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晏殊
晏殊（991-1055年），北宋文学家、教育家，字同叔，谥号元献。江西临川人。自幼聪颖，7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院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后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方官。调进京后升任兵部尚书。
晏殊一生笃学不倦，忧勤国家，大兴学校，务进贤材，对北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卓有建树，为时人称道。
晏殊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从刑部侍郎知宗州（今河南商丘），为办教育做了许多实事。首先，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在商丘长城西北隅，更为睢阳戚同文讲学之所。晏殊到任后，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即奏上其事，帝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府书院日益扩大，加上后起的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其次，尽力延聘得力人才主管学校。《宋史》本传载：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仲淹为母守丧住应天府，受聘后果然不负众望，常住书院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培养了大批人才。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大兴教育的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
庆历三年（1043年），晏殊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常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下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即皆有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运动。
荐贤举能，知人善任，是晏殊的突出政绩和最大贡献。《宋史·晏殊传》说：“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及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才以吏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晏殊引荐人才有
四个特点：一、重才不重身世。欧阳修当时是个出身寒微而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晏殊发现欧阳修的答卷寓意深邃，即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二、重事实不计个人恩怨。范仲淹是由晏殊引荐而进入朝廷为官的，一次，晏、范之间因事发生尖锐冲突，但晏殊并不记恨在心，当范仲淹被人诬陷时，晏殊上书极力保护范仲淹，使之免罪。三、重本事不拘小节。王棋、张亢是被晏殊视为有司马相如和枚乘之才的座上宾，不但其貌不扬，还不顾场合，互相讥诮，出言不逊，甚至开晏殊的玩笑。但晏殊毫不介意，举王棋为应天府签判，并延张亢为幕僚。四、对同乡才子尤为看重，并寄以厚望。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和十多个同榜进士去拜见晏殊，待众人退后，晏殊独留王安石，相约饭会，破格款待，并为嘱其胸怀宽广而赠言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当时，王安石年轻气盛，对赠言的深意尚不理解。后来，王安石为相，进行熙宁变法，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因政敌太多而失败。王安石罢相后，真正领会了晏殊赠言的真谛。“功名千载下，不负汉廷臣”，王安石在晏殊挽词中给这位前贤以崇高的评价。
李觏
李觏（1009-1059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江西南城县人。他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庆历三年（1043年），创办旴江书院，讲学其中，桃李满园。皇祐二年（1050年），由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皇祐中，为国子监奏，后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
李觏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他提出“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即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固陋、下愚“五等”。他认为，圣人“不学而自能”，“会而成礼”，即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贤人“学而得其本”，即“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者”；迷惑“学而失其本”，很难具有纯粹的仁、义、智、信之性；固陋“兀然而不学”，自然不具有仁、义、智、信之性；下愚“虽学而不能”，完全没有仁、义、智、信之性。因此，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分等”施教。
其次，他提出“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即就性的来源说，它受命于天；就性的形成说，它又受命于人。他认为，上智之人天生为善，不必教，不必习；下愚之人天生为恶，虽教无益，虽学无功；中人天生为善恶混，由于教和习收效不同，有的可为善，成贤人，入上智，有的可为恶，成“固陋”，入下愚，有的则不上不下，仍为中人。
李觏把教育分为“耳目之感”与“心之思”两个认识阶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非常重视见和思的作用，认为人的认识、思想和品德，都是广泛学习的结果：“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即人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官有所得，才能有所感，有所思。人的思想、品德、知识等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这就否定了“自贤”、“自知”的唯心主义的先验的教育思想，坚持了“习贤”、“学知”的唯物主义的教育观念。
李觏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民成性”，并强调成性必须通过智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不仅“正其谊”，而且“谋其利”，不仅“明其道”，而且“计其功”，并强调要“导民以学”，以利其“为饮食”、“为宫室”、“为衣服”、“为器皿”等方面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觏认为，育才首先必须培养思想
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予具体的技能，即“六艺”。
曾巩
曾巩（1019—1083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字子固，谥文定，江西南丰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警敏慧悟，“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12岁试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笔法引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与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同登进士第，第二年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回京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实录检讨官等。复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其后历任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等地的知州，政绩卓著，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平易简朴，文道结合，别具一格。文字语言，谨严明洁；论事说理，平实透辟。历代知名的文人、学者，对曾巩的文章都评价很高。王安石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1042—1047年，曾巩在临川居住期间，在其所居侧创办兴鲁书院（今临川市六中和实验小学内），并亲自定学规，执讲席。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本人均在此讲过学，书院名声远播。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宜黄县令李祥创建儒学于县城北社稷坛右，曾巩为之作《宜黄县学记》，阐明了教育与国家盛衰治乱、人才成与不成的关系，肯定了学校教育对个人修身养性乃至治理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曾巩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弃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肢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经。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天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鸣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明此也欤。”
相传临川县城之东有一口水井，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此“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应教授王盛之请，曾巩写《墨池记》。曾巩指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之道德者耶！”说明书法艺术的造诣并非“天成”，而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并进一步说明，应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以此激励后人。
曾巩在其所写《劝学诏》中，建议朝廷“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至于学官，其能明于教率，而祥于考察，有得人称，则待以信赏。若训授无方，而取舍失实，亦将论其罚焉。”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介甫，封号荆国公，谥号文公。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初知浙江鄞县。嘉裙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熙宁三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 。他力主变法，坚持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新政，颁行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保甲、将兵等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年），字于静，号存斋。江西金溪县人。曾结茅舍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市西南），又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陆贺，喜欢研究儒学，曾赠授为宣教郎。陆九渊兄弟6人，有4人从事教育工作，且在当时均有一定影响。陆九渊5岁入学，8岁读《论语》，16岁读三国六朝史，24岁中举人，34岁中进士，36岁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41岁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44岁到首都临安任“国学”教师，主讲《春秋》，48岁被派任台州崇道观，49岁回临川，在象山书院讲学，53岁授知荆门军，54岁病逝于任上。陆九渊以毕生精力用在治学、讲学上，认为“学能变化气质”，“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
陆九渊从事讲学可分四个时期：
一、槐堂讲学。陆九渊乡试中举之后，即遇父丧，因而不能入京会试，便将其家东偏房——槐堂，辟为槐堂书屋，为治学讲学之所。后中进士，在家候职三年，亦在此从事研究和讲学。他在槐堂讲学先后三年，形成著名的“心学”理论基础。他提出“心即理”，认为“心，一心也，理，一
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认为“心即理”是永久不变的。陆九渊在槐堂讲学，名声鹊起，“一时名流踵门问道，常不下千百辈”，其中比较著名的弟子65人。
二、四方讲学。槐堂讲学之后，陆九渊开始出仕，任靖安主簿，并由此开始了四方讲学活动。期间，陆九渊参与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应吕祖谦之请，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聚会，就“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论辩的优良传统。二是淳熙五年（1179年），陆九渊调任崇安县主簿，并在崇安滋兰读书讲学。当时，朱熹知南康军，并修复白鹿书院，授徒讲学。淳熙七年（1181年），陆九渊率门徒数人赴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同僚及弟子热情迎接，并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开创了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时传为佳话。
三、象山讲学。淳熙十二年（1186年），陆九渊离开京师，返江西故里。次年，登贵溪县应天山讲学，应天山外形似象，陆九渊因改其名为象山。陆九渊在此率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建成书院，相与讲习。参加听讲者常达二、三百人，学生遍及全国。讲学内容依然是心学理论，但伴之以经训、楚词、古文、《春秋》，授课“雍容自适”，相当活跃。朱熹请陆九渊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证，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共5年，这是他讲学最盛时期，也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达到十分成熟的时期。
四、荆门兴学。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陆九渊赴荆门任知军，到任后，重教化，正人心，兴学校，授生徒，听讲者有吏卒、士民，常达五六百之多。荆门兴学虽仅一年零三个月，但建树不少。由于他善于教化，使监狱里没有监禁一个犯罪的人。
在教育理论方面，陆九渊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明德”，教育的职责主要是“教人做个人”。根据其心学理论，陆九渊把“明理”作为治学之方。他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学须立志，“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他主张学贵有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他强调读书要“熟读深思，优游涵泳”。
陆九渊的哲学理论和教育学说，经其弟子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人的发挥，以及明代陈献章，特别是王阳明的提倡，形成陆王学派，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澄
吴澄（1249-1333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江西崇仁县凤岗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自幼聪敏好学，3岁受家教，读诗辄能成诵。5岁入私塾读书，每日能记诵千字左右的文章，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其母恐他过分勤奋，熬坏身体，便限制读书用的灯油，而他总是待母入睡后，又悄然点灯，继续读书。7岁，就熟读了《孟子》、《论语》和五经，并能作文赋诗。9岁时，参加乡学考试，名列前茅。16岁，拜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为师，后又师事程绍开，研读朱熹理学。22岁，应乡贡试，考中第28名举人。但在日后多次进士考试中都落第，于是无心功名，回归故里，隐居布水谷，屏绝交游，潜心研究学问，致力于著述和校书工作，在教育界及学术界颇有影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虞集
虞集（1272-1348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道园。祖籍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阳。时值元朝举兵南下清扫南宋，其父因避兵乱，举家迁居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吴与弼
吴与弼（1391-1469年），明代前期教育家，程朱理学——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自幼天资聪敏，八、九岁在乡学读书，即崭露头角，才华出众。19岁奉父命到北京，拜杨溥为师，杨授以《伊洛渊源录》，从此，他对程、朱理学非常向往，决心舍弃功名，谢绝交住，闭门潜心研读《四书》、《五经》、《周易》及二程、朱熹的语录。
吴与弼家境贫寒，婚后在家一边躬耕田地，维持生计，一边设馆授徒，常与学生同居住，同饮食，同劳动。他亲自披蓑戴笠，胼手胝足，扶犁操耙，与学生一起耕作，在劳动中讲解《四书》、《易经》和程、朱理学。他以渊深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他治学严谨，不允许学生怠惰，故而出其门下的弟子，多有成就。
吴与弼一生锐意讲学，拒绝为官，虽屡被推荐、征召皆不就。如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等俱推荐他做主学高官，概辞不受。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奏请朝廷用厚礼聘请他入太学任教授，教育贵胄子弟，亦未到职。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经大臣石亨上疏荐举，英宗聘请他作太子师傅，封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仅在京住了两个月，即上书请辞，未被允准。于是上《封事·十策》，其要点是：一、崇圣志；二、广圣学；三、隆圣德；四、子庶民；五、谨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齐庶政；九、广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英宗阅《封事》后，知其去意已决，遂召入文华殿，温言抚慰，并派人护送回乡。吴与弼归里后，英宗仍赐诏嘉许，命地方官一年四季看望，每月供应俸米，以示关怀。居乡期间，远方上层人士纷纷请他去讲学，均欣然赴就。明宪宗成化五年（1470年）十月十七日，在家病逝，享年79岁。
吴与弼在乡间从事教育50年，以讲授理学为任，竭力传播程、朱的哲学思想，从学者甚众，
形成崇仁学派，在《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著，1985年版本）中列为第一学案。其门下弟子最著名的有余干胡居仁（学者称敬斋先生）、新会陈献章（白沙学派创始人，同为明初三大学派之一）、上饶娄谅（别号一斋）。次为金溪胡九韶、祁门谢复（别号西门）、常州郑伉及车泰、饶烈等。稍后的哲学家王阳明（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中期主要学派）、湛若水以及昆山魏校（别号庄渠）、波阳余佑（别号认斋）、永丰夏尚朴（别号东岩）、广丰潘润（号玉斋）等，均是其再传弟子。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的哲学观点，主要是：一、“天人一理”。“理”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核心。吴与弼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其何以哉。”其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二、笃行教化。他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而气质之可化也”，通过“使教莹净”，使之“心地纯然”，能够“明德”、“新民”，除去“心垢”，以达到“性善”的境界。三，躬行实践。主张以“理”作为衡量、分析、判断处理一切和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忧与乐、生与死的标准，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在“静时涵养”，以“居敬”和“圣贤之言”修养自己的身心，在“动时省察”，以“圣贤之行”规范自己的行动。四、安贫乐道。主张“物我两忘，惟知有理”；“力除闲气，固守清贫”；“素位而行，不心计较”。认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难，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与不淫，宜常加警束，”以“富贵不淫，贫贱而乐”作为鉴别“豪雄”的准则。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在传播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繁荣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年），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不就廷对，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径》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
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
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今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
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诬劾罗汝芳“事毕不行，潜行就师”，目的是“摇撼朝廷”，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
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口才雄辩，凡他讲学，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修养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罗汝芳一生，以讲学为己任，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61年），字义仍，号海岩仍，号海岩士、若士，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5岁能做对子，12岁会写诗，14岁中秀才，21岁为举人。之后，曾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而归，据史料记载，主要原因是不肯阿谀权贵，得罪了当朝宰相张居正。汤考试失利后，在家里刻苦读书作文，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34岁的汤显祖才得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先被任命为南京太常封博士，主管祭祀礼乐：后被任为詹事主簿（文书）、礼部祠祭司主事。在南京任职六年间，他一面发奋读书，一面研究音律和戏曲，并写了大量关心时政、同情人民和反映观游的诗作。万历十九年（1951年）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不顾个人安危，写了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其文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抨击了朝政，弹劾了两位首辅，触怒了皇帝。神宗于五月十五日下旨，贬汤显祖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为政清廉，深受士民爱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怀着满腔的愤慨，弃官归里，一直到他去世，潜心从事戏剧创作，以才华四溢的艺术手笔，接连写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大型剧作，连同他早期由《紫箫记》修改而成的《紫钗记》，最后完成了不朽名剧《临川四梦》，成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
汤显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重教劝学，先后创办三所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建树。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视被贬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小县徐闻当典史后，竭尽所
