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二、“赤子之心”与“情”
内容
“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是罗汝芳思想的核心。特别是中年之后，他对此更是坚定不移，大加阐发。他的这一思想源自《孟子》，《孟子·离娄下》指出：“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一词的本义是婴儿。《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句中的“赤子”，即此意。“赤子之心”，本意是指婴儿纯洁无瑕的心。但后世人们多从此引申开去，赋予更丰富、更抽象的意义，渐渐地也就成了一个哲学的命题。
要知道罗汝芳所言“赤子之心”，先要看在他的眼里，何为“大人”。他在《报焦漪园太史》里做了一番解释，“大人”之“大”即“大以道”“大以学”“学大则道大，道大则身大，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体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爪发，疾痛疴疗，更无人相、我相而浑然为一。”这就是“大人”。“赤子之心”如应字面意义，是刚出生婴儿的心，引申过去，是没有经外界污染过的纯洁之心，是人的本心，是原生状态下的心。孩提时与生俱来对父母的爱，对兄长的敬，父母对子女与生俱来的慈爱，都是赤子之心，保存了这颗赤子之心，就是孩提时爱敬之情油然而生。罗汝芳说：“孔子此书，却被孟子一句道尽，所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爱亲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爱敬之所自生者也。”又说，“联天下国家以为一身，联千年万载以为一息，视彼七尺之躯而旦夕延命者”，则可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赤子之心便可称得上大人。在这里，罗汝芳从“仁者人也”之宗旨出发，将“赤子之心”与“仁”“明德”联系在一起了。“明德”即良知，是人们之所不虑而知，爱亲、敬兄、赡老、尊长、抚幼都是人的良知，即明德。总之，“大人”就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如果明明德于天下，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并推而广之，使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家国天下运之掌”。
罗汝芳发现除《大学》外，《中庸》等古代经典也对“赤子之心”大加阐发。他说：
《中庸》专谈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圣希天”。夫天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圣则不思而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学，则希圣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圣而直至希天，乃不寻思自己有甚东西可与他打得对同，不差毫发，却如何希得他、而与之同归一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说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也。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现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①(①罗汝芳《罗近溪先生明道录》第四卷。)
在罗汝芳看来，求学之人都想“希圣”“希天”，但要“希圣”“希天”就得想办法从自己身上找到能与“圣”“天”打得一个平手的东西，且要毫厘不差，才能成“圣”成“天”。这个能打得平手的就是那颗赤子之心，“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也”。如果把“不学不虑”的现在对同“莫之为”“莫之致”的源头，常常敬天、亲亲，久而久之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而圣人又如孔子，常怀一颗爱根（仁）来做人，则能“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
从以上看，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思想的直接源头是《孟子》，但又从《大学》《中庸》等对“赤子之心”的阐述中汲取有益成分。同时，罗汝芳还注重合理继承和发展朱熹、王艮、颜山农等一批思想家关于“赤子之心”的学说。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南宋大儒朱熹做了一则注释：“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罗汝芳对朱熹的解释表示认同，在一次与弟子探讨朱熹这一注释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朱熹诗“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之中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和幼儿左呼盼左目、右呼盼右目“无时无处而不展转”的例子，通俗地说明赤子之心“纯一无伪之本然”“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他的解释给人有如春风扑面、万紫千红、春意盎然的感觉。王艮在《天理良知说》中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①(①陈祝生主编：《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颜山农也说：“赤子之心，天造具足其仁神者也。胎生三月之后，未有善养其天然者，所以夫子受生以至十五岁。即便通晓其不虑之知，不学之能，遂能究竟自养自操自信，只在此处做人，以保全其仁能者也。”②(②黄宣民标点整理：《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从上观之，罗汝芳的思想无疑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是踏在前人的肩上成长起来的。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之思想来源于《孟子》，那么，罗汝芳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罗汝芳认为人生下是一个赤子，是一个纯洁之子，而赤子之心则是没有经过世俗浸染的纯洁之心，是人的本来之心，是“纯天然”的，浑然天理。赤子之心所表现出的“知”和“能”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中的。“知”，不是虑而后知；“能”，也不是学而后能。因此，赤子的“知”与“能”是不需虑和学的。“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是“天”的自然状态。正因为赤子之心是不虑不学的，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人本能的。对此，罗汝芳以“捧茶”为例做了一个较为形象的说明：
罗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
众皆默然有顷，一友率尔言曰：“终不然此小仆也能戒慎惧耶?”
