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农民收入
解放前，湖南乡广大劳动人民虽成年累月辛勤劳作，却仍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受剥削是多方面的，如雇工剥削、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等。严重的，当时有所谓“老虎租”即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秋后根据实际收入，按“倒四六”分成交租，地主分六成，农民分四成。或对半分成。还有所谓“阎王债”即春借一担谷，秋还两担粮。农民劳动所得，几乎被掠夺一空。如梅岗村，数十户人家，穷得“人人穿烂衣，家家住茅棚，户户吃糠菜，三个男人就有一个卖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继而通过互助合作，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55年人平收入为43.6元，1956年为47.2元，1957年为48.3元，三年递增8.26%。人民公社化后，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未认真实行按劳动分配。1958年全社总收入4203053元，总支出1174133元。公积金525890元，公益金128087元。社员30316人，分配2374943元，其中工资1374787元，供给1000156元。人均收入82元。1959年全社总收入5653555元，总支出1548998元。公社积金850730元，公益金139383元，社员公配3144440元，其中工资1672174元，供给1442270元，人均105元。1977年全社总收入3783280元，总支出1069705元，农业税214066元，公共积累（包括生产基金）275915元，社员分配2223480元，人均210元。1961年—1963年湖南农民人平均收入相对稳定在47—56之间。1966年全乡农民人平均收入为51.4元，1968年下降至43.8元，1970年升为66.65元，1972年上升为80.18元，1973年下降为68.66元，1976年又降为63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乡农民收入逐年上升。1979年至1983年农民平均收入分别为89.07、106.23、153.75元、281.89元。1984年至1989年农民平均收入步入“快车道”分别为385元、441元、492元、536元、588元、663元。1984年全乡农业总产值1837万元，比1978年增长23.5%。粮食总产5265万斤，达历史最高纪录。农民人均收入387元，比1978年增长18.3%。1995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20720万元比1992年增长421.80%。其中农业产值6730万元，比1992年增长24.4%，农民人均收入1600元，比1992年增长70.1%。1997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2350元，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4240元。
1984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387元，比1978年增长18.3%。1995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1600元，比1992年增长70%%。2005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3750元。2006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4240元，比2005年增长13.7%。
下面是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鹏溪公社贯塘大队（今山塘村委会）第四生产队贫农社员邹源发忆苦思甜，痛说的一段家史——穷人血泪史。
我是一个老雇农，在旧社会打了近四十年长工，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世上罪。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
幼年丧父，苦上加苦
解放前，我家一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父亲邹茂祥，靠帮人做爆竹为生，由于积劳过度，得了重病。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无钱治病而去世。母亲求亲拜友，好不容易将父亲安葬了。从此，我家失去了主心骨，生活更是苦上加苦。
