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业余教育
民国19年(1929)，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法，湖南民众业余学校开始兴起。这些学校大都附设在各地小学内，利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的“三余”时间开课，入学对象为17—50岁的失学男女群众。教授课目是识字、常识、算术（含珠算、笔算），乐歌（音乐），办学经费由公产租谷款内拨学员，学费全免（含书本费）。但由于经费难筹，时办时停，至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各种业余学校有名无实。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业余教育十分重视。1952年开办冬学，推行速成识字法，大力开展扫盲活动。当时县里每年拨给8千至1万元扫盲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由乡镇补上，村组则筹集灯油费，乡每年终都要培训一次义务教师，义务教师享受村干部的相等待遇，学员每学一晚记2-3工分，规定脱盲人员必须会认会写1500个常用汉字。湖南各村还组织儿童团识字队伍。在各交通道口指导过往人识字，对不接受识字的人不准通过。
1955年，冬学转为民校，实行“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的学习制度，将单一的夜校课堂教学发展到组织中小学生“送字上门”、“包教保学”和村头村尾，集圩要道，挂上识字牌，出工休工，进圩出圩都要识字等多种形式，全乡出现了亲帮亲，邻帮邻，夫妻互问字，儿子教母亲的可喜景象，大大加快了扫盲步伐，许多农民在夜校里面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民夜校被迫中断，1973年改为“四结合”（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政治夜校，背毛主席语录。1978年全镇农民夜校复课。通过政府教育系统的“双线责任制”落实了“镇长包筹集资金，保办学条件，村委会主任包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包进得来留得住，校长包组织好师资，保教学质量；家长包送子女上学；属青壮年文盲的还要保证自己完成规定的发盲任务”的“四包四保”责任制，全面落实“两基”教育。1987年转为实用技术教育为主的文化技术学校。
第二章 幼儿教育
清朝，湖南境内民间盛行“蒙馆”。所谓“蒙馆”，即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入学的对象均为幼稚年龄儿童，教授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描红和临摹）、点读、背诵。教材是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千家诗》一类，女幼儿要加读《女孝经》、《昔时贤文》等蒙馆是大村或大姓延师设馆，招收本村本姓幼儿，也有独家延师设馆，兼收亲朋好友的子弟。一个蒙馆由一名教师执教、教授一二十个年龄，程度不同幼儿，采用“同窗读书，分级授业”的教学方法，采用只点读不讲解的教学方法。
背书写字凡不合格者，时遭体罚。蒙馆学习无固定年限，随儿童家长的志愿，读一两年、三五年、七八年的都有。每年分期或五个学期，放假一般在春节，端午重阳等节气前后。
比“蒙馆”高一级的叫“经馆”。经馆的学生以富家子弟为多，目的多为投老儒家，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其它还有《古人观止》、《御批通鉴辑览》之类，课程分读书、讲书、作文，经馆不设习字课，以作文代习字，一般早晨，下午读书，上午塾师开讲，学生回讲，晚上要求学生读书背诵；逢三、八作诗，三五作文，但也没有固定。反复训练的是八股文，试贴诗，以求应考童试，进入县学或书院，参加科学，经馆学生学习亦无固定年限，或三年五年，或一年半载。
学塾一般都订有详细的塾规，要求学生“言须重手而立，坐须端正其身，弗莫嬉戏打闹，弗莫左顾右盼。”塾师备有戒尺，对违规学生或学业不佳者，轻则罚站，留堂（留在塾中，不准回家），重则罚跪，鞭苔即用戒尺打手心或臂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创立的“蒙养院”宗旨为：蒙胧学与家教合一，以蒙养辅助助家庭教育。入学对象是“三至五岁”的幼儿。课程内容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每天授课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四小时”。这切合幼儿年龄，性格特征，利于幼儿心身健康发展。但因多种原因，蒙养院并没有在湖南乡境内实施。“蒙馆”仍操湖南幼儿教育之年耳。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战乱频频，地方政权更迭，政令朝出夕改，使湖南乡境内的幼儿教育仅仅限于改“蒙馆”为“幼稚园”的一纸空文。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临川县县长彭学游于十一月八日发出训令：“奉江西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会公署教学第37067号训令，为改进本区教育应注意事项第九条办幼稚园，县应依法开办，并督各中心国民学校一律附设幼稚园，藉以提高幼稚教育……”，但因人力经费不足，许多学校的幼儿班，有名无实，挂牌虚设。
1958年“大跃进”，大批妇女田间劳动，农村各大队都办起了幼儿班，但因经费无着落，师资质量差，基本上停办。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乡的幼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湖南中心小学和一些村办小学开设了学前班，还有一些私办幼儿园。
