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抚州素有“赣抚粮仓”之称，自古至今，一直是稻谷著名产区。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积累较为丰富的水稻、旱粮和油料作物耕作和栽培经验，形成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
   第一节 水稻 一、种植规模 域内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东乡县至今还保留成片普通野生稻。临川发现的一万年前新石器到商周时代遗址中，有水稻痕迹和生产工具。考古学家认定，域内距今7000年以前已经栽培水稻。商代中期已有犁耕，出现青铜农具。临川营门里遗址战国墓出土铁斧、铁锄，说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该地已出现铁制稻作农具。
   汉代，铁工具使用已相当普遍，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多，水稻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大米是人们的主粮。《史记》有“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瓜羸蛤，不待贾而足，地富饶食，无饥饿之患”的记述。《汉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唐代，抚州区域广泛兴修水利，水稻生产蓬勃发展。武德五年（公元622），抚州剌史周法猛在临川筑陂引渠，灌田200余顷；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南丰县令游茂洪于36都剧河下，筑陂塘，凿石渠，反复9次，建成“九陂”，灌田4000亩；咸通九年（公元868），李渤任抚州刺史，在临川境内修成陂堰5处，又横截汝江修成千金陂，使东西四乡之间灌田百余顷。灌溉条件改善，促进水稻生产迅速发展。到中唐时期，抚州稻田牛耕较为普遍。同时还将直辕犁改为节省畜力、操作灵活、转弯方便、可调节耕作深浅、有利于丘陵山地垦种的曲辕犁。随着水利工程不断兴建，高转筒车提水灌溉工具也相应创制和广泛应用。《全唐文》中陈延章在《水轮赋》中写道，这种水轮装置在溪河边上，适用于水乡丘陵地区，“多寄临川之郡”，使高于河岸的稻田获得灌溉用水。高转筒车一直使用到近现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域内农村随处可见。
   宋朝人口激增与北人大量南迁，极需粮食，域内进一步发展水稻生产。南宋金溪人陆九渊说：“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占禾，晚田者种晚占禾。”说明是时水稻已有早、晚、一季稻之分。
   明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组织屯田，奖励垦荒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复种指数提高。16世纪前期《理生玉镜·涓稻品》对长江下游双季连作稻已有较详细记述。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载：“南方平原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六月刈初稻，耕治老稻田，扦再生秧。”此间种植水稻品种既多且杂，众多稻种，一为获得更高产量，二为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嘉靖《东乡县志》记述：“救公饥……农家种以续食”。
   清朝，随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转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大米更多，农业商品化程度得到提高。崇仁县地多丘陵，但输出食粮不少，光绪《抚州府志》记有：“崇（仁）地田硗本非沃壤，然而终岁勤动，广种薄收”“每年秋熟，沿河商贾贩买贩卖，可以朝发夕至”“每年宜黄搬运及装载往郡者，总计极不过二三十万石。”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刚德著《抚郡农产考略》载：临川、金溪、崇仁、宜黄、乐安、东乡6个县每年约产稻谷700万石，除自食外，尚有60万～70万石“接济邻境”。为增加稻谷产量，此时域内双季稻面积有所扩大，间作稻开始出现。《抚郡农产考略》提到“刈去早稻，重复扦秧”“获稻后将其田复栽二遍秧”，即指双季连作稻。“亦间有早黏未刈之时，扦秧其中者”，即指间作稻。
   民国初期，域内水稻生产仍有很大发展，后因日军入侵，内战不休，自然灾害频发，农村经济调蔽，民不聊生，稻作生产迅速下降。据《江西省府编赣政统计》和《江西统计月刊》记载：23年（1934）域内稻谷总产1429.46万石（约71.45万吨），其中，早、中稻983.46万石，晚稻396.46万石，糯稻49.55万石。26年域内水稻收获面积625.5万亩，其中，早稻187.4万亩，中稻252.6万亩，晚稻154.1万亩，糯稻31.4万亩；亩产2.45石（约127千克），总产1534.98万石（约76.7万吨）。其中，早、中稻1146.55万石，晚稻321.36万石，糯稻67.07万石。28年水稻面积达到681.7万亩，其中，早稻201.7万亩，中稻259.6万亩，晚稻186.4万亩，糯稻34.6万亩；亩产2.47石（约123千克），总产1681.66万石（约84.05万吨）。其中，早、中稻1267.46万石，晚稻346.96万石。33年域内稻谷总产下降到1378.9万石（约68.95万吨）；36年稻谷总产1002.8万石（约50.1万吨）。1949年，域内水稻种植面积437.9万亩，其中，早、中稻225.71万亩，一晚210.25万亩，二晚1.91万亩；平均亩产110千克，其中，早、中稻亩产120.5千克，一晚亩产100千克，二晚亩产63千克；总产48.34万吨，其中，早、中稻总产27.2万吨，一晚总产21.03万吨，二晚总产0.12万吨。
