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十次名人展 凝聚九江魂
  胡荣彬
  江西九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灵秀的山水风光，哺育出一代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名人，他们从九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中华历史的发展和新时期的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在国内外闪耀；这些名人，是九江人民聪明才智的杰出代表，凝聚着九江精神文化的灵魂。出于对九江名人宏伟业绩、丰硕成果的崇敬，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注意收藏这些名人的著作资料。日积月累，收集资料的方法、途径、技巧也逐步增多，至2006年10月，已收集到海内外九江市（含修水、武宁、瑞昌、永修、德安、九江、庐山、浔阳、星子、湖口、都昌、彭泽县区）籍400多位名人的著作、资料共4000余件。经过多年与名人的亲切交往和调查分析，我逐步认识到，开发九江名人资源，对家乡建设的多种重要作用、意义。具体设想为：（一）把九江名人的思想特点，打造成九江的人文精神。九江古今名人长期以来互相激励，世代相传，逐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思想特点：生根九江，放眼世界。坚毅创业，百折不挠。功业赫赫；心系故乡。这也是激励当今九江人民创新能力的一种亲切而又直接的动力，应当把这种动力打造成九江发展的软实力和人文精神，从而融合成九江发展、竞争的综合实力。（二）开发九江名人文化产业。1、在新建九江文化硬件设施中，增设九江名人文化的成分和含量，如在即将券建的市博物馆中，增设九江名人题材的形象设计和陈列内容；在新建影剧院时，增设九江名人，尤其是九江影视艺术家的形象设计。2、加强以九江名人为主题的文化硬件设施建设，如陶渊明公园，黄庭坚文化广场、旅游景点等。3、制作以九江名人为题材的文学、影视、音像、动漫、网络等文艺作品、旅游产品、旅游纪念品。4、建立九江名人网站。5、在九江的品牌产业中增加九江名人文化含量。（三）与九江名人建立浓厚的乡情。1、挖掘、强化名人在九江生命和思想的根源、起点意识，从而增强九江地缘凝聚力，而地缘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增强名人在家乡的知名度、荣誉感、责任感，如，立名人塑像或浮雕像；用名人的名字作为路、站、桥、河、湖、楼、亭、广场、企事业、产品、产业的名称；请名人为家乡的景点、建筑、书刊、会议、企事业、产品等书写名称或题词，并制作、刊印；在新华书店开设九江名人著作专柜；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广泛宣传九江名人的业绩、思想、乡情；3、在外九江名人很多，家乡有关部分已联系上的还很少，加强联系的潜力还很大。4、避免伤害名人情感的几种现象，如：名人回乡办事比普通人更难更贵；对名人家乡亲属情感的伤害；对名人老家财物如房屋、坟山、场地、树木的侵损；要求、纠缠名人不愿办、办不到、不能办的事；与名人建立庸俗、灰色关系。（四）通过上述各项工作，争取名人为家乡作贡献。1、为家乡投资或引进资金、项目、技术、人才；2、在技术、观念、管理、学术、文艺等方面为家乡帮扶、改进；3、向外推介家乡的产品、资源、项目、作品、人才和品牌文化、人文精神。（五）筹建九江名人馆。建馆作用、意义，在上述各条基础上，还有：1、增加一个旅游景点，提升九江的旅游品位，彰显九江人文精神和城市灵魂，丰富九江特色文化研究；2、是上述各项工作、作用、意义的总结、凝聚、深化、延伸。
  为了推行上述作用、意义，我便尝试着用举办名人资料展览等方式来宣传此事，收到一定效果，现将我十年来在有关领导、师友的支持、帮助下，十三次举办名人资料展览的情况简述如下，以盼读者诸君参考、支持、指正。
  第一次展览是1996年5月29日至6月5日在九江县图书馆，为配合该馆图书宣传活动周系列活动而举办的《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展出了四十余位名人的160多件著作资料或其图片。由于此展筹备已久，展前已请当时的中国国内贸易部部长陈邦柱，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中国美协副主席蔡若虹，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著名作家、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杜宣，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医学翻译家王贤才等名家为此展题词，且这类展览在九江市、县属首次，观众甚为惊奇。6月11日上海《解放日报》，6月27日《江西工人报》，7月4日《江西日报》，7月5日《九江日报》，月19、20、21日九江市电视台及97年1月25日美国纽约《亚美时报》等10多家媒体发表了对此展览的消息、通讯。这件事在九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是我事先未预料到的。于是，我便在这次展览的基础上，用一年的业余时间写成《九江古今名人传》第一辑，在相关人士的帮助下于1997年8月印成书发行，不少媒体也宣传了此书和展览的状况、内容、意义、作用、过程，如：1998年1月30日《九江日报》刘为珍通讯，1998年8月7日《江西日报》常道林通讯，1999年3月3日《九江日报》刘书胜、宋小勇通讯，1999年4月台北《江西文献》第176期和1999年5月27日《九江日报》修水刘经富书评，1999年10月《九江经济》李传权书评，2000年4月3日《中华新闻报》常道林通讯，2001年3月26日《浔阳晚报》祝冬平通讯，2001年4月24日《光华时报》（江西省政协主办）常道林通讯等。
  第二次展览是为配合庆祝建党80周年系列活动，于2001年6月26日在九江县政协举办的《九江革命前辈资料展览》，展出了九江籍革命烈士黄远生、蔡公时，革命先驱许德珩、革命文艺家蔡若虹、杜宣等20余位名士的著作、资料400余件，6月29日《九江日报》、《光华时报》，30日《浔阳晚报》及九江市、县电视新闻对此作了报道。
  第三次是2002年4月30日，为配合庐山五一旅游黄金周活动，在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举办的《陶渊明著作资料展览》，展出了各种版本的陶渊明全集、选集、传记、年谱、研陶著作、论文及研陶专刊、报纸和有关陶渊明的美术、书法、摄影、邮票、邮品、故事、传说、地名、路名、企业名、商品名等，其中明清线装本陶集20余种，展览从多方面展示了陶公在中国、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各地研陶新成果。5月9日《浔阳晚报》，5月31日《光华时报》及九江市、县电视新闻均报道此展。
  第四次是2002年5月16日在九江县政协举办的《悼念画家蔡若虹同志逝世——蔡若虹著作资料展览暨座谈会》，这次不象以前三次那样以我个人名义举办展览，而是在《展览简介》中说明由胡荣彬提供展品资料（下同），以九江县政协文史委（荣彬的工作单位）和县文联名义举办的。这次展出的资料有七个部分120余件：1、蔡若虹的画集、文集、诗集；2、早期（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北平的画作；3、“文革”后的画作、文章；4、晚年（90岁左右）的画作、文章、诗词；5、各个时期的照片；6、为九江的题词；7、蔡若虹给荣彬的题词、书信、合影、签名赠书二十多件及荣彬对蔡若虹的访问记、评论等。此展充分说明了蔡老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关心、扶持故乡文艺事业的可贵乡情。5月21日《浔阳晚报》及市、县电视台对此作了报道，市电视台记者龚轶超、张苏萍因此对我作了专访，制成专题片《胡荣彬：关注九江名人》5月22日播放两次，不久，此片被评为九江市政协第六届好新闻奖。
  第五次是2003年3月8日至20日在九江县政协举办的《九江优秀女性业绩展览》，以县政协文史委与县妇联名义联合举办，展出了海内外九江市各县籍59位优秀女性的著作、论文、奖状、证书、专访、评论、题词、照片、书信等共300余件，其中：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蔡晓晴，新中国少儿卫生医学奠基人、全国政协五、六届常委叶恭绍，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李希楷少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高科技中心成员黄上元研究员，加拿大埃德蒙顿CTV制药公司副总裁单婕研究员等女杰资料尤为引人注目。3月10日《九江日报》，5月号《中国政协》杂志，5月22日《妇女之声报》等媒体8次报道此展。
  第六次是2003年6月26日到7月7日，为祝贺九江籍著名作家、戏剧家、国际文化活动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杜宣九十华诞，以九江县政协文史委、县文联、县文广局名义在县政协举办“著名作家杜宣著作资料展览暨座谈会”，展出了杜宣的戏剧、散文、诗词、书法、图片、档案及杜宣给荣彬的20余件题词、对联、书信等共290余件，其中1935年杜宣在日本留学时创办的杂志《杂文》创刊号尤为引人注目。7月4日《浔阳晚报》，7月18日《光华时报》、11月总第7期《九江收藏》等媒体作了报道。
  第七次是结合九江县政协“三胞”中秋茶话会于2003年9月9日至18日在县政协举办的《九江籍旅台知名人士资料展览》，展出了旅居台湾的知名企业家罗其儒、吴强之，政界人士罗谷臣、陈世圯、魏道明，作家墨人、罗德湛、汤为伯，艺术家李中和、高为量、谭旦同，科学家许巍文，学者张翊、伍振琢共15位乡贤的著作资料及这些名家给荣彬的信函、题词、合影等共300余件。9月16日《浔阳晚报》、9月25日《九江日报》及市、县电视新闻对此有报道。
  第八次是2003年11月6日结合“九江市扬岳母精神创学习型家庭促进会”，以九江市妇联、县政协名义在市妇儿活动中心（西二路）举办的《九江籍优秀女性业绩展览》，此展内容与第五次展览内容相似，但观众是九江市市直及各县妇联主席及学习型家庭代表和市相关部门领导。11月14日《浔阳晚报》、2004年1月1日《妇女之声报》、2004年1月市妇联大型彩照集《九江巾帼风采》等处对此展作了报道。
  第九次是2004年9月25日，在德安县迎宾馆举办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资料展览”，向中国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及陪同的省、市、县领导、记者、袁家亲属展示了袁院士在中国开创性研究杂交水稻，对中国和世界水稻增产所作出巨大贡献的报道、通讯、评论、照片、题词、传记及家史等资料共80余件，袁院士对收集这些资料，尤其是对我绘制的袁家家族血缘关系表十分赞赏，因为这些资料、图表强化了袁院士追思自己生命、思想的根源、起点意识，使他热爱故乡的思想更加具体、明确、深刻，于是，他高兴地收下了自己的家族血缘关系表。乘着他的高兴，我按照本文第一段所述的筹建九江名人馆的资料数量、类别、作用、意义，向他作了介绍，他对此十分赞赏，并欣然应邀为建馆题词。许多记者拍摄了这些生动、深刻的情景。
  第十次是2005年6月19日，在九江宾馆“庆祝九三学社成立60周年、纪念许德珩座谈会”会场举办的“许德珩著作资料展览”，展品由应梅珍和胡荣彬二人提供，其中荣彬提供的有：许德珩（1890-1990，我国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翻译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建国后长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著作、译作、文章、诗词、书法、题词、邮票、邮品、许德珩与故乡九江及宣传、研究许德珩的文章资料共130余件。这次会议是全国性高规格会议，莅会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士对我在会上关于展览和筹建九江名人馆的发言及加强对许老著作、思想研究的建议作了赞扬和推广，会后韩主席又与我进行了交谈、握手、合影，并为我编著的《九江名人传》题词。7月10日和24日《九江日报》两次头版头条、9月19日河北《旧书信息报》、10月25日《九江日报》、11月第13期《九江收藏》杂志、II月15月《光华时报》等多处介绍了此展览及相关情况。