乞讨要饭，穿死尸衣
父亲去世，生活越来越贫困。母亲只好将七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母亲靠帮人加工炮竹筒子勉强维持全家三口生活。后来炮竹筒子也没有加工了，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去讨饭。旧社会讨饭也是吃不饱，经常挨饿受冻。因此，母亲便把我兄弟二人放在家中去帮地主家当佣人，赚些微薄工钱养活我们。我五岁那年，弟弟因饿得病不治而亡。
挨饿可以讨饭，受冻没人给衣。母亲只好捡些死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洗一洗便穿起来。后来一些有钱的人家死了人，将死人身人脱下来的衣烧掉，不让我们捡。由于受冻难挨，我们经常到坟山上捡些被狼狗扒出来的死尸衣服穿。就这样，我母子穿了六年死尸衣。
当年做马四十年
我8岁时便开始给地主打长工，一直打到解放。四十年长工生活，便是四十年牛马。我记得四十年中，先后帮过八家地主打长工，但不论哪家都一样，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地主个个狼。
打长工有四怕：一怕生病。俗话说，长工长工，长年劳动，一天不动，辞退下工。小病可以勉强做事，但不能久拖，久拖必成大病。歇一天，地主不但不给饭吃，还要扣工钱。记得26岁那年，在地主刘显仂家打长工，一次脚生毒不能下地干活，足足饿了一天。二怕冬天下雪。天寒地冻天不亮就要起早去捡粪，地主规定，每天要捡猪狗屎100斤，否则回来没饭吃。下雪天不仅没有套鞋穿，连破烂布鞋也没穿，天天打着赤足走在雪上去检粪，双足经常冻烂。三怕地主喝醉酒。一天，地主刘显仂到竹溪村朋友家去吃酒，断了夜光还没回来。地主婆子叫我拿灯笼去接他，走到半路，地主刘显仂喝得大醉摇摇摆摆回来了，走到我身边破口大骂“该死的东西，这么晚才来”！说罢打了我一个耳光，夺了我的灯笼，将我推到田里，扬长而去。四怕天旱不下雨。要是天旱，田里没有水。长工就得整天整夜赶牛车车水。别想睡觉。要是休息睡觉，被地主发觉，不是打便是骂，记得我九岁的时候，因一连赶了几夜车，实在太疲倦了，一不小心把脚踩到牛车网中去了，幸好牛懂事，停了车，才未碾断脚骨头，只擦破一层肉皮，母亲将我背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才好，至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
借高利贷娶老婆
打长工赚的钱，母亲舍不得用，积攒起来要为我要老婆。可是攒了十多年，还是不够要老婆。二十七、八岁时，我还是个单身汉。
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得病去世。母亲的死，使我非常伤心，不仅将积蓄的钱花光了，更痛苦的是失去了唯一可爱可敬可依靠的亲人。
我是独子，按规定不要当兵。我三十岁的时候，伪保长不管独子不独子，硬要抓我去当兵。后来他又假意说情，免了我的兵，要我帮他做事。我帮他做了两年事，没得一分工钱。为了讨老婆，我借高利贷三十担谷，在三十二岁那年娶了一个二婚娘子人。后来，又打了八年长工，才还清了这笔债。
鬼子窝中虎口逃生
1942年，日本鬼子从抚州到鹏溪来了，鬼子上午骑马来，下午骑马归。老百姓吓得白天躲到山里，晚上才回家。不久，30多个日本鬼子驻在鹏溪不走，他们一来便抢鸡杀猪，他们做饭不烧柴，专烧老百姓的抽斗、门壁；他们拉尿不上厕所，专门拉在人家米缸里、脚盆里。
一天，我不幸在村里碰上鬼子，被鬼子捉去了。鬼子将我捆绑到抚州，关在一个大院子里，那里有100多个鬼子。里面还有一个被抓来的难友，我们两人整天为鬼子做事，一切重大的苦工都要我们做。鬼子天天吃鸡吃肉，吃不掉就喂狼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过了半个多月，难友被折磨死了。我想如果不走，终久也要被折磨死。一天晚上，我乘鬼子熟睡之机，翻墙逃了出来。回到村里，不见妻子儿子，经打听在山上找到他们母子4人，回到家中，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米缸里有一些米，由于鬼子拉屎在缸里，米都带臭味，我们为了充饥，将米洗干净做饭吃。
贫病交加卖儿活命
