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四节 社会改造的检察
内容
根据中共中央“矛盾不上交、就地监督改造”的方针，对于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只要他们没有进行重大现行破坏活动，就不予逮捕判刑，而采取在群众面前公布他们的身份，揭露他们的问题，交其所在生产队、单位、街道办事处群众加以监督改造，这种改造工作，称之谓社会改造。1958年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后，社会改造的检察工作被列为检察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检察对象是那些不收监的定性带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不捕、不起诉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
社会改造检察（以下简称社改检察）一是检察公安机关在社改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情况；二是掌握社会改造对象的思想动向和变化情况，是否认罪伏法，接受改造；三是检察包改包教组织是否落实，措施、制度是否严密得当。
1958年，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改造。（1）全区普遍办了集训班，集训时间大多为5一10天或半个月，共集训地主分子4268名，富农2625名，反革命1283名，坏分子2377名，刑事犯248名，流窜犯86名，合计10887名。此外，还集训了一批不良分子、巫婆神汉204名，懒汉、二流子940名，偷窃分子139名；（2）贯彻群众性的监督改造，实行“一订、三包、四定”，“一订”是所有地、富、反、坏分子中的二三类分子，被管制分子普遍订立守法改造公约。“三包”是由乡、社、队负责包管、包教、包改造。“四定”是定期召开会议，定期汇报，定期评审，定额劳动；（3）个别地方举办了民办教养。临川县在全县范围内举办“民办劳动教养”，共收容了不服监督改造的各种反、坏分子1517人，占全县改造人数的2.34%。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了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运用了行政管理、群众监督、家属支持三方面结合的管理方法，效果很好，因此，干部、社员群众、家属都满意。
1959年，社改检察工作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主要方法之一。据统计，全区有地、富、反、坏（以下简称四类分子）34999名，通过大力开展社改检察工作，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改造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依靠和发动群众采取“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和“三包一保证”的办法，贯彻执行“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相结合，惩罚管制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做到“月查、季评、年升降”。因此使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向好的方面转化，年终评审，摘掉帽子成为正式社员的由1958的10038名增到11211名，上升11.8%。南城县反革命分子卢景祥将隐藏十多年的反动伪军政书籍、证件交给了政府，揭发了其他人所隐藏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检举了造谣破坏材料20余件。对于错划四类分子的人员，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也予以纠正。黎川县白沙管理区第三生产队把地主郭条富的儿子、媳妇都划为地主分子，列为改造对象，这是界限不清的错误，立即予以纠正。
1960年，在社改检察中抓住改造和反改造这个中心环节，对四类分子进行重点检查，切实掌握四类分子的思想动态，活动规律，同时打击抗拒改造，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据金溪县院统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惩处了83人，占总数5.59%。对41名守法好的四类分子摘了政治帽子，占总数的2.76%。
1961年，第9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后，全区各检察院在加强对四类分子是否认罪守法、老实接受改造进行检察的同时，着重对确定社改对象摘、带帽子是否正确，在政治上是否划清了界限，经济上是否实行同工同酬，有奖有惩、有升有降等进行检察。全区共纠正错划社改对象184名，漏划180名，使党的政策得到了正确贯彻。
1962年，社改检察进一步贯彻执行“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三包一保证”和月考、季评、年升降的工作措施，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分化瓦解他们，经济上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同时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劳动改造，进行破坏活动，构成犯罪的分子坚决予以逮捕法办，以起到打击少数，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大多数的作用。全区惩处了社改对象326名，其中逮捕45名，管制31名，劳动教养12名，交群众批斗238名。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认为时机已到，6、7月份发生反攻倒算14起。南城姑山公社地主分子曾国忠要夺回分给社员邱老仂的土地。黎川县湖坊公社湖坊大队地主黄长才，土改时被没收了六间房子，分给复员军人李火孙，扬言要归还，对这些不法分子县院给予了坚决打击。
1964年至1966年，社改检察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对社改对象进行监督，发挥基层治保组织的作用，对四类分子采取“三抓”，即抓思想改造、抓劳动守法、抓改造程度。在生活上给出路，合理分配劳动定额，实行同工同酬，严禁各种体罚行为和无偿劳动。抚州镇反革命分子余镇，曾被关押、教养、斗批多次，但仍进行造谣、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经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他回家后写了五条保证贴在大门上，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检察人员三次回访考察，表现很好，每月出工24天以上，有一次生产队跑了一头牛，他在请假外出的路上碰到了，放弃上街办事，主动把丢失的牛牵回来交给了生产队。
