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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兵役
   第一节历代兵役 兵役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之一，随着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变化。我国最早实行“民军制”，兵役寓予田制之中。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开始实行“征兵制”，西魏以后为“府兵制”，北宋时又实行“募兵制”。元代效法三国，实行“世袭兵役制”。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颁布新军制，仍实行“募兵制”。县设招兵处，无统一章程，任何人均可投军，根据需要或长期募用，或随用随募。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兵源主要靠招募。但因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习俗，应募者不多。直至民国22年（公元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征集年满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男子人营服常备兵现役，为期两年，战时得延长服役年限。未服常备兵役者，均应服国民兵役。我省原定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试办征兵，规定10月征集入伍，并成立全省征兵委员会，后延期至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实行，我县延缓至全省第二期办理。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征兵令”，并颁布了《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对免役、缓役、禁役和停役等作了具体规定。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月，颁发《统一兵员征募补充方案》；4月，又下达《非常时期各省军管区组织大纲》。11月，我省公布《江西省战时补充征派办法》，规定各县均按人口比例分配征兵名额。凡属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均在检定应征之列。接着，国民党中央军政部先后订发《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和《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实施办法》，规定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的男子称为“甲级壮丁”，应征服“战斗兵役”；三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称为“乙级壮丁”，可征服“运输兵役”。并规定按照各省人口数配赋“年征额”（即每年应征的兵额）和“月征额”（即每月应征的兵额），并有临时的额外配赋。原有《兵役法》已为本省和军政部所订的办法所代替，成为一纸有法不依的空文。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1月，实行“国民兵制度”，原“现役兵制度”仍照常推行。
   第二节义务兵役制
   解放后采用了两种兵役制度，即：志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
  一、志愿兵役制：
  1949年至1958年，按国家统一规定，实行志愿兵役制。根据自愿的原则，适龄青年志愿报名参军，由区、县人武部统一组织体检，办理入伍手续。初期扩充本县区中队和县大队的武装力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期间，志愿兵多向部队输送，征集人数亦随之增多。
   二、义务兵役制：
  1954年，国家对兵役制度进行改革，1955年正式颁布《兵役法》，8月，发出全国实行义务兵役法的命令，我县全面推行《兵役法》，按此法征集。根据国家、家庭、个人三满意的精神，坚持政治、身体、年龄三个条件和r系列严格的组织手续，由县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兵役制问题决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对超期服役的义务兵，经申请批准后，可转为志愿兵，并实行服役期满的复员、退伍军人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的转入第二类预备役，已到征集年龄的尚未被征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和平时免服现役的公民以及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的复员、退伍军人，编入第二类预备役。
   自1950年起，对人民解放军官兵实行有计划的整编复员、退伍和转业工作。
   第三节兵役机构 清代以前，县未设兵役机构，由县衙“六房”之一的“兵房”管理缉捕及募兵等事务。在增设“兵营把总”之后，管理城乡防守。 民国时期，县兵役事宜由民政科统管。后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县设军事科，负责兵员征集和国民兵集训，直至解放时止。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全省划设兵役管区，有浔饶、南抚、赣南三个师管区，各辖四个团管区。是年3月，首先在九江成立浔饶师管区司令部，我县为其管辖的团管区之一（其余为九江、上饶、浮梁），负责管理征兵和国民军训工作。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政部推行“征、补、训区制”，裁并团管区，改划师管区。在原浔饶师管区所属九江、武宁两个团管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南浔师管区，管辖修水、铜鼓两个征兵县和南昌、新建、高安、奉新、靖安、安义、武宁、永修、德安、星子、湖口、彭泽、九江、瑞昌等十四个县城已沦陷的广大农村募兵区。司令部驻铜鼓。 抗战胜利后，我省划为赣南、赣北两个师管区，师管区之下恢复设置团管区，我县属赣北师管区管辖。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春，县在军事科领导下编组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负责接收各乡（镇）征集的壮丁，转拨接兵部队。是年6月，常备队改由省军管区裁并编成江西省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训缘团（简称“壮训团”），县政府设置“壮丁招待所”。民国28年（公元1939年）底，壮训团和壮丁招待所撤销。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元月，县改建为“国民兵团一，下设常备队和后备队，县长兼团长。县以下设区队（区队长）、乡队（乡队长）和保队（保队长）。年冬有区队2个、乡（镇）队21个、保队223个、国民兵编组12814个。 解放后，1949年6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武宁县大队，担负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维护治安、征集兵员、组织民兵等任务。下设两个县中队和八个区中队。
  1952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压缩兵员，减少军费开支的决定，县大队改建为武宁县人民武装部，区中队改为区人民武装部。
  1954年8月，随着全国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变革和执行中共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进行整编，撤销县人民武装部，改建武宁县兵役局，各区设武装助理员负责兵役和民兵工作。
  1959年6月，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精神，适应部队和民兵工作的需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县兵役局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武装部，各区、公社均成立人民武装部，县中队划为县人民武装部建制（后于1975年交公安局管辖）。
   第四节兵员征集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以前，县征兵资料无存。民国25年（公元1936年）3月以后，试办征兵事宜。按同年9月军政部发布的《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规定，我县属“匪患未平一县之列，准延缓至第二期办理征集。民国28年（公元1939年），实施国民兵征集，并实行征训合一办法。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国民党政府扩大内战，大量征集兵员，分配我县征兵名额225名，实际完成207名。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分配任务198名，如数完成。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分配征兵456名，实际上交312名。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索征无穷，群众厌战，不愿当兵，于是采取“一甲一兵”、“一保数兵”的摊派办法，强令征交。加之军队对新兵滥施刑罚，绳捆索绑，动辄鞭打，甚至采用极刑，特别是征、接兵双方互相勾结，徇私舞弊，贪污勒索，征集入伍者多为穷家子弟，因此群众对被征入伍，视同如人虎口。民国32年（公元1943年）3月，重新修正的《兵役法》，将。于家庭为独子者”，可以免服常备兵现役的条款也被删掉，较封建时代“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一更加残酷。各地采取“抽签摊派制”，每年一次，按号次由壮丁抽签，谁中签谁当兵。解放战争时期，抽签制无形被取消，代之以“拉丁”、“抓丁”、摊派钱粮雇丁代替等手段，有时甚至强行捉拿外地过境者顶额。壮丁被迫外逃，多兄弟人家过早分家，或过继他人；有的则忍痛致残，以躲避抓丁。造成社会混乱，群众怨声载道。 解放后，成立县大队、区中队人民武装组织时，农村青年争相入伍。1951年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参军入伍者应具备的条件是：历史清白，身体健康，年龄十八岁至二十八岁。在扩军工作中，提出反对片面刺激，消极宣传，欺骗摊派，变相派买，强迫命令，假带头等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出于完全自愿。全县有四千多名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予6月20日以前完成第一·批455名的扩军任务，并吸收25名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入伍。
