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我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将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形式有六种，一是定租：即固定租额，不论年成好坏，租额不变，一般每亩需交租1一3石不等。二是定租活计：看收成分成，有对半分，四、六分（地主四，佃户六），甚至倒四、六分成。三是二道租：地主租田给二地主，二地主再转租给农民，一般是二、四、四，即二地主得二成，地主得四成，农民得四成。四是额外盘剥：逢年过节或地主家婚丧等事，佃户需送礼或帮工，每年收租日，佃户应给地主办“搧租酒席”。五是高利贷剥削：在搧租时，佃户交不满的租额得向地主办理转借手续，一般是头年借一石，翌年还二石或三石。六是押金：佃户承佃时，要向地主交纳押金，一般是每亩交10一50元不等。这种制度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农村又增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农业生产日益衰落。 民国时期，仍由封建地主和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仍以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或出卖劳动力为生。以民国23年（公元1934年）为例，地主和佃户间的租佃形式可分为四类：一、纳金制，按议定每亩租价交钱。二、纳谷制，交租时交实谷给地主。三、分获制，按实际收获量，地主与佃户按原议定分成。四、代耕制，地主给佃户耕牛、种子、肥料为地主代耕，收获后给佃户一定的报酬。民国26年（公元1937年）统计，全县交谷租的占80%，分租的占16%。上等田每亩租谷2.5石，中等田2石，下等田1.7石。分租成数，上等田五成，中等田四成，下等田三成。此外还要承受超经济剥削，如抓兵抓夫，苛捐杂税，地主对农民采取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等。因此，农民辛勤劳动一年，仍处于“镰刀挂上壁，家里冒饭吃”饥寒交迫的境地。不少农民被迫出卖房屋、土地和妻、儿。民国24年（公元1935年），耕地卖价是：上等水田每亩45元，中等35元，下等15元；上等旱地每亩30元，中等20元，下等11.5元；上等山地每亩12.5元，中等6.5元，下等2.5元。’由于土地实行买卖，结果土地占有，地主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贫苦，特别是灾荒年景，农民生活更为悲惨，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现象。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大旱，全县歉收粮食768800石，损失棉花5400石，农民以树皮、草根、观音土（瓷土）度日，大桥一带更为严重。农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劳力日益减少，负担愈来愈重。以1949年为例，全县农村男全劳力22143个，男半劳力10291个，女全劳力12044个，女半劳力9377个，每个劳力负担耕地8.1亩。 解放后，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并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由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同时还通过多次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教育等运动，建立与巩固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 一、减租减息：1950年3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废租废债运动。按《新解放区减租减息条件》执行。 （一）所有地主、富农及一切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之土地，不论任何租佃形式，一律按原租额减去二成半（即原来交租一石者，减去二斗五升，当时称“二五减租”）。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生产物37.5%，超过者应再减。按二五减租后，其租额不及37.5%者，则按二五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增加。租地一切副产物如麦秆、稻草、地边之瓜豆等，全归佃户所有。但属于副业产物者（如茶、桑、木梓、桐子等），原全归农民者，仍归农民。原主、佃分益者，按原分配额二五减。原全归地主者，随减租后之租粮按成分配。
   （二）取消押租金制度：原佃户缴纳地主之押租金一律按缴纳时实物价格退还原佃户。 （三）减租期限以县人民政府建立之时起实行，人民政府建立以前之欠租一律免交。
  （四）在解放前，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之旧债，一律按月利分半计息清偿（即每元每月付息一分半）。如过去已付之利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旧债清偿后，其抵押债务之土地、财产应即交还农民，其已成立买卖关系者不动。 （五）以农产物预先定价之借款（如放青苗），实质上是高利贷。其先定之价无效，应照还款时市价计算。其原定借款利息，在人民政府建立以前者，以分半利息计算，在人民政府建立以后者，由双方自由约定。 （六）农民协会为农村进行减租减息之合法组织，农村中一切地租、高利贷、债息等，均由农民协会调处。 减租减息运动在全县范围内雷厉风行，很快形成高潮。各地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到地主、富农、债主家减租减息，退租废债。全县共有地主、富农、高利贷及封建会产1842户，减退各种钱物等折谷22185700斤，满足了农民要求，胜利地度过春夏荒，在农村中初步树立贫雇农优势，为土地改革奠定基础。 二、土地改革：我县土地改革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在1930年土地革命时期，一次是在解放后1950年。为了改变占有土地不合理的社会状态，满足贫雇农的要求，1950年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地改革，认真地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地主，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贯彻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组织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至1952年底，基本上完成全县土地改革。
  1950年7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各区委、区政府在土改前调查12个乡村的社会情况，制订出《武宁县1950年实施土地改革计划（草案）》。11月7日抽调干部323人，集中在县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江西省制订的《土地改革实施细则》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干部在土改中的八项纪律”以及县土委编印的《土改工作手册》。12月10日，成立县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县委书记胡麟兼任主任，县长李涤心兼任副主任。
