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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1934），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及其毗邻区，先后建立了江西省、闽浙赣省、湘鄂赣省、湘赣省、粤赣省、闽赣省等省苏维埃政权和110个县苏维埃政权组织。
抚州全红县苏区是：广昌、资溪、黎川、宜黄、乐安。接近全红县苏区的游击区县是南丰县。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即纠集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发动“围剿”，工农红军随即掀起反“围剿”斗争。各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保证红军粮食供应，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时，就特别强调集中粮食，要求各地做到“红军一到，就有饭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保证了军需民食，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一、粮食机构
从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起，中央政府就十分重视粮食管理机构的组建，并规定了粮食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各粮食机构根据中央要求，开展粮食工作。
（一）粮食调剂局
1933年春，中央苏区许多地方米价飞涨，有钱无市，发生粮荒。这时，红军已扩大到10万余人，粮食需要量急增，红军驻地，医院近旁，粮食尤缺。为了搞活流通，调剂民食，接剂红军，1933年2月26日，苏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会议决，一面通令各级政府不得禁止粮食流通，并由中央内务部布告群众周知；一面组建粮食调剂局，进行粮食调剂。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中央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中央粮食调剂总局隶属该部领导；并要求省、县两级成立国民经济部，下设相应的粮食调剂局机构。1933年9月根据中央组织局决定，每个县建立一个粮食调剂局，每个大的圩场有一个粮食调剂支局。1934年3月县改设粮食调剂分局，区和重要圩场设粮食调剂支局。在此期间，中央苏区的粮食调剂局进行粮食收购、运输、贮存和调剂等经营活动。
（二）粮食合作社与禁谷会
1931年3月赣东北苏区靠近白区一些地方发生粮荒，许多农民无米下锅，城镇居民无力购买高价米，而奸商、地富都囤谷居奇，大发横财。为了保证军需民食，开展同奸商、富农作斗争，不少地方成立了禁谷会，号召人民同奸商、地富斗争。并提出口号：（1）反对豪绅地主搬运米谷出境；（2）反对豪绅地主抬高米价；（3）反对豪绅地主囤谷不粜；（4）实行平粜；（5）开放义仓。
1932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加之一些奸商乘机破坏捣乱，粮食价格极不稳定。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农民为了购买日常用品，不得不在收获时，低价出售米谷，高价买回生活必需品。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而且严重威胁整个根据地经济的运转。1932年8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的第七号《训令》，继续号召各地成立粮食合作社。《训令》要求：每乡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努力调剂粮食余缺。同时，颁发了《粮食合作社简章》，对粮食合作社的宗旨、性质、组织原则，资金来源，营业范围，红利分配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1933年7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制定了《发展粮食合作社的工作计划》，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着手建立粮食合作社组织，并限10月份内，广昌、乐安、宜黄等县每县至少建立30个粮食合作社，崇仁县至少建立10个粮食合作社。每个粮食合作社至少要发展二百元以上的股金（每股大洋1元）并有能贮藏300担谷子的谷仓。在此期间粮食合作社发展较快。
二、筹粮
（一）粮食征收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多数地方没有征收土地税，军政人员所需的粮源，有的是通过打土豪，没收其粮食；有的是在战场缴获敌军粮响；有的是向富农和大中商人募捐。
1933年8月8日，闽赣省财政部曾分配黎川县筹、捐款数：
黎川县1933年至1934年筹捐款数
单位：银元
摘自黎川县粮食志。
1931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制定了统一税法。根据地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基本进行完毕，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把粮食来源建立在征收土地税的基础上，同年，将土地税改称农业税。
当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对贫农、中农和富农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对收入少的贫苦农民课以极低的税率。《办法》规定：每人收获量以干谷四担（每担120市斤）以上开始征收；对于富农从二担起开始征收1%，三担征收2%，四担以上按规定税率类推。
