之多。蔡氏一门科甲，顶带联绵，为浔阳望族之一，俗称“刘、李、万、蔡”四大姓。
  除县志记载蔡燮的任官经历及其亲属成员之外，还从他人墓志和别的文献，碑刻中也查到一鳞半爪。综合来看，大致有一个轮廊。
  (1)蔡母宛恭人墓碑。座落在九江县新合乡小石村土名眠龙口，1983年文物复查时发现。碑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刻“男金台、孙孝同、孝肃奉祀”。宛氏是蔡燮的继配夫人，蔡金台的生母。
  (2)李粹然墓碑。座落九江县狮子乡三桥村土名徐坡岭，1991年11月被盗后调查得知。碑立于咸丰二年（1852年）。墓表文系蔡燮所撰、落款“赐进士出身吏部员外郎姻愚弟蔡燮顿首拜撰”。李粹然名儒郁，是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宾的幼子，其女嫁给蔡燮三子金绂、李、蔡为儿女亲家，上引《蔡君墓志》有记述。
  (3)重修能寺宝塔记。碑在九江市能仁寺大胜宝塔旁，立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江兵巡道景福撰文。碑文有“鼎臣观察领其纲，乃嗣云庵太守督以成”。是说蔡燮领头修缮，其子蔡鋆具体施工。因为“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虽然碑文作者景福也是道员，毕竟蔡燮是前辈。蔡燮担任广东肇罗道，故有此种称谓，从而再次证明“鼎臣”就是蔡燮。
  其家世情况据墓碑、墓志和<德化县志》所载，大致如下：
  蔡燮发妻张氏，封宜人，系五品命妇，蔡燮任御史时请封，生子三。卒于咸丰四年，与三子金绂同葬一处。
  续娶宛氏，封恭人系四品命妇。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得年68岁。
  蔡燮生有五子，墓碑只载其三，因长子三子先亡。
  长子，蔡式金，监生。大约死于咸丰年间，生前捐有官职，因“积劳身故，赠知府衔”。
  次子蔡鋆，谱名金冶，蔡泽祐的生父。捐官加保举“以知府分发省分任用”。
  三子蔡金绂，咸丰三年病故，卒年24岁。娶李鸿宾孙女为妻。李氏夫死守节，同治四年呈请旌表。牌坊立在赛湖村瓜子岭，“文革”中被毁。
  四子蔡绶，光绪初年优贡。生母不详。
  五子蔡金台，光绪八年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中二甲第三名进士，朝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出任甘肃学政，御史等职。
  蔡燮的生卒年因墓碑的残缺不得而知，根据《蔡君墓志》、《宛恭人墓碑》等有关资料的记载，大致可以推定。1、其三子金绂卒于咸丰三年（1853年），死时24岁，上面还有两位兄长，那时蔡燮年龄约五十岁上下。2、蔡燮的续配夫人宛氏，年龄小于三子金绂一岁，且生下幼子金台，说明其时尚处于年富力强，精力未衰。3、《蔡公鼎臣墓碑>上未刻金台之子孝同、孝肃的名字，表明蔡燮死时幼子金台尚未成年。4、咸丰四年《蔡君墓志》称“家君鼎臣御史公”，知那时蔡燮在京任御史，但其最高官职也是最后官职是广东肇罗道。5、同治十一年繤修的《德化县志》和刻于同治十年的《重修能仁寺宝塔记》都载有蔡燮、鼎臣参与其事的活动情况。据以上五点，蔡燮约死于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
  而且，《德化县志》对蔡燮的旁系亲属亦有部分记载，现一并摘录于此，供读者及蔡氏后人寻根问祖时参考。
  蔡燮胞侄：蔡澄，（咸丰）恩贡，就职直隶州州判，分发顺天，保升知县加知州衔，代理东安县事。
  侄：蔡钺，道光优贡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举人，考充教习，期满以知县用，改兵部武库司主事。
  堂兄或弟：蔡增谟，钺父，侯选县丞，县丞衔，以子钺加级赠朝议大夫。
  堂兄或弟：蔡鸿，以侄钺，封朝议大夫。
  侄：蔡寿祺，燮侄，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科举人，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二甲第73名进士，翰林院编修，日读起居注官。
  侄孙：蔡荫椿，寿祺子，监生，现任工部侯补主事。
  堂兄或弟：蔡瀛，寿祺父，例贡，以子寿祺加级封朝议大夫。
  堂兄或弟：蔡灏，以侄寿祺封承德郎。
  堂侄：蔡珍，以弟寿祺封朝议大夫。
  （1993年初稿，2008年8月修改）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
  补白……
  近代学者桂念祖先生
  肖仁呙
  [编者说明：本文与多种文史书籍所载近代九江县籍学者桂念祖传略的内容和文风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桂伯华先生(1869-1915)，讳由葆，字念祖，号伯华，后以字行，江西九江人。少聪颖倜傥，有大志，读书终日不倦，焚膏继晷，穷年记事，必提其要，纂言必勾其元，故能广肆群言，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无不登峰造极。然於人世之饮食男女，则漠然不顾，故至中岁尚孑然一身而已。人庠后，肄业濂溪、白鹿、友教各书院，每有试课，皆列前茅。光绪丁酉（1897年）科乡试中副举人（俗称副榜或副贡），一时与之同年者，莫不日：刘黄下第，我辈愧死多矣，如刘幼云（刘廷琛）先生尤为之抱屈。时清廷以科举羁糜士人，一般思想颇为束缚，故人民对於国家社会皆习焉不察，语焉不详，不识不知。先生独能出类拔萃，极力主张改良政治，兴教育，办实业，练新军，以期与世界各国共趋大同。是时人民思想锢蔽，知识阶级尤为特甚，故闻先生之议论者，咸目为新党，呼为疯狂，此戊戌变政，所以视先生为康党，实则先生并不保皇，宜其为蜀犬之吠日也。甲辰（1904年），闽人沈公爱范为江西藩司，奇赏先生之才，特延之为西席，而以其公子辈受业焉，每有文章著作，沈公必朗诵吟哦，拍案叫绝，每谓先生非百里才，特欲擢之宦途，以展其抱负，先生性恬谈，於名利二字尤不屑於齿及，故乘机请於沈公，愿得官费出洋留学，沈公慨然应允。丙午（1906年）先生以官费派入日本，并迎太夫人，挈其弟妹同行。抵东京学习日语，后即入佛教大学习密宗特欲修大圆觉，而证般若波罗密矣。自是悉心殚虑於佛经，其於金刚、楞严、经（咒）、诸经，尤为精湛。光绪末季，其太夫人於日本逝世，先生敬礼慎终，然不如世俗之哭泣，盖先生以浮，生若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太夫人托往生净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何以悲为此其特殊过人之点如此。宣统辛亥（1911年），刘幼云先生监督京师大学，特於北京市立图书馆电聘先生主持编纂事宜，先生亦惠然肯来，并劝刘公学佛，刘公讲宋学，当然闻是言如凿枘，不相人也。适刘公请先生题古画一帧，画为一石，先生以与刘公见解不同，不欲担任京师图书馆事宜，遂慨然返东，囚於黄海舟中题其画以报命，诗云：“老子犹龙否，波公说鬼来，子其非石卷，吾信有轮回；海水茫茫绿，烟云漫开，相期复回首，相望已天涯。”此其欲渡己、度人之心已溢於言表也。民二癸丑（1913年），袁氏执政，梁任公保举人才，以先生为巨擘，袁氏任先生为参政院参政，时先生居日本东京，与我辈相往还，过从极密，一日来余寓，出电相示，予曰公有意出山乎，先生日，非其时非其人予权之熟矣，越日依予友程展平之原韵，和诗一律，柬梁任公，亦足见其胸襟之光明磊落也，诗云：“小草数茎争自喜，长松百尺未云高。至虚怀抱心如谷，大辩才须舌捲涛，挽果及今勤扫叶，种因从古互投桃，君看宿世如来事，曾并牟尼称二豪。”其抱道自重有足多者，先生居东年久，日课除研究经典念佛，惟以吟咏示志，一日，咏促织云：“百忙无暇听、负汝激宵吟，未异风人旨，翻同懒妇心，茫茫根境识，庆扰去来今，且欲修真观，相持古砌阴。”先生亦善词令，有调寄回文一段云：“残烛画楼寒，寒楼画竹残，许时同密语，语密同时许，才尽费疑猜，猜疑费尽才。”观此可知先生坎坷不遇矣。先生有弟名元度，讳由媛，字穆仲，前清举人，亦工诗文，酷嗜佛学，晚年有心疾，往往持履跣足走於城市，卒以抑郁而丧。先生亦以专心佛学，不善摄生，遂於民国三年（1914年）卒日本东京，证菩提果。民国四年（1915年）由其妹圆成迎其榇归於本邑德化东乡谢家垅，土名钦天山祖坟山之北。先生昆玉二人皆以孝廉而不遇，皆以信佛而未婚，桂氏之烟未祀，遂为殄天之报！施善人者果如是耶？呜呼痛矣！然在先生观自在菩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倘亦无所介於怀乎。兹值桂氏重修家乘，其族人侠群先生索传于予，予不文，且百忙不暇，因拉杂为之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不过传其万一耳。书至此，秋风凛冽，秋意萧条，风声凄凄，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东瀛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先生墓已宿草矣，呜呼痛矣！又自悲矣，是为传。
  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士、前参议院参事、后学肖仁昺 拜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岁次癸酉孟冬月
  《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一书的反响
  鲁正葳
  一、本书出版后得到学院派和新闻界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一书2004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北京外交学院著名教授杨瑞琳先生是含眼泪读完此书的（杨老视力不佳，依靠夫人读给他听）。老报人徐梅芬（早年曾任大公报记者）来信称：“黄远生先生太冤了。谢谢您为中国新闻史立了一功，都该读此书，新闻系学生必读。”而作者与徐素不相识。有学者称此书填补了九十年来黄远生研究方面无专著的空白。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主编张景媛女士在2004年12月22日写给作者的信中说：“每晚忙完手中稿件，便细细拜读前辈的新作《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敬佩感慨之余，更为我们这些年轻报人尤其是自己的懒惰深感惭愧。期盼着退休后也能如您这位前辈一样，给这个世界留下些值得一看的东西。”而评价最高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学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先生。由于书中用了方教授的一张照片，出版后即寄去样书。不料他很快读完，于2004年11月19日从北京给作者邮来明信片：“正葳同志：赐寄的大作《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已拜领。谢谢！大作事实详实，文采斐然，所刊的照片更具历史文献价值。可喜可贺！”方汉奇作为新闻界泰斗，能对我这样一个退休人物的作品给予如此厚爱，足见其大家风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使我非常感动。
  2005年5月7日，方教授给我寄来一本《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附短信：“正葳同志：您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写人、写事、写您所在的那片土地，充满了激情，令人钦佩。回赠《大公报百年史》-册，请指正。”方汉奇先生是大家，以前他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他。1982年9月8日、9月9日，时任兰州报记者的我，在兰州大学聆听了他讲的两堂大课，题目是《古代报史的研究》、《邵飘萍与林白水》。他深刻、生动的讲述，让我受益匪浅。他讲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我记忆犹新，当年的听课笔记保存至今。谁能想到时隔二十多年，我收获了老师的支持与鼓励。难道这就叫缘分？缘分则以诚为贵。
  2007年5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光明教授专程来兰，就“远生研究”和我交流并合影留念。周光明先生问及我这本书的体例？我告诉他，这种体例是我自己创造的，是跨文体写作，也算是一种创新。我认为写黄远生采用何种体例，没有固定模式，而是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体现作者意图，表达作者情感，就顺着自己的思路去写，去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年轻的周教授风尘仆仆，远道而来，显得谦虚、严谨，看得出，是一位务实的、做学问的人。他还带来两个研究生一起调查研究。他拟撰写专著，我祝愿他的“远生研究”工程取得突破性成果。
  二、黄远生的后代及其家乡的有识之士来信来电致谢
  黄远生的长子、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黄席群在信中称：“正葳同志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写出先父远生公的评传，功不可没。我购买此书七、八十本，分赠海内外亲友。”
