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一、晚清时期民事审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法律均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清朝的第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编成，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各朝的修订，现传的《大清律例》本是同治九年（1870年）修正颁行的。晚清时期沿袭旧制，诸法合体，民刑掺合在一起，始终以刑为主，竭力提高司法镇压的效能，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例如晚清的婚姻制度，悉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规定男未满30岁，女未满25岁者，结婚、离婚均得经父母同意，否则，户籍吏不得受理呈报。主张“三从四德”，作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赐立“贞节坊”，勉励妇女“从一而终”，实则不许寡妇改嫁；赋予宗法族规极大的权力，可以任意处死性爱男女或所谓不孝子孙，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夫为妻纲是封建婚姻家庭的主宰，女子出嫁，从一而终。妇女主动提出离婚，为封建礼法所不容，只有男子有出妻纳妾的特权。离婚有“出妻”、“和离”、“义绝”三种，“和离”即以协议离婚为名，实为出妻的别名。“出妻”以“七出”为法定理由，女子犯“七出”（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舌、盗窃）其中一条，便可以一纸休书而被逐出家门，毋须诉至县衙。同时，也有“三不去”之规定，即：无娘家可归者不去；为公婆守孝三年者不去；婚后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者不去。不去者实则成了家庭佣人。此外，还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在父为子纲的桎梏下，儿女婚约为父母所包办，悔约者须按律科刑，嫁悔约者，主婚人笞五十，女归本夫；再许他人者笞七十，已成婚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嫁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罪，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加财礼给还，其女乃从后夫。男家悔约聘者同罪，仍须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返还财礼。婚姻关系实行礼法并用，有夫主妻从之规，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背夫去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夫背妻逃不究。女子不守妇道，县衙交由丈夫收管，从夫处置。封建法制从来不给妇女离婚的权利，使广大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又如：封建的继承制度，始终贯彻宗祧继承，其特点就是男尊女卑，长幼不平等，还有嫡庶之分。其继承原则是：有子立长，无子由侄兼祧，无子侄由亲族议立嗣子，均以男性为限，女子无继承权。在宗祧继承的前提下，还贯穿以身份权为中心，在家族关系中有嫡庶之分，以嫡出长子为主要继承人。晚清法律规定，不得无故以嫡为庶，或以庶为嫡，庶子冒充嫡子继承，处徒刑两年，以诈骗手段冒名继承则流放两千里。此外，还规定非婚生子女所得遗产权额，为婚生子女的半数。尤其是封建宗祧继承制度歧视妇女，把妇女排除在外，以保障剥削者的剥削权利代代相传，这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沈家本变法修律，改中国历史上沿袭两千多年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始将刑民分开。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之总纲第一节“刑事民事之别”第3条规定：“凡因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等事涉讼为民事案件。”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着手起草《大清民律（草案）》，尚未草成，光绪帝崩。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户律部分，对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有专门规定，但还是将它放在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律例当中，对民事案件仍采取刑罚的方式处理。例如：（1）田宅项目中规定：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苇塘及矿山者，判处流放三千里。互争他人田产为己业者，各处徒刑三年。将已典卖田宅重复典卖者，以重典卖价款计为赃款，以盗窃论。所典田宅、园林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取赎，而典主借故不肯放赎者，处四等罚金。凡盗耕他人田者，一亩以下处三等罚金，每五亩加一等。凡故意弃毁他人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以盗窃论。凡弃毁他人园田或于他人园田擅食瓜果之类以坐赃论。（2）婚姻项目中规定：凡女方已许婚，有婚书或私约反悔者，处女家主婚人五等罚金。定婚后未到婚期，男家强娶或婚期已到，女家故意违期者，男女主婚人各处五等罚金。凡外姻有服或尊亲属卑幼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姐妹为妻者，以亲属相奸论罪。凡夫无愿离之情，妻背夫外逃者，处两年徒刑，逃走嫁人者加二等。凡妻殴夫者，处十等罚金；夫殴妻非折伤勿论。（3）钱债项目中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处四等罚金，重者十等罚金；违禁取利者以余利计赃，重者以枉法论。债权人仗势强夺负债人产业者，处八等罚金。放债之徒巧取重利者，严拿治罪。
