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九江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回顾
  胡凤池
  56年前，我以一个普通土改工作队员（从小学教师中选调为千分之一干部）身分，投入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由于时间跨度长，加上自己年幼无知，存留于今天脑海里土改之事确实不多，欣获董祖照、吴崇文、胡荣彬等同志提供相关资料帮助，现将记忆中的土改情况，整理叙述如下。
  一、土改前三项准备
  1、摧毁地主武装，开展剿匪反霸。
  1949年5月九江解放，九江是中国重镇和战略要地。1968年前中共九江县委、政府设在今九江市甘棠南路68号大院，前有市公安局、妇幼保健院，后有能仁寺、九江地委，左临大中路八角石，右靠天主教堂。
  全县设八个区：一区（设新港，辖江新洲），二区（没大桥，辖周岭），三区（设沙河），四区（设洗脚桥，辖永安、赛城湖、城子镇），五区（设新塘，辖涌泉、新合），六区（设马回岭，辖黄老门、岷山），七区（十里），八区（设狮子，辖城门），共106个乡，47032户，20万人口，34万亩耕地。
  失去天堂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千百倍的疯狂反朴，组织土匪特务地主武装，妄图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惊心动魄。五区恶霸地主饶伯群和土匪姜盛文组织“七杀队”进行暴动，妄图杀光五区区乡农会干部，当他们杀固塘乡农会主席曾圣堂时，曾跑了，妻儿两人被杀。随即被我五区干部和区中队武装力量赶来抓捕。八区土匪将我县大队两名解放军战士杀害。五区铁炉乡几个地主分子结帮围攻乡政府，迫使干部不能开展工作。
  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共九江县委、县政府根据人民的强烈要求，组织人民武装，县大队和民兵，对敌人撒下天罗地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高传贤、邬振亚、饶伯群、姜盛文进行镇压。从政治上打倒地主封建势力，为土改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
  2、进行土改试点，摸索具体经验。
  土地改革是党领导农民推翻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自己当家作主的翻身解放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庄严而神圣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探索具体经验，县委决定：选择在罗塘、泉塘、石门乡进行土改试点，由九江县委书记姚少诗、瑞昌县长王书枫、地委行署科长李春铎、李文贵分别任组长，1950年3-6月进行土改试点（注：李文岗率领工作组后延长到7月25日），县委工作队长黄殿章等负责联络和后勤保障。
  试点着重是：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把握上，既要坚持深入进行土改，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防止“和平土改”，还要防止左倾过火斗争，违背政策；在步骤作法上，既要把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做好，防止就事论事，简便粗糙，又要防止空洞宣传，忽视丈量田亩和没收地主土地具体工作；在方法上，既要分步骤一步紧扣一步，又要注意交叉和结合，善始善终，保证质量。
  整个试点虽然个别组出现和平土改的倾向，但就其整体来说，还是成功的，取得了丰富、完整经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3、建立组织机构，培训土改干部。
  为加强土改运动的领导，成立九江县土改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姚少诗任主任（也称土改总指挥部司令）、县长侯野锋任副主任，副县长邓寿宇（女）、组宣部长李保雷、公安局长窦庆为成员。下没办公室：庐永江、王冶民、李国忠、胡满珍、杨舒洁、董祖照等同志。
  土改干部队伍，由县区干部和农村千分之一干部约700多人组成。第一批土改，县级干部8名，组长及老干部骨干47名，一般干部329名，千分之一土改工作人员378名，共762名。
  土改干部培训，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县区干部以会代训；二是乡干部和土改队员是这次培训的重点，训干是从九月中旬开始，10月上旬结束，为期近20天训练，地点在九江市老县政府招待所（现白鹿宾馆处），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江西省土地改革实施细则》，听取了县委书记姚少诗关于当前形势和进行土改的动员报告。参训干部热情很高，学习劲头十足，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懂得了政策，坚定了立场，增强了信心，为夺取土改工作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小石乡土改
  九江县土改运动分两批推进，第一批是3、5、6、8区，第二批是1（含江洲9区）、2、4、7区，从1950年11月1日开始，铺开4个区，55个乡，工作进行两个月，于12月25日结束。
  小石是第一批进行土改的55个乡其中之一，是五区最南边与八区交界的一个乡。乡政府、农民协会设在黄家塝逃台伪保长、官僚地主黄席银的大屋里。
  1、土改工作队领导。
  小石乡土改的领导和主要力量是瑞昌县派来的，组长张文柱是东北南下干部，有很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副组长胡映青是瑞昌人，队员有何玉珍、沈翠红、本县五区干部田里辅、袁剑萍，胡凤池。土改工作，是在五区区委领导下进行，县委组宣部长李保雷坐镇具体指挥，工作组长领导队员和乡政府农会干部制定工作部署和具体实施，工作组指挥，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工作组长的能力与水平。
  2、主要抓八项工作：
  ①、宣传土改政策，进行思想发动。
  工作队进村，将小石乡按地理自然形成的条件划分四片：四螃片（魏、姚、李、曾）、涌塘片、胡家村片、小石片，每片划小组2-4个，每组选举组长一人，每片选负责人一人，土改工作队员实行分片分组分工，包干负责。
  在嘹亮的《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歌声中，队员们就深入群众，一面宣传土改政策，一面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摸清各阶层思想动态。在清匪反霸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由明转暗，反对共产党、反抗土改的嚣张气焰虽压下去，但暗地里仍然百倍仇恨、疯狂反扑。广大贫雇农观望等待，他们相互议论着、询问着：真的能把地主土地分给我们？他们顾虑重重，有的人还怕共产党江山坐不稳，国民党回头。
  针对群众的这些思想，工作队立即召开大小会议，运用各种宣传工具——黑板报、小字报、标语、歌曲，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路线教育，让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路线深入人心。对封建堡垒地主势力大的片、组，干部深入根子户扎根串连发动，攻克封建堡垒。
  三、开展诉苦活动，控诉地主罪行。
  1、为激发群众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土改运动，在经过短期宣传发动，就把一些苦大仇深的根子组织起来，开大小诉苦会，这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他们用亲身经历诉说国民党和地主怎样压迫、剥削穷人，深入浅出地说出地主是怎样剥削，穷人是怎样被剥削，地主是怎样过着奢侈生活，穷人是怎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找到人穷不是命穷，而是国民党、地主压迫剥削制度造成的根子。因而只有积极行动，团结一致，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打倒地主阶级，穷人才能翻身解放，实行耕者有其田，过着没有压迫、剥削的幸福生活。
  2、通过诉苦，苦主们你帮我教，相互沟通，情感交融，改善人际间气氛，增强团结，逐渐形成了一股根深力大、不可摧毁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苦主们消除了顾虑，敢于面对地主进行斗争。一些与地主藕断丝连，通风报信的立场不坚定的人受到这种教育，觉悟大大提高了，自觉地站在贫雇农一边，贫雇农阶级勇气、胆量增强起来了。
  3、清查土地面积，重新丈量土地。
  准确把新分的土地面积搞清楚，是复杂而量大的重要工作，工作队进村，立即成立两个丈量小组，每组5人：主丈人1人、丈量员2人，记录员1人。每组负责两片。丈量土地，开始将原有土地登记造册，每块田插上木牌，标明：姓名、田名、坐落；丈量组一到实地，就与老册相对，主丈人决定以什么田型丈量，丈量员就用木架尺（五尺）或用长草绳（记着尺码）拉量，如长方形田，就长×宽÷60平方丈一新的分亩，重新登上田亩册。两个丈量组各负其责，经过10多天紧张工作，并召开群众会进行核对，对个别有误的纠正，完满结束丈量。
  4、民主评议成份，审核上报批准。
  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评定工作，是土改中一项政策性极强、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土改工作的成败。工作组自身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执行政策水平，同时要深人群众了解真实而全面情况，既要了解自耕土地，又要了解出租土地，既了解家财，也要了解分散的借出的浮财，掌握其剥削数量和比例。首先要组织群众学习宣传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在群众熟悉和领会政策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自报自评和全体农民公议公评，工作组先行试点，再全面辅开。在全面自报公评基础上，由队员将每户姓名，田地财产登记成册，特别是对剥削量多的农户，将自报公议的情况与本人核对，弄清弄准，不错不漏，上交乡评委、农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张榜公布。重点是对地主、富农、小土地成份反复核定、认定，对一些有职业的医生、教师开始算作有劳动力不劳动而出租小量土地，被评为小地主的人，最后核定纠正过来了，核准为小土地出租。
  经过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大会小会，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三会审，最终核准成份为：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兼工商业主要取决经济占有量），富农（含半地主式富农），中农（佃中），贫农、雇农。地主是占有大量土地，农具齐全，自己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雇长工、短工或出租他人耕种。评完成份时，地主本人到会，允许申述情况，工作组认真倾听本人意见，并亲自核实，一般地主剥削量在30%以上，富农剥削量占25%。据调查统计，地主占5.19%人口，占有27.38%土地，人均10.75亩。
  5、控诉地主罪行，展开反霸斗争
  推翻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场急剧的阶级斗争。经过艰苦发动群众，一大批苦大仇深的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不怕国民党土匪和地主恶霸。队员在片区、小组召开小、中型控诉地主血醒压迫剥削罪行会议，工作组在充分酝酿准备基础上召开乡控诉大会，将民愤大，剥削重的恶霸地主陈××、大土匪叶××、大地主黄××，交群众大会控诉和揭露，积极份子有把地主拉来挖浮财，进行“下地雷”、“洗冷水澡”，组长张文柱马上找民兵中队长胡齐火巧妙暗示制止。经过核实地主恶霸土匪罪行，上报县人民法院批准，分期先后将恶霸地主陈××和大土匪叶××判处死刑。大灭了地主、恶霸威风，大长了人民志气，积极份子叶文楼竟敢把农会主席与大土匪叶××双保险的共守同盟揭了出来，人民喜笑颜开。
  6、没收地主土地，穷人分得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它村中多余房屋。”对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工作组和乡政府农会根据中央政策将没收和征收土地等，造册登记，同时也将“两收”（没、征）的浮财（银元，金器，财物）、粮食、衣服、农家具逐一进行登记上册。
  根据丈量结果的田亩，按人口平均，求得人均土地面积，制定土地分配方案，并将插花“两收”（没、征）土地尽量调换连片，并经评委、农协、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按人口确定土地数额，分配原则是：贫农以原有土地为基础予以补足；中农原有土地不变，补足缺少的个别户，将“两收”（没、征）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地主按人均同样分足土地。占45%的贫雇农分得土地，喜获胜利果实，人均土地1.4亩。1951年由九江县土地委员会颁发土地证书分发给农民。
  7、整顿农村政权，健全各种组织
  根据运动涌现的积极分子，分片区选举代表，健全乡政府、农民协会，发展团员，充实乡干部，成立团支部，整顿民兵和妇女组织，整顺后的组织成员是：农协主席曹福生，乡长胡凤泉，民兵连长胡齐火，并兼任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铙锡凤，文书汤善福。
  8、进行土改复查，狠抓农业生产
  在二批土改结束后，紧接着县委又部署进行土改复查，由区委派干部田星辅、袁剑萍来小石乡，与乡干部共同进行土改复查，由田星辅任组长。这次干部队伍数量少，但时间二个月。主要任务：一是复查土改中有无错漏划成份的，土地分配有无不公平、违犯政策的；二是抓好农业生产。复查主要依靠乡政府、农会干部和片区、小组代表、组长进行。由于一批土改工作抓得扎实，没有出什么大的偏差，因而复查任务并不繁重，主要是补足上次运动不足，纠正个别错偏，而大部力量和时间是用于抓好农业生产，夺取农业丰收。
  四、二批土改和复查
  第二批1（含9区）、2、4、7区土改是从1950年12月27日开始，次年3月上旬结束，历时两个月，铺开61个乡，力量是：县级领导4名，老干部及组长48名，一般干部99名，千分之一干部307名。
  工作步骤：宣传政策、扎根串连，开展诉若，发动群众，丈量土地，弄清面积．评议成份，审核批准，控诉地主，展开斗争，没收土地，贫雇农获得土地，整顿组织，健全政权。土改后紧接着于冬季进行了复查。
  从土改到复查，全县没收地主土地85224亩，耕牛560头，粮食32万斤，钱币3.2万元，黄金210两，银元25051块，农（家）具9万件，全县830户雇农分得了土地，27594户贫农增加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几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土地运动，造就与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和国家干部，使共产党、人民政权深深耕植于广大翻身农民的心中。
  二00七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九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回忆九江县土地改革
  陈新抚
  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回忆五十六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人心潮澎湃，憾慨万千。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大搏斗，它运用人民的力量，从根本上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使我们祖国由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逐步变成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世人刮目相看的社会主义经济强国。
  1951年秋冬之交，中共九江县委根据上级布置，决定先行在九江县三区（今沙河、赛阳）、五区（今新塘、新合、涌泉、长山）、六区（今马回岭、黄老门）、八区（今狮子、城门、岷山）全面铺开第一批土地改革工作，当时我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首次参加了自己家乡一一八区白合乡的土改工作，这次虽然没有参加土改工作全过程，只参与一个村（即今城门乡白合村20组）的丈量土地和分配土地单项工作，但却为后来参加全过程的土改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就在这段工作临近结束时，突然接到了乡农会主席王植伦的口头通知，说我被选拔到县土改工作队，当时我们八区被选拔的还有王槐清（后任县委副书记）、聂济淼（后任副县长）、刘建铭(后任县法院院长)3人，12月初，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九江县政府（即今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对门、港务局宿舍大院内）报到，并就地参加土改集训班，在集训学习班里，系统地学习了中央有关土改文件，听取了县领导的动员报告和工作部署，报告强调了组织纪律，还指出了应注意事项。晚上我们都被安排住在县委大礼堂，睡在礼堂主席台木地板上，自带的棉被边垫边盖，经过短暂学习后，即将开赴第二批土改地区——一区（今新港、江洲）、二区（今大桥、周岭）、四区（今港口、永安、团结、赤湖、赛城湖）、七区（今十里、妙智）。我们分到四区的队员人人精神焕发，个个斗志昂扬，在一个初冬早上，身背背包，肩扛钢枪，披红戴花，从县政府出发，穿过九江大中路，跨过老铁桥，徒步阎家渡，渡口上集满了欢送人群，我们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分别登上了几只木船，沿着小河逆水而上，中午时分顺利到达到目的地——洗心桥，这就是四区区政府所在地，午饭后开始分工，我和王槐清同志被分到三七乡（今永安乡白华村），组长是八区团委书记朴林玉，进村后，各自进村入户，开始访贫问苦，宣传和发动群众，经过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春节前基本完成了整个工作。春节后，我被调到茶岭乡（今港口乡茶岭村），组长是吕照柏，这里工作由于有了前段工作经验，所以进展很顺利，在4月底5月初也基本结束。
  上述人地区工作进展、步骤和方法大致相同，其主要作法是：第一步：发动群众，整顿乡村政权。进村后发现乡村政权虽已基本建立，但还有不够健全、不够完善之处，例如有的干部人选还不太适当，有的农会组织尚未完全建立，均需要作适当调整，而且，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也不太好，有的地方还有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封建势力还比较猖獗，一部分群众顾虑多多，而不敢讲真话。面对这些现实，我们决定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整顿和健全乡村领导班子，一手抓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为了消除群众顾虑，我们提出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和“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并采取各种方法，深入村落户院和田间地头，组织大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在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基本理清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团结对象，谁是孤立和打击对象。在基本分清阶级阵营的同时，开始调整乡村领导班子，健全农会组织，成立民兵中队，组建儿童团。
  当时参加民兵是很光荣的，因为他必须具备成份好、历史清白、苦大仇深等条件，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民兵也很威武英姿，他们臂戴红袖章，手执红缨枪（所谓红缨就是在梭标铁木接口处，扎有用五寸长苎麻染红鬚），民兵队长不持梭标，而是身背飘着大红布的大马刀；民兵当时是土改前线的主力军；他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敌人、斗争地主。由于他们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所以我们除了进行政策教育外，还经常给他们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使之成为正确执行政策的模范。
  儿童团和民兵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戴红袖章，但不持梭标，而是手拿一米多长的木棍，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协助民兵监视敌人。由于儿童团成员年龄偏小，他们并不懂什么是解放区，所以我们就经常教他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以帮助他提高阶级觉悟。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土改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步：划分成份，开展对敌斗争。评定阶级成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政策性很强，不可有半点疏漏。根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农村阶级成份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但在实际操作中远远不只这五类。例如地主又要分恶霸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即二地主）和工商业兼地主等；富农分为半地主式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等；中农分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中中农、下中农和佃中农等；此外，还有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游民等；要准确地划分这些成份，首先必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会干部、民兵干部和积极分子，真正学懂和正确掌握划分各类成份的政策标准，严格按照中央文件办事；其次就是要认真查清各类人员占有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等）和生活资料（如房屋和生活来源等），以及土地出租和借贷数量、有无剥削以及剥削程度等。在全盘掌握上述资料以后，开始组织群众，按照政策规定，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农户进行评定。然后，再通过自下而上地征求意见，又自上而下地审查批准，最后公布于众。公布后如有意见，还可按土改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在批准后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后按法院判决执行。
