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粮食调拨是指田赋征购粮食的解拨和地区间组织粮食余缺调剂。自有粮食征购以来，就有粮食的解拨和调剂。
据《临川县志》载：“明初建抚州卫，后改守卫所，设正千户6人，副千户5人，百户14人（均为世袭），吏目1人，办理漕运。明洪武初年，守卫所有散军、操军、运军2284人，其中运军781人，共有屯田3万余亩，岁征屯田粮银以资运费。后因屯田座落外地（池州、尧州、余干），难以照顾，为豪富所侵占，屯田仅获虚名，运费供给艰难。至同治年间，运军渐散，改籍归农。此后，漕运则改雇民船运输。”
清代漕粮调运沿袭明制。据《南城略史》载：“明建昌守御千户所，有运粮旗军530名，设管运3名，运军驾浅船47只。清初，编运丁470名，每名月粮9石6斗，……唐熙14年，因兵灾，丁户消乏，运丁仅存320名。”
民国初期，仍沿清制，经征、田赋，统由财政厅委托各府、州、县政府办理。废府后，直接由省财政厅管至县。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抚州专署设抚建区储运处，负责粮食调运业务，有职员30人，各县设储运站，每站10人。如崇仁县，民国32年（公元1943年）7月，成立崇仁储运分处、崇仁运输站、崇仁聚点仓库等，管理崇、宜、乐三县之公粮集并调运。黎川县也成立江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储运处第十九运输站，负责该县粮食运输管理。
为了加强粮食调运管理，民国30年（公元1941年）12月，省政府颁发了《江西省粮食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对粮食流通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次年，省又颁布《江西省粮政局粮食运输暂行办法》，对粮食运输责任、运费支给、交接手续、运输损耗等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
新中国建立后，地、县都成立了粮食局，负责粮食的征购和调运。因建国初期，部队和城市都急需粮食，而当时社会秩序混乱，运输条件很差，调运十分困难。为了保障军需民食，1950年初，地、县都成立了调粮指挥部，由专员、县长担任总指挥，统一调度各方面的力量，甚至抽调部队武装押运，确保调粮任务的完成。如1949年7月至12月奉令调运公粮770万斤到上海，由于当时土匪武装经常抢夺公粮，在调粮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抚州军分区多次抽调部队押运，押运部队曾与抢粮土匪在南城的伏牛地段发生激战，击退30多名土匪的进攻，使公粮安全运抵温家圳，转运至上海。
抚州军分区公粮调运武装护航一览表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对粮食一直实行统一调拨。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使用。”具体组织安排则由各级粮食部门负责。
1950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粮食以计划调拨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了支援大城市和缺粮区，全区在调粮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了粮食调运红旗竞赛，仅1952年，就调集了木船千余只，竹筏297只，参加集并运输。1953年调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大米3741万斤，稻谷26401万斤，有力地支援了大城市和缺粮区。
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统一调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管理办法，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对粮食的调拨、运输管理。1954年，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了《江西省粮食和油脂油料运输管理办法》，规定除国营粮食部门外，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学校、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与私人等，一律不准贩运粮食出境。我区则根据当地情况，采取了疏通河道，实行接力运输，就河、就车、就船收运，与承运人签订运粮合同等措施，确保粮食调拨、运输任务的完成。1954至1957年，共向省外调出大米43143万斤，稻谷15464万斤，超额完成了外调任务。1958年，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购销差额调拨包干管理，“国家库存粮食，除了地方可以机动使用的粮食以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统一调度。”1959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对粮食统一调拨，执行更加坚决。1960年6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委：“委托粮食部全权负责，那里有可能调出的粮食，就首先把那里的粮食调出。”当时，上海粮食供应告急，中央要求各地紧急调粮支援。抚州地区当时也是灾年，粮食产量和征购数量都减少，但为了支援上海，完成中央调粮任务，地、县又成立调粮指挥部，由书记亲自任指挥，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储粮点，组织粮源，落实运力，车推人挑，车船齐发，水陆并进，资溪县砍伐毛竹2.2万根，扎成运粮竹伐，集运难运粮，全区掀起集运粮食，支援国家的热潮。三年共调出粮食8.7亿多斤，完成了调粮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粮食管理体制，实行“四统一”管理制度，即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对粮食调拨则实行集中统一，分级管理。地区间粮食的余缺平衡，都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上而下安排调拨，中央有权随时调用库存。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1981年。在这期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但粮食调拨在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下，发挥了各级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调拨基本能按计划执行，确保军需民食的需要。