  远生的孙女高上达（黄席棠之女）从福州写来感谢信：鲁老师，首先向您表示谢意，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可能是我常上网查询，知道我爷爷的这段历史几乎要被尘封了。我曾想这段历史可能要被人为地淡漠了，如果再没有人有心将他写出来，那我爷爷的灵魂将无法安宁。所以我非常明白您写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所在。我们全家都明白，您这样做是对我爷爷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体现。您真是立了一大功，我们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您这本书，使人们对我爷爷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我真没想到我爷爷是一个那么关心国事，关心政治，且事事要发表评论的人，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崇尚人格。我们作为后人，应该了解和继承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我们是黄远生的后代，应有黄远生的精神。这又是您为我们后代做的这件好事的意义所在，我们对您付出的巨大劳动再次表示谢意。
  远生的孙子黄上涵（黄席棠之子）多次从美国打来电话，讲了许多感谢的话，并让我代购了五本书，其中一本2006年5月被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黄上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
  敬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存，以此纪念并缅怀
  黄远生，我敬爱的却从未见过面的爷爷。
  黄席棠，我亲爱的爸爸——您的博学多才，正直敢言，乐观幽默，是激励后代努力为人类而奉献的永恒榜样。
  哈佛燕京图书馆2006年5月致函黄上涵先生：您所赠的鲁正葳女士所著的<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已经收到，本馆当妥为保管以飨读者。特此致谢谢。
  黄远生的故乡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委很看重此书，他们收藏、展览此书，并积极主动地在2005年第6期北京《新闻战线》杂志和2005年5月30日九江《浔阳晚报》等处宣传、评价此书，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此书出版后新华网和当地报纸、电视各媒体以消息、专题、评论等形式做了突出报道
  尽管因适逢出版社机构改革、人员变动，致使发行不畅仅限于当地E市，但初版1000册销售还算不错。兰州晚报社购书100册，兰州电视台购买50册，甘肃日报社购买30册，福州书城经销约200册，作者与黄远生亲属购买赠送数百册。遗憾的是此书的发行渠道没有开通，加上图书汀货会上年轻的书商们“不识货”，因此此书难得与数以万计的高等院校新闻系的师生见面。在外省学者到兰州西北书城买此书，找不见，营业员说：“卖完了，再没进货。”
  2006年2月此书获第六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
  四、对此书的不同意见
  据黄席群教授来信称：“各方反映，赞誉与批评之声参半。北京著名教授杨瑞琳先生是含着眼泪读完此书的。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陈应年对先父的生平及思想颇有研究，其感想则与杨教授相反。在深圳工作的族姪孙惠珍通读此书后竟亦发现若干误植。”黄老本人共发现20多处误植，他说，责任编辑难于决定的不少疑问（见275书页）正葳同志熟视无睹。是否她当时忙于其他工作而未亲自校对？该页多处未加标点符号，说明作者与责编二人对于文言文（古汉语）比较陌生。
  我诚恳接受黄老的批评，争取再版时纠正。但是网上出现“黄远生长子黄席群给黄×X的信中说，此书有多处错误。”这样一来，有人就误解为这是一本多处错误的书，否定了此书的价值。其实黄老并没有指出此书的内容和史实有何错误，他所谓的多处误植，确切地说应该是多处错字，其中绝大多数出自墓志铭。我认为内容错误与错字二者之间不能含糊其辞，对这一点应讲清楚，以正视听。这样也有利于此书再版。
  当时我对墓志铭的处理只是将杂志上的原文照搬照排，认为那是权威性杂志公开发表的，又是黄老提供的，没问题。想不到出现的多处错字源于杂志原文。重要的问题是书中用的墓志铭其实是黄远庸小传。
  事情是这样的：武汉大学周光明教授2007年5月兰州之行，从黄席群先生那里拍摄了黄远庸墓志铭拓片，我就从周教授那里要了一份复印件（由武汉邮寄兰州），这才发现，那本杂志匕的“墓志铭”与拓片不一样。怎么回事？我又仔细查阅所有的写作素材，终于弄明白，原来杂志上的所谓墓志铭其实是黄远庸小传。因为我曾于1995年12月6日（星期六）在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申报有关黄远生的报道，我看到申报1916年2月20日（正月十八）第三版有一醒目标题：黄远庸小传。当时报纸不外借，也无复印条件，我就用钢笔全文抄录在白纸上。申报上的资料全是我手抄的。
  现在我把小传与拓片一对比，虽然两篇文章均由李盛铎撰稿，大致内容差不多，但有区别。我想也可能是墓志铭当时埋入坟中，人们就以小传当墓志铭。要不是2004年黄远庸墓迁往九江贺嘉山陵园时得以看到墓志铭原文，有了拓片，要不是我能看到拓片并仔细查对，恐怕我这个作者永远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当然，杂志上当成墓志铭的小传与我从申报上抄的小传完全一样。
  （二OO七年十一月于兰州）
  （本文作者单位：甘肃《兰州晚报》社）
  史料展览祭公时
  胡荣彬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山东省济南市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对济南军民大肆烧杀掳抢（死亡6123人，伤1700人，财产损失24008万元），并将民国政府战地政务委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随行的18人全部捆绑，割鼻削耳挖眼，蔡公时在这国威和自己生命受到极度侮辱时，强忍巨痛，誓死捍卫中华民族气节，拒不屈服，并大声怒斥日寇：“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兽兵、强盗、畜牲！国际公法会审判你们的！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寇便将蔡公时及全体署员18人全部秘密杀害，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民国政府向日本发出抗议电，社会各界立即组成济南惨案后援会，调查惨案详情，并以电报、新闻等多种途径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机构）公布惨案的悲愤详情，引起全国、全世界公愤。同年7月，北平（北京）、上海、天津、九江等地纷纷举行蔡公时烈士追悼会，蒋介石、李宗仁等政要送花圈、挽联，民国政要蒋介石、谭延恺、李烈钧等24人联名撰写了《蔡烈士公时事略》发表，并出版相关书籍，建立相应纪念碑塔，后载人《辞海》及多种史书，让后人不忘此极端国耻。
  蔡公时(1883-1928)．原名懋镃，别号痴公，清光绪九年正月廿五日生，江西省九江县蔡家垅人。1902年与张世膺、徐子鸿等革命志士在九江创办“慎所染斋”，对外称私塾，暗中传播推翻满清的革命思想，不久被九江地方官府发现，公时逃亡日本，人弘文书院求学，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同盟会，1905年学成归国，参与组织广西钦州起义和江西湖口“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逃亡日本，在帝国大学求学。归国后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等职，1916年与马景融二人合力在北平创办“北平民国大学”，后在民国政府外交部等地任职。蔡公时志气高远，才学出众，常以诗文书法表述强烈的爱国忧民思想，气势宏大，艺术精湛，今九江市博物馆、烟水亭及济南市博物馆和许多相关书籍仍可见其诗词、书法、对联、文章。
  由于对九江乡贤蔡公时烈士坚强民族气节和诗文书法的崇敬，我们多年来致力于搜集蔡烈士及济南惨案的文史资料，因有幸得到各地藏书界人士，如河北种福元、石家庄陈雄清、天津缪志明、济南李强及烈士亲属蔡今任、蔡报海等先生热情帮助，至今我已收集到这方面史料共110余件，主要是：1、专题书籍、影碟：《济南惨案》骆承烈编，1956年济南版；《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1987年北京版； 《浔阳忠迹》1988年台北版； 《济南大血劫》朱建信著，1989年济南版；《浩气长存》1991年九江版；《外交史七第一人》1998年九江版；<五三祭》刘春明，2007年版。《1928历史的诉说》2004年济南版影碟；2、各种书报刊发表纪念、宣传、研究蔡公时和五三惨案的文章、消息、通讯、论述、题词、诗词、书法、绘画等50余件；3，相关历史遗址、遗物、地图、塑像、纪念碑、塔、亭、堂等照片50余幅；4、相关书信、纪念品等10余件。
  这些宝贵文史资料，此前虽曾发挥过一些作用，如：1997年我们在举办《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和编著《九江古今名人传》时，曾列入一些主要内容，也曾据此写过相应文章发表。2006年5月我曾应邀将一些资料作为“蔡公时家乡人民祭行团”的礼物送致济南，由团长洪世坤在蔡公时铜像从新加坡迁抵济南安放仪式上赠给济南市领导。2006年11月，济南惨案史料征集人员于红生、李选民等来江西九江县政协寻访资料时，我曾应邀提供一些。但一直未得机会将这一百多件宝贵资料整体公诸于众。
  自1991年九江市政协在九江甘棠公园恢复重建蔡公时烈士纪念碑十七年来，市政协等单位或烈士亲属、市民等多次在五月三日到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拜谒活动，但从未举办蔡烈士专题史料展览。根据这些年来我十四次举办不同内容、形式的九江市（含各县）籍名人资料展览得出的经验和规律，我觉得，如能在九江市领导和相关人士纪念、拜谒蔡公时纪念碑的同时，在碑前举办蔡公时烈士专题资料展览，将会起到多种良好的效果和作用。当我提前得知九江市政协、党史办、民革将于2008年5月3日举行纪念蔡公时烈士牺牲八十周年座谈会并拜谒纪念碑仪式，我立即与上述单位联系，建议同时举办展览，得到他们的赞许，我立即筹备，将这100余件专题史料于5月3日展示纪念碑前，参加纪念的中共九江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华金国、市政协副主席徐少伟等领导、烈士亲属及九江文史、收藏界专家、学者、市民100余人参观了此展览，许多观众对展品仔细观看，认真思考，互相交谈，深情赞叹蔡烈士的英勇气慨、日寇的极端残暴和展览资料的丰富性、直观性、真实性和深刻性，从而唤醒观众牢记80年前的这场奇耻大辱，居安思危，警惕当今日本右翼分子妄图抹去侵华罪恶，为建设美丽、富强、和谐新九江而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许多观众用照相机、摄像机和纸笔记录了观众认真观看展览的动人情景。
  这次展览还收到了一些比预计更好的效果，如：记者孙仁贵迅速在5月4日《九江日报》第一版以突出的文字和彩色图片重点报道展览，记者姜月平、李涛渊在5月5日《浔阳晚报》上以更详细的文字和醒目的图片报道这次纪念和展览活动，九江电视台和《九江收藏》等媒体也对展览作了相应报道。近日从台湾回乡的蔡公时烈士之子蔡今任老先生参观展览后，十分感动，并热情提供新的图片资料。济南籍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宗立德教授参观展览后激动不已，立即动员济南亲属，搜寻近日济南多家报纸对济南纪念五三惨案的报道赠给荣彬，使这些珍贵资料更为丰富。新西兰著名爱国华侨诗人古华参观展览后，立即激情赋诗，悲愤悼念蔡公时。九江诗人熊俊桥和市政协常委胡帆立即联系，在纪念碑前展览结束后，转送至九江市文化宫继续展出，并组织相关人员集体参观，扩大展览效果。
  这次展览的良好效果，也增强了我进一步搜集蔡公时等九江名人资料的信心和办法，因而，我将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搜寻未知资料，如蔡公时家谱、家族史迹资料，他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资料，从事革命活动资料，以及他逝世后对亲属和社会各界的影响等资料，并据此筹编《济南五三惨案蔡公时烈士纪念文集》，从而筹建九江名人馆，开发九江名人资源，强化名人在九江生命、思想的根源、起点意识，把九江名人的思想特点打造成九江发展竞争的软实力和人文精神。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委）
  补白……
  不朽的英名——缅怀蔡公时烈士古华
  外交史上第一人，碧海丹心铸剑魂。浩气长存传千古，伟业犹新更思君。风云易消难忘志，岁月多情亦啸声。烈士英名流芳泽，长骄胄悄声精诚。2008年5月3日于九江
  蔡公时
  熊俊桥
  蔡公时烈士纪念碑
  曲曲鸣蝉啼莺
  乐乐笑语欢声
  声声琴伴劲歌
  歌赞碑立
  碑立繁星眸亮繁花香盈
  盈盈欣悦九江人爱夸说
  乡贤蔡公与老百姓最贴近好贴心
  弱国外交第一人
  断耳剜目
  鼾鼻 割舌
  中国外交官被捆住双手两脚
  张牙舞爪的强盗无视国际公法
  因为亚洲病狮是时国弱
  弱国无外交呀
  弱国外交第一人溅血壮歌
  慎所染斋
  慎所染斋
  重乎选哉
  选朱者赤选墨者黑
  嘿嘿
  慎所柒哉重乎选哉酷益于未来
  来来去去的父老乡亲时常吟叨
  青春酷帅慎所染志士不可忘怀
  浔阳痴公自传
  蔡公时
  [编者说明：关于蔡公时烈士坚强的民族气节和生平，参见上一篇《史料展览祭公时》]
