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民国时期民国初期，学校经费主要有中央拨款、省库拨款、地方拨款、地方自筹等。省立中小学教育经费由省教育厅拨付；私立中学（已立案）经费由校董会筹集，省教育厅根据省督学对其视察评定的等级情况给予适当补助。按照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标准，实行三级财政制度，各级财政负担各自教育经费。学田大部分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小部分由地方学校就地经管，收支情况年终开据清单报县教育行政部门。
民国中期，省立各级学校经费由省库教育经费项下核发，每学期根据各级学校开设班级、学生数多少而定；联立学校经费由联立各县教育经费项下分别筹集；县立各级学校经费由县教育经费项下开支；私立各级学校经费由校董会自筹（基金之利息、私人捐献、田房店租），不足部分采取募捐及由县补助等办法解决。
1927年，江西省教育经费独立核算。翌年，江西省指定以盐税捐每石六银元，内以六分二五（即2元5角）为教育基金，每年收入约200万元作为教育经费专款，除用于省立中学外，酌量补助私立中等以上学校。省立中小学由省教育厅拨付经费。1933年，省立临川中学年经费为银元49114元，省立临川中心小学年经费为银元12360元。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设立已满二年，且经省督学视察报告办理合法具有成绩，经评定等级及格者，省教育厅给予补助费：高中名列甲等，每年每班420元，乙等340元，丙等260元；初中名列甲等，每年每班360元，乙等300元，丙等240元，丁等不给补助，并警告其改善或勒令停办。中等以上学校补助经费共计27936元。临川私立辅仁初级园艺学校（私立辅仁初级中学）历年均获省教育厅补助。
在中央拨款的同时，县公立中小学经费也从县统筹地方税中支拨，但因时局动荡，人民生活穷困，税收常不能筹足，教育经费难有保障。北伐战争后，各县设立款产委员会（或称经费委员会），征收地方捐税，主要有：（1）丁曹附税（1927年省政府令：各县以丁曹附税全数十成之七拨充县教育经费，定名为教育税捐）；（2）原有学款（宾会馆、学宫、族祠、及庙各款产）；（3）各种附捐（迷信捐、筵席捐、烟酒捐、屠宰捐、税契捐、房产店铺附加捐等）；（4）地方特产税（土特产捐）等。1928年，南丰县地方教育经费预算银元为岁收学款1000元、丁漕税5749元、附捐特捐2850元、其他2400元，共计1.2万元；岁出教育行政经费6480元，学校教育经费10030元，社会教育经费1700元，临时费和杂费1360元，共计1.96万元；不足的7571元由国库、省库补助。1933年，临川县地方经费收入预算中地方税39456.72元，占全县财政总支出264705.99元的13.7%，其中丁漕教育附税27620元，文昌桥店租2400元，田亩捐2200元，杂租1640元，其它补拨经费2549.46元。1934年，全区各地实行政教合一，保学经费从保内学款、公款、会款、祠款、庙款等款项中支拨，不敷之数由保甲经费带征50%和由县按照各区每个保学每月10—20元（法币）补助。
7—32 1935—1941年中央补助各县义务教育及国民教育经费
单位：元
7—33 1937年第七八行政区各县自筹保学经费
7—34 1934—1938年抚州地区义务教育经费
注：1932年，第七行政区公署设在临川，辖临川、金溪、东乡等县；第八区行政区公署设在南城，辖南城、南丰、黎川、崇仁、宜黄、乐安六县。1935年，原第八行政区改为第七区，公署仍设在南城，辖南城、南丰、黎川、光泽、资溪、临川、崇仁、宜黄、乐安、东乡等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停拨补助义务教育经费。1938年，学校经费一半来源于保甲的投资，一般达到50%以上。1939年，省政府规定：“各县筹办县立初中，其经费由田赋附加呈奉核准者，准予照旧办理，但仍应设法另筹抵补……应以（一）筹募基金（提倡并奖励地方士绅乐捐），（二）依法征收学费（照部规定初中学生每名每学期收学费10元）为筹集经费之来源，不得已时方可抽征特产捐、房铺捐等，但此后绝对不准增收田赋附加。”
1940年，推行国民教育，教育经费由各县负责50%。同年9月，省务会议通过《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规定：“保国民学校经费，平均每校年支600元，校长教员薪俸应占80%，办公费20%”。1941年，江西省先后制订《江西省劝勉寺庙祠会捐拨财产充作国民学校基金办法》、《捐资兴学褒奖规程》等，规定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统筹统支。保国民学校经费年定800元，中央及省库补助300元，保自筹350元；乡镇中心学校初级班，以一班相当于一所保学计算，由地方自筹经费为主，也可领取中央及省补助。学校经费基本为县筹和自筹各一半。抗