  第十一次是2005年8月23日为纪念杜宣逝世一周年在《九江日报》社举办的“纪念著名作家杜宣座谈会暨著作资料展览”，此展内容与本文中第六次相似并有增加，8月24日和28日《九江日报》、26日《人民日报》华东版和《江西日报》、9月1日上海《文学报》等媒体报道了此会和展览。2006年8月23日，我应邀携上述展览的部分资料加入“杜宣家乡江西九江亲友团”赴上海宋庆龄陵园之名人园，参加杜宣雕像揭幕仪式，赠送资料给上海记者和杜宣亲属，受到欢迎。
  第十二次是2005年11月7日记者节前夕在九江县政协举办的“纪念杰出记者黄远生诞辰120、逝世90周年著作资料展览座谈会”，展出了黄远生著作、照片、墨迹、遗址图和宣传、研究黄远生的文集、文章、诗词、图片、及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关于黄远生、徐宝璜情况致荣彬的十多封信函等180余件。会上交流了黄远生为中国近代革命史、新闻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研黄新成果。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2月J3日《光华时报》、11月8日《江西日报》《九江日报》《浔阳晚报》、Il月28日河北《旧书信息报》等媒体报道了此展览和会议。
  第十三次是2006年2月23日，为结合九江市电视台与市收藏协会联合开展的“九江十位收藏人物系列专访”，在九江县举办了“迎新春——九江名人著作资料展览”，展出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主任、原内贸部长陈邦柱，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主任杨叔子院士，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蔡晓晴女士，爱国华人报业家、实业家殷有为教授，旅台著名作家墨人教授等著名人物的著作、论文、传记、评论、专访和故乡旧居、家谱、祖墓照片及他们与荣彬交往的书信、题词、照片、赠书等共三百余件，九江市、县新闻、文化、收藏等方面领导、记者、学者参观了此展。3月3日和4月24日九江市电视台播出此展情况。
  多年来，许多名人为鼓励、支持我举办上述展览（或编写名人传、筹建名人馆等工作，下同），欣然题词，或给我写信，签名赠书，与我合影，这些都具有多方面重要价值和意义：1、体现了名人对展览的肯定、赞扬、扶持。2、一些题词、信函语言精炼，寓意深刻，是对九江名人业绩、思想、成才规律的高度概括，为青年后辈指明了勤奋拼搏的方向；同时体现了名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博大的胸怀，殷切的期望。3、是向社会推介展览内容、意义（见本文第一段），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力量。4、为人们了解、研究名人的思想感情、容貌风彩（合影）、表情特点、书法艺术、笔迹风格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5、是名人思念、关心九江故土的真情表现。6、题词、信函是九江名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先后为展览题词的名人有：（一）著名作家、戏剧家、国际文化活动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杜宣题词五幅：1、“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一九九六年春，杜宣。”2、“九江古今名人传。杜宣”。3、“九江古今名人馆。一九九六年春，八十三翁杜宣”。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荣彬先生属书，丙子（1996）年冬杜宣”。5、“九江竹林村志。杜宣题（印文：杜宣九十后作）。”并致荣彬信函十余封，其中九封信载人《杜宣文集》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及签名赠书六种。（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士题词：“科学人文交融，造就九江名人。为《九江名人传》题，韩启德，二00五年六月”。并与荣彬合影。（三）中国国内贸易部部长陈邦柱题词四幅：1、“弘扬前人业绩，开创灿烂未来。陈邦柱，九六年三月”，并让秘书刘湘东致荣彬信。2、“告慰前贤，启迪后人。为九江名人传题，陈邦柱，二00五年秋”．（此时陈邦柱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主任、中国质量协会会长。）3、“志存高远。荣彬同志共勉，陈邦柱，二00五年秋”。4、“九江竹林村志。陈邦柱，二00五年秋”。并与荣彬合影。（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2004年9月25日题词：“九江古今名人。袁隆平”，并与荣彬合影。（五）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中国美协副主席蔡若虹题词三幅：l、“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荣彬同志存念，蔡若虹，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北京”。2、“江西九江古今名人馆。九一老人蔡若虹”。3、“人生能有几回博。荣彬同志欣赏，九一老人蔡若虹，两千年五月”。并致荣彬信七封，合影一次，签名赠书五本。（六）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题词三幅：1、“弘扬前人业绩，激励后人志气。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乙亥（1995）冬日，方汉奇”。2、“集学储宝。荣彬同志纪念，方汉奇，一九九四年十一月”。3、“渊明旧书斋。方汉奇”。并致荣彬信十一封。（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主任、原校长杨叔子院士题词：“气壮山河，胸怀国际。心凝神州，情系故里。饮水思源，回报桑梓。振兴中华，共同努力。赠《九江古今名人传》，杨叔子，二00六、十二、二七”并致信荣彬、合影、赠书。（八）美籍华人报业家、实业家、纽约《东方时报》社社长、美国东西方关系协会主席殷有为教授题词四幅：1、“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荣彬贤弟惠存，殷有为，二00二年”，2、报头题字“九江名人，殷有为”。3、“寄情故土，关爱乡亲。九江竹林村志，殷有为”。4、“人杰地灵文化乡，千秋事业史难忘。二00六年十月殷有为”同时为《九江收藏》题写刊名，2006年11月总第17期刊出，并为2004年7月20日《九江名人》报创刊号撰文，合影两次。（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医学翻译家、江西医学院教授王贤才题词：“弘扬名人业绩，激励后人志气。为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题，丙子（1996）新春。王贤才”并致信、合影。（十）中国（台湾）歌、词、作家学会理事长、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兼音乐主委李中和教授题嵌名联：“荣誊宣扬，为人为乡且为国；彬质礼敬，有情有义更有诚。胡荣彬先生惠存，李中和撰颂，二00六年十月”并与荣彬合影致信。（十一）台湾著名作家、台南综合出版社主编汤为伯先生题词：“继承先贤奋斗精神，抒写时代崭新篇章。九江名人传及展览，二00二年汤为伯于台南。”并致荣彬信函二十余封。
  以上每次展览，即由荣彬或展览（会议）主办单位邀请县、市甚至省、国家级领导、代表、学者、记者、师友、名人亲属等相关人士参观、座谈。展后，一些媒体便报道展览的状况、内容、意义、作用和相关情况。十年来，海内外几十种报刊、电视、书籍、文件发表了记者、师友们写的与上述展览或《九江名人传》相关的消息、图片、通讯、评论、引介等共约160余次，如2003年3月21日《光华时报》张孝水通讯，2005年1月7日《光华时报》陈泽富通讯（此文获九江市政协第九届好新闻奖。）2006年4月7日《浔阳晚报》陈修平满版通讯（此文编人2006年8月出版的《浔阳晚报创刊十周年作品集》一书）等。我自己也发表了与上述展览相关的宣传、研究九江名人的文章60余篇，其中有的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国际人才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著名报刊发表，尤其是台湾台北《江西文献》季刊，1999年至2006年八年来共发表我的这类文章近30篇，有效地发挥了海峡两岸江西同胞交流思想感情的纽带作用，2004年版九江市《庐山区志》第373页和《九江县文史资料》2004年第五辑第219页对这些文章有所介绍。2004年7月20日，我将上述展览和相关名人题词、照片、文章、资料等编成《九江名人》报创刊号印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8月，中共九江市委隆重开展“新阶段、新发展”大讨论，我根据上述名人展览所提的建议《利用海内外九江名人资源为家乡作贡献》，从四千多条建议中被评为“十佳建议奖”，九江市电视台9月3日和9月27日播出了对这个建议的专访，此建议载人市委宣传部、市图书馆等单位05年编辑出版的《百篇良策集》、《民间问计》两本书中。2006年11月，我因上述展览和相关研究成果被江西省总工会、省人事厅等单位评为“江西省职工自学成才者”，并予表彰。
  今后，我将进一步收藏九江名人著作资料，通过办展览、写文章、出书报等形式宣传九江名人的成就和本文第一段所述的：开发名人资源对家乡建设的多种重要作用、意义。当今社会许多有正义感、有爱心的各界人士，为扶助社会公益、文化、教育等事业作出了很大奉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希望有正义感、有爱心的各界人士支持、帮助我们筹建九江名人馆。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委）
  陶渊明故里考究
  吕乐群
  陶渊明是四、五世纪之间，在中国九江上空高悬着的一颗明星，他以独特的光芒照耀着当时的文坛，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一直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是被鲁迅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头等人物”，田园诗的鼻祖，中国九江最伟大的诗人。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祥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号焉。”这是先生的自传，正因为如此，关于陶渊明是哪里人，故里在何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王漠《豫章十代文献略》上说：“考《通志》，渊明故里凡三处：一在瑞州府新昌东宜丰，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玉京山，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