晚清时期所实施的法律，无论是《大清律例》，或是《大清现行刑律》，对于民事案件，一则科以重刑，一则判以重罚，都是实行弹压政策，毫无调解可言。到了末代皇帝时，民事纠纷更不当一回事，一般交由乡间族长或绅士调处。案情复杂一点的，诉至县衙，仅传双方当事人到庭听讼，草草结案，一审终结，没有上诉、再审的规定。
清末，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司法制度的影响，宣统三年（1911年）订定《大清民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后未及颁布，清王朝覆灭，但它为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制订民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民事审判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民事审判沿用《大清现行刑律》之民事部分，虽于1925年编订出民法草案，但未作正式法典颁行。
国民党政府各级审判厅（法院）、司法处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民国民法》（1929年10月10日施行）、《民事诉讼法》（1945年12月26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民事单行法规有：《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船舶法》、《保险法》等。
民国时期民事诉讼实行三审终审制。江西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后称吉安分院）在民国初期便开始受理民事案件。各级审判厅（法院）、司法处审理的民事案件，分为债之诉讼、物权诉讼、亲属诉讼、继承诉讼四大类。债之诉讼有：买卖、赠与、租赁、借贷、雇佣、承揽、委任、运送、合伙、其它10个案由；物权诉讼有：所有权、地上权、承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权9个案由；亲属诉讼有：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属、亲属6个案由；继承诉讼有：遗产、遗嘱、其它3个案由。吉安分院及各县（镇）司法处审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婚姻家庭案件的审判
婚姻案件主要包括离婚、撤销婚约、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确认婚姻不成立、同居、解除婚约、婚姻自主等。家庭案件包括赡养、抚养、确认亲生儿女等。审理此类案件，依照民法亲属编的有关规定处理。
1．离婚案件的审判。离婚有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方式。对判决离婚之事由，采取列举性的规定。对夫妻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为由申请离婚的，可判决离婚。万安县司法处于民国29年（1940年）3月30日审理的钟元秀诉郭年苟离婚一案中，原告诉称：“被告外出谋生，至今9年，毫无音信，不知生死存亡。原告在此9年中，独守空房，上无兄弟，下无儿女，原告今年32岁，终身问题，不得不谋解决，为此诉请审判，以免生活陷于绝境云云。”经审理认为：“按夫妻之一方生死不明，已逾3年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民法第1052条第9款，已有明文规定：……经本处派员查明，尚属实情，依照上开法条，其请求即应认为有理由。……并依民事诉讼法第79条判决两造之婚姻准予离异。”
对夫妻一方以不治之疾为由申请离婚的，如理由可以成立，则判决离婚；如理由不能成立，则判决不准离婚。如万安县司法处于民国29年（1940年）1月26日审理的巫凤仔诉曾兴鸿离婚一案，原告诉称：“原告幼适被告为妻，不幸被告聋哑，虽有夫妻之名，难谐伉俪之乐，况且被告强暴成性，原告受其虐待，实有不堪同居之苦，……为此诉请审判云云。”经审理认为：“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系指加以种种惨酷之待遇，足以伤害其身体或健康，使之不能一日安居。所谓不治之恶疾者，为肺痨、麻疯以及花柳病等，已经医师诊断，认为不可痊愈，虑其传染于配偶，或者传染于子女，凡此情形，始足为提起离婚的原因。本件原告所诉，遭受被告不堪同居之虐待，纯系托词空言，毫无事实指证。……至被告聋哑，乃属得诸先天，并非恶疾可比，亦无传染之虑。……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78条判决原告之诉驳回。”
2．婚约案件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规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定婚约，违背此项规定的婚约无效。婚约聘金系负担之赠与，一方既不愿履行婚约，另一方可撤销赠与，请求返还原赠与财物。如民国29年（1940年），万安县原告张竹英与被告曾长生确认婚约无效和返还聘金一案。原告年9岁时，经寡母鄢氏许配被告，其时被告也只有8岁，言明聘金70元，已过30元。现原告要求确认婚约无效，被告不从，故诉至万安县司法处。经该处审理认为：按未成年之子女，不同意于父母代订的婚约，其婚约当然无效。婚约既属无效，则所付之聘金30元，及礼物约计20元，依民法第179条，均应由原告负返还之责。故判决如上述。
3．婚姻自主案件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男女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法定代理人于未成年人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但无迳为未成年人代订婚约之权。民国29年（1940年）万安县司法处审理彭长仔诉父亲彭奇煜、母亲彭胡氏干涉婚姻自主一案中，原告诉称：“原告生于旧式家庭，今已21岁矣，每议订婚，非父阻挠，即母破坏，……近因议婚事，被告以家长身份，大肆压迫，将原告锁闭卧房，终日不能一步自由。儿女何辜，遭此虐待，为此诉请解除痛苦，允许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父母无权干涉。”被告辩称：“民虽务农，颇知礼仪，第恨家门不幸，所生之女长仔，久被相隔咫尺之袁信如勾诱成奸，中勾之丑，四播于外，屡为民女议婚，皆因该奸夫之暗中刁唆，故使民女出而梗命，含羞忍痛，寝于至今，民一息尚存，誓不愿以嫁奸夫，请求驳回原告之诉。”