1982年11月，国务院决定：国家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政策，对各地征购、销售的平价粮，实行包干，购销差额由国家统一调拨，一定三年不变，但年度间可以调剂。按三年统算，调出不能减少，调入不得增加。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但改为定购后，对定购粮仍然沿用上述办法，但改为一年一定，直至1997年。
七、八十年代还有“甲字粮”、“乙字粮”、“506粮”，九十年代又建立起国家专项储备粮及国务院市场调节粮，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调拨。这些粮食虽然分散储存在各地，但粮权属于中央或省，轮换、调拨必须严格按上级调拨命令执行，令行禁止，随要随调。1992年至1997年，全区共调出专储粮89612万斤（贸易粮），“市场调节粮”于1994年，已全部调出。
抚州地区是江西的主要产粮区和粮食调出区，主要调出籼米、籼谷，也有少量的薯粉和糯粮。为了满足群众在粮食品种上的需要，也调入一些大、小麦、丐粉、玉米、大豆和其它杂粮。从1953年至1977年都是纯调出，45年共纯调出1311063万斤（贸易粮），年平均调出29134万斤（贸易粮）。历年全区平价粮食调拨数量
品名：贸易粮单位：万斤
说明：1.调出减调入不等于纯调是因地区转运站中转数出入不等；
2．后面议价粮和油脂调拨数情况与粮食调拨相同。从1963年开始，本区开始有议价粮经营，多为就地议购议销。1980年5月，国务院规定：“对议价的粮油，地区间可以直接挂钩，调剂余缺”，从而冲破了从上而下安排粮食调拨的体制，允许产区与销区的粮食企业直接联系，自行签订议价粮油的交易合同，按合同进行运销。议价粮油调拨成为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种重要调拨形式，在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抑粮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1997年全区议价粮食销调数量
品名：贸易粮单位：万斤
粮食进出口也是调拨的一种重要形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区就有大米出口，如五十年代支援朝鲜，也出口苏联和东欧；六十年代出口亚、非、拉国家；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八十年代省粮食局还开办了地方自营出口业务，并通过地区外贸公司直接出口了少量的米粉干；九十年代，全区通过申报，经省商检局审查，全区确定21家出口大米加工厂，出口数量更多。进口粮食数量很少，主要是小麦、玉米和大豆，而且大多数是转口调拨的。
抚州地区是缺油区，1958年以前（不包括进贤），食油供应要靠调进。1953至1958年，全区共调进食油882.30万斤，年平均调入147.05万斤。1959年开始实现食油自给，到1997年，平议价合计有11年调进，28年调出，但数量都不大，调出最多的1982年，调出443.99万斤，调入最多的1984年，调入286.96万斤。
历年全区油脂平议价调拨数
品名：折油单位：万斤
抚州地区的粮食调拨，主要是大米、稻谷调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当地政府和各级粮食部门的重视和努力下，都能做到令行禁止，随要随调，为保障军需民食，稳定粮食局势，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如五十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支援大城市和灾区，支援抗美援朝；六十年代支援福建前线；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和唐山地震灾区，都按期如数完成粮食调运任务。1989年，为支援平息北京“6·4”动乱，全区十天完成三个专列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调出大米932万斤，受到上级的表扬。
八十年代，因粮食连年增产，收购增多，库存爆满，销区不愿接粮，加上粮食实行多渠道经营，社会各方都插手粮食运销，争夺车皮，粮食调拨十分困难，出现了“调粮难”。1984年仅调出平价粮25616万斤（贸易粮），加上议价调出，也仅调出53070万斤（贸易粮）。1986年，恢复出省粮食运输归口管理后，全区各级粮食部门抓紧销调，共调出平议价粮食105319万斤（贸易粮），创历史最高纪录。以后，虽然还出现过“调粮难”的现象，但在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粮食部门的努力下，调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既缓解了全区出现的“卖粮难”，又搞活了流通，活跃了市场，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
八十年代中期，全区从粮油装具实行目标管理开始，至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到全区粮食系统整个粮油调运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地粮局于1992年下发《全区粮油调运工作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全区粮油调运工作。在全省属最早地区。