   1950年—1957年，抚州地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随后组织生产互助，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和爱国丰产运动，总结劳动模范和水稻高产典型先进事例和典型经验，大抓农家品种评选、鉴定和良种推广，推行“三变”（一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旱地变水田），改革耕作栽培制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有力地推动域内水稻生产发展。1957年，域内水稻种植面积比1949年增加100.41万亩；水稻单产增加30千克；稻谷总产增加26.98万吨。1958年—1962年，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存“大跃进”口号下，农村中刮起“共产风”“浮夸风”，一味强调“一大二公”，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脱离实际作法，使正确技术措施得不到贯彻实施，推行违背科学的过早播种、高度密植，造成农田减产歉收，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农民生产积极性急剧下挫，加之在此其间灾害连年发生，域内水稻亩产、总产下跌。1963年—1965年，国家完成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的调整工作。抚州地委、专署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总结，成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恢复与回升。在农业技术措施上主要是推行“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工、管8项增产措施），做到“五个适时、五个合理”（适时翻田、适时播种、适时插秧、适时耘禾、适时收割和合理深耕、合理搭配品种和轮换种植、合理密植、合理施肥、合理灌溉），继续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引进和推广耐肥、抗倒、高产的矮秆水稻良种，水稻面积、单产和总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域内水稻种植面积是1949年的1.28倍，比1962年增加31.03万亩；亩产148千克，是1949年的1.35倍，比1962年增加29千克；总产是1949年的1.71倍，比1962年增加19.5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6.5万吨。1966年—1978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影响，在农村再次刮起“共产风”，推行“大寨式”评分记工，取消社员自留地，禁止农村集市贸易，割资本主义尾巴，又一次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大大减缓。1966年一1969年连续4年，域内水稻种植面积徘徊在524.7万亩～537.9万亩，亩产151千克～163千克，总产80.97万吨～86.19万吨。1970年—1977年，由于水稻生产中积极推广矮秆品种，实现品种矮秆化，做好品种合理搭配；推广尼龙薄膜育秧和湿润育秧，小苗带土移栽，合理密植和适当增加基本苗；广泛开展群众积肥造肥运动，积极扩大绿肥面积，提高绿肥单产和增加化肥用量，保证域内水稻单产和总产相对稳定，并呈缓慢增长。8年内，域内水稻年均种植面积553.47万亩（其中，早中稻307.26万亩，一晚45.95万亩，二晚200.22万亩），年均亩产193.3千克（其中，早中稻227.7千克，一晚231.3千克，二晚104.4千克），年均总产106.97万吨（其中，早中稻69.98万吨，一晚10.63万吨，二晚24.83万吨），比1965年增加24.25万吨，平均每年增加3.03万吨。1978年—1991年，域内实施一系列激励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改革农村经济体制，逐步推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使水稻生产迅速发展，水稻单产和总产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1979年比1978年增产23.7万吨，1982年比1981年增产16.98万吨，1990年稻谷总产达210.8万吨，比1989年增产12.14万吨，总产成为域内历史最高纪录。1991年，域内水稻播种面积虽比1977年减少29.23万亩，但水稻总产却比1977年增加91.37万吨。1991年水稻亩产提高到379千克。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省11个地（市）中，抚州地区水稻单产水平名列第二名（位于萍乡市之后）。
