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吴澄（1249-1333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江西崇仁县凤岗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自幼聪敏好学，3岁受家教，读诗辄能成诵。5岁入私塾读书，每日能记诵千字左右的文章，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其母恐他过分勤奋，熬坏身体，便限制读书用的灯油，而他总是待母入睡后，又悄然点灯，继续读书。7岁，就熟读了《孟子》、《论语》和五经，并能作文赋诗。9岁时，参加乡学考试，名列前茅。16岁，拜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为师，后又师事程绍开，研读朱熹理学。22岁，应乡贡试，考中第28名举人。但在日后多次进士考试中都落第，于是无心功名，回归故里，隐居布水谷，屏绝交游，潜心研究学问，致力于著述和校书工作，在教育界及学术界颇有影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