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说句心里话，对于史学知识我只知皮毛，编史修志我一直是边学边做，今天面对又一部由我执笔主编的志书，我愿意趁此机会谈一点我的体会。
我国的史书起源很早，《史通》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后来演变为《记事》、《编年》二体，司马迁创纪传体例，作《史记》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此，史书发展到全面化。班固作《汉书》，承《史记》例，唯独缺“世家”，因世家自古有之，《汉书》为“断代纪传家”，流为二派，简称马史班书。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志书具有史料性、多体性、众笔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分辑纪载的特点。它的内容雍容大雅，包罗万象，兼容并纳了从大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史料信息，堪称“百科全书”。它讲究有事（史料），有义（指导思想），有文（文彩），有特定的方位和空间限制，以打捞和抢救本行政区域沉淀或散藏在民间的史料为主，体现当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志书贵在众笔，它不是靠少数人撰写，而是各界人士智慧的结晶，通过广征众集，百态纷呈，成为有地方特色的文史资料丛书。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兴利”，“裨教化”的作用，为历代有志于经邦治世者所看重。志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从当前来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之后世，千秋万代，激励子孙，加之史料广泛，又“时近”、“地近”恰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过，续史之无，详史之略，为执行党的方针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志书又是很好的乡士教材，可用来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自豪感。
先贤曾巩曾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以足以通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他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要求对我们今天有很现实的意义。“明”是指“史德”，编志的人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严密的方法，不要怕“枯燥、琐细”。“道”是指“史学”，因为史志涉及上下古今，兼容并纳各门学科，如果没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就做不好工作的。“智”是指“史才”要有识别版牌本优劣，文字的异同，校勘的是非，标点的正误的能力，其中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以及古汉语的基础知识。“文”是指“史识”。古人云“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编志者必须熟识中国通史，断代史，特别是了解近代史的知识，这样才能驾驭历史，利用资料，编出高质量的志书。
《大岗镇志》全书共分志首、分志、志余三部分，志首包括目录、序言、凡例、大事记。分志共八卷，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言、人物八部分。志余主要是辑存历代文献。全书由万安飞统筹组稿，书中的重点是人物志，人物志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录了部分对大岗镇有过突出贡献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籍人物，使志书更具完整性、广泛性。在写法上尽可能将入书资料核实准确，避免谬误，既忠于事实，不拔高溢美，又求语言生动形象，使人物个性突现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应收录的人物被遗漏。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因入伍或升学通讯地址不详而无法联系，一些人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已经失传。还有一些符合入编条件却不愿意提供材料的，他们自认为“凤凰焉能居雀窝，”在南昌，一些在位的“高干”领导，我们“三顾茅庐”不能见面，对此我只好无奈地“漏”掉，仅在人物表中留下名字，唯愿后人能够重修，让大岗镇的人和事，可以得到留传。不过，人，只要是有所成就，只要是做了一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就不会被人所遗忘，就不会淹没在历史的芸芸众生中而不为人所知。
《大岗镇志》的面世，是大岗镇的一件幸事，这里不仅付出了编者的心血，而且还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在编纂过程中，有关部门和村组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江西师大软件学院工作的余华凌不但给本志写来了序言，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提高志书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何钟芳，他不顾70岁的高龄，东奔西跑，可以说是跑遍了市内外，得到了人间真情，也尝到了酸、甜的兹味，为志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大岗镇志》的出版得到了大岗镇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体现了他们对家乡事业的厚爱和关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罗清文、陈发根、杨小春、管日顺、曾志荣、黄金海、黄兴泉、梁明昌、陈明华、余华凌、余方来、黄祥辉、曾洪龙、付瑞交、邹昌瑞、杨德龙、管国亮、黄发禄、黄发元等企业家，老领导，后起新秀，特别是大岗镇党委书记杜健雄、曹亲林的关怀和重视，从而使镇志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藉镇志付梓之机，向曾经给予我支持、鼓励、指导和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写乡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工作。虽然我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广征博引，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数易其稿，但仍感资料欠缺，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挂一漏万，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聆期日后纠谬补阙，以匡不逮，不胜盼望之至！是为跋。