  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县在黄段乡进行兵役登记试点。除1956、1962、1966、1967、1971、1975年县无征兵任务外，其余每年征兵基本完成任务。 广大青年应征入伍后，出现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清江乡蒋邦礼1965年入伍，后参加援越抗美，在战斗中及负伤治疗过程中荣立一等功，被选为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节民兵 旧志记载，宋代兵制有四种，由各州统辖的称“厢兵”，属于县的称“乡兵”，“乡兵即民兵。多寡视乡大小，选土著充补，有部伍，无营壁所在。团结训练，自为捍卫，不得擅调。”
   元代仍按宋设乡兵。 明清两代设“卫所”，既是驻军，亦是地方武装，负责地方防务。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建都司以统卫所，以养屯军，以军录卫，罢民兵指挥所……武宁屯军四名”。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复民兵所在营，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至宏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民兵称“民壮”，后称“机兵”或称“快手”，每名给银七两二钱，分春秋两班，供差役操演。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设兵备道，在清江坪设黄竹哨，管哨把总一人，有团练精兵一百四十名（包括守哨队长三名），分拨宁州、铜鼓营牧马一名，分拨靖安县双抗洞哨三十七名，分留黄竹哨马兵一名，铳手一十八名，战守等兵八十名。 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知县寇可教奉巡抚解学龙。巡道曾命令，练兵防卫“流贼土寇”，请准设立“武宁营”，设守备一员，先后有邓禅（丰城人，前将军邓子龙之孙，建营时委任）、王喜（东乡人，以宁州把总委掌营务）、张献政（广宁卫人，荫袭南昌卫同知，调任）等任守备。改黄竹哨为？龙哨”，添立“虎哨”、“中哨”，各设哨官一名，并在新野、枫林、丫髻等地设“汛”，设哨官带兵防守。清初，各汛停守，哨官裁撤，仍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增设马战兵三十二名，步战兵七十八名，守城兵一百三十名，共有马步战守兵二百四十名。此时，武宁营归省提督管辖。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改设南瑞镇，武宁营由镇总兵管辖。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南瑞镇撤销，武宁营复归提督管辖。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仍设南瑞镇，武宁营又归镇总兵管辖。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镇标“分前后两营，城守一营，水师一营，宁州、铜鼓一营，武宁一营”。 在官兵待遇上，守备月支俸薪等银一十两九钱四分九厘五毫；把总月支俸银三两；马战兵月支饷银二两，马干银一两二钱，米三斗；步战兵月支饷银一两五钱，米三斗；守城兵月支饷银一两。营设都司签书，支五品俸银一十八两七钱六厘，支四品薪银七十二两，蔬菜烛炭银一十八两，心红纸张银二十四两。额编马粮二名。战粮八名，共随银二百一十六两，米三十六石；坐马四匹，银五十七两六钱。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规定汛兵每年更换，以均劳逸。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规定如兵丁取妻、为子取妻、兵丁身故、父母身故，均另赏给“红白银两”。
   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时，每名藤牌手发给虎形衣一件，“蒙面至足”，操练藤牌。
   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武宁营外委把．管移驻太平山，以加强对湖北方向的警卫。 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兵丁缩减为马战兵一十三名、步战兵二十四名、守兵一百一十六名，坐战马二十一匹。增设子母炮一位、行营炮一位、霸王鞭炮一位，法烦炮四位，斑鸠炮十位。
   在清代，全县设立“塘汛”八处：
  一、中口塘汛：离营（指武宁营驻扎地县城，下同）三十里，上至本营，下至箬溪塘三十里，南至靖安界东瓜洞五十里，北至瑞昌缉捕府一百里。塘兵八名。 二、箬溪塘汛：离营六十里，上至巾口里，下至三洪塘十五里，南至安义县瓜沅老山七十里，北至瑞昌县王家铺三十五里，旧额把总一员，塘兵三十六名。 三、三洪塘汛：离营七十里，上至箬溪塘十五里，下至建昌河浒十五里，南至瓜沅洞老山接靖安、安义二县界地名板田岭六十里，北至瑞昌缉捕府一百六十里，塘兵十名。 四、路口陆汛：离营八十里，上至通山柯乐沅四十里，下接箬溪塘一百四十里，北至兴国州全家沅二十里，南至本营八十里。汛兵十名，与兴国大桥塘汛会哨。 五、黄竹汛：离营八十里，上至宁州粱口塘二十里，下至本营，南至枫林汛八十里，北至通山界九宫山九十里。汛兵六名，与通山营宝石河塘会哨。 六、枫林汛：离营一百二十里，东至本营，西至宁州丁家山二十里，南至靖安大湖塘二十五里，北至黄竹汛八十里。汛兵六名，与靖安、朱家山会哨。 七、罗溪汛：离营六十里，上至枫林汛六十里，下至本营，南至靖安、朱家山三十里，西至宁州梁口界一百四十里。汛兵六名，与靖安、朱家山会哨。 八、太平山汛：离营八十里，东至本营，南至黄竹汛六十里，西至兴国州龙港六十里，北至路口汛六十里。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增外委一员，汛兵十名，与通山营宝石河塘会哨。 清代任武宁守备有张百龄、管岱等十四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改设都司，驻扎城内，任都司的有邹世权、江国维等五十三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曾设把总署，驻丫髻山，后废。前后任把总的有陈助国、石言等三十八人，任外委的有李棠荫、江秉仁等二十三人。 民国时期有“保丁”、“乡丁”及先后有自卫队、保安队、保警队、常备队等组织，系“吃粮当兵”性质，不属义务性质的民兵组织。民国22年（公元1933年），开始组训全县壮丁。 解放后，民兵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新形势下产生的一种群众性的军事组织，是不脱离生产岗位的人民武装。其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生产建设，实施军事训练和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一、民兵组建： 解放初期，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开始组织民兵，配合解放军剿匪反霸、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
  1952年11月，国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1953年，按照该条例，我县实现了“普遍民兵制”，成立了三个民兵基干团。
  1955年2月，全县发展普通民兵9716人、基干民兵3619人，有民兵干部617人。
  1958年，毛主席发出“大办民兵师”的指示后，掀起了大办民兵的高潮，凡16岁至50岁的男女公民，按军队编制，分别编组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全县共有民兵61714人，编成17个团、165个营、617个连、1860个排、4356个班。
  1961年12月，国务院颁发《民兵工作条例》，我县根据条例对民兵进行了整组，凡身体健康的16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16岁至35岁的女性公民，本着有利生产、生活，方便领导，便于活动，战时快速的原则，编成基干民兵建制。
  1962年6月，按照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原则，每年农闲季节，组织一次“三落实”的检查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武装部门被冲击，领导被批斗，武器被劫夺，民兵干部被任意撤换，基层民兵组织无人管理，群众派别组织取代了民兵组织，民兵的武器成为武斗工具，给民兵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
  1973年10月，经过民兵整组，全县共有民兵62810人，其中基于民兵28677人，编成民兵师1个、团9个、营25个、连336个、排2051个，选配民兵干部4829人。在基干民兵中，组建武装民兵独立团1个，下辖21个连、89个排、武装民兵3289人，一个公社一个连，排不出大队。
  1981年，对民兵年龄压缩，范围缩小，人数减少，以提高质量。
   二、民兵训练： 从1951年开始，按“劳武结合，以劳为主，军政并重，不离生产”的方针，采取“大乡分散，小乡集中，不误生产，结合中心，就地训练”的方法，从单一步兵操练、列队，逐步进行射击、投弹、地雷埋设、简易“三防”（防空、防化、防原子），“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等技术、战术基本训练。以后发展到有通讯、炮兵、侦察等多种多项目综合训练。经过训练，基干民兵进行实弹射击和实战演习，以检验训练效果。1960年以前，每年训练十至十五天，以后每年训练十五至二十天。1958年在“大办民兵师”的高潮中，全县掀起全民练兵运动，民兵基本上达到了人人会放枪，个个会打仗的要求。
