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行会计核算，沿用旧银行的借贷复式记账法，用“借”、“贷”两方来表示资金的增减变化。存款的增加，贷款的减少，收益的发生记贷方；存款的减少，贷款的增加，费用的发生记借方；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以人民币为记账单位，按资产、负债、损益三类科目进行核算。账簿设总账、分户账、明细账三种，报表有日计表、月计表、年终结算表三种。记账凭证有现金收入与现金付出传票、转账收入与转账付出传票四种。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上半年，执行总行制定的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使用统一的会计科目和凭证、账表，采用收付记账法。由业务部门办理存、放、汇业务核算，会计部门办理联行账务、财务收支、综合核算以及对外单证的复核会签。
  一九五四年，推行苏联国家银行的会计核算办法，改革劳动组合和账务组织，由会计部门统一管理全部核算工作，直接办理柜面业务，实行双线核算（综合核算和明细核算）和逐笔复核，恢复借贷记账法，使用复式凭证和日记账。综合核算由综合账卡（总账）及日计表组成；明细核算由各科目存、贷分户账，联行往来账，托收登记簿，同城结算卡片账及余额表组成。同时执行全国统一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对会计账务组织和劳动组合，大搞所谓“大破大立”，如“会计、出纳、复核三员合一，个人负责制”，“支票抵用”，“以单代账”，“以表代账”，“取消柜台，面对顾客”等等。由于不该破的破了，或者只破不立，因而导致账务错乱。一九五九年五月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人民银行总行分别召开全国规章制度会议和全国银行会计出纳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恢复被砍掉的合理规章制度，逐步纠正了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现象，查清了基层的历年错账。一九六四年，根据“先借后贷，当时记账，双人临柜，钱账分管，款要复点，账要复核，账折见面，双人管库，双人押运，日清月结，按月对账”等基本原则，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会计核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颁发的《现金收付记账法》，废除借贷记账法，以现金为主体，用收入、付出为记账方向，直接反映业务活动，取消现金科目，用现金库存平衡账务。转账业务视同现金虚收虚付，收付必相等。同年，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行、处会计机构被撤并，会计、出纳人员不分工，规章制度被破坏。
  一九七三年，全区各级人民银行贯彻人民银行总行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账务管理办法》、《储蓄会计核算》等规章制度，全面开展了会计整顿工作，恢复编制各科目发生额、余额的月计表和决算报表，初步纠正了“文革”中造成的错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执行人民银行总行新颁发的会计基本制度，使用统一的会计科目，各级银行的记账方法，一律改用“资金收付记账法”，恢复了现金科目。这种记账法，是以资金收付为主体，以“收”或“付”作为记账符号，反映银行的资金变化，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特别是“收就是收，付就是付”如实反映了资金活动。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人民银行系统，停止使用资金收付记账法，重新恢复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以便与国际接轨。随后，本区专业银行除中国银行自一九八一年六月开业起，就一直采用借贷记账法外，其它专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也相继改用借贷记账法。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起，执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起，地区中国银行芳草分理处，又正式开启单人临柜，由原来的一个营业窗口增加为三个窗口，同时，配置了电脑监控系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各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农村信用社一律替税务部门执行代扣代缴义务。
  二000年四月，各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农村信用社，开始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