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庐山脚下游击战
  石西民
  [编者说明：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石西民先生（1912-1987，浙江浦江县人，著有《时代鸿爪》等书，新华社撰其生平和新闻业绩载198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深入战场前线采访，在《新华日报》等处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和评论，其中有关于九江、庐山的抗战通讯多篇，真实、生动、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当时九江抗战情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1985年）和50周年（1995年）、60周年（2005年）之际，九江市及有关县编印了多种纪念抗日战争的文集，但均未收载石西民先生的这些九江战地通讯，颇有遗珍之憾，我们现刊载这篇珍贵抗战通讯，作为九江抗战史料的有益补充。]
  南浔线的战局，当敌骑窜人马回岭以后，形势本甚紧张，幸我两翼的守军始终能够占据高山据点，威胁着敌人的侧背，使它不敢长驱直人。记者于1938年9月27日，特采访了在庐山脚下蜘蛛山荆林街一带屡获胜利的第××师的将士。
  九月初，南浔线正面的敌人，曾经几度向我庐山西麓荆林街蜘蛛山阵地进犯，企图迂回前进切断我德星公路，使我血战于东西孤岭间的将士有后顾之忧，南浔正面我军更感突出之苦。敌人这一企图终于在我英勇将士的坚苦奋战中粉碎了。从那时候起，庐山西麓的敌人便由攻势转入守势，激烈的争夺战顿时沉寂下来。可是我们英勇的战士仗着一腔杀敌的热廊和雄心决不愿坐待，先是被动的防御，当敌人不敢进攻的时候，他们乘机出击，展开主动的战斗。
  赣北是有名的多山地带，庐山脚下我们的弟兄每到晚间，时常三五人一队，静悄悄地穿过崎岖的山路去摸敌营。起初几天，每天都得到许多战利品归来，一个两个活的俘虏，也在不知不觉中落到我们夜袭勇士的手里。据夜袭归来的战士说，敌人警戒线上的哨兵自我军连夜到处活跃后，不敢一个人出来放哨，往往4、5人或6、7人聚集在一起，蛰伏在小屋子中不敢出来。敌人这种畏怯怕死的心理，恰给我夜袭勇士以聚歼的机会。有时当我神勇的战士摸到敌人聚居的小屋旁边时，敌人还不知道，3、4个手榴弹一齐从窗口投进去，屋子里面的敌军，一瞬间便成了血酱肉泥。
  对于我军的袭击，敌人开始恐慌起来了，对付我们夜袭战士的防御办法，是在第一线上布置一道铁丝网，并在网上挂以铜铃。这还不算，敌人更用了不少军犬，散布在铁丝网内，这样一来，我们夜袭战士，倘若摸到铁丝网旁边，只要一触到铁丝网，铜铃便会响起来，警犬也会对我战士狂吠逼进，可使得担任警戒的敌兵有充裕时间来作准备。敌人自认为这是聪明的妙计，岂料我战士早已放弃了老办法，夜袭仍是我们战士的经常功课，而每一次出去，多多少少总要拿些敌人的东西回来。这一种夜袭继续到9月的后半月。我们的弟兄因为每次胜利的鼓励，已一变过去零星出击的姿态，而改为几百人的大规模出击了。
  康（张，下同）家山在蜘蛛山的前面，有敌军一百零六师团一四五联队的两个中队一个机关枪队占据着，并且做了很坚固的工事，是敌入左翼的一个军事据点。18日的早晨，我两营弟兄出击，目标是攻下康家山敌军这一根据地。敌军利用优势的地形与坚固工事，以猛烈的交叉火网来压制我军的接近，但是我们战士前仆后继，攻击了3、4次，终于穿过了敌方的火力圈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手榴弹尽向敌人众多的地方投掷，壮烈的白刃战完全代替了机关枪与步枪的射击。我们弟兄的勇敢，真可以惊天地动鬼神。有一个班长叫做陈汉江的，他一连用刺刀刺死了4个围着他肉搏的敌人，他自己也身负两创，幸而未中要害，至今未死。在我军英勇攻击下，敌人死伤了100余人，其余狼狈溃窜，康家山便人我手。此次战斗。我军死连长一人，排长数名，士兵伤亡5、60人，胜利后清扫战场，敌我士兵互相刺人心胸，同归于尽的尸首不下10余具，可见当时肉搏的惨烈了。
  23号晚上，我军需营长率领三连弟兄，乘夜色昏黑出击蜘蛛山西南的大洼垴。盘踞在大洼垴的敌人有300多，也做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为我们左侧一大威胁。这一次出击。我们弟兄的攻击精神更旺盛，每一个弟兄都只带手榴弹一种武器，一开始便是肉搏。敌人的密集枪弹，不能阻止我军的前进，手榴弹的火光，闪耀在敌人阵地上。这一战，因为我们进军的神速和巧妙，我们伤亡很少，敌人伤亡的却有100余名，后来不得不慌张向鱼鳞川（马回岭东）退却，尚有敌尸4、50具临时来不及拖回去，敌中尉队长福岛任太郎也在这一次丧生。大洼垴便被我正式收复。
  据××师x参谋告诉记者，在庐山脚下作战的他们一师弟兄20余天来，大小战斗不下20余次，毙敌约1000余名，生擒敌队长水政政喜一名，列兵大驹次郎一名，击毙敌军官7、8名，夺获敌重机关枪二挺，轻机关枪10余挺，步枪200枝，防毒面具、钢帽、手榴弹、毒气罐以及地图、信件、旗帜等军用品甚多。记者上面所写的，仅仅是关于他们战斗过程中一小部分的报道。
  ××师在庐山西麓的战斗，得到了最高统帅和高级指挥官的来电嘉奖，并得到1万元以上的奖金。记者在离去该师师部的时候，特别向该师×师长致贺并祝其争取更大的胜利。
  庐山脚下的游击战，虽然范围很小，并且还不能配合民众大规模的出击，所以获得战果也不大，可是记者近两月来在赣北各战线奔走，对军事上最感到难过的是我们被动的防御战仍普遍存在，而庐山脚下战士们的出击精神，主动的战斗，使记者非常的兴奋。所以我很希望这种主动的战斗精神能够很快传遍到各部队里去。
  采取这种主动战略，我们不仅获得了不少的胜利，而且大大地鼓励了全师弟兄的士气。当记者看到该弟兄那种歼灭敌人的自信心的表现，想想他们所截获的敌军日记中“二天没有饭吃，对战争感到可怕”的记载时，感到这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新华日报》）
  我所见的日寇在九江烧杀掳抢
  钟福汉口述 郑光中整理
  访问时间：2006年4月14日，被访人钟福汉，身份证号：36402210521291，访问人：潘治富、吴圣林、郑光中，录音摄像周健沣，记录整理郑光中。
  钟福汉，1921年5月21日生于九江县城郊钟家湾茶子岭，解放后在当地互助组当过二年会计，终生务农。
  （一）我参加了掩埋八位被日军杀死生蛆的村民尸体日本人从1938年侵占九江至1945年投降，八年中坏事做尽，经常派飞机低飞轰炸我们的村庄，还在这里搞什么自治会、维持会，发良民证。这里的妇女日本人见面就要强奸。日寇一次闯进黄姓的一家，其中有一个人正在洗澡，这些日本兵强迫这家人将洗澡水全部喝下去，黄姓一家不依，日本兵当场将黄世炎、黄世深、黄世水等8人杀死，杀死后还不准埋。过了好几天，日本人走了，我们去埋了这家8人尸体，这8具尸体都生了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和家人参加了埋葬黄家8具尸体。
  1941年6月，听说有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被烧死。日军小分队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四处寻找“凶手”来复仇。当时我村民杨金莲在田里耘禾，鬼子把她从田里抓起来后就进行强奸，最后把杨金莲的房子也纵火烧掉了。
  那时候村民为了求生存，也经常挑柴到九江去卖，日寇在九江设了许多“口子”，即使手中有“良民证”、“安居证”，性命随时有可能丢掉。
  （二）日军追杀游击队
  1938年日军侵入九江前夕，江西省国民政府组织了庐山游击队，我们九龙村一带编为抗日游击队第六中队，中队长钟福炎。鬼子总是千方百计要抓住他。鬼子通过汉奸找到了同名同姓的钟福炎，他根本不是游击队的人，鬼子不管许多，就将这一同名同姓的钟福炎装进麻袋，丢到长江里去了。
  还有一个人叫“驼子洋人”，碰见中国村民就要拉夫，给日军运送物资上庐山，这些被抓的民夫没有一个回来，也没有讯音。
  （三）掠夺庐山森林资源
  日军侵入九江后，九莲公路原始古木参天。日本鬼子到处拉夫，强迫民夫将能通汽车的地方所有原始参天大树统统用电锯将树木锯倒，这电锯很锋利，不久，从妙智到莲花洞所有古树全砍光，装上汽车拉到九江上轮船运往日本。这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就这样消失了。