  在评定成份的同时，乡里还要成立没收委员会和丈量委员会。没收委员会负责地主财产的没收、登记、保管和分配，在分配这些房屋、家具、耕牛、农具、粮食、衣物和其它生活用品时，其分配原则是优先照顾军烈属和贫困的孤寡老人，再就是雇农，然后才是贫农。
  在没收地主财产中，往往还会碰到一些不法分子有意隐瞒和转移财产，有的甚至还同贫下中农发生对抗。为了打击这些敌人的反抗，我们及时组织群众开展诉苦运动，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罪恶，采取不同斗争形式。如对于一般地主，主要是组织就地斗争；对那些民愤极大而又顽固不化者，则有选择地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宣判：对于那些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还要召开大型的群众大会，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当场处刑，例如八区牌楼乡的土匪头子洪天择、四区官湖乡的恶霸地主高传贤，都分别召开了全区万人大会，大会分别在八区区政府所在地——住岭和四区官湖举行，进行公开审理，并当场宣判，就地枪决，从而起到了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进而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
  第三步：清查人口，丈量分配土地。丈量土地虽然不太复杂，但面积大、范围广、要求高，需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为了做到准确无误，一方面要对丈量人员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另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在各自的田头地边插上木牌。上面写清户主姓名、土地蚯名和面积数量，然后由丈量委员会组成若干小组，以村为单位，逐蚯逐块进行实地丈量。每个丈量小组一般需要5-7人，其中有看地形的（根据地形决定下尺方位）、有拿弓的、有拉尺的，还有记录、绘图和计算的。每天完成丈量后，晚上都要对当天丈量的尺寸，计算出每块土地的实际面积。并分户登入总表，作为分配土地时的依据。
  丈量土地之所以强调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因为它具有许多专业要求，例如看地形的人员，要懂得地理知识。土地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椭圆形、梯形、凌形等，要根据不同地形决定下尺位置，并决定量几纵几横，以求得丈量面积的准确性。再从丈量工具来看，也很有讲究，它虽然只分为木弓和篾尺两种，但用途各不一样，木弓一般只能量旱地而不可量水田，而篾尺既可量旱地又可量水田，为什么要用薄蔑来做尺而不用绳子呢？因为绳子见水有伸缩性，篾尺的尺度，用红黑布条为标记，因当时不用公尺而只用市尺，所以篾尺上每隔一尺扎一黑布条，每隔五尺扎一红布条，量完地后只需要数几个红布条和几个黑布条，就可得知准确尺码，记录员即可按照该地的地形图标明各自的尺码，便于计算。
  在丈量土地的同时，还要及时组织力量对每个村的人口进行调查登记。查清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因非农业人口不参与分田）并逐户造册登记，然后根据应参加分配土地的人数，按照丈量后的实际土地面积，计算出人均应得土地标准。其计算方法是：应参与分配土地人数除以可参加分配的土地面积，并分出水田和旱地，求出人均应得土地数。然后根据这个平均标准数，对照各户的田地面积，不足平均额者予以补齐，超过者则抽出列入统一分配。当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召开村民大会，宣布评定成份、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以及分配土地计算标准的结果。并组织大家评议，如无异议则算通过，最后就按照这些标准分配土地。由于做到了公平、公正和透明，一般都比较顺利，没有发现大的偏差。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变革，通过这场革命，既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也使参与者得到了锻炼，通过这场实践，我有如下体会：
  （一）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首先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打击敌人要意志坚定，决不手软。但在实际斗争中，也不能一味讲武，要随时注意政策和策略，在区三七乡斗争地主叶诗春时，我就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叶诗春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他虽然是大树下人，但因毗连三七乡，过去经常欺压三七乡的群众，群众恨之入骨，在对敌斗争高潮中，三七乡的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批斗他，并有人检举他还藏有枪支，我们应群众的要求，揪来恶霸地主叶诗春，在开始斗争时，由于他态度不好，顽固抵抗，拒不交待问题，因而激起了群众的公愤，所以有的人要用老虎凳，有的人主张洗冷水澡，但因这个家伙有一身武功，任你打吊也无济于事。面对这种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我们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采用政策攻心的办法，开展说理斗争，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教育他，并反复指出私藏枪支的严重后果，经长时间的说理斗争，终于在政策威力的感召和强大政治攻势下，迫使其供出了枪支的下落，他竟然把枪丢到门口水塘中，广大民兵得知后，当晚架起十几部水车，经过几个小时的夜战，车干了塘水三分之二，拂晓时分，一支撇机汉阳造长枪浮出了水面，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二）处理问题，要区别对待。在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头脑一定要清醒，操作一定要适当，绝不可采用“一边倒”，“左”的或“右”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势利导解决问题。1952年3月，我们在茶岭乡处理地主曾功铭隐瞒财产一事，就没有采用过急行动，而是采用了灵活的斗争策略，结果成效甚好。在没收过程中，有人举报地主曾功铭有隐瞒银洋之嫌，村里虽然组织过多次批斗，但始终未能使他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他关进乡政府，想运用集中突审的办法迫使其交待问题，可是仍无结果，后来发现他的女儿名叫凤儿，大概十六、七岁，天天来送饭。按照规定，家属送饭只能送到房门口，所以凤儿每次把饭送到房门口，就独自一人坐在大门口等候，这时工作组领导想出新招，要我去主动接触她，做其思想工作，动员其去劝说父亲交出银洋。说实在话，当时我顾虑很多，一则怕人说立场不稳，和地主有关联；二则同年轻少女打交道，怕会引起非议。后经过领导多次劝说，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接触，开始尽管你怎么讲，她始终不开口，后来由于接触多了，互相也熟悉了，才慢慢开口说话，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她终于同意去劝说父亲，后来在凤儿的带领下，民兵们从她的菜园里挖出了一个藏满银洋的土罐子。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在处理地主分子同地主家庭出身的未成年子女，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三）工作队员，要纪律严明。当时的工作队员有一个共同特点，普遍是年轻人，而且缺乏实践经验，工作方法简单；但思想单纯，勇于向前，不怕困难。根据这些特点，就需要组织上加强教育，特别是纪律教育，使他们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当时我们并无工资，更谈不上零花钱，政府只管吃饭，要说所拥有的，只有“三件宝”，就是一个背包（棉被）、一只手电、一支长枪。日常生活也很艰苦，吃的是杂粮、睡的是稻草、走的是夜路，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泥泞深夜，天天都来往于群众之中，当时还有反动势力存在，所以每天都有些提心吊胆，特别是在那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寒冬夜晚，半夜开会回来确实有些害怕。为了自己壮自己的胆，有的同志把子弹推上枪膛，我带的是一支三八马枪，枪身虽然短些，但枪筒上有一个能自动弯曲的刺刀，所以我每逢走夜路时，就不用子弹上膛，只要把刺刀扳上来就可以了。由于刚参加工作，开群众会都很怯场，思想也非常紧张，为了避免说错话，经常在开会前，一入座在村外田埂上，背读土改法和划分成份的条文，以便在会上熟练讲解。在没收地主财产时，面对诸多金银财宝，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一切缴获要归公”。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违犯，一旦违犯，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在三七乡没收一个地主财产时，正值春节前夕，这个家伙年货办得极为丰富，不仅有许多腌鱼腌肉，还有冻米糖、炒玉米、炒蚕豆、炒花生。当时有个姓高的队员偷吃了几粒花生，后被人反映到工作组，工作组经过调查核实并经本人承认后，立即召开队员大会，当场宣布处分决定，公开宣布开除队藉。通过这件事的处理，不仅深深地教育了全体队员，也大大地振撼了当地广大干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们都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变成一个白发苍霜的老人。夕阳无限好，天地共长存，愿我们同龄人，加强锻炼，注意保养，分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幸福。
  二00七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石化总公司九江实华宾馆）
  追忆泉塘乡土改试点工作
  牵中盘 桂源泉
  1950年春夏，中共九江地委工作队派我们到九江县第六区（马回岭），先后在通远、长垅、马头和六祖等乡，发动群众，清除帮会，减租减息，建立农会，配合部队剿匪，为土地改革作准备工作。这年的夏末初秋，我们俩突然接到通知，叫我们到九江县第三区（沙河）集中，参加中共九江地委和中共九江县委在九江县第三区（沙河）开展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九江地委将各县在地委党校学习的干部和地直各单位抽调的干部，也派来沙河。九江县委也从全县抽调了一批干部。这些同志都较有农村工作经验，总共约有300余人。一下集中了这么多干部在沙河，小小的沙河街震动很大。对广大群众是极大的鼓舞；对阶级敌人是巨大的震撼。地、县委在此对全体参加土改试点的干部，组织学习、培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地、县委领导都亲自给大家讲课，辅导大家加深对土改法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的理解。当时九江才解放一年多，在沙河周边的山区还有隐藏的残余土匪和特务，侯野峰县长给我们作报告时说：我们九江县的形势是很好的，虽然在边远山区还有零星的残匪，在城市、乡村还有隐藏的特务，我们的部队正在清剿。再说，我们工作队也有一些长枪短炮，土匪特务是不敢乱动的，所以大家绝对不要害怕。但是，也必须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学习结束后，我们地委工作队被分派到泉塘乡。就这么小小的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行政村），有二、三十名干部。成立泉塘乡土改试点工作组，组长由地委秘书李春铎同志担任。
  我们刚到泉塘乡，都集中住在黄家咀，自己开办伙食，大家轮流做饭。当时我们都是供给制，粮食定量，菜金很低，每天只有早、晚两餐，餐餐都是粗菜淡饭，一个月能改善一、两次生活，也就是菜里有点肉。
  我们的生活艰苦，工作紧张，每天早上要集中学习，汇报头一天的工作情况。吃过早饭后就分头下到村、组和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参加劳动，调查摸底，了解情况，下午回来又要汇报讨论工作。晚上又要去村、组开群众会，宣讲政策或座谈讨论。只有吃过晚饭，有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便聚在住地外边的稻场上唱歌、跳秧歌舞。我们借有一副锣鼓，敲打起来有板有眼，锣鼓声音非常响亮。引来附近的群众，特别是孩子们前来观看。这既是我们最好的文娱活动，又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的好方法。所以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紧张，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很丰富的。
  经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忆苦思甜，调查摸底后，要进行田地丈量工作。县委在石门乡办训练班，领导派桂源泉去参加。学习回来便叫他负责全乡的田地丈量工作。从本乡调来了6位稍有文化能写会算的人，成立了田地丈量小组。首先，我们仿照在石门乡带回的几样丈量工具，一个是木弓。用5根木材做成一个梯形的量具，两边的木棍上榨下宽，落地的是尖的，两个尖的距离是5尺，顶上有一可供手握的园柱。第二个是篾尺，用竹子削成篾片，刨光后用红漆在蔑片上写出计量尺寸，约30米长，用木材做一个像纺车的轱辘，加上一个摇把，用时一个人扶持和看尺寸，另一个人拉着到要丈量的终点。第三个是绳子，用二、三十米长的棕绳，按尺寸分别用红黄绿布条系在绳上，两个人一人拉一头丈量田地。除了丈量工具，计算工具就是算盘和笔。在没有一点科学仪器和现代化的计算工具的条件下，就是用这些土办法把一块块多种形状的土地丈量出来。
  在实地丈量中，我们先看地形，确定它是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或是梯形等等，用算术的计算方法，量算出它的面积。除了我们丈量计算，还参照原有的田地面积数字，同时还听取田地种植户和群众的意见，再确定被丈量田地的面积。如果我们丈量的面积与种植户和群众的认定有出入，就重新再量再算，有时一块田地要反复量算几次，直到多数人认可为止。
  全乡田地丈量完后，接着是造册登记，统计出全乡的田地数字，求出全乡人均田地面积数字，为分田地到户提出依据。田地分到户后，又以户、以村（组）至全乡分别填表登记，以便填发±地证和存档备查。这是一项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地委工作队的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后来我们到德安、湖口、星子和都昌等地参加土改，都坚持了这一作法，受到当地县、区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在泉塘乡的土改试点中，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对照<土改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边学边做，很担心搞错了。尽管我们很注意，很小心，结果验收时没有通过。说我们对地主的财物没收不彻底。批评我们是和平土改。于是又反复检查，回头重搞。当时我们领会是：只没收地主多余的财物。虽然我们在这次土改试点中重新进行了补课，但我们从中也得到了经验教训，为以后参加其它县土改奠定了基础，掌握了方法。
  在没收地主财物中还发生这样的事：有的地主把金银手饰和银元藏在陈旧的家具里，以为只没收他好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是不会要的。后来再次没收时，从那些陈旧的家具中，发现了不少金银手饰和银元。
  当时我们纪律很严格，没收地主、富农的东西，全部造册登记，由农会派民兵保管，全部分给贫下中农和雇农。真正是不拿群众一针一钱。我们工作的泉塘乡，距离东、西林寺很近，西林寺的宝塔我们天天都可望到，可是在这工作了3个多月，从没休息过星期天，也没去过东、西林寺。每个人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留恋那个时代。
  二00七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单位：李中盘，九江市政协，桂源泉，中共九江市委统战部）
  九江县土改忆旧
  胡骏朗
  这篇粗浅的回忆记录，是应九江县政协文史委的邀约，将半个世纪之前九江县土改运动的盛况，仅我的了解和经历作些回忆，并查阅相关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一）
  九江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先是中共九江地委率先在九江县三区石门、泉塘、罗塘等乡进行全地区的土地改革试点，然后在全地区各县抽调土改干部130余人，1950年8月开始，为期3个月结束。接着，在全地区铺开了土地改革。
  九江县的土改分两期进行（即两批），9月27日成立了九江县土改委员会，县长侯野锋任主任委员，县委组织部长李保雷任副主任委员。
  九江县土改的两期概况：第一期，从1950年10月1日至12月25日，先后在三、五、六、八区的55个乡（镇）；第二期紧接着于12月27日在二、四、七区的41个乡铺开，直至第二年3月春耕生产前结束。
  为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确保质量，后对已进行土改的区、乡实行土改复查，复查中纠正了错划的地主194户，漏划的地主110户；半地主式富农、富农、中农等阶层户，亦有偏差，对这些错误、漏偏差的户，都一一按土改政策作了纠正。
  （二）
  全县从试点到全面铺开，共组织了土改工作干部近800名，其中县级领导干部8名；组长以上的骨干（含老干部）47名，一般干部329名，按人口的千分之一配干部378名。在运动中，共训练了本县和外县的新老干部413名（其中外县310名，本县103名），千分之一干部419名。在二期进村前的10月20日和12月28日，还分别举办了土改工作队员的战前动员会，地点在九江县训练班（今九江市白鹿宾馆处）。
  全县土改运动，一般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调查摸底、了解情况，宣讲形势和《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分清路线，着重掌握阶级敌人的动向，开展对敌斗争。
  第二步，进一步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结合丈量土地，划分阶级成份，测试制定分配方案，清算剥削账的方法进行没、征收，同时整顿贫代会、妇代会等自身组织。扩大与纯洁土改队伍，开展对不法地主恶霸等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
  第三步，分配与建立组织，在完成上述各项工作之后，分配没收征收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结合阶级教育、爱国主义等教育，建立和巩固乡政权，组织翻身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大运动。
  上述3个步骤，相互衔接地进行。各个步骤中始终贯彻发动群众，掌握各阶层思想动向，及时纠正左、右偏向，团结以贫农为主体的大多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确保土地改革的全胜。
  （三）
  1951年5月，全县96个乡的土改复查结束，依法划定的各阶层人、户的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分配给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数目。全县以乡为单位，按人均分得士地计算，分得多的农户，每人分入田2.5亩；分得最少的农户，每人分入田0.7亩。
  经过土改复查的96个乡，九江县委派巡视员进行了认真地视察、检查，分析得出4类情况的乡分别是：
  第一类32个乡，彻底打垮了农村封建势力及其组织，树立了3个观念，即：敌、友、我观念；团结斗争观念；当家作主观念。建立和巩固了农民自己的组织，有了较强的领导干部，有了大批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核心和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政权。
  第二类44个乡，打垮了封建统治组织系统，并摧毁了封建经济，在农村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机构。但是农民内部自己队伍还不够完全巩固。
  第三类18个乡，主要政治、经济情况与上两类乡相似，只是在少数乡家族分化得不够好；封建帮会势力瓦解得不够，出身纯洁的积极分子较少，乡干部较弱，致使农民内部队伍还不能巩固。
  第四类两个乡，一是夹生饭；二是乱了套。
  （四）
  体验：1、自始至终地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的阶级路线，坚持不懈地打击阶级敌人。