  痴公出生于浔阳，别号匡庐山人，姓蔡氏，名懋镃，字公时。生于前清光绪九年(1883)正月二十五日，今年(1923)四十有一。幼承庭训，厉志勤学，情耽六书，风雨晦明，搦管无少懈。值清政不纲，异族专制，国频于危亟，思改革，乃弃科甲，游学扶桑，学政治科学。回国后聘在江西省法政大学掌教数年。娶安徽桐城理学家姚康常先生女姚氏淑贞成家室。武汉起义，力图响应，以光复有功，乡人公举为江西省交通司司长，阅一年，调九江保商局总办。无何袁氏阴谋帝制，乃联合四省同志，兴师问罪。事败，亡命复之扶桑，家产俱被封没，姚氏因惊悸致病归母家卒，家亦败。回首十年身世，真如梦里昙花，悲国难，感家忧，心如刀割矣！重以民党党派分歧，党纲党德日形堕落，竞有承袁氏意旨，诱投降者，乃拂袖而去，遂与绝交。自是忧思离恨，厌闻党事与国事若痴呆也者，然壮心犹未已也。年三十三(1916)自号日痴公，适袁氏暴毙，乃偕谭公人凤东归，而奔走直鲁间，图清除逆未果，遂转至岭南，供大元帅府参议职。愈见众散亲离，复之岭东，藉闽军闲职，甘寂寞以居。是非毁誉痴若弗闻也，政治理乱痴若弗言也，一身之利钝荣辱痴若弗顾也，惟日纵情诗酒，玩弄笔墨，优游于周秦汉魏金石之林，痴若不知冬之夜，夏之日也。每遇嘉山雅水林园，必携酒约朋而往，听鸟声、看花放、吟弄风月，盘桓留连其间，陶陶乎别具心境，痴若不知此外更有人事也。痴公性耿直，恬淡好静，接物颇自谦让，与人言无所隐，有拂意事，辄怒骂过后无所容心。尊圣好善，疾恶如仇，虽强御痴若弗畏也。虽贫且贱，从不作寒酸语降志求人，或有时釜甑空空饔餮不济，家务生产听人治理，痴若弗问也。虽至戚挚友，拥朱轮、乘华毂、衣紫拖青、痴若弗知也。其对于社会往来酹酢，随意所之，放浪形骸，痴若毫无羁绊也，尝恨不十年读书，时以诗见志，有句云：“功非德立终于朽，才以诗名总不奇。”孳孳焉痴若检身不及也。年三十七，续娶汕头巨商郭彩庭先生女郭氏静贞为继室，锺儿女情，痴若重耳适齐，乐而忘晋。虽戚友，咸以知交半天下，清名躁一时，恳恳以出仕相督责，仍淡泊闲居，吟啸自若，以为世无真知已，宁可守其痴，以行其素。未几，李公烈钧奉大元帅命，治军潮梅，聘为参军记窒，编撰文檄，赞划戎机，相得甚欢，将欲随其后，西清赣水，北定中原，痴想澄清天下轰轰烈烈事业，炳耀于瀛寰也。若时不利锥处，襄颖不出，惟求独善，匿采韬光，左图右史，尚友古人，精一艺，著一书，痴想传之后世，以留鸿爪也。即使天方厌乱，举破碎山河任吾辈亹亹焉整理之，将求其心之所安，亦早谋退处，含神蕴慧，批导养其生长，以天年息影泉石间，而懵懵寂寂痴老以终也。
  民国十二年(1923)癸亥九月
  [编后说明：本文系蔡公时先生41岁时，应族中修家谱而作的自传（系编者据<浔阳蔡氏九修谱》1990年再版复印），作者不仅讲述了自己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而更为难得的是，阐明了自己在人生起伏中的品格、性情和身处乱世对国事、家事的种种态度和感悟。因多种纪念、研究济南惨案及蔡公时的书籍资料中均未见（提及）此文，因此，此文对研究蔡公时生平、思想有重要价值，特于蔡烈士牺牲八十周年之际刊发此文以作纪念。]
  许德珩与“五四运动”
  殷有为
  1990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先生百岁高寿在北京去世，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纽约侨界及学界同仁，曾在纽约孔子大厦举行过悼念会，是我在会上报告他的生平。
  说到他的生平，与“五四运动”有关。我与楚生（许德珩号楚生）世伯都是出生在江西省德化县（后改为九江县）仁贵乡，我们是真正的同乡，他出生在潭家畈沈家冲，我出生在谭家畈谭家竹林，我们的住处不过是几十步之遥。他是九江旧制中学（现在的九江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我的父亲谭干夫、伯父谭立中和他是同班同学，那时与他同班的同学还有周鼎、夏科久、罗大英、刘会安，以及九江的另一人物蒋笈（大川先生——做过江西教育厅长），楚生世伯是一位积极的人士，是他率领同学把旧制中学的校长徐季超赶走，继任的人是我的叔公谭侃——铁崖先生，做过江西省法务司长、法专校长，以廉洁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与楚生世伯通过信件，后来九江县政协胡荣彬保存了其信件。楚生世伯在九江旧制中学毕业后，便到北京大学，先读预科，后来又转到本科国文学门（即是系）。
  我的大伯（谭立中）在江西颇有文名，他与楚生世伯早年及大川先生曾在一起做过诗，彼此均有诗作，但楚生世伯的性情有时有些偏急，爱打抱不平，在北大的同学中以“大炮”而著称。同学中，有江西萍乡人张国焘，是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知道楚生世伯在北大时期的故事大半来自张先生，张先生叛党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先是在国民党所主持的训练班教中共党史，抗战胜利后，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做善后救济总署的署长，张国焘来江西担任分署署长。那是1945年的II月，我从重庆回江西，在南昌静候青年团分派工作，有一天，我和江西青年团书记李德廉一同到南昌青年会（分署所在地）去看张先生，我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不谈共产共义，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1949年，我落难香港，不久在《新生晚报》做编辑，时常到高罗士打酒店喝下午茶，有一天，张国焘和《香港时报》主笔雷啸岑走了过来，我便和他打起招呼来，从此我们就在香港隔两天便在一起喝茶。高罗士打酒店，香港人称之为鳄鱼潭，每天有两三百人在一起喝茶、聊天，彼此没有阶级之分，甚至没有贫富之分。但国民党时代的过气官僚、政客占多数。那时候，熊式辉、魏道明、左舜生、易君左，我们都常见面，不过他们住在北角聚元台，而我可怜得很，住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大约1950年春天，一个姓袁的南昌人在香港华人行开了一间银行，把熊式辉的金银珠宝和现金贰佰多万元，卷逃而去。该行营业主任是一位姓章的，是江西省党部主委章益修之侄，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谈的很详细。与我有亲谊的陈逸民（礼江，教育家，做过江西教育厅长）与熊式辉有旧，陈礼江和我都住荃湾，我住上元岭，他与程兆熊教授住下元岭，和我同房的是徐速，是《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后在香港红极一时，但徐速比我还小一岁，现在是海外大历史学家。余英时几乎每天来看我们，英时比徐速还小两岁，但我们都推崇英时的学问。这时在香港和我往来的教授很多，而陈逸民与我是世谊，这时(1949年)他的女儿陈安励在纽约联合国工作，而楚生也有信要逸民去北京，他常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一时期我们常谈许德珩，因为我与许家有一层一层的关系，比如说，许德珩的儿子建国，我做小孩子时（大约十岁），他在九江县三区洋油池做小学校长，我并且常和他共床睡在一起。我1987年第二次从美国回九江时，建国赶到石化（实华）宾馆来看我。九江曾有人说，陈礼江的教育厅长是许德珩让给他做的，我这个人有时也很多事，就曾经向熊式辉求证此事，熊说是有这回事，因为许曾与李协和先生有旧，他从法国回来，而陈逸民是从美国回来，并且学的是教育，因此楚生只有让贤。
  在九江新港陈家八房，我和陈礼江他们都很熟，很多人都知道楚生。他的四弟荆荪（德璋）在九江县府门口，与黄显新律师为比邻，我父亲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荆荪叔也常来我家打麻将。那时我们住在九江仓巷，许建国还没结婚，也常到我们家，当然大家亲戚之间都关心楚生世伯的各种情况。我暂且把琐事放在一边，只谈“五四”。
  “五四”的发生离不开北京大学，我个人对“五四”的历史也知道一点，但我觉得今日的学者和老百姓对“五四”仿佛有些误解，“五四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事件的发生是学生不满段祺瑞政府有出卖中华民族之嫌，学生一时冲动起来，就在马王庙北大大院开会，主张游行示威。领头的学生是易克嶷、段锡鹏、张国焘、许德珩等，开始有一千多人，发言最多的是张国焘、许德珩，但是以许讲话最积极，什么话都敢说，他“大炮”的别名就是在这时得来的。那时候学生之问还没有左右之分，比如段锡鹏，后来做监察史的杨亮功、北大著名的学者傅斯年，都是右翼的佼佼者，著名诗人易君左，曾写《火烧赵家楼》闻名于世，与楚生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成员等都是很卖力，于是风起云涌，学生示威响彻全国，9“五四”的烽火就此烧了起来。
  在表面上，北洋军阀就此罢手，把抓来的学生旋即释放回校，得力于北大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的呼吁、抗议，和广大知识界、学术界、甚至商界的对抗，但真正的秘密，段祺瑞决定罢手原因是段的最大顾忌，历史上从没有人报导，是吴佩俘这个怪物从中作祟。这是一则秘闻，说来也是奇遇，1960年，我已在纽约，我住在纽约第五大道74街，正面是中央公园，这一带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宇丹、及宋美龄、宋子文，几乎没有什么亚洲人居住。可是不久，我在公园散步时，看到一位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由一位老太太推着轮椅前行，这位老先生大约有8、90岁。前10来天，他没有理我，我也不理他，可是有一天，宇丹秘书长的车子把我放下在公园门口，我开始拿出一本书来看，推车的老太太走来用北方口语对我说，她的老爷要跟我谈谈，不谈则已，这位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五四”时期学生要打的对象——曹汝霖。由于好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向他问起“五四”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段合肥（祺瑞）并不在乎学生的行动，而在乎的是吴佩俘这个怪物，吴当时手握重兵，不象其他的军阀，吴对学生的行动从不表态，段合肥派人去跟吴谈，吴摇其头，言下之意，吴很同情学生，段祺瑞就只有释放学生。
  综合楚生世伯的一生，固然是他有一副与人不同的闯劲，有演说的天才。他早期在上海时，曾与张国焘见过孙中山先生，他比张国焘讲的话更多，好象孙先生也很欣赏他的观点。在北大念书时候，对他帮助最大的，并不是蔡孑民先生，而是九江人徐宝璜教授（中国新闻学创始人）。他的堂弟宝宏，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叔叔子宜先生，一个很有名气的名士派，两边翘起来的胡子，为人也很豪爽。宝璜是美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元年他与陈和铣一同考上官费留洋，这是李烈钧当年做江西督军时对江西人的好处。宝璜从美国回国后，便做北京大学秘书长，深得孑民先生的信任，宝璜在各方面对楚生世伯的帮助很多。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楚生很信任，在“五囚”的前一天，蔡校长曾授意他与各校学生联络，于是第二天才有3000多学生的示威运动，“五四运动”的大学潮，便从此响彻云霄，吹遍全中国。
  二00八年十月
  （本文作者系美国纽约《东方时报》社社长，美国东西方关系协会主席，九江市政府高级顾问，江西九江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为涌泉洞维修出资120万元。]
  八十感言
  殷有为
  我今年八十岁了，八十年来，我也许有些不平凡的经历，但我自认为并不是什么名人，虽然在纽约为了争取亚裔少数民族的权益，为了对抗美国警察对华人不公平的待遇，我曾经推动了几次大型的示威活动，几次都有上万人参加。因此，群众都知道我的名字。
  老实地说，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基本上我却是一个报人，是美国作家和编辑人协会的成员，也是在美国推动华语教育的创始人之一。纽约市政府曾经以每年一美元的租金，把纽约市第一大道51街，原国际中学的旧址租给我，创办东方文化中心。在七十年代，该中心曾为东方人活动的大本营。也在这时，我创办了以东方人为对象的唯一的一份英文报纸《东方时报》：ORIENTTIMES，甚受美国新闻界的瞩目。为东方人（尤其是越南难民）、少数民族的利益作了大力的宣传。在中美两国领袖（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见，我还特别增加出版了特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也几乎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在1979年以后的美国国务院所召开的多次亚洲政策会议，我被邀请参加发言，这是我最忙的一段时间，除了我的报纸要我看大版和编排，同时我还是南加洲大学的教授。有时我要从洛杉机赶回纽约联合国参加国际事务的会议（自1961年-1985年，我是独立时事评论员）。几乎有三年的时问，中国许多领导人访美，我都是欢迎和出面接待的成员。在陈翰伯新闻总署署长所率领的“两报一刊”的领导人访美，我在酒会中以主席身份致词，并发表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一说，为实现这一目标，我这20余年里在海内外到处奔走，宣传中国文化，和宋希濂将军及潘维疆等首倡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
  直到1991年到北京参加亚运会的开幕式之后，我才在中国留下的时间较长，并在香港、上海作了投资，希望能在港、沪之间安居下来。