  （四）鬼子不给盐中国人吃
  日军侵入九江后，严格控制食盐，就是不给中国人盐吃。日军抓住中国民夫做几天苦力报酬仅1斤盐。没有力气做苦工的老百姓就在家做豆腐，用豆腐去换鬼子的盐。
  目击日寇偷运久兴纱厂机器被美机轰炸
  王贤友口述 郑光中整理
  访问时间：2006年5月17日，被访人王贤友。身份证号码：360403330228061。
  王贤友简历：1933年2月28日生于九江县官湖港高家湾，世代以捕鱼为生，1959年定居滨兴街道春安里，普通市民。
  我就住在九江县官湖港高家湾村的长江南岸，我们世代靠在长江上捕鱼为生，那时候我父亲年龄很大，经常把我带在身边，我虽然当时年纪小，但记忆力很好，记得事很多，都是亲自经历的事。
  （一）美国飞机炸沉日寇大铁船
  1940年那时我有7岁，有一天，天上来了许多飞机，大概是从南昌方向飞过来的，每次都有2-3架，朝着我们高家湾长江边行驶的大铁船上扔炸弹。当时听说这艘船装的是日本鬼子从九江久兴纱厂拆下来的纺织机，全部用木箱装钉好，准备运离九江，其实这铁船承载这些笨重的纺织机，还有些不堪负重，因为这铁船是烧煤作动力的。
  当美国飞机向这艘船丢炸弹时，船老板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利益，拼命组织全体船员将船上笨重的木箱子推到长江里去，推下纺织机木箱的地点就是我们高家湾。
  后来这艘铁船被美国飞机的炸弹炸沉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九江久兴纱厂老板和员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派丁很多人住在我们高家湾，专门到长江高家湾水域打捞被丢在长江中的纺织机械，打捞工作花了4个月时间。
  （二）日军飞机轰炸九江大铁船
  1940年我和父亲摇着一只小木船在长江中捕鱼，船行到外洋街（今九江湓浦路口滨江路段）附近。突然来了日本飞机正盯着一条准备开往上海的大铁船轰炸。
  当时这艘大轮船已经上满了乘客，但还有许多人抢着上这艘轮船。
  日本飞机来了以后，下面的兵准备将继续上船的乘客拦住，不许再挤上船。这艘大轮是烧煤的，有个很大烟囱。船正起动拉汽笛要开动时，日军飞机将一颗炸弹丢到烟囱里。
  见此情景，父亲把我抱上岸，在外洋街驳坎下面，父亲把我压在驳坎脚下，以防日军飞机再次丢炸弹被弹片打伤。
  当飞机一走，一声巨响，这颗炸弹在船舱内爆炸，船立即沉没，船上、船下、长江附近水面到处都是死人血水，江水变成红色，江面飘浮的死尸象一层死鸭子，惨景入目，悲惨至极。
  日军又用巡洋舰封锁长江，除挂了日本旗的小木船行驶外，其它船只一律用机枪扫射。
  日军把久兴纱厂的机器拆走后，整个大车间便成为日军军马营，到处都是马料、马尿屎，臭不可闻。后纺织车间全部栓满军马。
  （三）残害无辜的老百姓
  1939年，我们高家湾来了一群日本兵，抓到一位50岁男人，鬼子向老人要花姑娘，老人誓死不说出妇女们躲藏的地方，并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见过花姑娘”。
  鬼子用辣椒水往老人肚子里灌，这位老人被灌得血水往外淌，象死青蛙一样，最后被灌死。这个村的年轻妇女都是老人的亲人，那是为了防止鬼子抓妇女，每家都挖了一个地洞，妇女们聚在地洞内，上面盖着一个粪缸，粪缸内有半缸粪，鬼子怕臭没有发现粪缸下有地洞。
  1939年鬼子在我们这里抓了5名青年人，视为抗日危险分子，把5人押到庐山妙智铺，关压了3天，这批鬼子要换防了，这5名青年人以为会放他们回家。最后一天拿了食物让他们吃饭，吃完后，鬼子将5人眼睛蒙上要他们向前走，没走几步，鬼子开枪将5人打死，5人死后，鬼子调防了，没有人收尸，一般老百姓怕鬼子怀疑与抗日分子或游击队有联系，也无人敢去收尸，这正是农历六月，死尸路边腐烂，十分悲惨。
  日寇对九江的奴化教育
   杨舜华口述 郑光中整理
  访问时间：2006年5月13日，被访人杨舜华身份证号码：36402241124291。
  杨舜华简历：1924年11月24日，九江县人，1931年至1938年在九江天主堂益智女校读书，1940年至1943在儒诺联中读初中，1944年开始教书，1979年在九江刘家塘小学退休。
  日军1938年进攻九江时，老百姓都“躲反”去了，人们只顾逃命，没有精力管上孩子上学的事，1941年日伪九江县政府和地方维持会汉奸组织成立后，为了笼络人心，也假惺惺地出来维护社会治安，明目张胆在大庭广众中屠杀市民的情况明显减少。要杀人也弄到江边九华门、岳师门、金鸡坡离市区远些的长江边处杀死。九江城里人长期在外逃难也吃不消，逃到九江附近郊区农村各县的老九江人也陆续偷偷回到九江城内。到了1942年九江人口有较大增加，估计已有一万人口。
  日伪时期美国教会办的同文、儒励中学和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今市一中）都到后方逃难去了，这些优美环境和校园都成了日本军人的司令部、大兵营驻很多日军。
  日伪九江县政府成立后，当时九江人口很少，贫民更无力送子女上学，当局办一所小学、一所中学。
  中学设在荫园（今甘棠北路九江市印刷总厂内），校长田汝梅。小学则在抗战前第一高等小学堂和第二高等小学合并后的“九江县甘棠镇第一中心国民小学”。
  在日本人集中的统治区滨兴洲，由汉奸在二马路办了一所小学叫“江州小学”。
  1942年以前美、英、法还没有对日宣战，因此日军侵占九江后，九江的外国教会办的学校还存在，属于私立学堂。
  原儒励女中师生迁到后方去了，留下的教师与美国教会办的“诺立书院”合并为儒诺联中。
  小学有法国天主教会办的益智、培德小学，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翘智小学，这些洋人办的学校学生都很少，学校仅20-30名学生，而．且都是宗教徒的子女。这是西洋人办的学校。但西洋人办的学校东洋人（日本）要管。课程设置，由汉奸政府的文教局监督管辖，所有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为主课。课本中向学生灌输大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有赞扬日本地理位置的范文，称是东方的日不落帝国，有赞扬日本自然风景富士山、樱花的文章，有同种同文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文章，还有介绍日本名牌大学，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鼓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颂扬效忠日本天皇的文章。
  如果没有按教学计划和内容执行，日军文官和汉奸就下令学校取缔或停办。
  那时汉奸政权直接操控一所国立中学和小学的管理，灌输奴化教育的内容就更多了，教会办的学校安排了“圣经”课。
  我们是旧社会的女人，关心外面的事也不多，今天尽我晓得记得的事讲一讲。
  九江乡村抗日琐忆
  汤为伯
  （一）躲迷藏
  相信每个人在儿童时代都玩过躲迷藏的游戏，只不过在方式上有差别而已。我在儿童时期玩躲迷藏游戏玩得最多，也玩得最神，不只是和小朋友玩而且和大人们在一起玩；一躲就是半天甚至整天不露面，并且躲得很远，躲得很隐密，绝对不能让对方找到，如果被找出来，不是没有命，就会去掉一身皮肉，这不是吓唬人的慌言。
  民国27(1938)年，故乡九江陷入日军魔掌之中，那时我已经6岁，开始有记忆了。在日军未到之前，家乡部份有钱的人，有知识的人就开始与日军躲迷藏，他们一躲就不露面，他们躲到数千里以外的四川去了。而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农人和穷人觉得投足无门，不知往那里去，只好待在家乡任由日军宰割。
  好在故乡九江县新合乡（原叫远庸乡）得天独厚，四处都是崇山峻岭，日军他们都驻扎在县城或大集镇。中国地大，日军人少，他们只能占据少数的点，无法占据线，更无法守住面。
  日军只是每隔10天8日到乡间来巡视1次，日军来到村上，百姓男女老幼带着贵重的物品或金钱往深山里逃躲，日军决不敢进山林一步。一来他们怕我们国军游击队攻击他们，二来也怕老百姓在山里设陷阱制服他们，所以我们老百姓只要躲进山林，生命就安全了。
  日军在故乡占据了8年，乡人整整做了8年躲迷藏的游戏。躲迷藏有两种滋味，先是惊恐，后是欢乐。当听到日军来的警报时，每个人都像害疟疾似的，浑身发抖，脸色发白，而我的现象更怪，每当听到发出警报讯号时，一定要上厕所解大便不可，每次都把我母亲急得跳脚。