  1960年4月，县粮食局粮油加工厂工人、县民兵代表杨惠初，出席“第一次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授予“五六”式半自动枪一支，子弹一百发。
  1966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福州军区参谋长朱绍清在棠厦公社蹲点，对民兵工作极为关心，为该公社装备了一个排的精良武器和弹药。
   三、民兵事迹：
  1949年7月至9月，民兵配合县大队和公安机关，缴获敌特长短枪509枝、轻机枪2挺、美式冲锋枪2支、小炮1门、手榴弹70枚、各种子弹5千余发、电台2部；击毙击伤土匪20余人，俘虏匪副团长3人、官兵249人，争取降匪395人，并破获反革命特务组织数起。1958年，追捕潜逃惯匪肖佩玉归案。1960年击毙逃匪何振民，为我县消灭了“两害”。
  1956年8月，各地民兵配合县人民武装部，对我县政治、经济、山脉、山林、河流、水位、气象、地形、地貌、温泉分布、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邮电通讯等进行详细调查，编成重要资料。
  1964年，全县以基干民兵团为单位，开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县城基干民兵团女民兵排，夺得练兵、比武优秀成绩，代表县出席九江地区军分区组织的民兵比武大会。年底参加江西省军区召开的民兵积极分子大会，荣获“先进民兵排”光荣称号。 民兵又是建设水利的主力和尖兵。1969年冬，石渡公社兴建龙峰水库时，因工棚失火，民兵黄兼炎。吴国华、黄兼华、罗时达等为抢救国家财产，奋不顾身，舍已救人，壮烈牺牲，被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授予“英雄四民兵”称号，号召全省军民学习“英雄四民兵”的英雄事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江西日报>播发了“英雄四民兵’’长篇通讯；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军分区组织报告团，向地、市、县厂矿宣讲英雄事迹，听众达八十多万人次。1970年，兴建柘林水电站，我县民兵调配投工五万个，完成土石方五万方。
  1970年1月，县战备防空哨，在排长李杨楠带领下，常年坚守高山，一手拿锄，一手握枪，完成了战备、生产任务，被江西省军区评为“先进民兵”。 幸福公社三山大队民兵易光祖在部队曾立功四次，获勋章三枚。复员后，积极参加生产，参加民兵训练，被十多次评为生产、工作模范，曾出席县、地、省先进生产者大会。
   我县民兵受县、地、省表彰奖励的共有1086人。
  第二章战争
   第一节明代以前战争
   发生在我县的最早战争，据史记载在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旧志记载：
   “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秋八月，艾县贼焚烧艮沙郡县，寇益阳，杀令”。《恒帝记》 （按东观汉记日：时贼秉刺史车屯据临湘，君太守舍，贼万人以上，屯益阳，杀长吏。艾，县名，属豫章郡。放城在今洪州建昌县。省志云，纲目书于五年之复，据帝纪在八月。艾县，今之宁州、武宁地。春秋传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即此，汉属豫章郡。）
   嗣后，发生战争多起： “七年（公元164年）夏五月（据帝纪当在秋七月），荆州刺史度尚，击艾县贼，平之。”《通鉴纲目》 （《后汉书度尚传》：延禧五年，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豫誊艾县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众渐盛。又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尚书朱穆举尚，擢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诸蛮，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乡侯）。
   “建安四年己卯（公元199年），庐江太守刘勋袭海昏上缭”。 （《江表传》云：刘勋粮食少，遣从弟偕告籴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遣使将偕，就海昏上缭出谷三万斤与偕，偕乃报勋，使来袭取。勋得书，潜军到海昏。宗帅空壁藏匿，了无所得。初太史慈从豫章还，见孙策日，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海昏上缭壁五六千家，相聚结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欲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熟视之而已。策抚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海昏上缭，今武宁、永修等地）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权西伐黄祖还，过豫章，使太史慈领海昏”。《吴书·吴主传》 （《吴书太史慈传》：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吴书程普传》：从征江夏还，过豫章，代太史慈备海昏）。 “晋建兴三年乙亥（公元315年），临川内史谢稿与贼杜j岌将杜宏．张彦兴战于海昏，败绩，死之”。
   在宋代，发生在我县的战争是岳飞在朱家山追斩叛将赵万。据旧志记载：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二月，马进分兵犯洪州”。(宋史、高宗纪)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春正月，以张俊为江准路招讨使，岳飞引兵之洪州。夏再月，赵延寿据分宁县，吕颐浩招降之”。（宋史、高宗纪） “《宋史张俊传》：改俊江淮以南招讨使，讨巨盗孔彦舟、张用、李成。时成围江州，其党马进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间，俊闻命亟趋入豫章，喜日：我已得洪州，破贼必矣。敛兵城中，息金鼓，禁人登城。居月余，进以大书牒来索战，俊以细书状报之。贼以俊为怯。寻谍知贼怠，径由上流绝生米渡，出贼不意，追奔伏发，败走。使人大呼日：不从贼者坐，吾不杀尔。坐而降者八万。进与余卒奔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斩其将赵万。成闻，自引兵十余万来，遇于楼子庄，复大破之，追斩进。时张用方寇江西，飞以书招之日：吾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遂降，江淮悉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 “宋绍兴元年辛亥（公元1131年），江淮招讨副使岳飞追斩李成将赵万等于朱家山。余党由奉新奔江州，岳飞追斩之，过武宁”。（见《宋史本传》并《金陀编》）“贼分遣所部寇武宁，城几陷。飞复领兵由间道压境三十里，水暴涨，寇贼以神兵至，遁去。”（旧志注：按朱家山在县治南八十里，与奉靖毗连，地势险阻。七十里至筠州。贼背河而阵。率步兵当其前，以精骑授杨沂中、陈思恭，约于午时从山后夹击。鏖战及时，精骑自山驰下，贼骇乱退走，遂复筠州，追至奉新北楼子庄，‘成党商元据草山挟险设伏，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椒，杀伏夺险，乘胜追至扛州。贼势危迫，绝江而遁，呼为张铁山。江州已复，引兵渡江，遣杀马进，成北走，降刘豫”。 （《宋史岳飞传》：“李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请于张俊日：贼贪而不虑后，若以轻兵绝生米渡，出不意，破之必矣。俊大喜，因以为前锋。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布阵十五里，飞先设伏以待。选骑二百，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骑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李成兵败，走由间道过其地，武穆王追杀之。又旧志称岳兵由间道至武宁，．此必追杀赵万之后，余党由奉新奔江州者，以武穆南返，遂乘间寇城。及岳兵至，又遁去矣”。）
   在元代，曾发生战争多起，其中属于农民起义的三起，性质不明的战争两起。如旧志载：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公元1352年），永兴贼将普献寇武宁，达鲁花赤帖木儿主薄楚彦死之”。