   1992年—2003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立和消费需求变化，农业增长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域内着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压缩水稻种植，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同时，进一步扩大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继续推行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田化学除草等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提高单产，稳定稻谷总产。1992年域内水稻面积比1991年调减44万亩；1993年比1992年减少39万亩，此后一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在调减水稻面积中，主要减少适口性差，不受市场欢迎的早籼稻种植面积。其间，域内水稻年均种植面积493.83万亩，其中，早稻年均种植196.82万亩，一晚年均种植53.42万亩，二晚243.59万亩。1992年稻谷亩产比1991年增加5千克，1997年比1991年增加31千克，为平均单产历史最高值。由于单产提高，在种植面积大幅度调减之后，1992年—2003年，稻谷年产保持143.1万吨～208.3万吨。2004年—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应对粮食供需形势变化，先后出台一系列废除农业税、种粮补贴、增加农业投入等政策。域内水稻播种面积快速恢复，单产屡创历史新高，由2003年376千克提高到2011年的447千克，水稻总产连续实现7年增产，2008年突破250万吨大关，2011年，水稻播种面积563.9万亩，单产447千克，总产251.84万吨，单产、总产分别创历史最高纪录，与1949年比较，面积增长28.8%，总产增长420%，单产增长306%。
   1949年—2011年全区（市）水稻面积及产量 表13—5—12 单位：亩、千克、吨 续表13—5—12 1949年—2011年全区（市）早中稻面积及产量 表13—5—13 单位：亩、吨 续表13—5—13 1949年—2011年全区（市）一晚面积及产量 表13—5—14 单位：亩、吨 续表13—5—14 1949年—2011年全区（市）二晚面积及产量 表13—5—15 单位：亩、吨 二、耕作制度 古代稻田耕作制历经撩荒农作制、轮荒农作制和轮作复种制等阶段。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域内稻田耕作制度较为单一，以单季稻休闲制为主，稻豆、稻薯、稻麻、稻荞、稻麦、稻肥等二熟制亦有一定面积，三熟面积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1953年，根据江西省委提出“单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旱地变水田”的“三变”方针，把改革耕作制度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扩大双季稻面积，提高稻田复种指数上，通过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等措施，将单季稻为主的耕作制逐步改革成以双季稻绿肥为主耕作制。中稻及一晚面积逐步减少，双季稻面积迅速扩大。域内稻田主要种植制度有： 一季稻——休闲制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水利设施落后，大多数农田易涝易旱，一季稻——休闲制为历代主要种植制度。有一季早稻休闲、一季中稻休闲和一季晚稻休闲3种，后两种较为普遍，夏种秋收，产量较高，民间俗称为“大禾谷”。一季早、中稻多在“望天田”中采用；一季晚稻休闲多在春天易涝，下半年洪水较少的山区坑田、垅田采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由于大力兴修水利，农田生产条件改善，种植技术提高，该制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仅在山区冷浆烂泥田、冷浸性低产田中尚有一定种植面积，约占域内稻田总面积15%左右。
   单季稻——旱作制 一季水稻与一季旱作物构成一年两熟的种植形式。旱作物以大豆、花生、西瓜、红薯、荞麦、麻类、蔬菜、小麦、油菜为主。自古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此复种制以其具有培肥土壤，节水增产等作用，在域内稻田种植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早稻后插种红薯的做法也较普遍。清同治《南城县志》记载：“农人终岁作苦，高山卑洲荒土皆垦，禾继以麦与蔬”；《抚郡农产考略》记薯“抚农多于大暑获早稻后栽之”；“种五十工，黏田获稻后种麻最宜”。自1954年实行“三变”方针后，域内中稻大都改为早稻。且因水利条件改善，水稻品种改良，中稻改早稻后均复种二季晚稻。因此，一水一旱制面积有较大幅度减少。水利条件较差，易发生伏、秋旱的田块仍保留少量面积。
   一水两旱制 系以一季水稻与两季旱作物构成的一年三熟制。域内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早（中）稻收获后，复种晚大豆、晚玉米、晚红薯、晚花生、荞麦、芝麻，冬季再种上油菜、蔬菜、蚕豆、豌豆或大麦、小麦等旱作。其中，以复种晚大豆者较多；另一种形式是早季种西瓜、大豆、花生、烤烟、玉米、蔬菜等旱作物，秋季复种水稻，冬季再种油菜、蔬菜等旱作物。此种制度具有调整种植结构、优化耕作制度、提高稻田经济效益等优点，日益受到重视，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双季稻——休闲制 连作稻。据史料载：明代以后至清乾隆时，建昌（今南城）、临川、新城（今黎川）等府、县均有双季稻，后逐渐扩大，但因社会制度的束缚，季节及劳力紧张，水利设施差，肥料不足等因素之影响，其发展仍受到一定制约。民国时期，战祸灾害频繁，苛捐杂税，农民难以为生，双季稻面积反而大为缩小。1949年，域内连作双季稻面积不到2万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双季稻栽种才迅速普及。
   间作稻。俗称“亚禾”，清代已有。据《抚郡农产考略》载：“亚禾，一名二禾，或呼竹亚黏，二遍稻也。米香而甜，临川、宜黄间有之，乐安最多”“三月内浸种，二日即发芽，七八日出秧，又二十余日将此秧分插早禾行内，八月含苞，九月寒露前后获。”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农田耕作制度改革，间作稻已被连作稻取代而消失。