  躲进山里之后，虽然安全了，但心情仍然是紧张的，还要担心家里的东西被破坏，房屋被他们烧毁，家畜被他们宰杀掉。等待发出解除警报了成群结队的村人往家走时，每人心情才告轻松。等回到家，发现家里没有损失时这就更乐了。有一回早晨才5点钟，日军就来到我们村里（远庸乡汤家湾），由于天色黝暗，放警戒的人看不清远处，发警报讯号太迟，结果村人来不及躲避，那一次村人受害很大，抓去20几名20几岁年轻男子，打得遍体鳞伤，关了一个礼拜才放回来。另外有6名年轻妇女被奸污了，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人被他们用棍棒打断了双脚，大肥猪被宰了5头，光拿走4条腿，其他肉他们不要，给扔进大粪坑里去了。
  那次担任警戒的人也受了全村大众的谴责，怪他疏忽了职责，而使大众受损害。
  后来我入私塾读书，便开始跟老先生上山躲迷藏了。老先生年约60岁，身体肥胖，戴着老花眼镜，他走平路都慢吞吞的，好像地上有磁铁吸住他的脚掌似的，爬山路就更不用说了，每次上山躲迷藏，总是我们30几个小萝卜头在背后推着他走，要是他自己1个人躲迷藏，恐怕10回就有10回非被日军捉住不可。
  以前我最怕躲迷藏，但自从进私塾读书以后便希望天天躲迷藏了，因为躲迷藏可以免除背书和写毛笔字的苦恼，但后来换了一位教书先生，我又不喜欢躲迷藏了，因为他太认真，每次躲迷藏时他总是规定学生们带着各人的书本，利用躲迷藏时间默背各人的书本，他认为拿了学生们的学费那样白白浪费时间太可惜，太对不起家长们。
  记得民国三十四(1945年)年秋天，日军宣布投降已经有4、5天，日军的武器都缴了，但我们乡间老百姓由于从前被日军吓怕了，有一天上午有数百名空手日军被国军押送着离开我们家乡送他们回国，但乡人眼看着大队的日军经过村前马路上大家吓得纷纷向后山上逃躲，都以为日军乘投降时机孤注一掷残害百姓，对中国老百姓来一次大报复！结果被我军部队发现，立刻大声的喊住我们：“各位父老兄弟秭妹们不要跑，日军已经投降了，我们是送他们回国的，他们不敢再欺凌你们了。”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躲迷藏，而且我们只躲了一半就停止了。
  远离躲迷藏的日子匆匆60年了，至今脑子里一直没有忘记，甚至常常在夜梦中做起躲迷藏来，想跑快些，双脚却拿不动，真是急死人了！
  （二）火鼠阵
  我家乡赣北九江县远庸乡是丘陵地形，山虽不高峻，但却有数百公尺高的小山绵延连接，旱地多于水田，农作以杂粮为主，由于山林较多，所以野禽野兽也非常多，更奇怪的是老鼠多得惊人，无论是房屋里面，或是田野问，山林里，到处都见到老鼠跑来跑去，而且都很肥大，像野兔似的。
  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1938～1945)，故乡被日军占领，百姓行动不自由，加之许多青年人都加入国军游击队，农地无人耕种，又不能出远门做生意，因此百姓生活非常困苦，一年难得吃一两次鸡鸭鱼肉，所以乡人想吃肉类，只有上山林去捕捉野动物来打牙祭。包括山羊、山猪、野兔、野鸡、斑鸠、老鼠，其中以捕捉老鼠的机会最多，因为老鼠较多，最容易捕捉。
  吃老鼠最多要算是游击队，他们没有事便到处捕老鼠，用竹笼子捕捉，笼内放食物做饵，留活动小门，能进不能出，半天能捕几只老鼠。
  游击队都在我们那山区内活动，今天这个队走了，明天那个队又来了，所以游击队都与我们混得很熟，而且大部份是本乡本土的青年，甚至我们的亲人和亲友在里面。
  这些游击队分为：挺进大队，特务大队，突击大队，自卫大队……等多种。
  那几个游击大队换来换去，我只知道突击大队全队官兵们都不捕捉老鼠吃，甚至还劝我们老百姓不要吃老鼠肉，因为老鼠为他们立过大功。
  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游击队捕捉数百只大老鼠，在老鼠尾巴上绑着油布，乘深夜派两名队员拿到县城外日军的一座武器弹药仓库附近，把老鼠尾巴上油布用火点燃后放出去，老鼠统统向仓库洞孑L里钻，不一会仓库引燃了，弹药也燃爆了，不用说，枪炮武器也烧毁了，使日军损失惨重。
  所以游击大队长为感恩老鼠立大功，自此之后，规定全队官兵不要吃老鼠肉。
  田单用火牛阵攻敌人，游击队用的是火鼠阵攻破敌人仓库，颇有异曲同工之意。
  （三）枪口余生
  我定居台南市已经15年多了，我也常常出门逛市街，但是台南市还有大多数街道我没有去过。因为我是书痴、书迷，每当闲暇不是去公署北路的市立中正图书馆，便是去博爱路的书街这两个地方翻书阅报，其他地方我很少去，甚至从来都不去。昨天妻的腰椎骨痛，要我用机车载她去忠义路×巷X号×中医诊所，据说那位60多岁的医师对推拿接骨技术极为高明，妻是在工厂工作不意损了腰椎骨的，工厂同事们告诉她去找那位中医师治疗。
  其实忠义路是一条不算小的街道，并且也是市区中心，可是由于我平常没去逛过，所以我载着妻，东问西寻转了好半天才找到这条街，在一条小巷内找到这间诊所。
  但也奇怪，这样不显眼，不好找的诊所，来看病的人居然不少呢！我们是上午9点半钟找到该诊所的，进门一看，候诊室内坐了IO来位看病的男女老少，我心想，等轮到为妻诊治恐怕要到11点钟以后，既然来了就得耐心的等吧！
  人多办事快，虽然病患多，但看病的医师也多，诊疗室有3位年轻的男医师，1位年轻的女医师，我们只等了半个多小时，便轮到替妻治疗。
  我陪妻一起进诊疗室，年轻医师非常客气，先和我打招呼，并简单的和我谈几句话，在谈话中他听出我的口音来，于是他惊异的问我：“先生，我听你的口音，你出生的地方必定离九江不很远，对不对？”
   我惊异的问他：“医师，你的年纪这样轻，又没有去过九江，怎么听出我的口音来呢？我原本就是九江县人，何止是离九江不远。”
  “因为你说话的口音和我爸爸口音很相似，我一听就分辨得出 来，因为我的祖籍也是江西九江县。”年轻医师亲切的回答我。
  “你家来台湾多少年了，你知道吗？”我又问他。
  “知道，我父亲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跟国军部队来台湾 的，今天已经五十多年了。”
  “你父亲现在在不在家？”我急着追问，说不定我还认识他。
  “我父亲上个星期和母亲一起赴大陆故乡探亲去了，可能要一 个月才回来。”
  “你贵姓？你父亲的大名叫什么？”
  “我姓韩，我父亲名叫世贤。”
  我一听韩世贤这名字觉得很熟悉，我们汤家湾村庄左侧4、5 百公尺处的小岭埂上，有30多家姓韩的小村子。名为“韩家岭”， 那村上有一位叫韩世贤的人，别人都把他叫成“圣贤”。他和我大 哥同年，民国十五年出生，比我大11岁，现在已经68岁了，该不 那样巧就是他吧，于是我又试着问年轻的医师：“你有没有听你爸 爸提起过你们是九江那一个乡，或者你老家小地名什么的？”
  他略为思索了下回答说：“我爸爸说我们是‘远庸乡’，我们那 村叫‘韩家岭’，还说邻村是做糕饼的‘刘家铺’，以及‘汤家湾’ ……”
  “那就对了，我认识你父亲，我和你老家村子比邻，我就是 ‘汤家湾’村庄。”我边说边从口袋内掏出我名片给他看。
  他接过名片看了一下对我说：“我爸爸还常提到过一位叫‘汤为良’的人曾经救过他的命那件事。” 我连忙告诉他：“汤为良就是我大哥，他和你爸爸是同年出生的，他们两感情甚好，彼此结拜为‘老庚’老庚就是同年,救你爸爸不只是我大哥，并且方法还是我想出的。”
  “对，我爸爸也讲过，他说汤为良兄弟两人煜他的救命恩人，没有想到救我父亲的恩人今天已出现在我的面前，真不容易。”他说到此处，连忙跑到另外3个（两男一女）年轻人的面前去轻声说一句，随即他们3人一起来到我夫妇面前，异口同声的喊着：“汤叔叔好！汤婶婶好！”
  随即由这位和我谈了很多话的年轻医师向我介绍：“我们几个都是亲兄弟，和一个妹妹，他是大哥，叫韩发忠，二哥叫发孝，我是老三，叫发仁，我妹妹最小，叫发爱，我们都很高兴今天见到同乡的叔叔，而且又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以及婶婶一起驾临敝诊所，我们为了代家父表示谢意，除了免费替婶婶医疗伤疾之外，中午还要请叔叔和婶婶去××餐厅吃便饭。”我听了，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于是我连忙婉拒他们说：“谢谢各位乡侄的盛情，今天我必须及时赶回去，有重要的事待作，等你爸妈回来时我再来，我跟你爸爸在一起才有许多话好谈，尤其他这次返回故乡，必定更带来许多故乡的新消息。”
  他们见我拒意已坚，所以也不便强留我夫妇俩吃饭了，至于妻的诊疗费他们硬是不肯收下。