1932年，由于战争需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修改了《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起征点。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规定：每人收获量干谷三担便开始计算征收。对富农，从一担起即负担4%、二担负担5%、三担以上按累计税率类推。江西省农业税新老税率对照如下：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
资料来源：老税则摘自1932年8月10日《红旗周报》第47期
新税则摘自1932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27期
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暂行税则》。《暂行税则》规定：农业累进税的标准，按照农民分得土地后全家每年主要生产的收获量，以每人分田实收多少及全家分田人平多少定税率。贫农、中农税率附后：贫农中农的农业税税率表
资料来源：《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
1934年2月，苏维埃中央粮食会议决定：征收土地税谷，宜黄县苏区共有田272058担，当年上交土地税任务，折粮1988石。
（二）粮食购买
1931年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战时经济委员会发出通知：各军前后方部队及医院所需的粮食，不得自由采购，由战委统一筹买，稻谷每100斤价格为大洋2元7角；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所需粮食，不在战委筹买数内。
1933年3月，粮食调剂局成立后，在购买粮食过程中，碰到两大困难：一是当时正值春荒，农民手中余粮甚微，无粮可购；二是购粮要现款，特别是秋后新谷登场，粮食大量上市，需要很多现金，而粮食调剂局的财力有限。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当时苏区的粮食购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
第二：以公债形式突击购粮。
中央政府于1933年7月，开始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为了鼓励农民，中央政府准许购买公债票者交付谷子，由县政府按照当地粮食调剂局价格，结合各区实际情况分别规定适当价格，公布于众，照此公布价格折算款额给予交谷者债票。当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规定五年还清。其中：广昌25万元。
（三）借粮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迅速扩大，粮食发生困难。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3月1日作出向群众借谷20万担的决定。统一印刷了借谷票，发至各县，由县财政部按各区、乡粮食情况分配。产谷多的地方多借，产谷少的少借；群众对革命认识较深的地方多借，反之少借；在边区受国民党摧残抢劫严重的地方不借，反之，酌情借。对借到的谷子，按省苏维埃政府规定，宜黄、乐安、南广三县除由各县政府发给当地红军、医院、机关之经费外，剩下的借谷可照市价出售。
1934年，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先后两次决定向群众借谷。第一次是1934年6月，联合发出了《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要求7月10日前完成10万担。乐安、赤水各10000担，广昌3000担，宜黄2500担。此次借谷形式为：1.群众将谷送当地苏维埃政府，取得借谷票；2.红军路过时，凭《红军临时借谷证》直接向群众借，然后到当地粮食部登记，由群众从后方运取公粮归还，或在下半年收土地税时归还。
第二次是1934年7月22日，决定向群众借谷60万担，9月15日完成。可顶抵1935年与1936年的土地税。此次借谷，由群众将谷送交到乡仓库，由征收记帐员将借谷票发给群众作为凭证。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江西省粮食部会同财政部、土地部派出干部到各县指导，每县3人，我区广赤县也得3人指导。全省9月10日就全部完成任务。
（四）没收征发粮食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主要通过打土豪筹集粮食，没收地主和征发富农的粮食。这些粮食，一部份分给群众，一部份补充红军粮响。粮食商人从境外转运来的粮食不予没收。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粮食65000担，我区赤水5000担、乐安3000担，其余各县都在1000担以下。到7月底基本完成。
（五）节省粮食运动
1932年到1934年间，苏区群众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节约粮食运动。如禁止或减少制造米粉、米果、米酒；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决定每天只吃两顿饭；湘鄂赣省苏维埃机关、团体每天只吃两餐粥，一餐饭，饭内多加薯丝、杂粮。
1934年4月，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中央人民委员会指示：为保障红军给养，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我区广昌、乐安、赤水、宜黄四县共分到任务4500担。
（六）突击集粮运动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第一次是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2月1日开始，2月底以前结束。由于多种原因，2月份突击收集粮食计划没有完成。人民委员会决定，3月份继续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3月15日完成，实际到3月底才基本结束。4月21日，中共湘赣省委又作出决定，再一次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收集粮食3万担，虽限期很紧，花力量不少，但到5月14日，只完成任务的45%。第四次是6、7月，收集的办法是从群众节省中收集；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向群众借谷，共24.2万担，这次收集运动到7月底基本结束。我区四县任务如下：