  这段时间，我常往返内地，并在九江买了一栋别墅。直到1998年九江水灾为患，政府各级领导人和全体人民的抗洪精神令我无比的敬佩。作为一个九江人，我毫不犹豫地发动全家参与抗洪的救助工作。而我自己也坐上满载大米的卡车里，到九江县港口镇亲自发放大米，这里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一星期后，我又到沙河——九江县政府所在地，捐赠两万元的大米，当时接待我的是以书法著称的常务副县长（后来任县政协主席）徐隆风。也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勤奋、思维敏捷、很有写作能力，并已取得了可观成绩的青年，而且他也是一位收藏名人名迹的收藏家——胡荣彬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几乎把我在世界各地活动的资料、杂志、报章剪稿一一列出简表，这使我很是感动。当然，除了我以外，他还收集了九江很多的名人名史，我是一个不太珍惜自己文章的人，随写随丢。别人为我作的介绍专栏，我也没保存下来。例如：北京、上海的杂志，《人民H报>和其他报章的文章和图片。在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还要时常问他，他必然很肯定的告诉我。因此，多次的交谈、接触，我们也成了忘年交。
  现在他想把他花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问收集来的资料，编一份《九江名人报》，这是他的艰苦劳动，不懈努力的成果，也是他的夙愿。在这里我要衷心祝愿我的朋友，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同仁对他的<九江名人报》给予理解和大力的支持。
  二00四年三月
  [本文作者系美国纽约<东方时报》社社长，美国东西方关系协会主席、九江市政府高级顾问，江西九江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为涌泉洞维修出资120万元。]
  难忘九江故土情
  张选国
  （一）桑落完小忆旧
  江西省九江县桑落乡（现江洲镇）完全小学是我1951-1953年读书的母校。从小学毕业至今已经过去了55年。这期间，我走遍了祖国各地，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使我难以忘怀的仍然是童年的生活和情感。我深深怀念我的母校，怀念谆谆教导我们的老师，怀念同窗好友。在这所学校里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桑落完小建于1950年9月1日，座落在九区九号乡（今江洲镇九号村）。它最初办在一个道院里（注1），到1952年春，因学生增多，教室不够用，即与区政府的房子作了调换。此处原本是地主的住所（注2），房屋约有400平方米，前后空场约1200平方米。桑落完小迁来后，教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从此，这里书声琅琅，几十个农家子弟，背着书包，朝进暮出。
  1、雄厚的师资
  当年的桑落完小，英贤荟萃，人才济济。例如，校长李继白，南昌八一革命大学第二期毕业；教导主任饶习印，中正大学肄业；自然老师黄学珍，九江同文高中毕业；语文、音乐老师尹宝珠，九江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地理老师万里河，高中毕业；算术老师熊骏，九江高级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无论水平，还是人品，堪称优秀。这雄厚的教师阵容使后来的学生们歆羡叹慕！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师们所传授的课文和习题已逐渐淡忘，但总能回想起课堂上的意境和老师讲课的风格，譬如：有的讲课，逻辑清晰，简洁明快；有的讲课，内容丰富，细腻生动；有的讲课，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有的讲课，风趣幽默，扣人心弦；有的讲课，深入浅出，雅俗兼备……这些老师的风采在台前，攻夫在课外，背后是深远的底蕴。这底蕴就是他们知识深厚，爱岗敬业，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当时，老师们工作热情很高，白天教学工作排得满满的，晚上还要去夜校教文化、教唱歌，虽风雨也不间断。例如，九号国营农场就是尹宝珠老师的“夜教学点”，她常去那里教职工唱歌，主要教唱《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江西是个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农场在桑落完小后面，离学校约2华里。尹老师每次去，都要我陪同。一来给她作伴，二来为她做帮手——她教唱哪首歌，我就在黑板上抄写哪首歌。其他老师也都有“夜教学点”。
  2、良好的校风
  在桑落完小读书期间，我深深感到校风校纪非常好，不仅有着良好的教学秩序，而且管理严格。放学时，学生要列队回家，除了按所住地段设路长，负责维持途中秩序，还有值日老师护送。若有学生旷课，班主任会随时家访，并及时向校领导报告。学生课问活动也丰富多彩，有唱歌、跳舞、踢毽子、讲故事、捉迷藏等等。低、中年级学生课间活动，都有老师自始至终陪着。住读生用餐，由值日老师吹哨，叫开饭时，才拿筷子吃饭。
  每逢“六一”儿童节都要举办纪念活动——开展演讲比赛和田径比赛。演讲比赛的那一天，全校同学排着队，唱着嘹亮的歌曲，浩浩荡荡开进会场列队等候，然后一个班一个班列队进入，依次坐下，欢声笑语充满了会场每个角落。我有幸参加过两次登台演讲，一次是作为全区18所小学（注3）的选手，一次是作为全县小教系统选手。这两次演讲比赛，我都获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黄振扬同学参加赛跑和拔河比赛，也得过奖。
  良好的校风还表现在学校与地方的关系上——经常配合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或与地方合作组织文艺演出活动。1952年春节，学校就带着一些师生和地方上的青年文娱爱好者，下到各乡演戏，如《卖身还债》、《游击队》、《打猪草》等。尹宝珠老师做导演，李继白校长、张万惠老师（时任洲头小学校长）和区干部刘克奎、罗由兴，还有我和高品润同学，都参加了演出。我在这三个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小孩。由于师生团结合作，学校和地方配合默契，演出任务都顺利完成，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3、可敬的校长
  桑落完小首任校长李继白，执掌该校八年之久，办学一丝不苟，默默地奉献于教育事业。比如，建校初期，为了选调一个德才兼备的教师，他不辞辛苦地做调查研究，要是被看中了，他就千方百计的要到手，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对梅时华、我、张万质同学等几个“尖子生”，关爱有加，不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寄托着校长对学生的巨大关怀。我们无不欣喜。1956年暑假，一些将要升高小的学生需要补习功课，可本校老师都放假了。怎么办？李校长毅然邀请已上中学的几位校友担任这一任务，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让我辅导几位四年级学生的算术，当了一星期的“小老师”。有一次，我站在讲台上正给同学们算题时，李校长突然走进教室，来听我讲课了。他的来意非常清楚——看我讲的怎么样，以便给予指导，可见他对学生的责任心之重。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勤奋地耕耘于教坛的难得之才，在1957年竟没有逃过那一劫，真令人痛惜。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本是降职降薪留校使用，因个人性格悍直，不甘受屈，便自请离职，回到他的老家新港李家湾，教民校去了。
  李继白校长是学生印象中的“严师”。他的“严”是对学习和纪律严格要求，学生们却不因他的“严”而失去对他的亲近感。我同他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使我亲而敬之。远的不说，就以最近的一件事为例吧：我接受《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胡荣彬先生约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后，自然想到了李校长，请他帮助提供桑落完小的资料。为便于他回忆，我在写给他的信中提出了12个问题供参考。信于2月8日发出，十几天之后，便收到他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一股热流蓦地涌上我的心头。他用小学生作业本给我写了密密麻麻3页纸，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教育的钟情和对学生的爱。这位已年过八旬的老校长在信中说：“我近年来，双手有些颤抖，写字不听使唤。”在这种情况下，他竟如此慎重其事，我怎能不为之感动。
  4、难忘的老师
  随着几十度冬去春来的更替，小学时代的许多老师渐渐从记忆中淡漠，唯有尹宝珠老师的音容笑貌令我终生难忘。她的人格和情怀，她的教学风范，她的能歌善舞和她火辣辣的急脾气性格，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印象最深的，便是帮我解决住宿的事了。1952年5月，桑落完小推荐我参加九江县小学生“六一”演讲比赛。比赛将在县大礼堂举行，有复赛、有决赛，需要住在九江城里。那时我家很穷，我哪有钱住旅馆呢。尹老师看出了我的难处，就把我带到九江市区，安排在她的家里吃住。老师的关爱让我暖在心头，我的眼泪悄悄的滑了下来……这一份美好的师生情我始终珍藏在心里，会记住一辈子。
  令我难忘的还有作文中发生的一件事。尹老师教我们的语文，我们写的作文她常常会做一些批改，使我们受益匪浅。有一次，我写完她布置的一篇作文后，在上面写了这样一句不知轻重的话：“请老师不要改得肉麻了”。肉麻，是江洲农村常说的一句土话，即乱七八糟的意思。作为学生怎么能这样要求老师呢！我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尹老师当然不会放过。上语文课时，她一点没客气，先冷冷看了我一眼，然后叫我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当时她是怎么讲的，一句也记不清了，但给我的教育却刻骨铭心，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她那慈爱又严厉的眼睛仿佛总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我。
  2007年清明节，我回九江老家拜祭先人。完事后，想去看望很多年未见的尹老师。一打听，我已经于1999年7月3日因病仙逝了。天哪！我心里不禁冷战一串。尹老师走了，岂是说一声怀念、道一句感谢，能表达出内心的情愫呢？老师，如今您正在天国俯视着我们吗？您可看到那个当年惹你生气的顽童，正低着已花白的头洒泪挥笔呢。
  5、有志的同学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黄松木同学的面容和志气总是让我抹不掉。他13岁时才上学，在班里的岁数最大，且终日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大褂，看上去像是个“小老头”。他能言善辩，快言快语，说话时如行云流水，我们当面叫他“黄丫头”。他学习很刻苦，理解能力也相当强，上完四年级后，跳了一级，直接升入六年级。他不止一次地跟同学们说过：“我还要上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有志者事竟成。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1963年，他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江洲中学当老师，后来担任该校教导主任，直到退休。
  记不起是哪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江洲探亲时，同阔别20多年的黄松木见面了。他的脸上已出现皱纹，但是眸子里闪出兴奋的目光。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事业有成，感到十分高兴。我俩促膝交谈，聊得很尽兴，真是：少小分别老大聚，陌路相见不相识；欢声笑语话童趣，少年情谊万世存。说起这次见面，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我们是在我表姐李玉梅家里见的面，她家在洲头，黄松木住在蔡洲，两家相距20多华里，那天天又不作美，下了雨。可黄松木为了同我见面，居然打着雨伞、穿着雨靴，下午从蔡洲走到洲头；因他次日有急事要办，吃完晚饭后，又从洲头走回蔡洲。这次相聚，不仅增进了学友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从中感受到久别重逢的快乐。
  6、悠久的桑落
  桑落完小这个校名来自桑落乡。桑落乡是清末、民国直到解放前夕张家洲的乡名。张家洲是块冲积平原，位于长江中问，是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地区，隶属江西省九江县。解放前，此地就有桑落小学，办在九号与六号分界处的一个庙里，叫“四王案”。1950年9月1日成立完小时，故沿袭旧校名。1955至1956年间，九区改称江洲区（注4），为便于对外联系的认同，符合行政区称号，将校名改为江洲完小。1960年又转为江洲中学（只有初中），并迁校到原九号国营农场所在地。旧校址于1961年拆除，即现在的是江洲镇人民政府。
  桑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晚唐诗人胡玢以《桑落》为题的地质科学诗云：“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涨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据此，桑落洲晚唐前就已出现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桑落的来历，民间还有个传说：元末明初间，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时，朱兵败落魄，曾足涉这个冲积平原小洲，当时天气很冷，朱曾被重重桑树落叶覆盖全体，既躲过陈兵搜捕，同时保暖身体而幸免于死，后封此洲为桑落洲。是否如此，未及查考，仅述之。