   再生稻。系水稻收获后，利用稻桩上休眠牙萌发再生而成的水稻。蓄留再生稻的田块主要是利用种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田块，为避免光热资源浪费，在前作收获后，通过田间管理措施，促进稻桩萌发、生长发育，达到多收一季水稻的目的，平均亩产100千克左右。各县（市）均有种植，宜黄、乐安和金溪3县面积较大。1994年种植面积最大，达到3.5万亩。
   双季稻冬作三熟制 肥一稻一稻复种制。系双季稻后复种一季绿肥（以红花草为主），是稻田最主要的种植制度。民国以前，已有水、热、光、肥条件较好的门桩田采用双季稻绿肥制。新中国成立后，农田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双季稻面积不断扩大，绿肥面积也相应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种植152万亩，1965年226万亩，1969年种植面积最大，达到279万亩，此后一度在250万亩～270万亩。
   油一稻一稻复种制 新中国成立前，域内双季稻面积小，仅有小面积利用双季稻田种植油菜。新中国成立初期，稻田种植油菜发展仍较缓慢。直到适应双季稻田栽培的早熟、高产甘蓝型油菜品种的培育推广和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提高，稻田油菜始不断增多，推动此种植制发展。1982年油菜种植面积30.4万亩，其中，水田实行这种制度约占1/2。1990年以后，油菜面积迅速扩大，1992年油菜面积90.4万亩，1995年发展到百余万亩，其中，油一稻一稻复种制80万亩，约占油菜总面积75%。复种制逐渐成为域内稻田重要种植制度之一。
   三、栽培技术 域内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农民千百年生产实践和创造性发展，到明、清已达到一定水平。民国时期水稻栽培技术大都沿袭传统方法，少有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水稻栽培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稻栽培技术逐步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一）育秧 早稻育秧历来采用嵩箩催芽，水播水育。秧田多选避风向阳、疏松肥沃的冬闲田，经冬翻晒垡，多用腐熟人粪尿，春季再耕耙数次，耥平后即播种。播种时在田里踩脚印，作为秧畦，极不利于灌溉排水，往往因天气不好，造成烂秧。晚稻以水播水育为主，多选用肥力适中的红花草留种田作秧田。
   新中国成立后，水稻育秧方法不断改进，尤其是早稻保温育秧技术发展更快。20世纪50年代推广通气秧田和湿润育秧法，采用盐水、泥水选种，分畦开沟，谷种播于畦上，有效地提高成秧率和秧苗素质。60年代初、中期推行湿润旱育法，畦高脱水，并在秧床上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60年代末推行晒种选种、药剂消毒、地窑催芽、过秤下田、先稀后密、均匀播种、泥浆落谷、打泥埋芽、湿润育秧、薄膜覆盖、培育壮秧技术。7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实行温室催芽、早播早育、密播小苗或中苗带土移栽，由于易引发立枯死苗而未能推广。80年代—90年代初期大力推广地膜覆盖保温育秧，不仅增温、保温，透光效果好，且成本低廉，得到普遍推广，覆盖率85%以上。1993年引进旱床育秧技术，1995年早稻旱床育秧实施面积84.5万亩，占早稻面积42%；1996年，实施面积113.5万亩，占早稻面积54.1%；1997年实施面积113.6万亩，占早稻面积66.7%。
   旱床育秧技术是对传统育秧方式的重大改革，一改传统育秧方式阴雨低温烂秧、用种量多、专用秧田面积大等状况，成秧率高，秧苗短壮，栽后返青快，前期分蘖力特别强，中后期叶片不早衰，早熟高产，每亩增产稻谷10%～20%。1996年引进水稻塑料软盘育秧技术，即将塑料软盘放在秧床上，再将配制好的营养土装入盘孔中，然后播种。当秧苗长到3.5片～4.5片叶时，再抛栽到大田中，一个劳力可抛栽6亩～8亩。水稻塑盘抛秧技术的应用，加上稻田除草剂的普及，把农民从几千年来弯腰弓背拔秧、插秧、耘禾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很大程度地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已经成为域内主要的育秧方式。2005年引进机械化育插秧技术，以软盘育秧为主，1亩大田需备规格58厘米×28厘米×2.5厘米的育秧软盘25个，播种时将秧盘整齐摆放在平整好的秧厢上，再在软盘内均匀填入2厘米厚的营养土，按照每秧盘播芽谷50克～60克称量均匀撒种，施药消毒，并均匀盖上细土后搭拱盖膜，增温保湿，濯足满沟底水，保持厢面湿润。苗床与本田之比为1：80，当秧龄25天～30天，苗高13厘米～15厘米时便可起苗机械插秧。
   晚稻育秧由过去水播水育改变为湿润育秧和湿播旱育。一些地方还采用两段育秧法，把秧苗培育分成两段，第一段为小苗阶段，实行密播旱育；第二阶段为寄秧阶段，把育成的小苗带土分散，浅插在经耕整施肥的寄秧田中，在优越的水、肥、气条件下培育壮秧，该育秧方式由于花工多，后逐渐被塑盘育秧所取代。80年代后期，采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多效唑”育秧，促进秧苗短壮，增强秧龄弹性，栽后返青快，成穗率高，增产显著，在域内曾大面积推广。后由于“多效唑”对后作物生长有一定影响，使用面积逐年减少。