  回到家，妻急着问我：“那几个医师都说你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你17岁就离开家乡来到台湾，难道你当小孩子时就会救别人的性命吗？”
  我理直气壮的回答妻：“小孩子为何不能救人性命，尤其在战乱时期，小孩子比大人做事更为方便。”
  “那你就把你救人的经过情形说给我听吧。”妻逼得要我说，我就只好说给她听，因为我与她结婚20年来，从未在她面前提过这件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我乡虽然早被日军占据，但由于乡人爱国的心情强烈，所以中国的行政组织暗地保持着，省、县、乡、保、甲一直不变，而且与中央政府经常有公文往来，同时也定时向中央政府完粮纳税。
  韩世贤那时已24岁，家庭环境很好，读了12年私塾，又跟他舅父学了5年中医，然后自己开中药铺。由于他年轻时很活跃，学识也不错，医术也不差，同时又热心公众，因此他极受乡人拥戴。自民国二十七(1938)年秋天日军占据家乡时，他就被乡人推选出来担任本乡自治（维持）会的会长，同时又兼任我们中国政府的乡长，白天办日军的自治会的事，晚上偷偷办中国乡长的事务，不过他聘了两位很能干的干事协助他，否则他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时间。
  我们那个乡靠近山区，所以抗日游击队常在我们附近活动，游击队到什么地方就吃什么地方，油、盐、柴、米、菜……样样都找乡长要。
  民国三十三(1944)年冬天某日下午3点多钟时候，有两名游击队员来韩世贤家催粮，刚进屋内坐下不到5分钟，不料鸡岭镇日军一个分队来乡间搜查，两名游击队员收悉，立刻向屋后山林逃躲，但却被日军发现是从韩世贤家跑出来的，日兵放射机枪在后面追赶而没有追到，没有追到应该是没有事的，可是后来日兵在韩世贤家里搜出了游击队写给韩世贤的摧粮的条子，这T抓住了韩世贤勾结游击队有效证据，于是立刻便把韩世贤押到鸡岭镇日军队部关起来受刑罚，虽然他是日军自治会长身份，但是犯了勾结抗日游击队的大罪，是不能宽恕的，必须执行死刑，谁都无能力保释他。
  我大哥汤为良那时正在鸡岭镇日军自卫队里干副分队长，由于他有语言才能，日本话说得很好，所以他和日军分队长吉田少佐两人混得很熟，韩世贤又是我大哥同年好友，因此他费了很多心力在吉田面前说好话，求他饶过韩世贤，可是我大哥说干了唇舌，吉田也不肯答应，非执行枪决不可。
  既然日军不肯饶恕韩世贤的死刑，我大哥只好另想方法来救他性命了，先是想通知游击队到刑场附近埋伏劫人，但是却又耽心惹火了日军，找当地老百姓报复，杀人放火，百姓受害。后来想出了一个点子，把庙里菩萨身上铁甲取下来，缝在棉袄里面，在执行枪决之前给韩世贤换上，凭我大哥与吉田少佐的关系，这一件事应该办得到的，就说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在死之前要换上新衣服，阎王爷才收留他的鬼魂。
  为了做得逼真一点，还在棉袄胸前塞一玻璃瓶鸡血，当枪声一响，人伏倒地上时，玻璃瓶便碰破，鸡血便从胸前流淌出来。
  这一计策很成功，我那时正在跟裁缝师当学徒，棉袄是我裁制的，是我送去鸡岭镇给我大哥的，执行枪决韩世贤是在落日时分。我大哥把棉袄给韩世贤换上，日兵没有人检查，他们都信得过我大哥。
  枪毙时共发射3枪，由于铁甲坚厚，并没有伤到韩世贤身体，但他装假死装得很像，鸡血流在地上一滩，负责执行枪决的日兵走了，韩世贤家人便来替他收尸，离开日兵视线之后，韩世贤便下来自己走路回家。
  从此开始，韩世贤便远离家乡，加入抗日游击队阵容。由于他对地方民众和对政府的贡献，以及他的学识与才能都很优良，他一进游击队，游击队部给他中队长职务，他任职之后也干得有声有色，并且轰轰烈烈突击日军很多次，每次都是胜利归来。
  民国三十四年秋天，日军投降后他回家过一次，并且带回一位外地娶的太太，很漂亮，也有学问，他并且在家乡大请乡亲友好，在宴席上他还特地面对众多客人提出来，感谢我大哥和我救了他的性命，他会永生不忘。住了一星期他夫妻便离开了，他说去南京开设中药铺，从此之后再没有见他返乡过。
  我跟随国军部队来到台湾已经38年了，台湾南部住得最久，地方也不算大，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遇见韩世贤，也可能遇到过，由于久不见面，彼此年纪增大了，相见不相识也不一定。今天应该感谢妻的腰骨痛才制造了与他的儿子见面机会，真使我高兴不已，过几天与他们夫妻两人聚晤时，更使我兴奋不止。
  （四）白布魔术
  故乡赣北，从前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民国三十三(1944)年我已经13岁了，不但没有看过电影，甚至连电影这名字也没听说过。
  那时故乡正沦陷日军手中，不过听说日军军营中有时候晚上放什么电光影看，老百姓不能进他们营区，只有极少数与日军有关系的人才有机会进去看。
  我那时跟裁缝师学徒，有一天自卫队队长（保护日军的中国人，乡人背后称狗腿子）请我师父去替他缝衣服，他们都穿着便衣跟日军行动。自卫队营房与日军营房相隔甚近，约300公尺，即用砖块及铁刺网围成两个营区。
  本来我们是白天去自卫队缝衣服，天黑下班回师父家睡觉。正巧那天晚上日军营房放电影，自卫队长便带我师徒两人去观赏。
  平常我们见到日本兵尤如猪狗见到老虎般地害怕，但今晚由自卫队长带着进日军营区就有胆些，日军有30多名，坐广场前排，我们跟自卫坐在后面。
  前面用两根竹杆挂一丈余长、宽四方形白布，后面架一台小型放映机，约10公尺外放置一部发电机马达。马达一发动，白布上便开始有景物和人物出现，但只是黑白两色，人物能动还能说话，但说的日本话，我听不懂。有日本百姓和日本军人。
  我们不知道那叫什么片名，但知道一些情节，好像是演日本青年从军出征，家人都到火车站送行，他们肩上披光荣彩带，还有许多女学生及一些小姐为他们献花。后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最后就坐兵船来中国，攻打中国，每到一处就把中国军队打败。至于乱杀中国老百姓，放火烧民房，及强奸妇女的情节都没有演。
  我们眼在看，心里却很难过，他们侵略中国，杀死中国无数善良同胞。
  大约两个小时才放完。放完之后，广场上电灯开亮了，那块白布上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好奇怪，难道那块白布里有魔术不成？电影机一照射，千军万马、火车、汽车、军舰、飞机、枪炮样样都出现在上面。后来我们回去说给别人听，他们听得目瞪口呆，觉得很新奇，羡慕我们师徒两人有眼福，有机会看到那种奇怪的电影。
  翌年秋天，我国抗日胜利，日军投降，但是我们乡间民众仍然是没有电影可以看，直到民国三十五(1946)年才听说九江县城里有一家剧院放映电影，是黑白影片，票价贵得很，比看京剧要贵一倍，一张电影票卖二角银元，够乡下民众小家庭5天的生活费，乡下人赚钱不易，有谁舍得花钱去看那样贵的电影？乡人的娱乐只是几个小村庄凑钱请当地的小剧班（彩茶剧）来唱两三个夜晚便很尽兴了。
  我正式看到本国电影片，是在民国三十九(1950)年6月中旬，我随国军部队是以营为单位带进去看。
  那时电影院没有冷气装置，连电风扇也没有几只，门窗一关闭起来，人多闷热得好难受，但是都是大陆来的大娃娃兵，大多没有看过电影，再热也甘愿。
  那时看电影也只是外行人看热闹，内容情节都不管，连片名也不晓得，知道看演员们动作言行，看到有趣处就笑，看到悲伤就跟着流眼泪。也还是黑白影片，不过有几个男女演员名字我至今仍记得。有王元龙、洪波、陈厚、李丽华、周曼华、大胖子刘恩甲等人演出，属于文艺笑料片，逗得全场官兵们笑声不断，可算收到娱乐效果。
  这算是我出生19年来正式看电影，比第一次在家乡看那日本电影要愉快多了。
  [本文作者汤为伯，1930年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汤家湾人。18岁在当地被民国政府征兵抓去，1949年随部队至台湾，由部队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中国（台湾）文艺写作协会会员，出版小说、散文等类文集22部，现住台南市。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8月31日）及故乡《九江市志》2004年版第四册988页，《九江古今名人传》(1997年版第10页)、《柴桑群芳谱》（2003年版58页）等多处介绍其作品和生平。]
  抗日老战士张玉良的朴实人生
  陈文夫