余（罗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几层厅事？”
众曰：“有三层。”
余叹曰：“好造化！过许多门限阶级，幸未打破一个钟子。”
其友方略省悟曰：“小仆于此果也似解戒惧，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
余又难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会捧茶，捧茶又会戒惧？”
其友语塞。
（余）徐为之解曰：“汝辈只晓得说知，而不晓得知有两样。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而是知属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顺而出之，所谓顺，则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谓逆则成圣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人能以觉悟之穷而妙合不虑之良，使浑然为一而纯然无间，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测’也。噫！亦难矣哉！亦罕矣哉！”在罗汝芳看来，“知”有两种：一是不虑而知，此则属于天，即本能，一是虑而知之，此则属于人，即属后天。从茶房到厅堂虽有三进，无数级台阶，但童子捧茶而来也无所戒惧，也不曾打坏杯子，这是童子捧茶之知，属不虑而知，属于人的天性，是人的本能使然；还有一“知”则是虑而后知。人的不虑而知是“先知”“先觉”“是学问宗旨”，“原是天命之性，天则莫之为而为，命则莫之致而至，所以谓之不学不虑而良也。”“学亦只是学其不学，虑亦只是虑其不虑。以不学为学，乃是大学，以不虑为虑，乃其虑而能得也。”虑而知是觉后知、觉后觉，所以应“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如此，可以通过办好教育，让人去学习，从而发人之虑而知。
人因资质天赋不一样，则其知也不一样，“知有两样，有本诸德性者，有出诸觉悟者”。人们常说人有“三知”，即“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这三个“知之”的“之”字，却当属之德性，是良知良能，古今一样，圣愚一致，人人都具有，人人都一样。“不待学而能，不待虑而知。”生而知之，即“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感触而后觉悟”。但以其觉悟之速，便像生成使然。“稍迟缓”则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则与学而知之没区别。
在罗汝芳看来，这种不虑而知也叫作良知。在日常生活里，首先体现在家庭生活之中，表现为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孝爱敬慈之心，“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然则有兄弟，亦便有和顺之心，此有物而必有则也”。“父母喜欢儿女，儿女喜欢父母，哥姐喜欢弟妹，弟妹喜欢哥姐”，这是“民之秉彝”，“这是生来自知，而叫做良知，生来自能，而叫做良能，且无不知之，无不能之”，即使圣人其初生之时也不例外。“大舜初生，与我众人一般，我众人初生，也与大舜二般，父母哥姐，都孩之即笑，而大家欢天喜地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虑而知也悄然发生变化，也会随之而减少，人也会去爱美色，追求功名。可见孟子称道的“人性皆善”，“是见得孩提之良知良能，无不爱敬亲长；言必称尧舜，是见得尧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总的来说，“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守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然而人心随着客观现实变化而变化，人的欲望也随着客观现实而变化。有人沉迷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免“偏向自私”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原始状态下的赤子之心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可能堕落成了“物类妖孽”“人中禽兽”等。但人的赤子之心并没有完全丧失，“天体依旧还在”，赤子之心依旧还存。而要唤醒这颗赤子之心，则应猛省勇往，克去私欲，不甘堕落，涵养良知。
在罗汝芳看来，“仁”是“赤子之心”的基础，是根本，但是谈“仁”又要从“赤子”“赤子之心”谈起，赤子初生的这个“爱根”是“仁”。他说：“看见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然而，“爱”是什么？这爱就是对父母的依恋，对父母的爱，这种爱的根源就是“仁”，“仁”是人的善良之本性，而“亲亲”则是“仁”中最重要的部分。“亲亲”则为“孝弟”，如果说人是连着父母、兄弟与妻儿的全体而存在，那么也就只有以“孝弟”行事才能成为“人”了。这样，“仁”也就能依“孝弟”而成就。这样一来，他认为：“盖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义，殊不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今看人从母胎中来，百无一有，止晓得爱个母亲，过几时，止晓得爱个哥子，圣贤即此个事亲的心叫他做仁，即此个从兄的心叫他做义，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这也就是说，“仁”是个“名”，且是“虚名”，而“实”则是“孝弟”。这也就是说“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是“孝弟”，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行孝行悌，才是把“仁”真正落到实处。