   （二）播期、播量与秧龄 新中国成立前，域内农民对适时播种、掌握秧龄积累一定经验。一季稻地区，早稻多在3月底至4月上旬，晚稻则在4月底与5月初。二季连作稻地区，早稻浸种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晚稻则在6月上中旬，二季间作稻地区，晚稻则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浸种催芽。后将催好芽的种谷用手撒播于秧田，每亩秧田早稻播种70千克～80千克，晚稻55千克～65千克。每亩大田需种量，早稻多，晚稻少。早黏谷种一石可栽田16亩，晚稻、再熟黏谷种一石可栽田24亩。早稻秧龄约30天，晚稻秧龄40天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过去水稻育秧经验的基础上，适时适量播种，严格掌握秧龄。即根据不同品种的光、温特性和基本营养生长性，在不同季节播种条件下的变化及其对水稻生育期的影响以及本地气候条件，安全孕穗期、安全齐穗期，确定最适和最迟播种期，早春晴、雨、冷、暖天气交替变化规律，采取“暖尾冷头”浸种催芽，“冷尾暖头”抢晴播种，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烂秧，提高成秧率。70年代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稀播壮秧，秧田播种量普遍减少。一般长龄秧早稻和二晚每亩播种40千克；短秧龄每亩播50千克～60千克；杂交早稻一般亩播20千克；杂交晚稻亩播约15千克，若为长秧龄则亩播10千克。秧田与大田之比为1：10。1996年以后推广旱床育秧和塑盘育秧，杂交早稻亩播量提高到85千克左右，不但能培育出壮秧，而且减少秧田用量，秧田与大田之比为1：50。
   （三）栽插密度 新中国成立前，稻田栽插密度视土壤肥沃程度、品种、类型和季别不同而有所差别，农民习惯于肥田较稀，瘦田较密；早稻较密，晚稻较稀。但栽插密度普遍偏稀，行距多在0.8尺～1尺，株距多在0.6尺～0.8尺，每亩栽7500蔸～12500蔸。
   20世纪50年代初期，域内农民仍沿袭旧习惯偏于稀植。之后，密植作为“农业八字宪法”内容之一，受到高度重视。70年代后，水稻矮秆品种的推广与普及，水稻栽插密度更趋合理，由过去亩栽万株左右扩大到2万株左右，行距多在0.6尺，株距多在0.4尺，比稀植可增产10%左右。后栽插密度又逐渐转稀，2005年后，域内开展“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活动，学习湖南省密植高产做法，取得很好的增产效果。
   （四）施肥 明、清代，域内农民对稻田施肥之重要已有深刻认识，特别注重施用底肥及因土因苗施肥。
   民国期间，域内稻田施用肥料仍以农家肥为主。基肥多用猪牛栏粪、火土灰、堆肥、人粪尿以及稻草返田和石灰等，肥田粉（即硫酸铵）化肥虽曾使用，但因价格昂贵，农民无力购买，施用甚少。
   20世纪50年代初期，稻田施肥仍以农家肥为主，60年代，绿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域内稻田主要肥源之一。70年代，域内稻田发展为有机农家肥、化肥并用。后化肥供应进一步增多，每亩氮、磷、钾肥总量73.3千克，稻田施肥遂以化肥为主。随着稻田用肥种类的改变，施肥技术不断更新。60年代以前，沿用过去稻田施肥旧习，基、追肥各半，追肥于一、二次耘禾施完，后期不施肥，往往造成早衰瘪粒增多而低产。70年代改为接力施肥，即重施基肥，巧施分蘖肥，加施粒穗肥，基肥占70%，以有机肥和化肥碳酸氢铵作底肥施用，追肥以化肥尿素等分次接力施用，同时推广尿素、磷酸二氢钾等叶面施肥，保证水稻全生育期营养需要，有利高产。80年代中期开始，域内稻田施肥发展为配方施肥，即根据田土肥瘦，以田定产，以产定氮，以氮定磷钾，将所需之化肥混合配成复混肥，施于稻田，取得显著增产效果。抚州从1996年开始生产使用复合肥、专用肥，因其使用简单方便，省工省力，增产效果好，深受农民欢迎。至2011年，水稻生产中使用的复合肥、专用肥较普遍，有机无机复合肥、有机肥、生物有机肥使用较少。
   （五）耘禾 耘禾有手耘、站立足耘和利用铁耙耘3种方法，域内农民多采用手耘或铁耙耘。手耘是人跪于稻田行间，弯腰屈身，匍匐膝行，用手捣翻泥土，拔除杂草；足耘、铁耙耘则是用足或铁耙向稻丛四周遍绕，将收聚的杂草踏入泥中。一般耘禾3次，2次甚少。水稻移栽后一周即进行首次耘禾除草，此后每隔半月耘一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稻田除草剂种类增多，除草效果不断提高，除草剂消灭稻田杂草应用面积越来越大，耘禾面积开始逐步缩小。2005年后，稻田已鲜见农民耘禾。稻田除草剂广泛应用，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水稻产量。
   （六）灌溉排水 清代以前，水稻灌溉基本依赖降雨和山泉，天旱时，用水车漏斗式水桶提灌。
   民国时期，由于水利设施甚差，除沿江地区及山区水资源较为丰裕之外，丘陵、平原地区常受干旱缺水之苦。再则，灌溉提水工具十分落后，通常使用人力、畜力槽车。山区水源充裕之处多用水力驱动筒车。域内稻田普遍采用深水灌溉，水源丰足之处多串灌、漫灌，水、土、肥大量流失，影响水稻正常生长和产量。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着力改善稻田灌排条件，大兴水利，使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大幅提高。灌溉技术进一步改进。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普遍成立统一管水、一把锄头放水的科学用水制度，改变以往串灌、漫灌旧习，稻田普遍采用“寸水返青，浅水分蘖，薄水抽穗，湿润壮子”灌水方式。70年代后，由于稻种矮秆化，在水稻返青后，普遍采用干干湿湿灌溉方法。1996年引进推广水稻增产节水薄露灌溉技术，即采用薄水灌溉，适时露田的灌溉方法，每次田面灌水0.5寸左右，让其自然落干露田，周而复始。移栽时如遇低温或高温，则用深灌保温或降温。薄露灌溉彻底改变传统勤灌浅灌灌溉方法，不但明显减少灌溉水量，且能有效改善水稻生态环境，使土壤透气增氧，根系生长良好，光合作用增强，抗性提高，有利水稻单产提高。由于农田灌溉条件改善和农民合理用水观念增强，全市农民普遍能因田、因天气和水稻各生育时期对水分的需求，进行合理灌溉，科学用水。即：寸水返青，浅水（2厘米以下）分蘖，够苗后自然落干晒田；拔节孕穗期薄水灌溉；抽穗成熟期薄水间歇灌溉，干湿交替；收割前7天左右断水。
