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1953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和工矿区人口增多，粮食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当时一些不法粮商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相互勾结，利用粮食自由贸易政策，趁机哄抬粮价，大量抢购、套购粮食，与国家争夺粮源，囤积居奇，扰乱市场，致使有余粮的农民待价而沽，国家收购困难，严重威胁国家对城市、工矿区及农村缺粮人口的供应。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对粮食的需要，当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决议》（即粮食统购统销），政务院也发布了相应的《命令》。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议》和《命令》，中共抚州地委、专署和各县、市，都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成立专、县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各级领导都亲自带队，深入农村，从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入手，对广大群众进行国家粮食政策的宣传教育，经过发动群众，逐户摸底，自报认售，群众评议，上级审定，分户落实和组织入库，到1954年3月底，全区共征购入库稻谷48633万斤。
一、累计征购
1954年，全区根据省人民政府《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试行办法》，以乡为单位，摸清农户的土地面积、等级和常年单产，算出粮食总产，除去三留粮和应交公粮，划分余粮、自给和缺粮的界限，对缺粮和自给户免购，余粮户按累进计购比率分配购粮任务。
1954年余粮户累进计购比率
品种：稻谷单位：市斤
累计征购分两步。第一步，上半年对余粮户进行余粮预购，与农户签订合同后，由粮食部门付给定金；第二步，按累进计购办法，算出应购余粮，通过群众评议，出榜公布，将任务落实到户，然后组织入库。这一年，共征购入库稻谷54734万斤。
二、定产定购
1955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即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省也制订了《实施细则》。为了贯彻《办法》和《细则》，地、县都召开了会议，组织干部学习和研究，抽调了大批人员到农村，以农户的土地质量、自然环境、经营条件等为依据，评定农户的常年粮食产量，减去种籽、饲料、口粮和公粮后，按余粮的80—90%核定定购任务，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变。如果丰收，国家增购不超过农户增产的40%。这样，改正了划界不准，定产偏高，负担偏重的问题，稳定了负担，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全区粮食增产近一亿斤，以后两年，也连续增产。1957年总产达138508万斤，比1954年增产17399万斤，增幅为14.37%。因为连年增产，征购却未增加，购后人均有粮逐年增加，农民生活不断改善。
粮食定产定购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种：折谷单位：万斤
三、包产包购
1958年，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粮食“三定”的经验，提出对粮食实行“包产包购，三年不变”的政策。即农业社所属队、组，以当年“四定三包”的粮食产量为包产产量，以1957年分配落实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定购任务，三年不变。三年内，如实产超过包产，国家增购不超过40%；如受灾严重，可酌情核减当年的包购任务。但当时受“大跃进”虚报浮夸风的影响，我区农村社队和全国一样，到处放“卫星”，粮食产量越报越多。根据“尽量多购一点，少销一点”的粮食工作方针，这一年，全区粮食产量虽然实际比上年减产17329万斤，但因虚报浮夸，粮食征购反而增加7944万斤，购后人均有粮由上年的749斤，降到527斤。
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区粮食产量一减再减，直到1962年才开始回升，1964年才恢复到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粮食征购却未减少，特别1959年，出现了高征购，全区粮食征购实绩高达68911万斤，古当年产量的57.48%，购后人均有粮只有417斤，到处都出现缺粮现象。
但当时，有些干部好大喜功，不承认减产、缺粮，反而认为是下面瞒报了产量，到处搞反瞒产斗争。如乐安县，全县都开展了反瞒产斗争，对未按要求上报粮食产量，完成粮食征购的干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非法搜仓查户，造成不少地方购了过头粮。据《乐安县志》载：各公社为了完成5860万斤的反瞒产任务，非法批斗了干部群众1115人。加上当时大办公共食堂，群众都在食堂吃饭，本来粮食就不够，而食堂又管理不善，不少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使许多群众吃不饱饭。据《乐安县志》载：全县因缺粮，患浮肿病的6114人，非正常死亡471人，还有3450人外出逃荒，成为有名的“乐安事件”。还有黎川的茶亭、临川的凤岗、唱凯等地，也都曾因虚报粮食产量，购了过头粮，而造成群众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出逃荒，甚至群众闹事的“粮食事件”。
上述粮食事件发生后，为了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各级粮食部门对购了“过头粮”的生产队给予返销，帮助群众渡过难关，稳定人心。省、地有关部门对上述事件责任人也作出了严肃处理，乐安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临川县凤岗公社党委书记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其它有关人员也都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1961年，《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颁布后，解散了公共食堂，社员又分了自留地，征购也恢复了原包购任务，对缺粮的还给予补销，这一系列措施落实后，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到1964年，粮食生产已恢复到接近1957年水平，征购入库粮食也有所增加，全区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开始好转。
1955年江西省杂粮折合稻谷比率表
每百斤折谷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1955年《江西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实施细则》第二章。
包产包购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种：折谷单位：万斤四、一定三（五）年