  7、如娘的舅母
  文章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可是，回忆小学生涯，我不能不说到我的大舅母。因为我能顺利地完成小学学业，离不开她的关爱和付出。
  桑落完小离我家有10多里地，大舅母家离学校只里把路。小时候我的家境较差，要是在学校寄宿，交不起伙食费，父母亲只好让我背上粮食住到大舅母家。大舅母名叫潘三女，她没有文化，在学习上无法给我什么帮助，只能在生活上悉心照顾我。除了为我浆衣洗裳，还千方百计让我吃饱、吃好。那时，外婆和大舅已去世，大舅母带着两个女儿同外公、小舅、小舅母一起过，当家的是外公。外公很威严，我有点怕他，每当吃饭时，不敢到桌上多夹菜。于是，大舅母就在厨房里把菜偷偷的放在我碗里，上面用饭盖着。这样，碗里的菜、桌上的菜我都能吃到。多好的大舅母呀！“待我如同亲儿子一样。”那时我默默许愿，等长大挣钱，一定好好孝敬大舅母。谁料到，1960年9月，她却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闭上了双眼，驾鹤西归了，终年46岁。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二年级。我悲痛不已！常常在叹息时，不禁呆想：大舅母怎么也不等我参加工作就离我而去？您的大恩大德外甥儿还没来得及报答呢。如今，我已60有7。纵然年轮暗转，对大舅母感激之情，铭肌镂骨，不敢一日有忘。
  岁月是无尽的长河，这道滚滚流淌的长河能够沉积在我记忆中的，无疑是岁月里的金子。是呀，我就是在这金子般的岁月里，长高了身体，增长了知识，学到了如何做人。每当想起小学学习生活，美好的心情顿时会摇曳起来。
  注：(1)桑落完小早期校址在九号乡西边的前三教道院，该道院为九号乡地主史美育修建。
  (2)九区区政府所在地原是九号乡恶霸地主王国为、王国瑞的住所。
  (3)当时全区共有18所小学。其中完小1所，乡小各乡1所（洲头乡、蔡洲乡各2所）；公立学校8所，民校10所。
  (4)九区原辖5个乡——洲头、九号、六号、官厂、蔡洲，改为江洲区时将5个乡并为2个乡——九号、官厂。
  （二）师恩难忘
  1953年，也就是我13岁时，考上了九江一中，我的中学时代便从此开始。一晃，中学时代就成遥远过去，但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仍记忆犹新。
  我能念完初中，徐达贤老师起了关键作用。
  我家境比较贫困。在我将要升人初中二年级时，即1954年夏天，长江洪水泛滥，我的家乡——江洲遭受灭顶之灾，颗粒无收，家里供不起我念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虽“望子成龙”，却力不从心，便萌生了让我辍学的念头。为此，他跑到学校找我的班主任徐达贤老师。徐老师听完家父一番诉苦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孩子品学兼优，将来会有出息，要是中止学业太可惜，家里有困难可申请助学金，还是继续上学为好。”徐老师的劝说和开导，打动了父亲。他想：既然先生有这番好意，何不听从呢，再说江洲仅有三个孩子考上一中，多不容易，就是砸锅卖铁也得送孩子读书。承蒙徐老师和学校的关爱，我享受了丙等助学金。就这样念完了初中。此后，又升入高中，继而大学，由大学踏人社会，工作在北京。父亲经常说，你能有今天，多亏了徐老师，不论啥时候，都不能忘这个大恩。徐达贤老师是教历史的，观看北京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乃他多年夙愿。1975年春节，我探亲回家时，顺便把他接来北京并陪同参观这两个地方。老人家如愿以偿，兴奋不已，返回九江后，还专程赴江洲看望我父亲。两位老人促膝相谈，互相致谢。第二年，得悉徐老师仙逝，我真是百感交集，悲痛万分。
  张肇杞老师的一句话，确定了我一生的职业
  高中毕业时，期末考试结束。这期间，同学们早就在酝酿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呢，比较喜欢历史，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智慧，照出愚昧，是经验和教训的宝库，温故知新的导师，很想报考历史系；我也喜欢哲学，这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历来被看作最高意义上的“智慧之学”，又想步人哲学的殿堂。在这个人生的重要关头到底该如何抉择？此时，教导主任张肇杞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辅导志愿。他先问：“你打算报什么专业？”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报考新闻系吧，做新闻工作你比较合适！”当时，尽管我感到有点意外，但并没有丝毫犹疑。我回答说：“好吧，就听老师的！”因为张老师在讲那句话时眼里泛出自信的神韵，我完全相信这位师长的指点。1959年8月，当他得知我接到江西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时，脸上荡漾着满意的微笑；我对他也倍添崇敬之情。这一页通知书说明，老师对学生是多么的负责，又是多么的厚爱！大学毕业后，我即走上新闻工作岗位，起先在《大公报》做编辑，后被选调到新华社当记者，从1983年开始，历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北京分社社长，并获高级记者职称。如果当年我报考别的专业，比如历史系，今天的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为张肇杞老师的辅导高呼万岁，并一直在想，倘苦见到了张老师，一定要向他三鞠躬。令人遗憾的是，张老师已走，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在高中入党，得益于朱向玉老师的帮助。
  高中生入党，在50年代来说，恐怕是凤毛麟角。可九江一中就有高二、高三学生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被批准“火线入党”的就更多一点。那年上半年，朱向玉老师正在南昌进修。这位校团总支书记、我们班政治课老师回到学校后，看到我不在新发展的党员之列，便推心置腹地跟我谈了一次话。她说：“以前我离开学校回来．人家都夸你，说你表现不错，这次却听说你表现一般。你应该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入党。”朱老师一直比较器重我，不知给我多少动力。她看到我成绩优良，通过做团干部，工作能力、组织能力提高了，在学生中发挥了较好作用，为了使我更快地进步，又不失时机地鼓励我靠扰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经过党团组织的教育和朱老师的帮助，在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末，1958年11月9日我加入了党组织，朱向玉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跨进党的大门，对我以后思想进步、政治成熟起到很好的作用。转眼44年过去了，朱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言，犹闻在耳。如果时光还可倒转，如果人生可以重复，我还想再次经历那真诚、坦率的批评和帮助。我离开母校后，很想去看望朱老师，可至今未能如愿。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的一句话：“老师的影响是永远的。”我常想，一生能遇几位好老师乃人生一大幸事，我就是这样一个幸福之人。换言之，在九江一中，幸运之神对我极是垂青。如今虽然我人之将老，但岁月的流逝并不能从我的脑海里抹去师生情。
  （三）怀念母亲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是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母亲哺育了我们兄妹二人。她生下我后，没有奶水。不知什么人说了一个土方子——吃蚯蚓能发奶。母亲真的吃了。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吃下去的，究竟吃了多少；至今我也不清楚，吃后她有何反映，奶水是否有了。可想而知，母亲吃的是“苦头”，为了儿子才心甘情愿的。从这件事情上，我更加体会到“母亲”二字的分量。母亲，意味着奉献；母亲，肩负着神圣的责任。母亲的养育之恩，是报答不尽的。
  母亲爱我，却不宠我。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夏秋之际的中午，母亲扛起锄头要下地干活，我却非要跟她去地里玩。母亲坚决不依，咆哮着大声呵斥：“地离家许远，要是你玩不了多久，哪个带你回家呀！”说着扭头就走了。可我还是紧跟在后面追赶。母亲随即转过身来，用锄头棍追着打我。当追到约有一人多深的水塘边时，我故意把脚上的一双新布鞋脱下来扔进水里。心想：你不让我去，我就让你白做这双鞋。懂事后，一想起此事，深感愧对母亲的关爱了。
  天下的母亲莫不因为给予而快乐。我小的时候，常常“寅支卯粮”。为了让我能上学读书，母亲和父亲一起，愈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从不顾及自己。农忙时，风餐露宿，早出晚归；冬闲时，穿针引线，缝缝补补。一年到头没有歇气的时候。尤其可贵的是，母亲在劳累之余，还为我挑灯陪读，夜深无倦容。可以说，就是靠着父母这种勤俭的精神，我才能走进知识的殿堂。这种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总在照耀着我，燃烧着我，指引着我。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工作。我向双亲报告这一喜讯时，他们喜悦的神情立刻浮现在脸上。没想到，母亲突然冒出一句：“跑那么远做么事，就在公社干呗！”这话似乎有点滑稽可笑，但我明白母亲是舍不得让我远走，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虽然她并不清楚北京究竟有多远，但她晓得公社离家是很近的。更有意思的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后，母亲立马改口了：“我说归说，还不是由你！”声音是那么甜美，且满脸写着笑容，还带着几分孩子的纯真，真是“知子莫如母”。当我离家赴京那天，母亲叮嘱：“常写信回家！”她站在大门外目送我很远很远。
  1991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九江乡下移居城里，住妹妹家中。从此，老人隔一两年就到北京走一趟，住上几个月。她说：“在九江想儿，在北京又想女。”在这十几年期间，尽管我们兄妹及其他亲人都关爱老人，但是扪心自问：我除了做到生活上赡养外，对老人精神上的慰籍却不够。其实，儿女孝敬父母，不仅是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让其心情愉快，后者，往往容易被儿女有意无意的忽略。在这一点上，我确有愧疚之感。
  去年11月底，母亲病危中得知我们把她送回了老家江洲时，那暗淡的眼神突然爆出火星，翕动着嘴唇说：“我好高兴！”“我好满意！”这两句话只有我和妹妹理解——叶落归根是她的心愿，在她看来死也是一种安详的归宿。母亲享年83岁，有70年是在江洲度过的。此时此刻回到本乡本土，回到13年前她和父亲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老人自然心满意足。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妹妹一直尽孝身旁。12月8日夜里，她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永远失去了服侍她吃一顿饭、喝一杯水、服一粒药的机会。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专程从北京赶回九江，到母亲长眠的墓地祭拜，以寄托思念之情。
  （四）父亲的“遗产”
  父亲已离开我们18年了。18年的时间可以冲淡很多东西，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依旧时时浮现，如在眼前。
  我从小就特别佩服父亲，他精明能干，很会为人做事。父亲头上有3位老人——生父、生母、过继母。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相继离世。那时，父亲的两个同胞兄弟，一个在别人家打长工，只能自己搞到一碗饭吃；一个在部队当兵，也无法顾家。父亲以长子之肩担当起一家人的生活。3位老人的后事也全由父亲一人承担。他按照老家风俗，把老人都顺顺当当地送上了祖坟山。丧事办的有条有理，里里外外都应酬到了。不仅如此，四公公的丧事也是父亲帮助操办的。四公公与我公公同胞，家里很穷。他去世后，两个儿子没有经济能力为他办丧事。怎么办？父亲就同我大堂兄一起，鼎力相助——借钱、筹粮、买棺材、办酒水，连灵牌都是赊购的，总算按时把老人埋葬了。
  父亲是个农民，目不识丁，却对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他把这种追求倾注在我和妹妹身上。那时，我们家生活贫困。可是，父亲不怕困难，和母亲一道，省吃俭用，下决心送子女读书。妹妹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因她自己不愿继续学习，便中途停止上学，在家务农；而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并成了江洲公社里第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人。好不容易一切都有了转机，可以报答父亲的厚恩时，老人家却偏偏离我而去了。回想起来，不禁泪眼婆娑。