  “贼攻城，达鲁花赤召主薄至谓日，寇逼矣。与若受国恩，委身报效，不敢不勉。募义土及骁勇兵击贼，战于东门，不克，皆死之”。 “是年秋，蕲黄贼邹晋胜自称元帅，遣其党自兴国出武宁，犯奉新、丰城，入南昌攻城”。（注：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系江西宜春人，于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在袁州起义，后拥徐寿辉为王。邹晋胜系麻城铁工，膂力出众，仗义结交江湖人士，很有威信。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彭莹玉与邹晋胜及黄陂渔人倪文俊等组织西系红军，推徐寿辉为首领，焚香誓众，起兵反元，占领蕲水和黄州路，故旧志称“蕲黄贼”。后其势力扩充到江西等地。） “至元间因达鲁花赤遇害，武宁寇贼蜂起，民多流亡。江阴乡胡绍远素有胆略，兄弟倡义，结寨武安山，豪杰响应。五六年间，村落安堵”。 “至正十九年己亥（公元13591年），胡绍远率乡兵与伪汉陈友谅战于建昌麻潭州，败绩，兄弟皆殁于阵。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儿以闻，赠绍远中书右丞相。” （注：胡绍远等于武安山立寨后，逐渐扩充势力，于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攻破吴三复，占据了奉新县。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徐寿辉和陈友谅由九江率领水兵战舰南下攻占了龙兴路，胡绍远则以奉新投降陈友谅j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陈友谅命令他的丞相胡廷瑞镇守龙兴路，胡绍远又自奉新起兵与陈友谅的兵在建昌的麻城交战，胡战死。） （又：陈友谅系湖北沔阳人，家世打鱼为生，曾为县吏，参加徐寿辉红巾军，录倪文俊为簿椽，渐升以元帅。倪文俊设计欲谋害徐寿辉不成，被陈友谅袭杀，兼有其众，住平章。后即皇帝位，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之地。后与朱元璋战于鄱阳湖，中箭身亡。陈虽以失败告终，但系反对元朝地主价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江西行省命脱落合察儿讨武宁叛贼董琦，平之，授虎符江州万户达鲁花赤”。（《元史本纪》）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公元1362年），宁州土豪陈龙以分宁、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宁六县降”。（《豫章书》） （注：元末红军起义后，元朝正规军抵抗不住，四处打败仗，各地地主土豪为保卫私家生命财产，组织乡军（亦称民兵）。红军势力大盛后，陆续招降了一批地主武装部队，以陈龙为首的武宁等六县乡军二万余人，由其弟陈良平率领，归降了朱元璋。）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公元1364年）明太祖遣常遇春、邓愈讨熊天瑞，获李明道于武宁山中杀之”。 （注：李明道原为吉安守城官，陈友谅率军攻打南昌，因屡攻不克，乃分兵败陷吉安等地，李明道投降陈友谅。后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友谅败死，李明道败退武宁，被常遇春追杀于山中，旧志未载明地名。）
   明代有战争多起：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高安贼陈福一、罗长一、奉新胡雪二啸聚华林山，寇武宁，知县毛丕功御之，贼奔。” （注：正德五年，奉新大饥荒，华林玛瑙寨兵起。四月，华林兵攻破了瑞州府（高安），靖安兵占据了越王岭玛瑙寨。朝廷命总制右都御史陈金发兵攻打。七月，高安的陈福一、罗长一、奉新的胡雪二聚集在华林山连破官方仓库和监狱，并在奉新、靖安、建昌等地聚众一万余人分据越王、玛瑙、仙女、鸡冠山等寨，以示长期抵抗。后由于华林首领之一黄奇叛变，里应外合，被官兵攻破华林。）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贼李大銮聚党于邑西南之大湖塘、石门，时出剽掠，远近受害。守备邓子龙率兵营于黄竹哨平之”。 （注：李大銮系铜鼓大沩山区农民，被官府及地主所逼，与杨青山等高举义旗，各方饥民群起响应，义军力量迅速壮大，我县石门、大湖塘一带山区均属义军势力范围之内。民谣有“九槽十八洞，洞洞一千兵”之说。江西巡抚潘季训、巡道周恩敬派波阳守备邓子龙率军前来“围剿”。清同治《南昌府志》载：“子龙先以精兵千人，各伏险阻，一营万载之黎沅，一营新昌之黄岗，一营奉新之百丈，一营靖安之双坑，二营武宁之黄竹……子龙自督骁骑百余人，夜半入贼老营大沩山……不旬月大銮、青山余党尽擒”。起义军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归于失败。）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元1643年），靖安贼李宿七聚党数千人于乾洲，攻掠旁县。武宁营哨官雷胜、张子琏领兵讨之，不克，殁于阵”。 （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乾洲枧下村李肃七因无力交纳官府月钱，于气愤之余杀死练总刘丁九，李肃七（宿七）又于孟田杀死捕兵刘大二等四人，兄弟聚众二千余人，树立“红巾”旗号，闻风归附达一万余人。后被官兵设计诱杀，次年六月失败。）
   第二节清代战争 清代发生于我县的战争主要为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及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尚有其它战争多起，如旧志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公元1644年），罗朝贵作乱，二年就抚，寻斩之”。 （注：罗朝贵，北乡人，自幼焚伤左手，臂指如姜，乡人称“罗姜子”。曾在太平山立寨，后受朝廷招安，为都司，曾随官军出征宁州（修水）奉乡山寨，罗时贵连破三赛。官府疑其复反，斩于宁州之黄土岭”。 “顺治三年丙戌（公元1646年）柯贼柏先鸠合升仁乡群寇攻县，焚官民庐舍，大肆劫掠。知县孔贞恒请兵迎剿，尽歼之，擒柏先磔于市”。（又同治志《名宦>卷载：“孔贞恒，山东兖州人，恩贡生，顺治三年任知县。时方定鼎，风鹤未息，土寇柯柏先鸠合群丑攻城。城陷，纵火劫掠，县署儒学皆焚。贞恒日：吾不能与此贼俱生矣。遂直驰入省，请益兵击贼，愿以身先士卒。于是副将杨某、孔某奉抚军令剿贼，恒身为响导，从箬溪直捣贼营，擒柏先，散其余党，柯贼平”。 “顺治四年丁亥（公元1647年），守备邓云龙叛，知县任天祚弃官归。五年戊子（公元1648年）云龙寇建昌，官军大破之。六年己丑（公元1649年）春，云龙踞宁州；秋，大将军谭太降其众，以云龙归”。 （注：邓云龙系金溪人，流落武宁，不被人重视，后为官任武宁守备。为图报复，统兵千名至县，占民房，派供应，胜其扰。江西提督金声桓原为明将，投清后复叛清，授邓云龙为都督。邓为了索取军饷，将武宁知县任天祚捆绑。县生员盛弥科、张安世、罗懋备、杜栋、陈六奇、汪起龙等在明伦堂集会，要求释放知县。邓被迫放任，任天祚被释放后弃官而去。邓云龙在接受金声桓的任命后，勒迫妻妾九人自缢，声称“杀妻报国”。率所部万人东下，至建昌（永修）陈桥，与官兵相遇，于猴子山战败。邓云龙战败后退保宁州，见金声桓被诛，知大势已去，向清将谭太投降。） “康熙十三年甲寅（公元1674年）十一月十五日，白头兵屯瓜沅口，知县鲍泓、守备马文灿击败之。十四年乙卯（公元1675年）夏五月十六，贼围武宁，知县鲍泓、守备马文灿御之。贼溃，追杀之无算，生擒其党二十三人。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贼复围武宁，知县鲍泓、守备马文灿大败之，贼遁去。十五年（公元1676年）招抚流亡。十六年（公元1677年）大兵驻武宁招抚群寇，境内悉平”。 （据同治志《名宦》卷载：“鲍泓，号竹洲，浙江鄞县人，由举人任县令。甫下车，即捐资修城。逾年，白头兵由靖安入寇，泓乃饬诸乡勇自为团练，各御一方。而简其精锐入城，给以口粮，严为之备。遂同守备马文灿率乡勇败贼于瓜沅，，又败之于南乡平坑。贼西奔，陷宁州，明年乘胜东下，围县城。泓与文灿誓死坚守，又令乡勇设疑兵以诳贼，与相持者五昼夜。会都统朱率援兵至，贼惊骇，解围而遁。泓、文灿率兵蹑其后，大破之。巳而贼复围城，因设伏夹击，又大破之。武宁前后被寇数年，兼值水旱，饥馑相频仍，泓简阅兵民，筹画粮饷，一以信义相激发。故乡勇人人效死力，而所向有前。至于告灾告急，请赈请蠲诸文牒，情词恳切，如闻呼吁之声，泓实大有造于武宁也。事详所著<定变略》中。后以军功内迁，建生祠于登仕桥侧，卒祀名宦”。又载：“马文灿，江宁人，幼习韬钤，有胆略，善战，能以少击众。由进士任武宁营守备，与知县鲍泓善，泓亦倚重文灿，称莫逆。值白头兵入寇，泓鸠率乡勇，筹办军需以资文灿。文灿则出奇设伏，东击西歼，历三四年不少懈，而屡战屡克，劳加于泓。故宁州、靖安、建昌皆被祸，独武邑无虑，文灿之力也。后泓以军功内迁，而文灿格于吏议，郁郁以死，士民至今深悲之。文灿弟文炜，乡人所称马七者，亦英武善战，平原之役，斩获尤多，皆于武宁有功，而施典尚有待云”。） （注：康熙十三年，南昌总兵杨富密谋反清，事觉被杀。其部下以白布裹头，称”白头兵”，转而攻打靖安、奉新、武宁等地。白头兵从靖安入侵武宁，把总陈助国率领乡勇分防朱家山隘口，白头兵从另道入瓜沅。武宁知县鲍泓命典史张惟庆守城，自率乡勇七百人随守备马文灿出击获胜，俘获白头兵三人。后白头兵占据铜鼓营，又侵占宁州，乘胜东下，直逼武宁。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白头兵围攻武宁县城，分兵从南市、北乡等地夹攻。县兵卒均分驻各汛，县城只剩下老弱残兵守城。知县鲍泓除向省告急外，设疑兵却敌。命人以晒箕卷成圆筒，内装石头，外涂黑漆，十余人扛抬，形似大炮。又命人打着许多旗帜，从拱宸门潜出，然后由孟家湾耀武扬威进入宣和门，环迥出入，络绎不绝。白头兵了望疑是大军来援，不敢贸然攻城，如此相持五昼夜，朱都统率援兵至，白头兵败退，守备马文灿分骑断其后路，自率营兵直捣兵营。追至茶培港（即茶棋港）大败之，斩获无算，港水为赤，生擒二十三人归。白头兵退守宁州。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头兵配合靖安刘往七攻打建昌、安义等地，又围攻武宁县城，互为声援。从朱家山入武境，直抵南市。适河水暴涨，不得渡，隔河相持。守备马文灿督兵守御，至中午，水势渐退，分兵从东关浅水渡河，绕至白头兵后；马文灿率乡勇由西关渡河，冲入兵营，前后夹击，白头兵被杀数百人，溃退，自后未复来。）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兴国龙港土匪聚众寇武宁，典史汤道增带勇堵御，不胜被杀。卢拐子由九官山入木高，前任湖北巡检成鹤立在籍谋御之，被贼戕死，寻窜宁州败遁”。
   有关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我县发生战争情况，据旧志记载：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闯贼余党步骑数万，由湖广兴国抵县。初六日城陷，焚学宫民舍，驻营五日，复取道太平山西去。六月，贼后队出牛头峡，由巾口渡河入瓜沅，七月移驻上南乡。十一月，升仁乡土贼刘照华纠聚兴瑞柯贼入南乡。寇靖安磉坑。乡勇邀击，贼溃，贼首就抚，斩之……顺治三年丙戌（公元1646年），柯贼柏先鸠合升仁乡群寇攻县，焚官民庐舍，大肆劫掠。知县孔贞恒请兵迎剿，尽歼之，擒柏先，磔予市。”