孝悌慈是什么？孝悌慈即：“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这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不虑而自知”，“不学而自能”，“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所以孝悌慈是人的本能，是一种自知自能的行为。做人就应讲孝悌之道，在家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教养子孙。“以孝弟之仁，而合于为人之人，则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长，近可以仁民，远可以爱物，齐、治、均、平之道，沛然四达于天下国家，而无疆无尽矣。合而言之，则道岂有不生也哉？”孝悌是人之修身之根本，做人能合于孝悌，于国能事君，能敬长，能体恤百姓，能与社会之人与物相爱，这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罗汝芳认为仅有家庭中的“孝弟慈”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发扬光大，把孝悌慈由家庭推及社会。他说：“由缙绅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缙绅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显亲扬名，光大门户，而尽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虽职业之高下不同而供养父母，抚育子孙，其求尽此孝弟慈，亦未尝有不同者也。”他在给百姓进行乡约训导“孝父母、敬尊长”时，他强调：
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久一日，自一家传至他家，自一乡而传至他乡，自一邑而传到他邑，莫不翕然向风，截然归一。即孟氏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将复见矣。
当然，要做到这些，官员也应带头孝悌慈，起示范带头作用，而非仅靠法令推行，“故圣贤为政，不徒只开设条款，严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也只有这样，天下才会都孝悌慈。罗汝芳认为要使天下人都孝悌慈，官员带头施行，后还要教化百姓，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之贵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贵者，学也。”所以要办好教育，“得英才而教育之”。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悌教育，从而使天下之人皆知孝悌，皆能孝悌。他说：“孝弟如大舜，方谓之不失孩提爱敬之心，方谓之父母存之乐，兄弟无故而乐，方谓之仰不愧，俯不怍而乐，方谓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达己之孝而为天下之孝，达己之弟而为天下之弟而乐于成其仁义之化，无疆无尽也。”
由于罗汝芳强调“仁”，又认为，“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进而特别强调孝悌慈。孝悌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仁者人也”，人则有赤子之心，而日常之中百姓的“孝弟慈”则是赤子之心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因而，学者们对此观点给予较高评价，如周汝登《圣学宗传·罗汝芳》：“先生学以孔孟为宗……以孝弟慈为实……”孟化鲤说：“《罗近溪翁集》，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旨，以联属天地万物为体段，以不学不虑赤子之心为根源，以孝弟慈为日用。”
何为“情”，拿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是赤子之心外在表现，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现，随着人之长大，外界事物的复杂化，“情”也由此而产生变化。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对“情”有解释。如《荀子·正名》中说：“情者，性之质也。”《说文》里说：“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从心。”简单地说，情也就是人们从心中所产生欲望、情欲与性情。《礼记》里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击能。”《白虎通·情形》中说：“情者，阴之化也。”汉代的董仲舒说：“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白虎通·性情》说：“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五性。”这些都是较早也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解释。我们从这些早期对“情”的解释或者说定义来看，情产生于人心，是人欲，是人之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外在表现。而这种感情往往是从人心里自然产生，本来是可以没有任何约束的，是真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者制约的，是赤子之心的最真实、最自然、最原生态的反映，赤子之心是“情”发之源，而发自于此的情常被人称为人的赤子之情。罗汝芳又说仁是根本，孝悌慈是日用，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孝悌慈也是人之情。
《礼记》又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人情就像是一块圣人的田地，需要以礼、义、仁、乐等来耕种它，培护它，聚合它。由此看来，情是可以通过后天来改变它，使之变得更加合乎规范与人“性”了。正如上述《白虎通》所言，喜怒哀乐爱恶六情扶五性。
罗汝芳认为“情”由“仁”孕育而成，由性而生发，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他在《湘阴还相编序》中说：“夫情也者，性之所由生者也。情习于人，虽无所不至，而性本诸天，则固不容或伪者。”他又说，“圣贤最初用功，便须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于人，人可以通于物，一家可通于天下，天下可通于万世。”同时，他赞同“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他说：“人情者，圣王之田，然须有许多仁聚，礼耨家数，方可望收成结果也。”
在罗汝芳看来，体与天通，料理自身便是料理天下，料理天下则需先料理日用常行。而日用常行中则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人之性情，能通于物，通于家，通于天下，这正是由“圣王之田”而产生的人情，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人性皆善。日用皆是性，性皆善。