  对一母同胞的两个弟弟及侄辈的关怀，父亲也无微不至。起初，他带着两个弟弟驾船——在长江上给人运送货物，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们拉扯大。后来，他又千方百计为两个弟弟说亲，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各立门户。由于大弟生来憨厚，生活又很困难，父亲对他的子女格外关照，总是在他们身前身后嘘寒问暖。侄子中有人生病了，他时刻惦记着；有人没事做了，他又替他着急；有人找不到对象，他都要替他张罗。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要操心。正如父亲所说：“看得侄子起就是看得兄弟起，看得兄弟起就是看得老子娘起。”父亲的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和亲情观。
  生活中，父亲无论对亲戚还是朋友，总是以诚相待，乐于相助。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共同评价。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因此他一辈子过着节俭的生活。可是一旦别人有了困难，他总是二话不说，拿出自己家里仅有的去帮助人家。为此，母亲没少埋怨他，可是他总是说：“自己少吃一口也饿不死！”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的庄严与神圣。1949上6月，位于长江之中的张家洲（解放后改名为江洲）破坝，颗粒无收。灾民纷纷去江南——湖口县找活干。当时，父亲以驾船为生，船的载重量1吨多点。有些人坐船拿不起钱，父亲就开“绿灯”，允许他们赚到了钱再付还。类似这样为别人着想的事，父亲一生不知做了多少，难怪他的朋友很多，称他为“干爹”“亲爷”的一大堆，我都弄不清有多少个。常言道：“行春风，得夏雨，播爱者受爱。”由于父亲助人为乐，人家也处处给他方便。他办起事来常常是左右逢源。我的父亲是这般地为人处事，我看在眼里，便是对我最好的身教。
  父亲清瘦的身材，朴实的笑脸，睿智的眼神，响亮的声音，常在夜深入静时袭过我的心头。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尽管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却留下了比这些更珍贵的财富——为人处世的准则和习惯。其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它能带给我们深远悠长的裨益，值得代代继承和传扬。
  我的父亲张万华，生于1908年12月9日，逝于1990年2月4日。我和妹妹已约定，在父亲诞辰100周年那一天，将分别在北京和九江举家纪念，深切缅怀他老人家。
  [本文作者张选国，男，1940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县江洲镇前埂村人。曾就读于江洲桑落完小、九江市一中、江西大学新闻系。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高级记者、新华社监察局局长、九江县北京同乡会会长。著有《应该怎样写作》等书，发表大量新闻和理论作品。其传略曾载家乡九江县文史人员编著的《九江古今名人传》（1997年版），《柴桑群芳谱》（2003年版），《来自桃花源》(2007年版)等书。]
  补白……
  纪念蒋彝
  曾石虞著 胡荣江译
  前言
  蒋彝在大学里专修化学，毕业后却当了一名地方行政官员。后来，在海外的生涯中，他的勤奋使他逐渐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书画家和英文作家。当他漫步在伦敦街头时，人们称他为“哑行者”，他的“哑行者”丛书为人们所熟知，并带来许多乐趣；同样，他的熊猫图也受人喜爱，美国人称他为熊猫先生。他以杰出人士身份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卡特的就职典礼，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兴奋，更重要的是一种荣誉。同样的，作为祖籍是中国的学者，在1977年访问中国时，他也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接见。遗憾的是两天后，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两星期后死于癌症，原因是两年前他在纽约动过手术，但他自己不知真实病情。
  1977年访问中国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75年春，返回纽约后他写了一本关于祖国给他留下的新印象的书，即《四十二年后重游中国》。他告诉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使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一些重要人物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快正常外交关系的发展。《重游中国》于1977年末首次在纽约出版，读过之后，人们都情不自禁地认为，他这种令人钦佩的想法非常成功。在书的结尾，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新中国完全不同于旧中国是一个标志，这不仅是她自己获得了新生，而且她将为稳固的世界其它国家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给人类注入活力的第一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看到中国更多的变化，来给这些说法和预测以更有力的证明。”从这些话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他的最后的极其崇高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且也为了美国人民和其它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我钦佩生活中蒋彝那正直的品质，也钦佩他对所有的善意。我认为他去世后不久有必要写一些东西来纪念他。这些使我想起一篇在他建议下写成的文章，这篇文章于1976年交他审阅。现在这篇经他提示下的修改稿，便成了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在参观莎士比亚出生和埋葬的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后，华盛顿·艾尔文字道：“虽然莎士比亚已赢得了世界声誉，迎得了各国人民的爱戴，人们将发现，在他出生的地方，没有赞誉之声，没有敬慕之语，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悦涌出来。”蒋彝和莎士比亚一样，也是诗人，而我作为敬重和爱慕他的故乡朋友，却不能够写出1976年所写的更好的文章来纪念他，感到非常不安。
  曾石虞
  1979年4月 中国长沙
  我所熟知的蒋彝先生
  我与蒋彝先生的最初接触始于1922年夏，那时我们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同居一室，这屋里住着三个人，我与他主修化学，另一位主修数学。那是我们在大学的第二学年，我们学的课程有微积分、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这些课程都较繁重，但最难的是一年后开设的物理化学。上午要听课，下午做实验，晚上呢？我们要坐在书桌前，解答布置下的作业，写实验报告或复习、理解课堂上讲述的理论。
  回忆我们掌握的理论知识，是有助于联想和启发（对蒋彝先生的了解）。在数学方面，无穷小的概念和应用，从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以前困扰着科学界几个世纪，对我们来说，当然并不比前代的数学家来得容易；在物理方面，牛顿第一和第二运动定律对力的质和量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这就是自然力的真实代表；在不考虑流体的基本性质与质量的前提下，热量却能与流体相比较；光曾经被认为具有波动性，而同时又推测光由粒子构成；人们认为磁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是电学的附属；探讨电学的作用是如此普遍，任何没有正确解释的现象，一经假说它所起的电学作用，就为人们所认知了，这些妨碍了我们对电学知识深入的了解，这是当时我们学到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物理学知识。化学方里，关于事物状态的陈述，也是不易弄懂的，原子是物体不可分割的最小部分，而同时，又认为原子能发射更小的粒子，甚至分裂；它们成对的出现，有时形成长链或环链，在另一些情况下，原子却又没有什么具体的组合，对称或不对称地排列在三维空间。当然这些理论与蒋先生在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直接关系，但他却训练到一种自如的境界，他能摒弃解释自然的矛盾观点而探求到大自然的真谛，并能根据有关联的事实来解释自然的各种现象。这种训练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使他能够写出任何主题、长或短的文章以及使读者非常感兴趣的细节，对一个人来说确实需足够的关于中国绘画的知识才能写出“哑行者丛书”这样的书；然而关于中国书法的知识似乎少有人比得上他，并能用他那善于分析的头脑写出一部书法指南（《八法南针》）的书。
  他不仅用科学的头脑思维，而且还练出勤奋的习惯。如前所述，课程、作业很繁重，时间几乎不够用，必须解答许多作业题，有时是很难的题目，并且还要写很长的实验报告，这些报告之所以很长是因为每份报告包括：一张简洁的仪器作用，实验原理概述，一段简短的操作步骤说明，最后要经过复杂的计算才能得出数据及结果。在这么多的功课压力下，自然学生们不得不学习到很晚，经常晚睡觉，他比其他学生都要用功，几次考试他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都很少提及这些，似乎对此不太在意。我们担负着繁重的学习任务，每个人都严肃认真地追求科学知识，没有时间娱乐，虽然同居一室，却极少有时间交谈，他自己的事就占用了很多时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在进入科学救国路上的静默的旅行者”。他本来就该进入到这种必然的命运，路是崎岖的，布满荆棘，他沉着而有条不紊地越过这道障碍。
  一年半后我们分住在两个地方。虽然我们见面少了，但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此外，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字写得非常好，并且擅长绘画。我们当时想不到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名扬海外。虽然我不知道他将来怎样，但我不会忘记发生在毕业前的一件小事，那是1925年12月的一天，一些同学闲谈时，我收到一封信，信中通知我的一篇用英文写作的短文将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杂志上，杂志的内容是关于英文的教与学。当时我想着怎样以化学专业谋生，对通知单当然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站在旁边，似乎对这种专业之外的无心尝试很是赞赏，并且当时就评论了几句，这充分体现出他内在的良好修养以及潜藏着的英文写作能力，我确实很钦佩他的这种优秀品质；但我没预见到，不到十年，他就能用生动的英语写出他看到的、想到的，为人们所喜爱的文章、书籍来，而且还赢得了崇尚标准英语的英国人的尊重。对于他的极大的成功，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喜悦。
  毕业离校后，蒋彝先生把他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教书的职位让给我，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也没问，他放弃这个职位后打算干什么。后来，听说他去芜湖当县长，芜湖是个稍大一些的县城，座落在长江边上。两年后，他调任当涂县长。当涂靠近芜湖，也在长江边上，我国唐朝伟大诗人李白晚年寄住共族叔李阳冰家中，后归葬于此。从这儿坐几小时汽车就到了南京。当时我在南京工作，他邀请我去作客，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处理事情是那样从容不迫，我非常惊呀，想象不出，几年前还是一个学化学的学生，几年后却成功地改善了贫困穷人们的生活，压制了那些为容不仁乡绅的恶势力，他定是有一套运用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的管理方法，因为这些都是化学家在处理问题时的基本原则。
  当人们希望他当更大的官时，他却有另一个更宏伟的目标——出国游学。他去英国之前到南京时，我送他一本《中国人看伦敦》，是一位在伦敦学了7年法律的姚先生所著，出版于上海，写的是作者在伦敦所经历与观察到的事情，姚在书中自豪地提到，有一次写信给《泰晤士报》的编辑，这封信发表在常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们引以为荣的栏目里。这本书得到了公认，被普遍接受。但谁会想到这本书的读者由于勤奋胜过作者而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呢？蒋彝先生的著述在英国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画展不仅有大众参观者，而且还有象英国玛丽女王这样的参观者。他曾经与H．G．wells坐在同一张桌上听他称自己为世界编史家，他还有幸为象肖伯纳之类的杰出的英国人画过像，并作为他书中的插图，后来，他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