  1927年2月17日，张玉良出生在山东省邹县平阳镇一个小山村。父母以农为业，生育3个子女。女张玉兰，长子张玉栋，次子张玉梁。父母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之栋梁。后图简单，而写成“张玉良”。因家穷，3人均未进过学堂，个个目不识丁。
  1938年日军入侵中国，山东乃遭日军践踏蹂躏受害较大的省份之一。之前日本鬼子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传遍山东乃至全国各地，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张玉良自幼就在大人的教育下，深知爱国爱家，赶走日本鬼子，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1944年夏历8月15日中秋节，八路军鲁南军区在邹县抗击日军，战斗场面激烈，英姿飒爽的八路军战士，一下吸引了这位年仅17岁，且长得高高大大、英俊威武的热血青年，他自告奋勇地投入战斗。部队首长见其是块好料，立即批准其入伍。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说通俗点就只两个字“打仗”。他初入伍时，为鲁南军区凫山独立营步兵，八路军纪律很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穿的衣服是自已身上原有的，吃的是玉米、小米、红薯之类，已当了几个月的步兵，连枪都没有，外出战斗，全靠身上背3、5棵手榴弹。手榴弹用光了，就搞运输，或运弹药，或运伤员。这年12月已进入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依然英勇顽强，与小鬼子拼刺刀。在凫山郭李集战斗中，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县中队伪军近3千人慢慢向红军驻地靠拢，欲成合围之势，由于我方侦察人员早已侦得这一战情，部队首长也已筹划战略战术，敌欲合围，我即反合围，利用地形地貌，仅凭手中的大刀、套筒、土铳、汉阳造步枪等打了一个漂亮仗，消灭日寇和国民党伪军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近千支。部队首长从战利品中发给张玉良一支步枪。张玉良有了枪，日夜摸抚擦洗，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爱惜这支戎马伴侣。1945年，部队驻南阳湖畔，利用水域和近铁路交通与日军周旋。他所在部队编入铁道游击队三营，南阳湖东北为溢山湖，西南为微山湖，津浦线沿微山湖边穿越，临城火车站八路军驻鲁南军区独立三营7个连，他们昨天拦截日军供给物，今天攻日军驻地，明天又计划烧日军弹药库，搅得日军晕头转向。一次在济宁地区郑庄，庄主有庄园千多亩，很富有。这个庄主是个开明人士，积极抗日，见到抗日八路军部队到来非常欢迎。他为每位战士发鞋1双，毛巾1条，并买通日伪狗腿子，吐露日军人数、弹药、武器装备等情况。那次战斗虽独立营武器太差，唯一的一挺机枪临战时枪管破裂，但战士们英勇机智，打死打伤鬼子兵20多人。
  1945年日军投降，赶走了小鬼子，张玉良又积极投身于解放战争。1946年～1949年，他先后参加黟县、枣庄、洛阳、开封、睢杞、济南、宁波、莫干山、合肥等地战争，从鲁中打到鲁南，再从山东打到浙江。电影《南征北战》中描写的张、李军长，当时带60个旅进山东，而鲁南军区仅留下7、8两个师和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兵力敌强我弱，装备敌有飞机、大炮，我们仅步枪、手榴弹，最后终于以弱制强，打败了国民党。攻克洛阳时，张玉良任骑兵连通讯员，地面到处是国民党伪军埋的磨盘雷。因他是山里人，会走山路，次次都绕过了地雷阵，出色地完成了通讯任务。在淮海战役中，他依然是骑兵通讯员，翻山过河他是高手，从未因送信而误战机。一次在江苏淮阴送信到后勤部，过运河时，被敌5架飞机发现，他灵活地连人带马躲进树林里，马也很通人性，和他一起匐伏在林中，由于目标不明，敌机虽用排扫法，子弹还是没有射中他，他终将信送到了后勤部。一次送急件到作战部，由于运河水太深，半小时前通信兵王济权被淹死，总部又派张玉良去送急件，河边一老汉因亲睹半小时前的事，就强拉住张的马缰，不让他过河。张急中生智，卸下马鞍，减轻马的负荷，脱掉身上衣服，赤条身骑在马背上，双手抓住马鬃，一吹口哨，马驮着他跃进深水中，当时人马都沉入水底，马奋力地跃了几下，由于河面不宽，上岸了，信也送到了。回来时，用同样的办法又过来了，岸边老汉还在原地守着他的马鞍和衣服，拉着张玉良的手说：八路军真英勇，连死都不怕，还怕打不垮国民党。淮海战役后，又转战南下，驻扎安徽肥东，1949年4月21日胜利渡江，解放军渡江，就意味着国民政府的灭亡。南京解放后，部队的使命是守好南大门，张玉良所在的部队驻守舟山群岛。1955年6月其未婚妻从山东赶到浙江淀海，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适遇张送复员军人返家，不在浙江，半年后方回。直到1956年农历正月初六才简单地举行婚礼。他在部队天天打仗，十几年出生人死，多次立功，因文化基础差，一直没有官职，渡江前才提为副班长，1951年4月为班长，同年7月为副排长，直至1958年转业时，才是个副连长。
  195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号召转业军官上山下乡，开垦荒山，发展农林牧副渔。同年5月5日，他随500多名军官来到九江县赛城湖垦殖场，当一名普通农工。来的大都是连排级干部，最大团级也只有石光存、魏和太几个人。1960年调到沙河供销社白畈分店任营业员。从玩枪杆子到玩秤杆子，张玉良有点无所适从。但他坚信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千啥就干啥。后又调到沙河供销社，他在供销行业里，卖过菜、打过烧饼、养过鸡、喂过猪、送过煤，凡脏活、累活他都干得很好。那时，人们只知道这个山东佬是个军人，谁也不知他多次立功，且是九江县老资格的离休干部。他生有3男1女，大儿原在企业部门工作，已下岗多年，自谋职业，小儿因病19岁时离开了人间，女儿在九江市城区工作。妻虽一直跟随其身边，张从未提出为其安排工作，所以未有养老金，他因离休早，工资也只有2100元。因此，离休后，他还在县城边东风村自种菜地3处，除蔬菜外，还种了红薯、玉米、高梁等，他的自行车上挂有挖锄、粪桶、柴刀之类，身上穿的、锅里煮的，还是农家人一样的模式。老两口住九江县城庐山西路16支巷39号。他说，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儿女未就业，能不能得到照顾，以及自己待遇是否全部到位，都相信组织。有两件事使他久久回味，且又最欣慰：一是几枚纪念章，即南京军区发的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发的1949年4月21日渡江胜利纪念章；1945年～1950年解放奖章，编号为26481；1950年解放华中南纪念章；1956年4月解放奖章。他用一块红布把纪念章包好，放在厨内，有人来就拿出来欣赏品味，他说，一枚纪念章，就是一段历史画面。二是《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两部战争故事片中的事例，他都亲身经历过，只要电影院或电视里放这两部片子，他连饭都不吃，一定要看完。
  这位80岁的山东老汉，现在他依然高大、耿直，待人友好，衣帽穿着、为人处世依然是那样朴实、敦厚，令人可亲可敬。
  二00八年五月
  （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办公室）
  补白………
  九江的日伪政权、日寇、宪兵等简况
  房建昌
  1938年江西省沦陷时期，日寇在江西九江伪政权的更迭及主要官员的情况、日本驻九江领事馆、驻九江宪兵队、特务机关等机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一直不大清楚，10余年来，笔者在北京查阅了当时日本档案及缩微胶卷，对上述情况略作整理，写成此文，刊于《文史大观》杂志2000年第三期。
  侵华日军在九江的伪政权
  日寇占领前，九江有近10万人，1938年日军占领九江时市内仅有难民7739人。8月9日，日军从安庆派来了特务班，9月操纵成立九江难民整理委员会（后称九江难民救济整理委员会，后又称九江难民区整理委员会），最高负责人为委员长，下辖6系，即残废患者系、施粥所系、劳工系、军票交换系、卫生系、监察系。