罗汝芳又认为人情虽是“圣王之田”，但它本于仁，仁才是一颗真种子。仁者人也，人是赤子，其心之初只知亲亲为大，而义、礼、智、信都是为培养这颗真种子的，使其成熟。他说：“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爱亲，故曰‘亲亲为大’。至义、礼、智、信，总是培养种子，使其成熟耳。”
“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感于物而发，欲动而情胜。他说：“况细观吾人终日喜怒哀乐，必待物感乃发，而其不发时则更多也。感物则欲动情胜，将或不免，而未发时，则任天之便更多也。”他还认为，只要生命存在，性就存在；性存在，道亦存在。出入起居，人意周旋都是性之体现，此性之善，愚夫愚妇都知都能，其间喜怒哀乐之情，如果能有度，则可保一团和气，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相安相养。而“人性不能不现乎情”，则人情达到了极其平易之处，也是极神圣之处。“人性不能不现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迁。即如喜怒哀乐，各各情状不同然却总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
汤显祖也受《礼记》及业师罗汝芳影响，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相似见解。情生产于赤子之心，是真情，但要后天的培养、引导，从而使之为天下所用。汤显祖在《南昌学田记》里说：不为吾先师而用，犹不以田祀也。不为吾同道者而用，犹不以田课士急有行者也。若然者，无亦非吾养士意耶。是故圣王治天下之情以为田，礼为之耜，而义为之种。然非讲学，亦无以耨也。于是乎获而合之仁，安之乐，至于食之肥，而天下大顺。嗟夫，天下之于一邑也，一而已矣。
在《临川县新置学田记》里也说：
法王以众生为田，吾圣王亦以人情为田。禅以禅悦食，儒以儒悦食。裁彼赋此，亦天下之通义也。遂取其若干亩与郡校，而入若干亩与县学宫。为经纪学宫博士诸弟子。礼际振绝，岁费出入，皆有程。
在这两篇文章中，汤显祖所说的都是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合之仁”，“安之乐”，“食之肥”，从而“天下大顺”。
汤显祖的“仁孝”明显地受到罗汝芳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表示是汲取老师的思想。他在《春秋辑略序》里说：
吾师明德先生，时提仁孝之绪，可以动天，融融熙熙，令人蓄焉有以自兴。……杜君与予同师。其于《春秋》也，有师授耶。……杜君《春秋》分隶五伦，终以天应，近于志气交动之说。其于先师仁孝之旨不远，吾有取焉。
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表达的“至情”也是产生于心的真情，爱情、家国情、亲情与友情等都是赤子之情，这些情也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汤显祖的这些主张都与罗汝芳是一致的。
要知道罗汝芳所言“赤子之心”，先要看在他的眼里，何为“大人”。他在《报焦漪园太史》里做了一番解释，“大人”之“大”即“大以道”“大以学”“学大则道大，道大则身大，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体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爪发，疾痛疴疗，更无人相、我相而浑然为一。”这就是“大人”。“赤子之心”如应字面意义，是刚出生婴儿的心，引申过去，是没有经外界污染过的纯洁之心，是人的本心，是原生状态下的心。孩提时与生俱来对父母的爱，对兄长的敬，父母对子女与生俱来的慈爱，都是赤子之心，保存了这颗赤子之心，就是孩提时爱敬之情油然而生。罗汝芳说：“孔子此书，却被孟子一句道尽，所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爱亲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爱敬之所自生者也。”又说，“联天下国家以为一身，联千年万载以为一息，视彼七尺之躯而旦夕延命者”，则可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赤子之心便可称得上大人。在这里，罗汝芳从“仁者人也”之宗旨出发，将“赤子之心”与“仁”“明德”联系在一起了。“明德”即良知，是人们之所不虑而知，爱亲、敬兄、赡老、尊长、抚幼都是人的良知，即明德。总之，“大人”就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如果明明德于天下，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并推而广之，使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家国天下运之掌”。
罗汝芳发现除《大学》外，《中庸》等古代经典也对“赤子之心”大加阐发。他说：
《中庸》专谈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圣希天”。夫天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圣则不思而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学，则希圣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圣而直至希天，乃不寻思自己有甚东西可与他打得对同，不差毫发，却如何希得他、而与之同归一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说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也。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现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①(①罗汝芳《罗近溪先生明道录》第四卷。)
在罗汝芳看来，求学之人都想“希圣”“希天”，但要“希圣”“希天”就得想办法从自己身上找到能与“圣”“天”打得一个平手的东西，且要毫厘不差，才能成“圣”成“天”。这个能打得平手的就是那颗赤子之心，“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也”。如果把“不学不虑”的现在对同“莫之为”“莫之致”的源头，常常敬天、亲亲，久而久之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而圣人又如孔子，常怀一颗爱根（仁）来做人，则能“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
