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民国初期，战乱频繁，政权不稳，没有制定刑法典，而是将清末制定未及施行的《大清新刑律》稍事修改后，改名为《暂行刑律》予以颁行，至民国17年（1928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始颁行第一部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在这之后，为了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还陆续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盗匪暂行办法》等。民国时期的刑事法律，较之晚清对一般普通犯罪的处罚有所减轻，但对触犯其统治的行为则照样从严、从重处罚。同时，第一次主张以主观的犯罪动机，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像晚清那样，仅以客观的犯罪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民国24年（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对《中华民国刑法》进行了修订，并于同年7月1日施行。它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要有法律明文规定方可，否则不受法律追究。但在实践中，往往有法不依，执法不力。其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种类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2个月以上、15年以下）、拘役、罚金；从刑种类有褫夺公权、没收财产。
  民国初期，县知事兼理司法，省高等法院委派承审员佐县知事理讼问案，一般案件由承审员主审，但须逐日送知事审核。裁判由知事会同承审员酌情议定。由于当时法令朝颁夕改，司法人员乘机巧立名目，贪赃索贿，舞弊成风，劳动人民受尽了诉讼之苦难。到了民国中期，为限制劳动人民的诉讼权利，还规定了多种的管辖、严格的书状、高昂的讼费等。当事人递交诉状，不缴纳费用或缴不足数，概不受理。诉讼有理而未缴足诉讼费者，常常被驳回。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主要是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刑民诉讼上颠倒敲诈，尤其是后者为经常可靠的财源。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推行司法独立，于民国25年（1936年）成立司法处，县长不再兼理司法，但仍操纵着司法处行政与检察大权。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爱国志士及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强化司法机构，成立军法室，广施法外之刑，进行秘密审判和军法审判，滥施酷刑，残杀共产党人，完全暴露了一个行将灭亡阶级的司法审判日渐法西斯化。
  一、镇压共产党案件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实行残酷镇压，以《刑法》上规定的“内乱罪”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作为他们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的工具，致使无数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1．杀害早期革命者。1927年8月11日，大军阀张发奎，在南昌拘捕共产党员近70人，其中有永丰县总工会秘书帅开甲、中共新干县支部委员和新建等三县农民运动特派员姚有光等，均先后被判处“内乱罪”，惨遭杀害。井冈山黄坳村范家驹，于1927年冬，参加工农革命军，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井冈山早期革命领导者之一。正当范家驹带领两个武艺较强的赤卫队员李仁魁和范新连，去赣南方向找红军，行至遂川县的衙前圩时，被国民党靖卫团抓住，关押在黄坳区石围乡的李氏宗祠。1929年2月即农历春节前夕，范家驹同李仁魁、范新连一起，被先砍去十个指头，后杀害在黄坳圩的下街口。