  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及史传和陶渊明诗文，从书本到实地，再从实地到书本，作了多次实地勘察和考据。现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陈述如下：
  一、东晋、南朝时期寻阳、柴桑的具体方位在现今的何处
  史书和陶诗中多次出现寻阳、柴桑的描述，搞清了寻阳、柴桑城的现今方位，也就可间接考证陶渊明的故里何在。
  颜延之《靖节征士诔》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寻阳柴桑人也。”
  沈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潜……寻阳柴桑人也。”
  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也依此说。
  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寻阳、柴桑的具体方位又是现在的何处呢？
  新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三、四册中都标有柴桑城名，位置在九江市西南方向8至10公里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高帝置”。“县十八，‘柴桑’，莽日九江亭。”
  唐《元和郡县图志》“柴桑故城，在县西南二十里。”
  臧励和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柴桑县，汉置隋废，故址在今九江县（即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嘉靖九江府志》：“寻阳城在府西一十五里，本汉寻阳县。隋开皇间，因水患移人，城为附廓，今鹤问赛是其处。”
  考寻阳县，西汉置，因处寻水之阳得名。
  永兴元年（304），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隶属江州，咸和中（328），温峤始将江北之寻阳移于江南湓城之南鹤问赛（今江西九江市西南18里）。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省寻阳县人柴桑县，柴桑乃为郡。《晋书地理志》说明义熙八年（412年）前后，柴桑城仍是江州和寻阳郡治所在，其址在湓城之南鹤问寨。
  柴桑（寻阳）城遗址坐落在九江市七里湖（又名八里）湖滩。东临七里湖，西依鹤问湖（赛城湖）。文化遗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布满了裸露的砖瓦陶瓷碎片，十分丰富。鹤问赛，今名赛湖村，1958年改今名。这是一处狭长的丘陵地带，南北走向，长约14里，平均海拔不到30米，最高处叫玉兔山，海拔才38.6米。这一带已发现有东汉、三国、两晋、南朝、隋、唐、宋墓近50座，其中纪年的有“永昌二年（324年）墓”，“大兴四年（321年）墓”，“咸和元年（326年）墓”，以及“晋梁州刺史梁使君”墓。
  遗址地势低洼，文化堆积层在海拔14至15米之间。涨水季节浸泡在水中，冬季水涸可观全貌。1985年1月江西省考古队对“六朝寻阳城”城址又进行了考查，结论是：“城址曾经是县、郡、州的治所。”即柴桑县，寻阳郡江州的治所。东晋与南朝、寻阳郡治柴桑，江州又治寻阳郡（《江西地名通讯》30期、1988）。
  1989年“六朝寻阳城遗址”被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以上的考据可得知东晋、南朝时期的寻阳、柴桑城的具体方位在今九江市西南16里赛湖村旁的七里湖（八里湖）滩的“六朝寻阳城遗址”上。
  二、陶渊明究竟是不是寻阳柴桑人
  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为了弄清陶渊明究竟是不是寻阳柴桑人，有必要先考证一下陶侃的居里所在地。
  《晋书、陶侃传》云：“陶侃号士行，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
  刘义庆《幽明录》上记载：“陶公于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地日：‘鹤门”。
  《陶侃传》载：侃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
  王谟《江西考古录·卷四》“鹤问湖”条云：“通志：九江城西十五里有鹤问湖，世传陶侃择地葬母，至此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处可葬’，已而化鹤飞去。”
  《晋书·周访传》上记载：“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日：‘前冈见一牛眠淤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晋书》1580页“东晋周访寻阳县候。”陶侃与周访为姻亲。
  《都昌西源陶氏宗谱》载：“‘陶侃父陶丹’为吴太子舍人，封扬武将军，加封柴桑侯，赠太师，追封庆国公。……享年七十有九。葬寻阳鹤问湖仙居乡兴良社。”
  《秀溪谱》谓陶茂为陶侃第三子，居寻阳柴桑，任武昌太守。
  《都昌西源谱》谓陶茂乃陶侃的儿子，居江州寻阳东林，任武昌太守。
  《昌邑谱》云：“今寻阳西北山下，吴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即侃之父也。”
  侃后以功封柴桑侯（寻阳谱，潜山谱，黟县谱谓陶丹封柴桑侯，非），子孙逐家于此。（《龚笺》）。
  《陶侃传》排名第八子，光禄勋寻阳陶范于晋太和元年（366），为河南高僧慧永捐舍地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名西林寺）。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胜迹”云“陶侃母墓在府（今九江市）西白鹤乡。”
  陶诗中多处提到寻阳。
  义熙七年（411），有《与殷晋安别》诗，序云“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寻阳。后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
  义熙十一年（415）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宋传云：“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
  景平元年（423）冬有《答庞参军》诗一首，序云：“从江陵使上都，过寻阳见赠。”
  元嘉元年（424），颜延之为始安郡。萧传云：“颜延之为始安郡，经过寻阳，日造渊明饮焉。”
  元嘉二年，有《赠长沙公族孙》诗一首。序云：经过寻阳，临别赠此。”
  元嘉四年（428），《颜诔》云：“元嘉四年，卒于寻阳县之某里。”
  《止酒》诗云：“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城邑当指寻阳城。
  从以上的论证可证明陶渊明确是寻阳柴桑人，而且居住在寻阳城旁或寻阳城郊。
  三、南山是庐山的代称吗
  《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饮酒诗》其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杂诗》之七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云：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戢描守穷湖。……延日识南岭……。”
  《颜诔》：“南岳之幽居者也。”
  关于南山究竟是指什么山，有多种说法
  有的说是指今九江市西南九十里的牛头山（柴桑山）
  有的说是指今宜丰县澄塘乡秀溪村旁的南山。
  有的说是指庐山南麓，今星子县。
  其实以上说法都是不确切的。
  《九江府志》：“庐山在府（九江市）城南十五罩，古称南障山。”
  太元十六年（391），江州刺史王凝之集中外僧徒八十八人，在庐山翻译佛经，据《出三藏集·阿毗昙心经序》云：“其年冬，于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本文。”
  （东晋）庾亮《翟征君赞》……景命不延，卒于寻阳之南山。
  （宋）黄庭坚《濂溪江》序：“白云蒙头兮与南山为伍，非夫人攘臂兮谁余敢侮。”
  （元）文矩《九叠屏歌》：“吾闻匡山云锦九叠之胜神所栖，界天绝壁云为梯。却容三十六帝有外臣，尽乞南山种三秀。清水黄尘一回首，庐君此意君知否？”
  杜宣《东林寺二首》：“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松怀残雪添刚气，庙对南山看紫烟。”
  （清）李明睿《庐山续志序》：“至若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即匡庐也，不露庐山一字。陶之诗即庐山真面目也。”
  古直《笺》：“南阜，谓庐山也。凡诗中南山、南岭、亦即庐山。颜延之《陶徽士诔》又谓之南岳。”
  《考古》1984年第8期《江西九江市发现宋墓》载：“1983年元月，九江市赛阳公社汤桥一队社员程先水作新屋平整地基时发现一座宋墓，发现墓的地点名绿豆山，位于庐山西北麓。从墓志得知，墓主为‘寻阳陶府君十九郎。“讳仁想“即寻阳之盛族，五柳之明宗，始祖相承，本柴桑人也，居庐岳之西北，甘泉乡侯溪社’，‘於大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七月六日寝疾而终。“享年四十有三一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殡于土名家舍林祖墓营东本地也。’距今有一千多年。”
  经过论证可得知南山就是庐山的代称，在宋代庐山的西北麓居住着陶渊明的后裔。
  四、陶诗中的地名考（彭泽、上京、南村、东林隈、曾城、斜川、栗里、桑树颠）。
  1、彭泽：萧统《陶渊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遗督邮至，县吏请日：‘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归去来兮辞》“彭泽去家百里。”
  考《晋书·地理志》及《古今地名大辞典》：“彭泽县，汉高帝所置。晋时先后隶属豫章、寻阳郡。故城在今湖口县东三十里。”（即今湖口县流泗乡一带）。
  走鄱阳湖、长江水路到今天的七里湖约105里。
  2、斜川、曾城、醉石
  《游斜川诗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咏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按，独秀中皋……。”
  《游斜川》：“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各矫呜鸥。趔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斜川最为难考，很多人不知是什么地方，有人认为在今星子县磨鹰岭。
  东晋东林寺住持释慧远《游石门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期地之奇观。”又诗云：“蹇裳思霎驾，望崖想曾城。”目鄣山为曾城与陶诗同。
  慧远《游》序中有“体绝众阜”，陶《游》中有“独秀中皋”。慧远《游》中有“则翔禽拂翮。”
  陶《游》中有“水鸥乘和以翻飞。”慧远《游》中有“流目四瞩：九江如带，丘阜成垤。”陶《游》中有“迦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慧远《游》中有“感良辰之难再”。陶《游》中有“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笔者曾亲临石门涧，亲眼看到带条纹的石斑鱼在悠扬溪水中驰游，亲耳听到美丽的布谷鸟在幽静的山谷中高鸣。