从以上看，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思想的直接源头是《孟子》，但又从《大学》《中庸》等对“赤子之心”的阐述中汲取有益成分。同时，罗汝芳还注重合理继承和发展朱熹、王艮、颜山农等一批思想家关于“赤子之心”的学说。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南宋大儒朱熹做了一则注释：“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罗汝芳对朱熹的解释表示认同，在一次与弟子探讨朱熹这一注释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朱熹诗“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之中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和幼儿左呼盼左目、右呼盼右目“无时无处而不展转”的例子，通俗地说明赤子之心“纯一无伪之本然”“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他的解释给人有如春风扑面、万紫千红、春意盎然的感觉。王艮在《天理良知说》中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①(①陈祝生主编：《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颜山农也说：“赤子之心，天造具足其仁神者也。胎生三月之后，未有善养其天然者，所以夫子受生以至十五岁。即便通晓其不虑之知，不学之能，遂能究竟自养自操自信，只在此处做人，以保全其仁能者也。”②(②黄宣民标点整理：《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从上观之，罗汝芳的思想无疑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是踏在前人的肩上成长起来的。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之思想来源于《孟子》，那么，罗汝芳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罗汝芳认为人生下是一个赤子，是一个纯洁之子，而赤子之心则是没有经过世俗浸染的纯洁之心，是人的本来之心，是“纯天然”的，浑然天理。赤子之心所表现出的“知”和“能”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中的。“知”，不是虑而后知；“能”，也不是学而后能。因此，赤子的“知”与“能”是不需虑和学的。“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是“天”的自然状态。正因为赤子之心是不虑不学的，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人本能的。对此，罗汝芳以“捧茶”为例做了一个较为形象的说明：
罗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
众皆默然有顷，一友率尔言曰：“终不然此小仆也能戒慎惧耶?”
余（罗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几层厅事？”
众曰：“有三层。”
余叹曰：“好造化！过许多门限阶级，幸未打破一个钟子。”
其友方略省悟曰：“小仆于此果也似解戒惧，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
余又难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会捧茶，捧茶又会戒惧？”
其友语塞。
（余）徐为之解曰：“汝辈只晓得说知，而不晓得知有两样。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而是知属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顺而出之，所谓顺，则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谓逆则成圣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人能以觉悟之穷而妙合不虑之良，使浑然为一而纯然无间，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测’也。噫！亦难矣哉！亦罕矣哉！”在罗汝芳看来，“知”有两种：一是不虑而知，此则属于天，即本能，一是虑而知之，此则属于人，即属后天。从茶房到厅堂虽有三进，无数级台阶，但童子捧茶而来也无所戒惧，也不曾打坏杯子，这是童子捧茶之知，属不虑而知，属于人的天性，是人的本能使然；还有一“知”则是虑而后知。人的不虑而知是“先知”“先觉”“是学问宗旨”，“原是天命之性，天则莫之为而为，命则莫之致而至，所以谓之不学不虑而良也。”“学亦只是学其不学，虑亦只是虑其不虑。以不学为学，乃是大学，以不虑为虑，乃其虑而能得也。”虑而知是觉后知、觉后觉，所以应“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如此，可以通过办好教育，让人去学习，从而发人之虑而知。
人因资质天赋不一样，则其知也不一样，“知有两样，有本诸德性者，有出诸觉悟者”。人们常说人有“三知”，即“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这三个“知之”的“之”字，却当属之德性，是良知良能，古今一样，圣愚一致，人人都具有，人人都一样。“不待学而能，不待虑而知。”生而知之，即“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感触而后觉悟”。但以其觉悟之速，便像生成使然。“稍迟缓”则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则与学而知之没区别。