  2．杀害共产党组织负责人。1929年1月，原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兼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刘仁堪，由于叛徒告密，在该县南村被国民党逮捕。同年5月3日下午，要将他斩首示众，他抓住这个最后机会，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刘仁堪在刑场上的慷慨陈词，气得县长邹光衡暴跳如雷，立即指使靖卫团暴徒，用匕首割掉刘的舌头。这时，刘仁堪忍着剧痛，用脚趾头沾血，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13个大字，被枪决在沙洲坝。
  3．马家洲集中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日益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39年开始，便在国统区设立法西斯集中营，密捕和迫害中共党员及抗日进步人士。1940年6月，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意，在泰和县马家洲松山村设立“江西省青年留训所”，即马家洲集中营，先后共囚禁近500名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和抗日爱国进步人士，其中有200余人被迫害致死。廖承志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曾被囚禁在马家洲集中营。1942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廖承志被广东省乐昌县国民党逮捕，秘密押解囚禁在马家洲集中营，有两年多时间。廖承志被捕后，特务头子庄祖方对他说：“小廖先生，你大号承志，应该继承先人遗志，转到国民党来共同奋斗才是。”他立即怒声责问：“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其父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元老，积极主张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后被国民党右派秘密杀害。）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席曹浩森曾亲自找廖承志谈话，并表示：“你出去可以不办什么手续，只希望你不要再搞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尽你的力量帮助政府做事。”廖承志当即回答道：“你们想干就把我干掉吧！”在敌人的种种诱逼面前，他正气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气质。叛徒冯琦曾密谋在食物中放毒暗害他，但又慑于廖承志及其母亲何香凝的社会地位，未敢下手。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得知廖承志被国民党秘密监禁后，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廖承志和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不断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在中共中央的积极营救下，廖承志于1942年转关押在重庆，1949年1月与叶挺将军一起被释放出狱。还有原任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曾广澜，于1940年12月12日，在吉安被国民党第四次逮捕，被关押在马家洲集中营长达5年之久，受尽了各种非人般的奇特的酷刑。
  二、汉奸案件
  永新县汉奸肖淑宇，1941年冬，在即将前往南昌就任汪伪政权江西省长的前夕，被击毙在吉安市盐桥码头。此案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影响都很大。肖淑宇曾任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后选为立法委员。南昌沦陷后，肖加紧卖国活动，秘密召集汉奸头目开会，商定人事安排，预定其妻熊大惠为秘书长。肖的妹夫秦强得知后，向师管区司令余锦源（此人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率部投诚）汇报，余锦源派副官主任王伯约带领卫士把肖淑宇击毙，并将肖妻熊大惠连同肖的尸体一并解送到师管区吉安办事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指定保安处副处长柯建安赶到吉安，成立秘密军法小组，对肖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以肖“辞职潜逃，叛国投敌，拒捕毙命”结案；对肖妻熊大惠判处无期徒刑。
  三、杀人案件