   全县10个区128个乡的土地改革共分三期进行，前后历时五百天。 第一期：1950年12月9日进村，1951年3月30日结束，铺开巾口、箬溪、大桥、横路4个区、3个镇、45个乡。土改工作队46个、656人（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209人，千分之二农村干部318人，教员学生102人）。 第二期：1951年6月底进村，10月底结束，铺开城郊、甫田、长苍三个区的28个乡和1镇。土改工作队24个、245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区级干部13人，一般干部104人，千分之二农村干部81人，教员学生41人）。 第三期：1951年11月18日进村，1952年6月12日结束。分两批进行，先铺开船滩、浬溪、石渡3个区的40个乡，后铺开罗溪区的15个乡，先后参加土改工作队440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区级干部20人，一般干部196人，千分之二农村干部125人，教员学生93人）。 经过三期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全县计有地主1544户，半地主式富农209户，富农1149户，中农10595户，贫农25379户，佃农3150户，手工业工人1223户，自由职业207户，小土地出租1260户，高利贷62户，旧官吏117户，工商业者246户，游民431户，贫民934户，船民18户。 通过清算斗争，清算出粮食15000多石，黄金200多两，银元宝52锭，白银及银元2万多两，共销毁各种田契债约1万多份，废租债谷1万多石。 三期土改，按土改法规定征收和没收土地130847亩，山林14945亩，房屋13538间，耕牛1091头，农具133788件。全部分给无地和少地、缺乏耕牛、农具和无耕牛农具的贫雇农和佃中农。土改后（1952年）统计，贫雇农占有土地上升到263704亩，占总耕地60。26%；中农占有土地131155亩，占总耕地29.41%；其它阶层占有土地12511亩，占总耕地2.8%，而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下降到33542亩，占总耕地7.52%，从而满足贫雇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初普遍建立村、乡、区农会，乡农会设专职主任1人，委员3-5人，主任和委员多数为贫雇农担任，吸收个别中农参加。下设工会、青年、妇女小组。农会成为农村中最高权力机关，威信日益提高，组织不断壮大。1953年8月止，全县有农会135个，会员60799人，干部1726人，贫雇农基本上均已发动和组织起来。土改结束时，建立各种组织，翻身农民积极参加，其中参加r民兵的有37713人；建立妇代会103个，会员有33922人；建立团支部103个，发展团员3246人；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儿童9689人。 土改结束后，从1952年11月22日至1953年2月15日，对全县127个乡分两期进行全面复查。通过复查，纠正错划地主成份90户和多划中农、少划贫农的偏差，收缩运动的打击面，团结农民的大多数。 三、互助合作：遵照党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自愿互利，由低到高”发展互助合作的方针，完成第一期土改的巾口、箬溪、大桥、横路4个区，先行转入互助合作运动。1951年冬进村工作，于1952年春建成临时互助组48个，参加农户283户，年底发展到488个，常年互助组亦在酝酿之中。涅。溪区上菁乡农民陈世恩、吴先晶，甫田区干楼乡农民罗来富，横路区岩下乡农民张远铨，大桥区西流乡农民刘堂尧带领五个组的74户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我县首批常年互助组。1953年底，全县季节性临时互助组发展到822个，常年组92个；1954年发展到季节组1913个，常年组769个；1955年季节组1735个，常年组1033个。覆盖面达全县农民的80%左右。互助组是农民自愿结合、换工互助的劳动组合，通过团结互助，余缺调剂，解决部分农民缺少劳力、耕畜、农具的困难，不违农时地搞好生产。 四、农业合作化：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引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1954年2月11日，我县第一个初级社一一洋井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不久，上菁社、花园社、坑背社相继建立，以点带面，逐步发展起来。1955年全县组建初级社130个。1956年春，占全县总农户79.38%的35509户农户均参加初级社，年底除转高级社外还有124个。社员以自有土地、耕牛、农具作价入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土地、劳力分成。 我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快，县委在1956年元月31日制订的发展计划中，准备全年发展40个，占总农户18.36%；1957年发展165个，达到总农户75.38%；1958年发展38个，达到总农户的90.1%；1959年在全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计划被突破。1956年发展高级社215个，是原计划的五倍多，1957年277个，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比计划提前两年。高级社土地、耕牛、农具、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不再分红。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按劳分配。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实现，带来了城乡手工业合作化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1956年，全县各集镇组成34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手工业713人，占手工业人员的92.8%。1952年上半年先在浬溪区上菁乡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下半年在大桥区的荷洲乡和甫田区的棠厦乡，建成两个信用合作社，由点到面，逐步推开。至1955年底建成农村信用合作社129个，占当时131个乡的98.5%，基本上实现一乡一社。 为了教育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全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巩固提高向前发展。1957年11月在农村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发动群众先鸣放，后辩论，鸣放出合作化方面意见8136条。开展辩论，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忆苦思甜，激发贫雇农的阶级感情，真正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五、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发展起来的。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全国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 我县先在船滩区进行试点。