资料来源：《红色中华》第一九八期。
抚州全红县苏区是：广昌、资溪、黎川、宜黄、乐安。接近全红县苏区的游击区县是南丰县。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即纠集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发动“围剿”，工农红军随即掀起反“围剿”斗争。各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保证红军粮食供应，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时，就特别强调集中粮食，要求各地做到“红军一到，就有饭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保证了军需民食，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一、粮食机构
从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起，中央政府就十分重视粮食管理机构的组建，并规定了粮食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各粮食机构根据中央要求，开展粮食工作。
（一）粮食调剂局
1933年春，中央苏区许多地方米价飞涨，有钱无市，发生粮荒。这时，红军已扩大到10万余人，粮食需要量急增，红军驻地，医院近旁，粮食尤缺。为了搞活流通，调剂民食，接剂红军，1933年2月26日，苏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会议决，一面通令各级政府不得禁止粮食流通，并由中央内务部布告群众周知；一面组建粮食调剂局，进行粮食调剂。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中央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中央粮食调剂总局隶属该部领导；并要求省、县两级成立国民经济部，下设相应的粮食调剂局机构。1933年9月根据中央组织局决定，每个县建立一个粮食调剂局，每个大的圩场有一个粮食调剂支局。1934年3月县改设粮食调剂分局，区和重要圩场设粮食调剂支局。在此期间，中央苏区的粮食调剂局进行粮食收购、运输、贮存和调剂等经营活动。
（二）粮食合作社与禁谷会
1931年3月赣东北苏区靠近白区一些地方发生粮荒，许多农民无米下锅，城镇居民无力购买高价米，而奸商、地富都囤谷居奇，大发横财。为了保证军需民食，开展同奸商、富农作斗争，不少地方成立了禁谷会，号召人民同奸商、地富斗争。并提出口号：（1）反对豪绅地主搬运米谷出境；（2）反对豪绅地主抬高米价；（3）反对豪绅地主囤谷不粜；（4）实行平粜；（5）开放义仓。
1932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加之一些奸商乘机破坏捣乱，粮食价格极不稳定。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农民为了购买日常用品，不得不在收获时，低价出售米谷，高价买回生活必需品。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而且严重威胁整个根据地经济的运转。1932年8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的第七号《训令》，继续号召各地成立粮食合作社。《训令》要求：每乡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努力调剂粮食余缺。同时，颁发了《粮食合作社简章》，对粮食合作社的宗旨、性质、组织原则，资金来源，营业范围，红利分配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1933年7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制定了《发展粮食合作社的工作计划》，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着手建立粮食合作社组织，并限10月份内，广昌、乐安、宜黄等县每县至少建立30个粮食合作社，崇仁县至少建立10个粮食合作社。每个粮食合作社至少要发展二百元以上的股金（每股大洋1元）并有能贮藏300担谷子的谷仓。在此期间粮食合作社发展较快。
二、筹粮
（一）粮食征收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多数地方没有征收土地税，军政人员所需的粮源，有的是通过打土豪，没收其粮食；有的是在战场缴获敌军粮响；有的是向富农和大中商人募捐。
1933年8月8日，闽赣省财政部曾分配黎川县筹、捐款数：
黎川县1933年至1934年筹捐款数
单位：银元
摘自黎川县粮食志。
1931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制定了统一税法。根据地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基本进行完毕，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把粮食来源建立在征收土地税的基础上，同年，将土地税改称农业税。
当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对贫农、中农和富农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对收入少的贫苦农民课以极低的税率。《办法》规定：每人收获量以干谷四担（每担120市斤）以上开始征收；对于富农从二担起开始征收1%，三担征收2%，四担以上按规定税率类推。
1932年，由于战争需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修改了《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起征点。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规定：每人收获量干谷三担便开始计算征收。对富农，从一担起即负担4%、二担负担5%、三担以上按累计税率类推。江西省农业税新老税率对照如下：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