戊子年孟春中浣之六日临川后学万安飞谨跋
我国的史书起源很早，《史通》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后来演变为《记事》、《编年》二体，司马迁创纪传体例，作《史记》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此，史书发展到全面化。班固作《汉书》，承《史记》例，唯独缺“世家”，因世家自古有之，《汉书》为“断代纪传家”，流为二派，简称马史班书。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志书具有史料性、多体性、众笔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分辑纪载的特点。它的内容雍容大雅，包罗万象，兼容并纳了从大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史料信息，堪称“百科全书”。它讲究有事（史料），有义（指导思想），有文（文彩），有特定的方位和空间限制，以打捞和抢救本行政区域沉淀或散藏在民间的史料为主，体现当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志书贵在众笔，它不是靠少数人撰写，而是各界人士智慧的结晶，通过广征众集，百态纷呈，成为有地方特色的文史资料丛书。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兴利”，“裨教化”的作用，为历代有志于经邦治世者所看重。志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从当前来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之后世，千秋万代，激励子孙，加之史料广泛，又“时近”、“地近”恰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过，续史之无，详史之略，为执行党的方针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志书又是很好的乡士教材，可用来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自豪感。
先贤曾巩曾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以足以通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他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要求对我们今天有很现实的意义。“明”是指“史德”，编志的人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严密的方法，不要怕“枯燥、琐细”。“道”是指“史学”，因为史志涉及上下古今，兼容并纳各门学科，如果没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就做不好工作的。“智”是指“史才”要有识别版牌本优劣，文字的异同，校勘的是非，标点的正误的能力，其中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以及古汉语的基础知识。“文”是指“史识”。古人云“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编志者必须熟识中国通史，断代史，特别是了解近代史的知识，这样才能驾驭历史，利用资料，编出高质量的志书。
《大岗镇志》全书共分志首、分志、志余三部分，志首包括目录、序言、凡例、大事记。分志共八卷，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言、人物八部分。志余主要是辑存历代文献。全书由万安飞统筹组稿，书中的重点是人物志，人物志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录了部分对大岗镇有过突出贡献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籍人物，使志书更具完整性、广泛性。在写法上尽可能将入书资料核实准确，避免谬误，既忠于事实，不拔高溢美，又求语言生动形象，使人物个性突现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应收录的人物被遗漏。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因入伍或升学通讯地址不详而无法联系，一些人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已经失传。还有一些符合入编条件却不愿意提供材料的，他们自认为“凤凰焉能居雀窝，”在南昌，一些在位的“高干”领导，我们“三顾茅庐”不能见面，对此我只好无奈地“漏”掉，仅在人物表中留下名字，唯愿后人能够重修，让大岗镇的人和事，可以得到留传。不过，人，只要是有所成就，只要是做了一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就不会被人所遗忘，就不会淹没在历史的芸芸众生中而不为人所知。
《大岗镇志》的面世，是大岗镇的一件幸事，这里不仅付出了编者的心血，而且还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在编纂过程中，有关部门和村组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江西师大软件学院工作的余华凌不但给本志写来了序言，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提高志书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何钟芳，他不顾70岁的高龄，东奔西跑，可以说是跑遍了市内外，得到了人间真情，也尝到了酸、甜的兹味，为志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大岗镇志》的出版得到了大岗镇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体现了他们对家乡事业的厚爱和关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罗清文、陈发根、杨小春、管日顺、曾志荣、黄金海、黄兴泉、梁明昌、陈明华、余华凌、余方来、黄祥辉、曾洪龙、付瑞交、邹昌瑞、杨德龙、管国亮、黄发禄、黄发元等企业家，老领导，后起新秀，特别是大岗镇党委书记杜健雄、曹亲林的关怀和重视，从而使镇志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藉镇志付梓之机，向曾经给予我支持、鼓励、指导和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写乡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工作。虽然我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广征博引，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数易其稿，但仍感资料欠缺，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挂一漏万，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聆期日后纠谬补阙，以匡不逮，不胜盼望之至！是为跋。
戊子年孟春中浣之六日临川后学万安飞谨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