   有关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攻入我县，与清军发生战争情况，据旧志记载：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四月，伪国宗勋陈文金率土匪张青元、黄祖绅等由丰良趋武宁县城，知府刘炽昌、都问宋光玉海通死之。贼仍窜宁州，团勇击败，仍回龙港。五月，贼复扰余家桥，余派烈力战死。又分股踞巾口，余瓒馨率子廪生余沅督千余人，由塘埠绕击贼横阵挑之大败，余沅等二百七十四人皆死。六月，官军克复武宁县城。秋七月，陈文金等复攻武宁，前任湖南知县刘馨朝、把总哈玉龙、马春芳皆死之，城复陷。土匪黄祖绅、周逢春遂率其党寇四乡，掠靖安，败回。安乐乡王庆恩于七月二十一日渡河攻贼，妇孺皆掷石助斗。贼遣别将绕后环攻，团勇阵亡甚众。八月，罗贼统千余人由瑞昌入武宁大桥河，举人熊传渭率团勇击之，贼退。九月，武宁城复”。 “先是贼踞南市造浮桥，都间吴锡光带新胜军四百人自宁州入境，督西南两乡团千余人，由南岸东下，击贼长省上，败之。直趋南市渡，毙贼二十余人，后升副将。先当军功之熊应文管带太乡团勇随同奋力攻剿，贼不支，弃城遁”。 “先是八月，伪丞相魏贼，万贼率大股数万，犯宁州东界。太乡团勇同官军进剿，斩俘二万有奇。贼遁武宁，至是又偕官军援剿武宁，克之”。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二月，贼自兴国进逼武宁，都司张大雄等兵败，武宁令走，城遂陷。八月，，举人陈鸿绪、柯芬，邑绅黄量成、监生陈绍曾等率团进剿败之，城复。十一月，贼首张定浩率大股由瑞昌犯武宁之紫鹿岭，又另股由建昌县人草坪。团勇力战不克，城陷。县令冒溶同举人柯芬、黄量成、郑奠、黄厚祥、罗烛予等督击贼于官塘坪，追至罗段，贼遁，城复”。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一月，临江窜贼张发继率党数千，绕道瑞昌，寇武宁。邑绅黄先铎等统勇御之，柯舒锦率乡团助剿，贼溃。八年（公元1850年）二月，擒张发继解省正法”。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四月，粤匪伪忠王由瑞州陷奉新，连陷靖安……四月，贼由奉靖入武宁界，据南市渡河，城陷，武生李之丰、军功李骈皆战死。六月十九日，知县翁延绪、都司阿敦布、把总吴凤仪、外委张魁鹏及吴希颜、罗烛予等四路设伏攻击，二十日贼开东门遁”。 （注：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近代全国规模的而且具有明确政纲的农民革命战争。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定都后，于五月举行北伐和西征。旧志所载发生在我县的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情况，均系西征时太平军全盛时期。我县县城被太平军前后占领五次，有忠王李秀成的部队，也有翼王石达开的部队。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武昌县志》载：“咸丰五年乙卯（公元1855年）夏六月，伪翼王石达开率众数万，由江西窜金牛镇，西援省城”；“咸丰十一年辛酉（公元1861年）夏四月，忠王李秀成自江西窥湖北……秀成裹胁至数万，谋由兴国西犯……五月十五日，贼回窜江西”。这些记载与<南昌府志》记载均相吻合，太平军占领县城期间，我县各地农民投军甚多，旧志所载黄祖绅、张青元等系北乡人，后随太平军而去。当时各县均奉命倡办团练，我县成立有“精一军”、“义震勇”、“仁政军”、“义武营”等，旧志载：“武宁接壤通崇，兼之兴国土匪勾连屯聚，贼与民实有不能两立之势，叠次陷城，旋即克复，团勇之功，实为最著”。后因太平军内部宗派斗争和中外反动派相勾结，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失败。） （附注：清代以前发生在我县境内战争，除有资料可查者已弄清其性质，予以注明外，尚有多起因无资料可查，只有照旧志摘录，性质不明存疑。）
   第三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至民国16年（公元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战争，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北伐战争。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约十余万人，集中湖南、湖北一带，孙传芳的军队约十余万人，盘据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民国15年（公元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受到广大群众积极支持。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约十万人，分三路进军。在第四军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的先遣队，7月进入长沙，8月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后，继续攻克汉阳、’汉口，然后挥师东进，进攻江西。 孙传芳盘据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实力较强。据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我县箬溪缴获孙军的秘密文件中发现，孙传芳为抵抗革命军的北伐东征，将所部二十余万人分为五方面军，除周荫人的第四方面军在福建外，余均在江西。并设司令部于九江，亲自坐镇指挥。进驻赣北和南浔路的第二、三方面军，为孙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我县为卢香亭的第三方面军所占据，主力数万人，分布在德安、涂家埠及我县一带，准备由此越过九宫山进击湖北通山。 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攻江西，中路由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担任，由程潜指挥，由湖南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以截断南浔铁路。岂料于9月中旬第六军进占修水后，探知南昌孙部兵力空虚，擅自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不经武宁进取德安：反由奉新直取南昌。因孤军深入，终于失败。 由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第七军，自湖北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按原作战计划本由阳新、武穴、经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但中途因敌情变化，又因程潜的第六军未按原计划进取武宁，当时县城为孙部谢鸿勋所属二千多人占据，第七军决定舍弃九江，翻越赣鄂边境羊肠山，取道瑞昌进入我县箬溪。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9月29日晚，第七军攻抵箬溪。当时该镇有谢鸿勋的精锐部队约两万余人，构筑工事，凭验据守。30日拂晓开始进攻，几度冲至谢部前沿阵地的泉口港边，由于谢部居高临下，顽强抵抗，战况激烈，毫无进展。下午三时，第七军将予备队李明瑞旅调上迂回十五里进攻，全线出击，谢部突遭袭击，猝不及防，全面崩溃，夺路逃窜，我军攻克箬溪。 谢鸿勋部为孙传芳部队精华，向称剽悍。谁知鏖战一日，便全军覆没。是役俘虏万人，缴获大炮八门，重机枪十余挺，轻机枪百余挺，步枪二千余枝，敌军参谋长、旅长等都成了俘虏。谢负重伤，为其卫兵救出，后至上海不治身亡。 第七军攻克箬溪后，因获知第六军未配合进攻武宁，于10月2日向德安进军，3日晚攻入德安，因孤军作战，后援不继，团长陆受棋阵亡。且瑞昌王家铺方向又从湖北增援敌军，企图进犯箬溪。第七军于10月5日自德安撤退，10月6日全师返抵箬溪。因第七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简陋，接济困难，全军缺粮，竞吃粥一个星期，时已深秋，而全军仍系单衣，但仍竭力奋战。 从湖北进入瑞昌的是孙传芳部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的第二军刘风图、第三军毕化东，各率兵三个团和骑兵一个团，于10月11日晚抵达王家铺，企图围攻箬溪。12日拂晓，在王家铺南约十里地，双方展并激战，敌不支后退，第七军追至王家铺，敌据守铺南高地梅山、覆盆山、昆仑山和双溪一线顽抗。时第一军参谋长叶剑英率第一师王俊的两个团，由奉新赶至，从德安白水绕出昆仑山侧，发起进攻。战斗进行至下午七时，敌被击溃，向瑞昌逃去。 自王家铺战后十余日，第七军驻守箬溪休整。白崇禧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自高安率兵一连携带弹械、饷款至箬溪慰问，并会商二期攻战部署。当时“肃清江西计划”是李宗仁的左翼军肃清赣北之敌，其时我县县城于箬溪之战后为我军攻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为李济琛统率，其所属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第四团经湖南平江、修水、武宁到达箬溪，转赴白水街接防。11月1日开始总攻击，4日攻占九江，6日攻占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江西之敌完全肃清，江西战场作战基本结束。 第七军进入武宁县境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歼灭谢鸿勋师以后，国民党武宁县党部组织慰问队，携带粮食等到驻地慰问，并组织群众协助架设武宁到高安、奉新等地电话，便于第七军与总部的通讯联系。县城光复后，原县长谢寿麟被驱逐，经民主选举，报第七军批准由留日学生、中学教员张帆为县长。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四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起来向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工农政府，进行土地革命。会后，毛泽东首先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接着，革命基础雄厚的湘、鄂、赣、粤四省先后响应。从此，革命的“星星之火”，便迅速燃遍各地。
  1928年7月21日，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我县西部的革命运动亦随之高涨。11月间便组织了一支由董垂皇带领的30多人游击队。12月间，在辽里举行暴动，杀了劣绅杨有才和流氓管乾文。随之没收了封建会产，并在九宫山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 继辽里暴动之后，1929年8月，洋深的游击队也举行暴动。10月间，月坪的土枪队，在周寿祥的率领下，一个晚上就逮捕和镇压劣绅洪盛仕、洪登国、洪连成、洪宗山、洪盛如等五人，讨还了血债。 在连续几次暴动胜利后，豪绅们有的潜逃，有的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月坪、彭坪一带的地主豪绅，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派出警察大队两个班的兵力，纠集团丁，共60余人，组成“鲁桥团防”，有长短枪30多枝。他们到处敲诈勒索，残害人民，给革命运动带来阻力。为了给革命运动拔钉，西部党的组织，决定首先消灭团防，便于11月27日上午，在红五纵队李灿部队的支援下，调集由成全岭带领的土枪队，歼灭“鲁桥团防”，活捉团防刘排长，缴获长枪35支，短枪l枝和其它胜利品。接着于12月上旬，解放梓板村。