在罗汝芳看来，这种不虑而知也叫作良知。在日常生活里，首先体现在家庭生活之中，表现为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孝爱敬慈之心，“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然则有兄弟，亦便有和顺之心，此有物而必有则也”。“父母喜欢儿女，儿女喜欢父母，哥姐喜欢弟妹，弟妹喜欢哥姐”，这是“民之秉彝”，“这是生来自知，而叫做良知，生来自能，而叫做良能，且无不知之，无不能之”，即使圣人其初生之时也不例外。“大舜初生，与我众人一般，我众人初生，也与大舜二般，父母哥姐，都孩之即笑，而大家欢天喜地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虑而知也悄然发生变化，也会随之而减少，人也会去爱美色，追求功名。可见孟子称道的“人性皆善”，“是见得孩提之良知良能，无不爱敬亲长；言必称尧舜，是见得尧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总的来说，“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守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然而人心随着客观现实变化而变化，人的欲望也随着客观现实而变化。有人沉迷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免“偏向自私”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原始状态下的赤子之心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可能堕落成了“物类妖孽”“人中禽兽”等。但人的赤子之心并没有完全丧失，“天体依旧还在”，赤子之心依旧还存。而要唤醒这颗赤子之心，则应猛省勇往，克去私欲，不甘堕落，涵养良知。
在罗汝芳看来，“仁”是“赤子之心”的基础，是根本，但是谈“仁”又要从“赤子”“赤子之心”谈起，赤子初生的这个“爱根”是“仁”。他说：“看见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然而，“爱”是什么？这爱就是对父母的依恋，对父母的爱，这种爱的根源就是“仁”，“仁”是人的善良之本性，而“亲亲”则是“仁”中最重要的部分。“亲亲”则为“孝弟”，如果说人是连着父母、兄弟与妻儿的全体而存在，那么也就只有以“孝弟”行事才能成为“人”了。这样，“仁”也就能依“孝弟”而成就。这样一来，他认为：“盖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义，殊不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今看人从母胎中来，百无一有，止晓得爱个母亲，过几时，止晓得爱个哥子，圣贤即此个事亲的心叫他做仁，即此个从兄的心叫他做义，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这也就是说，“仁”是个“名”，且是“虚名”，而“实”则是“孝弟”。这也就是说“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是“孝弟”，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行孝行悌，才是把“仁”真正落到实处。
孝悌慈是什么？孝悌慈即：“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这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不虑而自知”，“不学而自能”，“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所以孝悌慈是人的本能，是一种自知自能的行为。做人就应讲孝悌之道，在家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教养子孙。“以孝弟之仁，而合于为人之人，则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长，近可以仁民，远可以爱物，齐、治、均、平之道，沛然四达于天下国家，而无疆无尽矣。合而言之，则道岂有不生也哉？”孝悌是人之修身之根本，做人能合于孝悌，于国能事君，能敬长，能体恤百姓，能与社会之人与物相爱，这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罗汝芳认为仅有家庭中的“孝弟慈”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发扬光大，把孝悌慈由家庭推及社会。他说：“由缙绅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缙绅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显亲扬名，光大门户，而尽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虽职业之高下不同而供养父母，抚育子孙，其求尽此孝弟慈，亦未尝有不同者也。”他在给百姓进行乡约训导“孝父母、敬尊长”时，他强调：
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久一日，自一家传至他家，自一乡而传至他乡，自一邑而传到他邑，莫不翕然向风，截然归一。即孟氏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将复见矣。
当然，要做到这些，官员也应带头孝悌慈，起示范带头作用，而非仅靠法令推行，“故圣贤为政，不徒只开设条款，严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也只有这样，天下才会都孝悌慈。罗汝芳认为要使天下人都孝悌慈，官员带头施行，后还要教化百姓，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之贵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贵者，学也。”所以要办好教育，“得英才而教育之”。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悌教育，从而使天下之人皆知孝悌，皆能孝悌。他说：“孝弟如大舜，方谓之不失孩提爱敬之心，方谓之父母存之乐，兄弟无故而乐，方谓之仰不愧，俯不怍而乐，方谓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达己之孝而为天下之孝，达己之弟而为天下之弟而乐于成其仁义之化，无疆无尽也。”
由于罗汝芳强调“仁”，又认为，“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进而特别强调孝悌慈。孝悌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仁者人也”，人则有赤子之心，而日常之中百姓的“孝弟慈”则是赤子之心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因而，学者们对此观点给予较高评价，如周汝登《圣学宗传·罗汝芳》：“先生学以孔孟为宗……以孝弟慈为实……”孟化鲤说：“《罗近溪翁集》，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旨，以联属天地万物为体段，以不学不虑赤子之心为根源，以孝弟慈为日用。”