该处审理认为：“按民法所谓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并非专指男女当事人已成年者而言，未成年人订定婚约，依法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然所谓应得同意者，祗认法定代理人于未成年人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并非认其有迳为未成年人代订婚约之权。……原告不但已届订婚年龄，并且已达结婚年龄，体力知识，均已开发，衡以上开说明，其请求婚姻自主，自难谓为不合。……被告欲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原告包办婚姻，原告不从，又将其禁闭卧房，使之不能行动自由，其侵害原告之人格权未免过甚。依民法第18条第1项之规定，原告自可向法院请求排除侵害。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有理由，应准其请求，并依民事诉讼法第79条判决：原告之婚约应由原告自行订定。被告对于原告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但无迳为原告代订婚约之权。”
4．诱夺人妻为妾，以重婚控告案件的审判。国民党法律虽强调一夫一妻制，但又确认纳妾为合法。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作出判例解释“夫与妾间不适用夫妻离异之规定”。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为配偶者不得重婚”，而国民党司法院于民国19年（1930年）院字第64号解释中，又声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实际上默认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民国35年（1946年），峡江县司法处受理自诉人严水根以刑事附带民事，控告被告人谢发香略诱一案，根据国民党政府法律，其结果不但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连民事责任也不追究。自诉人严水根诉称：被告谢发香于民国34年（1945年）阴历十二月初四，略诱其妻严吴氏到其家作妾，故被告犯有重婚罪。经该处审理认为：经查明情形，严吴氏是自动前往该被告家，并非略诱。至于控诉被告犯重婚罪部分，查重婚罪之构成，以具备结婚仪式为必备构件，该被告与严吴氏是否有举行结婚仪式之事实，该自诉人未能举出确切证据。结果在被告未到庭的情况下，宣告被告谢发香谕知无罪，也不给任何赔偿。
5．确认亲生儿女案件的审判。国民党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续存期间，女方与他人所生子女，可推定为婚生子女。峡江县原告廖桂香与被告彭七保争夺亲生儿女案，原告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离家外出，与撑船为业的温三根同居船上，并生一男孩。原告说是民国32年（1943年）所生，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时，原告面交法币32万元给被告，作为离婚补偿。但被告否认有此事情。后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被告得知原告回到其娘家，便邀彭笃隆一起来到原告娘家将其儿子抱回，并说原告是民国31年10月离家出走，小孩是其受胎后带走的。原告要求返还其与温三根所生儿子，被告不从，遂于民国36年（1947年）8月诉至峡江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原告所生现年5岁之子，虽属与温三根同居时所生，但其与被告系在婚姻关系续存中所生，被告抱回抚养，依照司法院院字第146号解释，应依民法第1063条第1款规定推定为婚生子。原告请求交还自不能认为正当。故判决原告之诉为无理由，予以驳回。
（二）继承案件的审判
民国时期的继承法规，虽确定男女均有继承权利，规定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以共同财产、统一财产和分割财产制为约定财产制，但又确定封建家族主义的原则和继承制度。婚姻、家庭、继承仍然受封建宗法制度的严重束缚，一经亲族议定，非控诉、贿赂不予理睬。民国23年（1934年）7月，新干县廖球仪向新干县公安科诉王兴本蓄意侵夺遗产案，被继承人王贤再于民国21年（1932年）旧历正月老死家中，身边无子女，也无亲属。廖球仪邀集死者戚邻唐生元、唐兴隆等代办后事，垫付丧葬费银元200余元（系原告自报费用），准备由死者遗产抵补。同年3月，家住带源头村的被告王兴本，得知其伯父病逝，且已丧葬，便以王贤再嗣子的名义，要求继承王贤再全部遗产和索取田租，原告廖球仪不准，于是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王兴本在申辩中称：“伯父王贤再无子女，于民国15年（1926年）立被告为嗣，并为之娶妻刘氏，且将草谱一册交王兴本收存。不料伯父去世，廖球仪等故意瞒丧不报，意欲侵占其遗产。原告的诉词纯属捏词反诬，请求公断。”经新干县政府议事庭审理，判决如下：所有遗产权归被告人王兴本承受；原告人廖球仪垫用掩埋王贤再耗费银洋贰百零陆元五角，又元钱贰拾陆吊柒百文，应归被告人偿还。被告人不服判决，以原告出示的丧葬费簿据有假为由上诉于江西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被驳回后又上诉至江西省高等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三）物权诉讼案件的审判
对物权案件的审判，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其实质是保护封建宗族、祠堂庙会等有产者的利益。国民党法律维护永佃权及典权制度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并允许地主、资产阶级兼并农民土地，或巧取豪夺侵占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房屋所有权。《民法》对典当有专门规定：典权定有期限的，按期限回赎；没有载明期限的，可以随时回赎；超过30年不主张回赎的作为绝卖。民国26年（1937年），峡江县原告周肖氏诉被告陈孺珍回赎田屋及返还款项案，原告之夫兄周文祥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己有的水田十亩二分，住房一间，出典给被告之父陈寿斋名下管业，当得典价钱四十六千文。出典人与承典人相继死亡，原告向被告交涉，要求回赎，被告不许，故诉至峡江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按典权未定期限者，出典人得随时以原典价回赎典物。