检察机关对社会改造的检察工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宣布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经过评审，摘去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的政治帽子，改造反动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重建后的检察机关没有再承担社会改造检察任务。全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情况
社会改造检察（以下简称社改检察）一是检察公安机关在社改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情况；二是掌握社会改造对象的思想动向和变化情况，是否认罪伏法，接受改造；三是检察包改包教组织是否落实，措施、制度是否严密得当。
1958年，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改造。（1）全区普遍办了集训班，集训时间大多为5一10天或半个月，共集训地主分子4268名，富农2625名，反革命1283名，坏分子2377名，刑事犯248名，流窜犯86名，合计10887名。此外，还集训了一批不良分子、巫婆神汉204名，懒汉、二流子940名，偷窃分子139名；（2）贯彻群众性的监督改造，实行“一订、三包、四定”，“一订”是所有地、富、反、坏分子中的二三类分子，被管制分子普遍订立守法改造公约。“三包”是由乡、社、队负责包管、包教、包改造。“四定”是定期召开会议，定期汇报，定期评审，定额劳动；（3）个别地方举办了民办教养。临川县在全县范围内举办“民办劳动教养”，共收容了不服监督改造的各种反、坏分子1517人，占全县改造人数的2.34%。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了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运用了行政管理、群众监督、家属支持三方面结合的管理方法，效果很好，因此，干部、社员群众、家属都满意。
1959年，社改检察工作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主要方法之一。据统计，全区有地、富、反、坏（以下简称四类分子）34999名，通过大力开展社改检察工作，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改造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依靠和发动群众采取“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和“三包一保证”的办法，贯彻执行“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相结合，惩罚管制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做到“月查、季评、年升降”。因此使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向好的方面转化，年终评审，摘掉帽子成为正式社员的由1958的10038名增到11211名，上升11.8%。南城县反革命分子卢景祥将隐藏十多年的反动伪军政书籍、证件交给了政府，揭发了其他人所隐藏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检举了造谣破坏材料20余件。对于错划四类分子的人员，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也予以纠正。黎川县白沙管理区第三生产队把地主郭条富的儿子、媳妇都划为地主分子，列为改造对象，这是界限不清的错误，立即予以纠正。
1960年，在社改检察中抓住改造和反改造这个中心环节，对四类分子进行重点检查，切实掌握四类分子的思想动态，活动规律，同时打击抗拒改造，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据金溪县院统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惩处了83人，占总数5.59%。对41名守法好的四类分子摘了政治帽子，占总数的2.76%。
1961年，第9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后，全区各检察院在加强对四类分子是否认罪守法、老实接受改造进行检察的同时，着重对确定社改对象摘、带帽子是否正确，在政治上是否划清了界限，经济上是否实行同工同酬，有奖有惩、有升有降等进行检察。全区共纠正错划社改对象184名，漏划180名，使党的政策得到了正确贯彻。
1962年，社改检察进一步贯彻执行“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三包一保证”和月考、季评、年升降的工作措施，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分化瓦解他们，经济上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同时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劳动改造，进行破坏活动，构成犯罪的分子坚决予以逮捕法办，以起到打击少数，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大多数的作用。全区惩处了社改对象326名，其中逮捕45名，管制31名，劳动教养12名，交群众批斗238名。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认为时机已到，6、7月份发生反攻倒算14起。南城姑山公社地主分子曾国忠要夺回分给社员邱老仂的土地。黎川县湖坊公社湖坊大队地主黄长才，土改时被没收了六间房子，分给复员军人李火孙，扬言要归还，对这些不法分子县院给予了坚决打击。
1964年至1966年，社改检察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对社改对象进行监督，发挥基层治保组织的作用，对四类分子采取“三抓”，即抓思想改造、抓劳动守法、抓改造程度。在生活上给出路，合理分配劳动定额，实行同工同酬，严禁各种体罚行为和无偿劳动。抚州镇反革命分子余镇，曾被关押、教养、斗批多次，但仍进行造谣、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经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他回家后写了五条保证贴在大门上，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检察人员三次回访考察，表现很好，每月出工24天以上，有一次生产队跑了一头牛，他在请假外出的路上碰到了，放弃上街办事，主动把丢失的牛牵回来交给了生产队。
检察机关对社会改造的检察工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宣布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经过评审，摘去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的政治帽子，改造反动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重建后的检察机关没有再承担社会改造检察任务。全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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