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介甫，封号荆国公，谥号文公。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初知浙江鄞县。嘉裙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熙宁三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 。他力主变法，坚持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新政，颁行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保甲、将兵等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