资料来源：老税则摘自1932年8月10日《红旗周报》第47期
新税则摘自1932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27期
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暂行税则》。《暂行税则》规定：农业累进税的标准，按照农民分得土地后全家每年主要生产的收获量，以每人分田实收多少及全家分田人平多少定税率。贫农、中农税率附后：贫农中农的农业税税率表
资料来源：《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
1934年2月，苏维埃中央粮食会议决定：征收土地税谷，宜黄县苏区共有田272058担，当年上交土地税任务，折粮1988石。
（二）粮食购买
1931年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战时经济委员会发出通知：各军前后方部队及医院所需的粮食，不得自由采购，由战委统一筹买，稻谷每100斤价格为大洋2元7角；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所需粮食，不在战委筹买数内。
1933年3月，粮食调剂局成立后，在购买粮食过程中，碰到两大困难：一是当时正值春荒，农民手中余粮甚微，无粮可购；二是购粮要现款，特别是秋后新谷登场，粮食大量上市，需要很多现金，而粮食调剂局的财力有限。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当时苏区的粮食购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
第二：以公债形式突击购粮。
中央政府于1933年7月，开始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为了鼓励农民，中央政府准许购买公债票者交付谷子，由县政府按照当地粮食调剂局价格，结合各区实际情况分别规定适当价格，公布于众，照此公布价格折算款额给予交谷者债票。当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规定五年还清。其中：广昌25万元。
（三）借粮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迅速扩大，粮食发生困难。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3月1日作出向群众借谷20万担的决定。统一印刷了借谷票，发至各县，由县财政部按各区、乡粮食情况分配。产谷多的地方多借，产谷少的少借；群众对革命认识较深的地方多借，反之少借；在边区受国民党摧残抢劫严重的地方不借，反之，酌情借。对借到的谷子，按省苏维埃政府规定，宜黄、乐安、南广三县除由各县政府发给当地红军、医院、机关之经费外，剩下的借谷可照市价出售。
1934年，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先后两次决定向群众借谷。第一次是1934年6月，联合发出了《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要求7月10日前完成10万担。乐安、赤水各10000担，广昌3000担，宜黄2500担。此次借谷形式为：1.群众将谷送当地苏维埃政府，取得借谷票；2.红军路过时，凭《红军临时借谷证》直接向群众借，然后到当地粮食部登记，由群众从后方运取公粮归还，或在下半年收土地税时归还。
第二次是1934年7月22日，决定向群众借谷60万担，9月15日完成。可顶抵1935年与1936年的土地税。此次借谷，由群众将谷送交到乡仓库，由征收记帐员将借谷票发给群众作为凭证。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江西省粮食部会同财政部、土地部派出干部到各县指导，每县3人，我区广赤县也得3人指导。全省9月10日就全部完成任务。
（四）没收征发粮食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主要通过打土豪筹集粮食，没收地主和征发富农的粮食。这些粮食，一部份分给群众，一部份补充红军粮响。粮食商人从境外转运来的粮食不予没收。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粮食65000担，我区赤水5000担、乐安3000担，其余各县都在1000担以下。到7月底基本完成。
（五）节省粮食运动
1932年到1934年间，苏区群众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节约粮食运动。如禁止或减少制造米粉、米果、米酒；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决定每天只吃两顿饭；湘鄂赣省苏维埃机关、团体每天只吃两餐粥，一餐饭，饭内多加薯丝、杂粮。
1934年4月，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中央人民委员会指示：为保障红军给养，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我区广昌、乐安、赤水、宜黄四县共分到任务4500担。
（六）突击集粮运动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第一次是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2月1日开始，2月底以前结束。由于多种原因，2月份突击收集粮食计划没有完成。人民委员会决定，3月份继续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3月15日完成，实际到3月底才基本结束。4月21日，中共湘赣省委又作出决定，再一次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要求收集粮食3万担，虽限期很紧，花力量不少，但到5月14日，只完成任务的45%。第四次是6、7月，收集的办法是从群众节省中收集；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向群众借谷，共24.2万担，这次收集运动到7月底基本结束。我区四县任务如下：
资料来源：《红色中华》第一九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