  1939年1月15日，日本特务机关召开了第二次九江复兴会议，决议将全市分为6区，1、2、5区为杂居地（含日本人），第3区为日本人特别区，第4区洋华人杂居地，第6区面对甘棠湖的三角地带为娱乐区，集中特殊业者。
  经过7个月的占领，日寇又于1939年2月15日将该委员会改组为九江治安维持会，19日正式成立，设址于原九江县政府内，原管辖的各地方自治委员会改为分会。
  组织机构如下：
  九江治安维持会→维持会会议→正副会长→下设：
  1、庶务科，下设：总务股、秘书股；2、建设科，下设：土木股、事业股；3、社会科，下设：民政股、事务股、教育股；4、财务科，下设：税捐股、稽征股；5、分会→分会会议→正副会长，下设：总务股、内务股、工商股、乡公所→乡长→闾长，镇公所→镇长→闾长。
  1939年5月1-3日，由汉口日本陆军第11军（代号吕集团）特务部长代理（第3课条）浅见敏彦大佐主持，在九江治安维持会内召开了九江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管辖下各县治安维持会及自治委员会代表会议，参加的共有以下16个伪组织：1、九江治安维持会，2、九江治安维持会江南分会，3、九江治安维持会新港分会，4、九江治安维持会姑塘分会，5、九江治安维持会白鹤分会，6、九江治安维持会洗脚桥分会，7、九江治安维持会张家洲分会，8、九江治安维持会德化西乡分会，9、庐山治安筹备会，10、瑞昌县治安维持会，11、星子县治安维持会，12、武穴治安维持会，13、德安县治安维持会，14、彭泽县治安维持会，15、黄梅县自治会，16、都昌县自治会。
  浅见敏彦大佐系日本山口县人，1913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步兵科，1938年7月15日升为大佐，任中支派遣军附，翌年9月1日任第11军附，1940年7月1日任步兵第1联队长，1942年8月1日升为少将，任第24步兵团长，1944年3月1日任留守第55师团兵务部长，11月2日任独立步兵第1旅团长。
  1939年4月18日，日军完全占领庐山，20日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22日成立治安维持会筹备所。
  星子自治委员会1938年12月1日成立，1939年星子治安维持会第1及第2分会会长被抗日势力作汉奸处死，4月，日军对该地区进行了“讨伐”。
  德安县自治委员会1938年12月1日成立。
  日寇于1939年9月1日将九江治安维持会操纵改组成立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一直到1943年5月6日伪江西省政府成立。
  九江伪政权主要官员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刘若民，光绪三年(1887)十二月生，湖南邵阳人，念过10年私塾，清邑庠生，癸卯年(1903)恩科举人。后从事戎幕，历充黔桂巡防军文案，被认为功勋卓著，以军功保升知县，签（笺）分广西补用，并在循声法政学堂肄业，一说在前经术师范学堂毕业。他是个红（洪）帮头目。历任广西全省军械总局帮办兼全省禁烟总局帮办、郁林北流县清乡委员、广西永康县知事、上林县知事、代理粤海道道尹兼广东都督府参议及广东省绥靖处秘书长、广东都城厘厂总办、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援粤军第二路指挥、广东大元帅府北伐军游击第三路指挥及东路讨贼军先遣司令、彰龙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少将参谋，江西广信府七属烟酒稽征局局长、福建省保安处参谋。1938年7月26日日军占领九江，他即出任新成立的日寇操纵的九江难民救济整理委员会（后称九江难民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经过7个月，日寇又于1939年2月15日将其改组为九江治安维持会，设址于原九江县政府内。日寇于1939年9月1日将该维持会操纵成立为伪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他即出任参议长，兼九江积货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及中华洪道社九江分社长。他好吟咏，加入了孔圣会，好称遵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义。从照片看，刘若民面削瘦，大概是个大烟鬼，斑白发，留八字胡。住九江丁家场44号。妻罗氏。长子名国森，1929年生，另外还有一子。
  谈到中华洪道社，应当指出这是一个日寇扶植成立的汉奸红（洪）帮组织，而红（洪）帮组织在中国长江一带是极有势力的。日寇试图利用该组织来控制九江及航运，因此更应当谈一下该组织的日本头目阪田诚盛。他1900年3月21日生，京都府人，一说和歌山县田边市人，1924年在北京留学，1928年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关东军参谋部任职，曾在承德、古北口、通州间从事所谓的冀东贸易，大肆贩毒及进行经济掠夺，并在此掩护下开展对华北的特务及渗透活动。阪田诚盛曾任日本内蒙调查班顾问，日本侵略东北时，划出以通化县为中心的地区为东边道，他任东边镇守府顾问，日伪自治指导部训练所教官，1933年组成“阪田组”公司，1939年3月住北京内一区东总布胡同14号（今东城区），从事运输业，为北京居留民团民会议员，有一级选举资格。在此前后，他在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任职，为华北日本陆军从事特务工作，主要从事帮会活动。“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军大本营的方针，他在其所住的北京东总布胡同14号设阪田公馆，1939年，他是东总布胡同14号阪田组北京支店代表者（即一把手），该支店还有支店长小出庚子朗（千叶县人），还有深水五郎（山口县人）和金泽春生（熊本县人）。经策划，并经吉林省永吉县人金鼎勋的奔走努力，至1940年大致逐渐就绪结成了半秘密宏道社。即着手组织社长、顾问、总务处长、联络处长各1人，副社长5人，处指导者为红帮成员，且以宏道社为名称纠集帮员。以缺乏魅力和新鲜味为理由，改“宏”为“洪”。1940年2月1日正式成立洪道社。阪田任顾问，金任社长。金鼎勋，字叔奋，时住北平后细瓦厂（今西城区一胡同名）5号，光绪五年(1879)生，早岁赴日留学，入东斌学校，后人明治大学，1911年毕业回国，任吉林民军司令，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国会恢复后，辞去道尹及内务部参事职，仍任参议院议员，后任东三省盐运使，1925年7月任临时参政院参政。
  副社长康士铎、河北涿县人，白常文、北京人．冠英杰、山东人，陈景南、北京人，卫兴武、北京人。
  总务处长桂景芳，时住北京松树胡同甲45号，河北人，1886年生，美国留学。
  联络处长关伯石，时住北京王爷佛堂20号，河北人，1904年生，大学毕业。
  北京通县分社址在通县鼓楼北大关帝庙街15号，分社长乔东阁。宛平分社址在宛平商会，分社长关鲁珍。
  应当指出的是，不久阪田任职南京日军总司令部，并任上海日军“松”特务机关所辖东南贸易公司（也称阪田特务机关）总经理，曾使用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法币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九江是前沿阵地，并积极开展特务活动。1939年年末，阪田利用红帮势力，在香港活动，受到了港英当局的严密监视和打击，使他以后再也无法在香港立足。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0日，他在日本驻华陆军副参谋长川本芳太郎少将的批示下，将大批金块飞运日本。后在东京银座购置大楼组织裕城社，社内设有玉誉士夫（前在华特务头子）、杉原荣一（前宪兵中佐）、河井显章（前宪兵少佐）组织的远东经济研究所，进行谍报活动，并有石光荣（前陆军军需大佐）与远藤武胜（前陆军主计少将，1898-1988年在世）等组织的裕诚商事公司及冈田芳政（前驻华陆军大佐，特务头子）主持的特务机关。阪田与国民党特务邹任之、朱绍亮有勾结。1949年8月因主谋时价5亿元走私海列号轮船事件被检举，由川本劳太郎等出资保释出狱，著有《满州的交通政策》，信仰佛教禅宗。