1965年，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搞好粮食工作的意见》。从1965年起，逐级核定粮食征购基数，一定三年不变。为了落实这一政策，我区抽调了大批干部，逐社、逐队进行调查摸底试算，发动群众民主评议，对原征购任务负担畸轻畸重的，进行了调整，使征购基数合理分配，逐级落实到生产队。使社员吃下了定心丸，激发了粮食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当年粮食总产达到139601万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1957年，征购入库稻谷52766万斤，完成当年任务的101.20%，占征购基数的109.8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因对农村冲击不大，粮食征购仍继续执行“一定三年”不变政策。直到1970年。
197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具体办法不变。在核定征购基数时，省革命委员会将各地超购和市场收购的粮食，甚至农民交售的“忠”字粮，均纳入“一定五年”不变的基数任务，使我区征购任务基数从62190万斤，增加到68571万斤，加上3%的机动数，到队基数为70629万斤。这个任务基数一直执行到1978年。
从1971年到1978年八年期间，我区粮食征购虽然开始显得负担过重，但因稳定了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加上地粮局狠抓每年的丰欠调整，各县市又都认真进行“春定秋调”，逐步克服因购“过头粮”而返销的现象，使不少县市实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只购不销”。1974年抚州地区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同一生产队“只购不销”。
“一定三（五）年”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五、减轻负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减轻农民负担。是年，正值我区遭受严重旱灾，但因干群努力，除金溪县外，全区粮食产量未减反增，而省人民政府仍将我区当年征购任务调减为65143万斤，比基数还少5486万斤。
从1979年起，根据国务院的统一安排，省人民政府连续三年调减我区粮食征购基数，由1978年的70629万斤，减到1981年的45286万斤，调减25343万斤，比重达到35.88%。同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早籼谷提高21.58%，对完成基数后超购的粮食，加价幅度由原来30%，提高到50%，由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农民负担大大减轻，收入则大幅度增长，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当年，全区粮食增产52774万斤，增长18.60%，首次突破30亿斤大关，购后人均有粮超过900斤。
减轻负担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
六、购销包干
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购销包干，一定三年。我区包干任务增大到89857万斤。但因农村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以10%以上的速度增产，1983年，全区粮食总产接近40亿斤。加上征购基数稳定，粮价提高，加价比例增大，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虽然我区粮食购销包干的征购任务增大，但三年都超额完成任务。特别是1983年以后，市场粮价下跌低于国家的超购价，农民连议价粮也不卖，余粮全部作超购卖给国家，使1983年全区粮食征购入库174797万斤，全区国家粮食库存达到119251万斤。
1984年，这一势头有增无减，造成国库爆满，虽然抢建新仓，搭盖临时仓棚，大搞露天堆垛，大办收储服务站，仍然满足不了农民卖粮的要求，全区第一次普遍出现农民卖粮难和国家收粮难。购销包干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议》和《命令》，中共抚州地委、专署和各县、市，都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成立专、县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各级领导都亲自带队，深入农村，从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入手，对广大群众进行国家粮食政策的宣传教育，经过发动群众，逐户摸底，自报认售，群众评议，上级审定，分户落实和组织入库，到1954年3月底，全区共征购入库稻谷48633万斤。
一、累计征购
1954年，全区根据省人民政府《一九五四年粮食统购试行办法》，以乡为单位，摸清农户的土地面积、等级和常年单产，算出粮食总产，除去三留粮和应交公粮，划分余粮、自给和缺粮的界限，对缺粮和自给户免购，余粮户按累进计购比率分配购粮任务。
1954年余粮户累进计购比率
品种：稻谷单位：市斤
累计征购分两步。第一步，上半年对余粮户进行余粮预购，与农户签订合同后，由粮食部门付给定金；第二步，按累进计购办法，算出应购余粮，通过群众评议，出榜公布，将任务落实到户，然后组织入库。这一年，共征购入库稻谷54734万斤。
二、定产定购
1955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即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省也制订了《实施细则》。为了贯彻《办法》和《细则》，地、县都召开了会议，组织干部学习和研究，抽调了大批人员到农村，以农户的土地质量、自然环境、经营条件等为依据，评定农户的常年粮食产量，减去种籽、饲料、口粮和公粮后，按余粮的80—90%核定定购任务，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变。如果丰收，国家增购不超过农户增产的40%。这样，改正了划界不准，定产偏高，负担偏重的问题，稳定了负担，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全区粮食增产近一亿斤，以后两年，也连续增产。1957年总产达138508万斤，比1954年增产17399万斤，增幅为14.37%。因为连年增产，征购却未增加，购后人均有粮逐年增加，农民生活不断改善。
粮食定产定购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种：折谷单位：万斤
三、包产包购
1958年，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粮食“三定”的经验，提出对粮食实行“包产包购，三年不变”的政策。即农业社所属队、组，以当年“四定三包”的粮食产量为包产产量，以1957年分配落实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定购任务，三年不变。三年内，如实产超过包产，国家增购不超过40%；如受灾严重，可酌情核减当年的包购任务。但当时受“大跃进”虚报浮夸风的影响，我区农村社队和全国一样，到处放“卫星”，粮食产量越报越多。根据“尽量多购一点，少销一点”的粮食工作方针，这一年，全区粮食产量虽然实际比上年减产17329万斤，但因虚报浮夸，粮食征购反而增加7944万斤，购后人均有粮由上年的749斤，降到527斤。