但自出典后，经过30年不主张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权。此在民法第924条已有明文规定。周文详等出典时间，至今已有36年之久，已过法定期限，故判决原告之诉驳回。”遂川县原告彭祖年等四人与被告胡荣光等四人互争田地一案，彭、胡两姓系毗邻村庄，彭村称螺滩，胡村称新林，村外有荒洲一段，再过去为一小溪，小溪以外又有荒地一大段，彭、胡各姓均葬有坟墓。早年彭姓欲在村外荒洲开垦，胡姓出而阻止，旋经公议，以后无论何姓，均不得复行垦种，以后十余年来相安无事。上年胡姓突然在洲上开垦成田，彭姓不服，出而阻止。不久，彭姓又在溪外荒地葬坟，胡姓也不服，出而阻拦。双方争执不下，彭姓遂于民国4年（1915年）诉至遂川县衙。经县知事马维翰审理认为：“两造均无管业契据，所争田地本应断作官荒，因念村外荒洲胡姓业已开垦成田，为当事人利益计，不能不略求变通，折衷分划，故判令彭胡两姓对外新开之田作三股均分，彭姓得其一，胡姓得其二；溪外荒地以王家巷斜对减水圳道为界，巷圳以上归彭姓管业，巷圳以下归胡姓管业，凭中订界，永远遵守。”
（四）债之诉讼案件的审判
依据《中华民国民法》第二编“债”之规定，受案范围很广。其名为“债”，实则远远超出“债”的范围。可以说，除上述三大类以外，其余诉讼都包括在“债”编之内。而且在量刑判罚方面，仍保留有清王朝的残余。以现代法律来衡量，纯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例，也追究刑事责任。有钱人可以用钱来折抵刑日，穷苦百姓没有钱，可以用坐牢来抵偿罚金，以此来搜刮民脂民膏。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法律弊端之一斑。此类案件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实行三审终审制，债之诉讼上诉到吉安分院的较多，上诉到江西省高等法院的也不鲜见。吉安分院以及各县（镇）司法处受理债之诉讼案件，主要有债务纠纷、租赁纠纷、损害赔偿、侵害名誉、利息纠纷、漏税欠税、妨碍自由、公权涉讼、私运粮食等。
1．债务案件的审判。维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是《中华民国民法》的一大特点。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发生纠葛时，便由官府实施高压手段追究本不属于第三人的责任。江西省民生天蚕厂诉和盛隆号债务纠纷案，就是典型的一例。民国30年（1941年）4月28日，遂川县高礼藻向民生天蚕厂贷款法币500元，作为收制天蚕丝之用，由泉江镇和盛隆号铺保担保，限期3个月还清。到期后蚕厂屡次催索未果，于是在9月26日诉至遂川县政府，要求派政警传讯和盛隆号负责人履行责任。11月30日，县长陈耀中、公安科长刘国梁派人传讯和盛隆号负责人以及和盛隆号股东、担保人李郁华到府，当面交款200元，提出尚欠300元，因有代收天蚕丝2.5斤抵债，也应说得过去。但因该厂拒收天蚕丝，产生纠葛，天蚕丝一时难以出手，所以无法偿还。天蚕厂贷款给高礼藻，本来就是作收天蚕丝用，拒收蚕丝，是何理由？本应与担保款项人无关，但县府仍然强调：既有担保，概由担保人负责。李郁华勉强应允，不知其结果。
2．租赁纠纷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有关租赁的规定，颇为繁杂，终止租赁关系，不仅要审议契约，对契约外还得遵从习惯，即使契约本身订定的条款，也有多种解释，往往使原审理由与上诉理由各执一词，判决两样。民国26年（1937年）阴历正月，安福县彭珍贤向康伯兰、彭质初、彭蔚珍共有坐落在安福小江边之店房一所，立有契约一纸，载明“每年实纳租金66元，分三期缴清，如有拖欠短少，或违犯国法，及损坏店房等情，任便房东别租，承租人无得异言”等语。恰在民国34年（1945年）8月间，彭珍贤涉及“盗匪”嫌疑，致被拘押。彭质初、彭蔚珍便以违约为由，诉至安福县司法处，要求终止租赁契约，将店房收回自用。该处一审准其诉讼。彭珍贤败诉后，立即上诉至江西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其理由是：“承租坐落安福小江边之店房，虽未定期，但不欠租金，不得清业之习惯，安福与小江边等地，向均有之，故凡租约内均订有房客不开，始能还业等语。……租约内记载违犯国法四字，系指以店房专供违犯法令之使用而言，并非谓承租人一经触犯国法，即可终止契约，上诉人虽遭连累，被判徒刑，然非以此店房，专供违法之用，……应请废弃原判，驳回被上诉人之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承租该店房后，并不欠租金，而在安福与小江边等处，确有不欠租金，不得清业之习惯，……次查上诉人被诉盗匪案件，第一审法院虽认其为藏匿‘盗匪’，判处有期徒刑，但经上诉人申请复判后，业经本院将原判决撤销，改判以帮助抢劫之罪，……既未藏匿‘盗匪’，即无利用该店房为不法之行为，……就该约载违犯国法之下，紧接着有损坏店房之情节，即使其违犯国法，亦须于店房有损时，方得据为终止租约之原因，……被上诉人谓其需该店房自用为终止租约之理由，然未据提出该管保甲长出具之证明书以为证明，空言主张，固无足取，……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合依民事诉讼法第447条、第87条第2项、第78条判决：原判决废弃，被上诉人之诉驳回。一、二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3．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依据《中华民国民法》债编之规定，对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判令侵害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民国36年（1947年）5月，吉安白沙乡罗福佳、罗肖氏向吉安地方法院诉称：“被告罗克极、罗二苟等，故意用强暴胁迫手段，殴打恐吓，使原告交付法币24000元、黄豆二斗、酒一担，请求判令被告等如数偿还。”被告罗克极、罗二苟供称：“罗肖氏不过问村人，把女再嫁，败坏风俗，村中人要她拿出24000元，酒一担，豆子一斗。”吉安地方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审理认为：“按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于刑事诉讼程序得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本件被告等以强暴胁迫手段，使人行无义务之事，业经本院刑庭判处罪刑在卷，……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有理由，其请求应予照准，并依刑事诉讼法第506条第2项，判决被告等应连带赔偿原告法币24000元，酒一担，黄豆二斗。”