日寇窜扰以后，由于衣服、被子、家具等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生活更加困难了，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行船又遭顶头风。1945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起初是生疮，后来全身发肿，地主见我生病做不得事，就把我辞退了。回到家中，一家四口抱头痛哭。那时，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12岁，在外帮人打长工，次子7岁，三子2岁。我病了以后，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劳动，不要说治病，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儿子林云又带伤回家，他被当地地主的儿子打断了手。为了活命，为了治病，我老婆到处求助借钱，没有借到。夫妻商量，只好将次子卖掉，卖得15块银元，只够买三担谷，才算把大儿子林云的手治好。我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做事。他们母子三人只好又讨饭过日子。后来我的病好了，又去帮地主打长工，一直打到解放。
邹源发的“穷人血泪史”是湖南乡贫苦农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血泪史”，再过若干年后，人们都会把它忘记。我们把它收入乡志，可激励人们不忘过去苦、牢记血泪恨。当年65岁的邹源发老人已作古多年。他的后代如今生活怎么样？我们到他家中实地采访。邹源发的大儿子邹林云，现年74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新建了一栋平房，一栋楼房，本人1954年参军入伍，退伍后曾担过多年大队干部。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在杭州打工（三儿子在杭州当保安）。三子邹德云，现年64岁，生有二子二女，德云长子邹永恒17岁考取少年科大，现在景德镇景鄱机械厂任副经理。德云二子在东馆中学任教，在抚州买了房子。德云本人是退休邮电工人，妻子是退休教师。现在二儿家带孙仔，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卖掉的老二，在风岗（崇岗）镇当老师，是小学校长，已退休，改名徐会昌，兄弟三人经常有来往。
富人发家史
在1965年鹏溪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资料中，我们发现湖南乡地区最大的地主双礼兴的发家史的资料。
双礼兴，湖南乡鹏溪村委会双家村人，祖宗四代剥削发家致富。土改时，双礼兴全家七人，有耕地42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85%，有房屋47间，先后娶有大小老婆七个，雇长工、厨工、佣妇九人。
双礼兴的曾祖父双元普，出生于道光末年，光绪14年中举。中举前生活并不富裕，只有三亩农田，2间房子。中举后凭着官老爷的势力，到处敲诈勒索，周围地主豪绅都用金钱巴结他，平民百姓无钱相送，也得送些鸡、鸭、鱼、蛋之类的东西，很快地便发了起来，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成为临川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大富豪。
双礼兴祖父双汝澄，父亲双桥松剥削农民更厉害，他们在政治上依靠大舅黄景直（江西省社会处秘书），二舅黄光斗（江西省社会厅厅长）、表叔李淑明（江西省警察局局长）的反动势力，双桥松当上了南京交通局局长，当地的伪保甲长都是双家族的人。他的祖辈先后购买田地400多亩。
双礼兴从他祖父，父亲手中接过万贯家财，继续依靠黄光斗的势力，在伪县政府混3个名义科长，到处作威作福，鱼肉乡民。
双礼兴从农民手中买来土地，又将土地出租给失地农民。双礼兴出租土地350亩，每亩平均租谷6桶半（约200市斤），不论天灾人祸，一斤谷子都不能少。长年雇用三个长工，为他耕种70多亩地，不少佃户交不起租谷。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不少长工终年劳累成病，不治而亡，吴女俚、戴初仔、邱来英等便是被双家地主逼租、逼债、贫病交加而亡。
第二章 农民消费
第一节 口粮
解放前，湖南乡农民多数生活困窘，度日艰难，一般都是干稀搭配，糠菜兼食，年人平口粮只有360市斤。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口粮消费标准稳步提高。1950年至1952年每年人平各为400市斤，1953年至1957年增为460市斤，“大跃进”时，农民口粮偏低，一度“低标准、瓜菜代”。1963年经济好转，农民口粮恢复到400市斤，1965年增为436.5市斤，1960年至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农民年人平口粮长期在500市斤上下徘徊。1978年后粮食持续增产，农民口粮消费继续增加，1979年，人平557.5市斤，1981年人均口粮598市斤，1983年人平793市斤，1985年至1989年，年人平达到902市斤，比1976年增加80.4%。