  2、运动中即时掌握动向，防止左、右偏向。如运动开始，群众没发动起来之时，有的孤立地宣传政策，静止地整顿队伍，急于丈量土地、分田，有的人会后讨好地主，有和平土改之兆。县委即时于10月8日召开了各区负责干部会议，批判和平土改思想，提出：“只有发动干群，敢于斗争，才能打开局面；只有提高觉悟，一切工作才迎刃而解”。从而纠正了右的偏向。当群情激愤，出现过火行为时，如个别地区对地主洗冷水澡，打、吊等非法斗争，县委于12月5日发出关于掌握斗争的指示；3天后又召开了各区负责干部会议，部署“停止非法斗争，坚持合法斗争；坚决保护工商业；掌握打击面”……从而纠正了左的偏向，使运动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3、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土地、房屋等）时，严格遵守省地县委指示的3条分配原则。即：1、遵照《土改法》-切规定；2、满足贫雇农群众要求；3、填平补齐。致使在复杂的分配中，顺利地结束了分配。
  4、放手发动群众参与斗争与打击敌人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九江县的解放直至土改前，经过了反分散、反破坏、减租减息、评议阶级成份、诉苦剿匪反霸等政治教育和斗争，尤其是镇压了剥削农民血债累累的一小撮恶霸地主之后，还是不足以平民愤，不少人还怀着“怕变天”的思想，对斗争打不开情面，土改中受很大障碍。通过第一期土改，截至12月25日统计，逮捕了115名案犯，除了32人经过坦白、悔过、交待清楚释放外，对83人中判处极刑10人，有期徒刑73人，从而伸张了人民志气，震慑了敌人，为第二期土改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全县，还有3个区共计10个乡，4943户，20521人口，待春插后进行土地改革。
  二00七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九江市档案局副局长）
  补白……
  文星高照
  （万春华篆刻）
  参加九江县土改的经历
  朱仲启
  回忆58年前的往事，首先映人脑海的必然是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场面。影响之深，难于忘怀。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划时代的、新旧两重天的分水岭。是解放了的广大农村，倍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全面解放，彻底翻身，当家作主，挖掉穷根栽富根，走向新的生活，实现祖祖辈辈的千年梦想，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一滴水中可以看到红彤太阳，从九江县的实践过程来看，斗争之复杂，任务之艰巨，涉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的确是史无前例，惊心动魄。
  1949年5月九江县解放，推翻了国民党的各级统治政权。但是盘根错节的根基，如地主、反革命、恶霸、潜伏特务、土匪、反动会道门头目、地痞、流氓、恶棍等等，经常在兴风作浪，进行各种破坏。还有不少逃匿的地主和反革命，如罪大恶极、名噪全县的国民党的两大武装特务头子罗其淦（国民党剿共纵队南浔爆破队长）、程少亭（白崇禧嫡系、赣鄂潜伏组少校组长）等一小部分国民党的残余和其他坏分子，尚未抓捕归案，他们经常伺机倒乱。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地主为代表的经济基础，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不得安宁，人心惶惶，受剥削的苦根没有铲除，政治上经济上都未能彻底解放。请看以下的惊人事例：
  1949年冬，参加剿匪的两位解放军官兵，大白天行进在岷山乡花盘被武装土匪杀害。
  1949年冬，五区管辖固塘乡（现新合朱家湾）土匪姚伯成、，江圣文，公然持刀要杀害农会主任曾胜堂的全家，曾逃脱后，他们就将其妻子和小儿子杀害，大儿子慌称是在曾家帮忙放牛的才幸免于难。他们目的显然是要共产党人断子绝孙，实为凶残恶毒。
  1950年春，罪恶滔天的伪县长邬振亚被关押，其一伙帮凶到处游说，组织群众签名盖章，要求政府释放。后经审判，罪定死刑’。他们竟然组织实施途中或刑场劫抢，幸亏及时察觉，加强严密戒备，致使阴谋未能得逞。
  当时地主收租逼债，比比皆是。
  恶霸（棍）强占民妻、侮辱妇女时有发生，五区岷山乡一伪保长强占民妻时，被其丈夫当场抓获，气愤之下，一枪（土铳）把伪保长击毙。
  贫苦农民的土地仍然被地主所霸占。田粮地契，高利债据，原封不动的仍在地主的手中。
  从上述简略事例中不难看出，广大农村的贫苦农民，仍然没有真正的从封建经济的铁锁链中解放出来。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一次大规模地、系统地、全面地土地改革运动，势在必行，迫在眉梢。
  1950年夏季，广大贫苦农民的千年梦想，终于即将实现。九江县土改序幕，从沙河石门乡开始，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逐步展开。
  当年秋在完成土改试点之后。抽调和培训大批干部，第一期铺开了三、五、六、八等区的土改运动。进行的方法，大体上是按照如下步骤：第一，反复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层层诉苦，激发斗志，在全面摸清家家户户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评定成份，分清敌友我。第二，在明确斗争目标之后（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彻底摧毁敌对阶级的势力，清算和没收地主财产，并进行逐项登记。第三，全面丈量土地，填表造册，制定土地和财产分配方案，召开群众大会，逐一进行兑现。第四，建立新的政权，选举各级领导班子，确保贫雇农掌握实权，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以此巩固运动成果。
  历时近3个月的运动基本结束，在工作组离村之前，发动群众（主要是青年）参军参干，吸收一大批土改工作队员，为下一批作好人员和组织准备。在大批工作队撤走时，还以区为单位，组建巩固工作组，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巩固成果。
  在第一期土改时，我是在涌泉铁炉乡小学教书，参加一些受教育的会议，有时协助抄抄写写，直到土地丈量时才正式介入，搞完一期后，紧接参加第二期（被分配第二区，先在邓桥，后调沙湖）土改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不久调回五区政府工作，我参加两期阶段性土改，凑在一起正好是完整的一期。在全县土改结束后不久，我被调到县委机关（后调县政府）工作，先后参加两期完整的土改复查（前一期是队员，后一期是工作组长），以后又参加筹备土改运动展览全过程，负责实物收集、文字材料编写等工作。
  经过为期一年断断续续的土改、复查和筹办展览会。使我受到了较为系统而生动的阶级教育。现就经历中能够回忆到的事例，予以简述：
  一、在第一期土改中，目睹到阶级敌人利用所控制的封建宗族势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阻止运动的进行。曾记得在五区铁炉乡土改中，经过广大群众的要求，将大地主李××（大革命时就是反共骨干，国民党反共靖卫团长）和恶霸李××宗族头面人物）拘留审查，而他们的亲信爪牙（当时人称之为狗腿子），大肆煽动和组织本村群众一百多人，选择在傍晚工作队员回队集中时，包围工作队的驻地，其势汹汹，竟然质问，“为什么要抓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何抓他们时不让我们知道？”有人公然要求放人……等等，似有劫抢之势。幸亏有一个队员回队稍晚，被阻挡在外，感觉事态严重，立即离开人群，攀爬山间小路，把情况报告区政府，当晚调来部队解围，把罪犯押解到县看守所，两三天后经省批示，在大批武装力量的维护下，召开近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宣判，处决了罪魁祸首大地主、大恶霸李××，及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教育了群众，提高觉悟，保障土改的顺利进行。
  二、在运动中，敌人总是绞尽脑汁，变换手法，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搞破坏活动。在八区土改中，就有一个封建宗族首领纠集一伙人，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栽赃诬告，陷害土改中积极分子，当时该区城门乡民兵连长文学华（时年23岁），积极参与土改运动，在运动前期他独自身背大刀从外地抓捕回两个坏分子。他的积极被敌人视作眼中钉，如是想方没法进行陷害。刘姓一伙坏人经过密谋策划，把同宗的国民党建没科长文某官衔戴到文学华头上，加上杀死两条人命（据查完全无中生有，核对捡举材料，其时年仅13岁），当时工作队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都是外地人），主观臆断，一味好大喜功，急于加快进度，既不听正面意见，也不深入调查核实，急忙上报材料，加之上级草率从事，以致造成一起严重地错判错杀事件。当时在宣判会场外围，不少人抱头痛哭，影响之坏，可想而知。土改运动后，在县法院清查案件时发现疑点，进行甄别，上报省地有关部门，后经三级联合调查认定为错判错杀案件，平反昭雪，对制造事端坏分子进行惩处，有关有杀。同时对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了行政和刑事责任。
  三、在运动中，有的敌人还采取一种较为隐蔽的方法进行破坏活动。千方百计腐蚀拉扰干部，充当他的保护伞。二区邓桥乡土改时，就有敌人玩弄美人计，叫唆自己女儿把工作队长搞得神魂颠倒，是非不分，以致把一个普通农民当成坏分子，进行残酷斗争，由于长期被关押在黑屋子里，致使眼睛失明，造成残废，这样事在土改复查时被查处，坏分子和干部都受到了惩处。
  四、在土改运动中，农民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对于重新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渴望十分迫切。当我们工作队进村丈量土地时，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田头地角燃放鞭炮，特别是每次丈量到被地主占有土地时，在场的农民自发地喊起“打倒地主老财”、“土地回老家”的口号，他们高兴议论着“这块田将是我们的”。经过近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全面结束测绘，然后集中计算（全乡参加丈量土地的20多个工作人员，3天3晚没有合眼），按土改法规定提出分配方案，经工作队和农会研究落实张榜公布，同时对运动中经过斗争清算和没收地主的其他所有财产，在分田时一并进行分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分配结果。毛主席曾在1929年秋一首清平乐词中写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如今活龙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时会场上红旗招展，欢呼跳跃，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一浪，声声震耳。此情此景，怎么来形容呢？当时许多农民所口述的朴实语言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要永远跟党走，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党恩”。这话既反映会议气氛，又表达他们的心声。会后不少贫雇农，连夜就在新分的田地里插上牌子。田地分到户，运动还在继续。最后一步的工作就是建立农村新政权，要把运动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经过酝酿，选举到乡、村领导班子，为翻身农民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对被斗争过的阶级敌人的管制，分别对待，实行分工负责，落实到人（民兵）．定期检查。
  五、在土改运动中通过宣传教育，开展诉苦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出，在旧社会所遭遇的剥削与压迫，苦难经历，历历在目，骇人听闻，在各地的诉苦斗争会上，受苦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手拿着被害亲人的血衣进行哭诉。有的利用地主收租时用的大秤大斗、放租时用的小秤小斗，当场演算，揭露地主的剥削勒索手段。更有甚者，筹办土改展览会时，竟搜集到一些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疯狂残杀贫苦农民和革命党人的罪恶行径，闻之胆战心惊，见者双眼落泪。四区永安大地主、恶霸、反革命高传贤（人称高屠夫），远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共首领，被他下令和亲手杀死共产党人多达70余人，其一在杀害一个共产党人之后，公然指使下属当着群众面将其小孩，手抓两脚，活活撕死；其二是在杀死一个共产党人之后，竟然挖出心脏，勒令其母亲煮吃。手段之狠毒，情景之悲惨，从古至今，闻所未闻。这样罪恶滔天的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人民政府公审他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奔走相告，尽管天寒地冻，远在百里之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参加大会，人数高达两万之多。
  六、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后，采取由点到面的方法，全面进行一次复查工作。我在1951年冬和1952秋，分别两次参加了全过程复查试点，第一次在三区石门乡，（我当时是工作队员），第二次在一区芳兰乡（我是组长），两期的复查都在一个半月左右。第一步是深入宣传政策，忆苦思甜，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第二步是查政策执行情况，查运动是否彻底，查错划、查漏网、追外逃，查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有针对性的开展阶级斗争的补课。第三步是考察乡、村两级班子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基层政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贫雇农手中。进一步落实和健全各项制度。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坚持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全面清查，缺什么补什么，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强调复查与生产相结合，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
  从两期复查试点的情况来看，全面开展复查势在必行，效果显著。在石门乡复查中，就查出一个外地的坏分子为逃避本地土改斗争，长期躲在该乡的一个亲戚楼上，经过深入发动群众，被揭露出来。在芳兰乡复查时，查出了一个在城镇任职、而家里有相应土地，自己还参与收租，原先被包庇下来，经查实之后给以补划，进行清算。类似问题以后在全面复查时都有所发现，如在三区天坡乡冷水就查出一个外地的伪县长，拉拢宗族关系，被收藏在村庄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群众轮流供饭。在土改复查后期，县法院（法庭）审理的罪犯中，有多起要犯都是经过复查，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捡举揭发而追查归案，随后进行镇压的。如二区×××（日伪汉奸）、五区宋×××、（土匪）、八区罗××（国民党特务）……等等。经过复查，大量事实证明：土改后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彻底死心，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如五区有四、五个被土改复查中查出来的阶级敌人，在未定罪判刑之前，关押在区看守所，竟打洞越狱外逃。五区杨坪乡一个地主、反革命吕××，经过土改斗争本应入狱候审，他却玩弄花招，假装残废，长期卧床，从不下地，以此麻痹群众，企图逃脱法律制裁，后经审判，罪定死刑，由区派专人和民兵从家里抬到乡政府，临时看管，他自知难逃法网，就在当天黄昏时，发现负责的工作队员不在，只有一个民兵在现场，借故把他支走，瞬间外逃。有的地主反攻倒算，制造谣言，公然叫嚣“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共产党迟早要垮台”，“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你们要把分去的东西保管好，到时要给我送回来”……等等。由于诸多原因，社会秩序不够安宁，有个别觉悟不高的农民，居然偷偷摸摸把土改中分到的东西真的送回去了。有个别贫农竟然不敢耕种分到自己名下的土地。根据各地反映出的问题，在复查中都及时地大力宣传大好形势，落实政策，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高潮，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大力度清查追捕敌人，打击敌对阶级的反动气焰，情节严重地及时给以法律制裁。当时县级公安、法院（人民法庭），大部分工作人员分片负责，巡回各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配合和保障复查工作地顺利进行。
  这场斗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全国的解放，从组织上剥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实力，宣告蒋家王朝的灭亡。土改的胜利，则是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反动阶级赖以生存的土壤。只此一举，从而使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埋葬，功盖千秋，载入史册。
  尽管运动的组织领导，作了十分周密细致大量工作，制定了系统的政策，培训了大批干部，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但是这是一场见未所见，史无前例的运动，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群众的过急行动、干部作风简单粗糙、执行政策有时走样……等等。试想贫苦人们被压制几千年，抬不起头来，当他有了出头之日，一时难以控制情绪，从而出现一些偏差，的确是在所难免。比之过去反动统治阶级，他们那样压迫剥削人民，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人民的死活，残害人民犹如踩死蚂蚁一样，这又算得什么？
  七、在土改全面结束之后，经过宣传组织动员，开展参军参干的组织工作。广大青年，情真意切，踊跃报名，适龄青年几乎是百分之百，父母鼓励儿子，妻子替丈夫说情，兄弟互不相让，比比皆是，动人场面，前所未有。在这里特别值得写出的是五区铁炉乡戴山村一位翻身农民，年近三十，超过参军年龄一大截，坚决报名参军，他的理由是，1942年日本鬼子一个下午，用刺刀杀害该村青壮年60多人，以致18户人家烟火断绝，唯独他身挨八刀，进出一十六个洞，幸运没有剌伤心脏，半夜三更从堆集如山的尸堆里爬出来，逃跑回家，从而保存性命，真正是死里逃生。所以他坚决要求参军，用实际行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全家人的要求，全村人的支持，最终实现他的愿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五星红旗，招展全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时刻。最后我把运动中农民的一些朴实的语句，汇集拼凑为一首打油诗，作为此篇结束语：“天翻地覆炮声宏，农民运动立大功；推翻旧制除虫害，砸碎铁链出牢笼；土地回家富有望，红樱在手国兴隆；幸福不忘共产党，感恩怀念毛泽东”。
  （二00七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航运公司）
  补白……
  我在五区黄洞乡搞土地改革的往事
  戴子瑜
  2007年10月接到九江县政协文史委的约函：为《九江县文史资料》第七辑出版，并寄来“撰写回忆录提纲。”我于2007年11月1日，找到原九江县黄洞乡乡队长刘章茂同志一起回忆（刘是市水产局退休干部）。现将我们的往事分述如下：
  （一）据我所知，搞土地改革，在我们这个解放的新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划阶级成份“自报公议”，和平式搞土改（如寄来江苏无锡马鞍村1949年-1952年搞的土改属这类）；二种是暴风骤雨式，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光身出户”；三种是既要抓住典型地主，开斗争大会，启发贫苦农民，又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84次政务会议通过）去办。我在九江县黄洞乡（今涌泉乡）搞土改，就是按照第三种方式进行的。
  （二）我于1950年6月，由九江县第七区调派到九江县政府开办的第一期土改工作骨干训练班学习，到9月结业。地点在伪九江县政府（即今九江市梅花庵港街里）。负责培训的是当时县委宣传部干事王冶民（王后任九江县团委副书记，九江县委秘书，江西省出版局局长），县委秘书贲效育（贲后任浔阳中学校长）。
  培训结业后，由七区政府抽调了七区各乡的积极分子15人，连同我（任副组长）、区长李新更（任组长）共17人，到黄洞乡搞土改。
  （三）我们土改工作组到达黄洞乡后，在区长李新更分工部署下，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开展宣传动员，丰要是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意义，《土改法》及政务院的《决定》。同时，分头到各行政村物色苦大仇深的农村积极份子，作为进行土改的依靠力量（10天时间）。
  第二步，开展三项工作：一是抽调当地的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农民到各行政村进行户口人丁登记造册，分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与户主称呼、文化程度、职业。自有耕地面积，租种或代种某人耕地的面积。二是开好“自报公议”划定阶级成分骨干会议。每行政村派3名依靠骨干力量。然后配两名土改工作组人员到各村进行“自报公议”划定阶级成分。（共约时间10天，这项工作，由我这个副组长负责）。三是由组长（区长）李新更负责带领4名工作组成员摸清重点地主份子斗争对象的材料（进乡后15天内已摸好）。