能，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和百姓之事，创办“贵生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徐闻的士民，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种“轻生”、“自贱”的思想。为了教育士民，汤显祖在知县熊敏（江西宜丰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书院”。这里所谓“贵生”，就是强调人人皆有“生”的权利，应该珍惜这种“生”的权利。“贵生书院”设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12间课堂。汤显祖亲自登台讲学，针对徐闻县的实际，以“贵生”之说教育士民及其子女，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君子学道则爱人”。汤显祖在“贵生书院”的讲学，好比在海上树起了一盏明灯，吸引了大批学士前来求学，开创了徐闻礼义之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前后五个年头，为当地做了不少“加爱遗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重教劝学。他上任伊始，就谒拜孔庙，视察讲堂，汤显祖在《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中写道：“又三曰，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汤显祖又召集诸生操练射箭，“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针对这些情况，汤显祖便立即筹建射堂和学舍，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到八月，新建的射堂落成。在射堂左右，各建15间学舍，每舍容2人，“合之可坐生徒60人”，汤显祖命名为“相圃书院”，并常“与诸生讲德问学”。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汤显祖重建了“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世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为了保证办学经费来源，汤显祖还为“相圃书院”配置了学田，并亲自撰写了《给相圃租石移文》、《相圃书院置田记》，着令刻田为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弃官回到临川后，除了从事戏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外，还热心于桑梓的公益事业，与高应芳、曾如春等友人在临川城南下桥寺创建了“崇偭书院”，主要为兴学育人才，同时也祀奉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等乡贤。
汤来贺
汤来贺（1607-1688年），明清之际的理学家、教育家。字佐平，号惕庵，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早年师事新城（今黎川）黄端伯，笃信程朱理学。崇祯十三年（1641年），中进士，任扬州推官，颇有善政。崇祯十七年（1644年），升调刑科，数月后，改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巡海粤东。因招抚有功，晋广东左布政使。继而擢升户部侍郎，又改为兵部侍郎兼巡抚。后因受宦官、权贵排挤，归田为遗民。
汤来贺回到南丰，隐居乡里数十年。每日与诸弟一同侍奉老父，潜心读书，并聚徒讲学。
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等官员重修白鹿洞书院。翌年，安世鼎遣员致书聘汤来贺主白鹿洞讲席，汤固辞不赴。安世鼎又托人致书相劝，说：“此乃入山非出山。”这才应允赴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入洞。
汤来贺在白鹿洞书院执教前后三年，80高龄尚抱病讲学。曾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与高潢共订《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除由府学教授为副讲外，以干特为堂长，还设有管干、学长、斋长、典谒、收赞、典书诸职事，均选拔生徒担任。当时，四方闻风而来的学者很多，湖北潜江名进士莫大岸，年已70岁，本与汤来贺素无交往，也慕名而来拜于门下。干特、干建邦（后中进士，曾掌教白鹿洞）父子同窗求学洞中，士林传为美谈。汤来贺说经课艺“不剿袭无极、太极之微言，不驰骛登高、远行之绝境，独谆谆以事亲、从兄、谨言、慎行、忠君、泽民，俾各随时、随分努力实践”。强调为学“专心立志”，认为“夫人不入于正，即入于邪”，故为人当“不愧不怍，穷达自
得”；注重“潜心读书”，提出读书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字识，广见闻”，“每读一书，必循首讫尾，而后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会其同异”；主张“澄心烛理”，认为凡读古人书，凡观古人事，“必为澄吾心以烛之，思其同，复思其异，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推重“虚心求益”，以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讲求“实心任事”，言道：今学者“凡职分所当者，固宜竭力为之”，“有志力行者，思岁月之易迈，则目前当务固不容玩惕，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又强调“平心论人”与“公心其学”，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犹己之能，方见大公无我”。汤来贺平素教诲生徒，重在“躬行”，并竭力程朱遗旨。
谢文洊
谢文洊（1615-1681年），明清理学家、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县人。7岁入小学，学业颇为精进。10余岁时，其舅去世，随母亲前往吊唁，他见到外祖父家的藏书中，有一部朱熹的晚年论著，即爱不释手。其母见状，便让他带回家中研读，后对他的治学影响甚大，“自后虽习举业”，而“理学一念耿耿不忘”。21岁，入县学弟子籍。这一年，其父太学生谢天锡在广昌县香山筑学会，自号香山居士，并命文洊与兄弟在此读书。至29岁，谢文洊均寓居香山，研习举业。崇祯十二年（1640年）秋，他曾应乡试不中，颇感生不逢辰，遂厌薄举业，渐生出世之志。崇祯十七年（1645年），明朝灭亡，他便毅然尽弃举业，入香山学禅。继而避乱居乡，先后研读了陆九渊的《象山集》，王畿的《龙溪集》，王守仁的《文成公集》，深悔从前习举业与人禅之谬，始专志于儒，并开始会友讲学。32岁时，行讲会最密，每月朔、望日均为会讲日。当谢文洊讲到酣畅痛快之时，“诸后进有面赤者，色沮者，机兴亹者”，“有痛悔极艾者”。清顺治六年（1650年），他又于新城县（今江西黎川）神童峰大兴讲会。
谢文洊对教育之道态度笃实严谨，34岁时起，便有许多同游者因惊其才识而愿列门墙，但他竭力辞谢，说：“一为师道，等于君父，潦草奉师，是为亵道”，只有“培植深厚，沛然有余，乃可为师。不然，则是道德中之功利。”37岁时，他才不得不“奉师”，先后在家乡的果育斋、新城、梅源、良筹山等处授学。39岁时，辟“程山学舍”聚徒讲学。程山学舍在南丰县城西，内有馆室三楹，亭榭数处，四周林塘清幽，修竹如翳。谢文洊在此授学之初，同邑中有人颇不以为然，甚而讪笑之，但后来便无不刮目相待。同邑士子、老友甘京、黄熙、邵睿明、李萼林、傅与、曾曰都等，都颇具才识，均折节称弟子。谢文洊的同堂谢退思是其祖父辈，亦欲拜其为师，谢文洊不从，谢退思则“心师之”，“每称必曰‘先生” 。老辈名士李淑旦欲师文洊，文洊固辞，甚而打算逃入深山以避，李淑旦才只好送儿子李壁投其门下。大司马汤来贺也视文洊为己师，亦遣子汤适投谢氏门墙受业。旧日的南丰县令张黼镒则公然曰：“南丰一令，但得见秋水（谢文洊）先生幸耳”。康熙四年（1666年）夏，谢文洊在程山学舍与来访的宋之盛、魏禧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等，听讲者甚众，为当时最盛之举，宋之盛归后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当时，“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谢文洊理学思想的核心为“克己省身，忠恕致诚”，并制定处世十则：“辩喻以定志，实践以定基，奋励以去习，坚苦以励操，绎理以养心，读史以致用，勤讲以精义，简事以专攻，自反以平谤，相规以有成。”
李瑞清
李瑞清（1867-1920年），著名书画艺术家、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受家庭长辈影响，自小喜书法绘画与金石，为此后成为集诗、书、画、金石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年（1895年）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宁提学使兼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江苏布政使等职。
李瑞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卓有声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建校初期设备落后，师资不足，规模尚小。李瑞清任学堂监督期间，以“为国育才”为己任，采取不少新法办学。他经常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改革体制，筹措资金，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增设学科，并亲自到日本选聘专家学者10余人来校任教。学堂设分类科、选科、补习科等，附设中小学堂，学生达千余人，“蔚为东南学府。”
李瑞清重视学生的生产劳动和职业技能训练，认为师范学堂开设此类课程，于世风之转移及学生优良德智之养成大有裨益。于是，他将博物科及农科合并为农博科，购置农田100余亩，畜耕牛10头，供学生实践操作；又设手工（工艺）、绘画专科，画室、工场也较完备。在他的亲自调教下，培养出张大千、张善孖（张大千之兄）、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国画家和金石学家。
李瑞清视教育为性命，学校如家庭，学生若子弟。宣统元年（1909年），李瑞清调任江宁提学使，仍不卸校职，每日必至校视事。1913年“二次革命”时，张勋率部攻占南京，据城而守，搜杀之祸，延及学堂。李瑞清为保全学堂，维护学生，挺身而出，暂代江苏布政使之职，凭借同乡（张勋为江西奉新人）之谊，与张勋多方斡旋，使学堂得以安然无恙。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解体后，李瑞清退居上海，以鬻字课徒为生。离校前，他将车马变卖，所得之资，散给学生作回家路费。
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易固谦于校内六朝松下结茅建“梅庵”，以缅怀李瑞清的办学功绩。
李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古直苍凉。书法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尤以北魏碑体为时所誉。国画最擅长山水人物，极为工细。人称其“金石考据，书画鉴别，莫不精至”。
欧阳渐
欧阳渐（1871-1943年），近代佛学教育家。字竞无，江西宜黄县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县学，后求学于南昌府经训书院。专攻汉学，兼工天文与算学，品学皆优，得高材生之誉。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优贡赴廷试，未举，回到家乡，创办诚志学堂，探索革新，斟酌科目，体用兼备，自编教材，执教年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任江西广昌县学教谕。第二年，赴南京从杨仁山习学佛经。随后，受师遣东渡日本，访求典籍，数月而归。为谋文学之资，执教两广优级师范讲席。清宣统二年（1910年），再度赴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宗。杨仁山病故后，欧阳渐即遵师命尽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并在刻经处后双塘巷赁屋开设佛学研究部。研究部虽然规模不大，但欧阳渐却是精心组织，认真教学，注意培养学人弟子的学习自觉性与恒心。
与此同时，欧阳渐每日“秉烛治经，常以戊夜”，致力于《瑜珈》的研读。到1918年，主持完成了《瑜珈师地论》后50卷的编校刻印之举，并撰写了《瑜珈师地论序》。此文虽名为序，实为
一鸿篇。此序面世，震惊佛坛，时人评之为“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奖师以来所未有也”。
1918年，欧阳渐秉承杨仁山主办“祗洹精舍”之遗风，创建支那内学院，明确宣告该院“以育通才宏至教”，弘扬佛法，培养人才为目的，力求实现“拔一切苦，得究竟乐”之宏愿。对内学院的机构组建，主张根据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译书阐述是其正宗，传教普宏亦为愿望”之弘佛原则。内学院各部各科的设置，也应服务于这一宗旨，既要注意抓基础教育方面的培养，又不可忽视对宏才至教人才的造就。
1923年9月，支那内学院开设研究部正班。第二年，又增设研究部试学班。教学实行导师制，欧阳渐亲自任教，讲授法相、唯识要典。起初，内学院采用讲演、讨论及指导研究的学习方式，后改为指导自习。除讲学听课之外，学生平日独自阅读与思考，间月组织一次研究会，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难问题。同年年底，欧阳渐主持创办《内学》杂志（即支那内学院院刊），汇辑院内师生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后，欧阳渐忠义奋发，数为文章，呼号救亡。欧阳渐还注意对内学院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张抗战时期的佛学教育，要以激发人的悲心，以佛教大悲的精神来救亡图存为原则。“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他认为应当教育学生树立“为人”之心，即应以民族危亡与他人的利益为重。
欧阳渐苦心经营支那内学院20余年。先后到内学院就学者200余人，其中在佛学研究上有相当造诣，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栋梁者有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等数十人。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与教学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924年，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访华时，慕名专程与欧阳渐面晤，对内学院的成就敬佩不已，认为“印度丧失二千年之国宝，不意竟于中国觅得”。其所刻印的《藏要》，以其选本精粹，校订准确，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日本各佛教大学曾选作教材，印度国际大学则列为研究资料。正因为这样，欧阳渐被誉为近代佛教发展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人物”。
黄禄祥
黄禄祥（1879-1946年），近代人民教育家，江西临川人，后移居贵州安顺。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曾在安顺县“义恒兴”商店做过八年的学徒和店员。这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先后阅读了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品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读物，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1901年，黄禄祥经哥哥黄幹夫介绍，在贵州民族资本家蔡衡武经营的绸布、书业商店“群明社”任总经理。这期间，他开展业余教育工作，鼓励职工自学成材。1904年底，黄禄祥前往由黄幹夫为主创办的达德学校主持工作，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
1905年，黄禄祥第一个在贵州开办实行男女生合校的学校，首先聘请女教师，打破了旧学校歧视妇女的现象。随后他又在学校倡导“天足”运动，还动员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媳、侄女及亲戚朋友带头行动，使“天足”运动很快遍及全校和贵阳社会。
辛亥革命后，黄禄祥的朋辈大都成了达官显贵。贵州军政府亦屡以要职任他挑选，但他不羡名利，淡泊自守，宁愿回达德学校，过着俭朴艰苦的生活。后来，贵州当局为了借重黄禄祥的名义，招徕青年，又委他以省府委员等职，也都被他婉言拒绝。黄禄祥始终以达德学校的教学为己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在学校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他连早晚看守学校大门的工役都亲自兼任起来。
黄禄祥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解答。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重视课外辅导，常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邀请学生到家个别讲解。
黄禄祥十分爱护青年，对他们的每一个优缺点，都细心观察，切实剖析。对家境贫苦的学生，他更多方培育，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
为让学生及时跟上时代的潮流，获得最新知识，1916年，黄禄祥带着学生东渡，留学日本。1919年，又率贵州学生，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仍始终孜孜不倦地和青年们一起勤工俭学。
黄禄祥不仅向青年传授知识，更重视传授做人的道理，一再教育青年要向不合理的社会斗争。他以身作则，在恶势力面前刚正不阿；对反动统治的罪恶敢揭敢骂，虽屡遭迫害，仍不屈不挠，因而博得许多进步学生的信任和崇敬。
1926年，黄禄祥任遵义中学校长，因拥护民主革命，反对军阀势力，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行为，被当局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通缉，不得不流亡上海。1929年，他赴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任教。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在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1937年冬，赴延安考察。嗣后，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先后任云南开蒙垦殖局董事和四川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文史教授。这期间，还几次回到达德学校作短期任教。
黄禄祥从事教育工作40年如一日，被誉为人民的教育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1946年4月8日，他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7岁。
桂瑞藩
桂瑞藩（1880-1947年），现代教育家。江西临川李渡镇（今属进贤县）人。青年时参加乡试，以首名入泮。1906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留日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目睹列强侵华，十分愤慨，曾想“投笔从戎”，又想“实业救国”，最后他坚定地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919年，他自筹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李渡镇桂桥村创办桂桥小学。桂瑞藩以校为家，以教书育人为乐，把毕生心血倾注在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上。他一不为名，自己办学而不当校长，只当教导主任。临川县政府请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也被他婉言谢绝；二不为利，捐资办学，无私奉献，竭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三不交官，抗战期间，国民党驻军刘多荃、余程万、蒋超雄等将军曾慕名来访，他见势不趋，恬淡自处，从未回访。他一年到头除了清明扫墓、冬至祭祖两天，其余时间都留在学校，操劳校务。他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亲自上《公民》课，讲“九一八”、“八一三”事件，常常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教育学生毋忘国耻，奋斗图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积极培育教师勤教、学生苦学的校风，教育质量蒸蒸日上。1938年，丹麦国家教育考察团专程访问了桂桥小学，通过实地考察，评价其教育质量“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
桂瑞藩从39岁开始办学，苦心经营了30年，使桂桥小学由3个班增加到20个班；教师学生由数十人发展到1000人。来此读书的，由临川李渡1个镇，扩大到临川北半县各乡镇及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乐安、宜黄、余干、高安等县市，声誉鹊起，名闻省内。在此受业的学生近万人，高小毕业的学生也有2000人，大都成绩优良升入南昌一中、二中，以后又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1947年，桂瑞藩病逝。消息传出，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四乡群众感其教泽，送葬者长达数
华里。1987年，《南昌文史资料》曾发表专文，介绍桂瑞藩的生平；进贤县人民政协曾出版专集，表彰他对乡村教育的贡献。
饶思诚
饶思诚（1882-1958年），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废科举后，考取江西优级师范选科，后以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主攻英语，辅修地理。毕业后，回临川办学，任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堂长。1914年，受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聘请，任该校英语教员。1920年，到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史地教师，兼训育主任。
饶思诚在师范教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与大革命时期，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积极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经常结合教学，向学生提出许多问题，启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引导他们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当时，该校学生、地下党员朱由铿、陈赞贤、邹鲁、曾宏毅等，均深受其熏陶。
1927年国共合作时，饶思诚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配合南昌“八一”起义，以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谭平山召开的，有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徐特立、刘伯承、李立三、黄道、高语罕等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联席会。后因身患肺病，未能随军南下，遂与其子潜回临川养病，并在山区从事教学工作。后得朋友资助，赴南昌治病，先后在南昌一中任教，在江西省图书馆当管理员。1937年，回家乡执教私塾。1939年，再次前往南昌一中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饶思诚曾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957年，两次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饶思诚好学多思，每读一书，必做笔记，写心得，所撰《读熊十力新唯识论》、《读冯有兰新理学》等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唐式麒
唐式麒（1886-197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随父读书。190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豫章高级学堂，1909年毕业后转入豫章政法专科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秋，在豫章政法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唐式麒，满怀“教育救国”的激情，应聘到临川县长宁乡（含现湖南、七里岗、罗湖等三乡）小学担任数学教员。1920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临川县城魁星阁开办塾馆。他一改长期以来塾馆只教《四书》、《五经》的旧制，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新课程，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因为阁楼不安全，1921年他将塾馆迁往南门花家祠堂，1923年又迁往长宁乡明和庵。因房屋倒塌，一年后被迫停办。
1925年，在四乡群众的支持下，唐式麒决定在家乡临川县华溪乡丁村创办一所正规小学。为了筹集建校资金，他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而且变卖部分家产。当时，他对儿子说：“办学校，育人才，利在四方，造福子孙，就是卖完了家当，我也心甘情愿。”1926年7月，经上级核准备案，临川县私立漱泉小学正式开办。唐式麒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既管教导，又管庶务，大到教师选聘，小到学生缴费，事必躬亲。1941年，漱泉小学发展到6个班，师生达400余人，其中在校寄宿学生300多人。为了办好漱泉小学，唐式麒从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拿出钱来，修建教
