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1926年的夏季，江西形势更加险恶，国民革命力量和军阀反动势力即将较量。
  邓如琢自移节省垣后，一方面整军经武，日不暇给;一方面苛税频仍,加紧搜刮。省财政厅长文群献策于邓氏，主张征收内地商捐，约每年剥削小民血膏可得大洋百万元。该项计划经所谓“江西财政整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咨交财政厅执行,并定7月1日为开征之期。省垣商界闻此消息,莫不怨愤填胸,各业代表百余人集会抗议。
  赵醒侬得此消息，与中共南昌地委商量后,除训令全体国民党员一致反对外，并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宣言说:“本省党部上次为反对煤油抽税宣言,已将江西三千万人民痛苦的来源,详细说出来,并指示他们一条出路，是'打倒军阀及其走狗，实行国民革命'。”⑴
  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在北伐军中，一大批共北伐军的兵车由江西德安车站开赴前线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当时，江西属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北伐的主要对象之一他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有兵力20万，其中在江西境内的北洋驻军共3万，邓如琢任江西总司令兼中央第一师师长，领兵7000,驻南昌、九江。其余2万余兵力，分散在全省各地，但派系复杂,多为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强。
  北伐战争之初，北伐军对江西采取守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幌子，表面上对北伐军采取中立立场,实际上等着吴佩孚与北伐军两败俱伤，由他坐收渔翁之利。
  7月12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占领长沙，威慑江西。13日，南昌军警以调查户口为名,奉邓如琢令搜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抄去各项重要文件，拘捕国民党办事员4人，并派军警在省党部日夜值守达半月之久。
  邓如琢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函电诘责,纷至沓来”。赵醒侬召集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开会，决定派出代表与邓如琢正式交涉,“邓氏受代表之义责,且环顾自身地位又在动摇之中,多树敌人，于已有所不利，遂指令警务处恢复该党部原状，并电复该党部允予启封及保释被捕代表”⑵。警厅得令后，将被捕职员悉数释放。30日，警察厅复将携去的文件及机关交还国民党省党部，以表示对国民党的好感。8月，炎热的江西夏季潜伏着险恶的变数和激烈的动荡。
  邓如琢虽然启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释放了国民党被捕职员，但仍暗中监视国民党组织和革命人士的举动，侦探四出活动，邮电通信无不检查。
  邓鹤鸣回忆:当获得情报有查究国民党组织和捕人消息时,醒侬仍镇静工作,邓鹤鸣和一些同志劝他戒备,暂时到九江躲避一下,他严词拒绝说:“我负有责任,不能隐避,准备牺牲。”他知道南昌工作的重要性,更了解此时南昌局势的险恶，他不能退缩，只能向前。醒侬利用国民党省党部启封的机会，加紧了联络工作,动员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志,秘密发动群众作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当时报纸说:“该党党员在南昌于是又得重整旗鼓，且由半公开而渐至公开之之势”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