  第三步，发动贫苦农民进行清算剥削帐，开斗争大会，对重点地主份子黄保敬（土地全部出租，人在瑞昌开药店）进行斗争，全黄洞乡农民参加斗争大会。从这次对地主斗争大会上发现，黄洞乡黄姓、刘姓、吴姓、叶姓4大姓。有以宗族械斗出现的苗头。因此，区长（即组长）决定：不再开大会，有必要在行政村开小会批斗。
  （四）全黄洞乡在土改中，共划了五户地主：除黄保敬大会批斗外，刘传钰、吴孝文两户地主份子，只开小会进行了批斗。对于刘文藻、吴××两户地主份子未开会批斗。
  1951年搞土改复查时（我已调一区新港，在李家乡负责土改复查）听说，黄洞乡在土改复查中，打死了地主刘传钰、伪保长刘传X、教师刘家祥（一般历史问题）3人。
  在1951年土改复查前，我记得传达了中南局批示精神：对地主成份、富农成份，可划可不划的坚决不划（缩小打击面），反过来，坚决要划，就必然扩大打击面。
  在1952年镇反时，地主份子黄保敬、吴孝文被镇压了。
  （五）我们于1950年9月进入黄洞乡，12月上旬结束，头尾3个多月时间。区长（组长）李新更不到1个月就回七区了。后来，全部工作由我负责。如丈量土地、分配土地等工作是我负责完成的。除了我和区长外，其他15人。我现在只记得4人：戴龙林、殷忠保、罗天保、吕忠模。其他人都回忆不起来。
  （六）我们进入黄洞乡时，当时的乡长何春飞（当过伪宪兵，后坐牢死了），农会主席黄敬旺（后判刑，就业后病故）。民兵连长吴节东。
  在土改复查后改选的乡长：刘文斗，农会主席周子庆，乡队长（民兵连长）刘章茂。
  原黄洞乡在农业合作化时，已分为：黄洞村（即黄姓、刘姓），枫树村（吴姓、叶姓），直到现在仍是两个村委会。
  （七）对于富农、中农、贫农等其它成份，我们土改工作组基本上是按政务院的决定执行的。在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已赴朝作战。我们结束土改时，在黄洞乡扩征了一批青年入伍参军，有多少人现在记不清，我只记得有刘仕进、叶芬二人，随同土改工作组一起到五区政府报到。
  以上的回忆，仅供研究参考。因为事隔56年，我已80岁了记忆力远不如从前。
  2007年11月
  补白…………
  土地改革
  张玉斋（涌泉）
  红旗如海炮声喧，赣水高呼换旧天。
  千万梭标掩村落，八千子弟买鞍鞯。
  青梅煮酒迎佳客，竹马捻枪提老鸢。
  记得夜深人不寐，爷爷灯下说分田。
  参加八区杨柳乡土改的回想
  崔廷钊
  天翻地覆梦中旋， 拉朽摧枯改旧颜。
  日月中天光大地， 耕农实现有其田。
  九江于1949年5月17日解放的。随着家乡的解放，我做了3件事：第一，为剿匪部队领路，协助政府借粮（征粮），为领导送信。1949年8月9日成立了九江县第二区政府，当时第二区领导是：书记祖昌荣、指导员陈占法、区长杨忠政、副书记张志。
  第二，参加土改培训班，1950年7月10日调我到九江县委工作队。到了县委工作队就参加九江县土改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班设在伪县政府（现在的九江市白鹿宾馆处）前左右两边伪警卫室。九江县土改干部培训班主任是王冶民（南下工作团56名干部中的一位年青同志），具体负责培训班业务工作（组织学习、执行作息制度）的是熊之勤同志。培训时间约3个星期结束。
  培训班发生了一个笑话：刚到的第一天晚上，睡觉前熄灯哨声响了，有人叫我熄灯（电灯正在我卧铺的上空位置），我毫不犹豫起身站到电灯炮前吹灯，怎么也吹不熄，引起一场轰堂大笑，当时有人叫我是“土包子”。
  第三，参加土改工作。培训班结束后立即分工，这次是到九江县第一批土改乡（三区石门乡土改试点刚结束）包括三、五、六、八区所辖的乡村。我被分工到第八区杨柳乡（今城门）。到杨柳乡土改工作组，组长苏贵仁（南下干部）同志，他带了二名武装战士即小宋、小杨（杨枫），一名干部卢少楠（武宁县人），配了6名刚培训的新学员，有刘建铭、崔廷钊、潘龙傲、涂成祥、王及琪和小曹等共计10名同志为杨柳乡土改工作组。
  正当工作组进乡的第一天，我就犯了一个小错误，放下行装之后，都在乡政府门前观看环境，乡政府门前水田里有一只麻色鸭子觅食，小宋等同志叫我看鸭子，并说：“小崔你能打倒它吗？”当时我不服气，顺手捡起一块干土块，朝着鸭子打去，正好打着鸭子的头部，鸭子死了，可我挨了批评，侵犯了“群众利益”。当时看我年幼免予处分。
  杨柳乡座落在第八区王家埂，也称蟠龙埂，即高家铺所在地（此地现属城门乡）前后两条垅畈，是个小丘陵地方。前叫徐家垅，后叫朗山垅下段，即白家畈，饶家湾，两条水系流向城门湖出口至赛湖。
  高家铺是个中心地段，由徽州铺通往金兰桥到小石（现新合乡）的一条要道。这里过去（土改前）有卖茶水、卖肉案子、油盐杂货、小买小卖样样都有，比较齐全。也是一些遂手好闲的赌徒聚集地方。
  解放初期这里政治复杂，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各种反动帮会势力，“游击队”，土匪常来袭扰，地方不得安宁，加上地主、富农、反坏恶势力猖獗，剥削、欺压弱势群体，如伪军官（伪军营长）大地主毛济华骑马上窜下跳，横行乡里。伪保长、大地主陈昌来反动气焰嚣张。老百姓受苦难言。
  土改开始，工作队刚进村，黑势力暗地造谣惑众，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土改工作开始就遇到了阻力。针对当时情况，工作组决定，先沉下去，工作队员按自然村组分工，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调查了解情况而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大造声势，同群众一起高唱革命歌曲。记得有3首歌曲唱得多，群众愿意接受，爱听。如：
  ①“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那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
  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③“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哎嗨哟！到了每个村……。”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土改工作的政策。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剥削制度等活动，使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的好处。
  我被分工到高家湾（高家铺）组，这里地主、富农有好几户，约占全乡三分之一还要多，如地主高业广、业科、业琴、业章、陈昌来；还有富农高业建等。其中陈昌来是全乡最大地主，又任伪保长。而最穷的高茂功一辈子打长工，兄弟3人都是单身汉，也是这个乡最受苦户。还有贫农吴宜松、高金梅、饶晓德（是富农高业建家童养媳），高业淦等人。通过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从而获得了大地主、伪保长陈昌来的一些不法行为，于是抓住陈昌来开刀，通过积极分子发动广大雇农、贫下中农群众在小组（自然村组）开展演试批斗会，并报送到全乡在王家埂（蟠龙庙前）搭台开全乡群众大会批斗。当时编了一首歌谣：“打倒陈昌来，解放杨柳乡。陈昌来大恶霸，吃人地主坏保长，抓我们兵，抢我们粮，打！打！打！打倒陈昌来，解放杨柳乡…………。”
  通过群众性的批斗，揭发了地主的不法行为许多事实，打倒它嚣张气焰，启发了群众的觉悟，震慑了全乡的敌人的“威风”。而各村组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是在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又有了一批以雇农、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积极分子队伍，如：简正保、徐宝春、聂济淼、饶洪兴、高金梅、饶晓德等。有了这批积极分子为骨干，与工作组积极配合，正式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成立了农民协会，组成了评估团。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人员分成两班。一是以简正保为主的一班人，率领评估团一部分，还有民兵、青年、妇女中的骨干，组成一个组。负责清查地主的剥削账，没收地主占有的不义之财，分配给雇农，贫下中农，抵偿剥削的财物，当时群众称之为胜利果实。二是以徐宝春为主的一个组，吸收部分乡里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如：女青年高茂菊等，负责清查土地，人口和土地的占有量。人口逐家逐户调查核实，土地逐块丈量。用稻草搓绳，每10市尺系一个布条打结，每50市尺系一个红色布条，同时由木匠做的木弓，每5市尺一弓。这是丈量田地用的量具。
  通过逐块丈量的田地，按土质，水源等好坏分成3个等级，折成标准亩，按人口平均分配到户，并登记造册，田地里插上标记。这样使其达到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这一步工作用的时间较长，占了整个工作的时间一半左右。
  为了巩固土地改革工作成果，着手酝酿建立了乡级政权，群众团体组织。在运动中考核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分别建立起乡政府，正式成立乡农民协会、民兵中队（小队）、妇代会、青年团、儿童团。
  青年团的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称共青团）。土改工作队员中的青年同该乡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均一同吸收为青年团员，我和刘建铭、涂登祥、潘龙傲、聂济淼、饶晓德、饶洪兴、高金梅、高业淦等同志一起加入青年团组织，于1950年12月17日在杨柳乡举行入团宣誓。
  建立政权和群团组织同时，让雇农、贫下中农起来自己当家作主，选配干部，徐宝春选为杨柳乡政府乡长，简正保选为杨柳乡农民协会主席，聂济淼和熊（名字记不清）任民兵中队长，高金梅任乡妇女联合会主任，饶洪兴任青年团支部书记，高业淦负责儿童团的工作。
  整个土改工作结束了，工作组要撤出该乡，杨柳乡政府和群团组织，领着翻身农民群众欢送，给每个工作队员披彩红，挂红花，欢送的群众热情洋溢，武装起来的民兵肩扛一色的红樱枪，带着鲜红色袖章，儿童团手拿三角形的彩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热烈欢送。因时隔半个多世纪，手边又无资料记载，故此以上情况，不够完整。这是我和刘建铭、饶晓德一起回忆的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二00七年十二月
  （作者单位：九江市农委）
  参加一区土地改革的追思
  杨清汉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九江县的土改，是九江地区在九江县石门乡土改试点之后，全县分两批铺开的，第一批是三、五、六、八区，我的家乡九江县三区毛桥乡，于1950年9月初土改工作队进村，开始土改工作，到11月下旬结束，在工作组长李文贵、副组长胡秀淦带领下，深入发动群众，胜利地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在土改后一阶段，我光荣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后，紧接着召开团支部大会，动员青年团员报名参加土改，为第二批铺开土改的一、二、四、七区准备骨干力量，我与徐上清、邹彩法、叶有木报了名，参加第二批土改工作队。
  第二批土改工作队，予1950年11月下旬开始集中培训，训练时间5天，住在九江县委干部训练班，开大会地点：九江市湓浦路天主教堂，这个教堂比较大，可容纳上千人坐位。训练班日常工作由训练班主任王冶民全盘负责。第一课就是九江县人民政府县长侯野烽作动员报告，对大家鼓舞很大，有的说：旧社会祖祖辈辈都看不到县长，今天我们亲眼看到县长，县长向我们问好，向我们作报告，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详细讲解了土改政策及工作方法，使我们心里亮堂了，工作有方向了，搞好土改工作更有信心了。在训练班期间，还学习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学习了三区石门乡土改试点经验。如何发动群众，评定阶级成分，如何丈量土地，分田分地等等。
  训练结束后，工作队成员全部分配到各乡村开展工作，我被分配到一区（当时江洲、新港为一个区）洲头乡，在洲头乡土改工作组长吴从银带领下，到片区宣传土地改革政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进行了7天，组织上通知调我到李家乡，因为洲头乡有两名青年团员，李家乡工作队中没有青年团员。
  刚刚年满16岁的我，农民的儿子没有出过门，胆子小，不识路线，一个人从江洲过江到新港，从新港到李家乡，驮一床被子，边走边问，思想上感到工作好困难，但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赶。一走进李家乡地界，看到沿途张贴的标语： “热烈欢迎土改工作队进村”、“打倒地主阶级、镇压反革命”、“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等标语是用红、绿、黄纸写的。我沿着标语线路来到了李家乡，工作队办公地点在李氏祠堂。刚一到，首先见到工作组长万和隆同志，他很热情地接待我，副组长孔祥钧同志安排我住宿地点，然后叫我参加工作组会议，万组长介绍说：“杨清汉同志是我们工作组的队员，又是青年团的组织员，现在我们工作组有11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开始感受到李家乡土改工作组是一支很强的队伍。组长万和隆、副组长孔祥钧，文化水平高，掌握政策稳，组织能力强，工作方法好，每次布置工作，既讲工作任务，又讲工作方法，还讲注意事项。使我们工作顺心，完成任务顺利。在正副组长带领下，我们工作队员如胡昌松、胡昌全、胡克昌、胡开学、夏美清（女）、陈尚坤、鲁明高、龚家殿，都是工作积极、吃苦肯干，又经过第一批土改锻炼，有一定工作经验，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工作组。土改工作队员没有工资（在职除外）只有饭吃，但大家工作积极性很高。工作组每两天开一次会，先学习有关文件，再汇报各片区的工作，然后布置下一步工作任务，整个工作紧张而有步骤地进行。
  李家乡土改，距今已有57年，据我的回忆和李中楷等同志的介绍，我认为李家乡是个好地方，周围环境好，北临长江、南临鄱阳湖，东背狮子山（灰山），西凭江矶湖，是个半平原、半丘陵，盛产粮棉的好地方。这么好的地方在解放前，广大贫下中农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艰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食不饱肚、衣不保暖、饥寒交迫，急盼翻身解放。这个乡共有13个自然村，368户，约1400人口，李家门当时被称为封建堡垒村，全村80余户，70%属李姓，贫下中农不敢讲话。工作组派了较强的骨干力量住在李家门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群众学习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了解情况，在全乡掌握了一批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通过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选出了陈林贵、张中发、郑少卿、徐昭森、余自林、李洪钦、熊盛元、陈孝其、伍和根、曹明七、何支水、唐麦香（女）、汪和平等13人组成的贫雇农主席团，陈林贵任主席，贫雇农主席团负责领导全乡土地改革和行政工作。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顺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打击封建势力，震慑敌人破坏，根据《土改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应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当地群众最痛恨的是前九江县国民党伪县长、反革命分子王国瑞，恶霸分子余隆幼，他们横行乡里、奸淫抢劫、霸占农民土地、霸占民间妇女，群众恨之入骨，经报请上级批准，于1950年12月中旬，一区召开公审大会，会场设在新港余龙庵，搭个高高的讲台，台前上方挂着“九江县第一区公审宣判大会”的横幅，会议规模之大，到会群众约有万余人，土改工作队员全部参加，我和一部分队员站在台口前排，看到会场庄严肃静，各乡民兵连整齐的队伍，驮着梭标，步入会场，会场周围和要道路口布置了岗哨，真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九江县大队的官兵带着手枪、步枪、冲锋枪保卫会场，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分布在会场的周围，严阵以待，警惕阶级敌人的爪牙冲击刑场。
  在台上的有九江县人民政府县长侯野烽、县委组织部长李保雷、一区区委书记毕先魁、区长李树元、中国人民解放军九江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藏斌武、九江县公安局局长窦庆和一部分公安武装干警。当代理法院院长（审判长）卢永江，宣布将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押上来时，受害苦主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控诉他们杀其亲人、奸其亲属、霸其土地、高利剥削、欺压百姓等等罪行，讲到伤心处，愤恨至极、泣不成声，有的用棍打、有的用脚踢、有的用石头砸，被武装押解人员制止。审判长庐永江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王国瑞、余隆幼死刑，立即处决，会场上群众不断高呼：“打倒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反霸大会提高了人民群众觉悟，贫下中农说：“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封建势力是真的，我们有出头之日，翻身有指望了”。抓住这企、机会，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访贫问苦，先后召开了群众会、民兵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会、贫下中农诉苦会（这时，大家反映：真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开这些会，目的是提高觉悟，让大家敢于讲话、敢于斗争，敢于揭发地主恶霸罪行，做到：是地主一个不能漏掉，不是地主一个也不能错划，所以要进一步摸清楚各家各户人口、土地、放债、收租、剥削、被剥削、请长工、雇短工等等情况，为下一步划分阶级成分打下基础。
  儿童团在土改中也能发挥作用，我先后3次召开儿童团会议，每次来了2、30十个小孩（工作队驻地附近的孩子）儿童团会，主要是教他们扭秧歌、唱新歌，也讲了一些土改道理。教他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个13岁的儿童说：“我喜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我最喜欢唱这个歌。所以，他经常晚上到我这里来玩，学唱歌。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一件事，他说：“有个富户（当时未划成分）在菜园地里挖个大深窖，不知道是做什么？”我问：“什么时候挖的”，他说：“前天晚上”，又问：“晚上挖你怎么知道”，他说：“在我家窗子里能看到”，我说：“你留点心看他干什么”。过了两天，这个儿童又来告诉我：“他挖的地窖，上面盖了板，铺了土，栽了菜”。这个情况，我向工作组万组长汇报，万组长决定开展“反分散”，就是将地主、富农分散到外面或隐藏起来的财物查出来没收，万组长交待：“小杨，你带儿童团去反分散，派4个民兵保护你们”。首先我们来到这个菜园地，地面上栽的菜还没有活，挖下去就是木板，把木板打开，就是大地窖，有一箱衣服，200块银元，一缸大米（约300多斤），由民兵将衣物、银元、大米送交到乡贫雇农主席团，儿童们高兴地说：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次只查出一家分散了财物，然后工作组开会，经过分析认为，还有那JL家周围要查一下，第二次有目标的查找，一天查出两家，分散隐藏财物有衣、被、银元、大米、腊鱼、腊肉等。当查到一家富农门口时，富农不要儿童团在他家周围查找，与儿童团争吵起来了，气焰嚣张的富农，企图要打儿童团，被民兵们制止了。“反分散”所查出的实物，全部送交到乡贫雇农主席团，造册登记，待分土地、分财物时，一并分给贫雇农。
  划分阶级成分阶段，通过前段时间的工作，划分阶级成分已经有底了，但是划地主、富农、恶霸仍然是难度很大，虽然有条条框框的规定，但各人具体情况不同，加上还有人际关系等因素。有的人不敢讲话，讲真话，又怕其亲属与地主通风报信（当时，对这样人称为地主狗腿子）。正式划分成分时，专门召开贫下中农大会，撇开地主、富农、恶霸不参加会议。在贫下中农会议上，由工作组首先提出，谁划地主、谁划富农、谁划恶霸，讲明评定他们成分的依据，是根据土地拥有量和经济剥削程度及其罪恶情况决定的，不征求其本人意见，经贫下中农大会，充分讨论同意后，报区人民政府批准。雇农、贫农、中农等成分的划分，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一致通过。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指出的，各阶级成分的定义：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力。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一般不剥削人，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贫农，一般无地或少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根据这个定义，结合各户的实际情况，经贫下中农大会的评议，全乡总户数368户，其中被评为地主9户、富农6户、上中农21户、中农52户、贫下中农（佃中）232户、雇农31户、小手工业者9户、小土地出租7户、游民1户。如一片区李仁沾，有土地50余亩全部出租，收租时是请人收租，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当国民党的伪保长，李姓宗族的族长，主管李姓的公祭田360亩，租谷或实物由他收，只是每年清明节叫族姓红丁吃一餐饭。李仁沾是以剥削为生的，应划为地主。再如李宗铎，有土地30多亩，自己不劳动，请长工二个、雇牧童一个，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他是以剥削为生的，也划地主，全乡共划了9户地主。