  1933年蒋彝到英国后，我们就没有通信来往。直到1935年，我留学柏林才开始通信。在一封信里他曾经友好地邀请我到伦敦作客并承担一部分路费，但由于学习太忙就没有尊从他的意愿。随后，当我收到他送给我的第一本他写的英文书《-个中国人的鉴赏力》时，我非常高兴，仓促地读了几页，立刻被他那坦率明澈的文风所吸引。看到这里包含的一些新事物有可能使西方学者感兴趣，我赶快写了封信给E．K．Scott女士，告诉她新出版的这本书。我认识这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是在柏林的一个大学演讲会上，对她十分精通英文印象非常深，英语是她的母语，而且又精通德文。使我高兴的是非常愿意结识作者，并且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给予必要的帮助。他每次接受帮助后都及时地表示了感谢，我对此内心充满了感激。
  当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我不得不匆忙结束了学业，于1938年夏返回祖国，并且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浩劫。看到周围受苦难的同胞，我没有时问去顾及几千里外的朋友，所以和在欧洲的朋友们的中断了联系。三十几年过去了，一天早晨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蒋先生的名字，以及他曾对纽约市进行的评论，不久听到他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后来通过朋友的帮助，让他得到了我的地址。没多久收到他从澳大利亚旅行演讲回香港后寄来的信，和信一起寄来的一个包裹，其中有一本一百多首诗的小册子，这些诗都是他到英国的最初三年里创作的。他在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也令我充满了惊奇，虽然在以前的日子里跟他亲近相交的时间也不算少，但从来不知道他还是位诗人，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做事从不张扬。
  许多文章都从美学欣赏的角度评论蒋先生的绘画，而我只想说说他的诗。能通畅地创作出中国传统风格的韵律诗是不容易的。首先要选定某种约定俗成的诗体作为结构，按照压韵选择和组织字句，这种诗体从来就不代表什么明确详尽的意，但却必须严格遵守，然后，诗人用其独特的用词方法，使其富有魅力，深含蕴意，这与散文是不同的。全面掌握这种诗体与用词方法，必须是一个深入与广泛地诵读古代名诗。蒋先生的诗是按照这些诗体写成的，他的措词表达富有想象力，使读者非常高兴的是，虽然他的诗没有他的画润色多，但他亲手书写并印出来的诗，其结果不亚于他其他杰出的成果。按照这种说法，写诗是困难的，但理解诗所包含的寓意也是同样难的，这是因为中国语言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学上使用的每个字、每个词或每个短语都有多种涵义，只有相当通晓古代诗歌才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如果你拥有这种才能，那么，蒋先生的诗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这本小册子里的诗包含了多种主题。他的诗篇文笔精炼，有许多是对所到之国优美景色的细腻描写，还有一些述及他所遇到的荒唐滑稽可笑之事，充分体现出他的才智与诙谐，还有许多是对他在祖国的朋友及家人的深深眷恋，但更令我感动的是那些体现对正被侵略蹂躏祖国的深深热爱与关心的诗句。
  一般来说，诗是不大容易翻译的，尤其是中文诗，因为与汉语的字和词紧紧相连的含义会随着字词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给翻译的内容重新措词会变得生硬或陈词滥调。尽管这样，他的一些诗被译成英文，并不是翻译得有多好，而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祖国强烈的感情。在小册子里，我找到了一首诗《神州》（指英文）：
  坐沙吹作九边秋，隐隐笳声入画楼。
  落日西风最萧瑟，有人收泪看神州。
  这首诗写于1936年前，当时日军侵占东三省，并渗透到北京和天津附近。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毫无疑问政府要采取措施，尤其还有来自整个国家人民的强劲抵抗。然而闻所未闻的是，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面对这种令人痛苦的情景，难道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游子能不落泪吗？当然，那时还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战斗的号声，大概是他离得太远而没有听到过这些。作为自己家乡的一任县长，他特别关心家乡的人民，这些体现在诗《却忆九江》中：
  每惭父老说微功，偶抚创痕涕泪中。
  合眼乡关推不去，西风到处有哀鸿。
  这里，哀鸿的意思是由于自然灾害或弊政给人民带来的悲惨景象。这首诗使读者感到诗人怀乡之心，他以后的作品充分表明他一直怀有这种心情。
  他对家乡的强烈眷恋之情，使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修养，从没有对一些外国异性的仰慕动摇过。例如，有首诗是赞美邻家少女抱猫时的优美姿态，另一首是赞美一位追求女性的男子在同他的情敌竞争时所拥有的良好教养。他同情那些自由女神爱慕者的小伙子们，不过他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懂慎的，值得称赞，他从来就是那种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写到的，凝视漂亮女人。而无一丝邪欲的人，这些可以在一首《示意》中看出来：
  灵犀一点结成痴，填海移山未肯辞。
  最是神仙真慧黠，不栽红豆怕相思。
  诗中红豆代表朋友或恋人之间相互深深的思念。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意思呢？是他对工作的全部奉献。
  他的作品包括两千多幅绘画和二十多部英文著作，以及一些中文书籍，他的画在欧美各地展出时受到普遍赞赏。他在中国画技的基础上成功地采用了一些西方绘画技巧来使作品更完美。我看过他的英文书籍，印象很深的是在其中穿插了许多中国风俗或民情，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寓言、哲学观点、名诗、名言、风俗习惯，以及古人的成就等等。不管在哪个国家发现什么新事物，他都要相应地和自己故乡情况比较一下。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值得一读。总之，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意愿使他在促进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他的书中，还有许多值得赞赏之处，尤其是他的“哑行者丛书”，有一条谚语：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纽约、伦敦、巴黎也是一样。优美的景色都是经过劳动人民灵巧的双手创造并使之更美。他在描写这些城市宏伟大厦和巨大建筑物时，从来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和崇敬那些为建筑物付出创造性劳动和艰苦工作的人们。此外，他还非常赞赏那些为拥有一块和平美好居地而斗争的人们。读者一定会喜欢他的书中的插图——对所叙述和描绘的事物感兴趣，并将会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他的书把他和广大读者的心紧密相连。
  人们终于认识到他作为一名演说家、书画家、作家所作的大量工作——重大贡献。1955年他移居美国后，先后取得了许多巨大荣誉，“成功一个接一个”，他担任了美国文理协会的特别研究员，1956年被哈佛大学命名为phiBeta演说家，1958年当选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诗人联谊会会长，1969年成为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并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73年后获得了几所著名高等学府颁发的荣誉学位、艺术学博士、文学博士；被选为美国杰出人物和世界名人，并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因为他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美国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期间，他的名字同其他美国杰出人物的名字一起被永久地记录在册。
  直到1975年，离开祖国四十二年的蒋彝先生终于回来了。我在南京见到了他，他对解放后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欣喜万分，新中国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一直可见于他访华后在香港的演讲中。更多的感触则见于他计划出版的英文书中他对祖国的强烈感受。我希望他正在计划写作的《重访祖国》-书能给读者更新的认识。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很显然，他内心跟祖国人民一样的痛苦。看到中国人民正在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强国时，他跟祖国人民一样的高兴，他感到，他虽然在国外成为杰出人士，享有国际声誉，他的命运还是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九七六年十一月
  两绝句
  （1977年在长沙会见蒋彝后作）
  （一） 足迹循回遍五洲， 争传画记自西欧。
  难能四十余年别， 来写神州带画图。
  （二） 美誉佳名众口称， 文章书画博声闻。
  只因护国维家意， 不惜孤零现此身。
  (编后语：蒋彝先生(1903-1977)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县，是一位国际知名作家、诗人、书画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英、美、澳、日、港等地研究、写作、讲授中国文化艺术，其丰富的著作大部分是用英文写成，在国外出版。他1977年回国访问其间突然旧病复发，不幸于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生前未能将在国外的著作、资料收集、带回国内出版，因此，现在要在国内全面、系统、深刻地了解、研究蒋彝的生平和艺术思想，要在翻译、出版、宣传等方面做大量工作；对于这些工作，目前还受多方面因素限制。有关蒋彝的生平、艺术资料，目前，国内较少，也较零散，因此，即使是零碎的，能收集到，也就更珍贵了。
  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教授曾石虞先生是蒋彝先生的同学、好友，他的这篇英文纪念文章是1976年用英文写成，1979年修改并自行印成单行本，当时在亲友中交流，目前国内存者很少，无中文译本。蒋彝之女蒋健兰女士、婿刘乃崇先生1992年6月在九江举办“蒋彝书画展”期间，将仅有的数册赠给九江的有关同志，编者有幸读到，深感珍贵难得，便请荣江弟译成中文，在《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刊出，以供更多读者纪念、研究；亦作为奉向蒋彝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品。]
  （本文曾请九江县一中英语教师顾菲同志校改）
  （本文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长沙）
  （译者单位：九江石化总厂码头）
  缅怀王以秀烈士
  桂家鸿
  我的母亲王以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1925年参加革命的。她在党的教育下，成为江西省九江县港口地区三七乡一位优秀妇女运动者，成为九江赤湖游击区三七乡一位杰出的情报员。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妇女翻身求解放，她历尽艰辛，足迹踏遍赤松上下乡许多村屯，同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1929年11月29日，她和二儿媳张荣香分别从白区和游击区回家，被叛徒告密出卖而被捕。穷凶极恶的敌人，严刑逼供，威胁利诱，她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终年61岁。
  母亲于1868年5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县赤松乡里河村一位贫苦农民家庭。她10岁丧父亲，15岁时哥哥也永别了，她跟着寡母寡嫂租种地主温剥皮十亩田地，勉强糊口。
  万恶的地主温剥皮，突然废约夺佃，绝人生路，还乘人之危，将王以秀抢去做丫头，扬言要以无偿的劳动还清她父亲积欠温家的租金。于是，她日夜用泪水和鲜血去偿还那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清的阎王债。
  后来我祖父千方百计，不惜重利借贷为王家偿还所积欠温剥皮的地租，赎回被奴役了几年的幼女，从此，妈妈才得见天日，嫁先父而到桂家。