  郦道元《水经注》：“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门高耸，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其下有磐石，可以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每登陟焉。”释慧远与陶渊明为同时代人，陶渊明又是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慧远、刘敬宣常游石门涧，陶渊明所游斜川必为石门涧无疑。陶《蜡日》“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章山，即为鄣山。（唐）白居易《游石门涧》：“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独有秋涧声，潺湮空旦名。”不知什么原因石门涧到唐宋以后就逐渐湮没，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开发游览。所以千百年来文人墨客都找不到斜川的踪影。
  《豫章诗话》“陶渊明所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仰视悬瀑，可坐千余人，号日醉石。”
  陶《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南史》“陶渊明先生弃官来归，篮舆时往来庐山中，醉则卧在石上。”后世所传的渊明醉石，当在石门涧。
  因此斜川、曾城、醉石都在九江市南三十里，东林寺西南十里的石门涧。
  3、栗里，桑树颠。
  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粟里不见于陶诗，但见于萧传。究竟有没有栗里多年来争论不休，有认为是“某里”的笔误，有认为栗里就是陶渊明的故里，在山南。笔者认为栗里就是到庐山去的半道。据《九江市浔阳区地名普查资料》记载，今十里铺附近有一座小山，名叫栗树岭，古时因岭上多栗子树，故名。岭南面庐山莲花峰，莲花洞的清泉经栗树岭前，过十里铺，北流人长江。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称“里”，栗里是因里的辖区内有栗树岭而得名，古时上庐山和到南康多走东干道至吴障岭，岭南下有巨石，镌“吴楚雄关”四字，古刻也。从鹤问赛到吴障岭，必经栗里，栗里也正好是半道。栗里即今天的濂溪墓旁。
  4、上京、南村（南里）
  《还旧居》“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
  关于上京的争论也很多，有认为在星子的玉京山。有认为是指京城建康。
  但到底是哪里，我们在陶诗中找答案。
  《凝石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探。”
  《赠长沙公族孙一首》：“遥遥三湘，滔滔九江。”
  从上可知陶渊明家住长江边。
  《归去来兮辞》“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林室顿烧燔……舫舟荫门前……。”
  《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噗田舍获一首》：“戮力东林隈……扬械越平湖……。”
  说明家离东林寺不远，故居门前有湖。
  《归田园居》五首，第一首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故居的格局和周围环境又是怎样的呢？由第一首可知，这是一个住房不多，占地面积有十余亩的方宅，方宅之内，堂前桃李相杂，屋后榆柳成荫。方宅的南面对着南山（庐山）。第一首说：“开荒南野际，”第二首又说“种豆南山下，”说明在方宅和南山之间还横亘着一片田地。此外，方宅的附近还有特别的村庄，中间有路可通，陶渊明和邻村的故老“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共话桑麻。
  《止酒一首》“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陶渊明故居上京的地望：靠近寻阳城，面对庐山，背临长江，门前有湖，离东林寺不远，从长江乘船可以直接到家门口，离彭泽一百余里等。
  这个上京里就它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来看，应该就在九江市西南十六里的白鹤乡鹤问赛旁的玉兔山下。鹤问赛，今名赛湖村，1958年改今名。这里依山傍湖、近江、靠城。东西两面都是面积万亩以上的湖泊，东边湖明代叫陶家湖，现名七里湖（也叫八里湖）；古时是通向长江口的重要港口，从这里乘水路可直接到达京城建康，也许古时此地就可能叫做上京（上京城去的地方）。
  南村（南里）就比较好理解。《移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饮酒二千首》：“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
  南村（南里）大概就在寻阳城的东南郊，即茅山墩（今茅山头、开发区）一带。
  茅山墩与寻阳城隔湖相望。古时可能有路或渡船相通。一九八三年在茅山头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这里也有东晋、南朝墓群。出土了一批青瓷器物。其中有瓷官印一文，文日“别部司马”。从茅山墩往东南五里处有石塘铺（今十里铺），这里是通往庐山的必经大道，自古有之。
  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友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晋书》“弘后见，辄于林泽间候之。”由于南村离寻阳城很近，庞通之可随时探听到陶潜往庐山的消息，才可以将陶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王弘，便于半道摆酒，才可以“俄顷弘至”。弘以后想见陶，才可以于林泽间候之。
  陶渊明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方外之交，暇时尝游憩东林。正因为茅山墩与东林寺相距仅十余里，陶虽有脚疾，仍可篮舆往返，并常去与慧远洽谈。
  五、七条结论
  通过以上考据和论证，得出七条结论：
  一、陶渊明实乃江州寻阳郡寻阳县（柴桑县）人。
  二、“上京里”乃寻阳城郊的鹤问赛，即今九江市西南十六里的赛湖村
  三、“南村（南里）”乃寻阳城负廓东南，即今茅山头开发区一带。
  四、栗里乃真正的去庐山半道，即今濂溪墓旁的栗树岭下。
  五、南山可为庐山的代称。
  六、斜川、曾城、醉石都在石门涧。
  七、古寻阳城遗址在今九江市西南十六里的七里湖（八里湖）滩。陶渊明可称为最伟大的诗人。是九江市最有名的名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00六年十月八日于浔阳）
  （作者单位：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谈谈九江的大隐士陶渊明
  刘堂鑫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三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殁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四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取《陶氏史记》一说）。
  辞仕还士
  中国隐士中最著影响最圆满者，莫过于东晋陶氏渊明。陶“渊明的全部隐逸生活是在他家乡柴桑完成的。
  隐士就是隐逸之士，其他民族则未有。而这个士，能仕而不仕，成为隐士。
  中国文化中的士，在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仕，通常是指仕途中的仕，也就是指入朝为官的人。而士则泛指读书之人。中国社会中的士，能养其道传其道。能让中华文化在逆境中仍不会泯灭。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也说：“士尚志”。孔子又赞颜回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用者，是用其道，非指用其身。社会能用其道则应出身行其道，否则只应藏道于身，宁隐不仕，以求全其道而传于后世。仕致力国事，士则致力于学，文章之所在，亦道之所在。陶渊明辞仕还士。写了大量的诗文即属此道。
  陶渊明在仕途中，不能布其道，世与他相违，所以他弃其仕。他辞仕还士，还是士族，他只放弃仕的责任没有舍弃士的传统，所以他伟大。这就是中国古代士的美德，隐中不丢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就形成了中华独有的隐逸文化。隐渊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霖公）。陶渊明的归真返璞，仍是儒家之行为，中国士大夫的怀德之举。关于士，历代名家都有良言。宋代苏东坡元丰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黄州，自此苏东坡坎坷半世，自此苏东坡追随陶公半生，这位苏学士，并没有舍弃仕途，而是“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他提出“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他信奉“进则效其忠，退则存其身”。存其身者，最好的去处便是归隐，能存其道，在学林中布道，陶渊明做到了，苏东坡敬慕了。
  终身不辱
  陶渊明不愿束带去迎接督邮，挂印归隐，是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屈辱“向乡里小儿”。这是中国士人及隐士们共同的自爱。战国策四上说：“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陶渊明所守者就是“不辱”。为了“怀德”，宁可失去食禄而不怨，挨冻受饥而无悔，他在“乞食”诗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恐怕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乞讨过的大诗人。尽管陶渊明日子过得如此地艰辛，几次有人请他出仕，他仍抱贫独守，抗志南山。
  隐逸文化，就是士大夫为了在集权制度下保持自己相对独立而采取的手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盅卦）以实现“从道不从君”（苟子言）人格上的意义。陶渊明归隐后，他达到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等等。孔子曰：“无道则隐”，把隐逸认定是对“道”的维护，所以隐逸是“正义”的。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关系和社会群体剧烈动荡，为了远祸，维护自身人品的高洁，求得逍遥无碍，遁人山林归隐，以藉此摆脱当时险恶政治的沉闷，陶渊明返璞得彻底而天真自然。
  论战有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文化第二次大展演交融。儒、释、道、玄各种思潮显现活跃。特别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创办了净土宗，集全国精英一千多人于东林，其中一百二十三人结为莲社，一时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一方面聘请西域法师佛陀跋陀罗带领一班人译经，又派法净、法领二弟子直接到西域取来大量梵本经典，另一方面他亲自迎战各方对佛教的发难。隆安二年（二九八）间，桓玄挑战慧远，桓玄作“罢道论”，直指佛教。慧远以《明报应论》迎战。桓玄又以《沙门应敬王者论》再度发难。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反驳。如是引发一场中华哲学史上的大论战。连归隐的陶渊明也卷入其中。