学楼一栋（可容100多人开课），加盖洗澡塘一间，培筑“桃园”一座，还雇请农工，负责养猪、养鸡、种菜、种植花木、打扫卫生等。
唐式麒坚持从严治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遵守校规，好好学习。他选聘教师不唯文凭，不唯名望，而择有真才实学、事业心强者聘任之。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官绅子弟违纪，同样严责不贷。每天黎明即起，带学生做操，下班指导早读。每天挤时间检查作业，找师生谈心。在教学上，他提倡勤学苦练，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督促学生苦练毛笔字，天天写日记，5-6年级学生每周作文一篇，限时60分钟，当堂交卷。数学除上完课本外，加学500难题、1000难题。在重点培养高材生的同时，加强课外辅导，切实做好后进学生的教育工作。由于漱泉小学教学质量高，声名远播，附近各县，如金溪、东乡、南城、景德镇等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1942年7月，日军窜扰临川，唐式麒苦心经营的漱泉小学，被日军一把火化为灰烬。1944年，他腾出自己一边住房做教室，又借款在自己住房旁兴建教室两间，因陋就简，重新办起漱泉小学，至1949年停办。
唐式麒从23岁开始办学，63岁停教归田，以教书育人为乐，在教育战线整整奋斗了40个春秋，所教学生数以千计。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著名美籍华人杨耕经、新华社高级记者游云谷等，都在漱泉小学读过书，是唐式麒的得意门生。
饶毓泰
饶毓泰（1891-1968年），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善于思考，故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1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应聘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任教。1913年，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参与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任该系教授、系主任。1933年起，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他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并曾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饶毓泰曾于1929年至1932年，1944年至1946先后到德国、美国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饶毓泰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是世界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他曾撰写过多篇有关这方面的科学论文，发表在德国的《物理学杂志》和美国的《物理评论》上。1922年，饶毓泰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合作发表了《电子的初射速度对气体中最小跳火电压的影响》、《关于汞气中低电压弧及其与荧光关系的研究》、《对称型多原子的线性斯塔克效应初探》、《丁二烯光谱带吸收带》等论文，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内，他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齐名，并称为近代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饶毓泰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为培养物理学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物理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如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振、郑华滋等，都是饶毓泰的学生。
饶毓泰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和科研基地的建设，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
1933年，饶毓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自制仪器设备，创建了光谱学实验室，从事可见光和紫外光的光谱研究，这是我国从事光谱学研究最早的实验室。同时，他还提倡演示教学，建立演示实验室，一边教学，一边演示，把理性知识和感性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端困难，饶毓泰依然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鼓励青年教师自力更生，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成一台光谱仪，建立了实验室，进行喇曼效应的研究。
饶毓泰非常重视实验教学，他经常以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重视科学实验。他说，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等，并不是这些科学家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之前的实验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数据，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就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亲身投入科学实验中去，从大量实验现象中观察、分析、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饶毓泰也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基础打得不好，“掌握不了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那就失去了将来在本专业研究上长足发展的可能”。因此，他强调指出，学生要扎实地学好基础课，先生要认真地教好基础课。在南开大学时，他每学期总要担任一、两门一般力学、热学或光学的教学。在西南联大时，教师奇缺，他竟一学期担任了三门基础课的教学，从未缺过一堂课。在讲课方法上，他善用启发式，对基本要领反复阐述，对本质问题讲得深透，使学生能抓住重点，易于接受。他很注意培养学生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引导学生阅读文献，组织学生在班上作科学报告，并从中挑选有见解的文章在学报上刊登，以鼓励学生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虽然年高多病，说话都很吃力，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担任研究生的导师，开设《原子光谱学》、《光的电磁理论》、《光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为了指导青年教师进修，饶毓泰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和《激光在光谱学上的运用》等反映物理学发展的新课程，使他们得益匪浅。
饶毓泰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科研工作中，他强调并坚持做到：绝对唯物，不可有丝毫唯心；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反复实验，绝不能怕麻烦、图省事；观察记录要准确，不能有半点疏忽；判断要慎重，不轻易下结论。
程孝刚
程孝刚（1892-1977年），江西宜黄县人，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长期从事铁路建设工作，初在广州研究工厂任工程师，后任胶济铁路车辆课课长，不久调任南京铁路部津浦铁路机务处处长兼总段长、南京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为全国铁路规划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期间，还担任过粤汉铁路运输处处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需要打通云南与缅甸的运输通道，程孝刚被调往云南昆明滇缅铁路机务设计处任总工程师、机械总工程师。1933年，调到交通部技术研究所任筹备主任，并兼任工程委员会机电处处长。1947年起，转入教育工作，悉心培养交通人才，先后任过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起重机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该校工作20余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的代表。
程孝刚擅长铁路工程，他对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运用方面有实际经验，特别对机车的性能运转经济深有研究。曾考察日本铁路机厂，回国后，在津浦铁路上加以推广，卓有成绩。对铁路机厂设计及管理更为擅长，湖南株洲机厂即由其创建，为我国建设最早的铁路机厂之一。
他曾试验两用汽车（轨用及陆用），对汽车工程亦有研究。程孝刚是铁路界最老最有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皆亲切地称之为老前辈。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选举时，其票数为全校之冠。曾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
程孝刚毕生热心于国家的科学事业，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曾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机械工程协会”，任董事及会长，直到逝世前，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游国恩
游国恩（1899-1978年），现代教育家、文学史家。江西临川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2年，升入本科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成绩优良，次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至1936年，游国恩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大学任教，初任讲师，后任教授。他教学勤奋，思想时新，深受学生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国恩随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从1942年起直至1978年6月23日因病去世，他在北京大学连续工作35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许多人成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名流。
1963年和1966年，游国恩曾先后赴日本和越南讲学，对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至1960年，受教育部委托，游国恩与著名教授王起（中山大学）、肖涤非（山东大学）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全四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全国大部分高校的中文系指定为必备教科书。游国恩是该部教材第一主编，其中先秦两汉部分是他亲笔撰写的。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特别是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其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在北大求学时期，就出版了《楚辞概论》，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诸名家的好评。游国恩治学态度严谨，曾用几十年苦功，撰写《楚辞长编》。为了使考证引用的资料翔实准确，查阅了上千种书籍；晚年身患重病，还坚持审阅他的助手的大批研究论文的初稿。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念念不忘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对《离骚》的原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
万维章
万维章（1899-198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十分聪明，记忆力惊人。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前身）数理系。1923年，从北平高师毕业后，受聘任江西省立南昌一中高中部理科主任。
学生时代的万维章，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被誉为江西“数学三健子”之一，而且思想进步，积极声援北平的“五四”运动，负责组建当时的“赣临学生联合会”，并就任该会第一任主席。在南昌一中任教期间，他还与北平高师时的校友邵式平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旭日东升，鸿图初展之际，万维章不幸突发眼病，双目失明。当时，年仅29岁。然而，万维章并未因此悲观失望，而是发奋图强，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在临川县城的四眼井饶家，招收了几名学生试教，凭着他深厚的学业功底，教学效果很好。于是，他向江西省教育厅申
办一所补习学校，于1928年冬获得批准，定名为江西省私立临川尔瞻高中级普通补习学校（简称“尔瞻补习学校”），并确认其颁发的证书具有与普通中学同等的学历；高级班毕业的学生，可凭证书报考大学。校址设在临川县府前巷崇仁学舍（今临川市横秋阁，但该学舍早已拆除）。尔瞻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书育人，精益求精。开设的课程有：国语、英语（甚至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个别讲授。他从实际出发，把学生分成许多班级，每个班有不同的重点讲授课程。
万维章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收取的学费很低，一般每人每学期收学谷2—4担（200至400斤），家境贫困者少收以至免收。
万维章是尔瞻补习学校唯一的主办人和授课人。他每天除三餐饭和中午稍事休息外，从早餐前开始授课，至夜晚10时左右。
万维章不仅严于教书，更重视育人。他经常通过国语等学科教学，教育学生爱国家、爱民众、爱劳动，勤俭朴素，关心他人，还严禁学生参与赌博及其他不轨行为。由于尔瞻补习学校办学具有特色，很快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来自抚州府六县甚至更远的求学者，年年递增，每学期多达20余人，男的住校，女的走读。因为个人精力有限，校舍不足，往往求学者过多，只好劝其下学期再来。
1939年，日军侵占南昌后，临川城内学校纷纷搬迁，尔瞻补习学校也于1939年8月迁到临川县龙骨渡饶家祠；翌年9月，改迁临川县龙骨渡花家。1942年，日军进逼临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万维章的故乡临川温泉乡牛头岗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秋，到尔瞻补习学校求学者20余人。1949年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临川县城荣上街1号。是年5月，临川解放。9月，尔瞻补习学校迂回临川县温泉乡牛头岗村。不久，学校停办。
万维章双目失明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坚持办学，独自执教20余年，桃李满天下。台湾著名企业家、“拆船大王”王兹华，著名化学家邓从豪，高级工程师黄履等，都是他的门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万维章很高的荣誉，聘他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程乃颐
程乃颐（1900-1970年），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同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国立武汉大学教育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涉及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这几个方面，他早年发表论文较多，如《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教育心理领域》《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介绍》等。
程乃颐在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造诣。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教时，曾发表过《论儿童教育》、《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育·国家·社会》等多篇论文。他指出，国家有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但不得干预或限制教育的内容；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要抵制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学校教育必须加强内部特有的气氛和动力；学校教育固然是传递文化的机构，但不应只以继承固有文化为目的，更应着重推动文化的继续发展，因
此必须避免使受教育者头脑定型化，应使之能够不断更新，独立思考。在论及中等教育的任务时，他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升学准备与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并重。在论及儿童教育时，他指出青少年心理智能的发展和培养，其可能性固然在于遗传和客观环境，但要把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实践。程乃颐的这些论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当时的教育产生颇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乃颐在北京大学主要从事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他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注意吸取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的教学工作条析周详，井然不紊；指导作业，善诱不倦，其教泽之广，为校内外共悉。
吴士栋
吴士栋（1903-1986年），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15年，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就读。1923年秋，入东南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事罗素、杜威等，成绩优异，曾荣获羊皮毕业证书；1927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深造。1929年，转赴欧洲考察，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同年秋回国，应聘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任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49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训导处训导长。1949年5月至1953年，任南昌大学教授，兼图书管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直至终年。
吴士栋教学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对学生既十分爱护，又要求严格。在中正大学任教时，一位学生在逻辑学考试时作弊，他不顾有人说情，坚持照章将该生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晚年仍焕发青春，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为高年级学生讲授逻辑学课程。并为教师们开设专业英语，深得师生爱戴。吴士栋从教50多年，培育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吴士栋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尤以逻辑学的造诣最深，至今在我国逻辑学界仍有“北金（岳霖）南吴（士栋）”的盛传。1934年，他发表的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是当时教育部指定教材，影响深广。1983年5月，写就《逻辑新论》一书，总结了他一生对逻辑学研究的成果。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其中《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文章论述严密，笔转锋移，丝丝入扣，极见功力。
萧涤非
萧涤非（1906-1991年），江西临川人，著名文史学家和杜（甫）诗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入该校研究院学习，1933年毕业。尔后，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回山东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该校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国文学卷）编委、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江西师范大学学术顾问、中国诗词学会顾问、山东诗词学会及山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史哲》编委、《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还应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及新编《临川县志》顾问，亲自参加志稿评审并题辞。
萧涤非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卓著。所著《杜甫诗选注》、《杜甫研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曾获山东省优秀著作一等奖。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更是驰誉教坛的文史巨著，获1987年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于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他的名字被英国传记学会收入《世界名人录》。
余瑞璜
余瑞璜（1906-1998年），江西宜黄县人，著名物理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曾任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吉林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余瑞璜192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留学英国，在X射线结构分析创始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拉格的指导下工作。1937年底，余瑞璜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北威尔大学、伯明翰大学工作。1939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内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教授，继续从事X射线结构分析的研究，并开始探索X射线新综合法的理论。1946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1948年，赴美国讲学，在加里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报告了“X射线新综合法”的研究成果。1949年回国，先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教授。曾参加制造我国第一个永久真空X-光管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多次应邀出席在加拿大、美国、联邦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研究成果有X-光晶体结构分析的新综合法。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创立“固体与分子的经验电子理论”，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应用他的理论在15个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陈本端