农民食肉主要靠自养生猪解决，或在交售生猪后由食品站回供。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制后至市场购买。1949年湖南农民每人每年平均食肉4.2公斤，1987年根据抽样调查每人每年平均食肉20.18公斤，为1949年的4.04倍。鲜鱼、禽蛋、家禽乃至香菇，木耳，墨鱼等也开始成为农民家中经常性副食品，其它如糖果、烟酒、调味品等消费量也大大增大，并朝高档型发展。主食（粮食）消费逐步下降，副食品消费量不断增长。饮食结构发生的变化，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
湖南公社粮食分配情况：1958年粮食总产49633500斤，国家部分13276100斤，其中公粮3677600斤，余粮9598500斤，集体部份（种子、饲料储蓄粮）20440900斤。社员分配部分15916500斤，其中粮15620000斤，人均口粮558斤。（参加分配人数28000人）。1959年，粮食总产53601700斤，国家部分14386700斤，其中公粮3534200斤，余粮10852500斤，集体部分23604900斤，社员部分15610100斤，其中口粮15065100斤，人均525斤。（参加分配人数28695人）。1978年，粮食总产29114522斤，征购粮7114893斤，其中公粮2223931斤，购粮4890962斤，集体（种子，饲料、储备）3794694斤，社员分配18204935斤，人均511斤。
第二节 衣着
衣料解放前，湖南农民穿的都是家织青蓝土布，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穿着条件明显改善。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都穿龙头细布，线布，纱。60年代普遍穿上化纤，混纺，灯芯绒。80年代转向涤棉，涤毛，尼绒，乔其纱等高档布，衣服款式也千姿百态。90年代以来毛料，皮子到处可见。
鞋袜解放前，湖南农民穿着很差，一般天晴布鞋，落雨穿油鞋，履鞋，钉靴；家境贫苦者，则是赤脚草鞋，寒冬腊月，才用布鞋、布袜御寒。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穿着大大改善，逐渐改穿胶鞋，皮鞋。天热穿凉鞋，拖鞋；落雨穿套鞋，套靴。古老笨重的油鞋钉靴早已淘汰。套鞋有平口、短统、长统等规格，皮鞋有猪皮、牛皮、人造革等品种。布袜已不复见。上世纪60年代多穿纱袜，70年代改穿尼龙袜，80年代流行丝光袜。
第三节 住房
解放前，湖南富农多居住宽敞的砖瓦房，设备讲究。农民多居住竹、木建成的简易住房或土壁平房，不仅几代同居，拥挤窄狭，人平只有3-4平方米，而且人畜混杂，阴暗潮湿，破烂不堪，容易传染各种疾病。有的农民甚至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得不租借别人的房屋或在祠堂、庙宇内栖身。
解放后，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房屋，此后又在发展生产中陆续自建了一批新房。但从公社化到文革后的近二十年中，农民建房极少，而人口剧增，住房十分拥挤，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农民勤劳致富，建新房的越来越多，且大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美观，采光通风良好，厨房、卫生间、厅堂、阳台配套。据抽样调查，湖南乡有70%以上的农户盖了楼房。
第四节 生活日用品
解放前，湖南农民用具简陋、粗糙。新中国成立后，轻工业逐步发展，农民用具日新月异，炊具现时习惯仍以铁锅为主，兼用铝锅、钢精锅、高压锅、电饭煲。餐具，农民常用的碗、盘、杯、碟已由竹、陶、粗瓷转向搪瓷、塑料细瓷、不锈钢制品，款式多样。雨具中的蓑衣、斗笠极少，用的多为老农，一般年青人都穿雨衣、雨裤。伞为晴雨两用，有布伞、尼龙伞、折伞、自动伞等品种，纸伞、油布伞早已被淘汰。洗涤、皂果洗衣洗手的习惯早已废止，现在已改用肥皂、香皂、药皂和洗衣粉。一些经济富裕的农家，还用上了洗衣机。照明，农村过去燃松照明，点菜油灯，煤油灯，现在全部改用电灯，少数人已用上了空调。家具，传统的“宜黄橱子三弯床”已为大衣柜、小衣柜、高低床、席梦思、写字台、床头柜、食品柜等新式家具所取代。党的富民政策，导致农村日用高档商品消费激增。据抽样调查1989年全乡手表户均1.43只，自行车户均1.21辆，时钟户均0.49座，缝纫机户均0.36台，收音机户均0.66部，收录机户均0.13部，黑白电视机户均0.46台，电风扇户均0.42台，洗衣机户均0.014台，大家具户均2.03件。如今多数农户有摩托车，少数人还有小汽车，面包车。