  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作于元兴三年（四0四），全文分为：在家一；出家二；求宗不顺化三；体极不兼应四；形尽神不灭五。共五部分。其中《形尽神不灭论》是精华，是慧远为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理论依据，慧远认为人死了，形体尽了，而灵魂（神识）会永久不灭，修成功者，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未成就者会坠人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轮回。这就是因果关系，俗家说的因果报应是延此说。慧远的《神不灭论》，曾称雄天下，十多年争论不休。到义熙九年（四一三），莲社成员再三邀陶渊明人社，陶渊明不但不入社，反而就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加以理论。陶渊明用《形影神》哲理组诗，公开表明反对有神论。陶渊明认为贵贱贤愚、男女老少，没有不死的，个个都是形尽神灭的。他在《挽歌辞》的结尾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认为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埋在山里，和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哪来的什么轮回因果，哪里有什么神灵不灭。因此他在《形影神》诗中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人还不如一岁一枯荣的草木。他认为“身没名亦尽”。他又说：“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圣人，又有谁显了神灵呢？与所有的陶诗一样，此诗没有火气，连参与这场神灵的论战，他仍那么自然地用诗的语言流露无神的思想，没有说教的严肃，只用诗的韵味来论生死不轮回。陶诗里关于不信神灵不灭、生死轮回的理念比比皆是。在《和刘柴桑》诗中也有“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人死了之后，名誉和身体都被淹没，还有什么可追究求的呢？我们在知道陶渊明上述思想后，再想想慧远再三请他人净土宗莲社，对陶渊明“攒眉而去”就不难理解了。他在这组诗中阐明了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灵魂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亡的。陶渊明多么朴实的自然观，对神学（包括对道教）是一次清醒地揭露。
  世上多了三个明白人
  陶渊明于羲熙十二年丙辰（四一六），写《丙辰岁八月中秋下漠田舍获》诗，诗的开头便说：“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多数学者认为东林是指庐山东林寺，我也同意此说。这说明东林寺附近有陶渊明的庄园田舍。这时刘遗民早在西林寺前筑有禅室。周续之也都是莲宗的信徒了，他们三人都住在东林寺旁，又都辞仕归隐，当然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常唱和诗词，所以世称“寻阳三隐”。
  寻阳三隐中的刘遗民是净土宗创派祖师慧远的好友，净土宗莲社一百二十三人在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发愿共同期生西方净土。当时发愿文就是慧远请刘遗民代写的，至今，“发愿文”仍是净土宗重要文献。刘遗民（又名刘程之）做过柴桑令，他也和陶渊明一样，在柴桑令任上挂印归隐，所以人称“刘柴桑”。他归隐后在西林寺前筑禅室修行。刘遗民“坟典百家，无不周览，妙善《老》、《庄》：尤好佛理。又因多病，不以妻子为念”。陶渊明与他志向相投。和唱的诗歌，现存二首。
  三隐中还有一位叫周续之，因博学多才，时人誉为“颜子”。他布衣蔬食，终身不娶。也是净土宗中十八高贤之一。多年师事慧远。与刘遗民、陶渊明同为志向相投，不靡于俗。
  十八高贤中还有一位居士叫张野，学兼华梵，居柴桑，也师事慧远。与陶渊明还有婚姻之契。按说，陶渊明被刘、周、张及慧远等佛门大德所围，受梵文化薰之甚浓，所以慧远理所当然地邀陶渊明人社，谁想陶渊明“攒眉而去”，又写诗驳慧远的神不灭论，这是何等明白之人。刘遗民、周续之不但以素食为念，而且不思女色，又都是佛门高贤，离出家只是一件袈裟而已。他们为什么不出家呢？又为什么与一位无神者交好呢？慧远的法力何在呢？这中间是否是陶渊明的“形影神”的理念，牵制了他们。陶渊明使佛门少三弟子，世上多了三位明白人。
  在这场神不灭的争论中，陶渊明走到了前沿，俨然是位斗士，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遁人山林不是消极避世，而是远祸，中国隐士不但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强烈地冷眼相看，只要机遇可能他们就会出击的。这也是真正的中国隐士一大特点。在陶渊明的身上把东方文化的光辉显现得如此地完美。陶渊明是中国隐逸文化成熟期的高标，他真正获得了人格的独立与心灵自由后的喜悦。
  （作者单位：庐山东林寺文物管理处）
  南唐九江文学家李中
  吴怿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时已是登峰造极，达到巅峰之至，涌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伟大的诗人，或用浪漫色彩描绘祖国美好山河；或用犀利尖深文笔抨击时弊；或用温情的目光关注平民百姓的冷暖，明志言情，创造的诗歌瑰丽无比，美轮美奂。因此说唐诗是我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五代南唐时期的九江诗人李中也是这代诗人中的一份子，虽然少了盛唐时的豪迈与大气，但诗人创造了大量的诗篇，简洁凝炼，清幽淡远，著有诗集《碧云集》，世代相传，至今仍有三百一十首存世，足已说明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
  一、生平经历
  李中，五代南唐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920-974年在世。字有中，江西九江人，郡望陇西（今甘肃）。南唐开元六年（942）与刘钧等同读于白鹿洞的庐山国学，搏取功名。有诗《壬申岁承合之任淦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明府》：“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萤曾寄此烟岑。读书灯暗嫌云重，搜句石平怜藓深”。考壬申年为972年，是年诗人赴淦阳任命，经过九江重游故地，写下了这首诗。又诗人好友盂宾于癸酉年（973）为时在淦阳令的李中自编的《碧云集》作序。文中也说道：“公理淦民，饮淦水，清白著矣”，可知其972-973年知淦阳，约三十年前读书庐山国学，当在942年左右，是否登进士，不考。后显德中任淮西某县令。周世宗南伐，陷于周师，受新命。六年（959），以兄弟亡故，两亲在堂，上表请归故国，得周帝恩准，弃官归南唐亲养。宋乾德初任吉水尉，历新喻、安福、晋陵等县令。开宝五年（972）任新淦县令。973年任淦阳宰时，编成自己诗集《碧云集》，共有二百余篇，时晋天福中进士孟宾于任水部郎中，为其诗集作序。末几卒。《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李中诗》二卷。另《唐才子传校笺》卷十有其简介。《全唐诗》编为四卷。
  诗人一生多任县级小吏，政治上并不得志，加上连年战乱，亲人离散，朋友远别，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生活上不甚如意。但诗人毕生有志于诗，成痴成魔，勤奋写作，自谓“诗魔”，在病中，在别离中，在怀念中，在高兴中都忍不住赋诗，有“诗魔又爱秋”、“禅外诗魔尚浓”等句，深思苦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佳作。与诗人沈彬、孟宾于、左偃、刘钧、韩熙载、张泊、徐铉友好往来，多有唱酬之作。他还与僧人道侣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庐山东林寺僧人谈诗论句。“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与庐山道人听琴下棋，“溪头烘药烟霞暖，花下围棋日月长”（《思简寂观旧游寄道者》。反映了当时崇尚佛道的社会风气。李中情趣高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书法尤佳，善草书，有《墨池编》。
  二、家居九江
  历史上九江又称浔阳、德化、湓城，九江是在汉代湓城基础上形成的。湓水绕城注入长江，因此九江有湓水，湓水发源于瑞昌的青盆山。白居易贬谪九江时居住在湓水旁，多有咏吟。湓城也成为九江的代名词。李中家居九江，湓水萦绕，在他诗中多有描写，有怀念九江旧居，有思念湓城旧友。如《思九江旧居》三首；“结茅曾在碧江隈，多病贫身养拙来。雨歇汀洲垂钓去，月当门巷访僧回。静临窗下开琴匣，闷向床头泼酒醅。游宦等闲千里隔，空馀魂梦到渔台”。“门前烟水似潇湘，放旷优游兴味长。虚阁静眠听远浪，扁舟闲上泛残阳。鹤翘碧藓庭除冷，竹引清风枕簟凉。犬吠疏篱明月上，邻翁携酒到茅堂”。“无机终日狎沙鸥，得意高吟景且幽。槛底江流偏称月，檐前山朵最宜秋。遥村处处吹横笛，曲岸家家系小舟。别后再游心未遂，设屏惟画白藏洲。”《江行晚泊寄湓城知友》：“孤舟相忆久，何处倍关情。野渡帆初落，秋风蝉一声。江浮残照阔，云散乱山横。渐去湓城远，那堪新月生”，还有《思湓渚旧居》：“昔岁曾居湓水头，草堂吟啸兴何幽。迎僧常踏竹间藓，爱月独登溪上楼。寒翠人檐岚岫晓，冷声萦枕野泉秋。从拘宦路无由到，昨夜分明梦去游。”诗人时时怀念九江故居、九江老友，“渐去湓城远，那堪新月生”，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思念家乡南湖上的柳枝，“春来无树不青青，似共东风别有情，闲忆旧居湓水畔，数枝烟雨属啼莺”，借柳枝表达对故里的思念。还和家乡的地方官员往来频繁，《和浔阳宰感旧绝句》五首中都有思乡情结。
  他年轻时读书庐山国子监。庐山国子监为南唐最高学府，进入国子监读书的人还是有一定身份的，他有《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国子监》一诗：“气秀情闲杳莫群，庐山游去志求文。已能探虎穷骚雅，又欲囊萤就典坟。目豁乍窥千里浪，梦寒初宿五峰云。业成早赴春闱约，要使嘉名海内闻。”应该是达到秀才一级，才可在国子监读书，办学目的是为社会输送高级人才。庐山给李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诗人有多首与庐山僧人道家隐士们的诗，如《寄庐山庄隐士》、《贻庐山清溪观王尊师》、《庐山栖隐洞谭先生院留题》、《送刘恭游庐山兼寄令上人》、《宿庐山白云峰重道者院》、《寄庐岳鉴上人》、《送孙孑L二秀才游庐山》、《题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影堂》、《赠东林白大师》、《寄庐山白大师》等，最有名的当数《庐山》一诗。诗云：控压浔阳景，崔嵬古及今。势雄超地表，翠盛接天心。湓浦春烟列，星湾晚景沉。图经宜细览，题咏卒难任。靖节门遥对，庾公楼俯临。参差含积雪，隐映见归禽。峭拔推双剑，清虚数二林。白莲池宛在，翠辇事难寻。天近星河冷，龙归洞穴深。谷春攒锦绣，石润叠琼琳。玄鹤传仙拜，青猿伴客吟。泉通九江远，云出几州阴。冬有灵汤溢，夏无炎暑侵。他年如遂隐，五老是知音。全诗采用比兴手法，对仗工巧，搜罗尤异，将庐山气势，山南星子，山北九江重要景点突出，湓浦春烟与星湾晚景相呼应，靖节门对瘐公楼相呼应，写双剑峰，东西二林，锦绣谷的花，岩石的美，还有温泉的舒适，夏天的凉爽等，诗人用浓缩的语言，概括了庐山的地理、风光、人文，可谓字字珠玑，不仅让诗人“他年如遂隐，五老是知音”，而且让我们每位吟咏者都为庐山风采倾倒，这首诗可以视为咏庐山的佳篇之作，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庐山是座环境优美、文化深厚、令人向往的地方。