  1930年春，我地方武装赤卫队（它的前身是土枪队）已发展到900多人，有土枪651枝，梭标501枝，大刀106把。这就为革命的武装去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奠定了基础。 由于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们的极度不安。横路区区长兼民团团长胡美藻、副团长冷俊元、省“清乡”委员罗裕元等，纠集了地方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组织反动民团共100多人，有长枪130多枝，短枪7枝，机枪两挺。4月3日由田塘楼下来到路口，进驻宝盖山前的山口村聂在邦家，进行所谓“坐镇清乡”，大肆捕捉共产党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面对这种情况，负责升仁区第三乡工作的聂利贞，除发动与组织群众，做好坚壁工作外，并亲自去龙港鄂东特委请求红军援助。4月13日，在红军李灿部队的协助下，集中赤卫队千余人，分两路出击围攻。经过一小时的战斗，活捉省“清乡”委员罗裕元、区长兼民团团长胡美藻、副团长冷俊元和“清乡”委员叶谦甫、聂九皋、聂佐周、汤日新等60多个反动头子，击毙团丁30多人，缴获敌人的全部枪枝弹药。是役为我县著名的宝盖山大捷。 乘宝盖山战役胜利之风，次日我军又挺进到国民党反动派区署所在地的横路镇，捣毁反动机关，并没收土豪张识知、张克信、张炫连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人民。
  1930年9月，我县的革命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蓬勃开展。国民党反动派，见状极度恐慌。在蒋、冯、阎大战结束后，为消灭共产党的革命势力，于1930年10月23日，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会议。会后，蒋介石亲自视察湘鄂赣三省“剿共”军队，并授命江两省主席鲁涤平兼任总司令，专门负责江西各地的“剿共”工作。从此，武宁便处于“第一次围剿”之中。 为了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1月间，中共武宁县委决定由傅朝安率领100多名游击队和800多名赤卫队，在红军陈兆秀率领的两个连的兵力援助下，分兵胡山、东源、勘头三路进攻辽田，消灭团总陈德光所率领的辽田团防，俘敌20余人，毙敌3人，缴枪3枝，获得一打辽田的胜利。
  1930年11月24日，红十六军的两个师，由修水抵三都，挺进武宁。为配合红十六军攻打武宁县城，县委集中游击队和赤卫军约2000多人。于12月7日出击淫溪。烟港，困敌于武宁城内。县长刘炳馄.保安第三团团长吴都俊、警察大队长葛炳辉等人，惊慌失措。死守县城的吴都俊，在惊恐之下，便率其所属逃至离城三里的司前坳。是时，适接到省府“人在城在，武宁城失，吴都俊拿头来见”的电报后，吴便又哭回城内，重新部署并调遣了两个团的兵力和纠合民团数百人，死守城垣，负隅顽抗。虽然我军在县城四周群众献出千余乘楼梯的支援下，实行强攻八、九次，但由于城墙高厚坚固，加之敌方又备有大量的马灯、煤油、棉花、石灰、硝磺等燃烧、爆炸物，向我阵地投掷燃烧、爆炸，因之急难．攻克。待至9日晨，敌机一架，在西门外我方阵地投弹数枚；午前又有保安团和警察队一千余人，从外增援。我军为了减少伤亡，保存实力，于当天傍晚撤出阵地。 在首次攻克辽蹦和攻打县城不久，蒋介石集团向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国民党第二十六师刘公驾部直逼龙港，第五十四师郝梦麟的第五、六团亦向我县北部升仁区的彭坪、月坪进攻，与龙港的刘部会合。另有一个旅的兵力，进攻我县西部祥发区的辽里、温汤、洋深等地，企图一举消灭苏区。当时，我方在温汤、辽田等地的兵力，只有傅朝安连长率领的一个连；月坪、彭坪一带，只有王诗元队长率领的70多人的游击队，人数和装备均处劣势。我军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击溃郝梦麟部夹攻我鄂东南根据地政治中心龙港的企图。同时红三师的七、八两个团，运用“攻秦救赵”的战略，避敌主锋，攻其要害，从龙港撤退，绕道取敌后之沿埠头，歼敌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枝，并活捉民团团长余召台，取得了配合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集团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于1931年2月又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以蔡廷锴、孙连仲等部为主力，采取“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的斗争，我红三师和游击队约一千余人，主动出击，二攻辽田，大败该地驻军刘、李两个排和民团30多人，缴枪20多枝，俘敌3人，并将残部追歼在修水三都，拔掉了敌军在辽田的据地。
  3月间，为了粉碎敌人新编第七旅向我苏区彭坪、月坪一带的进攻，我游击队在县委的领导下，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消灭小股敌人，使敌人经常处于挨打和疲于奔波的境地。因此，敌人不得不率领残部撤退，使第二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5月份，又由许金门率领的游击队，攻打甘舍洞、大沙洲的民团，拔掉敌人在该地的据点。7月上旬，蒋介石集团又纠集30万大军，以嫡系精锐部队陈诚、罗卓英、卫立煌等五个师的主力，蒋坐镇南昌，亲任总司令，并聘请英、日、德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实行多人指导，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鄂东南红三师于7月间进攻咸宁：官埠桥等地，歼敌八十二师的一个团，在阳新木石港又歼敌二十六师的一个团，缴枪800多枝。是时，围攻我县苏区之敌，闻风而退。于是，我军又取得了配合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9月间，我县赤卫军400多人，在红三师第三营营长朱正方百余人枪的配合支持下，第三次进攻辽田，大败国民党军两个排和劣绅邓介伯的民团100余人，毙敌30多名，俘敌11人，缴枪23枝，子弹2300余发。11月间，箬田区赤卫队配合红三师，兵分两路进击横路之敌，毙敌连长一名，俘敌100余人，缴获长枪130多枝，获得二打横路镇的胜利。
  1932年，敌人多次围攻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小九t07月间以“双粮双饷”的五十师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围攻。当时我方仅有游击队24人，枪12枝，赤卫军400多人，有土统80多把。为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便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除小九宫布置重兵把守外，其它如竹坳头、大脑埂等地的各个山头，遍插红旗，以示佯铰。由于敌军摸不清我方兵力部署，我以七条长枪和一些土统，打退敌人一个团兵力的多次进攻。
  8月间，敌五十师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再一次进攻小九官，我方增加一个特务连，有枪百余枝。为了减少弹药的消耗和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上，改变以正面对抗为袭击后防的方法，突出奇兵，打击敌人后方，牵制敌人的兵力。张三方率领赤卫军的部分战士，亦在敌人的后方发起猛攻，打退敌人的再次进攻。 敌军溃退后不几天，又以两个团的兵力，继续向我大脑埂阵地逼进，企图消灭我有生力量，由于我军弹无虚发，在不入火力圈不打的沉着应战下，又打退了敌人三攻小九宫的多次冲锋。 敌人在三攻小九宫遭到惨败后，9月底，武汉行营又调集新七旅、二十六师、三十六师、湖北保安师等29个团的兵力，分兵三路向鄂东南苏区的政治中心一一龙港大举进攻。10月3日，郭汝栋令其部七十六旅旅长黄汉勋率领四个营的兵力，袭击龙港，遭到我军痛击。在敌人即将溃退的次日晨，郭又亲率其大部兵力增援，向我阵地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和损失，我军向燕下高山一带转移，于是郭军在当日中午占领龙港。
  11月间，敌一0五师进攻月坪、彭坪等地。三战三败的敌五十师，又进攻小九宫一带。龙港与武宁的敌军两相呼应：兵分三路进攻燕下的湖畔、沙子店一带，使根据地四面受敌包围。为了避免不应有的损失，我军便突围转移到通山，小九宫被敌军占领，箬田、月坪、彭坪、坂上、辽田、温汤、大溪区等处，相继失陷。次年初，燕下、杨林铺、沙子店等地也相继失陷，自此，鄂东南苏区的政治中心便转移到通山的冷水坪。武宁县委、县苏和其他群众团体以及家属，亦统由小九官转移到通山的黄林洞。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以东面的蒋鼎文、南面的陈济棠、西面的何键、北面的顾祝同以及其他杂牌军所组成的14个师又5个旅，计37个团的兵力，向我苏区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大围剿”。
  1934年10月，我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敌人将湘鄂赣地区划分为三大“清剿”区。第一“清剿”区，以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为主；第二“清剿”区，以湖北的崇阳河两岸为主，武宁是中心点；第三“清剿”区，以万载、宜春为主。
  1935年春，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的第四团和一0五师的谢彬部队以及民团等，、计有3万余人，分六路向我龙武县所在地的蟠龙山的丝茅坪进攻。当时我军只有游击队和赤卫军、干部等千余人。由于寡不敌众，加之在战斗中正遇大雪，敌人辨迹跟踪，遍山搜查，因而大部分同志被捕，只有少数同志隐蔽在悬岩峭壁和深山密林之中，继续坚持战斗。 太平山之役失败后，龙武县机关团体被打散，苏区范围日益缩小。同时箬田、利贞、年丰、大溪、杨林等处，也被敌堡严密控制而无法活动。因此，县委便率领400余人于1935年2月26日向通山的冷水坪转移。在转移途经田丘时，又被民团截击，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到达冷水坪。从此，我县的革命活动进入了游击战争的艰苦时期。