  民国时期，吉安发生杀人案件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图财杀人。泰和县戴金宝杀人案。戴见肖郭氏戴有一双金耳环，久起谋财害命恶念。于民国37年（1948年）7月17日早晨，来到肖郭氏家，以借刀砍竹为名，取得柴刀一把，即将肖郭氏头发扭住按倒地下，向其右额角、颈部、右耳根，连砍三刀，认为已死，即将耳环取下逃走。因肖郭氏未死，当即报告镇公所将戴捕获，送往泰和县地方法院，判处戴金宝有期徒刑12年。法院检察官以量刑畸轻为由，申请江西高等法院吉安分院复判。分院审理认为：戴金宝谋财害命，虽然故意杀人未遂，但手段极为残忍，量刑不宜从宽。为此，决定撤销原判，改判戴金宝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二是奸情杀人。永丰县温龙旺与罗万安，同村相邻，因温龙旺与罗万安之妻罗王氏通奸，罗万安所知后，即起意图杀泄愤。民国25年（1936年）4月17日，罗万安故意佯言，今日往藤田圩有事不回，罗王氏与温龙旺信以为真。不料，罗万安于夜后潜行回归，并带人在外守候，迄温龙旺入房关门欢叙，罗万安即持刀冲门而入，将温龙旺连砍数刀。温龙旺于被杀后即负伤回家，延至翌晨身死。19日，温龙旺之胞弟温龙清、温龙保即邀集多人来到罗家，提取猪鸡宰杀备供食用，经当地联保主任派丁截回。彼此遂诉于永丰县政府讯办，并诉至江西高等法院吉安分院审理判决。三是报复杀人。永丰县八江乡魏佐邦，先后充任过守望队书记、保长、联保主任、乡长等职。在其任八江乡乡长期间，故意挑起村里前后房闹宗族派性斗争，因村民魏坤志与其进行申辩，从此怀恨在心。民国30年（1941年）6月29日，魏坤志因事赴县城，魏佐邦得知后，便在途中埋伏，当天下午，待魏坤志从县城返家，行至桐陂窑场岭脚下，魏佐邦用短枪打死魏坤志于大路边。在山上放牛的汪殿英听到枪声，急忙下山赶牛，见魏佐邦从桐陂窑场走回来，并喊了“魏乡长到那里？”魏回话：“快走，这里有土匪。”魏坤志家属得知后，即向永丰县政府告发。次日，县府派员验明，腿上、胸部、腋下三处中弹身亡。当日将魏佐邦关押到县看守所。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证人证言含糊，加上有当地恶霸士绅为其说情，历经数次关、放，于同年年底被永丰县司法处判处魏佐邦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死者家属不服，上诉至江西高等法院，又因魏佐邦之叔伯弟弟魏斌任军医署第二十六卫生船舶队主任，驻峡江、吉水、吉安等地，用重金上下疏通，使此案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江西高等法院于民国31年（1942年）判处魏佐邦无罪。最后结果是：受害人人财两空，罪犯却依然逍遥法外。四是争权夺利杀人。民国33年（1944年），吉水县党部、县参议会因相互竞选，形成两大派别。县党部派，以国民党国大代表曾宪华（文峰镇人）为首领；参议会派，以曾昭炜为首领，双方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民国34年（1945年）5月间，日寇途经吉水，曾昭炜因未随战斗指挥所进退，曾宪华乃以临阵脱逃为由，致电国民党三、九两战区司令长官，请求将曾昭炜处以死刑。但是，该案转交给支团部处理，却对曾昭炜未予深究，从此双方仇恨日益加深。民国36年（1947年），国大代表选举，曾宪华深知：若不采取暴力行动，是难以取胜的。恰好，时任吉水县长刘日华对参议会也有恶感，为巩固县长地位起见，遂与曾宪华通力合作，积极支持曾宪华竞选。而曾昭炜一伙却公开出面反对，竭力抵制曾宪华，致使曾宪华落选。曾宪华为泄心头之气，迅即驰赴丁江，与刘陶欧、彭大发、张受禄等，密议借宪友社掩护，组织丁江、乌江、冠山、白水等四乡同盟，订立同盟公约，主谋杀掉曾照炜，以除障碍。然而曾昭炜则不屈服，仍一面对曾宪华不断施以攻击，一面搜集刘日华贪污罪证，准备赴省控告。12月28日，曾昭炜赴省告状的消息传出，凶手刘陶欧、彭大发遂邀集同党阮自强、魏海山、周明煌、戴学坤等9人，各自携带枪支，从乌江深夜出发，次日黎明到达北畔乡厚泥塘，埋伏于汽车路旁山上守候。29日清晨，曾昭炜在汽车站登车时，保警队陈班长站在车篷顶上，臂戴白色手套，作为信号。当日上午十点钟，汽车开到厚泥塘，刘陶欧、彭大发等人开枪射击，汽车被迫停驶，刘、彭一伙遂下山骗各旅客下车，临时又起意将旅客所带款物搜去，复赶旅客上车，独将曾昭炜一人带往山上，脱去所穿大衣，当场开枪将其击毙。事后，曾昭炜之妻曾许氏具状上告，由吉安地方法院受理。吉安地方法院对曾宪华主谋杀害曾昭炜一案，于民国37年（1948年）12月31日作出判决：曾宪华、张受禄共同教唆杀人，各处无期徒刑，各褫夺公权终身；彭大发、刘陶欧共同杀人，各处死刑，各褫夺公权终身；周明煌帮助杀人，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陈米乔、黄德懋、刘宗仁、曾昭廉、谢惠民、王若甫、张汉、张禄庆、欧阳忠、周道心、刘刚等均判无罪。宣判后，吉安地方法院多次传唤，曾宪华等人以“判得太重”为由，拒绝服刑。曾宪华当时在吉水称霸一方，权大势大，法院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判了徒刑也照样逍遥法外，没有坐一天牢房。吉安地方法院派武装前去捉拿，曾宪华竟携带全家一逃了之。