  李中诗中与九江庐山有关的诗达到三十首之多，占全诗的十分之一，是令九江人骄傲的诗人。
  三、诗歌成就
  对于李中的诗，世人评价往往说他师崇贾岛之风，有人说其诗“如方干贾岛之徒”，也有人评价为“有贾岛苦涩风味，而峭深不及”。李中生活在南唐，偏安江南一隅，社会不安定，时时都有被北宋吞并的危险，前途暗淡，因而文人往往崇尚佛道，注重内在自我的修养。由于当时环境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其诗不如盛唐诗歌豪迈，有社会责任感，诗人多在思乡、漂泊、感叹人生、咏怀身世、伤感离别中苦吟，侧重雕琢字句，刻意求工，形成一种清幽淡远，或峭拔瘦硬风格，深受贾岛诗风影响。全集多为缘情之作，对仗之工巧，炼字之精刻，别有特色。丁仪在他的《诗学渊源》中称其“为诗略似元白，辞旨蕴藉，文采内映”，而孟宾于在《碧云集》序中则称赞李中诗：“缘情人妙，丽则可知，出示全篇，备多奇句”。
  诗歌在李中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诗道：“欲饮都无绪，唯吟似有因（《客中寒食》）”。写诗成为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是动荡年代的心理寄托。“地僻苔生易，林疏鸟宿难。谁知苦吟者，坐听一灯残”（《秋雨》）。苦吟的结果是李中诗佳作奇篇俯拾可得。
  《春日作》：“和气来无象，物情还暗新。乾坤一夕雨，草木万方春。染水烟光媚，催花鸟语频。高台旷望处，歌咏属诗人”。这是一首描写雨后春天的写景诗，经过一夜雨水的洗礼，草木清新可爱，花香鸟语，令诗人忍不住要吟诗歌咏，尤其是“乾坤一夕雨，草木万方春”一句，古往今来皆称奇句，倍受人们的青睐。还有《姑苏怀古》：“歌舞一场梦，烟波千古愁”。《书王秀才壁》句：“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听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淳风一夜生”。《徐司徒池亭》句：“扶疏皆竹树，冷淡似潇湘”。《落花》：“酷恨西园雨，生僧南陌风”。《江行夜雷》：“半夜风雷过，一天星斗寒”。《寄刘钧》：“闲花半落处，幽客未来时”。《宿庐山白云峰重道者院》：“云开碧落星河近，月出沧溟世界秋。”毫不夸张地说，可以称作奇句警句的在李中诗里比比皆是，信手拈来。诗中虽感怀人生，兴叹时政，伤感离别，写不完的愁绪，但也有突破个人圈子，关注现实之作。如《喜春雨有寄》一诗：“青春终日雨，公子莫思晴。任阻西园会，且观南亩耕。最怜滋垄麦，不恨湿林莺。父老应相贺，丰年兆已成”。诗人关爱农家百姓，对春雨的到来尤其高兴，因为雨滋润了田里的麦苗，兆示着好年成的到来。《梅花》一诗也很有立意，“群木方憎雪，开花长在先。流莺与舞蝶，不见许因缘。”大多数的花都不喜爱寒冷的冬天，只有梅花开在众花之前。飞莺和蝴蝶，不与梅花相伴。表现了梅花君子气质。
  遥想诗人李中在艰难困苦之中吟咏不辍，读书与磨剑，壮志凌云，只是囿于时代，很难实现理想志向，好在与诗相伴，让诗人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精心炼句，缘情人诗，取得了丰硕成果。李中不愧为南唐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他的诗至今还熠熠生辉，光照天下，引领我们徜徉在诗的画意中，为之陶醉。
  参考文献：
  1、李中诗，《全唐诗》卷747-750，中华书局增订本，1999年1版。
  2、孟宾于《碧云集序》、《全唐文》卷872．（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本，1983年版。
  3、丁仪《诗学渊源》民国铅印本。
  （作者单位：九江市图书馆）
  补白…………
  九江人物素描（组诗）
  熊俊桥
  杨叔子
  弘扬悠久国粹 传统精粹
  万苦千辛 百折不回
  回来了
  我九江之精英
  山欢水笑 声声欣慰
  欣慰矣诗词歌赋
  丽日亮月繁星随之攀崖啸水
  袁隆平
  毫不舍乎 绝未玄乎
  抒写“民以食为天”特酷
  酷酷风里雨里日里夜里泥里水里
  为老百姓造福
  造福者羞煞现在时
  糊糊玄玄空空之虚云绮雾
  好些个浮躁人物
  杜宣亭
  亭角高高翘起
  翘起云霞飘逸
  在美眉灵动的眸里
  在酷崽劲歌的醉里
  在九江人的心里
  心里说
  情系家乡故土难离
  明代画家文徵明九江作《（莲社图）跋》
  张仁彦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春，文徵明在江西九江为好友李伯时所作的《莲社图》写了跋。跋文洋洋洒洒，以1400余言详尽而生动地介绍了白莲社首领慧远大师与其时散居在庐山附近各界名流聚首情况。莲社即白莲社，为慧远所创，是一处传徒讲经、开发经学活动、著书立说的专门佛学文化机构。白莲社学术研究之风影响深远，对东林、庐山乃至全国佛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慧远为何创建白莲社，白莲社又是由哪些人员所组成？人们想了解个究竟。
  东晋太元六年（381），山西高僧慧远偕弟慧持和门徒10余人，从荆州至寻阳，拟邀早年同门师兄慧永去罗浮修行，“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于是决定在东林筑庐住下来收徒传教，其后在慧永的进言下，新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建寺传徒，开佛门创宗立派先声，由于慧远落发前多年研究儒学，智慧超常，学问宏富，驰名朝野，先后投其门下弟子近3000之多，世称高贤者亦有18名之众，连文坛高傲首领谢灵运和擅权跋扈将军桓玄均为之倾倒。如桓氏在“汰沙”禁令中却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以东林为中心的庐山地区寺院非但免遭涂炭，反获相对稳定的发展，竟成为当时南方少有的佛教圣地，慧远亦成为一代著名的佛教领袖。由此看来，白莲社确实存在过，白莲社成员尤其是十八贤对东林寺的建设和发展曾作出过积极贡献，以至东林寺名声远播，香火绵延，高僧大师迭出不穷。然而东林寺的白莲社及十八贤的活动情况，有图形表述和文字记载还是自李伯时及文徵明始，此时至十八贤时代已相去千余年。
  龙眠李伯时非常仰慕白莲社十八贤人品道德，经略文章，遂于宋元丰庚申年（1080年）花了三十八个日日夜夜，数易其稿，终于把十八贤及其追随者聚首时的鲜活面容，种种姿态、神态再现于纸上，使有幸目睹者有如身临其境，由想象变为直观，灵魂受到感染和薰陶。当然，李伯时也了却多年宿愿。文徵明把玩此图后，灵魂为之震撼，不仅为栩栩如生之丹青拍案叫绝，同时也为图形、内容感动和感悟，之后伏案疾书，工笔抄写——这就是《莲社图跋》。《莲社图》和《莲社图跋》都是弥足珍贵的墨宝。《莲社图跋》现藏于山东博物馆。《莲社图跋》择要叙述于下：“龙眠李伯时为余作莲社十八贤图，追写当时事，按十八贤形状。沙门慧远初为儒，因听道安讲般若经豁然大悟乃与其弟慧持俱弃儒落发，太元中至庐山，时沙门慧永先居香谷，远欲驻锡是山，一夕山神见梦，稽首留师，忽于后夜雷电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积，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异，为师建寺，是为东林。因号其殿为神运。时有彭城刘程之、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南阳宗炳、张诠、张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时，弃官舍缘来依远师。复有沙门道呙、昙常、惠椒、昙诜、道敬、道生、昙顺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驮跋随罗、佛驮耶舍二尊者相结为社，号庐山十八贤。时阵郡谢灵运以才自负，少所推与及来社中见远师，心悦诚服，乃为开池种白莲求预净社，远师以其心乱拒而不纳。陶潜时弃官居栗里，每来社中或时才至便攒眉回去，远师爱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陆修静居简寂观亦常来社中与远师相善……”跋文后半部分描写了十八贤及谢、陶、陆等人聚首时或立、或坐、或曲身、或侧卧、或静听、或沉思种种姿式、神态，无一处雷同。此外对清流激湍、溪回路转、拱桥异石也都作了生动地描述。《莲社图》总共表现人物三十有八，还有一马、一鹿、一猿、一器具，花草树木不复以数计，真是一幅难得的佳作。更为有趣的是陶潜竟然是以竹篮子当肩舆，让儿子与门生抬着来的，因为渊明有足疾，一位相貌古怪的捕蛇老汉居然也夹杂在人群中听佛经，而且神情是那样的虔诚凝重，诚所谓佛法广大，苍生皆能普渡。
  文徵明为《莲社图》作跋不是随意为之或即兴之作，而是有一定思想根源的，试作如下分析：文徵明（1470-1559年），明朝大书画家，初名壁，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与祝允明、唐寅、徐桢卿号称吴中四才子，然而一生科举不顺，五十四岁那年被人向朝廷推荐，到了北京，授职为翰林院待诏，参加编写《武宗实录》，虽然岁时颁赐和翰林们一样，但由于他不是进士出身，在那里不免受到同僚们的歧视和排挤，他意不自得，连年乞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不少《京邸怀归诗》以见志，他在三年中辞了三次，最后才算获准。回乡以后，他一直住在苏州。四方八面向他求学求画的人极多，但是越是名流显贵越是求不到他的作品，尤其不肯给王府的人与宦官们作片纸字画，他没有半点媚骨。文徵明在京城三年虽然也违心地给皇家写了些歌功颂德的东西，如“青林迤逦转回塘，南去高台对苑墙，暖日旌旗春不动，薰风殿阁昼生凉，别开水榭观鱼鸟，下见平田熟稻粱，圣主一游还一豫，居然清禁有江乡。”然而文氏大量诗作还是讴歌大自然美好风光或泳史抒怀一吐胸中块垒。他极为推重陶渊明，景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他多次摘录《归去来辞》送友，赋诗称许陶公不事权贵的锋锋傲骨：“雨晴秋色满陂塘，风猎平畴晚稻香。白发又逢吹帽节，夕阳来上振衣岗，短蒲衰柳俄惊晚，黄菊茱萸总待霜，长笑渊明缘不浅，一年一醉远公房。”文徵明活了快九十岁，搁在今天也算高寿，文微明离京后忘情山水，热爱故乡，热爱生活，亲近父老乡亲，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天池日暖白烟生，上已行游春服成。试共水边修禊事，忽闻花底语流莺，空山灵迹千年秘，胜日良朋四美并，一岁一回游不厌，故园光景有谁争。”
  文微明很多好的诗作或文章多是出自晚年，三年供职京城给了他太多的启发和感悟：官场尔虞我诈，最为肮脏，层层光环下遮掩了许多罪恶。而慧远创建白莲社、陶潜作“桃花源记”、李伯时作《莲社图》，恰与自己心理共鸣，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便有《莲社图跋》问世。（本文参与资料：上海《书法》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一期：《莲社图跋》、《文徵明的书法艺术》、《文徵明行书诗碑》等）。
  （作者单位：九江县马回岭镇中学）
  罗谷臣：勤政丰碑立台湾
  常道林
  庐山脚下的九江县，是个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地方。近代以来，从这里走出的知名专家、学者、文豪、高官近千人。被台南市百姓呼之为“罗青天”的罗大佑，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