   （七）病虫防治 古代农民缺乏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知识。常采用念咒烧符等迷信方法驱虫。清代，农家有用烧酒和雪水浸种治虫习惯。民国时期，因无农药和缺少技术，稻蝗来时，仅是捕捉，挖灭蝗卵治蝗；发生螟害，也只是采用摘卵块，拔除枯心苗，拔白穗，田间插烟筋，点灯诱蛾，冬天灌水浸田等防治螟虫危害。
   新中国成立初期，仍采用摘卵块，拔除枯心苗，拔白穗、点灯诱蛾等农业防治方法防治水稻螟虫。1956年开始推行细土拌“六六六”粉农药治稻螟，1958年曾发动群众创制土农药运动，用烟茎、茶枯饼、苦楝子、闹洋花浸沤提液治虫，弥补化学农药不足。1966年—1980年，化学农药供应增加，品种增多，每年销售总量在5000吨～6000吨，主要有甲胺磷、杀螟松、敌百虫、杀虫脒、敌敌畏、稻瘟净、抗菌401等。80年代以后，由于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新方针，逐步完善病虫防治措施，病虫防治效果大为提高。90年代，域内继续加强植保机构、队伍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提高测报手段和技术，提高检测人员素质，病虫害测报的准确度得到提高。与此同时，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得到广泛使用。在防治方法上，由单一的药剂防治逐步转变为综合防治。2000年后，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和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成为严重影响域内水稻生产的病虫害，遇到大面积暴发，如防治不力，对水稻生产即造成巨大损失。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域内暴发稻瘟病、稻飞虱危害，对水稻产量影响很大。在防治策略上，采取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专业防治，绿色防控。突出重大病虫、重点区域和重要时期，通过农业、生物、化学农药相结合的方法，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早稻防控重点是稻瘟病、纹枯病、螟虫和稻飞虱，兼治稻纵卷叶螟；中稻防控重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稻瘟病、纹枯病、螟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稻曲病；晚稻防控重点是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稻飞虱、纹枯病、稻曲病，注意防治稻纵卷叶螟和螟虫。
   第二节 旱粮 域内旱粮包括红薯、麦类、豆类、玉米等，其种植规模和主要品种各时期有不同，栽培技术特别是病虫害防治技术随时代而改进。
   一、红薯 （一）种植规模 红薯俗称番薯，是主要旱粮作物之一。域内引进红薯种植始于明朝后期。清《抚郡农产考略》记载：“薯有田诸、山诸二种，田诸抚属皆有之，临崇宜东四邑出产尤多，间种山诸味极劣”。民国33年（1944），域内甘薯种植面积91051亩，产量10561石（约570吨）；36年，域内红薯产量2118870石（约114419吨）。
   1950年—1952年，域内大力发展红薯生产，3年红薯种植面积依次比1949年增长35.7%、47.2%、30.0%；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58.3%、58.0%、47.2%。1953年—1958年，红薯持续稳定发展，年均种植面积177651亩，总产14102吨，亩产折谷（5斤鲜薯折谷1斤，下同）79.4千克。1958年红薯播种面积成为域内历史之最，随后时有起伏。“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双季稻的发展，红薯播种面积骤减，年均种植面积113559亩。特别是1968年，红薯播种面积仅69400亩。亩产152.2千克，总产17281.1吨，单产显著提高。1978年至1987年，域内红薯种植面积89670亩～117144亩，亩产134千克～192千克，总产13710吨～21555吨。1996年至2011年，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旱粮生产，加之新技术的推广，红薯种植面积逐年回升，单产、总产大幅度提高。种植面积211905亩～306285亩，亩产提高到336千克～533千克，总产75483吨～123924吨。2011年，红薯亩产、总产分别创历史最高纪录。
   （二）主要品种 新中国成立初期，域内以种植白皮红心薯、番薯、洋薯为主。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引进推广胜利百号、赣南1202、赣南601等品种。胜利百号亩产3000千克～3500千克，出粉率比当地传统品种多50%～60%。70年代至80年代引进徐薯18、标心红。鲜薯亩产5000千克左右，为域内高产品种。2000年域内红薯品种有：胜利百号、红皮红心薯、白皮红心薯、云南薯仔、枫树叶薯、六十六薯、胭脂薯、粉薯、山怀山薯、鸡脚叉、岩薯5号、皖薯3号、紫脚板薯等。2001年至2011年域内红薯品种有：渝苏303、岩薯5号、徐薯22、鄂薯6号、广薯87、龙薯1号。
   （三）栽培技术 域内栽培红薯分早、晚两季。夏季插藤为早红薯，秋季插藤为晚红薯。新中国成立前，黎川等地农民多将红薯作晚秋作物，少数作春插作物。春插用块根育苗，再剪苗扦插，多栽于旱地；秋插的多栽于水田，在早稻收割后剪茎蔓扦插，栽得越早，产量越高，霜降前后收获。推广应用新技术主要有： 温床育苗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采用露地育苗，出苗、生长慢，影响栽插。60年代以后采用薄膜覆盖育苗。