陈本端（1906-？），江西黎川县人，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29年10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此后至1936年7月期间，历任江苏省公路局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南京公路处副工程师、西兰公路工程师、广州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1936年8月，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工程师，西南联大公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成渝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计划室主任，贵阳西南公路局工程师兼测量队长，重庆工务局技术室主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总务长。1948年，曾作为知识界知名人士，被提名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
新中国诞生后，陈本端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原职；1952年后，调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任
主任、教授，并曾任上海市渝林区、杨浦区人民代表。
陈本端是我国道路工程界的老前辈，毕生从事道路工程专业的生产技术与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道路工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为道路交通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培养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开拓了道路设计、道路建筑材料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他学术造诣很深，所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科目很多，包括高等公路工程、道材实验、公路设计、行车规划、公路管理、道路工程学、高等道路工程学等，专长于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早期所著《公路工程学》、《高等测量学》等，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还撰写了《道路材料与实验》等专著。解放后，他又主编《辞海》道路部分词目，参与《英汉道路工程词典》、《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的编写工作。1982年退休以后，仍关心同济大学的发展，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咨询帮助。
丁渝
丁渝（1920-1974年），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波谱学奠基者，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禀赋聪明，好学上进。1942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研究生兼助教，初攻原子物理，后改攻波谱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作研究员。1954年秋，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担任纯粹物理研究员。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期间，丁渝攻克了化学周期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其数据载入国际上通用的《原子核自旋和磁矩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是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都认为难于测量的数据，但丁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他蜚声海外，跻身于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行列。现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原丁渝使用过的原子束仪上挂着一块牌子，记载着丁渝测出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的事迹。
1956年7月，丁渝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冲破美国重重拦阻，绕道英国，回到祖国怀抱。回国后，丁渝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为国家制订了第一个波谱学十年发展规划，在缺乏图纸、设备、人才的困难条件下，经过几年的奋战，制成我国第一台波谱研究的原子束仪，填补了国家科技上的一项空白，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1964年，世界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丁渝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束仪的经验，受到会议好评。
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期间，丁渝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科研工作。1958年，他带领本组的其他科学家开展了弱磁场的测量实验，在我国第一个找到了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为后来我国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防御系统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听到美国科学家发现激光现象的消息，丁渝就抓紧时间进行激光实验，1961年，在一个高温的白金钳锅里培养出了“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开展了“光磁双共振”的研究，在我国最早观测到“光抽运”信号，这一实验成果，被应用于石油勘探和开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丁渝还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把科学上一些新发现渗透于教学之中。他开设了波谱学和无线电两门课程，并经常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由于课程讲授成功，激发了一批青年人研究波谱学的热情和兴趣，培养了一批波谱学人才。
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由丁渝负责培养人才，丁渝把几批从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挑选来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带到身边，进行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为他们讲授《核磁共振》、《荧光晶体》等多种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这批人后都成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渝是一个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并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逆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科学事业，没有忘记一位科学家的职责，他在干校劳动期间，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关于三项基础研究的意见》，送交科学院领导，并建议加强对几个尖端项目的基础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2年，丁渝从干校调回中国科学院，着手建立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即应用低温超导腔加速基本粒子的研究）。他带领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的测试，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73年，他曾随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了奋发图强、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回国后，他工作更加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有时除夕晚上也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74年10月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病痛的折磨，赶写了中国波谱学第三个十年发展规划和《相平面分析》的学术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低温超导加速器的相对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留下了最后一笔科学财富。
1974年12月16日，丁渝因病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他生前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有6篇发表于美国有世界影响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邓从豪
邓从豪（1920-1998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江西临川人。1933年2月入临川临汝小学学习，1935年1月入临川尔瞻补习学校学习，1935年9月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1941年10月入厦门大学化学系读书，1945年7月毕业并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到福建集美中学任教。1946年9月，到南昌第一中学当教师，同年11月，调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8年9月，调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9月升为讲师。1953年10月至1954年6月，入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1956年9月，升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8年10月随校迁济南，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3年10月，入吉林大学物质结构讨论班学习。1966年1月，回山东大学，1970年9月，调光学系任副主任，不久提为主任，1978年9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9月回化学系，任系主任。1980年1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4年6月，任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从豪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激光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分子科学》副主编，《化学物理》编委，《山东激光》主任编委。
邓从豪著述甚丰，主要代表论著有《双原子分子的一个势能函数》、《配位势场的理论研究I正八面体场中dn组态的理论分析》、《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配位场理论方法》等。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振群
刘振群（1922—1998年），江西临川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化工系，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52年调华南工学院（后改为华南理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87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1981年，曾两次到美国、西德考察教育。
刘振群是当代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无机材料、应用化学与化工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硅酸盐专业，特别是对陶瓷热工理论和窑炉尤为专长。50年代，他就对“改造、利用传统龙炉为现代陶瓷工业服务”问题作了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获得轻工业部的高度评价，被载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1958年至1964年，他又结合龙窑的研究，提出了圆柱料垛间的“传热公式”，把它运用于改造现代隧道窑，总结出完整的焙烧陶瓷“稀砖、快烧、煤气化、轻型、短窑”的热工理论和“隧道窑热耗计算公式”，获198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在教学之余，他还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陶瓷工业窑炉》、《硅酸盐工业设备》等4部专著。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亚、澳、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并被吸收为“国际名人传记协会”会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程迺晋
程迺晋（1923—1999年），江西南城县人。他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曾就读于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南昌赴上海，1938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42年，从扬州中学转入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修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高中毕业后，程迺晋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于1943年9月考入广西大学。1944年赴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当时分设重庆、上海两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交通大学回到上海。1947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程迺晋坚决拥护，并举家随校西迁。
1977年8月，程迺晋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此后，他精神振奋，更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改革。
程迺晋是我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是我国高等教育压缩机制冷专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大型透平压缩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程迺晋于1981年被提升为教授，1982年被国务院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程迺晋长期兼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曾任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动力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及交大侨联主任等职。他还兼任国家科委机械学科组委员、全国流体机械教材编委会主任、全国高校压缩机及制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程迺晋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1990年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学校发展，不断提出建议。生病住院期间，还经常询问学校工作情况，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西安交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晏殊（991-1055年），北宋文学家、教育家，字同叔，谥号元献。江西临川人。自幼聪颖，7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院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后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方官。调进京后升任兵部尚书。
晏殊一生笃学不倦，忧勤国家，大兴学校，务进贤材，对北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卓有建树，为时人称道。
晏殊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从刑部侍郎知宗州（今河南商丘），为办教育做了许多实事。首先，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在商丘长城西北隅，更为睢阳戚同文讲学之所。晏殊到任后，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即奏上其事，帝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府书院日益扩大，加上后起的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其次，尽力延聘得力人才主管学校。《宋史》本传载：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仲淹为母守丧住应天府，受聘后果然不负众望，常住书院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培养了大批人才。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大兴教育的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
庆历三年（1043年），晏殊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常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下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即皆有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运动。
荐贤举能，知人善任，是晏殊的突出政绩和最大贡献。《宋史·晏殊传》说：“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及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才以吏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晏殊引荐人才有
四个特点：一、重才不重身世。欧阳修当时是个出身寒微而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晏殊发现欧阳修的答卷寓意深邃，即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二、重事实不计个人恩怨。范仲淹是由晏殊引荐而进入朝廷为官的，一次，晏、范之间因事发生尖锐冲突，但晏殊并不记恨在心，当范仲淹被人诬陷时，晏殊上书极力保护范仲淹，使之免罪。三、重本事不拘小节。王棋、张亢是被晏殊视为有司马相如和枚乘之才的座上宾，不但其貌不扬，还不顾场合，互相讥诮，出言不逊，甚至开晏殊的玩笑。但晏殊毫不介意，举王棋为应天府签判，并延张亢为幕僚。四、对同乡才子尤为看重，并寄以厚望。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和十多个同榜进士去拜见晏殊，待众人退后，晏殊独留王安石，相约饭会，破格款待，并为嘱其胸怀宽广而赠言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当时，王安石年轻气盛，对赠言的深意尚不理解。后来，王安石为相，进行熙宁变法，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因政敌太多而失败。王安石罢相后，真正领会了晏殊赠言的真谛。“功名千载下，不负汉廷臣”，王安石在晏殊挽词中给这位前贤以崇高的评价。
李觏
李觏（1009-1059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江西南城县人。他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庆历三年（1043年），创办旴江书院，讲学其中，桃李满园。皇祐二年（1050年），由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皇祐中，为国子监奏，后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
李觏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他提出“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即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固陋、下愚“五等”。他认为，圣人“不学而自能”，“会而成礼”，即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贤人“学而得其本”，即“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者”；迷惑“学而失其本”，很难具有纯粹的仁、义、智、信之性；固陋“兀然而不学”，自然不具有仁、义、智、信之性；下愚“虽学而不能”，完全没有仁、义、智、信之性。因此，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分等”施教。
其次，他提出“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即就性的来源说，它受命于天；就性的形成说，它又受命于人。他认为，上智之人天生为善，不必教，不必习；下愚之人天生为恶，虽教无益，虽学无功；中人天生为善恶混，由于教和习收效不同，有的可为善，成贤人，入上智，有的可为恶，成“固陋”，入下愚，有的则不上不下，仍为中人。
李觏把教育分为“耳目之感”与“心之思”两个认识阶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非常重视见和思的作用，认为人的认识、思想和品德，都是广泛学习的结果：“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即人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官有所得，才能有所感，有所思。人的思想、品德、知识等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这就否定了“自贤”、“自知”的唯心主义的先验的教育思想，坚持了“习贤”、“学知”的唯物主义的教育观念。
李觏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民成性”，并强调成性必须通过智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不仅“正其谊”，而且“谋其利”，不仅“明其道”，而且“计其功”，并强调要“导民以学”，以利其“为饮食”、“为宫室”、“为衣服”、“为器皿”等方面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觏认为，育才首先必须培养思想
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予具体的技能，即“六艺”。
曾巩
曾巩（1019—1083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字子固，谥文定，江西南丰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警敏慧悟，“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12岁试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笔法引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与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同登进士第，第二年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回京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实录检讨官等。复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其后历任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等地的知州，政绩卓著，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平易简朴，文道结合，别具一格。文字语言，谨严明洁；论事说理，平实透辟。历代知名的文人、学者，对曾巩的文章都评价很高。王安石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1042—1047年，曾巩在临川居住期间，在其所居侧创办兴鲁书院（今临川市六中和实验小学内），并亲自定学规，执讲席。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本人均在此讲过学，书院名声远播。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宜黄县令李祥创建儒学于县城北社稷坛右，曾巩为之作《宜黄县学记》，阐明了教育与国家盛衰治乱、人才成与不成的关系，肯定了学校教育对个人修身养性乃至治理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曾巩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弃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肢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经。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天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鸣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明此也欤。”