民国19年(1929)，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法，湖南民众业余学校开始兴起。这些学校大都附设在各地小学内，利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的“三余”时间开课，入学对象为17—50岁的失学男女群众。教授课目是识字、常识、算术（含珠算、笔算），乐歌（音乐），办学经费由公产租谷款内拨学员，学费全免（含书本费）。但由于经费难筹，时办时停，至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各种业余学校有名无实。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业余教育十分重视。1952年开办冬学，推行速成识字法，大力开展扫盲活动。当时县里每年拨给8千至1万元扫盲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由乡镇补上，村组则筹集灯油费，乡每年终都要培训一次义务教师，义务教师享受村干部的相等待遇，学员每学一晚记2-3工分，规定脱盲人员必须会认会写1500个常用汉字。湖南各村还组织儿童团识字队伍。在各交通道口指导过往人识字，对不接受识字的人不准通过。
1955年，冬学转为民校，实行“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的学习制度，将单一的夜校课堂教学发展到组织中小学生“送字上门”、“包教保学”和村头村尾，集圩要道，挂上识字牌，出工休工，进圩出圩都要识字等多种形式，全乡出现了亲帮亲，邻帮邻，夫妻互问字，儿子教母亲的可喜景象，大大加快了扫盲步伐，许多农民在夜校里面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民夜校被迫中断，1973年改为“四结合”（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政治夜校，背毛主席语录。1978年全镇农民夜校复课。通过政府教育系统的“双线责任制”落实了“镇长包筹集资金，保办学条件，村委会主任包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包进得来留得住，校长包组织好师资，保教学质量；家长包送子女上学；属青壮年文盲的还要保证自己完成规定的发盲任务”的“四包四保”责任制，全面落实“两基”教育。1987年转为实用技术教育为主的文化技术学校。
第二章 幼儿教育
清朝，湖南境内民间盛行“蒙馆”。所谓“蒙馆”，即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入学的对象均为幼稚年龄儿童，教授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描红和临摹）、点读、背诵。教材是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千家诗》一类，女幼儿要加读《女孝经》、《昔时贤文》等蒙馆是大村或大姓延师设馆，招收本村本姓幼儿，也有独家延师设馆，兼收亲朋好友的子弟。一个蒙馆由一名教师执教、教授一二十个年龄，程度不同幼儿，采用“同窗读书，分级授业”的教学方法，采用只点读不讲解的教学方法。
背书写字凡不合格者，时遭体罚。蒙馆学习无固定年限，随儿童家长的志愿，读一两年、三五年、七八年的都有。每年分期或五个学期，放假一般在春节，端午重阳等节气前后。
比“蒙馆”高一级的叫“经馆”。经馆的学生以富家子弟为多，目的多为投老儒家，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其它还有《古人观止》、《御批通鉴辑览》之类，课程分读书、讲书、作文，经馆不设习字课，以作文代习字，一般早晨，下午读书，上午塾师开讲，学生回讲，晚上要求学生读书背诵；逢三、八作诗，三五作文，但也没有固定。反复训练的是八股文，试贴诗，以求应考童试，进入县学或书院，参加科学，经馆学生学习亦无固定年限，或三年五年，或一年半载。
学塾一般都订有详细的塾规，要求学生“言须重手而立，坐须端正其身，弗莫嬉戏打闹，弗莫左顾右盼。”塾师备有戒尺，对违规学生或学业不佳者，轻则罚站，留堂（留在塾中，不准回家），重则罚跪，鞭苔即用戒尺打手心或臂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创立的“蒙养院”宗旨为：蒙胧学与家教合一，以蒙养辅助助家庭教育。入学对象是“三至五岁”的幼儿。课程内容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每天授课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四小时”。这切合幼儿年龄，性格特征，利于幼儿心身健康发展。但因多种原因，蒙养院并没有在湖南乡境内实施。“蒙馆”仍操湖南幼儿教育之年耳。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战乱频频，地方政权更迭，政令朝出夕改，使湖南乡境内的幼儿教育仅仅限于改“蒙馆”为“幼稚园”的一纸空文。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临川县县长彭学游于十一月八日发出训令：“奉江西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会公署教学第37067号训令，为改进本区教育应注意事项第九条办幼稚园，县应依法开办，并督各中心国民学校一律附设幼稚园，藉以提高幼稚教育……”，但因人力经费不足，许多学校的幼儿班，有名无实，挂牌虚设。
1958年“大跃进”，大批妇女田间劳动，农村各大队都办起了幼儿班，但因经费无着落，师资质量差，基本上停办。
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乡的幼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湖南中心小学和一些村办小学开设了学前班，还有一些私办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