  1925年“五卅”上海惨案发生，全国工农都要求组织起来，要求惩办凶手。九江地区农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暂以土地会、鲁班会、娘娘会等组织名义组织起来。妈妈参加娘娘会，还有一点趣闻，那是1925年8月间，大哥三哥等领导农民做土地会，爆竹喧天，妈妈骂他们误工失业，做土地会是二月初二日，怎么8、9月做土地会呢？张荣香（她的二儿媳）告诉她，做土地会是假，成立农民协会闹革命、打土豪是真。妈妈马上问荣香：“妇女是什么组织”？待荣香告诉她妇女是以娘娘会的名字组织妇女协会，妈妈立即要求参加娘娘会。妈妈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同两个儿媳一道，为妇女翻身求解放而英勇奋斗。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经湖南进攻南昌，快到九江之前，妈妈同赤松三七乡的妇女一道，夜以继日的进行宣传鼓动，劝导男子汉应当行动起来，成立向导、担架、运输、爆破等队伍支援北伐军，宣传教育妇女要组织慰问队，为北伐军送茶送水。当时，有些土豪劣绅阻止破坏，禁止他们家的丫头去开会。有的农妇害怕，反对子女参加，于是，妈妈一面教育那些姑娘、儿媳既积极参加活动，又要避免父母公婆生气；一面又闯到几个土豪劣绅的门前严肃地告诉他们：“北伐军已过南昌，到了德安，马上就要到九江，你们再要欺压妇女，就有你们好受的。”这样，灭了地主土劣的气焰，壮了农女的威风。
  1927年2月8日，九江工农集会收回英日租界，九江港口地区三七乡的妇女，也同其他各乡一样组织起来去送茶送水慰问工农，妈妈带头参加，直到午夜才返回家里，妈妈很高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江工农协助北伐军光复九江，收回英国租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港口地区的地主、劣绅、恶霸等，造谣胡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甚至以金钱美女收买王若渊为其摇旗呐喊。王若渊系贫农子弟，从陈某读过私塾，在农民中多少有些影响，他禁不起土劣的诱惑，丧失阶级立场认贼作父，张牙舞爪，同地富流氓一道四处活动，妄图抢夺港口、九江农协领导权，但终于被各区农民抓住镇压了。
  王若渊是桂家的外甥，王若渊被捕后，他妈妈桂氏就死皮赖脸地向王以秀求情，跪在我妈妈脚下哭哭啼啼地说：“救救我这苦命的寡妇，放掉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妈妈爱憎分明，铁面无私的斥责她：“你儿子王若渊出卖阶级，认贼作父，屠杀工农弟兄，应当以牙还牙，严厉镇压，决不宽容，赶快给我滚出去”。王若渊被镇压之后，一些反动地主相继潜逃，城市和乡村已成为人民的天下。
  1927年7月15日，武汉政府汪精卫发表宣言，继蒋介石之后而叛变国民革命，出卖人民，实行宁汉合流。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民主革命，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卖无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兵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清算血腥统治。为使武装革命斗争的战火越烧越旺，中国共产党九江县港口区委员会于1927年11月26日召开党员大会，决定武装起义，建立赤湖游击区。在建立游击区之前，镇压了罪恶多端的徐老九、何少锋等坏家伙，迫使高伯韩、周百川等土豪劣绅龟缩在九江城内动弹不得。游击区成立伊始，任命桂敏为该区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兼大队长，张荣香为该区情报队长，率领队员活动于港口、叶家造、郭家墩一带，宣传鼓动，刺探敌情。
  土豪劣绅徐老九等被镇压后，一些土豪劣绅子弟假充积极，混入游击队员之中为非作歹。1929年II月29日，妈妈从敌占区的港口、三七乡等地刺探情报回家；张荣香背着虎儿从赤湖、许家堰一带搜集情报，绕道回家，不料叛徒迅即报告土豪劣绅高伯韩，高立即密报当地驻军刘占奎连长，刘即带领一连“炮灰”蜂拥而至，包围住宅。正在此时，游击队员桂家模也回了家，当时情报队长张荣香组织反击，妈妈毫不畏惧镇静自如，小心翼翼地烧掉身上携带的报告和情报，随即投入战斗。他们凭借每家窗口向外点射，虽然撩倒了不少“炮灰”，但终于子弹耗尽，寡不敌众，退路断绝而惨遭被捕。
  反动分子高伯韩想从她们口中了解赤湖游击区的虚实，使尽了威协利诱、毒打、火燎、老虎凳等残暴手段。坚强的革命战士岿然不动。反动者黔驴技穷，还想在枪决前威慑王以秀、张荣香、张录英、桂家模四位英雄。在那生死存亡之际，妈妈和其他三位英雄，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灭绝人性的反动派，竟连张荣香不满三岁的虎儿也不放过，用刺刀刺人虎儿的肛门，可怜的虎儿就这样同他的祖母王以秀、妈妈张荣香、伯母张录英、三伯父桂家模同时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高举胜利红旗，前赴后继，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埋葬了蒋家王朝，一个红彤彤的人民的天下岿然屹立东方。
  妈妈，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以鲜血和生命浇开了春天的花朵；您的辉煌业绩象庐山的青松翠柏万古长青。
  妈妈，安息吧！
  您的二儿家鸿敬撰
  1989年12月1日
  [本文作者：桂家鸿，革命老干部，生于1901年3月，殁于1994年8月，享年93岁。系九江县永安外河人。在革命期间，老母、妻子、哥哥、侄子全家五人，都被杀害，均为革命烈士称号。家鸿坚持真理，仍是革命到底。全国解放后，任国家林业部高教司司长，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文史馆馆员。曾编著<造林学》、《森林学》等教材；晚年写出多篇革命回忆文章在九江市、县文史书籍等处发表。]
   九江民间武术高手寇克秀
  陈文夫
  寇克秀(1899.2-1977.6)，祖父辈从湖北广济迁至江西九江县永安乡大树下。其当年名声不但在九江武术界里，凡当地永安、港口、赤湖、城门、新合、沙河等地不知其人者甚少。民国时期，少数人为巧取豪夺赖武力超人，而那时枪枝弹药极少，若武力过人，也可少受别人欺负。因此，其父想自己是外地人初来此地，就要小克秀跟叶诗佐（九江县永安人）学艺，克秀聪明过人，虽身躯矮小，但灵活有加，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学艺于什么？寇克秀成人后，就思量学武首先是不能欺负别人；其二是防身；更重要的是要为民间除疾苦。因此他就到朱湖（瑞昌辖）跟朱鹏飞学推拿接斗。为了掌握人体骨骼结构，凡那里有启坟之事，他总是不清自到，看清人体内大小骨头如何分布在人全身。后来人体内那一个部位是块什么骨头，他都如数家珍。
  民国廿年(1931)山东有个刘德胜（俗称刘麻子），传说刘在山东是个杀人犯，故跑来江西。一路上未遇过敌手，一次在洗脚桥（今九江县港口街镇）遇上聂无忌（湖北人），二人过手时，聂将刘举到头顶，如果就势一摔，聂就赢了，那知停了一会，刘用北腿将聂的肋骨踢断两根，因而出名。刘后在港口望夫山办武馆，寇克秀则拜其为师，共招收了十几名学员，刘教学甚严，白天练格打擒斗，晚上睡浴盆或睡在干柴上。刘在望夫山上山的路上，有意留下了一排槎桩，徒弟欲能出师，必须从槎桩上滚到山脚下，据说10多名学员唯寇克秀一人算出了师。
  寇虽有一身武艺，但从不作威作福，反而爱息事宁人。在九江县永安大树下，雷、寇两家因祖父辈发生过血案，世代不和。为缓解两姓对恃，以弥补祖父辈的遗憾，寇将仅3个月的亲生女细花，送到雷家当童养媳，家人反对，他费尽口舌说服，后因抗战，雷家外迁，雷家人和颜悦色将细花送回寇家，雷寇两家自此后和睦相处。
  20世纪30年代，港口茶岭有一邓必阔，是富有之家，其弟邓必春是寇的徒弟。邓出师之后在当地收徒，武馆办得较有名气。此处还有一个开武馆的，名叫刘长烈，因与邓暗里争地盘，表面上你好我好，刘武馆开场时接邓喝酒，邓武馆开场时接刘喝酒。这些表面敷衍旁人都看在眼里。刘在邓处喝酒，邓3个徒弟一齐向刘敬烟、点火、倒茶，刘双手慌忙又接烟、又接茶，瞬间精力分散，邓徒弟弄手脚将刘绊倒在地。刘一气之下离席而去。刘长烈回去后又受到同行嘲笑，气上加气，要摆擂台，比个高低。邓乃初出师，自知敌不过刘，则到大树下寻寇师傅帮忙。而寇的许多徒弟都知道师傅为人，担心他不去，谁知师傅一口答应。邓回茶岭后到处宣扬：“上擂台我怕个鸟，师傅、师兄弟都来”。刘长烈闻言后，则作了充分准备，组织了一帮人马，土铳、刀、梭标等林林总总，准备了几十件。这日，天气晴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人很多，都想观看一场精彩的高手格斗，正所谓：坐山观虎斗，临水看鱼游，真想一饱眼福。寇师傅来了，只见寇师傅单人匹马，赤手空拳，一走到擂台边，就嚷着邓弟子：“有刀枪我不入场”。邓必春随即撤去刀、棍、梭标等，并要邓家人全部撤离场外。然后寇跃上台，对刘长烈言道：“刘师傅，我今天来不是比武，是来请罪的，因我教育无方，使徒弟无知多事，惹了是非。我师傅也姓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也姓刘，你和我师傅五百年前是一家，你也是我的师傅，我徒弟居然在我师傅面前卖弄，实在让我自愧难容，今日一错再错，还要我来此献丑，现在我宣布，第一：凡是我的徒弟、亲人，现在一同拱手向刘师傅赔理；第二由徒弟邓必春重新办酒，再请刘师傅坐首席，由我奉陪。”一席话化干戈为玉帛，一场你死我亡的格斗，就这样烟消云散。当天邓必春果真设晏请了刘师傅，席间互相谦让，和好如初。
  1936年寇克秀为了养家，又方便百姓治病，即举家到九江县港口镇开杂货店。不到两年九江沦陷，面对凶残的日军，寇想再高的武艺也对付不了真枪实弹，而且日军要除的就是他那些武艺高手，或者要利用的也是这些人。果不假，日军通过徐志才（港口镇长），要寇去做保安大队长。为不做汉奸、不遭骂名，因此，他改名寇正时，回大树下务农。同年外地有一货船在永安徐家湾遭劫匪抢劫，货主苦求留点货物作回家路费，奈何劫匪心狠，丝毫不留。此时，货主打听到大树下寇师傅为人仗义，则来寇家请求帮忙。寇克秀最恨的是不劳而获的土匪、路霸。凭其名声和武力说服了劫匪，货物如数归还原主。货主非常感激。1940年寇到湖北省黄梅县新开镇陆家嘴段家墩斜路口一边避难，一边开粮行。此问适遇单、段两姓不和，单姓借夜问过渡之名，有意打了段姓请的艄公，段姓人要段正琛报复，段不肯，段姓人就将段正琛打得在地上滚，段正琛是寇克秀最得意的徒弟，也学师傅一样息事宁人，口不骂，手不动，任凭别人打。寇闻讯赶来，当着众人面说：有伤姓单的要医治，姓段的绝不能搞报复，都是这块土地滋养的人，冤冤相报何时了。虽然人群都散了，姓段的认为寇无能，趁天黑将牛屎糊在姓寇的大门上。段正琛气得难受，说是欺负师傅，寇说：这算什么，是小人的伎俩，总比两败俱伤好得多。
  1944年寇仍在陆家嘴开粮行，一次运粮到安庆，途径宿松，竟遭抢劫，见船仓空空，连回程的口粮都没有，心里不是滋味，几次向劫匪相求，留点米下来，都不能如愿。船老大见寇相求无用，就说：“寇师傅，我们走算了”。一声寇师傅，惊动了劫匪头头。他一看，眼前这位寇师傅就是8年前救自己遭劫的大恩人，原来今天的劫匪就是8年前在徐家湾遭劫的货主。有恩当报，这是江湖上人的义气。寇师傅的货物丝毫未损，并得到劫匪的款待。货船顺顺当当地到达了目的地。
  寇虽远近闻名，家道富有，却怜贫惜困，爱民如亲。他除了会推拿接斗外，还有许多秘方，可治奇病怪疾。为人治病所收药费则量体裁衣，许多穷人治愈后不但不收钱，反而贴食贴住。1944年湖北广济一讨饭女，病倒在大树下坝边，寇闻讯立即叫人抬回自家，供吃供住，治病达半年之久。病好了并送其回广济，后来年年春节前后其夫妻都来大树下，拜谢寇师傅。城门人赵成木，因家贫，幼年到大树下汪村放牛，因生病而被辞。赵无生路，只好在附近讨米，不久病情加重，倒在大树下，气息奄奄。寇立即开药方，命徒弟段正琛来回跑药店抓药，不久病愈，寇将赵收为徒。1947年寇在沙河乡胡围墙设武场，沙河乡赛阳南城铺村一妇女抱一名3岁小孩，病重而奄奄一息，寇接过手动动全身筋脉，小孩双眼瞬间睁开，哇的一声哭出来。全场数十人，无不惊奇。
  寇在民问武术界名声越来越大，其先后在沙河、城门、仙居（新合）、港口、永安、赤湖等地办武场收徒超百人。凡圩内学武者不收谷，其他地区每徒收谷一石，并交待有困难的可免。虽每个人所交不多，但因徒弟众多，粮油收入较丰，家庭生活比一般人富有。土地改革时，其徒赵成木因家穷，当了乡农会主席，在划成份时，赵一再声称“寇家一无土地，二不称霸一方。”有人说是徒弟包庇师傅，赵说：“农会主席可以不当，实话我要实说”。20世纪50年代在阶级斗争时期，他曾蹲过监，后交群众管制，终因平生无劣迹．人缘关系好，群众也就不管不制，人身比较自由。他生活上有困难，还有人暗地里资助，别人有疾苦，他也暗地里为别人诊治。1969年瑞昌张绍珍因摘柿于从树上摔下来，全身骨头散了架，成了一摊活肉。慕名者将人抬到民闸大队（今大树村）寇家，好心人劝寇莫惹祸上身。寇不是见死不救的人，加之病者家属一再声明．只要师傅动了手，就是伤者死了也瞑目。最后决定将伤者抬到寇的儿子寇国平单位永安公社卫生院就诊。寇以到儿家暂住为由，动手治伤。经过几小时艰难接斗疏筋排骨，病人大小便通了。最后住院40天，自己走回瑞昌。
  寇生二子二女，长子寇金城以农为业，次子寇国平，秉承父业，先教书后行医，曾在永安公社医院任伤科医生。后因“文革”而清洗．1970年开始个体行医。国平子寇万儒，自幼跟祖父学医学艺，后跟父亲开诊所。1985年来九江县城沙河街自开诊所，先后带徒几十人，治愈患者无计，且医德医术高尚，在县城乃至周边地区小有名气。其诊所在今县体育馆对面。大女寇志坚，1952年参加工作，一直从教，1981年退休，晚年幸福；小女寇小细花在乡村务农。
  寇暮年，过着小农经济的生活，放放牛，做些小杂事；亦因儿女在外都有工作，又有孝心，生活过着舒心乐意。1977年6月在老家病故，享年78岁。处理丧事时，附近有近千人自愿加入送葬人群，热闹非常。其墓葬港口花园向家垅望夫山老虎埂，有碑。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办公室）
  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