  地主划定后，先由贫雇农主席团写好封条，将地主门封起来，只留少量大米、衣、被、灶房给他使用，防止分散财产。然后，召开全乡批斗地主大会，预先培养好的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先斗他造谣惑众，分散财物、隐藏金银首饰，要他交出金条、银元。斗争会开始，发言人不多，后来看到地主的顽固势力被打掉，发言人慢慢多起来了，游民成分的李厚金，每次斗争地主都积极发言，含泪控诉，说他家是地主残酷剥削空了，搞得无田无地成了游民。群众说：“李厚金斗地主是头名，划成分是游民”。在斗争会上，一边说理斗争，一边高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斗争会结束后，接着没收地主财产、土地、耕牛、农具、房屋、粮食、衣物、金银首饰、枪枝弹药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把地主安排到边远的村庄，分给他人平均数土地，一般都是丑田丑地给他，如果地主住地附近，没有多余的田地分给他，就叫他开荒人均数的土地，走自食其力的道路。与地主是亲戚关系的要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帮地主说话，属敌我不分、立场不稳。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都实行管制生产。
  丈量土地，也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李家乡各片区地形差异较大，全乡八个片区，有平原、有丘陵、有山地、平原洲地比较好丈量，丘陵和山地，田块既小又零散，田形多样不同，有四方形、长方形、团形、三角形、月亮湾形，量田时从那里下尺，都很难掌握，因此，丈量开始以片区为单位，成立丈量小组，由群众选出大家信得过的贫下中农代表工作组，乡贫雇农主席团成员，一般是5-7人组成的丈量小组，共同掌握量田。参加丈量人员挑选有文化、会打算盘的进行培训，由工作组胡克昌负责、学习计算方式，讲明公正量尺、计算准确无误等。
  对于用什么尺来量地也有争议，开始是用木头做的“弓”，一“弓”五尺，用弓量地走线不直，出入较大，后改用皮尺，一皮尺50米，这种皮尺，紧一点、面积少些，松一点、面积大些，也很难掌握准确，后经过贫下中农商量，改用仿造棉花车那种形状的车，配上竹片做带子，用铁丝扎紧，竹片上写明尺码，有寸、尺、丈、1丈、2丈、3丈一直到30丈，丈量后长×宽=666.6m~2为1亩。为了做到不漏田块、不错面积，每块田都插卜小牌子，写明田主姓名、田块丘名、原有面积，丈量后记上新量的尺码、面积、登记上册，晚上分户汇总，然后按自然村汇总，作为分配土地时的依据。
  核实人口、分田分地。采取两种方法核实，一是由工作组在片区群众会上宣布各家成分、人口、自有土地面积；二是张榜公布各家户主姓名、成分、人口、自有土地、租人土地面积，公布出来让大家参与核实。田地如何分，遇到的难题是：土地等级问题，有好坏差之分，所以将田地都分成等级，水田分成3个等级，即土质好、水源好、牲畜不易危害为一等田；土质较好、水源一般为二等田；湖田、畈田、水源差、靠露天接水为三等田；旱地：划2个等级，属平原洲地、沙土地、种芝麻、黄豆、菜园地为一等地；土质板结、比较低洼、坝外、容易受淹为二等地。
  全乡每人平均土地：水田1.1亩，旱地1.5亩，分进土地的户，按这个标准分。分田时以原耕为基础，适当进行好差搭配。如雇农李帮中是打长工的，兄弟2人，一个母亲，3个人分田3.3亩，他原租种地主水田2亩，这两亩田是他原耕的分给他，再分给1.3亩，就等于他分得水田3.3亩，他家还分洲地4.5亩，分得3间瓦屋，分耕牛半头。雇农李宝山，夫妻两人，3个儿子，5口之家，分水田5.5亩，分旱地7.5亩，分房屋4间，分耕牛半头，与李邦中两家共分一头牛。田分到户时，钉上牌子，写上姓名，分给那一个的。全乡232户贫下中农，分到了田地的有165户，占贫下中农总户数71%，分田（发）最多的一家分到13亩，分田（地）最少的户也分到2-3亩。如一片区贫农李邦银分得二亩好水田时，正值他的妻子生一男孩，取名叫：“李有田”，由此看出，贫雇农是何等高兴！许多贫雇农高兴地说：“做梦也没想到分这么多田地”，“共产党万万岁”。
  对于没收得来的房屋、耕牛、农具、粮食、衣物，不是平均分配，由乡贫雇农主席团评议，掌握实际情况进行分配。
  田地分到户以后，1953年政府统一给农民发放了土地证。
  历时3个多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了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在土改后一阶段，建立健全了乡政权及各群团组织，成立了团支部，组建了民兵连、健全了妇代会，建立了乡政府，各片区选举了贫下中农代表，召开了全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九江县第一区李家乡人民政府”，选举陈林贵任乡农会主席，徐昭森任乡长，李中楷任乡文书、团支部书记，陈乐尧任民兵连长，杨木莲任妇代会主任，李庆如任信用社主任。1951年3月下旬乡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轰轰烈烈土地改革，农民翻身运动在李家乡胜利结束。
  当土改工作队撤离时，乡政府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送大会，给工作队每个队员披红戴花，全乡人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高呼口号：“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向土改工作队学习、向土改工作队致敬”、“土地改革翻了身、挖掉穷根栽富根”、“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欢送的场面十分热闹，从乡政府一直送到区政府，本人感慨万千，习作七绝一首，结束我的“土改”回忆：
  五十年前一瞬间，回眸往事似当前。
  红旗指处翻身日，无地农民乐有田。
  二00八年元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日用杂品总公司）
  补白……
  六区李河乡土改回忆片断
  蓝德胜
  （一）土改前社会各类人员思想动态
  1950年的土改运动与反霸斗争，两者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解放初期，社会上各种人员的思想壮态是非常复杂的，我本人是刚出中学门的，思想上是一片空白。而社会上各类人员，对土改、对共产党、对解放初期的各项政策，各有各的想法和看法。特别是解放前夕，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最大的谣言：就是污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共妻”。所以解放初期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员，都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南下干部。
  1949年5月17日，我们家乡九江县六区李河乡（黄老门）解放了，而解放军正陆续南下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军进村第一天开始．老百姓看到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到了村庄之后，一律都睡在屋檐走廊下，而当时老百姓都腾出房间，连我本人刚结婚不久的新房也腾出来让解放军住和休息。但解放军怎么说也不肯进屋。同时，他们看到老百姓水缸没水，还帮助百姓担水，说话非常和气，一点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他们吃饭是自己做，还送饭给百姓家小孩子吃。就这样，村庄里的百姓都很放心，一点也没有畏惧的心理。
  到了1950年土改期间，土地比较多，生活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心中有些不安，到处打听分田地的情况，但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划分成份，连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个名词都不知道。而打长工、土地少的人天天盼望分田地，还有少数人经常到乡政府去要求早点分田地，说什么现在没长工打的，可以种自己土改分来的土地，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在望着、等着土改工作队进村来。
  另外，还有少数人，他们或是历史不干净，或是在日本鬼子那里作过事，或是在地方干过土匪一类的坏事，所以他们心中不安，经常不在家，找他人影不到，躲躲藏藏不见人。比如：我们李河村附近有一位姓叶的，曾经干过土匪一类的坏事，他在解放前夕，就在自己家挖了一个大地洞，他一直躲在洞中生活，后来，他妻子怀了小孩子，才慢慢发现了他，逮捕了他。
  在解放之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思想态度是正常的，他们看到土改工作队和区、乡干部都是和和气气的，只有极少数干部态度比较生硬些，老百姓不敢与他说话，比如：一位姓王的南下干部，老百姓见了他下乡来，都躲着不敢见他。一般来说，在解放初期和土改运动进程中各村庄的农民思想动态都是比较平静的。大姓、小姓也都比较安静。没有什么动荡。
  （二）土改运动吓跑了大地主
  自从土改运动开展以来，很少开斗争地主大会，也没开过什么诉苦会。李河乡，各村庄的政治空气比较平静，村与村之问、人与人之间很和气，吵嘴的人都很少，在土改运动的进程中，还没有划分成份之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
  1950年初，有一天李河村从外地回乡的李天君，可能心中有些害怕，因为他回乡之前，在日本侵华期间，帮日本人作过事，在土改运动刚开展的初期，而李某心中不摸底，表情总是不安，白天不敢出门，一天夜间，他将自己的一双皮鞋，整整齐齐的放在家门口水塘边。天亮之后，本村的百姓看见这种情况后，都认为李×是投水自杀了，当时很多群众纷纷下水塘打捞尸体，捞了很多天，什么也没捞着。过了几个月之后，听说他跑到东北去了。因为他虽然在日本侵略军里做事，但家乡人都不清楚，所以后来对他的逃跑也就不了了之。
  （三）土改顺利结束与执行政策的关系
  1979年我上庐山时，专门去看望了吴鸿英同志，因为他是解放初期九江县第六区（马回岭）区长，而他又是分管土改工作的。我们俩在闲聊的无意中，谈起了解放初期的土改和有关政策等情况。在交谈中，他介绍了自己的出身是雇农，南下时，像他这样的人，政府看作宝贝，而且还有选拔地进行培训。当时培训中心内容是掌握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搞好群众关系，让群众更多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取得群众的信任，让群众真正认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南下担任九江县六区区长时，虽然没有文化，办事签名时，他经常在纸条上画枝枪代表吴鸿英。但是他在办事执行政策中，显得非常文明，看不出有一点粗气，比起其他人稳重得多、和气得多。特别是对土改中的情况和问题，从不轻易表态，更不个人乱处理，从来没看到他乱发脾气，更不轻易骂人和打人，对待地主也不是轻易开斗争会。而未经党的特别培训的人，办事说话的表情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后来群众才真正认识到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交谈上，我还问他，你在处理问题执行政策过程中，群众都很拥护、赞叹，一片叫好声，这是不是就是特殊培训的结果呢？他说“是的，完全是的，当时的培训是严格的、认真的，也是比较秘密的，还有不少纪律。所以我南下到地方之后，在一切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把自己的关。不敢随意乱说话，乱表态，经常接触群众，与群众交朋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要有一定诚信，受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后来连黄老门小学年青的女教师雷梅芳也爱上了吴鸿英，并结婚成家了。
  （四）我参加土改工作的情况
  我参加土改工作时，是南下干部张风郭同志考查、介绍、培训的。他们是暗中访问调查的。一般来说，条件是：一要出身好，也就是家庭比较贫困；二要有点文化，就是能写会算；三是经过南下工作队的考查后能自愿报名参加的。
  参加土改工作之后，由区、乡干部，进行了几天的培训，主要任务是丈量土地的具体面积。当时没有报酬，由本村生产小组换工帮助我家干农活搞生产。培训完之后，又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一般是3人一组，一个人拿丈量工具，两个人拉绳子，按坵计算出具体亩、分、厘的数量，一坵蚯、一户户、一村村完成，为分配土地作好一切准备。我们把本乡土地丈量任务完成之后，而南下工作队张风郭，认为我们对土地丈量任务完成很好，工作辛苦、认真，所以把我们全部集中在黄老门李河大路吴村，并举行了祝贺仪式，放了不少鞭炮，当群众面前表扬了我们。表扬完了以后，又分别把我们丈量组人员一个个的叫到房间谈话，并动员我们继续跟随他们南下工作队去外地搞土改工作。当时，由于我从中学毕业回家不久，而且家中生活负担不轻，同时刚结婚不久，又有60多岁的老娘。所以没有答应继续去外地搞土改工作。后来，本乡土改任务结束后，由第六区区长吴鸿英介绍我，经过考试后参加了九江银行干训班，学习3个月后，正式分配永修县银行工作。
  二00七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汽车运输公司）
  补白……
  麒麟乡土改工作追访记
  徐隆繁
  为了追溯、记载九江县土地改革的历史，根据县政协文史委关于撰写“土改”史料的要求，最近，我走访了当年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老干部卢明圣、王仁木和吴仕早等同志，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有关情况。据他们讲，我县“土改”工作是1951年开始的，由于当时干部队伍人员少，力量不足，所以全县“土改”工作分两批（期）进行。第一批开展的时间是1951年上半年，开展的地方是：第3、5、6、8四个区；第二批开展的时间是1951年下半年，开展的地方是：第1、2、4、7、9五个区。每批历时3-4个月。
  由于第八区（狮子、城门）的“土改”工作先行一步，而卢明圣、王仁木、吴仕早、王普渊、熊修旺等同志都是该区住岭乡人，因此，他们都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参加了本地的“土改”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时，吴仕早同志已被吸收为区政府工作人员。后来，全县开展第二批“土改”运动时，他们都被推荐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并被分配在第四区（今港口镇一带）麒麟乡“土改”工作组。该组共有二十多名成员，除少数从当地吸收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来自住岭乡。开始是县委干部吴德华同志任工作组组长，后来是第一区中层干部王槐清同志任组长。
  “土改”运动的主要步骤和作法是：
  1、培训干部
  为了武装思想，全县“土改”工作队队员在下乡进村之前，集中在县政府（今九江市白鹿宾馆院内）培训10来天，听取了县委书记姚少诗（当时人们叫他姚政委）的动员报告；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会上宣布了工作队员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规定队员一律在乡政府吃住，下选区工作，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作风要正派；对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要按政策办事，不要体罚等等。
  培训结束后，县政府派一辆大货车把第四区全体队员的行李送到目的地。工作队员们则从九江沿九瑞公路步行而至。当队员们快到洗脚桥桥头时，该区区政府组织有几十人参加的群众队伍前来迎接。当时，鞭炮齐鸣，敲锣打鼓，腰系红绸带的男男女女，扭起了秧歌舞，欢迎“土改”工作队进村，场面非常热闹。
  2、宣传发动
  工作组进村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宣传发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组织群众学习“土改”政策。工作组一进村，就及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和“土改”工作的步骤作法；组织群众学习《土改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动员群众对地主、恶霸进行检举揭发。
  二是刷写标语口号。当时是用石灰水在墙壁上刷写标语口号。其具体条文是由上面统一发下来的，现在记不准确。但不外乎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剥削和压迫，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以及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等方面的内容。
  三是召开诉苦大会。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在会上倾吐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水，从而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积极性。
  四是组织大唱革命歌曲。当时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唱《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教唱了有关土地改革方面的歌曲，如“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哎一一哟，到了每个村，咱们穷人翻了身，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人……。”除此之外，还采取上门走访和参加劳动的方式了解情况，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
  3．量土地，划分阶级成分
  由于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工作队员，所以工作组进村后就逐渐从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协助开展工作。
  在这一阶段中，以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对各家各户的田地进行丈量、造册登记并计算其经济收入。由于多数贫雇农没有文化，不会写，不会算，所以就从初步掌握属于地主对象中抽出能写会算的人来帮忙算帐和造册登记，并交代他们要老老实实地协助工作。帐目算清后，便根据土地和经济收入多少以及剥削程度等情况来划分阶级成分。划定的成分有如下几种：雇农（基本上一无所有）、贫农（有少量的土地）、中农（中等经济状况）、小土出租（有土地但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土地）、富农（土地较多，有雇工剥削）、地主（土地多，有雇工，放高利贷，有明显的剥削行为）。另外，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人定为恶霸。
  阶级成分划定后，地主、富农和恶霸等人就明显地属于阶级敌人了。为了便于对阶级敌人进行监督管理，全乡十几个地主分子被集中关在地主胡某某一进两重的房屋（已被没收）的前屋住。当时，乡政府也在这栋房屋办公。全乡二十多名“土改”工作队员住在后屋（打统铺）。
  一天晚上，有的工作队员偶然看见地主房内闪闪发亮的星火，便走近观察，发现是他们在抽香烟。经盘问得知，他们的香烟是乡干部们送来的。仔细一看，并非一包、两包，而是整条香烟。后来，工作组的同志找乡干部查问此事，乡干部们承认香烟是他们送的。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乡干部们的心里状态，表面上参加“土改”，心里却在担心地主们反攻倒算。于是，暗中讨好地主，给自己留条后路。用当时政治斗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行为。因此，后经区委研究决定，该乡除留一名可靠的干部以外，其余全部辞退回家。
  4、分田地、分财产
  划分阶级成分以后，紧接着就是没收地主的财产，并把没收的田地、房屋、耕牛、农具、粮食、衣物等分给贫雇农和下中农。由于农民群众分得了胜利果实，特别是耕者有其田，所以更加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
  5、召开斗争会
  在划分阶级成分的基础上，除了以选区为单位召开小型的斗争会之外，还召开了两次全乡群众斗争大会，深入揭发地主、恶霸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罪行；批斗他们的封建剥削思想；要他们交出隐瞒的金银和其他财产。根据上面规定，对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要按政策办事，不准采取体罚手段。但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局面难以控制，过头行为时有发生。
  据卢明圣、王仁木、吴仕早等同志讲，来自外地（包括住岭乡）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按政策办事，没有一人出现非法行为。凡是过头之举，都是当地群众或者是从当地吸收的工作队员所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些人与斗争对象之间的恩恩怨怨积累已久，因此，在斗争会上寻机泄私愤的过头行为就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了。
  通过以上宣传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分田地分财产和召开批斗会等一系列的工作，大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坚定了农民群众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土改”工作结束时，乡政府组织群众，鸣放鞭炮，对“土改”工作队队员进行了热烈地欢送。
  由于建国初期，国家缺乏干部，因此，全县“土改”运动结束时，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从“土改”工作队中吸收一批政治条件好、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队员充实干部队伍。当时，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宣布，“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可以申请留下；如果不愿留下，也可以回家。当时，在全县工作队队员中，留、去两种情况都有。就不愿留下的人来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带普遍性的思想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不久，人们对政治形势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认为只有回家种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最安稳自在。