相传临川县城之东有一口水井，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此“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应教授王盛之请，曾巩写《墨池记》。曾巩指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之道德者耶！”说明书法艺术的造诣并非“天成”，而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并进一步说明，应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以此激励后人。
曾巩在其所写《劝学诏》中，建议朝廷“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至于学官，其能明于教率，而祥于考察，有得人称，则待以信赏。若训授无方，而取舍失实，亦将论其罚焉。”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介甫，封号荆国公，谥号文公。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初知浙江鄞县。嘉裙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熙宁三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 。他力主变法，坚持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新政，颁行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保甲、将兵等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教育实践活
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安石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传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者，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国家办教育的目的、作用、方法、要求和内容等完整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的形式，而无教育教养的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至于中央太学，则是虽有教师进行教学，但教师不称职，学生也只能学些脱离实际的无用的内容。他说：“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曰首于庠序，穷日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意思是说，由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只能死记一些诗赋词句，如果让这些人从政做官后，则不知怎样去处理国家大事。另外，他对当时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有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一些能从事雕虫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
王安石既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在教育方面有一系列举措：
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王安石认为，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关，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全面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夫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教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改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第四，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而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统治人材的场所，又称国子监。王安石执政后，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公布了太学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太学的员额、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实行“三舍法”，即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等：初入太学的为外舍，不限人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选取三百名；由内舍再升入上舍，选取二百名，每月进行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可升内舍，成绩特别优异的由学校向上举荐，以后在乡试、省试（科举考试）可以免试。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生的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
种种作弊行为，从而鼓励学生奋发学习。
整顿州县学。王安石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在知鄞县时兴办学校，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治平元年（1064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由“卑陋褊迫”而至“内外完善”的过程，盛赞蔡候、元候兴州学的成绩“值得钦佩”，并详述了办学的道义、主旨等重要思想。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1071年），他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10顷以资费用。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熙宁八年（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53人，州县之学有显著发展。
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王安石从“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的主要目的出发，在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的同时，相继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熙宁五年（1072年），设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为教授，授以诸家兵法，学员100人，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士兵，供实际操练学习。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学内独立设置律学，聘有教授4人，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分断案和律令两科，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通过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建立医学，当时称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聘医学教授1人，学生以300人为额；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设有方脉科、针科、伤科。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雱嗣讲。神宗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他在谢表中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神宗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对《三经新义》的训释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认真的工作。同时，亲自著《字说》，与《三经新义》相表里。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基本教材的“荆公新学”，通行于学校，施之于科举取士，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年），字于静，号存斋。江西金溪县人。曾结茅舍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市西南），又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陆贺，喜欢研究儒学，曾赠授为宣教郎。陆九渊兄弟6人，有4人从事教育工作，且在当时均有一定影响。陆九渊5岁入学，8岁读《论语》，16岁读三国六朝史，24岁中举人，34岁中进士，36岁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41岁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44岁到首都临安任“国学”教师，主讲《春秋》，48岁被派任台州崇道观，49岁回临川，在象山书院讲学，53岁授知荆门军，54岁病逝于任上。陆九渊以毕生精力用在治学、讲学上，认为“学能变化气质”，“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
陆九渊从事讲学可分四个时期：
一、槐堂讲学。陆九渊乡试中举之后，即遇父丧，因而不能入京会试，便将其家东偏房——槐堂，辟为槐堂书屋，为治学讲学之所。后中进士，在家候职三年，亦在此从事研究和讲学。他在槐堂讲学先后三年，形成著名的“心学”理论基础。他提出“心即理”，认为“心，一心也，理，一
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认为“心即理”是永久不变的。陆九渊在槐堂讲学，名声鹊起，“一时名流踵门问道，常不下千百辈”，其中比较著名的弟子65人。
二、四方讲学。槐堂讲学之后，陆九渊开始出仕，任靖安主簿，并由此开始了四方讲学活动。期间，陆九渊参与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应吕祖谦之请，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聚会，就“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论辩的优良传统。二是淳熙五年（1179年），陆九渊调任崇安县主簿，并在崇安滋兰读书讲学。当时，朱熹知南康军，并修复白鹿书院，授徒讲学。淳熙七年（1181年），陆九渊率门徒数人赴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同僚及弟子热情迎接，并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开创了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时传为佳话。
三、象山讲学。淳熙十二年（1186年），陆九渊离开京师，返江西故里。次年，登贵溪县应天山讲学，应天山外形似象，陆九渊因改其名为象山。陆九渊在此率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建成书院，相与讲习。参加听讲者常达二、三百人，学生遍及全国。讲学内容依然是心学理论，但伴之以经训、楚词、古文、《春秋》，授课“雍容自适”，相当活跃。朱熹请陆九渊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证，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共5年，这是他讲学最盛时期，也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达到十分成熟的时期。
四、荆门兴学。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陆九渊赴荆门任知军，到任后，重教化，正人心，兴学校，授生徒，听讲者有吏卒、士民，常达五六百之多。荆门兴学虽仅一年零三个月，但建树不少。由于他善于教化，使监狱里没有监禁一个犯罪的人。
在教育理论方面，陆九渊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明德”，教育的职责主要是“教人做个人”。根据其心学理论，陆九渊把“明理”作为治学之方。他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学须立志，“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他主张学贵有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他强调读书要“熟读深思，优游涵泳”。
陆九渊的哲学理论和教育学说，经其弟子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人的发挥，以及明代陈献章，特别是王阳明的提倡，形成陆王学派，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澄
吴澄（1249-1333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江西崇仁县凤岗咸口村（今属乐安县）人。自幼聪敏好学，3岁受家教，读诗辄能成诵。5岁入私塾读书，每日能记诵千字左右的文章，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其母恐他过分勤奋，熬坏身体，便限制读书用的灯油，而他总是待母入睡后，又悄然点灯，继续读书。7岁，就熟读了《孟子》、《论语》和五经，并能作文赋诗。9岁时，参加乡学考试，名列前茅。16岁，拜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为师，后又师事程绍开，研读朱熹理学。22岁，应乡贡试，考中第28名举人。但在日后多次进士考试中都落第，于是无心功名，回归故里，隐居布水谷，屏绝交游，潜心研究学问，致力于著述和校书工作，在教育界及学术界颇有影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若庸的族子、吴澄的同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于抚州会晤吴澄，劝他出仕，他以母亲年老而婉辞。程钜夫又邀其进京游览名胜，私上奏章，欲强其出仕，他察觉后，仍以要侍奉老母为由，坚辞回里。程钜夫只得请求他将著述展国子
监，以助益于学者，吴澄应允。元世祖忽必烈乃诏令江西行省派人至其家，抄录所著各书献上，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以优礼相待。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吴澄至豫章（今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记录他每日讲授的语言达数千字。行省佐吏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及与吴澄研讨《易》、《书》、《春秋》后，深为其博大渊深的学识所折服：“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终身执弟子礼。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朝廷诏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吴澄未应诏赴任。次年，郡县奉都堂移江西行省文，促其进京，并派官员礼请，备妥驿船，吴澄才于三月起程，五月至京。此前，国子监在教学内容上仅以朱熹的《小学》、《四书集注》等教授学生。吴澄上任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拟定了新的教学方法，参考宋儒胡瑗的《六学教法》、程颐的《学校奏疏》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门类，一为“经学”，研读《易》、《诗》、《书》、《仪礼》、《周礼》、《札记》、《春秋》等书；二为“实行”，即学习孝、悌、睦、渊、任、恤等伦理；三为“文艺”，学习古文、诗词；四为“治事”，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法等典籍，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强调对诸生依次授业，因材施教，反复启迪，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业大有长进。由于他学问渊博，授课尽心，一时南北之士慕名来求学者甚众。尔后，吴澄因改革受到同僚的非议而愤然辞职，虽学监派属吏再三挽留，仍不听，于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回归故里。
英宗即位（1321年），破格升迁吴澄为翰林学士，晋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年），初开经筵，吴澄被任为讲官之一，他的讲课，受到泰定帝的赞赏。适逢修《英宗实录》，吴澄受命总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即称病辞官南归。
吴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25岁起至临终止凡60年间，除四次进京为官三余载外，一直从事讲学，教育弟子。据《元史·吴澄传》记载，吴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千里侨籍来山中学习者，常不下数百人”。
吴澄在教育思想上，对人性论、教学论、知识论、修养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人性论。他说：“人得天地之气而有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理智是也。”他认为，人性即为天理的体现。吴澄还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况、扬雄的性恶论进行了批评：“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至于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为其不晓得性字。”他高度赞扬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称之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
关于教学论。在教的方面，吴澄强调“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在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学的方面，他认为“尊德性”是学问的根本，强调“身上实学”。提出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所谓“实悟”，就是“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就是“必敦谨其行”。
关于知识论。他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并阐明：“曰德性之知，曰闻见虽得于外，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格物，则内之致知，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故“知愈博而心
愈明”。
关于修养论。吴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主敬主静。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意思是外物不干扰自己）；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意思是“不放心”、“存其心”）。”“能静者，虽应接万物而此心常如止水”。保持“心不妄动”，使“万物无足以挠心”，是养性的可靠方法，故“存心”、“养性”是理学教育的头等重要功夫。第二，约情归性。他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恐、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第三，研精慎独。他认为学道必须经过两个关口，即格物关、诚意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梦醒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即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物之格在精研，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第四，日省日新。他说：“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者速改，昨天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吴澄的这些教育见解和主张，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在家病故，享寿85岁。朝廷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
虞集
虞集（1272-1348年），元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道园。祖籍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阳。时值元朝举兵南下清扫南宋，其父因避兵乱，举家迁居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
虞集天资聪敏，3岁即知读书，由父母讲授《论语》、《孟子》、《左传》等书以及欧（阳修）、苏（轼）名篇，聆听之后，辄能成诵。至10岁延师就教时，已遍读儒家经籍，并知其大义。及长，从吴澄大师游，切磋学问，学业益进，成为当世名儒，曾应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延请，于其家塾任教。
元成宗大德初（约1298年前后），虞集首次进京，经大臣推荐被授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兼国子助教（协助博士教授生徒），他以师道自任，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声誉卓著，登门求教者甚众。
仁宗时（1312-1319年），任集贤院（主管提调学校，征求急逸之事）修撰。不久，适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起草诏令兼编撰国史），曾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泰定年间（1324-1327年），先后任国子司业（教授官）、秘书少监（掌管典籍，起草文书）、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并侍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学士轮流进讲），他以蒙语、汉语为帝讲解经书。
文宗即位（1328年），授虞集为奎章阁（帝王藏书之所）侍读学士，帝命其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编修总裁。不久，赵回籍，虞集独领其事，辛勤工作，历时两载，始纂成书，共800帙。因劳累过度，致生眼疾，遂告病回归崇仁故里。
虞集从事教学20余年，撰写了教育论述数十篇，充分阐明他的教育主张：
一、提出为邑之道，教育为本。虞集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即地方学校，古代办学，学宫与孔庙比邻，故称庙学），此谓之知本。”“君（指州县守令）之为邑，知重学校，于为学，知重讲席，岂非知本者乎！”又说：“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先务。”“古之长史，治而教之，无他事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而已。”
二、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生员“明人伦”、“修诸己”、“崇理学”，成为德才双全的人。虞集在《舒城县学明伦堂记》一文中说：“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本诸天理之固然。人之为道者盖有出于此五者之外乎？然而明之则叙，不明之则斁，此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学也者，所以为己，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之道也。”他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是：“深求圣贤之意于遗书，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扩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勉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于陷于差谬，必至于圣人而后止。”他还提出了考核、使用人才的办法：“自京师、州县学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召宪考核之。”“询孝悌于所居之乡，以观其行之力；考学问于所治之经，以见其道之正；求才华于适用之文；察举措于论事之要。能如是，则往往人才辈出焉。”