解放前，湖南乡广大劳动人民虽成年累月辛勤劳作，却仍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受剥削是多方面的，如雇工剥削、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等。严重的，当时有所谓“老虎租”即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秋后根据实际收入，按“倒四六”分成交租，地主分六成，农民分四成。或对半分成。还有所谓“阎王债”即春借一担谷，秋还两担粮。农民劳动所得，几乎被掠夺一空。如梅岗村，数十户人家，穷得“人人穿烂衣，家家住茅棚，户户吃糠菜，三个男人就有一个卖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继而通过互助合作，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55年人平收入为43.6元，1956年为47.2元，1957年为48.3元，三年递增8.26%。人民公社化后，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未认真实行按劳动分配。1958年全社总收入4203053元，总支出1174133元。公积金525890元，公益金128087元。社员30316人，分配2374943元，其中工资1374787元，供给1000156元。人均收入82元。1959年全社总收入5653555元，总支出1548998元。公社积金850730元，公益金139383元，社员公配3144440元，其中工资1672174元，供给1442270元，人均105元。1977年全社总收入3783280元，总支出1069705元，农业税214066元，公共积累（包括生产基金）275915元，社员分配2223480元，人均210元。1961年—1963年湖南农民人平均收入相对稳定在47—56之间。1966年全乡农民人平均收入为51.4元，1968年下降至43.8元，1970年升为66.65元，1972年上升为80.18元，1973年下降为68.66元，1976年又降为63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乡农民收入逐年上升。1979年至1983年农民平均收入分别为89.07、106.23、153.75元、281.89元。1984年至1989年农民平均收入步入“快车道”分别为385元、441元、492元、536元、588元、663元。1984年全乡农业总产值1837万元，比1978年增长23.5%。粮食总产5265万斤，达历史最高纪录。农民人均收入387元，比1978年增长18.3%。1995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20720万元比1992年增长421.80%。其中农业产值6730万元，比1992年增长24.4%，农民人均收入1600元，比1992年增长70.1%。1997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2350元，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4240元。
1984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387元，比1978年增长18.3%。1995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1600元，比1992年增长70%%。2005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3750元。2006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4240元，比2005年增长13.7%。
下面是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鹏溪公社贯塘大队（今山塘村委会）第四生产队贫农社员邹源发忆苦思甜，痛说的一段家史——穷人血泪史。
我是一个老雇农，在旧社会打了近四十年长工，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世上罪。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
幼年丧父，苦上加苦
解放前，我家一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父亲邹茂祥，靠帮人做爆竹为生，由于积劳过度，得了重病。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无钱治病而去世。母亲求亲拜友，好不容易将父亲安葬了。从此，我家失去了主心骨，生活更是苦上加苦。