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法律均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清朝的第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编成，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各朝的修订，现传的《大清律例》本是同治九年（1870年）修正颁行的。晚清时期沿袭旧制，诸法合体，民刑掺合在一起，始终以刑为主，竭力提高司法镇压的效能，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例如晚清的婚姻制度，悉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规定男未满30岁，女未满25岁者，结婚、离婚均得经父母同意，否则，户籍吏不得受理呈报。主张“三从四德”，作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赐立“贞节坊”，勉励妇女“从一而终”，实则不许寡妇改嫁；赋予宗法族规极大的权力，可以任意处死性爱男女或所谓不孝子孙，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夫为妻纲是封建婚姻家庭的主宰，女子出嫁，从一而终。妇女主动提出离婚，为封建礼法所不容，只有男子有出妻纳妾的特权。离婚有“出妻”、“和离”、“义绝”三种，“和离”即以协议离婚为名，实为出妻的别名。“出妻”以“七出”为法定理由，女子犯“七出”（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舌、盗窃）其中一条，便可以一纸休书而被逐出家门，毋须诉至县衙。同时，也有“三不去”之规定，即：无娘家可归者不去；为公婆守孝三年者不去；婚后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者不去。不去者实则成了家庭佣人。此外，还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在父为子纲的桎梏下，儿女婚约为父母所包办，悔约者须按律科刑，嫁悔约者，主婚人笞五十，女归本夫；再许他人者笞七十，已成婚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嫁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罪，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加财礼给还，其女乃从后夫。男家悔约聘者同罪，仍须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返还财礼。婚姻关系实行礼法并用，有夫主妻从之规，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背夫去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夫背妻逃不究。女子不守妇道，县衙交由丈夫收管，从夫处置。封建法制从来不给妇女离婚的权利，使广大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又如：封建的继承制度，始终贯彻宗祧继承，其特点就是男尊女卑，长幼不平等，还有嫡庶之分。其继承原则是：有子立长，无子由侄兼祧，无子侄由亲族议立嗣子，均以男性为限，女子无继承权。在宗祧继承的前提下，还贯穿以身份权为中心，在家族关系中有嫡庶之分，以嫡出长子为主要继承人。晚清法律规定，不得无故以嫡为庶，或以庶为嫡，庶子冒充嫡子继承，处徒刑两年，以诈骗手段冒名继承则流放两千里。此外，还规定非婚生子女所得遗产权额，为婚生子女的半数。尤其是封建宗祧继承制度歧视妇女，把妇女排除在外，以保障剥削者的剥削权利代代相传，这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沈家本变法修律，改中国历史上沿袭两千多年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始将刑民分开。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之总纲第一节“刑事民事之别”第3条规定：“凡因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等事涉讼为民事案件。”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着手起草《大清民律（草案）》，尚未草成，光绪帝崩。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户律部分，对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有专门规定，但还是将它放在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律例当中，对民事案件仍采取刑罚的方式处理。例如：（1）田宅项目中规定：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苇塘及矿山者，判处流放三千里。互争他人田产为己业者，各处徒刑三年。将已典卖田宅重复典卖者，以重典卖价款计为赃款，以盗窃论。所典田宅、园林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取赎，而典主借故不肯放赎者，处四等罚金。凡盗耕他人田者，一亩以下处三等罚金，每五亩加一等。凡故意弃毁他人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以盗窃论。凡弃毁他人园田或于他人园田擅食瓜果之类以坐赃论。（2）婚姻项目中规定：凡女方已许婚，有婚书或私约反悔者，处女家主婚人五等罚金。定婚后未到婚期，男家强娶或婚期已到，女家故意违期者，男女主婚人各处五等罚金。凡外姻有服或尊亲属卑幼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姐妹为妻者，以亲属相奸论罪。凡夫无愿离之情，妻背夫外逃者，处两年徒刑，逃走嫁人者加二等。凡妻殴夫者，处十等罚金；夫殴妻非折伤勿论。（3）钱债项目中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处四等罚金，重者十等罚金；违禁取利者以余利计赃，重者以枉法论。债权人仗势强夺负债人产业者，处八等罚金。放债之徒巧取重利者，严拿治罪。
晚清时期所实施的法律，无论是《大清律例》，或是《大清现行刑律》，对于民事案件，一则科以重刑，一则判以重罚，都是实行弹压政策，毫无调解可言。到了末代皇帝时，民事纠纷更不当一回事，一般交由乡间族长或绅士调处。案情复杂一点的，诉至县衙，仅传双方当事人到庭听讼，草草结案，一审终结，没有上诉、再审的规定。