据《临川县志》载：“明初建抚州卫，后改守卫所，设正千户6人，副千户5人，百户14人（均为世袭），吏目1人，办理漕运。明洪武初年，守卫所有散军、操军、运军2284人，其中运军781人，共有屯田3万余亩，岁征屯田粮银以资运费。后因屯田座落外地（池州、尧州、余干），难以照顾，为豪富所侵占，屯田仅获虚名，运费供给艰难。至同治年间，运军渐散，改籍归农。此后，漕运则改雇民船运输。”
清代漕粮调运沿袭明制。据《南城略史》载：“明建昌守御千户所，有运粮旗军530名，设管运3名，运军驾浅船47只。清初，编运丁470名，每名月粮9石6斗，……唐熙14年，因兵灾，丁户消乏，运丁仅存320名。”
民国初期，仍沿清制，经征、田赋，统由财政厅委托各府、州、县政府办理。废府后，直接由省财政厅管至县。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抚州专署设抚建区储运处，负责粮食调运业务，有职员30人，各县设储运站，每站10人。如崇仁县，民国32年（公元1943年）7月，成立崇仁储运分处、崇仁运输站、崇仁聚点仓库等，管理崇、宜、乐三县之公粮集并调运。黎川县也成立江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储运处第十九运输站，负责该县粮食运输管理。
为了加强粮食调运管理，民国30年（公元1941年）12月，省政府颁发了《江西省粮食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对粮食流通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次年，省又颁布《江西省粮政局粮食运输暂行办法》，对粮食运输责任、运费支给、交接手续、运输损耗等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
新中国建立后，地、县都成立了粮食局，负责粮食的征购和调运。因建国初期，部队和城市都急需粮食，而当时社会秩序混乱，运输条件很差，调运十分困难。为了保障军需民食，1950年初，地、县都成立了调粮指挥部，由专员、县长担任总指挥，统一调度各方面的力量，甚至抽调部队武装押运，确保调粮任务的完成。如1949年7月至12月奉令调运公粮770万斤到上海，由于当时土匪武装经常抢夺公粮，在调粮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抚州军分区多次抽调部队押运，押运部队曾与抢粮土匪在南城的伏牛地段发生激战，击退30多名土匪的进攻，使公粮安全运抵温家圳，转运至上海。
抚州军分区公粮调运武装护航一览表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对粮食一直实行统一调拨。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使用。”具体组织安排则由各级粮食部门负责。
1950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粮食以计划调拨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了支援大城市和缺粮区，全区在调粮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了粮食调运红旗竞赛，仅1952年，就调集了木船千余只，竹筏297只，参加集并运输。1953年调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大米3741万斤，稻谷26401万斤，有力地支援了大城市和缺粮区。
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统一调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管理办法，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对粮食的调拨、运输管理。1954年，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了《江西省粮食和油脂油料运输管理办法》，规定除国营粮食部门外，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学校、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与私人等，一律不准贩运粮食出境。我区则根据当地情况，采取了疏通河道，实行接力运输，就河、就车、就船收运，与承运人签订运粮合同等措施，确保粮食调拨、运输任务的完成。1954至1957年，共向省外调出大米43143万斤，稻谷15464万斤，超额完成了外调任务。1958年，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购销差额调拨包干管理，“国家库存粮食，除了地方可以机动使用的粮食以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统一调度。”1959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对粮食统一调拨，执行更加坚决。1960年6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委：“委托粮食部全权负责，那里有可能调出的粮食，就首先把那里的粮食调出。”当时，上海粮食供应告急，中央要求各地紧急调粮支援。抚州地区当时也是灾年，粮食产量和征购数量都减少，但为了支援上海，完成中央调粮任务，地、县又成立调粮指挥部，由书记亲自任指挥，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储粮点，组织粮源，落实运力，车推人挑，车船齐发，水陆并进，资溪县砍伐毛竹2.2万根，扎成运粮竹伐，集运难运粮，全区掀起集运粮食，支援国家的热潮。三年共调出粮食8.7亿多斤，完成了调粮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粮食管理体制，实行“四统一”管理制度，即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对粮食调拨则实行集中统一，分级管理。地区间粮食的余缺平衡，都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上而下安排调拨，中央有权随时调用库存。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1981年。在这期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但粮食调拨在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下，发挥了各级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调拨基本能按计划执行，确保军需民食的需要。