  日寇于1939年9月1日操纵成立伪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出任筹备处处长的是朱文超，后任是王国瑞（原任该筹备处内政科长兼参议）。王氏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九江人，1925年江西省立第三中学毕业，住九江府右巷20号。
  伪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朱文超1939年任处长时，官员还有：秘书长魏毓生，参议长刘若民，参议吴应墀，参议王国瑞，机要科长张炯修，书记长罗鉴潭，内政科长王国瑞，财政科长江质如，九江保安队总队长胡正古。
  伪九江县筹备处警察局局长兼第1科科长张鹤侣，主任秘书兼司法科长何栋华，督察长兼第2科科长吴仁生。
  伪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戒烟局局长张若愚。伪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法院院长韩都琅。
  1943年，伪九江县政府保安队有电话，指导员为佐藤治朗（宫城县人），下有本间三郎（新泻县人）、山形为（福岛县人）和羽场荣太郎（长野县人）。
  伪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王国瑞1941年任处长时，官员还有：参议张炯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九江人，1925年江西省九江府高级中学校毕业，住九江阳里楼上。
  参议韩都琅，光绪十二年(1886)生，江苏江宁人，九江红十字会头子，住在九江红十字会内。红十字会是个慈善机构，总会设在北京，九江分会设在庾亮路，1935年6月成立，分会长金悟前。
  参议万于丞，光绪四年(1878)生，九江人，1898年安徽武备学堂毕业，住九江莲花洞。
  秘书科长魏毓生（原称秘书长），光绪十三年(1887)生，九江人，1910年两江高等师范理数科毕业，住九江府右巷20号。
  内政科长程砥狂，光绪十九(1893)生，湖北黄梅人，1918年金陵大学神科毕业，住九江塔岭南路67号。
  财政科长江质如，光绪九年(1881)生，九江人，1907年江西高等警官学校毕业，住九江达仁里。
  警察科长杨建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旅顺人，1932年东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毕业，住九江府64号。
  督察长张世雄，光绪三十年(1904)生，黄梅人，住九江柴桑支路红十字会后3号。
  第二科长江翰卿．宣统三年(1911)生，安徽旌德人，住九江府北路64号。
  九江县警察局第一科长王恩博，光绪三十年(1904)生，河北蓟县人，先后毕业于师范及哈尔滨地方警察学校高等科，1940年任伪江西省九江县政府筹备处第一科长，住九江府北路64号。
  日本驻九江领事馆
  1873年6月开始，九江领事事务由上海日本领事馆兼管，1885年12月开始例由汉口日本领事馆兼，并派驻书记生，辛亥革命时，书记生是八木元八(YagiMotohachi)，他1883年2月生，原籍静冈县。1915年7月14日，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建立。
  1921年，九江领事馆领事是相原库五郎(Aibara Kuragoro)，6等2级，正7位，他1905年来华，1926年2月从九江领事任上退休。
  大和久义郎(OwakuYoshiro)，1881年12月生，原籍千叶县长生郡二宫本乡村，1901年6月正则英语学校毕业，9月因在义和团事件之功获勋8等白色桐叶章及获赐3百元，1902年9月通过外务省留学生考试，作为该省留学生留学北京。以后，他曾在中国的安东、重庆、苏州等领事馆任职，1925年3月派任九江领事馆，1926年2月任领事，1927年11月叙勋5等，授瑞宝章，12月升叙高等官5等，1928年2月叙从6位，1929年2月从九江领事任上退休。
  1928年1月，九江日本领事馆位于旧英租界，职员情况如下：领事大和久义郎，书记生岩谷宗隆和梅谷斌雄，领事馆警察署长（警部）志波嘉六，巡查冈村友次（高知县人）和近藤真藏（德岛县人）。
  1929年3月10日，外务书记生西田长康(NishidaNagayasu)被任命为署九江领事，一说翌年上任，为一把手。他1895年9月生于原籍鸟取县气高郡大乡村，为五郎次郎第6子，1919年3月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本科毕业，1921年2月任外务通译生，派任九江领事馆，1923年11月任外务书记生，1925年3月任外务属，派任文书课，1925年6月派任电信课，1927年4月作为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海军军备限制会议全权委员的随员参会，1928年6月作为外务书记生被派任英国大使馆，1933年在九江升为副领事，1939年升调天津总领事馆领事，任兴亚院事务官，1940年调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1942年还兼中支警务部第1课长，高等官6等，正7位，勋6等，好运动、音乐和文艺，信奉神道教，住上海百老汇路百老汇公寓87号，从照片看较瘦。妻真理子，1901年生，佐佐林太郎次女，松山高等女校毕业。长子诚哉，1921年生，在东京商科大学预科上学。另外有1女。
  1931年6月，九江领事馆最高负责人是副领事河野清(KawanoKiyoshi)，6等1级，从6位，勋5等。1883年9月生，原籍高知县土佐郡旭村，1907年7月东亚同文书院政治科第4期毕业，11月作为外务省留学生留学北京，1910年5月任外务书记生，派任齐齐哈尔领事馆，1911年10月派任长春领事馆，1916年5月北洋政府赠予6等嘉禾章，1918年3月初北洋政府赠予盐务署2等奖章，1919年3月被北洋政府赠予2等级内务奖章，1924年2月被北洋政府赠予4等嘉禾章，以上4枚奖章均被日本政府获准接受及佩带。1919年4月派任美国公使馆，1920年10月任国际通信会议预备会议委员随员，1921年9月任副领事，叙高等官7等，派任履行领事馆，10月叙从7位，1922年7月叙勋7等，授瑞宝章，12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代理领事，1924年4月派任汉口领事馆，次年派任奉天领事馆，1929年2月派任九江领事馆。1937-1942年在日本京都府丹波町天理外国语学校任职。
  1935年6月，田中庄太郎(TanakaSotaro)被任命为九江领事馆领事。他1884年7月生于原籍山梨县东山梨郡春日居村，一说本籍东京市世田谷区玉川濑田町，为武平太次子，1903年8月入东亚同文书院政治系为第3期生，1906年6月毕业，翌年6月任外务通译生，派任奉天总领事馆长春分馆，1908年8月派任厦门领事馆，1910年6月派任上海总领事馆，1913年3月派任香港总领事馆，8月任外务书记生，1915年12月派任汕头领事馆，1916年4月因1914年及1915年事件之功获勋8等瑞宝章及受赐120元，1918年6月派任奉天总领事馆，1919年6月派任旧金山总领事馆，1920年1月升为副领事，叙高等官7等，2月叙从7位，叙勋7等，授瑞宝章，9月因对德和平条约签定及1915乃至1920年事件之功获勋8等瑞宝章，1921年3月派任上海总领事馆，1922年6月升叙高等官6等，7月叙正7位，1923年1月升为领事，派任长沙领事馆，翌年8月调任铁岭领事馆，9月兼任关东厅事务官，1926年6月升叙高等官5等，7月叙从6位，翌年9月叙勋5等，授瑞宝章，1928年5月免兼官，7月派任青岛总领事馆，12月派任汉口总领事馆，他后调任齐齐哈尔领事馆，1936年11月，该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1938年3月退休，同年8月人北京新民印书馆（股份制），任常务，1940年9月升为专务，1942年还在北京，仍为新民印书馆（股份制）专务取缔役，北京居留民团民会议员（原为民团参事会员），正5位，勋4等，有照片，住在北京西四翠花街高义伯胡同丙1号，战后他在日本高寿而死。