清末，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司法制度的影响，宣统三年（1911年）订定《大清民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后未及颁布，清王朝覆灭，但它为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制订民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民事审判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民事审判沿用《大清现行刑律》之民事部分，虽于1925年编订出民法草案，但未作正式法典颁行。
国民党政府各级审判厅（法院）、司法处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民国民法》（1929年10月10日施行）、《民事诉讼法》（1945年12月26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民事单行法规有：《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船舶法》、《保险法》等。
民国时期民事诉讼实行三审终审制。江西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后称吉安分院）在民国初期便开始受理民事案件。各级审判厅（法院）、司法处审理的民事案件，分为债之诉讼、物权诉讼、亲属诉讼、继承诉讼四大类。债之诉讼有：买卖、赠与、租赁、借贷、雇佣、承揽、委任、运送、合伙、其它10个案由；物权诉讼有：所有权、地上权、承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权9个案由；亲属诉讼有：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属、亲属6个案由；继承诉讼有：遗产、遗嘱、其它3个案由。吉安分院及各县（镇）司法处审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婚姻家庭案件的审判
婚姻案件主要包括离婚、撤销婚约、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确认婚姻不成立、同居、解除婚约、婚姻自主等。家庭案件包括赡养、抚养、确认亲生儿女等。审理此类案件，依照民法亲属编的有关规定处理。
1．离婚案件的审判。离婚有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方式。对判决离婚之事由，采取列举性的规定。对夫妻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为由申请离婚的，可判决离婚。万安县司法处于民国29年（1940年）3月30日审理的钟元秀诉郭年苟离婚一案中，原告诉称：“被告外出谋生，至今9年，毫无音信，不知生死存亡。原告在此9年中，独守空房，上无兄弟，下无儿女，原告今年32岁，终身问题，不得不谋解决，为此诉请审判，以免生活陷于绝境云云。”经审理认为：“按夫妻之一方生死不明，已逾3年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民法第1052条第9款，已有明文规定：……经本处派员查明，尚属实情，依照上开法条，其请求即应认为有理由。……并依民事诉讼法第79条判决两造之婚姻准予离异。”
对夫妻一方以不治之疾为由申请离婚的，如理由可以成立，则判决离婚；如理由不能成立，则判决不准离婚。如万安县司法处于民国29年（1940年）1月26日审理的巫凤仔诉曾兴鸿离婚一案，原告诉称：“原告幼适被告为妻，不幸被告聋哑，虽有夫妻之名，难谐伉俪之乐，况且被告强暴成性，原告受其虐待，实有不堪同居之苦，……为此诉请审判云云。”经审理认为：“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系指加以种种惨酷之待遇，足以伤害其身体或健康，使之不能一日安居。所谓不治之恶疾者，为肺痨、麻疯以及花柳病等，已经医师诊断，认为不可痊愈，虑其传染于配偶，或者传染于子女，凡此情形，始足为提起离婚的原因。本件原告所诉，遭受被告不堪同居之虐待，纯系托词空言，毫无事实指证。……至被告聋哑，乃属得诸先天，并非恶疾可比，亦无传染之虑。……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78条判决原告之诉驳回。”
2．婚约案件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规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定婚约，违背此项规定的婚约无效。婚约聘金系负担之赠与，一方既不愿履行婚约，另一方可撤销赠与，请求返还原赠与财物。如民国29年（1940年），万安县原告张竹英与被告曾长生确认婚约无效和返还聘金一案。原告年9岁时，经寡母鄢氏许配被告，其时被告也只有8岁，言明聘金70元，已过30元。现原告要求确认婚约无效，被告不从，故诉至万安县司法处。经该处审理认为：按未成年之子女，不同意于父母代订的婚约，其婚约当然无效。婚约既属无效，则所付之聘金30元，及礼物约计20元，依民法第179条，均应由原告负返还之责。故判决如上述。
3．婚姻自主案件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男女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法定代理人于未成年人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但无迳为未成年人代订婚约之权。民国29年（1940年）万安县司法处审理彭长仔诉父亲彭奇煜、母亲彭胡氏干涉婚姻自主一案中，原告诉称：“原告生于旧式家庭，今已21岁矣，每议订婚，非父阻挠，即母破坏，……近因议婚事，被告以家长身份，大肆压迫，将原告锁闭卧房，终日不能一步自由。儿女何辜，遭此虐待，为此诉请解除痛苦，允许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父母无权干涉。”被告辩称：“民虽务农，颇知礼仪，第恨家门不幸，所生之女长仔，久被相隔咫尺之袁信如勾诱成奸，中勾之丑，四播于外，屡为民女议婚，皆因该奸夫之暗中刁唆，故使民女出而梗命，含羞忍痛，寝于至今，民一息尚存，誓不愿以嫁奸夫，请求驳回原告之诉。”该处审理认为：“按民法所谓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并非专指男女当事人已成年者而言，未成年人订定婚约，依法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然所谓应得同意者，祗认法定代理人于未成年人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并非认其有迳为未成年人代订婚约之权。……原告不但已届订婚年龄，并且已达结婚年龄，体力知识，均已开发，衡以上开说明，其请求婚姻自主，自难谓为不合。……被告欲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原告包办婚姻，原告不从，又将其禁闭卧房，使之不能行动自由，其侵害原告之人格权未免过甚。依民法第18条第1项之规定，原告自可向法院请求排除侵害。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有理由，应准其请求，并依民事诉讼法第79条判决：原告之婚约应由原告自行订定。被告对于原告自行订定婚约时有同意权，但无迳为原告代订婚约之权。”