  麒麟乡“土改”工作队队员，也有留、去两种思想倾向。如工作队员王仁木同志是主动申请留下来的。当时，被分配在第八区住岭乡任乡长，后历任第八区区长和狮子、周岭、新港、城门等乡（公社）党委书记；卢明圣同志开始有些犹豫，但通过王普渊和洪金炉二位同志的启发、开导后，还是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被分配在住岭乡任文书，后历任住岭乡民兵中队长和新港、狮子、沙河等乡（镇、公社）武装部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县交通局局长而退休。二00八年八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审计局）
  沙河区土改工作的回忆
  李荣斌口述 徐席岗整理
  （一）
  1949年5月17日九江县解放，6月15日九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县委书记姚少诗、县长侯野烽带领九江县人民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困难，首先是进一步巩固新生的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而要实现这一重大目标，必须解决广大人民的吃饭、穿衣和住房等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便是首要的任务。1950年9月全县首先开始在第三、五、六、八区55个乡（镇）进行第一批土地改革。从而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我县乃至全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二）
  我家原住九江县第三区（沙河区）南城铺李家垅，父亲李德修，1938年7月在本村被侵华日军杀害，这次惨遭杀害的共有48人，其中还有我的叔父李德兹。惨无人性的日本鬼子，将无辜乡民杀害后把尸体全部扔到屋后的一个小水塘里。当时正值炎天酷暑，隔几天幸存者偷偷地潜回来想收殓尸体，可是在几百米以外尸体的腐败恶臭便无法靠近，哪里谈得上收尸入殓。几个月后回来已经是一塘白骨，此情此景惨不忍忆。那时我刚10岁（1929年出生）。14岁时我的母亲病故，从此我便成为一名孤儿，后在同族长辈家东一天，西一月，放牛打杂，做短工维持生活。解放后我便积极投身于革命队伍，参加农民协会等一系列活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勤奋工作，很快就被党团组织培养为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并吸收到区上工作。1950年9月我便成为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正式参加土地改革。当时被分配到沙河区土改工作队。
  （三）
  沙河区在当时是一个大区，有10多个乡，分别是：毛桥、蓝桥、长岭、凤凰、丁田、石门、冷水、金桥、赛阳、太平、罗塘、蛟滩、泉塘、冯河、春泉、土局、河桥、鹤问、九龙等乡，沙河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区，地处南浔铁路沿线。国民党反动势力活动频繁且十分猖獗。当时我县名气最大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铁路西边的罗其淦（南浔铁路暴破队大队长，国民党军统特务，曾接受过国民党的高级专业训练），一个就是铁路东边的孑L凡德（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所谓的“抗日游击队”大队长，1950年底捉拿归案，1951年3月在沙河二老窑镇压）。而金桥乡就是孔凡德的老巢，以孔家山、孔家新屋、孔家祠堂和孔家六房为中心，其核心就在孔家祠堂。紧靠庐山脚下，在金桥乡的上半截，再往上是朱家山，偏东北紧靠叶家山和李家山均在老虎山下都是他们藏匿之地，也是深受其害的地方。孔凡德的上线是军统总部华东分部“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并委任孑L凡德为大队长：孔宪其为参谋长、汪道协和刘为红分别担任中队长。他们盘踞在金桥乡，以庐山为屏障易守难攻，据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尚具一定正义感和剑侠义气，在当地尚打抱不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游击大队长之职由金兆廷、孔凡茂转为孔凡德后便明目张胆，横行乡里，完全暴露出狰狞面目、打家劫舍、欺压百姓，在1938年7、8月间，孔凡德、孑L凡茂一伙在胡家楼村一夜杀绝9家无辜百姓。不抗日打鬼子，反与人民对立，愈加不得人心。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以南浔铁路为轴线，以庐山为踞点，上至马回岭，西至株岭山，东到庐山和星子，北至妙智莲花，沙河街则更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孔凡德一伙人多枪多，爪牙遍布所占区域，与国民党地方组织的行政官员相互勾结得很紧密，在整个三区范围内广大贫苦人民深受其害，其罪行罄竹难书。不仅金桥乡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整个三区在解放前夕广大人民更是谈孔色变。而孔凡德政治嗅觉很强，在解放前夕便潜逃在外，通过电台遥控指挥其爪牙，在当地兴风作浪，与人民为敌。
  （四）
  我们土改工作队是1950年9月初正式进驻沙河区的乡村，队长是县委组织部长李保雷，三区第一任区委副书记黄卓中任副队长，我是青年积极分子，后任组长，还有汪红淼同志（后调瑞昌县法院工作）和张祖义同志等5名成员组成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土地改革”这项工作在北方各省解放得早基本完成，而在我们江南才刚刚解放，对于土地改革确实是一项陌生的工作。因此在运动一开始，各种猜测颇多，谣言四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又很不了解，因长期处在孔凡德等人的惊吓之下，同时又受到相当一部分坏分子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穷鬼、共产党是黄巢转世，黄巢杀人800万，共产党则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共产党的目的就是共产共妻，这帮穷鬼没见过女人，实行摸女配妻，即把妇女、闺女装进麻袋里让男人去摸，摸到谁，谁便是你的妻子，这就叫“摸女配妻”。这样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当时很多女青年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女儿被无赖摸去，便草率地将女儿随意许配与人，在1950年初女青年李××性格开朗，品行端正，作风正派，长相漂亮，刚满十四岁，可她的父母听信谣言和媒人谎言，不和女儿商量，竟将她许配给邻乡董××，因董××家庭富庶田地房产颇丰，靠坐在家中放债收租不须劳动。可董××，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厮混于赌场，典型的纨绔子弟。女青年李××根本瞧不起董××，可父母硬将这门亲事包办，并仓促结婚，就在洞房花烛之夜，月上柳梢头，人约三更后．可怜如花似玉的李××不堪蹂躏，趁董××熟睡时，谎称解手之机，一索悬于屋后的一棵苦楝树上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完全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将李××逼上绝路。就是这样血的教训还是难以唤醒民众。当时只要听说是工作队来了，共产党来了，妇女们闻风丧胆，四处躲避，特别是年轻妇女躲到山上直到傍晚，家人上山四处寻找才敢回来，如来不及跑上山的就躲到低矮的小楼上，吃饭解手都不敢下来。甚至还有谣言说：女人是男人公共玩物。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丑化共产党而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以扰乱民心，破坏党的领导，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加上金桥乡地处庐山脚下，交通很不方便，老百姓与外界接触甚少，见了我们工作队都存有戒心，对于这些情况，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仅此一项谣言，我们工作队就花费了很多个日日夜夜，走村串户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
  （五）
  我们进驻乡后，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时，根据这些血的教训。首先找到苦大仇深，深受谣言之害的贫下中农交谈，有些农户看似不爱说话，一旦找上门与其交心，他很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好的材料，有些穷苦人家一时还不敢主动和我们接近，这主要是：一是对我们共产党不了解；二是对当地的孔凡德爪牙害怕，怕我们一走，他们又来整他。很快我们工作队就开始组建贫雇农小组和贫雇农协会，运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让他们有倾吐的地方和机会，尽量接近他们，渐渐地他们便把我们当作知心人，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形象。一天我访贫问苦来到朱家山的朱××的家中，因我们已掌握到他的深仇大恨，有意到他家启发他检举揭发。初到他家，他一句话不讲，只是一个劲吸着自制土烟，约10多分钟还是一句话不讲，一心抽闷烟，我就说：老朱呀，你说共产党是好人还是坏人！孔凡德他们一班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突然站起身来红着眼睛说，孔凡德是坏人，你们能把他们赶走？打死吗？你能把他们抓起来治罪？你们共产党就是好人！……。此人约40来岁，妻子蔡××长期被孔凡德的爪牙霸占，有时这班坏人来了还得让床给他，长此以往，妻子无可奈何只好弃家出走至今未归，已达4年之久，生死未卜；我当即表示这次一定要把孔凡德一伙连根拔掉……。后来他对我们工作队十分信任，暗中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成了土改工作的中坚力量。其实反动势力也一刻都未停止活动，他们看见我们工作队走村串户地向群众宣传，见谣言不能蒙蔽人民，他们又生一毒计，就是1950年9月13日晚就在我们工作队驻地叶家村，一夜间突然死了3头大猪，其中两头大的约一百五、六拾斤，一头小的约七、八拾斤，头天晚上还是活生生的，早晨起来发现猪硬梆梆的死在栏里。农民一年到头望星星、盼月亮寄希望年底一头猪。当时又是谣言四起，竟然有人暗地里说是我们工作队干的，其理由是猪舍离我们工作队住房太近不卫生，是我们工作队员派人偷偷地毒死的。竟然还唆使一名穷苦妇女叫姚××的老太婆，来到我们的住处又是哭嚎又是嗑头，要我们千万不要把她家的猪毒死，口口声声称自己可怜，30岁不到就守寡，带大一对儿女好不容易，女儿嫁得较远，儿子在当年被日本兵抓去，作挑夫到抚州等地约半年之久，后来逃脱辗转回到家乡，积劳成疾瘫卧在床，虽见好转至今尚未成家，一头猪就是她母子的一年希望。当时我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她所说情况的原由、真假。后经与她细细交谈了解到是有人唆使说工作队今晚就要派人到她家把她家的猪毒死。问她到底是谁告诉她的，她不敢说，说了她就没有命了，连她的儿女也都活不成了。我们工作队经过认真分析，死猪之事分明是有坏人在捣鬼。企图往我们工作队员脸上抹黑，想把我们工作队赶走，要我们难以站稳脚，要我们无法开展工作。针对敌人新的诡计，我们展开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而得知具体实施这一罪恶行为的是一名四川籍流窜鳏夫约37岁，名叫郝怀德所为。此人籍贯不详，解放前在金桥乡约住了6年多时间，住在破落的龙林庙内，自称是四川人，以做篾器和短工为生，似有智障，人们戏称他叫“好缺德”，最易受人利用，出事那天约8、9点钟有人看见他提着行囊，一路到沙河方向来。从此后一直未见此人踪影。究竟是谁唆使无从对质，但消除了老百姓对土改工作队的无端猜测。根据金桥乡如此复杂情况。当时工作队领导，组织工作队员和金桥乡乡长张祖义、农会主席姚传言、民兵队长叶年丰、妇女主任张美玲、文书刘儒棋和几名进步青年于9月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对死猪事件作出严肃认真的处理，要求金桥乡的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提高警惕、抓住敌情、及时汇报、紧密配合、加强组织纪律，深入扎实地搞好土地改革。当前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充分说明敌人是不会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同时对当前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紧跟全县的土改进度。加强力度尽快计算出人均土地分配方案，为下一步划分成分工作奠定基础。继续深入开展广泛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牢牢掌握深刻理解县区指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封建地主当权派，消除群众顾虑，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得解放，破除命不好，八字不好的封建迷信。坚持每天晚上不论风雨霜雪分头到各村民组召开群众大会，每户的户主均不能缺席。主要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当地不法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剥削阶级和其他坏分子，摸清情况，重点选择孔凡德的堡垒村孔家祠堂和叶家堰村为斗争的重点。
  （六）
  我们工作队队员每晚开会回到住地基本都在深夜1、2点钟，回来后还要进行汇报，互相交流情况。通过每晚会议所掌握的情况来确定打击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以及农村土改中的突出问题和有代表性的问题。对于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将依据县区精神依法解决，妥善处理。对个别性的问题，则个别对待，多请示汇报，待区县综合处理。几乎每天晚上我们土改工作队住房的昏暗煤油灯基本到天微明还是亮的。那时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怕疲劳的崇高精神。经过10多个日夜基本上掌握了金桥乡各阶层思想活动情况和对土地改革的态度。这仅仅是在宣传发动和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大量的艰难工作，那就是实际丈量土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是要准确地逐家，逐丘逐块地丈量、登记、上册、填表、复制等等，工作进度要抓紧。还有一班人对具有剥削行为的户主财产、房屋、农资、农俱，土地外租，债务借贷，高利剥削等登记核对。必须准确不枉不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再一项就是对本乡人口的基本情况归户登记，主要是姓名、户别、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职业、政治面貌。这些看似容易，实际也很复杂，如夏××之子入赘过继其舅，在夏××户内反映尚在夏家，而其舅舅饶×家又反映在饶家，如马虎行事，便出现一人居两户，又如：金××之妾，她本人是安徽人，长期居住在金家（因金某前妻未生子女），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系金某之妾并生有子女，而在归户登记时却成为无根悬户，有人认为应登在金家，她本人也同意，可又有人认为新中国一夫不能二妻，应分户而立，（后来根据土改政策分为单独一户），以上3项工作都要求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员才能胜任，而我们工作队共5人其中有3人基本属于半文盲。据此工作队长李保雷同志特地来到金桥完全小学，同进步人士代理校长李先生商量，请他伸出援助之手，借抽3名青年老师，时间约20天协助工作队把金桥乡的土地丈量、财产登记等项事情协作完成。另外工作队还从社会上组织了以吴由元等5名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3支专业队伍，每支队伍都有4、5个能熟练操作的人员。因此，工作进度快，这5名学生是在土地改革工作刚刚开始尚未划定成份之前抽的。可是在开始划分成份过程中，根据当时当地的土地拥有量和剥削程度等，政策框框衡量，其中有两名进步青年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还有2名被划分为富农成分，一名被划为富裕中农成份。成分划定后这5名青年情绪低落，思想消沉，我们工作队长李保雷同志和工作队员轮番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他们放下包袱，跟共产党走，跟毛主席走，跟广大人民群众走，讲明他们本人是学生成分，没有剥削他人，只是家庭出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靠自己选择，经过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步青年吴由元还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将家中的3斤黄金以及其它首饰等物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并带领其他青年重新振作精神积极工作，其中有4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还有3人被陆续选拔为基层领导干部，一名病故、一名土改后到工厂当了工人。由于工作队的转化工作得当，从而壮大了革命队伍，大大地加强了土改工作进度，提高了准确率，在整个三区我们金桥乡的退回返工率是最少的，曾得到县土改办和区政府的多次表彰。
  （七）
  因此地情况特殊，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我们已将当地土地改革中所出现的情况和孔凡德一帮坏分子的猖獗对抗情况以书面材料向县委和县土改办作了详细汇报，县委已将此材料原文报送九江地委。九江地委对此十分重视，特要求沙河区协作金桥乡拟在国庆节前夕召开一次大型公审斗争大会。由于地、县、区委对金桥乡的土地改革给于重视和支持，我们工作队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大会定于9月30日上午9点正式召开，会场设在叶家堰娘娘庙即金桥完全小学。因那里地点比较集中，周边的蓝桥乡、冷水乡、赛阳乡、丁田乡的群众也可以前来参加。这里地势开阔，操场和农田可容纳几千人乃至万人以上。大会的时间、地点已定，接下来是部署会议的具体事项，一是确定公审斗争对象，首恶分子孔凡德本人潜逃在外，无法收审，但他们几个爪牙帮凶尚被我控制，工作队特别强调青年积极分子和民兵近期密切监视孔宪其、孔凡茂、汪道协、刘为红、吴于清、汪德和等人行动，不让他们外出，离开村庄，一定要请假按时归来，随时接受工作队的谈话。受审对象还有大地主叶奇思（音）此人是金桥乡乃至沙河区的最大地主之一。叶奇思本人在解放前夕病死，有多个儿子，一个在伪军内任职，一个叫叶国恒的在伪九江县政府任秘书长，另一个经商，一个在同文中学任教，据说还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国共合作时被国民党骗到湖北武穴杀害。家有不少良田熟地，房屋楼舍数幢。叶奇思在世时依仗其子横行乡里，高利盘剥穷苦农民，采取大斗进小斗出，出租土地，雇请工役多人，十分刻簿，乡民怨声载道，死后由其四子叶东生在家监管。还有金高华、吴正林、吴逸林、汪德和、吴干清也列为此次受审对象，同样是高利盘剥乡民，在乡民中也有很坏的影响。另外还安排了3名在当地虽算不上富户官商，却是流氓地痞，作为陪斗对象，他们分别是×××、×××、×××等人。二是安全保卫工作，为了顺利开好此次大会，保卫工作非常重要，就在我们工作队紧锣密鼓地准备阶段。突然被列为受审的主要成员孔宪其企图潜逃，9月25日上午声称其岳父外出客死他乡，急需他同去料理，其行装“冥品”均已备好，却未跟任何人请假便出走，被监护民兵夏腊牛等人发现，便包抄小路将其揪住送到工作队住地；后一直看守在乡公所，直到公审大会结束才让其回家。无独有偶，叶奇思之四子也嗅出了火药味，在9月26日中午时分，佯装得了重病，要到九江去治病，叫长工周毛伢和程金狗用竹床抬他绕道准备先到沙河，其实也是企图逃避公审斗争。可是刚刚抬到黄家山脚时就被民兵叶有来、叶显科发现盘问去向，两名长工心里略知一二，俱不作答，叶东生一边低声呻吟装出病得很重的样子，一边支支唔唔，欲言又止地哀求说，我们一笔难写一个叶字呀，今天你们放我出去诊病，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来日有什么要用着我的地方，只要一句话我会把你们当恩人报答，手中的文明棍还不时地指着天上说，苍天作证，我叶某从不负义……。民兵叶有来和叶显科二话没说叫两个长工把他抬到乡公所，他一听说要抬到乡公所，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去不得，我死也要死在家里。两个民兵就叫长工把他抬回家找郎中拿点药调治，近期不得外出，否则按逃跑罪论处。通过上述两件事看似偶然的，其实是这些坏分子对土改工作的软对抗。
  （八）