乞讨要饭，穿死尸衣
父亲去世，生活越来越贫困。母亲只好将七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母亲靠帮人加工炮竹筒子勉强维持全家三口生活。后来炮竹筒子也没有加工了，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去讨饭。旧社会讨饭也是吃不饱，经常挨饿受冻。因此，母亲便把我兄弟二人放在家中去帮地主家当佣人，赚些微薄工钱养活我们。我五岁那年，弟弟因饿得病不治而亡。
挨饿可以讨饭，受冻没人给衣。母亲只好捡些死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洗一洗便穿起来。后来一些有钱的人家死了人，将死人身人脱下来的衣烧掉，不让我们捡。由于受冻难挨，我们经常到坟山上捡些被狼狗扒出来的死尸衣服穿。就这样，我母子穿了六年死尸衣。
当年做马四十年
我8岁时便开始给地主打长工，一直打到解放。四十年长工生活，便是四十年牛马。我记得四十年中，先后帮过八家地主打长工，但不论哪家都一样，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地主个个狼。
打长工有四怕：一怕生病。俗话说，长工长工，长年劳动，一天不动，辞退下工。小病可以勉强做事，但不能久拖，久拖必成大病。歇一天，地主不但不给饭吃，还要扣工钱。记得26岁那年，在地主刘显仂家打长工，一次脚生毒不能下地干活，足足饿了一天。二怕冬天下雪。天寒地冻天不亮就要起早去捡粪，地主规定，每天要捡猪狗屎100斤，否则回来没饭吃。下雪天不仅没有套鞋穿，连破烂布鞋也没穿，天天打着赤足走在雪上去检粪，双足经常冻烂。三怕地主喝醉酒。一天，地主刘显仂到竹溪村朋友家去吃酒，断了夜光还没回来。地主婆子叫我拿灯笼去接他，走到半路，地主刘显仂喝得大醉摇摇摆摆回来了，走到我身边破口大骂“该死的东西，这么晚才来”！说罢打了我一个耳光，夺了我的灯笼，将我推到田里，扬长而去。四怕天旱不下雨。要是天旱，田里没有水。长工就得整天整夜赶牛车车水。别想睡觉。要是休息睡觉，被地主发觉，不是打便是骂，记得我九岁的时候，因一连赶了几夜车，实在太疲倦了，一不小心把脚踩到牛车网中去了，幸好牛懂事，停了车，才未碾断脚骨头，只擦破一层肉皮，母亲将我背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才好，至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
借高利贷娶老婆
打长工赚的钱，母亲舍不得用，积攒起来要为我要老婆。可是攒了十多年，还是不够要老婆。二十七、八岁时，我还是个单身汉。
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得病去世。母亲的死，使我非常伤心，不仅将积蓄的钱花光了，更痛苦的是失去了唯一可爱可敬可依靠的亲人。
我是独子，按规定不要当兵。我三十岁的时候，伪保长不管独子不独子，硬要抓我去当兵。后来他又假意说情，免了我的兵，要我帮他做事。我帮他做了两年事，没得一分工钱。为了讨老婆，我借高利贷三十担谷，在三十二岁那年娶了一个二婚娘子人。后来，又打了八年长工，才还清了这笔债。
鬼子窝中虎口逃生
1942年，日本鬼子从抚州到鹏溪来了，鬼子上午骑马来，下午骑马归。老百姓吓得白天躲到山里，晚上才回家。不久，30多个日本鬼子驻在鹏溪不走，他们一来便抢鸡杀猪，他们做饭不烧柴，专烧老百姓的抽斗、门壁；他们拉尿不上厕所，专门拉在人家米缸里、脚盆里。
一天，我不幸在村里碰上鬼子，被鬼子捉去了。鬼子将我捆绑到抚州，关在一个大院子里，那里有100多个鬼子。里面还有一个被抓来的难友，我们两人整天为鬼子做事，一切重大的苦工都要我们做。鬼子天天吃鸡吃肉，吃不掉就喂狼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过了半个多月，难友被折磨死了。我想如果不走，终久也要被折磨死。一天晚上，我乘鬼子熟睡之机，翻墙逃了出来。回到村里，不见妻子儿子，经打听在山上找到他们母子4人，回到家中，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米缸里有一些米，由于鬼子拉屎在缸里，米都带臭味，我们为了充饥，将米洗干净做饭吃。
贫病交加卖儿活命