  台南市位于台湾岛西南部，是座海滨城市，不仅有秀美的风光，还是历史名城。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1661年率部从该市的鹿耳门港登陆，将荷兰统治者驱逐出境，光复了台湾。多少年来，台南市民对郑成功的丰功伟绩家喻户晓。然而，来自江西九江的清代进士罗大佑，被称之“罗青天”的廉吏，人们对他的讴歌和感激，也为甚浓。
  罗大佑（生于1846年，殁于1889年），号谷臣，是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县）狮子镇牌楼村人，他的故里虽然是偏僻的山乡，但他却出生在“门墙远播读书声”的书香之家，素质强，年少聪颖好学，清朝同治6年19岁的罗大佑中举，同治10年中进士，并以知县即用，分发福建，先后任建安、惠安，永安、晋江、闽县、沙县等县的知县，后升补福建海防同知。在任闽县知县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突袭马尾岛，当时在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知璋既不阻止，又不戒备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率领民众抗御侵略者，当地百姓对他这种爱国爱民的不屈精神赞不绝口。
  1885年台湾建省，应首任巡抚刘传铭之召，罗大佑赴台南任知府。到台后他深人民间，体察民情，居宦长于听断，勤予剔弊。台南府所辖的彰化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南北道路不通，府城街头也屡屡出现流氓滋事生非，捣得民不聊生。生性刚直的罗大佑，不畏黑恶势力威胁，衣装简从，下到民众中查访，作歹者查找出后，严惩不贷。既安慰了善良百姓，也使当地社会秩序有很大改观。他还花大力气，查处许多积案、奇案，随着案情大白，一批长期骑在穷苦百姓头上淫威作福的劣绅、恶棍，受到应有的惩罚。为民伸冤雪恨，民心大快，众口皆碑夸罗大佑是“罗青天”。
  “罗青天”不仅是除暴安良的“青天”，还是考场选贤杜弊的“青天”。罗大佑到任的第二年，台南府举行郡考，根据以往出现的五花八门的作弊歪风，他事前一再告知相关人员不得接受贿赂，营私舞弊，违者重处，届时他还当面监考，考毕亲自阅卷。秉公举考，让贤能之士得以显露和重用。
  百姓崇敬和爱戴的罗大佑，由于积劳成疾，44岁那年，病逝于任职岗位，遗骨运回故乡后，安葬在狮子镇的丹凤山。他逝世后，清朝廷追赠他太仆寺正卿，其子尚公（德锦）荣袭三品。
  官场宦游20余年，罗大佑“处膏腴而不自阔，家无尺土雨橼之增，囊无一文私积”。所至的只是嗜书，乐吟诗和鹤琴自随。留下的遗产是自己著作，并由当时台抚唐公景叙跋的《栗园诗钞》，已被收集载人台湾文献丛刊《寄鹤齐》选集。
  1个多世纪以来，台南百姓一直没有忘记罗大佑。为了纪念和教育后人缅怀他，《台南市志》“人物篇”介绍了他的生平政绩。《台湾通志》卷六第二册第230页记叙罗大佑：“履台南知府任，郡事繁剧，励精图治。彰化不靖。南北道梗，以道宪筹办嘉防。考试文武童，终日兀坐听事，以绝抢替传递等弊。劳瘁不息，痼疾复，病而卒，没时年四十四岁。”他逝世不久，台南市民自动捐款兴建“罗公祠”以祀之。后侵台日军将祠毁掉了。1982年台南市新落成的体育公园内，建有一座8根朱柱落脚的“罗公亭”，亭边立有一尊罗公半身铜像，亭中央竖纪念碑1块，碑上镌刻了台南市长兼市文献委员会主委苏南成先生撰写的“罗公亭记”：“罗公亭者，前清台南知府罗公甘棠之馀思……。履台南府任，剔弊端，慎选士，力疾从公，仅历时8个月，即晋道街，然竞积劳成疾，没于任。殂谢后，台南士民感激讴歌，思之不置，今以本市体育公园新建，吊怀旧德，爱建新亭：以彰善政不朽。”
  今年是罗大佑诞辰160周年，到“罗公亭”凭吊的民众络绎不绝。清明节期间，还有数批人来罗公故乡，在他坟墓前焚香叩头，以寄哀思。
  （作者单位：九江县电视台）
  清末乡贤叶大任与刘廷琛的师生佳话
  徐席刚
  叶大任（1846-1890）名藩滋，字轩人，号伊卿，江西省九江县沙河毛桥叶家垅人。自幼聪慧好学，通究经史、过目成诵、书法苍劲、画艺逼真。1865年取秀才，年仅19岁，乃乡里佼佼者，正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攻读参加来年殿试。发奋忘食地潜心攻读，博览群书，还常到长岭蔡家逃走访蔡文烁（据称系后来蔡金台之师）等书香门弟之高贤和很多儒界名流，以求指点。然而，就在他胸有成竹准备参加殿试时，天有不测风云，两年间父母因故相继谢世，这对他不但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并不宽裕的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不要说盘缠差旅，就是食宿也十分困难。因此参加殿试化为灰烬，功名无望，几乎成了落魄之人。在亲友劝慰和帮助下娶妻成家，痛定思痛后，决定放弃殿试，转而务农兼之间阎教蒙，从此成为一名不伦不类的教书匠（当时只有生员四、五人）。不觉光阴似箭，在教蒙生时公为人温和宽仁，对生员严格要求，从不随意打学生，不惩罚学生，而是耐心引导，对每一个生员的作业要求都很严格，强调自觉学习，因此生员知识大长。对穷家子弟倍加关爱，减免学费近乎义学，所纳生员已达数十人之多，也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先生教学堪称得心应手。而正是此时先生在书法上也有了较深的造诣，先生以颜体柳体为擅长，楷书、行书亦有功夫。然而这时江南大地突遇三年较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同治八、九两年的水灾和同治十年的大旱灾，生员几乎无人就读。先生只好离乡到庐山，从事教书匠的职业，庐山生员虽少，但课余卖些字画亦能养家糊口。后又奔波于浔阳镇，分别在江边的九华门和都府巷私塾从教，一个偶尔的机会适逢陆宝凤老板称其招牌遭白蚁所蚀，他很欣赏先生的颜体，特用五十吊钱请先生为其献墨宝，先生认为老板好似伯乐，能识千里马，另一方面也是将自己的招牌打出去，便为其写了“陆宝凤大药房”的招牌（2004年版《九江市志》第四册第1252页载“陆宝凤”小传），后经镀金一直到抗日期间方遭毁损。还陆续为江南粮行的“顺昌米市”和现九江饭店处的原“浔阳客栈”即旅社等多处书写招牌。此时先生的名声也随之一振。1880年（光绪五年），正在先生顺风之际，可是先生的爱妻不幸因产而亡，时年38岁（长先生5岁），先生痛不欲生。一年后先生又续娶书香门弟汤桥大户胡氏之女为妻（小先生12岁），并相继生二男（有偕，有树），长子不幸早天，自此先生便在家乡设私塾从教，因先生的教学颇受乡邻所崇，远近乡邻送子求学者甚多。从此由一个启蒙的教书匠成为了一个坐馆执教的堂堂先生，而从其学登甲第并负时望者也非鲜见。如吴宜广、虞希圣、余兆先、马祖训均为举人。本乡诸多高贤虽未中举从仕，却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如叶芹斋、叶静楼、黄云标等先生，在乡里可称之为乡绅贤士。直到光绪十一年岁初应南浔铁路总理刘橘祺老先生之特邀到浔阳镇赵家花园处，由刘设馆专教其子刘廷琛，并有刘之亲朋子弟等数人陪读。据考刘廷琛乃刘橘祺先生最得宠之子，视为掌上明珠。少时贪玩耍，经过很多师授均不得法，使其厌倦读书，且有步人歧途之嫌，了解其子莫过于父，刘老先生万分焦虑，到处寻找救儿良方——名师。经浔阳举人（系大任先生的学生）虞希圣、余兆先等人力荐，确认大任先生最适此重任。故刘橘祺老先生特三次登门为儿寻师（第一、二次均未谋面）。当初先生见刘父如此执着特来邀请，深怕刘系官僚家庭难以适从，再三推辞，刘诚恳许诺只要能挽回儿子之心便是成功：见刘父十分诚意，便应允。于是在当年农历四月初八日，由刘备大轿从叶家垅将先生接到沙河，后乘帆船由水路到浔阳。在先生五年多（即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七月）亲辅育下，刘廷琛判若两人，学业日进，科举连捷。叶氏宗谱这样记载大任老先生：“公幼年好学，长举秀才，因好古以敏求得学识之渊博，儒林称冠，士道为宗，庠序是闾阎为师时有门生刘廷琛者，翰林吉士也，清官拜示政提学史，学部副大臣，内政大臣等职，乃公亲甫育之才也，寻传义帝景慕，亦而从师之此，公德才之高回可知矣”。然而先生的功德远不只是教一个庶吉士和几位举人。先生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清朝政府吏治败坏，财政拮据，军备废驰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英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继英之后，美、法、日、俄等国列强也都乘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勒索。目睹疆土被瓜分，民不聊生，满目苍夷，国将不国的情景。青年时期的先生就潜心攻读很多进步人士的书籍，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清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从中吸取新思想，新学说。而他的功绩是提倡力举我国的教育之新思路。先生长学生刘廷琛20岁，师生竟成为忘年之交，特别是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白天讲学授课，夜间谈论教育改革的设想，救国的方略，先生一语道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安邦治国，极力反对科举选仕，腐儒为官和僵化懦弱的朝廷，特别是当时国家政权摇摇欲坠，行将沦为殖民的政局。常对学生讲顾炎武的一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自己救国心情寄希望于学生一代人身上。指出欲想救国，必须废除旧的教育方法和科举考试，重新设立分科育人，大致分为中国文史、政治法律、农业农经、军务、商贸、机械、土木工程、中国医药等等类别，使之造就出新型专业人才。夜深人静他们还谈得十分投契，如痴如醉。然而先生无力挽住即将倾塌之大厦，故对廷琛寄莫大的希望。在谈论时弊之余便是探讨书法、文章字画的鉴赏评论，主张文人必须落笔犀利，文似刀枪必须服务社会等理论。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师生的感情发展到如同父子，先生很欣赏刘的聪慧，一点便通的灵感。学生深感先生教诲有方如鱼得水，尤其是对孔孟中典故总是举一反三，尽量做到弄懂弄通为止，不厌其烦使之明白其理。刘受恩师的影响颇深，在以后刘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期间还沿袭了叶老先生的分科育人的办法。从而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分科大学之先河，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折射出叶老先生的思想之光。故刘迁琛在《潜楼文集》和《贞观政要讲义》等著作中曾多处提及恩师斥蔽和师训难忘之词。廷琛曾多次陪同先生回乡，游春踏青，一路上师生有很多诗词对联，师生吟对自如，谈笑风生。因叶家垅恰似一副春牛图面向草堆山，背依牛头山，数亩方塘为牛饮水之池，一株千年红松和七级宝塔谓之系牛桩。牧童、牛背、短笛，依衬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俨然是一副天然画卷，也是耕读极好去处，还有株岭山活水成溪终年不竭，大大地激发了刘的诗兴，据讲刘当时所写的采风诗赋就不下几十首之多，有时刘就住在先生家学习，据讲刘极愿住在先生家。当时很多文稿整理成册一并放在先生家。光绪13年农历腊月，刘橘祺先生从京城回到家乡。首先来到书馆看望叶大任先生，并从京城为叶大任先生特地购买了一件尚好的皮毛货上衣及一些物什送给先生（据其儿媳黄金秀老人讲，叶先生对这件皮毛上衣十分珍惜，每年除正月作客穿穿之外，其余时间从不舍得穿，先生死后被其子有树每到冬季当作工作服穿直至穿破为止）。此次刘橘祺先生及其子和叶先生一起交谈十分投契，尤其是对儿子刘廷琛的学业更为关注，叶先生也看出刘先生的心思，便请刘先生出一对联试试刘廷琛是否有长进。刘先生自己的学识本来就很高，但他对叶先生的学识十分钦佩，便对廷琛说叶先生满腹经纶人品高尚，今天屈身我家专门教你，买是吾门之大幸，于是随口便出了上联“两京六朝富文史”。