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区粮食产量一减再减，直到1962年才开始回升，1964年才恢复到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粮食征购却未减少，特别1959年，出现了高征购，全区粮食征购实绩高达68911万斤，古当年产量的57.48%，购后人均有粮只有417斤，到处都出现缺粮现象。
但当时，有些干部好大喜功，不承认减产、缺粮，反而认为是下面瞒报了产量，到处搞反瞒产斗争。如乐安县，全县都开展了反瞒产斗争，对未按要求上报粮食产量，完成粮食征购的干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非法搜仓查户，造成不少地方购了过头粮。据《乐安县志》载：各公社为了完成5860万斤的反瞒产任务，非法批斗了干部群众1115人。加上当时大办公共食堂，群众都在食堂吃饭，本来粮食就不够，而食堂又管理不善，不少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使许多群众吃不饱饭。据《乐安县志》载：全县因缺粮，患浮肿病的6114人，非正常死亡471人，还有3450人外出逃荒，成为有名的“乐安事件”。还有黎川的茶亭、临川的凤岗、唱凯等地，也都曾因虚报粮食产量，购了过头粮，而造成群众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出逃荒，甚至群众闹事的“粮食事件”。
上述粮食事件发生后，为了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各级粮食部门对购了“过头粮”的生产队给予返销，帮助群众渡过难关，稳定人心。省、地有关部门对上述事件责任人也作出了严肃处理，乐安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临川县凤岗公社党委书记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其它有关人员也都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1961年，《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颁布后，解散了公共食堂，社员又分了自留地，征购也恢复了原包购任务，对缺粮的还给予补销，这一系列措施落实后，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到1964年，粮食生产已恢复到接近1957年水平，征购入库粮食也有所增加，全区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开始好转。
1955年江西省杂粮折合稻谷比率表
每百斤折谷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1955年《江西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实施细则》第二章。
包产包购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种：折谷单位：万斤四、一定三（五）年
1965年，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搞好粮食工作的意见》。从1965年起，逐级核定粮食征购基数，一定三年不变。为了落实这一政策，我区抽调了大批干部，逐社、逐队进行调查摸底试算，发动群众民主评议，对原征购任务负担畸轻畸重的，进行了调整，使征购基数合理分配，逐级落实到生产队。使社员吃下了定心丸，激发了粮食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当年粮食总产达到139601万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1957年，征购入库稻谷52766万斤，完成当年任务的101.20%，占征购基数的109.8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因对农村冲击不大，粮食征购仍继续执行“一定三年”不变政策。直到1970年。
197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具体办法不变。在核定征购基数时，省革命委员会将各地超购和市场收购的粮食，甚至农民交售的“忠”字粮，均纳入“一定五年”不变的基数任务，使我区征购任务基数从62190万斤，增加到68571万斤，加上3%的机动数，到队基数为70629万斤。这个任务基数一直执行到1978年。
从1971年到1978年八年期间，我区粮食征购虽然开始显得负担过重，但因稳定了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加上地粮局狠抓每年的丰欠调整，各县市又都认真进行“春定秋调”，逐步克服因购“过头粮”而返销的现象，使不少县市实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只购不销”。1974年抚州地区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同一生产队“只购不销”。
“一定三（五）年”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五、减轻负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减轻农民负担。是年，正值我区遭受严重旱灾，但因干群努力，除金溪县外，全区粮食产量未减反增，而省人民政府仍将我区当年征购任务调减为65143万斤，比基数还少5486万斤。
从1979年起，根据国务院的统一安排，省人民政府连续三年调减我区粮食征购基数，由1978年的70629万斤，减到1981年的45286万斤，调减25343万斤，比重达到35.88%。同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早籼谷提高21.58%，对完成基数后超购的粮食，加价幅度由原来30%，提高到50%，由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农民负担大大减轻，收入则大幅度增长，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当年，全区粮食增产52774万斤，增长18.60%，首次突破30亿斤大关，购后人均有粮超过900斤。
减轻负担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
六、购销包干
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行粮食购销包干，一定三年。我区包干任务增大到89857万斤。但因农村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以10%以上的速度增产，1983年，全区粮食总产接近40亿斤。加上征购基数稳定，粮价提高，加价比例增大，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虽然我区粮食购销包干的征购任务增大，但三年都超额完成任务。特别是1983年以后，市场粮价下跌低于国家的超购价，农民连议价粮也不卖，余粮全部作超购卖给国家，使1983年全区粮食征购入库174797万斤，全区国家粮食库存达到119251万斤。
1984年，这一势头有增无减，造成国库爆满，虽然抢建新仓，搭盖临时仓棚，大搞露天堆垛，大办收储服务站，仍然满足不了农民卖粮的要求，全区第一次普遍出现农民卖粮难和国家收粮难。购销包干期间全区粮食产购留情况
品名：折谷单位：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