日寇窜扰以后，由于衣服、被子、家具等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生活更加困难了，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行船又遭顶头风。1945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起初是生疮，后来全身发肿，地主见我生病做不得事，就把我辞退了。回到家中，一家四口抱头痛哭。那时，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12岁，在外帮人打长工，次子7岁，三子2岁。我病了以后，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劳动，不要说治病，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儿子林云又带伤回家，他被当地地主的儿子打断了手。为了活命，为了治病，我老婆到处求助借钱，没有借到。夫妻商量，只好将次子卖掉，卖得15块银元，只够买三担谷，才算把大儿子林云的手治好。我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做事。他们母子三人只好又讨饭过日子。后来我的病好了，又去帮地主打长工，一直打到解放。
邹源发的“穷人血泪史”是湖南乡贫苦农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血泪史”，再过若干年后，人们都会把它忘记。我们把它收入乡志，可激励人们不忘过去苦、牢记血泪恨。当年65岁的邹源发老人已作古多年。他的后代如今生活怎么样？我们到他家中实地采访。邹源发的大儿子邹林云，现年74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新建了一栋平房，一栋楼房，本人1954年参军入伍，退伍后曾担过多年大队干部。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在杭州打工（三儿子在杭州当保安）。三子邹德云，现年64岁，生有二子二女，德云长子邹永恒17岁考取少年科大，现在景德镇景鄱机械厂任副经理。德云二子在东馆中学任教，在抚州买了房子。德云本人是退休邮电工人，妻子是退休教师。现在二儿家带孙仔，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卖掉的老二，在风岗（崇岗）镇当老师，是小学校长，已退休，改名徐会昌，兄弟三人经常有来往。
富人发家史
在1965年鹏溪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资料中，我们发现湖南乡地区最大的地主双礼兴的发家史的资料。
双礼兴，湖南乡鹏溪村委会双家村人，祖宗四代剥削发家致富。土改时，双礼兴全家七人，有耕地42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85%，有房屋47间，先后娶有大小老婆七个，雇长工、厨工、佣妇九人。
双礼兴的曾祖父双元普，出生于道光末年，光绪14年中举。中举前生活并不富裕，只有三亩农田，2间房子。中举后凭着官老爷的势力，到处敲诈勒索，周围地主豪绅都用金钱巴结他，平民百姓无钱相送，也得送些鸡、鸭、鱼、蛋之类的东西，很快地便发了起来，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成为临川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大富豪。
双礼兴祖父双汝澄，父亲双桥松剥削农民更厉害，他们在政治上依靠大舅黄景直（江西省社会处秘书），二舅黄光斗（江西省社会厅厅长）、表叔李淑明（江西省警察局局长）的反动势力，双桥松当上了南京交通局局长，当地的伪保甲长都是双家族的人。他的祖辈先后购买田地400多亩。
双礼兴从他祖父，父亲手中接过万贯家财，继续依靠黄光斗的势力，在伪县政府混3个名义科长，到处作威作福，鱼肉乡民。
双礼兴从农民手中买来土地，又将土地出租给失地农民。双礼兴出租土地350亩，每亩平均租谷6桶半（约200市斤），不论天灾人祸，一斤谷子都不能少。长年雇用三个长工，为他耕种70多亩地，不少佃户交不起租谷。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不少长工终年劳累成病，不治而亡，吴女俚、戴初仔、邱来英等便是被双家地主逼租、逼债、贫病交加而亡。
第二章 农民消费
第一节 口粮
解放前，湖南乡农民多数生活困窘，度日艰难，一般都是干稀搭配，糠菜兼食，年人平口粮只有360市斤。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口粮消费标准稳步提高。1950年至1952年每年人平各为400市斤，1953年至1957年增为460市斤，“大跃进”时，农民口粮偏低，一度“低标准、瓜菜代”。1963年经济好转，农民口粮恢复到400市斤，1965年增为436.5市斤，1960年至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农民年人平口粮长期在500市斤上下徘徊。1978年后粮食持续增产，农民口粮消费继续增加，1979年，人平557.5市斤，1981年人均口粮598市斤，1983年人平793市斤，1985年至1989年，年人平达到902市斤，比1976年增加80.4%。