   高垄栽培 红薯是块根作物，高垄能增厚土层，提高土壤含水景，利于排灌，增产效果明显，此种技术沿袭至今。
   改大翻蔓为手提蔓 80年代以前，域内种植红薯均是采取大翻藤蔓，不仅损伤叶片，而且叶片面积指数和绿叶展开数均有明显降低。80年代后期，在红薯中后期改传统习惯大翻蔓为手提蔓，增产效果显著。
   1949年—2011年全区（市）红薯生产情况 表13—5—16 单位：亩、吨 续表13—5—16 二、麦类 （一）种植规模 抚州种麦主要有大小麦。清雍正《抚州府志》载：“麦之属，有大麦，诗谓之来；有小麦，诗谓之牟。秋下种，冬出土，春始秀，至夏而熟。”清《抚郡农产考略》载：“大麦有谷麦、米麦二种，谷麦皮厚而尖，有芒；米麦较短无芒……小麦曰面麦，有有芒、无芒二种，小麦稿长不及二尺，粒圆而皮薄。”民国28年（1939），域内大小麦播种面积59690亩，其中，大麦占20.3%，小麦占79.7%，产量60670石（约3440吨）；1949年域内大小麦亩产16.5千克。
   1950年—1955年，大小麦播种面积51697亩～56521亩，比1949年略有下降；亩产16.5千克～26千克，总产865吨～1385吨，比1949年略有上升。1956年，域内大小麦播种面积、亩产、总产均超过1949年。1957年—1964年起伏很大。1965年—1969年，种植面积26010亩～28654亩，总产780吨～965吨，均呈下降之势，但亩产28千克～37千克，略有上升。1971年，大小麦种植面积骤增，面积、总产均成为历史最高纪录。1972年开始逐年大幅下滑，直至1990年。1991年以后，根据江西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原料作物的决策，域内大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亩产、总产大幅度提高。1995年，金溪县被列为江西省17个大小麦基地县之一。随后，全区种植面积逐年下降。
   （二）主要品种 大麦 新中国成立后，域内引进大麦品种有六棱大殚、四棱大麦、二棱大麦等。70年代，抚州市引进“757”、立爱黄和啤酒大麦品种早熟三号、浙农12号。20世纪80年代始，先后引进西引2号、沪麦4号、浙皮1号、黑大麦、舟麦1号、舟麦2号、82-1、秀麦1号。其中，以浙皮1号、秀麦1号、沪麦4号、舟麦2号等表现抗性好、产量高，适宜域内种植。1985年金溪县枫山乡莲塘村种植浙皮1号啤酒大麦36.2亩，总产5385千克，平均亩产149千克；1989年金溪县试种沪麦4号100亩，平均亩产113.5千克。
   小麦 民国时期域内小麦品种有龙公须、和尚头、中大南宿州、金大2905及涂家埠大头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引进南大2419、万年2号、浙麦1号、墨西哥小麦、友谊麦等。1955年用南大2419替换老品种；1958年后引种万年2号、碧玛1号；60年代大力推广万年2号，并引种阿天阿勃，后由于阿天阿勃小麦赤霉病严重，被淘汰；1974年引进墨西哥小麦波达坶、伊尼阿、叶考拉、纽瑞、沙瑞克等品种，试种2年后被淘汰；1974年引进浙麦1号、友谊麦等新品种，是年5月4日，省农科院旱作所在抚州召开全省小麦育种流动现场会。此后域内主栽品种有南大2419、万年2号、浙麦1号和友谊麦等，抗性、适应性强，一般亩产100千克，高的可达250千克。
   （三）栽培技术 大麦栽培 提高播种量。《抚郡农产考略》载：“大麦种时相距七八寸，下种一二粒，以灰覆盖。”至20世纪70年代每亩播种量4千克～5千克，影响单产提高。80年代以后，播种量每亩增加到8千克~10千克，使基本苗达到19万～20万蔸，越冬苗40万左右，单产显著提高。
   增加施肥量。基肥亩用牛栏粪400千克，火土灰8担～10担，钙镁磷肥20千克～25千克，尿素4千克。70年代后，穗期应用叶面喷肥，增加实粒数和粒重。
   加强田间管理。前期攻苗，拍麦镇压，中耕锄草；中期清沟排渍，防治病虫害；后期防高温逼熟，及时收割脱粒。
   小麦栽培 适时播种。域内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为小麦播种适宜期。新中国成立前种麦，多采用点播。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条播密植，后又由窄幅改为宽幅条播。播种量由每亩2千克～2.5千克增加到7.5千克～10千克，增产显著。
   开沟作畦。域内传统种小麦整地不注重开沟作畦，20世纪70年代末期始，域内麦稻稻三熟栽培已采用深沟窄畦等综合技术，能有效预防湿害，减轻赤霉病。
   合理施肥。域内传统种小麦多不施用基肥，20世纪60年代初普遍使用过磷酸钙作基肥，把基肥、种肥集中施在播种沟内。
   1949年—2011年全区（市）大小麦生产情况 表13—5—17 单位：亩、吨 二、豆类 （一）大豆 种植规模域内盛产大豆。清雍正《抚州府志》载：“菽之属，有黄豆，有青豆，有黑豆，有花豆，有豌豆，亦有赤豆，有绿豆，诸豆惟黄豆刈禾后种，满田间；青豆多取山地种之。”民国25年（1936）《江西特产产量统计》载：临川县大豆面积超过10万亩。33年，域内大豆种植面积达141186亩，产量80741市石（4360吨）。
   1950年—1957年，域内大豆生产迅速发展，年均播种面积527313亩、总产14102吨，分别是1949年的1.32倍和1.42倍；年均亩产26.7千克，比1949年略有提高。1957年是域内历史上种大豆最多一年，总产是1949年的2.28倍。1958年—1977年，由于双季稻两熟及三熟制发展，一季稻后茬大豆减少，大豆面积、总产起伏很大，年均播种面积251672亩，年均总产6705.9吨，年均亩产26.6千克。1978年—1990年，域内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16万亩左右，由于种植技术进步，单产、总产大幅度提高，年均亩产75.7千克，年均总产11255吨。1991年—2003年，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域内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206940亩～279509亩。由于种植技术进步和新技术应用，年均亩产120千克；1996年总产39571吨，成为域内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后，种植面积虽降至15万亩左右，但单产水平大幅提高，2011年，单产为历史最高。