  “七·七”事变后日本领事馆撤离，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后又恢复。1941年6月1日时，九江日本领事馆辖内有日本人687户，2004人，其中男1205，女799人；朝鲜人105户，540人，其中男177，女363人；台湾人19户，53人，其中男35，女18人。时九江日本领事馆辖内外国人数为：英国41，法国16，德国7，意大利3，瑞士1，比利时1，荷兰3，葡萄牙l，美国22，白俄3，其他1，共计99人。
  1938年，小森喜久寿任九江领事馆领事。他1896年4月生于原籍长崎县西彼杵郡茂木町，1921年4月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第18期毕业，12月任外务通译生，派任重庆领事馆，翌年7月调任天津总领事馆，1924年6月调任济南总领事馆，翌年7月任外务书记生，1926年4月任外务属，派任亚细亚局第1课，1928年5月任外务书记生，派任瑞典挪威、丹麦及芬兰公使馆，8月调任波特兰大总领事馆，1938年任南京领事馆领事，1941年10月调任太原总领事馆领事，日本投降时任杭州领事，回日本后一时任职于美军。
  一说1940年时小森为副领事，下面有职员约10名。警察署长山下警部以下有13人在职，在南昌（松村部长以下4人）和牯岭开设有出张所。
  片桐卓，1886年5月生于原籍宫城县仙台市东三番町，1912年3月任南京邮便局能信事务员，1918年6月任外务通译生，派任汉口总领事馆，1920年3月派任福州总领事馆，12月任外务书记生，1922年7月任外务属，派任临时调查部及情报部第1课，1923年1月任外务书记生，派任济南总领事馆，1924年12月任外务属，派任亚细局第3课，1926年7月任外务书记生，派任牛庄领事馆，1927年11月叙勋7等，授瑞宝章，1934年7月任外务书记生，派任珲春领事馆，1936年任副领事，派任珲春领事馆，后任佳木期分馆主任兼同江出张所主任，后任职石门及天津各领事馆，1941年10月派任九江领事馆副领事，为一把手，正7位，勋6等，后升为领事，1943年调任芜湖领事。
  1943年6月1日，九江日本领事馆辖内有日侨（含朝鲜人和台湾人）1490人，日本领事馆位于旧英租界湓浦路49号，职员情况如下：领事片桐卓，外务书记生马场正次（琦玉县人），通译生中野义矩（京都府人），署长警部桥本强（福岛县人），巡查部长十河明治（广岛县人），宫崎英二（长野县人）和石川进（长野县人），巡查伊发德太郎（山崎县人）、高桥宽治郎（宫城县人）和腰冢次平（崎玉县人），部长荒牧一男（熊本县人），长谷部丰松（山梨县人）、斋藤正二郎（山利县人）、大江升（冈山县人）、小泉茂重、入江吉（鹿儿岛县人）、木村顺之助（岛根县人）、大田安五郎（歧阜县人）、藏原三郎（冈山县人）和熊谷正男（鸟取县人），巡查深堀辰三（群马县人）和井出与吉（东京都人），嘱托杉山辰男（北海道人）等。
  1943年9月14日，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驻九江总领事馆结束。
  日军九江宪兵队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陆军中支派遣宪兵队司令部驻九江宪兵队成立，而后由于该宪兵队周边地区其他宪兵派遣队（有些在今湖北省境内）相继成立派遣军宪兵队司令部于1939年8月决定将这些九江周边地区其他宪兵派遣队划归九江宪兵队，故又称九江宪兵队本部。
  同日，原松一宪兵中佐被任命为首任九江宪兵队长。他1914年5月28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第26期，1937年4月6日为少佐任平壤宪兵队长，1938年12月10日卸任，1940年8月1日卸任日本驻九江宪兵队长职。原松一卸任的同日，朝鲜大邱宪兵队长前田直美宪兵少佐被任命为第二任九江宪兵队长。他1917年5月26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第29期，1937年3月1日该少佐任日本涩谷宪兵分队长，翌年11月10日调任大邱宪兵队长，1942年8月1日卸任日本驻九江宪兵队长。前田氏卸任的同日，日本姬路宪兵队长高井武夫宪兵中佐被任命为第三任九江宪兵队长。他1919年5月28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宾兵科第31期，1941年7月28日任姬路宪兵队长，1944年3月1日调任驻扬州宪兵队长，1945年4月20日卸任。高井氏卸任的同日，营井丰文宪兵中佐被任命为第四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九江宪兵队长，他1921年7月21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第35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即卸任。
  1938年12月22日原松一宪兵中佐被中支那宪兵队司令官岛本正一于上海宪兵队司令部任命为首任九江宪兵队长的同时，陆军宪兵中尉伊藤太一被任命为九江宪兵队副官，陆军宪兵主计少尉铃木繁治被任命为九江宪兵队副，陆军宪兵中尉牧本久雄被任命为九江宪兵队分队长，陆军宪兵少尉泷尾秋次郎被任命为九江宪兵队第一宪兵分队长，陆军宪兵少尉铃木武治被任命为九江宪兵队第二宪兵分队长。1943年7月11日，上述井上源吉赴任庐山宪兵分驻所长。他1916年生于崎玉县，1937年3月应征人北支那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1938年5月东京陆军宪兵学校毕业，后在平壤、上海、苏州及九江各地宪兵队任职，日本投降时任陆军宪兵曹长，他1980年在东京出版《战地宪兵》-书，该书1988年再版，其中详细记载了他在九江及南昌等地当宪兵的经历。
  九江宪兵队本部1941年3月队长为植木镇雄中佐。据其手下宪兵井上源吉的记载，植木时50多岁（应为53岁）头发已白，对此感到羞耻，所以染了黑发。他通英德等数国语，年轻时作为驻欧美大使馆武官，以军制研究员的名义在那里呆了6年，对欧美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日本打不过欧美。他与日本军酋东条英机及板垣征四郎为同期生，即1905年3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
  井上源吉还记载，1942年9月末时九江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为三枝亘中尉，他1939年8月15日时已在任。
  九江宪兵队本部下辖九江宪兵分队并不在一处，1942年3-6月时，上述井上任该分队庶务班长，时在任分队长为锅田守中尉，1943年9月后锅田离开了九江宪兵队本部辖区，接替者为薮庄一大尉。上述井上在九江时，该分队特班的小笠原操军曹因处死中国情报人员罪，经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2月2日被英军在吉隆坡处以绞刑，时年28岁。
  日军在九江的驻在武官
  日本陆军在九江一直派有驻在武官，1928年时，日本陆军九江驻在武官为陆军步兵大尉雨宫巽(AmamiyaTatsumi)，武官府在九江旧英租界。雨宫1892年12月15日生，山梨人，1914年5月28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步兵科，派任步兵第49联队，1918年7月升为中尉，1922年12月14日入陆军大学第37期，1924年3月升为大尉，1925年11月任步兵第73联队中队长，1927年12月被参谋本部派任九江驻在武官，1929年8月升为少佐，1930年2月任步兵第49联队大队长，翌年3月任参谋本部员，派任支那课，1933年8月兼任陆军大学教官．1934年3月升为中佐，仍在参谋本部，12月任南京驻在武官，1937年1月调任军务局新闻班，11月升为大佐，任大本营报道部企画课长，翌年7月任北支那方面军参谋第2课长，1939年7月任兵器本部商工省物资调整官，1940年8月升为少将，1941年3月11日-1943年6月10日该少将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天津特务机关长，1943年6月10日调任独立混成第9旅团长，10月升为中将，1944年2月任第24师团长，1945年6月30日战死于冲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