此时廷琛经过少顷思索即对出下联“三高八及挺才名”。刘先生当即拍案大惊日：对得好极了。刘橘祺先生对叶先生讲廷琛能迅速对出如此佳联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并连声称谢叶先生是教书育人的贤才。叶先生讲你父子过奖了，大任低微之人不敢受此殊荣。不日刘橘祺先生特将此联书写好赠送给叶大任先生。本来这幅对联也遭焚毁，由于叶先生的儿媳不识字，看见其他文稿都是白纸写的，而唯独此联是红纸写的，便把这幅对联放在妇女做针黹的样布套中，长期放在扁桶里才幸勉遭劫，保存到今。此联据本人的理解为：两京，形容地域广袤；六朝，形容旷古至今的丰富文化内涵；三高，即是先生文才高、貌才高、口才高；八及则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官做人的起码标准均按此八个字来衡量，以此类推不辱君命。近期本人又请教几位高中语文教师，他们的看法也基本认同，叶翔忠先生则肯定性赞同这一解释。叶先生自21岁起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远致匡庐浔阳古镇，当时在儒界颇有一定影响，在乡邻中更是有口皆碑，堪称德旺之人。先生在从教中撰写了不少建树之作，亦写了很多感赋文章诗稿，先生酷爱画花鸟虫鱼。据先生儿媳黄金秀老人口述，先生所留下的文稿字画约有几十斤之多，一直保存到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连同家谱和明代叶姓祖宗的画像和刘廷琛部分诗稿一并付诸一炬，仅从当时参加校阅和抄录者吴宜广处得知文稿名为《藩滋梦笔》。1890年（光绪十六年）农历八月叶先生在病中，刘廷琛前去探望，叶先生再三嘱咐廷琛要诚实为人，忠诚报国，勤奋学业，金榜题名指日可待，以后还要勤奋从业。九月初一日叶先生不幸乘鹤西去，年仅四十四岁。当时其夫人胡氏年仅31岁，幼子（有树5岁），留下孤儿寡母孤苦伶仃，稚子不能为母分忧，可怜胡氏整日以泪洗面，所操办丧事用费全是刘廷琛所支付，廷琛如丧考妣披麻带孝，真正做到从师一日，终身为父的中国礼教之义务，自先生辞世后刘未曾再从师，一心潜心苦读，1893年顺利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曾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陕西提学史、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在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大学分科设置和教育，分为：经、政、法、格物（楼学、地质）、农、工、商、医八科。著有《潜楼文集》、《贞观政要讲义》、《奏议》四卷等。1997年版《九江古今名人传》第184页、2001年版《九江县志》第757页、2004年版《九江市志》第四册1223页等处均载有刘廷琛传略。刘廷琛知恩投报，自他中进士为官后每年从薪响中抽出一定的奉禄接济师母，足以保持农村中等生活水平，且供师弟读书，直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从不间断。他身为高官每次回乡省亲均来看望先生遗孀（师母），关心师弟学业，为了使师弟能担起家庭之责，独立生活，在师弟刚成年适逢南浔铁路建成通车时，为师弟有树谋职，称只要愿意做，在南浔线任何车站当站长均可。民国二年，师母胡老夫人谢世，正值政局动荡，刘未能亲往行孝，特发唁电和书信，以表悲痛之情。据老人讲他们师生间还有很多趣闻轶事，有待搜集整理，遗憾的是由于晚辈年幼无知未能妥善收藏、整理，很多有价值的文稿、书信原件均未能妥善保存，因而失存，甚为痛心。
  本文系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家乡九江县沙河乡随父学艺期间，上门到各村各户做门工时听吴从贤、叶显宸、黄大鸿等清末遗老作为故事讲述和近几年来叶翔忠先生提供的宝贵资料，加上妻子叶晓婷系叶大任公之嫡亲孙女及其母亲黄金秀生前讲述的片段整理而成。今遂此愿，既可证公之思想、学识之渊博，亦堪慰公九泉之下的英灵。
  （作者单位：九江县建设局）
  谢成功与九江民歌
  周吉潭
  谢成功（1932—2000）原名谢宗伊，笔名郑为群，河南省太康县人01948年2月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干部，副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编委，九江市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1945年人太康初中。1948年2月加入华东野战军三纵文工团，参加淮海战役，从事连队战地文化宣传工作。1949年随部队南下，调浙江宁波市管委会任文化干事。1950年调军后勤部渔业大队任文化干事。1951年调海防前线任连文化于事、营文化主任。此间，从事歌曲创作和基层文化辅导活动，组织和教练战士乐团，参加南京军区1954年国庆调演并获奖，在华东部队巡回演出。创作发表《海上巡逻》等多首歌曲。
  1958年转业到江西省九江县赛城湖垦殖场。其中1959～1961年抽调江西省农林垦殖厅文工团，参与音乐创作和演出。
  1966年调九江县文化馆为音乐干部，组织群众业余歌曲创作演出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黑帮”下放农村。此间，向农村艺人和民间歌手学习并记录整理民间歌曲。1969年调往九江县文工团任音乐辅导员。1976年调回县文化馆，继续采集整理地方民歌工作。
  谢成功为人刚直不阿，执着敬业，常自备录音器材跋山涉水深入农村采录民歌、小调，无论寒暑，不懈探求。20多年来收集整理九江民歌三百余首，选213首，1981年编印为《九江县民间歌曲集》，遴选其中76首编为《九江县民歌集成》，并人选《中国民歌集成·江西卷》。人选民歌多在省级以上专刊和电台刊播，其中20多首分别获得省、市级奖，新编城门山歌《隔山丢·新打脚车四步头》1986年被定为出国文化交流曲目，并由著名歌唱家罗德成于国外登台演唱。同时，谱写音乐作品200余首，其中60余首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和在江西《心声歌刊》、《江西音讯》、《江西乐坛》、《江西歌曲选》、《长江歌声》、《天津歌声》、《宁夏日报》刊出。撰写的《九江山歌初探》等10余篇音乐论文在省内外刊物发表。编写了《和声学》、《歌曲写作参考》等8部音乐辅导资料。为湖北广济文曲剧团演唱现代文曲戏《杜鹃山》第八场总谱配器并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他的成果得到音乐界的充分肯定，获江西省民歌集成采编一等奖，获国家十大文艺集成表彰大会表彰，配曲民歌《隔山丢·新打脚车四步头》1985年获华东地区民歌会演作品一等奖，歌曲《学大桥赶大桥》1965年获江西省音协创作歌曲奖，《当我把煤块填进灶堂》1984年获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建国35周年征歌奖。他1983年至1988年创办《东篇词圃》报，共出14期，在省内外音乐界产生一定影响。
  作为县级文化馆的一名音乐干部，谢成功致力于群众业余音乐辅导工作，先后组织群众音乐活动数百次，为文艺团体培养音乐骨干数百人，为艺术院校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与市文联共同组建九江市民族管弦乐学会并当选为会长。1983年1月《音乐通讯》、1989年5月江西《鹃花歌刊》、1988年2月3日《九江日报》有对谢成功的专访文章、2000年11月14日和11月16日《九江日报》发表了他逝世的消息和悼念他的文章。
  （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
  探索文博，潜心方志——张人鑫先生事略
  周吉潭
  张人鑫（1934～2003），又名九河，笔名庄云新，江西省九江县岷山乡大塘村张家山人。1950年10月参加九江县第六区通远乡土改工作队。1955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00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函授大专毕业。文博馆员，出版编辑。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江西省博物馆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民俗学会、全国岳飞研究会、庐山地方史研究会会员。
  1951年后，历任九江县通远、沙河小学教员，冯河小学教导主任、校长，马回岭小学校长，沙河小学副校长，广桥小学副校长。1968年10月下放”五·七”大军周岭连。
  1971年12月，调九江县文化工作站工作。1978年2月任县文化馆文博组长。1984年10月任陶渊明纪念馆副馆长（主持工作）。期间，刻苦钻研文物、考古业务，配合全省在九江县境开展文物普查试点，勘查古城址，发掘聚落址，清理古墓葬，抢救保护地面文物，征集整理社会流散文物，创办县文物陈列室，筹备县博物馆，迁建陶靖节祠，兴建陶渊明纪念馆。同时，开展历史名人和地方史料研究，参与发起和组织了纪念陶渊明诞辰1620年暨陶渊明研讨会，发起和组织举办了1987年陶渊明研讨会（两次陶研会皆为全国性学术会议）。编辑会议论文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研究专辑》。倡导组建了九江县陶渊明研究会。发起和组织了纪念岳飞母亲姚太夫人逝世850周年活动。在省以上学会宣读或刊发论文多篇，其中《”陶渊明始家宜丰”甄辨》、《岳飞（小重山）词作时地之管见》、《九江民俗辑要》分别获九江市史学会一等奖和江西省历史学会、民俗学会优秀论文奖。
  1988年3月，调任县志办公室主任兼《九江县志》主编。首次修志没有经验，加之资料奇缺，工作开展面临困难。他知难而进，不辱使命，请教于专家学者，探讨于兄弟县市，求索于各地史料，潜心笃志，无论寒暑，废寝忘餐，抱病伏案，反复掘残罗轶，精心抽绎提炼，字斟句酌，言必有征，至五修纲目，六易其稿，倾十余年心血，书甫成而寿终。主编的《九江县志》（200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经专家鉴审认为：”志书整体结构合理，体例完备，卷、章、节标题设置简明准确；内容翔实，观点正确，记述有方，条陈史实重点突出，因果互见；文字精练，可谓字斟句酌。”在县志办期间，还组织并参与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县情大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等8种大型辞书和九江市《政府志》、《民俗志》撰写辞条6万余字。
  人鑫一生，热爱祖国，积极上进，终身执着追求中国共产党；品洁尚廉，正直无私，恪守职责，认真完成所承负的事业；刻苦学习，持之以恒，学风正派，学以致用，于地方人文史志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并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团结同志，关心爱护他人，帮人所需，解人所困，积极热忱口传身授指导同事做好工作。
  1982年6月选为九江县第七届人大代表；1983年12月当选为九江市人大代表；1984年6月至1998年1月，连任县政协一至四届常委，二至四届副主席；1993年1月至1998年1月，当选为江西省政协第七届委员。
  1985年，被文化部和江西省文化厅分别评为文博先进工作者。1986年，被江西省政协授予全省政协委员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称号。1994年始连续7年被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新编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作者单位：九江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