  四、盗窃案件
  在民国时期，盗窃称“窃盗”，对于窃盗罪，刑法中有专章作出规定，刑罚较轻。分普通窃盗罪和加重窃盗罪。普通窃盗罪，是指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窃取他人之动产者；加重窃盗罪，是指夜间入室，毁坏门窗及安全设备，携带凶器，三人以上结伙或乘自然灾害及在公共场所行窃的行为。民国31年（1942年）10月5日晚，峡江县陈和、史立、龙高清、陈德才、王雨林、李文光、林友生、汪奇明等九人结伙，身着便衣，携带手枪、铁尺、木棍等凶器，前往本县潭乡第一保蛟岭村陈汤氏、陈邓氏家，先后破门窬墙而入，入室后，一面将陈汤氏、陈邓氏等人捆绑毒打（一人致死，多人重伤），火烙勒索金钱，一面翻箱倒箧抢劫财物。经缉拿归案，由县军法室判处陈和、史立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判处龙高清有期徒刑12年。其余案犯在逃，另案处理。民国7年（1918年）6月16日夜，永新县胡长生与胡发魁、陈虎生等，听从李宾元、胡瞿生等纠邀，同赴安福县属原内村，先至王群林家抢劫财物，由胡发魁等人将事主殴伤身死；后至王仁寿和王进兴家行窃，又将事主殴伤。由事主诉经安福县知事验明生死各伤，分别填单附卷，将胡长生缉获到案。胡长生于一天夜晚在监脱逃，旋经捉获并案审理。据查：胡长生与胡发魁、李宾元等，抢劫王群林家，致死一人，并伤害二人以上；又连劫王仁寿、王进兴两家，伤害一人，应依惩治盗匪法之规定，对胡长生科以两个罪刑，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行窃，系由李宾元等所纠邀，而事主死伤又系胡发魁、李宾元等所下手，特分别判处胡发魁死刑和李宾元无期徒刑；其余案犯另作处理。
  五、伤害案件
  国民政府的刑法规定，伤害人之身体或健康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的，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民国30年（1941年）12月25日上午，峡江县五云乡仓库验收员郭世清，在验收何君村农民吴长保等8人送来之粮时，因谷已生秧，不肯验收，吴长保等人以送粮往返困难为由，多次纠缠求收，郭世清即随手摸起木扁担，打击吴长保头部，致其当场死亡。经告发到县司法处，以误伤致死论处，鉴于郭世清有主动自首情节，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8个月。民国3年（1914年），安福县王罗两姓因砍伐松枝引发伤害人一案。是年阴历8月6日，王家的王连瑞、王豫章、王浪宽3人，在村边山上砍茅，适值砍了王罗两姓共有的松树树枝，被告人罗贵春、罗矢痞率族众前往制止，当场将王连瑞、王豫章、王浪宽3人打伤。经县验明，三王均有不同程度的伤痕。江西省高等审判厅于民国4年（1915年）12月25日，将罗贵春、罗矢痞各判处四等罪，即有期徒刑1年2个月。民国10年（1921年）7月28日，新干县郑元辉、晏九重、熊祥盛与已死之胡树梁，在县属东湖陈明彩所开设之酒饭店聚赌纸牌，原议40手为度，胡树梁仅和至20余手称疾而罢，郑元辉输了钱，指责其不应中止，彼此口角，郑元辉持棍击中胡树梁左额成伤，胡树梁遂扭其去县讲理，乘间取棍还殴，郑元辉即晕倒在地，适陈义生到场代鸣不平，谓胡树梁打死郑元辉，要用绳捆吊，并夺其手中所持之木棍，复击加伤胡树梁两乳及小腹等处，胡树梁旋即弃诉回家，亲属见其受伤甚重，仍复往陈明彩店内责令医治，当夜胡树梁因伤重身死。延至7月31日，由尸亲胡正梁以陈义生等蒙殴毙命诉请诣验，同时复据郑元辉亦以因赌相殴投案自首各等情到县，比由承审员带同检验吏驰往该处，依法相验证实：已死彭树梁致命左额有木器伤一处，斜长一寸八分，宽四分，深抵骨未损，皮破血污，两乳左右各有拳伤一处，周围各三寸四分，血荫紫色，小腹偏右有拳伤一处，围圆三寸七分，血荫紫色，委系生前被殴受伤身死，已填具验断书附卷。经县知事公署于同年11月28日开庭审理，判决如下：郑元辉共同伤害胡树梁致死之所为，处二等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赌博罚金5元；陈义生共同伤害胡树梁致死之所为，处二等有期徒刑7年；陈明彩开场聚赌营利之所为，处五等有期徒刑2个月，并科罚金10元；晏九金、熊祥盛共同赌博财物之所为，各处罚金5元。
  六、贪污贿赂案件