  1936年10月间，我县在鄂东南道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很快巩固以九官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扩大祥发区的刘堂、福华两乡政权。11月间，我游击队先后消灭金家垄的土豪刘明德和前山民团团长吴子根。
  1937年10月间，焦子英领导的游击队遵照党的指示，开赴湖南平江嘉义岭收编，结束了县境内的游击战争。
   第五节抗日战争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抗日战争节节失败，大小城市相继沦陷。自南京、杭州失陷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6月12日安庆失陷，武汉会战开始。 我省的抗日战争是以日军波田支队攻击长江要塞马当（属彭泽县）正式开始。民国27年（公元1938年）6月26日，马当失陷，7月4日湖口失陷，7月26日，我省门户长江重镇九江被日波田支队与一0六师团攻占，战火延向内地。自8月3日后，南浔会战开始。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长官姻俊六率三十万人溯江窥武汉，而以第一0一师团、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近卫师团一部，配合波田支队，兵舰八十八艘，飞机数十架水陆呼应，自湖口、九江南下，企图先攻占德安、南昌，再西趋长沙，消灭长江南岸国民党第九战区军队，截断粤汉路，对武汉形成大包围。
  8月20日，星子失陷；8月24日，瑞昌失陷。9月16日瑞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在第三航空兵团配合下沿瑞（昌）武（宁）公路南犯，图谋进攻箬溪、武宁。自此，抗日烽火燃入我县境内。 当时，我县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以及所属的第十八军陈沛六十师扼守在横坑脑亘、杨扶尖一线，彭善第十一师扼守乌沙岭一线，柏辉章、陈荣和、张德能、冯占海、傅立平各师严阵以待，护卫左侧；移何平第十六师至武宁，担任警卫工作，直隶司令部指挥。
  9月下旬以后，经过麒麟峰、复盆山等地反复争夺，10月5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攻陷箬溪，德安与修水交通被切断。
  10月下旬，武汉三镇相继失陷，10月28日，德安弃守，11月1日，日军攻陷永修及虬津，隔修河与薛岳兵团对峙。11月下旬，在赣北一带作战的日军第一0一师团、一0六师团及波田支队奉调回国，自此，我县境内战争呈胶着状态，敌我双方仅有小的接触。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2月中旬，日军为巩固武汉，截断浙赣铁路，部署进攻南昌。回国休整后的一0一师团陆续沿德（安）星（子）公路及南浔铁路集中德安、永修问；同时，一0六师团主力由湖北阳新荻田桥出发，逐次向永修、虬津间移动。我方的部署是：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十二个师团固守现阵地，樊松甫指挥第八军、第七十三军四个师由我县方面指向德安、瑞昌间，攻击敌之右侧；王陵基部两个师向我县东北地区集结，接替七十三军防务；杨森部两个师向我县西北地区集结，接替第八军防务；卢汉部四个师向修水、三都推进，作为予备部队。
  3月20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第四五联队，第二三联队及骑、工兵各一部共五千余人，第一0三师团一部及第一0六师团工兵联队各一部，配属炮兵联队、战车队、飞机三十余架，于本日拂晓以主力向我县箬溪、罗盘山及大桥河三线向彭立仁第七十三师、李玉堂第八师阵地进犯，激战九昼夜，双方伤亡均重。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七联队火队长肋岩雄战死，联队被我歼灭，我方右翼第七十七师第四五九团一营警戒阵地工事尽毁。该营营长黎北正率部与日军肉搏，以身殉国。25日棺材山肉搏战中，第八十九团一部突围生还者仅五名，余均壮烈殉国。修河北岸之望人脑、棺材山、加白老，南岸之洞口、罗坪等重要据点，经反复争夺后相继失陷。28日进入县城以东约四公里一带，至29日，日军继增步骑兵三千余，野重炮四十余门，战车四十二辆，飞机三十余架向我军王陵基第七十二师各团阵地攻击。在城郊与我军发生激烈巷战，第七十二师、七十八师相继后撤。入夜，退出县城，29日拂晓，我县县城失陷。 日军占领县城后，除在近郊进行烧杀抢掠外，一直据守县城。到9月上旬，日军准备进攻长沙，开始蠢蠢欲动。9月底10月初，日军一0六师团萱岛旅团（以步兵一百二十三联队、一百四十五联队为基于）自靖安来，9月29日到达长岭山，半夜渡过修河，沿修河北岸向修水三都进犯，10月4日，攻陷三都。7日，因进攻长沙各路日军受阻击，同时，该部在梅岭磉被击失败后分路溃退，萱岛旅团自三都撤退我县县城，至10日中旬全部撤回。县西北船滩、辽田、浬溪、甫田等处沿公路民房均被烧毁，受到很大损失。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3月9日，日军退出县城，驻守箬溪一带，盘据大桥等地日军亦退守莲花。自后，敌我双方一直相持到民国34年(公元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结束。 在武宁会战之前，民国28年（公元1939年）2月，日寇第十一军命令第六师团团长稻叶四郎中将，调出步兵一个联队，并配属独立机关枪一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山炮兵一个大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独立工兵一个联队和架桥材料一个中队。突破箬溪攻占武宁，另以一个支队（以步兵三个大队、山炮两个中队为基干）经箬溪、庙前、靖安公路向奉新方向挺进，切断我军在修河的增援主力。3月10日前，第六师团从湖北进入我县集结在箬溪一带。3月21日，井上支队（步兵第三十六旅团长井上政吉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四十五联队，步兵第二一二十i联队的两个中队、独立机枪一个中队为基干），在箬溪东南渡过修河。24日，进入杨洲附近隘路口；27日进入靖安，随即向后转，直攻武宁，在第六师团于28日夜侵占县城后，井上支队在修河南岸相呼应，于4月5日晨到达武宁会师。 当时，国民党军队防守箬溪南面有两个师，在武宁周围有五个师，兵力不薄。但有的被击溃，有的不战而退，致使县城沦于敌手。 此后，日寇攻占南昌后，武宁、箬溪、奉新地区由日军第一0六师团担任警备。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县曾多次受到日机的侵袭。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月24日晨，敌机十八架第一次侵犯我县。8月17日，敌机四架，先后两次轰炸县城，投下燃烧弹数枚，大火燃烧两日两夜，县城被烧毁三分之二，损失惨重。9月1日，敌机四架，在箬溪盘旋侦察，投弹两枚，弹落荒野，无损失。6日，敌机十八架，轮番扫射轰炸箬溪，投弹四枚，炸死居民两人，房屋十余栋。民国27年（公元1938年）3月七旬，敌机轰炸扫射修河南岸一带抗日部队，并投掷毒气弹，炸毁罗坪、破石等地民房十余栋。3月24日，李玉堂部第八军与H寇激战于棺材山、罗盘山等地，敌机三十余架，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扫射。1941年8月，敌机两架在石门楼投弹八枚，炸死农民四十余人。
  箬溪失陷后，民族败类、汉奸谌国宾、叶茂川在箬溪所属的午桥村成立第一个“村维持会”，谌、叶两人分任正副会长。为敌人筹集粮秣，抓夫派差，名为维持地方治安，实为认贼作父，助纣为虐。随后在大桥、箬溪等敌占区内先后成立十二个“村维持会”。民国28年（公元1939年）5月上旬，日伪“维持总会”在箬溪成立，由许同和任总会长，谌国宾任副会长。10月，许同和在永修桂棠被捕击毙，为地方除了一害。民国29年(公元1940年)4月，日伪“维持总会”改为“总地区”，由汉奸刘赞堂任总地区长。下设箬溪、大桥、中璜、莲花、双溪等五个区，属日寇“宣抚班”管理。民国31年（公元1942年）3月，箬溪日伪“总地区”改为“武宁县维持总会”，汉奸熊应周、徐复庭分任正副会长。下设四个分会，并成立“保安中队”。民国32年（公元1943年）9月，“维持总会”改为“武宁县政府筹备处”，徐复庭任处长。下设箬溪、棠厦、广城、双溪四个区，区以下设联保、保、甲。“筹备处”属日伪“江西省政府”管辖。成立“保安大队”，汉奸李林任大队长。民国34年(公元1945年)2月，“筹备处”改为“武宁县政府”，日伪省府委派肖敷成为伪县长。9月，日本投降，日军撤出箬溪，伪组织宣告灭亡。 日军侵占县城后，于6月在县城组织“维持会”，汉奸黎邦福任会长。不久，黎被暗杀，先后由杜俊修、熊应周继任会长。直至民国30年（公元1941年）3月2日，日军退出县城，扼守箬溪，县城“维持会”撤销。 在日军占领和窜扰期间，我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极大损失，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能逃出的，大都逃往山区，风餐露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法逃出的，被抓去当苦力，做牛做马，受尽侮辱。日军的侵略造成大片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整个村庄毁灭，成批村民死亡。民国28年（公元1939年）3月26日，我军在修河前线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有屠杀中国人民的如下指令：（一）、当地居民不得接近日军驻地，违者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二）、粮秣器具实行就地征发；（三）、滩溪（永修境内）附近村庄须完全燃毁；（四）、行迹可疑之居民须彻底屠杀。日军占据箬溪和县城以后，对我县人民大肆屠杀，采取步枪射击、机枪扫射、狼狗咬噬、棍棒乱打、割头示众、活人作靶、破肚挖心、溺水活埋等酷刑，惨绝人寰。箬溪山洪李燕明一家五口，惨遭杀害。李燕炳等五户，二十多人被赶到一个屋子活活被烧死。在箬溪会民寺一次就屠杀二十多人。．从大桥抓来的两个农民，被绑在树上，给新兵作射击训练的活靶子。在大桥河一次就活埋了二十多人。