4．诱夺人妻为妾，以重婚控告案件的审判。国民党法律虽强调一夫一妻制，但又确认纳妾为合法。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作出判例解释“夫与妾间不适用夫妻离异之规定”。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为配偶者不得重婚”，而国民党司法院于民国19年（1930年）院字第64号解释中，又声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实际上默认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民国35年（1946年），峡江县司法处受理自诉人严水根以刑事附带民事，控告被告人谢发香略诱一案，根据国民党政府法律，其结果不但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连民事责任也不追究。自诉人严水根诉称：被告谢发香于民国34年（1945年）阴历十二月初四，略诱其妻严吴氏到其家作妾，故被告犯有重婚罪。经该处审理认为：经查明情形，严吴氏是自动前往该被告家，并非略诱。至于控诉被告犯重婚罪部分，查重婚罪之构成，以具备结婚仪式为必备构件，该被告与严吴氏是否有举行结婚仪式之事实，该自诉人未能举出确切证据。结果在被告未到庭的情况下，宣告被告谢发香谕知无罪，也不给任何赔偿。
5．确认亲生儿女案件的审判。国民党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续存期间，女方与他人所生子女，可推定为婚生子女。峡江县原告廖桂香与被告彭七保争夺亲生儿女案，原告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离家外出，与撑船为业的温三根同居船上，并生一男孩。原告说是民国32年（1943年）所生，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时，原告面交法币32万元给被告，作为离婚补偿。但被告否认有此事情。后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被告得知原告回到其娘家，便邀彭笃隆一起来到原告娘家将其儿子抱回，并说原告是民国31年10月离家出走，小孩是其受胎后带走的。原告要求返还其与温三根所生儿子，被告不从，遂于民国36年（1947年）8月诉至峡江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原告所生现年5岁之子，虽属与温三根同居时所生，但其与被告系在婚姻关系续存中所生，被告抱回抚养，依照司法院院字第146号解释，应依民法第1063条第1款规定推定为婚生子。原告请求交还自不能认为正当。故判决原告之诉为无理由，予以驳回。
（二）继承案件的审判
民国时期的继承法规，虽确定男女均有继承权利，规定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以共同财产、统一财产和分割财产制为约定财产制，但又确定封建家族主义的原则和继承制度。婚姻、家庭、继承仍然受封建宗法制度的严重束缚，一经亲族议定，非控诉、贿赂不予理睬。民国23年（1934年）7月，新干县廖球仪向新干县公安科诉王兴本蓄意侵夺遗产案，被继承人王贤再于民国21年（1932年）旧历正月老死家中，身边无子女，也无亲属。廖球仪邀集死者戚邻唐生元、唐兴隆等代办后事，垫付丧葬费银元200余元（系原告自报费用），准备由死者遗产抵补。同年3月，家住带源头村的被告王兴本，得知其伯父病逝，且已丧葬，便以王贤再嗣子的名义，要求继承王贤再全部遗产和索取田租，原告廖球仪不准，于是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王兴本在申辩中称：“伯父王贤再无子女，于民国15年（1926年）立被告为嗣，并为之娶妻刘氏，且将草谱一册交王兴本收存。不料伯父去世，廖球仪等故意瞒丧不报，意欲侵占其遗产。原告的诉词纯属捏词反诬，请求公断。”经新干县政府议事庭审理，判决如下：所有遗产权归被告人王兴本承受；原告人廖球仪垫用掩埋王贤再耗费银洋贰百零陆元五角，又元钱贰拾陆吊柒百文，应归被告人偿还。被告人不服判决，以原告出示的丧葬费簿据有假为由上诉于江西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被驳回后又上诉至江西省高等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三）物权诉讼案件的审判
对物权案件的审判，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其实质是保护封建宗族、祠堂庙会等有产者的利益。国民党法律维护永佃权及典权制度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并允许地主、资产阶级兼并农民土地，或巧取豪夺侵占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房屋所有权。《民法》对典当有专门规定：典权定有期限的，按期限回赎；没有载明期限的，可以随时回赎；超过30年不主张回赎的作为绝卖。民国26年（1937年），峡江县原告周肖氏诉被告陈孺珍回赎田屋及返还款项案，原告之夫兄周文祥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己有的水田十亩二分，住房一间，出典给被告之父陈寿斋名下管业，当得典价钱四十六千文。出典人与承典人相继死亡，原告向被告交涉，要求回赎，被告不许，故诉至峡江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按典权未定期限者，出典人得随时以原典价回赎典物。但自出典后，经过30年不主张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权。此在民法第924条已有明文规定。周文详等出典时间，至今已有36年之久，已过法定期限，故判决原告之诉驳回。”遂川县原告彭祖年等四人与被告胡荣光等四人互争田地一案，彭、胡两姓系毗邻村庄，彭村称螺滩，胡村称新林，村外有荒洲一段，再过去为一小溪，小溪以外又有荒地一大段，彭、胡各姓均葬有坟墓。早年彭姓欲在村外荒洲开垦，胡姓出而阻止，旋经公议，以后无论何姓，均不得复行垦种，以后十余年来相安无事。上年胡姓突然在洲上开垦成田，彭姓不服，出而阻止。不久，彭姓又在溪外荒地葬坟，胡姓也不服，出而阻拦。双方争执不下，彭姓遂于民国4年（1915年）诉至遂川县衙。经县知事马维翰审理认为：“两造均无管业契据，所争田地本应断作官荒，因念村外荒洲胡姓业已开垦成田，为当事人利益计，不能不略求变通，折衷分划，故判令彭胡两姓对外新开之田作三股均分，彭姓得其一，胡姓得其二；溪外荒地以王家巷斜对减水圳道为界，巷圳以上归彭姓管业，巷圳以下归胡姓管业，凭中订界，永远遵守。”