三、主张办好教育，必须选择“经明行修成德”之师，才能培养出“成德达材”之生徒。虞集对当时有些学校师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为此，他提出择师的途径与标准：经明行修成德者，使守令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操履反正而不为诡异骇欲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延致之；乡贡（元朝以行省选贡生至京师，称乡贡）自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人者，取之。他在《治源策》中强调“学校，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
虞集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朝廷封赠他为江西行中书参知正事、护军、仁寿郡公，谥文靖。
吴与弼
吴与弼（1391-1469年），明代前期教育家，程朱理学——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自幼天资聪敏，八、九岁在乡学读书，即崭露头角，才华出众。19岁奉父命到北京，拜杨溥为师，杨授以《伊洛渊源录》，从此，他对程、朱理学非常向往，决心舍弃功名，谢绝交住，闭门潜心研读《四书》、《五经》、《周易》及二程、朱熹的语录。
吴与弼家境贫寒，婚后在家一边躬耕田地，维持生计，一边设馆授徒，常与学生同居住，同饮食，同劳动。他亲自披蓑戴笠，胼手胝足，扶犁操耙，与学生一起耕作，在劳动中讲解《四书》、《易经》和程、朱理学。他以渊深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他治学严谨，不允许学生怠惰，故而出其门下的弟子，多有成就。
吴与弼一生锐意讲学，拒绝为官，虽屡被推荐、征召皆不就。如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等俱推荐他做主学高官，概辞不受。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奏请朝廷用厚礼聘请他入太学任教授，教育贵胄子弟，亦未到职。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经大臣石亨上疏荐举，英宗聘请他作太子师傅，封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仅在京住了两个月，即上书请辞，未被允准。于是上《封事·十策》，其要点是：一、崇圣志；二、广圣学；三、隆圣德；四、子庶民；五、谨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齐庶政；九、广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英宗阅《封事》后，知其去意已决，遂召入文华殿，温言抚慰，并派人护送回乡。吴与弼归里后，英宗仍赐诏嘉许，命地方官一年四季看望，每月供应俸米，以示关怀。居乡期间，远方上层人士纷纷请他去讲学，均欣然赴就。明宪宗成化五年（1470年）十月十七日，在家病逝，享年79岁。
吴与弼在乡间从事教育50年，以讲授理学为任，竭力传播程、朱的哲学思想，从学者甚众，
形成崇仁学派，在《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著，1985年版本）中列为第一学案。其门下弟子最著名的有余干胡居仁（学者称敬斋先生）、新会陈献章（白沙学派创始人，同为明初三大学派之一）、上饶娄谅（别号一斋）。次为金溪胡九韶、祁门谢复（别号西门）、常州郑伉及车泰、饶烈等。稍后的哲学家王阳明（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中期主要学派）、湛若水以及昆山魏校（别号庄渠）、波阳余佑（别号认斋）、永丰夏尚朴（别号东岩）、广丰潘润（号玉斋）等，均是其再传弟子。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的哲学观点，主要是：一、“天人一理”。“理”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核心。吴与弼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其何以哉。”其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二、笃行教化。他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而气质之可化也”，通过“使教莹净”，使之“心地纯然”，能够“明德”、“新民”，除去“心垢”，以达到“性善”的境界。三，躬行实践。主张以“理”作为衡量、分析、判断处理一切和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忧与乐、生与死的标准，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在“静时涵养”，以“居敬”和“圣贤之言”修养自己的身心，在“动时省察”，以“圣贤之行”规范自己的行动。四、安贫乐道。主张“物我两忘，惟知有理”；“力除闲气，固守清贫”；“素位而行，不心计较”。认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难，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与不淫，宜常加警束，”以“富贵不淫，贫贱而乐”作为鉴别“豪雄”的准则。
吴与弼所创崇仁学派，在传播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繁荣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年），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不就廷对，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径》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
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
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今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
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诬劾罗汝芳“事毕不行，潜行就师”，目的是“摇撼朝廷”，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
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口才雄辩，凡他讲学，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修养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罗汝芳一生，以讲学为己任，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61年），字义仍，号海岩仍，号海岩士、若士，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5岁能做对子，12岁会写诗，14岁中秀才，21岁为举人。之后，曾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而归，据史料记载，主要原因是不肯阿谀权贵，得罪了当朝宰相张居正。汤考试失利后，在家里刻苦读书作文，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34岁的汤显祖才得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先被任命为南京太常封博士，主管祭祀礼乐：后被任为詹事主簿（文书）、礼部祠祭司主事。在南京任职六年间，他一面发奋读书，一面研究音律和戏曲，并写了大量关心时政、同情人民和反映观游的诗作。万历十九年（1951年）三月二十五日，汤显祖不顾个人安危，写了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其文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抨击了朝政，弹劾了两位首辅，触怒了皇帝。神宗于五月十五日下旨，贬汤显祖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为政清廉，深受士民爱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怀着满腔的愤慨，弃官归里，一直到他去世，潜心从事戏剧创作，以才华四溢的艺术手笔，接连写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大型剧作，连同他早期由《紫箫记》修改而成的《紫钗记》，最后完成了不朽名剧《临川四梦》，成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
汤显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重教劝学，先后创办三所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建树。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视被贬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小县徐闻当典史后，竭尽所
能，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和百姓之事，创办“贵生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徐闻的士民，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种“轻生”、“自贱”的思想。为了教育士民，汤显祖在知县熊敏（江西宜丰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书院”。这里所谓“贵生”，就是强调人人皆有“生”的权利，应该珍惜这种“生”的权利。“贵生书院”设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12间课堂。汤显祖亲自登台讲学，针对徐闻县的实际，以“贵生”之说教育士民及其子女，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君子学道则爱人”。汤显祖在“贵生书院”的讲学，好比在海上树起了一盏明灯，吸引了大批学士前来求学，开创了徐闻礼义之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前后五个年头，为当地做了不少“加爱遗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重教劝学。他上任伊始，就谒拜孔庙，视察讲堂，汤显祖在《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中写道：“又三曰，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汤显祖又召集诸生操练射箭，“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针对这些情况，汤显祖便立即筹建射堂和学舍，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到八月，新建的射堂落成。在射堂左右，各建15间学舍，每舍容2人，“合之可坐生徒60人”，汤显祖命名为“相圃书院”，并常“与诸生讲德问学”。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汤显祖重建了“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世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为了保证办学经费来源，汤显祖还为“相圃书院”配置了学田，并亲自撰写了《给相圃租石移文》、《相圃书院置田记》，着令刻田为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弃官回到临川后，除了从事戏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外，还热心于桑梓的公益事业，与高应芳、曾如春等友人在临川城南下桥寺创建了“崇偭书院”，主要为兴学育人才，同时也祀奉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等乡贤。
汤来贺
汤来贺（1607-1688年），明清之际的理学家、教育家。字佐平，号惕庵，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早年师事新城（今黎川）黄端伯，笃信程朱理学。崇祯十三年（1641年），中进士，任扬州推官，颇有善政。崇祯十七年（1644年），升调刑科，数月后，改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巡海粤东。因招抚有功，晋广东左布政使。继而擢升户部侍郎，又改为兵部侍郎兼巡抚。后因受宦官、权贵排挤，归田为遗民。
汤来贺回到南丰，隐居乡里数十年。每日与诸弟一同侍奉老父，潜心读书，并聚徒讲学。
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等官员重修白鹿洞书院。翌年，安世鼎遣员致书聘汤来贺主白鹿洞讲席，汤固辞不赴。安世鼎又托人致书相劝，说：“此乃入山非出山。”这才应允赴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入洞。
汤来贺在白鹿洞书院执教前后三年，80高龄尚抱病讲学。曾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与高潢共订《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除由府学教授为副讲外，以干特为堂长，还设有管干、学长、斋长、典谒、收赞、典书诸职事，均选拔生徒担任。当时，四方闻风而来的学者很多，湖北潜江名进士莫大岸，年已70岁，本与汤来贺素无交往，也慕名而来拜于门下。干特、干建邦（后中进士，曾掌教白鹿洞）父子同窗求学洞中，士林传为美谈。汤来贺说经课艺“不剿袭无极、太极之微言，不驰骛登高、远行之绝境，独谆谆以事亲、从兄、谨言、慎行、忠君、泽民，俾各随时、随分努力实践”。强调为学“专心立志”，认为“夫人不入于正，即入于邪”，故为人当“不愧不怍，穷达自
得”；注重“潜心读书”，提出读书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字识，广见闻”，“每读一书，必循首讫尾，而后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会其同异”；主张“澄心烛理”，认为凡读古人书，凡观古人事，“必为澄吾心以烛之，思其同，复思其异，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推重“虚心求益”，以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讲求“实心任事”，言道：今学者“凡职分所当者，固宜竭力为之”，“有志力行者，思岁月之易迈，则目前当务固不容玩惕，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又强调“平心论人”与“公心其学”，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犹己之能，方见大公无我”。汤来贺平素教诲生徒，重在“躬行”，并竭力程朱遗旨。
谢文洊
谢文洊（1615-1681年），明清理学家、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县人。7岁入小学，学业颇为精进。10余岁时，其舅去世，随母亲前往吊唁，他见到外祖父家的藏书中，有一部朱熹的晚年论著，即爱不释手。其母见状，便让他带回家中研读，后对他的治学影响甚大，“自后虽习举业”，而“理学一念耿耿不忘”。21岁，入县学弟子籍。这一年，其父太学生谢天锡在广昌县香山筑学会，自号香山居士，并命文洊与兄弟在此读书。至29岁，谢文洊均寓居香山，研习举业。崇祯十二年（1640年）秋，他曾应乡试不中，颇感生不逢辰，遂厌薄举业，渐生出世之志。崇祯十七年（1645年），明朝灭亡，他便毅然尽弃举业，入香山学禅。继而避乱居乡，先后研读了陆九渊的《象山集》，王畿的《龙溪集》，王守仁的《文成公集》，深悔从前习举业与人禅之谬，始专志于儒，并开始会友讲学。32岁时，行讲会最密，每月朔、望日均为会讲日。当谢文洊讲到酣畅痛快之时，“诸后进有面赤者，色沮者，机兴亹者”，“有痛悔极艾者”。清顺治六年（1650年），他又于新城县（今江西黎川）神童峰大兴讲会。
谢文洊对教育之道态度笃实严谨，34岁时起，便有许多同游者因惊其才识而愿列门墙，但他竭力辞谢，说：“一为师道，等于君父，潦草奉师，是为亵道”，只有“培植深厚，沛然有余，乃可为师。不然，则是道德中之功利。”37岁时，他才不得不“奉师”，先后在家乡的果育斋、新城、梅源、良筹山等处授学。39岁时，辟“程山学舍”聚徒讲学。程山学舍在南丰县城西，内有馆室三楹，亭榭数处，四周林塘清幽，修竹如翳。谢文洊在此授学之初，同邑中有人颇不以为然，甚而讪笑之，但后来便无不刮目相待。同邑士子、老友甘京、黄熙、邵睿明、李萼林、傅与、曾曰都等，都颇具才识，均折节称弟子。谢文洊的同堂谢退思是其祖父辈，亦欲拜其为师，谢文洊不从，谢退思则“心师之”，“每称必曰‘先生” 。老辈名士李淑旦欲师文洊，文洊固辞，甚而打算逃入深山以避，李淑旦才只好送儿子李壁投其门下。大司马汤来贺也视文洊为己师，亦遣子汤适投谢氏门墙受业。旧日的南丰县令张黼镒则公然曰：“南丰一令，但得见秋水（谢文洊）先生幸耳”。康熙四年（1666年）夏，谢文洊在程山学舍与来访的宋之盛、魏禧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等，听讲者甚众，为当时最盛之举，宋之盛归后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当时，“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谢文洊理学思想的核心为“克己省身，忠恕致诚”，并制定处世十则：“辩喻以定志，实践以定基，奋励以去习，坚苦以励操，绎理以养心，读史以致用，勤讲以精义，简事以专攻，自反以平谤，相规以有成。”
李瑞清
李瑞清（1867-1920年），著名书画艺术家、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受家庭长辈影响，自小喜书法绘画与金石，为此后成为集诗、书、画、金石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年（1895年）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宁提学使兼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江苏布政使等职。
李瑞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卓有声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建校初期设备落后，师资不足，规模尚小。李瑞清任学堂监督期间，以“为国育才”为己任，采取不少新法办学。他经常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改革体制，筹措资金，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增设学科，并亲自到日本选聘专家学者10余人来校任教。学堂设分类科、选科、补习科等，附设中小学堂，学生达千余人，“蔚为东南学府。”
李瑞清重视学生的生产劳动和职业技能训练，认为师范学堂开设此类课程，于世风之转移及学生优良德智之养成大有裨益。于是，他将博物科及农科合并为农博科，购置农田100余亩，畜耕牛10头，供学生实践操作；又设手工（工艺）、绘画专科，画室、工场也较完备。在他的亲自调教下，培养出张大千、张善孖（张大千之兄）、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国画家和金石学家。
李瑞清视教育为性命，学校如家庭，学生若子弟。宣统元年（1909年），李瑞清调任江宁提学使，仍不卸校职，每日必至校视事。1913年“二次革命”时，张勋率部攻占南京，据城而守，搜杀之祸，延及学堂。李瑞清为保全学堂，维护学生，挺身而出，暂代江苏布政使之职，凭借同乡（张勋为江西奉新人）之谊，与张勋多方斡旋，使学堂得以安然无恙。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解体后，李瑞清退居上海，以鬻字课徒为生。离校前，他将车马变卖，所得之资，散给学生作回家路费。
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易固谦于校内六朝松下结茅建“梅庵”，以缅怀李瑞清的办学功绩。
李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古直苍凉。书法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尤以北魏碑体为时所誉。国画最擅长山水人物，极为工细。人称其“金石考据，书画鉴别，莫不精至”。
欧阳渐
欧阳渐（1871-1943年），近代佛学教育家。字竞无，江西宜黄县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县学，后求学于南昌府经训书院。专攻汉学，兼工天文与算学，品学皆优，得高材生之誉。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优贡赴廷试，未举，回到家乡，创办诚志学堂，探索革新，斟酌科目，体用兼备，自编教材，执教年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任江西广昌县学教谕。第二年，赴南京从杨仁山习学佛经。随后，受师遣东渡日本，访求典籍，数月而归。为谋文学之资，执教两广优级师范讲席。清宣统二年（1910年），再度赴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宗。杨仁山病故后，欧阳渐即遵师命尽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并在刻经处后双塘巷赁屋开设佛学研究部。研究部虽然规模不大，但欧阳渐却是精心组织，认真教学，注意培养学人弟子的学习自觉性与恒心。
与此同时，欧阳渐每日“秉烛治经，常以戊夜”，致力于《瑜珈》的研读。到1918年，主持完成了《瑜珈师地论》后50卷的编校刻印之举，并撰写了《瑜珈师地论序》。此文虽名为序，实为
一鸿篇。此序面世，震惊佛坛，时人评之为“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奖师以来所未有也”。
1918年，欧阳渐秉承杨仁山主办“祗洹精舍”之遗风，创建支那内学院，明确宣告该院“以育通才宏至教”，弘扬佛法，培养人才为目的，力求实现“拔一切苦，得究竟乐”之宏愿。对内学院的机构组建，主张根据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译书阐述是其正宗，传教普宏亦为愿望”之弘佛原则。内学院各部各科的设置，也应服务于这一宗旨，既要注意抓基础教育方面的培养，又不可忽视对宏才至教人才的造就。
1923年9月，支那内学院开设研究部正班。第二年，又增设研究部试学班。教学实行导师制，欧阳渐亲自任教，讲授法相、唯识要典。起初，内学院采用讲演、讨论及指导研究的学习方式，后改为指导自习。除讲学听课之外，学生平日独自阅读与思考，间月组织一次研究会，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难问题。同年年底，欧阳渐主持创办《内学》杂志（即支那内学院院刊），汇辑院内师生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后，欧阳渐忠义奋发，数为文章，呼号救亡。欧阳渐还注意对内学院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张抗战时期的佛学教育，要以激发人的悲心，以佛教大悲的精神来救亡图存为原则。“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他认为应当教育学生树立“为人”之心，即应以民族危亡与他人的利益为重。
欧阳渐苦心经营支那内学院20余年。先后到内学院就学者200余人，其中在佛学研究上有相当造诣，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栋梁者有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等数十人。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与教学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924年，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访华时，慕名专程与欧阳渐面晤，对内学院的成就敬佩不已，认为“印度丧失二千年之国宝，不意竟于中国觅得”。其所刻印的《藏要》，以其选本精粹，校订准确，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日本各佛教大学曾选作教材，印度国际大学则列为研究资料。正因为这样，欧阳渐被誉为近代佛教发展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人物”。
黄禄祥
黄禄祥（1879-1946年），近代人民教育家，江西临川人，后移居贵州安顺。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曾在安顺县“义恒兴”商店做过八年的学徒和店员。这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先后阅读了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品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读物，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1901年，黄禄祥经哥哥黄幹夫介绍，在贵州民族资本家蔡衡武经营的绸布、书业商店“群明社”任总经理。这期间，他开展业余教育工作，鼓励职工自学成材。1904年底，黄禄祥前往由黄幹夫为主创办的达德学校主持工作，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
1905年，黄禄祥第一个在贵州开办实行男女生合校的学校，首先聘请女教师，打破了旧学校歧视妇女的现象。随后他又在学校倡导“天足”运动，还动员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媳、侄女及亲戚朋友带头行动，使“天足”运动很快遍及全校和贵阳社会。
辛亥革命后，黄禄祥的朋辈大都成了达官显贵。贵州军政府亦屡以要职任他挑选，但他不羡名利，淡泊自守，宁愿回达德学校，过着俭朴艰苦的生活。后来，贵州当局为了借重黄禄祥的名义，招徕青年，又委他以省府委员等职，也都被他婉言拒绝。黄禄祥始终以达德学校的教学为己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在学校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他连早晚看守学校大门的工役都亲自兼任起来。
黄禄祥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解答。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重视课外辅导，常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邀请学生到家个别讲解。