瑞武公路自马迹山至小沅一带被烧毁民房二百余栋，惨杀群众三十余人，切腹分尸，抛弃山野。凡日军所占之处，强奸妇女，更是灭绝人性。躲避不及的农村妇女，被先奸后杀，连怀抱中的婴儿，也遭杀害。我县农村箬溪、巾口、大桥等地敌占区附近的房屋，被日军先抢掠，后烧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日军蹂躏武宁达七年之久，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日军的血腥暴行，激起武宁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坚决反抗，活跃在九（江）德（安）瑞（昌）武（宁）一带的赣北游击队，在刘维四同志的领导下，到处消灭敌人。经常在武瑞边境阻击敌人，破坏桥梁，挖毁公路，割电线，炸碉堡，牵制了敌人夺取武汉、进攻南昌的兵力。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2月17日晚，一夜之间，将瑞武公路范家铺至王家铺长约七十华里的公路路基，彻底破坏，敌人被迫每五里设一哨，以维持交通。 武宁自红军北上抗日后，县境内苏区中共组织均遭破坏，人民武装力量薄弱，但在赣北游击队的影响下，自动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打击敌人，保卫家乡。横路乡第九保群众筹资购买枪枝，多次阻击敌人的“扫荡”。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敌管井部队由双桥山向横路邓家村袭击，隔溪开枪，’打死我一家农民三口。村民邓东亚正在山上祭祖，见敌十余人来袭，情急智生，高呼包围的口令，并鸣放边爆，敌人闻声惊骇。同村邓坤生急忙赶来开枪射击，邓东亚跑回取枪追击，当场毙敌两人、伤一人，余敌逃回，此后不敢复来。大桥横岭村二十三名青年自动组织起来，有步枪两枝，长龙两挺，土铳八支，曾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打死打伤日军二十多人。民国29年（公元1940年）5月和7月，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春，日军派重兵三次攻打横路新溪源，遭到惨败。横路乡六十二岁的余锦如，善武术，曾任县国术馆评判员。民国28年（公元1939年）冬去芭蕉乡替人治病返家，途径山岗头公路，遇敌饭田石坂部队，被捉去做“苦力”。．次日敌宿营路口，黄昏时余锦如籍口外出小便，趁敌不备，挥拳重击两名卫兵鼻梁，得以脱险，敌卫兵被击当场毙命。冷爱日在县民众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归任保长，多次为我方新十三师三十九团提供敌人情报。民国29年（公元1940年）9月14日被敌杀害于鼓城洞。曾担任保长的黄荣春潜伏县城，以小商贩为掩护，图谋行刺敌宣扰班长吉田，事溲被捕，惨遭杀害。民国32年（公元1943年）5月，大桥横岭村的青年发动群众，将大桥九龙尖的日伪碉堡烧毁，击毙日军十多人。游击队炸汽车、挖公路、断桥梁、割电线，并在敌占区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等标语，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与敌人作斗争，日军到双溪的胡家山骚扰，被该村妇女用计杀死两名；有一个日军军官，寻马至鲁溪王坪坳胡作非为，被柯廷倍、熊世豪两人用菜刀砍死。日军到荷州抓“苦力”，被群众打退。箬溪东山的李非石被抓去做“苦力”，他设法从敌人仓库里偷出米盐几十袋接济群众。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我县在抗战期间的损失总值，据当时省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直接为9711327千元（法币，下同），间接为4454541千元。房屋损失10599栋；人口伤亡重伤605人（男228人，女294人、儿童83人）、轻伤642人（男249人、女305入、儿童88人）、死亡1566人（男857人、女662人、儿童45人、不明2人）。机关单位直接财产损失180921千元，学校损失62563千元。农业方面损失总值5611288千元。商业方面损失总计3884752千元。公路方面损失总值18503千元。
   第六节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堤上，横渡长江，奋勇向前。5月6日，湖口解放；17日，九江市解放；18日，瑞昌县解放。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经阳新进入江西，直捣湖南，尾追残敌。我县的箬溪、巾口、路口、大桥地首先解放。
  5月29日，国民党瑞昌县县长、曾任我县县长吴孝先，率领一支武装部队，由瑞昌退至老县城，企图负隅顽抗。吴部进城后，一方面部署顽抗计划，另一方面强迫商民交钱交物，并阴谋烧毁全城。在此危急关头，县城各界暗中派出代表，连夜赶赴箬溪，报请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救。5月30日（农历五月初三日．），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百二十七师警卫营二连和三七九团，由师长王忠保亲自率领，兵分三路；一路由三七九团负责阻止吴部逃窜，从风口到南市街控敌南逃；另一路沿公路北侧，从县城西、北门至晒泥坑、新开岭、罗段、七里山至茶棋，堵截吴部西逃。第三路由警卫营二连负责，正面进攻，由王埠港直插县城。战斗开始，两炮击毁城楼碉堡，解放军翻过城墙，迅速占领两条主要街道，然后向纵深进展，前后不到一小时，战斗即告结束，县城解放。俘虏四百余人，吴孝先化装脱逃。 解放军离开县城挥师南下，三天后，自称“八路军”的王道宣部，从杨洲窜来县城，敲诈勒索，穷凶极恶。6月4日（农历五月初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百五十六师四六八团一营，由营长刘四海率领，经箬田进军县城。入城后，首先解除了王道宣部的武装，警察局长带领的一股武装亦被全部缴械。
  6月19日，南下工作团黑龙江大队第一中队，在胡麟、李涤心率领下，进驻县城。次日，发出布告，宣布成立武宁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管全县各项工作。自后，县、区、乡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陆续建立，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新政权建立伊始，国民党反动派逃走时留下的一批土匪，进行垂死挣扎。勾结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残留的反动政权机构和人员，纠集散兵游勇，盘踞山区村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 县境以东主要以大地主李丹墀之子、在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工作的李屏信，勾结郭绍仪等反动武装，自称“第六纵队第三支队”，与王道宣匪部狼狈为奸。县城解放时，我军将王道宣部缴械，该支队第三大队在郭绍仪策划F，依山据险，潜伏活动。后在李屏信指使下，与盘踞永（修）武（宁）边境的熊扬鹰匪部并合组成“突击纵队”。熊匪原属柯建安部，驻永修白槎一带，有人枪五百余，组成五个大队。后于1949年7月27日，在我县杨洲进行密谋策划，宣传成立“第一支队”，郭绍仪自任支队长，活动于箬溪、巾口一带山区，经常胁迫乡民不准为解放军带路和筹集粮草，并为该支队放哨和刺探军情等。 县境以西主要是车正自任“第六纵队司令”的“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有六百余人，六０炮一门、轻机枪八挺、步枪三百余支、手枪二十余支、手榴弹三百五十余枚、子弹二万余发。该部与盘踞在渑溪大源等地的刘占元、阮英贤、余耀祖等匪部相勾结，活动于太阳山、九宫山与湖北交界一带山区。194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1团在当地人民协助下，于修（水）武（宁）边境的城塘地方将车正捉拿归案。 县境以西的另一股匪为国民党县参议员、曾任兴国县长、i且潭乡长刘占元为首的“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十二总队第五支队”，有人枪二百余。1949年7、8月间，被我军缴械，刘占元畏罪自缢。 县境以南主要以罗正为首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十八支队”下属第五、六、七三个大队，有人枪一百余。以老蛤洞陈明寺为巢穴，与周文渊、黄光祖、周志云等相勾结，活动于长馨至罗溪一带。县境以北主要以聂健夫、黎璞、余心成、张恒等股匪，活动于大桥、横路二带。各路匪徒向群众派粮派款，抓兵拉夫，奸淫掳掠，胁迫群众不准为解放军带路和筹集粮草，并胁迫群众站岗放哨，刺探军情。群众生命财产，时受威胁，政府政策法令，无法贯彻。进驻我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三部队，，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县大队和各区中队，组成武工队，采取军事围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以及“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政策，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围剿追击，在地方人民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土匪无处存身，纷纷缴械投降。有的匪部负隅顽抗，遭到围歼。匪首阮英贤、．聂健夫、车正、罗正、刘占元、余耀祖、周文渊、黄光祖、周志云等先后被擒。周文渊匪部被我剿匪部队追击溃散后，周率领惯匪十余名，化装成农民，混入石渡区牛皮洞群众中，被石渡工人王铁匠、李德胜十数人认出，当即尾追赶上，赤手空拳擒住匪首周文渊。余匪正慌不择路之际，剿匪部队及时赶到，一网打尽，当场缴获手枪两支。从1949年至1950年的剿匪战斗，全县匪首除溪大源刘占元畏罪自杀外，余均一一捕获，公审后在各地处决。共计招降匪徒274人，活捉连级以上匪首57名，缴获步枪838支、手枪42支、冲锋枪9挺、轻机枪20挺、小炮2门、土炮18门、手榴弹97枚和各种弹药8178发、电台两部。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心，促进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