   对开会期间会场的保卫工作也很重要，我们组织了民兵和青年积极分子36名，并发放了枪支，还在区中队请了两名军人组织训练。届时执行会期保卫。并实行内保和外保相结合，所谓内保，就是内部人员安排、控制、主席台附近的保卫，届时可能有县区领导莅临会场，还有负责押送受审人员进入退出会场。一方面为防止有人劫持，这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不法分子，一是孑L凡德的爪牙，另一方面是宗族中势力。同时还要保护被审人员不被义愤填膺的贫苦农民乱拳打死；还有会议期间的文件材料不被不法分子所哄抢等等。所谓外保就是会场四周的安全，因孔凡德潜逃在外，遥控指挥留在当地的部分余部力量，这帮人如万一串通冲击会场，其影响将会造成不良后果。除6名安排为内保外，其余30名都是外保人员。外保的任务更加繁重，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外围巡逻，布置在各主要道路和会场附近的几个较大的村庄约一华里，如发现异常便吹紧急口哨联络。金桥小学对外联通共有5条道路，我们都安排了外围监察人员，最有利的一面是学校地处两河交汇的中间，三面是水，两河上各有一座小石桥约1.5米和2米宽，5条道路就有3条要经过这两座小桥，第二层保卫就在两桥的两边各安排4名保卫人员执勤。如有情况同样吹紧急口哨联络。其余12名民兵则为流动岗哨。保卫工作安排妥当，人员定岗定位，内外有序，井井有条，责任明确。三是如何借此次会议的东风，掀起人民群众的革命高潮，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大长贫雇农的志气，大杀封建地主的威风。从而推动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地委指示要在国庆节前召开这样的大会．这说明此会议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作为我们工作队倍感压力之大。因此，李保雷、黄卓中等领导强调，这次会议一定要组织好、保卫好、顺利地把会议召开好，其他各项工作均已安排落实，现在还有两件事致关重要：①是参加会议人数、声势、气氛。当时整个金桥乡十几个自然村全部男女老少加起来也不足1000人，如果人数较少，声势不大，就达不到威慑敌人的目的，为此工作队召集金桥乡各自然村农会主席、贫协干部会，要求9月30日如无特殊情况，人人都要到金桥小学参加会议。同时决定提前3天，将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写在纸上以海报形式，分别张贴到邻近的几个深受孔凡德、叶奇思之害的乡村，邀请相邻乡村干部群众前来参加公审斗争大会。并可以参加上台发言斗争，但必须在发言前向大会会务组取得联系。②是提前组织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各界人民代表的名义上台发言。此项工作既艰难又细致，通过各次会议所掌握的情况看，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确实不少，又考虑到会议时间不能过长，我们确定安排有代表性的15名人员发言，为了防止冷场还安排了几名预备发言人。经过我们工作队精心部署，安排妥当后便将会议的程序、步骤、计划、用书面形式上报区政府和县土改办。很快在9月24日县委书记姚少诗同志亲自打电话告之沙河区委：同意金桥乡土改工作队的意见和安排，“公审斗争大会9月30日上午召开时间不要更改，到时县区派员参加……。”会议自准备、汇报仅用了5天时间，自姚书记批示到正式开会仅4天时间。根据9月25日会议安排，9月28日由黄卓中副队长带领15名青年积极分子和民兵到金桥小学操场搭建简易主席台。还有12名青年积极分子和民兵，分三路到邻近乡村张帖公审斗争大会的海报，分别由我带领4人到毛桥、长岭两个乡；张祖义带领组4人到蓝桥、冷水两个乡；汪红淼带领4人到赛阳、太平两个乡，9月28日一大早我们起床搞好一大锅浆糊分装成三个木桶，每组4人沿途轮换抬着。那时条件极差，既没有瓶装浆糊又无胶带之类可贴物代用，每组大约是18张海报，分别为黄、绿、白3种颜色纸，每个乡约贴6张，一般贴在较大的村庄和乡政府所在地。当我们贴出第一张海报时，乡干部和很多群众围上来观看，无不拍手称快，因汤桥和长岭两地很多农民靠租种叶奇思的田种。都说叶奇思不问年景好坏从不减租，如今也有今天，我们可等到斗争这个家伙的日子了。开会那天都组织了很多群众敲锣打鼓来到会场，某乡干部刘××还说，我们也准备召开斗争大会，到时也把叫奇思等人押来斗一斗。长岭乡乡长黄×也十分支持，到时我乡一定组织群众去参加斗争大会。我们不仅是张贴海报，同时还是一个宣传小分队，当我们走到长岭背王家村，很多农民正在备耕油菜，听说我们来贴海报，丢下农活围上来听我们讲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斗地主的内容，及斗哪些人？我们能不能参加斗争？在哪里斗？我们一边解答一边向他们宣传土改政策，有人对金桥小学还不十分了解，我们说就是金桥娘娘庙，他们才恍然大悟。当我们来到曹家村时几个年龄较大的人悄悄凑过来小声问我，听说共产党要斗争孔凡德，是真的吗？他们有很多人，很多枪，你们敢斗他们吗？我说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就是专门斗争坏人的，保护穷人的，我们不但要斗争他们，还要打倒他们，把他们关押起来。其中两个年龄较大的老人似乎有些怀疑，我们又把土地改革的意义跟他们讲了好一会，并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剥削阶级，打倒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才能救中国。两个老人似乎明白了一些，又问我不是金桥乡的人可以去参加吗？我说能，还可以把你们村庄的人都邀去参加。
  （九）
  1950年9月30日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次参加的大型会议，那天我起得很早，和保卫执勤人员早早地来到会场，把今天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天随人愿，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和风习习，气候宜人。主席台前腰鼓队、秧歌队和舞狮队陆续来到会场，锁呐队由远而近随风而来，会场和谐而又庄严，大约8点钟，会场已经挤满了人群，多支腰鼓队鼓声震天，秧歌队的年轻姑娘面带笑容，轻盈的舞姿仿佛迎来祖国的春天百花斗艳，完全小学高年级学生男女相间手拿小型彩纸三角旗列队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唉咳哟……唉咳哟”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正月里闹元宵”、“亲手栽花花儿鲜，亲手栽树果儿甜”等等，这些祖国的未来，春天的花朵给庄严的会场带来节日的喜悦，给饱经苦难的乡民带来无限生机，此时我也同样沉浸在万分幸福之中，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感慨出一声，啊祖国，我亲爱的母亲，此时祖国万岁则脱口而出。
  当我们沉浸在无限喜悦之中，远远望去从西北侧方向走来了一支人民军队，他们英姿飒爽，肩扛钢枪，健步直奔会场，原来是九江地委指示九江军分区领导派来约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这次大会的人民武装力量，带队的首长便是时任九江军分区司令员陈孝同志，一同到来的还有县委书记姚少诗、沙河区委书记李文贵（音），九江县土改办领导和九江地委有关领导、九江地委土地改革委员领导，共计10多人。9月30日上午约9时许，参加大会的有关领导在工作队长李保雷同志带领下一一走上主席台，走在最后的是工作队副队长黄卓中同志，会议的第一项由李保雷同志宣布大会开始，接着由事先组织好的学生、青年积极分子、民兵为主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刚刚结束，台下顿时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打倒人民的吸血虫”、“打倒孔凡德”……此起彼伏，接下来由李保雷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不准斗殴、不准吆喝、不准冲击主席台、不准殴打公审对象……等，第二项由地委土改委员会领导讲话，沙河区委书记李文贵同志就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对金桥乡土改工作作了肯定。随后是九江分军区司令员陈孝同志代表“九江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大会的支持，他讲话题为“坚决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打击封建资产阶级复辟”，表明人民军队的立场，顿时掌声雷动，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第三项由区中队长宣布将坏分子孔宪其、孔凡茂、汪道协、吴正林（音）、吴逸林、吴干清、汪德和、叶奇思之4子和3名陪斗人员×××、×××、×××押到会场，此时口号声山摇地动，此起彼伏，愤怒的人民群众急不可耐，在多名民兵的“保护”下，将13名坏分子押到被斗席上。先由工作队副队长黄卓中同志一一宣读坏分子的姓名，罪恶行为，然后各界人士上台诉苦、吐苦水，以讲事实，摆事实，面对面地斗争，此时不知是胆怯，还是激动，未有人上台发言，一会儿，一个黝黑的中年农民名叫刘席非的，此人憨厚梗直，言辞少，上台后扎脚捋手，首先叫一声被斗人的名字×××，接下来便骂；我×你的妈妈，老子的爹爹就是在你家打长工，得了虐疾（摆子）又冷又烧，你还不让我爹休息，要他上山打把柴，一连几天，后来被活活折磨死在你家，你叫长工把我爹抬到我家的稻场上，就什么也不问。说着从台上跳下来对着被斗人背后猛踢两脚便走了。为了很好地把握会场气氛，提高斗争质量，我们工作队在发言顺序上作了认真地调整，首先安排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代表发言。为了不打击积极性，自发上台发言的我们掌握好他们的顺序打招呼接着谁的后面，这样既不冷场，又能活跃气分。青年积极分子发言，思路敏捷，火药味极浓，震撼力强，重重打击了孔凡德一伙坏分子的嚣张气焰，接着又安排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以亲身经历，铁的事实揭发这些坏分子的伤天害理的行径，从而激发广大参加大会的群众仇恨火焰。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在此群情激奋之下，为防止更多人的冲动，中间领导插话，接着又安排进步的知识分子发言，这些知识分子发言，语言生动，说理性强，层次分明，既揭示了这帮坏分子的反动本质，又揭发了他们蒙蔽人民的伪善。苦大仇深的农民又是小姓，祖祖辈辈受尽欺压的潘××，一边哭诉，一边拿出保存多年的血衣，举着被打断的残肩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诉说，使在场的人有如亲历，顿时会场一片哭泣声、喊打声、地动山摇。此时大会早已进入高潮，如不适时掌握火候，有可能出现骚动，群众的激情完全调动起了，此时还有不少群众要求发言，汤桥的曹××，凤凰乡的黄××，还有蓝桥乡蔡××等等，都眼含泪花要求斗争。口号声“打倒地主分田地”，“打倒恶霸汉奸”，“打倒蒋介石”，“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拥护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根据安排15名同志发言，可是到发言结束时统计已有34名发了言。此时已到下午，最后，县委书记姚少诗作总结和部署下一步工作……。
  通过这次公审斗争大会，金桥乡乃至周边的邻乡，反革命气焰狠狠地受到打击，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这次会议主要使穷苦人民感到有了出头之日，扬眉吐气的时间已经到来。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十）
  公审斗争大会虽已圆满结束，但斗争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封建的地主剥削阶级和孔凡德一伙坏分子的嚣张气焰，让广大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根据九江地委土改委员会和县委姚书记批示精神，牢牢掌握土地改革政策，认真抓紧划分阶级成分，扎实搞好下步工作。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此划定阶级成分，分清敌我友界线，是巩固新生政权的第一步，土地改革也就是新生政权走向辉煌的第一步。在划定成分时我们主要依据政务院（即国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其实是一件政策性极强，且十分细致的工作。它不但要求我们工作队员本身认真弄懂吃透政策精神，还要求乡村干部、农会干部弄懂吃透政策精神并能熟练运用，不能推友为敌，更不能认敌为友，要以政策为依据。财产的拥有量（包括土地、房屋、耕牛、农资、农俱、以及不动产等），剥削情况（包括雇工剥削、高利剥削、土地租赁），在开始划分成分时是采取自己报土地面积，田亩数量，家庭财产的方法，贫雇农总是积极涌跃发言，中农、富裕中农和地主吞吞吐吐，甚至有意少报、漏报。同宗同族的明知也不揭发，当有人揭发时，他立即说，啊、是、是、是、我忘记了，地主则一声不吭，让工作队定，让群众去评，有的地主则只报良田、不报旱地，只报房屋，不报借贷。在评议中竟出现，宗族房头相互包庇，企图蒙混过关。经过几个昼夜的搓柔，毫无结果。工作队会议研究决定采取先公榜，后评定，即将各户的土地、房屋、雇工财产、借贷（承贷方和被贷方同时出榜）等基本情况，统统公布，如有不实可以更正，这样一目了然，然后交叉评议，最后集中评议，后根据集中评议公布第一榜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小土地出租等等。第一榜公布为9户地主、11户富农、7户富裕中农、9户中农、1户小土地出租。再让全乡人民再进行评议，待第二榜公布，经过广大群众5天的酝酿和公开讨论，公布第二榜，第二榜为7户地主、9户富农、4户富裕中农、6户中农、1户小土出租，其余均为贫雇农，本来第二榜可以定下来，为慎重起见，工作队长口头请示县土改办和区委，并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土改办和区委要求再酝酿几天公布第三榜。我们工作队一边召开全乡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酝酿划定成分工作的落实，另一方面做好没收、征收之前期工作。在评议中我们发现群众的觉悟都很高，心里一杆秤，因此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杜某某，他土地房产基本属于富庶农户而他的贷款数额较大面广，第一榜被评为地主、第二榜产生分歧，杜某是个土郎中，专治疱、痈、疮等杂症，远近闻名，手头有些浮钱，此人为人忠厚纯朴，且爱助人为乐，对穷人治病有时还不收费，手头的浮钱基本都借贷出去了，而他的利息普遍比其他人的都偏低二三分，当然也属高利贷。大多数群众认为杜某所放的贷均为借款人之救急所用，等于杜某是济人之急，解人之难，不属剥削行为。因在旧社会没有国家信用借贷方式和机构，也没有银行贷款，更谈不上无息贷款，故杜某不属高利剥削，通过争议一致同意杜某划为富裕中农。属共产党争取和团结对象。第三榜是在1950年11月下旬敲定的，第三榜定为6户地主、7户富农、3户富裕中农、5户中农、1户小土地出租，其余均为贫雇农，第三榜分布后社会反映良好无任何异议。经全乡群众大会通过后，我们土改工作队便将全乡6户地主和7户富农的基本情况以表格形式上报区政府备案。因为地主和富农在当时的情况下属于被管制的对象。
  （十一）
  综上所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广大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了中华民族，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特别是3亿农民取得了土地所有权，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尤其是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农民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土地证和山林证的时候，无不激动于欣喜之中，落下了幸福的眼泪，盼了多少辈子的好日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从内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由于事隔半个多世纪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均渐渐处在遗忘边缘，更为遗憾的是我的一本土地改革日记本早已遗失，因此对当时很多有价值的数据和人名均难以回忆，甚感痛心疾首。而今只能泛泛而谈，难免有张冠李戴之误。敬请读者和当事人予以海涵。
  2008年6月
  （本文作者单位：李荣斌，九江县自来水厂，徐席岗，九江县建设局。）
  对九江县土地改革的回想
  张振飞口述 徐常炎整理
  我是九江县城门乡金兰村人，解放初我先后参加城门乡金兰村、港口街镇茶岭村、刘仓村和城子镇彭湾村的土地改革工作，期间以本乡金兰村为主。1951年农历3月，我被选为金兰乡乡长，同年9月，土改结束后我就被转为国家干部，直到1993年退休，现住沙河街。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土改时那火热的斗争场面，激情的群众运动，艰苦的工作作风，翻身解放的高兴劲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至今记忆犹新。然岁月流逝，年代久远，对土改中许多事情的细节难以记清，只能就个人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对整个运动回忆以下5个方面大概情况。
  1949年5月，九江县城解放。1950年2月，九江县设第八区，辖朗山乡和惺予乡，即现狮子镇和城门乡。1950年初，九江县在三区涧泉乡搞土改试点，大约农历8月在第八区进行第一批土改。区委书记蔡天祥、区长李树元带领黄君如等区土改工作队来我们金兰乡（现城门乡金兰、金桥村）进行土改工作。主要工作部署和情况是：
  一、宣传发动，培训干部
  区工作队来乡后，马上进行走访群众，说明来意，宣传政策，培训干部等工作。我当时17岁多，见工作队里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看到他们穿着朴素，说话和气，平易近人的样子，心里并不害怕，就经常跟在他们一起凑热闹，跟着玩，自己并不懂什么事。当时区工作队员黄君如见我年轻活泼，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就问我：读了多少书，家里有几多人，几多土地和生产生活情况。我说：“前后加起来读了两年半私塾，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帮父亲卖油面时学打算盘，记面帐，家里土地很少，生活很苦等”。并告诉他自己叫张登燮（参加工作后改现名张振飞），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生，属鸡的。几天后他就叫我参加了本乡的土改工作。
  区工作队经过几天调查摸底、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开始选拔干部，成立乡农民协会组织，经过土改积极分子推荐，选举胡席彬为农会主席。胡是城门乡骆家嘴自然村人，家里很穷，打长工出身，也没有读过书，但对共产党有感情，对土改工作很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号召力，所以大家选了他。农会成立后，接着选出民兵中队长、妇女主任等于部。从农会组织成立起，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接着就选举乡长，第一任乡长是李荣琥（金兰乡人），当时选举办法叫“种豆”，即先推出候选人，选举时候选人统一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后面地下放1个竹筒，由选举人手捏蚕豆往竹筒里扔一粒，扔完后数豆子，谁后面竹筒里豆子最多谁就是乡长。这个办法简单易行，现在想起来可笑也很有趣。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丈田量亩计算面积。乡农会、乡政府成立后，配备主席、乡长、文书各1人，共同负责土改工作。
  土改工作组织机构成立后，对土改干部由区工作队组织学习培训。如帮助提高对土改工作好处、政策的认识及工作方法等。我现在记得最深的是教我们唱歌。“土地改革进了每个村，穷苦农民要翻身，斗倒地主和恶霸，永远不忘党的恩”，还有“东方红，太阳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斗地主分田地中按照政策是“打击地主，孤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我们就认真学习，弄懂弄通。当时唱歌最流行。工作组带头唱，群众会上教大家唱，充分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持土改，参加土改的积极性。我当时算有点文化，在培训中认真学习和掌握丈田量亩的计算方法和熟练程度，自己是白天学晚上练，要求自己算盘打得快、打得准，生怕出了差错影响工作开展。
  宣传发动是搞好土改的首要环节。为了充分发动群众，首先把妇女、民兵、儿童团组织建立起来，通过小学教师教大家唱歌，组织少年儿童跳秧歌舞。其次是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当时刚刚解放，政权不稳，恶霸地主势力还很猖狂，农民群众中存在担心将来地主打击报复，或国民党回头又要遭殃的思想状况，就出现对工作组不敢讲真话实话，对斗地主恶霸不敢大胆揭发或不参加等现象。10月初，区乡工作队就在叶家湾自然村稻场上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地主富农也可参加，因那时尚未划定阶级成份），会场上张贴了用红、绿纸写的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拥护土地改革法、穷苦农民要当家、打倒地主和土豪、人民江山坐得牢等标语口号。正式开会前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大家唱得特别高兴，口号也呼得特别响。会议由农会主席主持，乡长讲话，民兵中队长、分队长维持秩序。最后是县区工作队员黄君如讲话，大意是毛主席、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了，广大劳苦人民翻身解放了，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了。现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地主剥削和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房屋财产分给穷人。会场气氛热烈，许多土改积极分子带头呼口号响应和支持土改，一些苦大仇深的穷人听会时高兴极了，纷纷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土地改革好”。参加会议约5、6百人，开了3个钟头就结束。
  二、丈田量亩，清查人口
  丈田量亩，清查人口是土改工作中一件需要很认真细致而又极其复杂的事。目的是为了后来划分阶级成份做好准备工作。我的任务是搞丈田量亩计算。全乡按片区（又叫选区）分组进行，由选区代表负总责，每组5个人，安排估田形1人，登记1人，丈量2人，计算1人。估田形就是经验丰富的中年人对田地属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弯形进行认定，供丈量人按不同形状田块下尺丈量，以确保准确不错。丈量工具是两种：一是对长形田地用绳子拉，二是其它田形用架尺量（两只脚落地中间跨度为5尺的木头架子，丈量时接连往前翻动，以每翻一次为5尺计算）。登记人就是对田地户主、座落地点、形状、面积用表册登记。计算人就是根据田地形状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对田地户主认定原则是：自耕田由户主自己确认，出租田由佃户确认。插标为记，工作组先做出牌样通知田主写上自己姓名、田地座落、地址和名称，自己插到田地显眼处，供丈量人记录。对于有的地方土地不在本乡而在外乡，就由外乡佃户确认后由工作组丈量，如第四区赤湖边下就有当时第五区远庸乡黄为甫的出租地，黄为甫就是城门乡大地主。那时人很忠诚老实，办事公道，土地丈量，基本没有偏差。但对个别土地多在地方为人又不好的田主家的土地，有意进行多量的行为是有的，目的是想把他家的成份划高一点（指地主富农）。尤其是家里土地多、势力大、剥削重、欺压人的户主土地多量现象存在一些。后在1952年土改复查时给予纠正。丈田量亩搞定后开始人口清查，目的是为分得地主、富农多余土地打基础。具体登记办法由选区代表统计各选区人口，报乡政府造花名册登记，只要做到不重报、不漏报、不多报、不少报、数字准确就行，做起来比丈田量亩要容易。