以船滩、辽田、斜石3个乡和殿背乡的辛勤社共1一6个高级社合并为船滩人民公社。9月底结束试点，在全县掀起建立人民公社高潮。将277个高级社，组建成16个人民公社，5个综合垦殖场，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的“政社合一”组织。初期实行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生产与分配，除了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以外，部分家庭副业和部分生活资料也实行公有，无偿调用。并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1959年3月改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组织生产与分配，直到1961年。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把过于集中在公社、大队两级的权力，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组织安排生产，决定收益分配。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从此，人民公社才真正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
  1961年设区分社，大社分小社，全县分为53个人民公社（场），1968年又撤区并社，将53个小公社(场)并为24个大公社（场）。人民公社分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它的权力机构，公社、大队是社员代表大会，生产队是社员大会。职能机构是各级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称革命委员会）。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国农村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解散农村食堂，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钱和物一律进行退赔。国家为了弥补农民损失，扶助农业生产，先后给我县大搞钢铁亏损补贴229035元，平调退赔款603000元，穷队扶助金252000元。
  1963年在农村中开展整党、整风和整社运动，1965年冬和1966年春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社教运动，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作风），解决农村的方向道路问题。通过整顿，农业生产出现好势头，1965年粮食总产达到15452万斤。
  1964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指出，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农业学大寨一的决策，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农业战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县从1964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要以大寨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革命精神来改造武宁的山山水水，先后组织四次学习参观团赴大寨学习参观。对照大寨，县委提出：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要求，全县在学大寨高潮中，修造各项水利工程10901座。其中：在1958年建造红旗、五星两座小（一）型水库。七十年代治河22条，总长80.1公里，造田0.47万亩，开荒1.9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修建县社公路18条、251公里，社队公路26条、165.3公里，开荒种茶47000亩。1973年全县农村开展抓基层、打基础、‘抓班子、带队伍的工作，调整农村领导班子01974年至1975年，全县城乡先后分期分批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农民生产情绪基本稳定，生产又回升。1975年粮食总产达到17163万斤，不担弥补了水淹损失，而且比1972年的总产增长14.4%。 六、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连续发出多次指示，农民群众创造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有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有常年责任制和临时责任制，有全面责任制和单项责任制，有包工责任制和联产责任制等等。如包工责任制，在合作化期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本县农业基本核算单位的一种主要经营管理制度。它采取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把农活包给集体或社员去完成。有的常年包工，有的季节包工，有的小段包工。特别是在收种大忙季节，大部分生产都实行“包工到组，责任到人，定额到田，验收记工”的办法。1978年至1981年，生产队对作业组也实行“四定三包一奖赔”责任制。“四定”即：定劳力、定土地、定耕牛、定农具（称为四固定）。“三包一奖赔”即：包产量（产值）、包工分、包成本。最后根据实收产量，超产奖、欠产赔。全县农村在坚持两个长期不变的原则下（即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坚持集体经济责任制不变），因地制宜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417个，占生产队总数15.11%；（二）包产到组（也叫常年作业组）的有63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3.2%；（三）联产到劳的有348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12.6%一;（四）I临时作业组，定额小包工的有773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28%;（五）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582个，占生产队总数21.1%。责任制建立，农业生产回升。粮食增产幅度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增产幅度大得多。1981年，全县普遍推行责任田到户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将土地（按土地优劣核定产量）按人口、劳力（即视各生产队（组）劳力和人口情况，确定土地和劳力分配比例，如“人四劳六”等）承包到组，超产奖励。土地仍归集体所有。这一年，粮食总产22832万斤，比1980年增长9.3%；油料6646万斤，增长3.6倍；棉花38.37万斤，增长52.79%；生猪出栏87716头，增长I0.2%；其它多种经营收入199万元，增长20%；农民从集体分得的纯收入增加410万元，增长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