战期间，县教育经费多被挪用。抗战胜利后，亦未改观。如1945年，临川县教育经费支出1941万元，占县财政总额的33.2%，翌年，教育经费进一步压缩，支出为462万元，仅占县财政总额的16.6%。以后，各县教育经费每年岁出虽有增加，但纸钞贬值，物价飞涨，加上官府贪污腐化成风，教育经费被层层克扣，到解放初，全区90%的中小学濒于瘫痪。
民国中期，省立各级学校经费由省库教育经费项下核发，每学期根据各级学校开设班级、学生数多少而定；联立学校经费由联立各县教育经费项下分别筹集；县立各级学校经费由县教育经费项下开支；私立各级学校经费由校董会自筹（基金之利息、私人捐献、田房店租），不足部分采取募捐及由县补助等办法解决。
1927年，江西省教育经费独立核算。翌年，江西省指定以盐税捐每石六银元，内以六分二五（即2元5角）为教育基金，每年收入约200万元作为教育经费专款，除用于省立中学外，酌量补助私立中等以上学校。省立中小学由省教育厅拨付经费。1933年，省立临川中学年经费为银元49114元，省立临川中心小学年经费为银元12360元。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设立已满二年，且经省督学视察报告办理合法具有成绩，经评定等级及格者，省教育厅给予补助费：高中名列甲等，每年每班420元，乙等340元，丙等260元；初中名列甲等，每年每班360元，乙等300元，丙等240元，丁等不给补助，并警告其改善或勒令停办。中等以上学校补助经费共计27936元。临川私立辅仁初级园艺学校（私立辅仁初级中学）历年均获省教育厅补助。
在中央拨款的同时，县公立中小学经费也从县统筹地方税中支拨，但因时局动荡，人民生活穷困，税收常不能筹足，教育经费难有保障。北伐战争后，各县设立款产委员会（或称经费委员会），征收地方捐税，主要有：（1）丁曹附税（1927年省政府令：各县以丁曹附税全数十成之七拨充县教育经费，定名为教育税捐）；（2）原有学款（宾会馆、学宫、族祠、及庙各款产）；（3）各种附捐（迷信捐、筵席捐、烟酒捐、屠宰捐、税契捐、房产店铺附加捐等）；（4）地方特产税（土特产捐）等。1928年，南丰县地方教育经费预算银元为岁收学款1000元、丁漕税5749元、附捐特捐2850元、其他2400元，共计1.2万元；岁出教育行政经费6480元，学校教育经费10030元，社会教育经费1700元，临时费和杂费1360元，共计1.96万元；不足的7571元由国库、省库补助。1933年，临川县地方经费收入预算中地方税39456.72元，占全县财政总支出264705.99元的13.7%，其中丁漕教育附税27620元，文昌桥店租2400元，田亩捐2200元，杂租1640元，其它补拨经费2549.46元。1934年，全区各地实行政教合一，保学经费从保内学款、公款、会款、祠款、庙款等款项中支拨，不敷之数由保甲经费带征50%和由县按照各区每个保学每月10—20元（法币）补助。
7—32 1935—1941年中央补助各县义务教育及国民教育经费
单位：元
7—33 1937年第七八行政区各县自筹保学经费
7—34 1934—1938年抚州地区义务教育经费
注：1932年，第七行政区公署设在临川，辖临川、金溪、东乡等县；第八区行政区公署设在南城，辖南城、南丰、黎川、崇仁、宜黄、乐安六县。1935年，原第八行政区改为第七区，公署仍设在南城，辖南城、南丰、黎川、光泽、资溪、临川、崇仁、宜黄、乐安、东乡等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停拨补助义务教育经费。1938年，学校经费一半来源于保甲的投资，一般达到50%以上。1939年，省政府规定：“各县筹办县立初中，其经费由田赋附加呈奉核准者，准予照旧办理，但仍应设法另筹抵补……应以（一）筹募基金（提倡并奖励地方士绅乐捐），（二）依法征收学费（照部规定初中学生每名每学期收学费10元）为筹集经费之来源，不得已时方可抽征特产捐、房铺捐等，但此后绝对不准增收田赋附加。”
1940年，推行国民教育，教育经费由各县负责50%。同年9月，省务会议通过《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规定：“保国民学校经费，平均每校年支600元，校长教员薪俸应占80%，办公费20%”。1941年，江西省先后制订《江西省劝勉寺庙祠会捐拨财产充作国民学校基金办法》、《捐资兴学褒奖规程》等，规定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统筹统支。保国民学校经费年定800元，中央及省库补助300元，保自筹350元；乡镇中心学校初级班，以一班相当于一所保学计算，由地方自筹经费为主，也可领取中央及省补助。学校经费基本为县筹和自筹各一半。抗
战期间，县教育经费多被挪用。抗战胜利后，亦未改观。如1945年，临川县教育经费支出1941万元，占县财政总额的33.2%，翌年，教育经费进一步压缩，支出为462万元，仅占县财政总额的16.6%。以后，各县教育经费每年岁出虽有增加，但纸钞贬值，物价飞涨，加上官府贪污腐化成风，教育经费被层层克扣，到解放初，全区90%的中小学濒于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