黄禄祥十分爱护青年，对他们的每一个优缺点，都细心观察，切实剖析。对家境贫苦的学生，他更多方培育，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
为让学生及时跟上时代的潮流，获得最新知识，1916年，黄禄祥带着学生东渡，留学日本。1919年，又率贵州学生，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已是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仍始终孜孜不倦地和青年们一起勤工俭学。
黄禄祥不仅向青年传授知识，更重视传授做人的道理，一再教育青年要向不合理的社会斗争。他以身作则，在恶势力面前刚正不阿；对反动统治的罪恶敢揭敢骂，虽屡遭迫害，仍不屈不挠，因而博得许多进步学生的信任和崇敬。
1926年，黄禄祥任遵义中学校长，因拥护民主革命，反对军阀势力，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行为，被当局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通缉，不得不流亡上海。1929年，他赴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任教。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在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1937年冬，赴延安考察。嗣后，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先后任云南开蒙垦殖局董事和四川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文史教授。这期间，还几次回到达德学校作短期任教。
黄禄祥从事教育工作40年如一日，被誉为人民的教育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1946年4月8日，他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7岁。
桂瑞藩
桂瑞藩（1880-1947年），现代教育家。江西临川李渡镇（今属进贤县）人。青年时参加乡试，以首名入泮。1906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留日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目睹列强侵华，十分愤慨，曾想“投笔从戎”，又想“实业救国”，最后他坚定地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919年，他自筹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李渡镇桂桥村创办桂桥小学。桂瑞藩以校为家，以教书育人为乐，把毕生心血倾注在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上。他一不为名，自己办学而不当校长，只当教导主任。临川县政府请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也被他婉言谢绝；二不为利，捐资办学，无私奉献，竭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三不交官，抗战期间，国民党驻军刘多荃、余程万、蒋超雄等将军曾慕名来访，他见势不趋，恬淡自处，从未回访。他一年到头除了清明扫墓、冬至祭祖两天，其余时间都留在学校，操劳校务。他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亲自上《公民》课，讲“九一八”、“八一三”事件，常常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教育学生毋忘国耻，奋斗图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积极培育教师勤教、学生苦学的校风，教育质量蒸蒸日上。1938年，丹麦国家教育考察团专程访问了桂桥小学，通过实地考察，评价其教育质量“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
桂瑞藩从39岁开始办学，苦心经营了30年，使桂桥小学由3个班增加到20个班；教师学生由数十人发展到1000人。来此读书的，由临川李渡1个镇，扩大到临川北半县各乡镇及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乐安、宜黄、余干、高安等县市，声誉鹊起，名闻省内。在此受业的学生近万人，高小毕业的学生也有2000人，大都成绩优良升入南昌一中、二中，以后又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1947年，桂瑞藩病逝。消息传出，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四乡群众感其教泽，送葬者长达数
华里。1987年，《南昌文史资料》曾发表专文，介绍桂瑞藩的生平；进贤县人民政协曾出版专集，表彰他对乡村教育的贡献。
饶思诚
饶思诚（1882-1958年），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废科举后，考取江西优级师范选科，后以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主攻英语，辅修地理。毕业后，回临川办学，任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堂长。1914年，受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聘请，任该校英语教员。1920年，到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史地教师，兼训育主任。
饶思诚在师范教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与大革命时期，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积极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经常结合教学，向学生提出许多问题，启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引导他们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当时，该校学生、地下党员朱由铿、陈赞贤、邹鲁、曾宏毅等，均深受其熏陶。
1927年国共合作时，饶思诚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配合南昌“八一”起义，以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谭平山召开的，有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徐特立、刘伯承、李立三、黄道、高语罕等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联席会。后因身患肺病，未能随军南下，遂与其子潜回临川养病，并在山区从事教学工作。后得朋友资助，赴南昌治病，先后在南昌一中任教，在江西省图书馆当管理员。1937年，回家乡执教私塾。1939年，再次前往南昌一中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饶思诚曾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1957年，两次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饶思诚好学多思，每读一书，必做笔记，写心得，所撰《读熊十力新唯识论》、《读冯有兰新理学》等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唐式麒
唐式麒（1886-197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随父读书。190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豫章高级学堂，1909年毕业后转入豫章政法专科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秋，在豫章政法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唐式麒，满怀“教育救国”的激情，应聘到临川县长宁乡（含现湖南、七里岗、罗湖等三乡）小学担任数学教员。1920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临川县城魁星阁开办塾馆。他一改长期以来塾馆只教《四书》、《五经》的旧制，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新课程，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因为阁楼不安全，1921年他将塾馆迁往南门花家祠堂，1923年又迁往长宁乡明和庵。因房屋倒塌，一年后被迫停办。
1925年，在四乡群众的支持下，唐式麒决定在家乡临川县华溪乡丁村创办一所正规小学。为了筹集建校资金，他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而且变卖部分家产。当时，他对儿子说：“办学校，育人才，利在四方，造福子孙，就是卖完了家当，我也心甘情愿。”1926年7月，经上级核准备案，临川县私立漱泉小学正式开办。唐式麒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既管教导，又管庶务，大到教师选聘，小到学生缴费，事必躬亲。1941年，漱泉小学发展到6个班，师生达400余人，其中在校寄宿学生300多人。为了办好漱泉小学，唐式麒从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拿出钱来，修建教
学楼一栋（可容100多人开课），加盖洗澡塘一间，培筑“桃园”一座，还雇请农工，负责养猪、养鸡、种菜、种植花木、打扫卫生等。
唐式麒坚持从严治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遵守校规，好好学习。他选聘教师不唯文凭，不唯名望，而择有真才实学、事业心强者聘任之。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官绅子弟违纪，同样严责不贷。每天黎明即起，带学生做操，下班指导早读。每天挤时间检查作业，找师生谈心。在教学上，他提倡勤学苦练，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督促学生苦练毛笔字，天天写日记，5-6年级学生每周作文一篇，限时60分钟，当堂交卷。数学除上完课本外，加学500难题、1000难题。在重点培养高材生的同时，加强课外辅导，切实做好后进学生的教育工作。由于漱泉小学教学质量高，声名远播，附近各县，如金溪、东乡、南城、景德镇等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1942年7月，日军窜扰临川，唐式麒苦心经营的漱泉小学，被日军一把火化为灰烬。1944年，他腾出自己一边住房做教室，又借款在自己住房旁兴建教室两间，因陋就简，重新办起漱泉小学，至1949年停办。
唐式麒从23岁开始办学，63岁停教归田，以教书育人为乐，在教育战线整整奋斗了40个春秋，所教学生数以千计。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著名美籍华人杨耕经、新华社高级记者游云谷等，都在漱泉小学读过书，是唐式麒的得意门生。
饶毓泰
饶毓泰（1891-1968年），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善于思考，故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1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应聘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任教。1913年，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参与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任该系教授、系主任。1933年起，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他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并曾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饶毓泰曾于1929年至1932年，1944年至1946先后到德国、美国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饶毓泰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是世界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他曾撰写过多篇有关这方面的科学论文，发表在德国的《物理学杂志》和美国的《物理评论》上。1922年，饶毓泰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合作发表了《电子的初射速度对气体中最小跳火电压的影响》、《关于汞气中低电压弧及其与荧光关系的研究》、《对称型多原子的线性斯塔克效应初探》、《丁二烯光谱带吸收带》等论文，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内，他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齐名，并称为近代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饶毓泰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为培养物理学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物理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如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振、郑华滋等，都是饶毓泰的学生。
饶毓泰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和科研基地的建设，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
1933年，饶毓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自制仪器设备，创建了光谱学实验室，从事可见光和紫外光的光谱研究，这是我国从事光谱学研究最早的实验室。同时，他还提倡演示教学，建立演示实验室，一边教学，一边演示，把理性知识和感性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端困难，饶毓泰依然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鼓励青年教师自力更生，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成一台光谱仪，建立了实验室，进行喇曼效应的研究。
饶毓泰非常重视实验教学，他经常以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重视科学实验。他说，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等，并不是这些科学家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之前的实验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数据，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就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亲身投入科学实验中去，从大量实验现象中观察、分析、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饶毓泰也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基础打得不好，“掌握不了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那就失去了将来在本专业研究上长足发展的可能”。因此，他强调指出，学生要扎实地学好基础课，先生要认真地教好基础课。在南开大学时，他每学期总要担任一、两门一般力学、热学或光学的教学。在西南联大时，教师奇缺，他竟一学期担任了三门基础课的教学，从未缺过一堂课。在讲课方法上，他善用启发式，对基本要领反复阐述，对本质问题讲得深透，使学生能抓住重点，易于接受。他很注意培养学生学习上的主动精神，引导学生阅读文献，组织学生在班上作科学报告，并从中挑选有见解的文章在学报上刊登，以鼓励学生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虽然年高多病，说话都很吃力，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担任研究生的导师，开设《原子光谱学》、《光的电磁理论》、《光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为了指导青年教师进修，饶毓泰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和《激光在光谱学上的运用》等反映物理学发展的新课程，使他们得益匪浅。
饶毓泰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科研工作中，他强调并坚持做到：绝对唯物，不可有丝毫唯心；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反复实验，绝不能怕麻烦、图省事；观察记录要准确，不能有半点疏忽；判断要慎重，不轻易下结论。
程孝刚
程孝刚（1892-1977年），江西宜黄县人，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长期从事铁路建设工作，初在广州研究工厂任工程师，后任胶济铁路车辆课课长，不久调任南京铁路部津浦铁路机务处处长兼总段长、南京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为全国铁路规划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期间，还担任过粤汉铁路运输处处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需要打通云南与缅甸的运输通道，程孝刚被调往云南昆明滇缅铁路机务设计处任总工程师、机械总工程师。1933年，调到交通部技术研究所任筹备主任，并兼任工程委员会机电处处长。1947年起，转入教育工作，悉心培养交通人才，先后任过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起重机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该校工作20余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的代表。
程孝刚擅长铁路工程，他对机车车辆制造、修理和运用方面有实际经验，特别对机车的性能运转经济深有研究。曾考察日本铁路机厂，回国后，在津浦铁路上加以推广，卓有成绩。对铁路机厂设计及管理更为擅长，湖南株洲机厂即由其创建，为我国建设最早的铁路机厂之一。
他曾试验两用汽车（轨用及陆用），对汽车工程亦有研究。程孝刚是铁路界最老最有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皆亲切地称之为老前辈。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选举时，其票数为全校之冠。曾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
程孝刚毕生热心于国家的科学事业，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曾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机械工程协会”，任董事及会长，直到逝世前，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游国恩
游国恩（1899-1978年），现代教育家、文学史家。江西临川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2年，升入本科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成绩优良，次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至1936年，游国恩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大学任教，初任讲师，后任教授。他教学勤奋，思想时新，深受学生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国恩随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从1942年起直至1978年6月23日因病去世，他在北京大学连续工作35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许多人成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名流。
1963年和1966年，游国恩曾先后赴日本和越南讲学，对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至1960年，受教育部委托，游国恩与著名教授王起（中山大学）、肖涤非（山东大学）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全四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全国大部分高校的中文系指定为必备教科书。游国恩是该部教材第一主编，其中先秦两汉部分是他亲笔撰写的。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特别是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其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在北大求学时期，就出版了《楚辞概论》，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诸名家的好评。游国恩治学态度严谨，曾用几十年苦功，撰写《楚辞长编》。为了使考证引用的资料翔实准确，查阅了上千种书籍；晚年身患重病，还坚持审阅他的助手的大批研究论文的初稿。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念念不忘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对《离骚》的原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
万维章
万维章（1899-1982年），江西临川人。从小十分聪明，记忆力惊人。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前身）数理系。1923年，从北平高师毕业后，受聘任江西省立南昌一中高中部理科主任。
学生时代的万维章，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被誉为江西“数学三健子”之一，而且思想进步，积极声援北平的“五四”运动，负责组建当时的“赣临学生联合会”，并就任该会第一任主席。在南昌一中任教期间，他还与北平高师时的校友邵式平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旭日东升，鸿图初展之际，万维章不幸突发眼病，双目失明。当时，年仅29岁。然而，万维章并未因此悲观失望，而是发奋图强，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在临川县城的四眼井饶家，招收了几名学生试教，凭着他深厚的学业功底，教学效果很好。于是，他向江西省教育厅申
办一所补习学校，于1928年冬获得批准，定名为江西省私立临川尔瞻高中级普通补习学校（简称“尔瞻补习学校”），并确认其颁发的证书具有与普通中学同等的学历；高级班毕业的学生，可凭证书报考大学。校址设在临川县府前巷崇仁学舍（今临川市横秋阁，但该学舍早已拆除）。尔瞻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书育人，精益求精。开设的课程有：国语、英语（甚至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个别讲授。他从实际出发，把学生分成许多班级，每个班有不同的重点讲授课程。
万维章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收取的学费很低，一般每人每学期收学谷2—4担（200至400斤），家境贫困者少收以至免收。
万维章是尔瞻补习学校唯一的主办人和授课人。他每天除三餐饭和中午稍事休息外，从早餐前开始授课，至夜晚10时左右。
万维章不仅严于教书，更重视育人。他经常通过国语等学科教学，教育学生爱国家、爱民众、爱劳动，勤俭朴素，关心他人，还严禁学生参与赌博及其他不轨行为。由于尔瞻补习学校办学具有特色，很快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来自抚州府六县甚至更远的求学者，年年递增，每学期多达20余人，男的住校，女的走读。因为个人精力有限，校舍不足，往往求学者过多，只好劝其下学期再来。
1939年，日军侵占南昌后，临川城内学校纷纷搬迁，尔瞻补习学校也于1939年8月迁到临川县龙骨渡饶家祠；翌年9月，改迁临川县龙骨渡花家。1942年，日军进逼临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万维章的故乡临川温泉乡牛头岗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秋，到尔瞻补习学校求学者20余人。1949年初，尔瞻补习学校迁到临川县城荣上街1号。是年5月，临川解放。9月，尔瞻补习学校迂回临川县温泉乡牛头岗村。不久，学校停办。
万维章双目失明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坚持办学，独自执教20余年，桃李满天下。台湾著名企业家、“拆船大王”王兹华，著名化学家邓从豪，高级工程师黄履等，都是他的门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万维章很高的荣誉，聘他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程乃颐
程乃颐（1900-1970年），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同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国立武汉大学教育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涉及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这几个方面，他早年发表论文较多，如《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教育心理领域》《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的方法介绍》等。