农民食肉主要靠自养生猪解决，或在交售生猪后由食品站回供。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制后至市场购买。1949年湖南农民每人每年平均食肉4.2公斤，1987年根据抽样调查每人每年平均食肉20.18公斤，为1949年的4.04倍。鲜鱼、禽蛋、家禽乃至香菇，木耳，墨鱼等也开始成为农民家中经常性副食品，其它如糖果、烟酒、调味品等消费量也大大增大，并朝高档型发展。主食（粮食）消费逐步下降，副食品消费量不断增长。饮食结构发生的变化，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
湖南公社粮食分配情况：1958年粮食总产49633500斤，国家部分13276100斤，其中公粮3677600斤，余粮9598500斤，集体部份（种子、饲料储蓄粮）20440900斤。社员分配部分15916500斤，其中粮15620000斤，人均口粮558斤。（参加分配人数28000人）。1959年，粮食总产53601700斤，国家部分14386700斤，其中公粮3534200斤，余粮10852500斤，集体部分23604900斤，社员部分15610100斤，其中口粮15065100斤，人均525斤。（参加分配人数28695人）。1978年，粮食总产29114522斤，征购粮7114893斤，其中公粮2223931斤，购粮4890962斤，集体（种子，饲料、储备）3794694斤，社员分配18204935斤，人均511斤。
第二节 衣着
衣料解放前，湖南农民穿的都是家织青蓝土布，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穿着条件明显改善。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都穿龙头细布，线布，纱。60年代普遍穿上化纤，混纺，灯芯绒。80年代转向涤棉，涤毛，尼绒，乔其纱等高档布，衣服款式也千姿百态。90年代以来毛料，皮子到处可见。
鞋袜解放前，湖南农民穿着很差，一般天晴布鞋，落雨穿油鞋，履鞋，钉靴；家境贫苦者，则是赤脚草鞋，寒冬腊月，才用布鞋、布袜御寒。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穿着大大改善，逐渐改穿胶鞋，皮鞋。天热穿凉鞋，拖鞋；落雨穿套鞋，套靴。古老笨重的油鞋钉靴早已淘汰。套鞋有平口、短统、长统等规格，皮鞋有猪皮、牛皮、人造革等品种。布袜已不复见。上世纪60年代多穿纱袜，70年代改穿尼龙袜，80年代流行丝光袜。
第三节 住房
解放前，湖南富农多居住宽敞的砖瓦房，设备讲究。农民多居住竹、木建成的简易住房或土壁平房，不仅几代同居，拥挤窄狭，人平只有3-4平方米，而且人畜混杂，阴暗潮湿，破烂不堪，容易传染各种疾病。有的农民甚至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得不租借别人的房屋或在祠堂、庙宇内栖身。
解放后，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房屋，此后又在发展生产中陆续自建了一批新房。但从公社化到文革后的近二十年中，农民建房极少，而人口剧增，住房十分拥挤，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农民勤劳致富，建新房的越来越多，且大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美观，采光通风良好，厨房、卫生间、厅堂、阳台配套。据抽样调查，湖南乡有70%以上的农户盖了楼房。
第四节 生活日用品
解放前，湖南农民用具简陋、粗糙。新中国成立后，轻工业逐步发展，农民用具日新月异，炊具现时习惯仍以铁锅为主，兼用铝锅、钢精锅、高压锅、电饭煲。餐具，农民常用的碗、盘、杯、碟已由竹、陶、粗瓷转向搪瓷、塑料细瓷、不锈钢制品，款式多样。雨具中的蓑衣、斗笠极少，用的多为老农，一般年青人都穿雨衣、雨裤。伞为晴雨两用，有布伞、尼龙伞、折伞、自动伞等品种，纸伞、油布伞早已被淘汰。洗涤、皂果洗衣洗手的习惯早已废止，现在已改用肥皂、香皂、药皂和洗衣粉。一些经济富裕的农家，还用上了洗衣机。照明，农村过去燃松照明，点菜油灯，煤油灯，现在全部改用电灯，少数人已用上了空调。家具，传统的“宜黄橱子三弯床”已为大衣柜、小衣柜、高低床、席梦思、写字台、床头柜、食品柜等新式家具所取代。党的富民政策，导致农村日用高档商品消费激增。据抽样调查1989年全乡手表户均1.43只，自行车户均1.21辆，时钟户均0.49座，缝纫机户均0.36台，收音机户均0.66部，收录机户均0.13部，黑白电视机户均0.46台，电风扇户均0.42台，洗衣机户均0.014台，大家具户均2.03件。如今多数农户有摩托车，少数人还有小汽车，面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