何为“情”，拿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是赤子之心外在表现，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现，随着人之长大，外界事物的复杂化，“情”也由此而产生变化。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对“情”有解释。如《荀子·正名》中说：“情者，性之质也。”《说文》里说：“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从心。”简单地说，情也就是人们从心中所产生欲望、情欲与性情。《礼记》里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击能。”《白虎通·情形》中说：“情者，阴之化也。”汉代的董仲舒说：“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白虎通·性情》说：“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五性。”这些都是较早也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解释。我们从这些早期对“情”的解释或者说定义来看，情产生于人心，是人欲，是人之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外在表现。而这种感情往往是从人心里自然产生，本来是可以没有任何约束的，是真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者制约的，是赤子之心的最真实、最自然、最原生态的反映，赤子之心是“情”发之源，而发自于此的情常被人称为人的赤子之情。罗汝芳又说仁是根本，孝悌慈是日用，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孝悌慈也是人之情。
《礼记》又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人情就像是一块圣人的田地，需要以礼、义、仁、乐等来耕种它，培护它，聚合它。由此看来，情是可以通过后天来改变它，使之变得更加合乎规范与人“性”了。正如上述《白虎通》所言，喜怒哀乐爱恶六情扶五性。
罗汝芳认为“情”由“仁”孕育而成，由性而生发，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他在《湘阴还相编序》中说：“夫情也者，性之所由生者也。情习于人，虽无所不至，而性本诸天，则固不容或伪者。”他又说，“圣贤最初用功，便须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于人，人可以通于物，一家可通于天下，天下可通于万世。”同时，他赞同“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他说：“人情者，圣王之田，然须有许多仁聚，礼耨家数，方可望收成结果也。”
在罗汝芳看来，体与天通，料理自身便是料理天下，料理天下则需先料理日用常行。而日用常行中则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人之性情，能通于物，通于家，通于天下，这正是由“圣王之田”而产生的人情，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人性皆善。日用皆是性，性皆善。
罗汝芳又认为人情虽是“圣王之田”，但它本于仁，仁才是一颗真种子。仁者人也，人是赤子，其心之初只知亲亲为大，而义、礼、智、信都是为培养这颗真种子的，使其成熟。他说：“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爱亲，故曰‘亲亲为大’。至义、礼、智、信，总是培养种子，使其成熟耳。”
“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感于物而发，欲动而情胜。他说：“况细观吾人终日喜怒哀乐，必待物感乃发，而其不发时则更多也。感物则欲动情胜，将或不免，而未发时，则任天之便更多也。”他还认为，只要生命存在，性就存在；性存在，道亦存在。出入起居，人意周旋都是性之体现，此性之善，愚夫愚妇都知都能，其间喜怒哀乐之情，如果能有度，则可保一团和气，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相安相养。而“人性不能不现乎情”，则人情达到了极其平易之处，也是极神圣之处。“人性不能不现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迁。即如喜怒哀乐，各各情状不同然却总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
汤显祖也受《礼记》及业师罗汝芳影响，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相似见解。情生产于赤子之心，是真情，但要后天的培养、引导，从而使之为天下所用。汤显祖在《南昌学田记》里说：不为吾先师而用，犹不以田祀也。不为吾同道者而用，犹不以田课士急有行者也。若然者，无亦非吾养士意耶。是故圣王治天下之情以为田，礼为之耜，而义为之种。然非讲学，亦无以耨也。于是乎获而合之仁，安之乐，至于食之肥，而天下大顺。嗟夫，天下之于一邑也，一而已矣。
在《临川县新置学田记》里也说：
法王以众生为田，吾圣王亦以人情为田。禅以禅悦食，儒以儒悦食。裁彼赋此，亦天下之通义也。遂取其若干亩与郡校，而入若干亩与县学宫。为经纪学宫博士诸弟子。礼际振绝，岁费出入，皆有程。
在这两篇文章中，汤显祖所说的都是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合之仁”，“安之乐”，“食之肥”，从而“天下大顺”。
汤显祖的“仁孝”明显地受到罗汝芳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表示是汲取老师的思想。他在《春秋辑略序》里说：
吾师明德先生，时提仁孝之绪，可以动天，融融熙熙，令人蓄焉有以自兴。……杜君与予同师。其于《春秋》也，有师授耶。……杜君《春秋》分隶五伦，终以天应，近于志气交动之说。其于先师仁孝之旨不远，吾有取焉。
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表达的“至情”也是产生于心的真情，爱情、家国情、亲情与友情等都是赤子之情，这些情也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汤显祖的这些主张都与罗汝芳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