程乃颐在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造诣。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教时，曾发表过《论儿童教育》、《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育·国家·社会》等多篇论文。他指出，国家有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但不得干预或限制教育的内容；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要抵制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学校教育必须加强内部特有的气氛和动力；学校教育固然是传递文化的机构，但不应只以继承固有文化为目的，更应着重推动文化的继续发展，因
此必须避免使受教育者头脑定型化，应使之能够不断更新，独立思考。在论及中等教育的任务时，他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升学准备与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并重。在论及儿童教育时，他指出青少年心理智能的发展和培养，其可能性固然在于遗传和客观环境，但要把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实践。程乃颐的这些论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当时的教育产生颇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乃颐在北京大学主要从事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他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注意吸取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的教学工作条析周详，井然不紊；指导作业，善诱不倦，其教泽之广，为校内外共悉。
吴士栋
吴士栋（1903-1986年），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江西南城县人。1915年，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就读。1923年秋，入东南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事罗素、杜威等，成绩优异，曾荣获羊皮毕业证书；1927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深造。1929年，转赴欧洲考察，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同年秋回国，应聘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任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49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训导处训导长。1949年5月至1953年，任南昌大学教授，兼图书管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直至终年。
吴士栋教学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对学生既十分爱护，又要求严格。在中正大学任教时，一位学生在逻辑学考试时作弊，他不顾有人说情，坚持照章将该生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晚年仍焕发青春，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为高年级学生讲授逻辑学课程。并为教师们开设专业英语，深得师生爱戴。吴士栋从教50多年，培育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吴士栋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尤以逻辑学的造诣最深，至今在我国逻辑学界仍有“北金（岳霖）南吴（士栋）”的盛传。1934年，他发表的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是当时教育部指定教材，影响深广。1983年5月，写就《逻辑新论》一书，总结了他一生对逻辑学研究的成果。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其中《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文章论述严密，笔转锋移，丝丝入扣，极见功力。
萧涤非
萧涤非（1906-1991年），江西临川人，著名文史学家和杜（甫）诗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入该校研究院学习，1933年毕业。尔后，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回山东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该校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国文学卷）编委、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江西师范大学学术顾问、中国诗词学会顾问、山东诗词学会及山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史哲》编委、《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还应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及新编《临川县志》顾问，亲自参加志稿评审并题辞。
萧涤非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卓著。所著《杜甫诗选注》、《杜甫研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曾获山东省优秀著作一等奖。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更是驰誉教坛的文史巨著，获1987年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于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他的名字被英国传记学会收入《世界名人录》。
余瑞璜
余瑞璜（1906-1998年），江西宜黄县人，著名物理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曾任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吉林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余瑞璜192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留学英国，在X射线结构分析创始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拉格的指导下工作。1937年底，余瑞璜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北威尔大学、伯明翰大学工作。1939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内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教授，继续从事X射线结构分析的研究，并开始探索X射线新综合法的理论。1946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1948年，赴美国讲学，在加里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报告了“X射线新综合法”的研究成果。1949年回国，先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教授。曾参加制造我国第一个永久真空X-光管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多次应邀出席在加拿大、美国、联邦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研究成果有X-光晶体结构分析的新综合法。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创立“固体与分子的经验电子理论”，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应用他的理论在15个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陈本端
陈本端（1906-？），江西黎川县人，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29年10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此后至1936年7月期间，历任江苏省公路局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南京公路处副工程师、西兰公路工程师、广州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1936年8月，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工程师，西南联大公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成渝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计划室主任，贵阳西南公路局工程师兼测量队长，重庆工务局技术室主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总务长。1948年，曾作为知识界知名人士，被提名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
新中国诞生后，陈本端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原职；1952年后，调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任
主任、教授，并曾任上海市渝林区、杨浦区人民代表。
陈本端是我国道路工程界的老前辈，毕生从事道路工程专业的生产技术与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道路工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为道路交通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培养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开拓了道路设计、道路建筑材料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他学术造诣很深，所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科目很多，包括高等公路工程、道材实验、公路设计、行车规划、公路管理、道路工程学、高等道路工程学等，专长于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早期所著《公路工程学》、《高等测量学》等，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还撰写了《道路材料与实验》等专著。解放后，他又主编《辞海》道路部分词目，参与《英汉道路工程词典》、《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的编写工作。1982年退休以后，仍关心同济大学的发展，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咨询帮助。
丁渝
丁渝（1920-1974年），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波谱学奠基者，江西临川人。从小酷爱读书，禀赋聪明，好学上进。1942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研究生兼助教，初攻原子物理，后改攻波谱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作研究员。1954年秋，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担任纯粹物理研究员。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期间，丁渝攻克了化学周期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其数据载入国际上通用的《原子核自旋和磁矩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是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都认为难于测量的数据，但丁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他蜚声海外，跻身于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行列。现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原丁渝使用过的原子束仪上挂着一块牌子，记载着丁渝测出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的事迹。
1956年7月，丁渝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冲破美国重重拦阻，绕道英国，回到祖国怀抱。回国后，丁渝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为国家制订了第一个波谱学十年发展规划，在缺乏图纸、设备、人才的困难条件下，经过几年的奋战，制成我国第一台波谱研究的原子束仪，填补了国家科技上的一项空白，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1964年，世界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丁渝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束仪的经验，受到会议好评。
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期间，丁渝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科研工作。1958年，他带领本组的其他科学家开展了弱磁场的测量实验，在我国第一个找到了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为后来我国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防御系统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听到美国科学家发现激光现象的消息，丁渝就抓紧时间进行激光实验，1961年，在一个高温的白金钳锅里培养出了“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开展了“光磁双共振”的研究，在我国最早观测到“光抽运”信号，这一实验成果，被应用于石油勘探和开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丁渝还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把科学上一些新发现渗透于教学之中。他开设了波谱学和无线电两门课程，并经常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由于课程讲授成功，激发了一批青年人研究波谱学的热情和兴趣，培养了一批波谱学人才。
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由丁渝负责培养人才，丁渝把几批从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挑选来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带到身边，进行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为他们讲授《核磁共振》、《荧光晶体》等多种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这批人后都成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为国防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渝是一个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并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逆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科学事业，没有忘记一位科学家的职责，他在干校劳动期间，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关于三项基础研究的意见》，送交科学院领导，并建议加强对几个尖端项目的基础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2年，丁渝从干校调回中国科学院，着手建立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即应用低温超导腔加速基本粒子的研究）。他带领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的测试，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73年，他曾随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了奋发图强、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回国后，他工作更加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有时除夕晚上也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74年10月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病痛的折磨，赶写了中国波谱学第三个十年发展规划和《相平面分析》的学术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低温超导加速器的相对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留下了最后一笔科学财富。
1974年12月16日，丁渝因病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他生前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有6篇发表于美国有世界影响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邓从豪
邓从豪（1920-1998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江西临川人。1933年2月入临川临汝小学学习，1935年1月入临川尔瞻补习学校学习，1935年9月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1941年10月入厦门大学化学系读书，1945年7月毕业并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到福建集美中学任教。1946年9月，到南昌第一中学当教师，同年11月，调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8年9月，调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9月升为讲师。1953年10月至1954年6月，入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1956年9月，升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8年10月随校迁济南，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3年10月，入吉林大学物质结构讨论班学习。1966年1月，回山东大学，1970年9月，调光学系任副主任，不久提为主任，1978年9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9月回化学系，任系主任。1980年1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4年6月，任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从豪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激光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分子科学》副主编，《化学物理》编委，《山东激光》主任编委。
邓从豪著述甚丰，主要代表论著有《双原子分子的一个势能函数》、《配位势场的理论研究I正八面体场中dn组态的理论分析》、《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配位场理论方法》等。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振群
刘振群（1922—1998年），江西临川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化工系，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52年调华南工学院（后改为华南理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87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1981年，曾两次到美国、西德考察教育。
刘振群是当代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无机材料、应用化学与化工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硅酸盐专业，特别是对陶瓷热工理论和窑炉尤为专长。50年代，他就对“改造、利用传统龙炉为现代陶瓷工业服务”问题作了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获得轻工业部的高度评价，被载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1958年至1964年，他又结合龙窑的研究，提出了圆柱料垛间的“传热公式”，把它运用于改造现代隧道窑，总结出完整的焙烧陶瓷“稀砖、快烧、煤气化、轻型、短窑”的热工理论和“隧道窑热耗计算公式”，获198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在教学之余，他还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陶瓷工业窑炉》、《硅酸盐工业设备》等4部专著。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亚、澳、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并被吸收为“国际名人传记协会”会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程迺晋
程迺晋（1923—1999年），江西南城县人。他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曾就读于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南昌赴上海，1938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42年，从扬州中学转入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修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高中毕业后，程迺晋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于1943年9月考入广西大学。1944年赴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当时分设重庆、上海两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交通大学回到上海。1947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程迺晋坚决拥护，并举家随校西迁。
1977年8月，程迺晋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此后，他精神振奋，更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改革。
程迺晋是我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是我国高等教育压缩机制冷专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大型透平压缩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程迺晋于1981年被提升为教授，1982年被国务院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程迺晋长期兼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曾任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动力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及交大侨联主任等职。他还兼任国家科委机械学科组委员、全国流体机械教材编委会主任、全国高校压缩机及制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程迺晋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1990年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学校发展，不断提出建议。生病住院期间，还经常询问学校工作情况，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西安交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