1982年11月，国务院决定：国家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政策，对各地征购、销售的平价粮，实行包干，购销差额由国家统一调拨，一定三年不变，但年度间可以调剂。按三年统算，调出不能减少，调入不得增加。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但改为定购后，对定购粮仍然沿用上述办法，但改为一年一定，直至1997年。
七、八十年代还有“甲字粮”、“乙字粮”、“506粮”，九十年代又建立起国家专项储备粮及国务院市场调节粮，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调拨。这些粮食虽然分散储存在各地，但粮权属于中央或省，轮换、调拨必须严格按上级调拨命令执行，令行禁止，随要随调。1992年至1997年，全区共调出专储粮89612万斤（贸易粮），“市场调节粮”于1994年，已全部调出。
抚州地区是江西的主要产粮区和粮食调出区，主要调出籼米、籼谷，也有少量的薯粉和糯粮。为了满足群众在粮食品种上的需要，也调入一些大、小麦、丐粉、玉米、大豆和其它杂粮。从1953年至1977年都是纯调出，45年共纯调出1311063万斤（贸易粮），年平均调出29134万斤（贸易粮）。历年全区平价粮食调拨数量
品名：贸易粮单位：万斤
说明：1.调出减调入不等于纯调是因地区转运站中转数出入不等；
2．后面议价粮和油脂调拨数情况与粮食调拨相同。从1963年开始，本区开始有议价粮经营，多为就地议购议销。1980年5月，国务院规定：“对议价的粮油，地区间可以直接挂钩，调剂余缺”，从而冲破了从上而下安排粮食调拨的体制，允许产区与销区的粮食企业直接联系，自行签订议价粮油的交易合同，按合同进行运销。议价粮油调拨成为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种重要调拨形式，在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抑粮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1997年全区议价粮食销调数量
品名：贸易粮单位：万斤
粮食进出口也是调拨的一种重要形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区就有大米出口，如五十年代支援朝鲜，也出口苏联和东欧；六十年代出口亚、非、拉国家；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八十年代省粮食局还开办了地方自营出口业务，并通过地区外贸公司直接出口了少量的米粉干；九十年代，全区通过申报，经省商检局审查，全区确定21家出口大米加工厂，出口数量更多。进口粮食数量很少，主要是小麦、玉米和大豆，而且大多数是转口调拨的。
抚州地区是缺油区，1958年以前（不包括进贤），食油供应要靠调进。1953至1958年，全区共调进食油882.30万斤，年平均调入147.05万斤。1959年开始实现食油自给，到1997年，平议价合计有11年调进，28年调出，但数量都不大，调出最多的1982年，调出443.99万斤，调入最多的1984年，调入286.96万斤。
历年全区油脂平议价调拨数
品名：折油单位：万斤
抚州地区的粮食调拨，主要是大米、稻谷调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当地政府和各级粮食部门的重视和努力下，都能做到令行禁止，随要随调，为保障军需民食，稳定粮食局势，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如五十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支援大城市和灾区，支援抗美援朝；六十年代支援福建前线；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和唐山地震灾区，都按期如数完成粮食调运任务。1989年，为支援平息北京“6·4”动乱，全区十天完成三个专列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调出大米932万斤，受到上级的表扬。
八十年代，因粮食连年增产，收购增多，库存爆满，销区不愿接粮，加上粮食实行多渠道经营，社会各方都插手粮食运销，争夺车皮，粮食调拨十分困难，出现了“调粮难”。1984年仅调出平价粮25616万斤（贸易粮），加上议价调出，也仅调出53070万斤（贸易粮）。1986年，恢复出省粮食运输归口管理后，全区各级粮食部门抓紧销调，共调出平议价粮食105319万斤（贸易粮），创历史最高纪录。以后，虽然还出现过“调粮难”的现象，但在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粮食部门的努力下，调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既缓解了全区出现的“卖粮难”，又搞活了流通，活跃了市场，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
八十年代中期，全区从粮油装具实行目标管理开始，至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到全区粮食系统整个粮油调运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地粮局于1992年下发《全区粮油调运工作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全区粮油调运工作。在全省属最早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