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虞集（1272-1348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道园。祖籍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阳。时值元朝举兵南下清扫南宋，其父因避兵乱，举家迁居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