  三、执行政策，划分成份
  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确定后，就进行划阶级成份，时间大约1951年农历2、3月份。也就是土地改革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政策依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28颁布的《±地改革法》和县里确定的土地改革法具体实施办法。土改工作队先参加县里学习培训，领会精神实质和具体办法，然后向广大群众公布，并由工作组帮助他们学懂弄通。分田分地办法原则是乡农会、乡政府依据土改法采取群众评议进行，具体办法是：一、建立群众评议会组织，充分发扬民主，以防止少数包办代替的偏差。二、算出全乡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然后按各户人均占地多少分别划出地主（破产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佃农（无土地户）和小土地出租等阶级成份，这是主要依据。三、除土地外，还要根据家庭其它经济收入来源，如开铺（经商）、杀猪、作坊（油榨等）、做生意、手工业等。四、家庭财产（房屋、耕牛、农具等）。五、在当地盘剥手段厉害（放高利贷者），欺压穷人严重的也作为考虑划分地主、富农的因素。成份划定后乡里上报县（区）政府审查批准后，回乡张榜公布。现只记得全乡划成地主成份12户、富农11户，有的还可以叫得名字出来。划分地主、富农成份的标准土改法虽有明确政策，但到乡里不能硬套，也没有指标限定，只能根据各乡人均土地多少和生活贫富水平而定，即冒尖户划为地主。
  诉苦活动与反霸斗争是贫农和雇农解放后分得胜利果实的重大活动。是为了提高群众树立信心、鼓足勇气斗倒地主恶霸威风，巩固新生政权。乡农会、乡政府在1950年正月召开了斗争会，有的还被外乡拉去斗争。会上先是受压迫和剥削特别重大的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诉苦。接着民兵队长将民愤大的地主用绳子拥起来交群众斗争。有的跪在地上挨打，也有的吊在树权上、屋梁一卜用棍子打，还有的被脱光衣服放在水塘里或往身上浇洗冷水澡。目的是通过斗争逼迫地主把事先偷偷埋藏的金银手饰（银洋、金条、手镯、耳环、戒指）交出来，的确有的地主不老实，通过斗争才交出了不少。虽然那时上面有政策，不能武斗（打、吊等），但如果不斗狠点又怕群众发动不起来，地主浮财挖不出来，影响土改进行，对群众的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出现打吊地主后区乡干部既不能明里制止，但又怕斗死人不好办，只有在斗争前对一些诉苦的人和积极分子说：“不能斗得过重，若把人搞死了，浮财斗不出来，对土改和今后不利，故后来打吊地主分子的情况少了。记得在斗地主婆黄XX时，乡土改女干部某某因系黄地主婆儿子同学，人虽在场，但未动手。区工作队干部黄君如见状就说“你是土改女干部，这个地主婆不老实，你要勇敢地斗争她”。她出于无奈，拿起竹槁，背着脸朝地主婆吊着脚踮地的地上乱打，砰砰响，以示自己立场坚定，斗争积极。斗争声势，场面虽然很大，但对文明地主、没有民愤地主不斗争。如骆天纵（金兰乡骆家嘴自然村人）划成官僚地主。解放前他是国民党程潜部队武汉行营秘书长，在程潜撤退湖南时骆回到老家，并带些钱回来，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好于一般人。因家里无剥削，又无民愤，故未斗他。还有港口刘仓村罗家邦是个教书先生，很开明，表示自己有剥削行为，愿将家财交出，故未受斗。
  丈量土地，清查人口，诉苦斗争结束后，接着开始分田地、分财产。根据土改政策，对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实行没收，土地除其家庭人口留下与贫农一样多的以外部分全部没收，分给雇农和土地少的贫农。对他们的房子先把人赶出来外迁，屋内财产搬到乡政府，选出评议员、保管员，先保管后按件作价分给贫雇农，房子先封门，然后分给贫雇农，但房子和财产不没收或不征收。分田地中地主富农留下的土地都是些不出食（不出产量）丑田丑地（如冷浸田、吊螃田等），好田好地分给贫雇农。分财产中个别心有余悸的贫雇农白天得到财产后晚上又偷偷送到地主家，原因是经历了民国19年（1930年）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失败后地主土豪反攻倒算的教训。没收地主家财产是房屋、耕牛、犁耙、水车、家具、衣被、粮食、生猪等。
  四、工作积极、生活艰苦
  土改时县、区、乡工作队（组）员真是吃苦耐劳，不计报酬。他们每天都要到各村庄访贫问苦，动员群众，开会宣传，发动群众。土改时正是冬天，下雨下雪是常事，雪后天晴屋檐上、树杆上吊“凌冰饼钻”，一尺多长的冰棍，霜前冷、雪后寒，冷得猪牛都不敢出门。现气候变暖，见不到这种冷天。但工作队员不怕冷。那时没有雨靴，好一点的穿布鞋，穷困的穿草鞋，尤其是南下干部中北方人不怕冷，打赤脚的都有。1951年正月，下大雪，我在第四区茶岭乡土改，天下雪我下身穿一条单裤，脚穿布鞋与工作队同志到茶岭邓家嘴去，脚全部湿了，冻得发紫，那村庄是平原之地，群众烧柴困难，加上纪律又严，我们更不敢生火取暖，直到办完事回乡政府才脱掉湿鞋将冻僵的脚慢慢烘暖。我们乡干部一般吃住在自己家里，有时晚上开会就住在乡政府，两人睡一床，被子是地主家没收来的。在乡政府吃饭是凭票，工作队在乡政府或群众家吃饭一律交饭票，约合现在一餐1元钱左右，然后由乡文书持票到县、区结帐。1950年、1951年乡干部没有工资，完全是义务劳动，县区发饭票就算是工资。1952年乡政府乡长、农会主席、文书每人每月由县里发大米150斤算是工资报酬。领米地方在沙河大同米厂，领到米后100斤就挑到街上卖，换成钱一部分自己用，一部分交乡伙食团平时买油盐、青菜，另50斤米挑回放在乡里大家吃，这叫做“3人饭5人吃”。
  五、纪律严明、作风过硬
  县区工作队刚到乡就进行培养选拔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如学习文件、唱革命歌曲等，歌唱得最多的是“东方红、太阳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土改干部做到3条：一是站稳阶级立场，与地主、富农份子划清界线，不能为他们通风报信，不能包庇坏人，不能搞人情面目。如斗争地主时明知行为过火，工作队干部都不能明里制止，只好背地里对土改积极份子做工作，叫大家不要狠斗或尽量少斗，有的还通过说理斗争让地主老实交待。二是不能贪污从地主家里没收的钱财，不能丢失公家财物。我在第四区刘仓乡土改时，没收地主家里金银手饰等物品归土改干部周升国保管，他把东西放在小木盒里，有一天乡政府邻居家发大火快烧到乡里房子，周见到火后就抱着木盒拼命往外跑，生怕东西丢失交不了帐。三是男女间不能谈恋爱，男同志更不能调戏妇女。修水县来的一名土改工作队员，与城门徐家畈自然村参加土改工作的未婚女青年自愿谈恋爱，后被人发觉告到县里，经调查核实后领导认为是违纪行为，就在县里召开工作队员大会，宣布开除2人工作，修水人连公家发的衣服、被子都未带走。（本文以张振飞回忆为主，还结合了其他地区参加土改的老同志回忆整理而成。）
  二00七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单位：张振飞，九江县水产局。徐常炎，九江县信用联社）
  六区（马回岭）付桥乡土改回顾
  蔡茂铎口述 孔令炉整理
  解放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要使中国的广大农民彻底翻身得解放，达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必须打倒农村中的地主老财、恶霸势力，革他们的命，这就是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任务。
  九江县的土改运动，当时是分八个区来进行的。也是当时的行政区划，区下面设乡，土改运动以乡为单位，一个乡派一个土改工作队，依靠农会开展工作。九江县八个区的管辖范围分别为：九江市区出东门往东三里街、五里桥、长岭、新港、回峰矾、直至湖口对岸的梅洲、江洲为一区；出东门往南八里坡、马宿岭、鲁板桥、虞家河、周岭、高垅、海会为二区；沙河、赛阳为三区；永安、港口、生机林、城子镇沿江为四区；新塘、涌泉等为五区；黄老门、马回岭、岷山、通远为六区；十里铺、女儿街、黄土岭为七区；狮子、住岭、小城门湖、大城门湖为八区。以后又将江洲从一区划出成立第九区。
  九江县的土改运动从1950年陆续展开，我是参加我家乡第六区付桥乡的土改运动，付桥乡即现在的马回岭镇付桥村。付桥乡的土改是从1950年8月开始，1951年元月结束，历时4个多月。付桥乡当时的管辖范围是：陈八垅、丁家河、黄埇、张家铺、汤家时、蔡家畈、安家垅、藕塘畈、毛家铺、西屋蔡家、岷山虞家河、小阳铺、铁垅张家。全乡又分16个选区，我任选区主任，直接参人土改运动。土改工作队同时进入乡里。付桥乡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吴鸿英，成员有吴邦初、邹中文、张翼飞、张行春等。
  运动开始就成立了乡农民协会，主席是杨运来，成员有我、蔡泽松、汤恒笑、龚享建、张圣春、杨振柳等12人，乡长熊道早。在农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首先开展减租减息，动员群众抑制地主老财的不合理的高息借贷，宣传党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农民群众对运动的认识和积极性，消除顾虑，为了开展反霸斗地主作思想准备。其实在我们六区这项工作是在1949年就已开展，那时由于人们认识还不清楚，当心、害怕、不敢站出来面对，但也为1950年正式开始的土改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减租减息、访贫问苦的同时，土地的丈量工作也接着进行。土地丈量工作以选区为单位，每个选区有一个丈量小组，小组成员有工作队1人，选区1人，还有计算员，丈量员。
  土地丈量是土地分配的必做工作，摸清各户以及地主土地拥有量，是土地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土地的丈量计算，人均土地有2.5亩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以各户原有田地为基础不动，差多少补多少原则进行土地分配，一般都由工作队安排，合理分配，群众满意；所以我们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得顺利，按上级规定时间圆满结束。
  我们乡被划为地主成份的有10多个，相比而言，划的标准是较宽，拿现在的眼光回头看，有的的确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按照土地法的规定是可以划为富农的或上中农的。但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我们还是将他们划为上中农。
  土改结束后，我因家庭没有劳动力，分配的土地完全依靠我来耕种，就没有参加土改的复查工作。但当时县里干部非常缺乏，新建立起来的县属各部门都需要人，因此，当时县里还是要安排我出来工作，提出了家庭的困难，最后还是安排代耕的办法给我解决问题，就这样我被派往省政法学习班，4个月学习结束后，回县司法部门工作。
  二00八年四月
  （本文作者单位：蔡茂铎，九江市计委。孔令炉，九江市浔阳区工商局消协）
  回忆九江县“土改成果展览会”
  陈尚秋
  五十年代初，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了，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了更好的宣传土改胜利成果，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九江地区土地改革委员会于1952年在九江市区内举办了大型“九江县土改成果展览会”。我本人有幸被组织抽调参加了此次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时间已隔了半个多世纪，只能粗线条地回忆几点工作情况。当时九江县委领导非常重视这次展览工作，县委书记姚少诗、县长侯野烽同志亲自到现场指导。组织部长李保雷同志对筹备工作的设立及展出的内容、规模，拟订了工作大纲。在对工作人员集中培训的基础上，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了合理分工。筹备小组下设4个工作组分头进行工作。（一）文字材料组，由王冶民、朱仲启二同志负责。从土改运动中农民向地主面对面的揭发检举斗争中，选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编写成文字宣传稿，作为展版图画创作的素材。在这些典型材料中，真实记录了地主份子许多伪善面目后面凶残的真面貌：如岷山剿匪部队一排长的遇害，20世纪50年代新合乡一农会主席被枪杀，此案很快侦破，犯罪份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又如涌泉乡恶霸地主组织武装围攻农会，事实教育了农民认清受骗的真相，与地主划清了界线。更有惨绝人寰的港口永安恶霸地主高传贤，不但亲手杀了几十名共产党人，连他们的后代也不放过，极其残忍的活活把农民孩子撕成两边。谁无父母？谁无儿女？天良丧尽的地主老财，他们良心何在？我们办展工作人员也深深受到教育。（二）美工设计组，几名美术工作者根据印发的文字脚本，把任务落实到人，各人再构思创作设计画面进行绘制。本着节约闹革命的精神，因陋就简，白报纸单线平涂，糊在马粪纸版上，冲个洞用铁丝穿挂起来即可展出，这样的方法也是从便于下乡巡回展出的准备。版面文字则是由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志直接在版面上写，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三）观众联络组，工作人员市妇联的王少华同志刻印组织观众的通知，到驻市部队、各中小学校及居民委员会，组织他们参观，同时收集观众的反映。（四）后勤总务组，负责物资采购供应，展品保管等。一切日常工作均由地委农工部长胡满珍同志全面总负责。那时各组办公地点都在老九江县政府办公大楼内（即今市妇幼保健院对面港务局宿舍内）我们的美工组在一楼，我负责版面设计、展出布置和连环画绘制、红幔书写。工作开始先办个学习班学习相关文件，然后组织大家下农村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由省土改工作队一位南下干部带领我们奔赴九江县新塘五区、港口四区及沙河城门一带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兄弟交朋友，边劳动边听他们诉说祖祖辈辈如何受地主压迫的苦难经历。收工后召开群众大会小会，进一步回忆地主们怆惶逃离大陆时，分散藏匿于民间的各种罪证实物。农民纷纷提出线索，找寻到了部份实物，记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地主武装杀人的大刀，刀身全锈、刀口卷曲、刀中裂口处还夹着一根被害人的长发。另有一件同样珍贵的血衣。从文物角度来看实在是太珍贵了。工作人员十分小心地保护起来，一并交专人登记保管。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9月份筹备就绪，作选择展览地点的准备了，为了使观众参观方便，展出会址在老县委招待所（原双峰路县委招待所，今白鹿宾馆的前身），展览按四大部份展出：
  1、介绍九江县历史沿革，山川资源概貌。
  2、土改斗争，以大量的篇幅用文字说明，大照片、连环画、图表实物等介绍农民在土改运动中吐苦水，控诉地主滔天罪行的真实斗争场景。
  3、翻身农民作主人的欢笑。拨开云雾见青天，农民从内心感谢共产党，欢天喜地分得了胜利果实，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照片中那熊熊的火焰焚烧地契的镜头更是激动人心。观众也随着农民欢笑的脸，一同分享着这一来之不易的喜悦。
  4、农村新面貌，农民当家作主人，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干劲十足，农林牧副鱼丰收在望，形势十分喜人。在展出新品种时，李昌时先生向观众介绍一种名叫“纤皮力”的软木制品，已被列入外贸项目，为国家换得了外汇。
  这次展览会布置手法是图片、照片、连环画与实物相结合，群众看得懂，很有说服力。展厅墙上挂满了地主穿的种种皮毛的皮袍，另一墙上则是穷苦农民几代人共穿共用的破衣破被，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从地主使用的红木家俱、虎皮坐垫、摆设的钟表字画和展柜中陈列的金条、金砖、银杯银筷，足见地主阶级他们过的生活是何等的奢侈。更使观众气愤的是地主剥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展出的大秤小斗都暗中装的机关，可怜的穷苦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上当受骗。
  这次展览办得很成功，观众勇跃参观，工作队员虽累犹荣，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作队员的责任心很强，从收集资料到展出、讲解、保卫都是大家一齐动手搞。有一次半夜下雨，工作人员半夜爬起来，收拾挂在空场上的展版。我认为这种对工作负责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2007年11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九江县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会印象
  郑光中
  解放初的九江市仅4万人口，过了甘棠公园，人民路就属于九江县管辖，九江县人民政府设在庾亮南路，每到春节后，县属各乡干部和戴红胸标的农民代表都要集中到县城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布置新的一年春耕生产。这些代表都住在老县政府内，后来改名“九江县招待所”。那时我是8岁的孩子，喜欢看热闹，代表们到县政府开会，这里每天都要杀一、两头猪，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开会，当时我还没有计数，在我的印象中好多好多人走我家门口过。
  1952年在老县政府里办了一个九江县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会，我好奇心强，象地老鼠一样钻进这里看展览。展览会的展品此前我许多都未见过，因为我是在城里生活长大的，根本不懂农村生产、生活用品用具，我只不过是看热闹而已。在我幼稚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1)有一个展览厅，一边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大皮袍子，那里有的大人认得出那件是貂皮袍、那件是狐狸皮毛、那件是山羊羔皮袍，还有一些皮毛坐垫的太师椅……。另一面墙上挂着农民祖孙几代穿过的破棉袄，棉袄的棉花象烂猪油渣，脏兮兮的，参观的大人们说，这些破棉袄至少穿了3、4代人，单衣是顺穿3年、反穿3年、补补纳纳穿3年，穿9年的衣服是常事。
  (2)展厅展出了地主家里的金条、金砖、银筷子、银酒壶、银酒盅，听大人们讲，银筷子放在食物里，看它是否变黑，若筷子尖有黑色说明食物中有毒。这个展览厅内还有一个神奇的“抹布”，据说，这块抹布是从外国买来的，这块抹布可以用在酒席宴会后抹桌子，用完以后不管多么脏，只要把这块抹布放在火上烧一下，所有的脏东西都没有了。真神奇！今天看来。这块“抹布”只不过是一块玻璃纤维布而已。但这块抹布在50年前工业落后的旧中国农村地主家，真可算是“奢侈品”。
  (3)展览会还展出了地主老财穿的“马褂”、“瓜皮帽”、“文明棍”、地主用的算盘，这算盘有的是柚木做的，有的算盘珠子是玉石的。还有量粮食用的“斗”、“升”、“合”等器具，这些量具好象都有夹层的底板，地主收租时将底板抽掉，但农民向地主借粮食时地主将底板加上去，量出粮食就少多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斗进，小斗出，那时我根本不理解。
  (4)展览会还有一杆大秤，秤中间是空的，大人们说这秤中间是空的，中间灌进了水银，水银可在秤中间来回流动，这有什么利害关系那时完全不理解。一般秤砣是铁铸的，这个展览会展出的秤砣下面有一个空洞，这洞里填满铅团，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也不理解。长大后才知道，地主是用这些隐藏的、狠毒的办法剥削农民。展览会上还有很多田契、地契、房契、卖身契、帐目本等，象小山一样堆了很多，这帐目本一般是蓝色纸的封面，红色竖格子，毛笔写的帐本。还有许多借据……。
  那时候，中共九江地委、专员公署机关、九江市（县级小市）政府，九江县政府机关都在老市区内，关于土地改革的部署，我查了有关资料，进度是一致的。当时我在九师附小读书，农村土地改革以后，我们班上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回老家分田分地去了。我们的唱歌教师姓朱，教我们唱土改歌，内容是：“种田人，吃了多少苦，种出了粮食养地主，风吹雨洒太阳晒，老婆孩子没吃又没穿，唉哟，为什么我们这样穷，为什么我们这样苦，不怨天来不怨地，只恨哪封建大地主。今天我们要土改，土改翻身永远不受苦，永远不受苦！”为了巩固土改成果，在广大城乡开展“识字运动”，我当时在居民委员会看大人们上扫盲班，学唱扫盲歌，内容是：波泼摸佛、得特纳勒、加油学、加油学，波泼摸佛得特纳勒，加油加油学，争取一个模范，真光荣，争取一个模范真光荣。当时学习的注音字母，与今天拼音字母对照，勹(b)攵(p)冂(m)匚．(f)(d)(t)了(n)(I)，土改干部帮助农民扫盲，在门口、农具上都贴上汉字，许多年轻村组干部通过刻苦学习，都摘掉文盲的帽子，县政府还发给证书，表彰他们。二00七年十一月
  （作者单位：九江市开发区中学）
  土改运动中的一首歌
  土地改革时，我是刚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经常听到大人们唱着一首关于“土改”的歌曲。至今不知道歌名，也不知词曲作者，但对歌词记忆犹新。现全文抄录如下：
   （一）我们农民，一年忙到头，
  受压迫，受剥削，替人做马牛，
  插秧田，车谷水，黄汗满身流，
  打起谷子落不到，还不够缴租。
   （二）地主快乐，吃肉又穿绸，
  我农民，受痛苦，无盐又无油，
  儿担饥，女号寒，生活无路走，
  地主谷米情愿烂，不借我穷汉。
   （三）地主只顾自己的利益，
  高利贷，大利息，息上又翻息，
  封建剥削不打倒，穷人穷到底，
  团结起来打倒他，人人有饭吃。
   （四）我们农民，一起来分田，
  分了田，安了心，才能大翻身，
  地主少，贫农多，不怕地主狠，
  打倒地主很容易，只要下决心。
   （五）我们农民，一起来努力，
  开荒田，挖荒地，都是自己的，
  把土地，来改革，还有我一份，
  挖断穷根无压迫，人不剥削人。
  （九江县审计局徐隆繁2008年8月回忆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