  民国33年（1944年），峡江县民众汪任珍等控告县民众团副团长柳剑武，借征兵之机，收受贿赂不下100000元，要求按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惩处。清萍师管区司令部指令县长施广德查处，施广德以“该柳副团长与职系同僚同属同乡，调查其被控事项，实有自行回避之必要”，一推了事。后又指令县警察局查究，警长刘福连于同年11月2日书面报告称：“柳副团长贪污勒索一案，遵即驰赴传案，据该团职员所云，柳副团长已于本年9月19日离开峡江，迄今月余未在团服务，刻下不知去向，无法传到”。从此该案未再究办。民国34年（1945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泰和分团部干事长谭静皆因贪污公款，被移送泰和地方法院查办，同年12月26日移交法庭审判。法庭受理后，两次传唤谭静皆应诉，谭静皆均拒不到案。1946年3月26日，泰和县法院鉴于谭静皆拒不到庭，由承办推事签发拘票，对其实行拘提，并告谭找人担保。至深夜，他只找到一家私人医院担保。承办推事以案关公务人员贪污，不可由独家具保，需再找殷实店保一家。这天因时间太晚，暂由县团部股长担保一夜，翌日再办理担保手续。第二天早晨，法警前往谭静皆寓所催促办理担保手续时，谭犯竟抽出手枪，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法警无法履行公务。鉴于谭静皆的非法行为，泰和地方法院遂请泰和县警察局派出武装警察10名，协助逮捕谭静皆归案。不料，谭事先埋伏多人，并携有武器，实行抵抗。在激烈的抵抗中，谭静皆一伙夺去了警察步枪一支，后几经周旋，才将步枪夺回，并捉获共同拒捕嫌疑人尹翊朝。为确保审判工作的进行，法院又函请县政府再派警察20名协助办案，但未得到批准。3月27日，法院传唤担保人询问其是否还愿意继续为谭担保。正询问间，谭带着一伙人来到法院，迫将尹翊朝释放。此时，该县县长、参议长、书记长也先后来到法院，与首席检察官、代行院务推事洽商谭案有关问题，考虑到因谭势力较大，决定只要有人担保，可不拘提谭，但尹翊朝有无共同拒捕之事，在事实尚未查明之前，责令其不准随便外出，听候法院传唤。3月29日晨，在谭静皆的威胁下，县长、书记长又来到法院，转达谭的意思：希望法院作无罪判决，或缓刑判决，否则，就要发生武斗。3月30日，泰和地方法院为确保全院人员的安全，特邀请各机关团体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座谈中，法院报告了谭案的处理经过，并请求有识之士极力制止暴动，维护社会治安。下午，法院只好对谭从轻处理：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谭静皆仍然不依，继续在外鼓动，企图武斗。并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更可恶的是继续持枪威胁，拒绝认罪服法。此案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
  七、烟毒案件
  民国25年（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对“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运输、贩卖或意图贩卖持有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3000元以上罚金，其数量在500两以上者处死刑”。民国32年（1943年）12月，永新县政府特种刑事判决：被告谭国清，因贩卖鸦片，被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吴运刚，吸食鸦片，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5年，并科罚金500元，烟瘾限2月交医勒令戒绝；被告刘恩屋，帮助贩卖鸦片，减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此案呈报到江西省政府保安处，经省检查改判：谭国清意图营利设所供人吸食鸦片，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吴运刚，吸食鸦片，处有期徒刑4年，褫夺公权3年，刘恩屋，帮助贩卖鸦片，认定事实，尚嫌未当，改判无罪。
  八、妨害兵役案件
  民国29年（1940年）10月，国民政府颁行《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对不愿服兵役的人进行治罪，对阻拦抓壮丁的亲属，亦要处以刑罚。民国33年（1944年）7月，峡江县水边乡第六保保长邹仁和，去桥头村抓壮丁，适在渡江船上，遇到桥头村习彩苟及其儿子习水根（系要抓的壮丁），见习水根跳水逃跑之际，竟开枪将习水根击毙。案发后告到县司法处，认定被告借职务之便故意杀人，但以其动机可原和主动自首，减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2年。民国33年（1944年）8月20日，峡江县县长兼团长施广德、副团长柳剑武裁决：该县保安警察队第三班下士班长邹庭坚贩卖壮丁陈和体1名，得款4000元。该款没收，贩卖壮丁者邹庭坚及被贩卖者陈和体，一并送交清萍师管区接兵部队服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