（四）债之诉讼案件的审判
依据《中华民国民法》第二编“债”之规定，受案范围很广。其名为“债”，实则远远超出“债”的范围。可以说，除上述三大类以外，其余诉讼都包括在“债”编之内。而且在量刑判罚方面，仍保留有清王朝的残余。以现代法律来衡量，纯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例，也追究刑事责任。有钱人可以用钱来折抵刑日，穷苦百姓没有钱，可以用坐牢来抵偿罚金，以此来搜刮民脂民膏。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法律弊端之一斑。此类案件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实行三审终审制，债之诉讼上诉到吉安分院的较多，上诉到江西省高等法院的也不鲜见。吉安分院以及各县（镇）司法处受理债之诉讼案件，主要有债务纠纷、租赁纠纷、损害赔偿、侵害名誉、利息纠纷、漏税欠税、妨碍自由、公权涉讼、私运粮食等。
1．债务案件的审判。维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是《中华民国民法》的一大特点。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发生纠葛时，便由官府实施高压手段追究本不属于第三人的责任。江西省民生天蚕厂诉和盛隆号债务纠纷案，就是典型的一例。民国30年（1941年）4月28日，遂川县高礼藻向民生天蚕厂贷款法币500元，作为收制天蚕丝之用，由泉江镇和盛隆号铺保担保，限期3个月还清。到期后蚕厂屡次催索未果，于是在9月26日诉至遂川县政府，要求派政警传讯和盛隆号负责人履行责任。11月30日，县长陈耀中、公安科长刘国梁派人传讯和盛隆号负责人以及和盛隆号股东、担保人李郁华到府，当面交款200元，提出尚欠300元，因有代收天蚕丝2.5斤抵债，也应说得过去。但因该厂拒收天蚕丝，产生纠葛，天蚕丝一时难以出手，所以无法偿还。天蚕厂贷款给高礼藻，本来就是作收天蚕丝用，拒收蚕丝，是何理由？本应与担保款项人无关，但县府仍然强调：既有担保，概由担保人负责。李郁华勉强应允，不知其结果。
2．租赁纠纷的审判。《中华民国民法》有关租赁的规定，颇为繁杂，终止租赁关系，不仅要审议契约，对契约外还得遵从习惯，即使契约本身订定的条款，也有多种解释，往往使原审理由与上诉理由各执一词，判决两样。民国26年（1937年）阴历正月，安福县彭珍贤向康伯兰、彭质初、彭蔚珍共有坐落在安福小江边之店房一所，立有契约一纸，载明“每年实纳租金66元，分三期缴清，如有拖欠短少，或违犯国法，及损坏店房等情，任便房东别租，承租人无得异言”等语。恰在民国34年（1945年）8月间，彭珍贤涉及“盗匪”嫌疑，致被拘押。彭质初、彭蔚珍便以违约为由，诉至安福县司法处，要求终止租赁契约，将店房收回自用。该处一审准其诉讼。彭珍贤败诉后，立即上诉至江西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其理由是：“承租坐落安福小江边之店房，虽未定期，但不欠租金，不得清业之习惯，安福与小江边等地，向均有之，故凡租约内均订有房客不开，始能还业等语。……租约内记载违犯国法四字，系指以店房专供违犯法令之使用而言，并非谓承租人一经触犯国法，即可终止契约，上诉人虽遭连累，被判徒刑，然非以此店房，专供违法之用，……应请废弃原判，驳回被上诉人之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承租该店房后，并不欠租金，而在安福与小江边等处，确有不欠租金，不得清业之习惯，……次查上诉人被诉盗匪案件，第一审法院虽认其为藏匿‘盗匪’，判处有期徒刑，但经上诉人申请复判后，业经本院将原判决撤销，改判以帮助抢劫之罪，……既未藏匿‘盗匪’，即无利用该店房为不法之行为，……就该约载违犯国法之下，紧接着有损坏店房之情节，即使其违犯国法，亦须于店房有损时，方得据为终止租约之原因，……被上诉人谓其需该店房自用为终止租约之理由，然未据提出该管保甲长出具之证明书以为证明，空言主张，固无足取，……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合依民事诉讼法第447条、第87条第2项、第78条判决：原判决废弃，被上诉人之诉驳回。一、二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3．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依据《中华民国民法》债编之规定，对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判令侵害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民国36年（1947年）5月，吉安白沙乡罗福佳、罗肖氏向吉安地方法院诉称：“被告罗克极、罗二苟等，故意用强暴胁迫手段，殴打恐吓，使原告交付法币24000元、黄豆二斗、酒一担，请求判令被告等如数偿还。”被告罗克极、罗二苟供称：“罗肖氏不过问村人，把女再嫁，败坏风俗，村中人要她拿出24000元，酒一担，豆子一斗。”吉安地方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审理认为：“按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于刑事诉讼程序得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本件被告等以强暴胁迫手段，使人行无义务之事，业经本院刑庭判处罪刑在卷，……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有理由，其请求应予照准，并依刑事诉讼法第506条第2项，判决被告等应连带赔偿原告法币24000元，酒一担，黄豆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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