   栽培技术 轮作套种。为域内栽培主要技术措施。新中国成立初，实行稻—豆一年二种二熟制和稻—豆—肥—年三种三熟制。1957年以后，由于水利条件改善，逐渐被稻—稻—肥取代。70年代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稻—豆—肥种植模式基本被取消，70年代后期又被作为农业增产措施得到恢复。1979年金溪县陈坊公社润湖大队推广稻—豆—肥，种植晚大豆85.5亩，占秋种面积43%，大豆平均亩产54千克，最高达181.5千克。8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推广大豆多熟制间作套种技术。主要类型有：早稻—秋玉米+晚大豆、早大豆+春玉米—杂交晚稻、早稻—晚大豆—冬萝卜等，以及甘蔗中套种大豆、红薯中套种大豆等。1988年南城县农技站100亩早大豆套种玉米示范片，大豆亩产100千克，玉米亩产130千克；该年东乡县岗上积乡塘背李家村晚大豆套种玉米41亩，大豆亩产108千克，玉米亩产109千克，每亩比净种大豆增收65元。1993年东乡县甘蔗套种青大豆示范，大豆亩产达80千克。同时，土壤肥力得到很大提高，此后被广泛采用。
   改进栽培技术。大豆栽培经长期实践，域内农民已积累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传统栽培技术基础上有所改进和提高： 适时播种。域内种植大豆，分春播、夏播、秋播三种。春播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下种；夏播大豆作田埂豆，5月中旬播种育苗，6月上旬移栽；秋播在大暑前后播种，宜早不宜迟。
   合理密植。春大豆每亩留苗不宜过多，每穴播种4粒～5粒，每穴留苗2棵～3棵，每亩播1.5万穴为宜。夏大豆略稀一些，秋大豆与春大豆基本类似。
   科学施肥。只施草木灰、火土灰和少量猪牛粪，不用氮肥，更不用化肥。20世纪50年代后期，普遍推广钙镁磷肥作基肥，使用固氮菌或根瘤菌拌种；70年代推广施用尿素或硫酸铵；80年代以钾素为主，亩用氯化钾15千克～20千克在中耕施用，并应用微量元素拌种喷洒，增产十分明显。
   加强田间管理。出苗后及时查苗、补缺，发现缺穴断行采取补种或用地边预备苗带土移栽补苗，及时间苗、定苗、中耕、除草、施肥。播种前先作畦后灌水，大豆出苗期和开花结荚时，及时灌水。若遇干旱，及时灌好“跑马水”。加强病虫害防治，选用抗病品种，注意轮作换茬，并杀灭田间虫害。
   1949年—2011年全区（市）大豆生产情况 表13—5—18 单位：亩、吨 续表13—5—18 （二）蚕豌豆 种植规模 域内蚕豌豆种植历史较悠久，清代史料已有记载。民国33年（1944），域内蚕豌豆面积3929亩，产量3278石（约177吨）。1950年至60年代初，域内蚕豌豆种植变化不大。60年代末，播种面积和总产分别为1680亩和1595吨。1970年—1986年种植面积507亩～1883亩，总产20吨～95吨、亩产39.5千克～70.5千克。1987年—1991年，蚕豌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逐步上升，年均播种面积4412亩，总产277吨，亩产62.8千克。1992年—2000年，域内大力改革耕作制度，发展高效作物，扩大蚕豌豆种植面积。年均播种面积71469亩，总产5783吨、亩产81千克。1999年播种面积和总产均为域内历史最高水平。2001年后，播种面积较为稳定。
   主要品种 20世纪80年代以前，域内种植的抚州蚕豆，分为白皮蚕豆、青皮蚕豆；抚州豌豆分为麻壳豌豆、红皮豌豆。又可分蔬菜豌豆和谷实豌豆两种类型。蔬菜豌豆，又称白花豌豆，早熟，荚多，粒形略大而圆润，种皮白色，多作蔬菜，可制罐头；谷实豌豆又称紫花豌豆，分枝多，抗逆性稍强，茎叶茂盛，粒形略小而皱缩，多作饲料或绿肥。1984年地区种子公司从陕西农科院引进陕西白豌豆；1991年从浙江省上虞县引进田鸡青蚕豆；1996年从上饶玉山县引进中豌4号；1997年乐安县引进中豌6号进行示范推广。中豌4号成熟干籽黄白色，中豌6号成熟干籽浅绿色，既适合大田种植，也适合在山地与幼林、果、竹、桑园、蔗田间作套种。冬播鲜荚亩产400千克～600千克，反季节秋播亩产鲜荚250千克～400千克，已取代域内地方蚕、豌豆品种。
   栽培技术 域内农民在长期栽培蚕豌豆实践中已积累丰富经验，据《抚郡农产考略》记载：“蚕豆，九月间种，次年二月前后开花，旬日即成荚”“豌豆，九月种，次年二月开花，三月收割，乐邑有以十月种者，若过时种之数日，亦能生苗，但不能成荚耳”。主要栽培技术是： 适时播种。蚕豌豆播种期为霜降前后，最迟不过立冬。播种过早，温度高，年前生长旺，遇到-5℃低温，会冻死茎叶；播种过迟，温度低，出苗慢，发棵差，生长发育不好。1997年推广中豌4号、中豌6号，秋冬播种，秋播在9月5日—20日，冬播在11月25日至12月上旬。
   合理密植。种植蚕豆多用点播，每穴用种2粒～3粒，大粒种每亩种5000穴，株距50厘米，行距23厘米，每亩基本苗1万～1.3万株；中小粒种，每亩7000穴～8000穴，株距33厘米～40厘米，行距20厘米～27厘米，每亩基本苗1.5万～2万株。种植豌豆，播种时以行株距26厘米～33厘米穴播，每穴播种2粒～3粒，每亩播种量4千克～5千克。中豌4号、中豌6号冬播亩用种量8千克左右，秋播亩用量15千克左右，采用穴播，冬播行距35厘米，株距12厘米；秋播行距30厘米，株距10厘米左右。
   加强田间管理。蚕豆除耕耙、整地、施肥、中耕、除草、培土、清沟、排渍外，还需在开花结荚期即清明前后摘心打顶，摘除茎顶一叶一心，防止植株疯长。豌豆整地时，亩施腐熟粪肥50担或过磷酸钙75千克或复合肥40千克，加磷肥50千克作基肥；盛花期亩用尿素250克加钼肥20克兑水30千克喷施；开花前撒施一定数量草木灰或氯化钾。
   防治病虫害。对蚜虫和潜叶蝇采用80%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或40%氧化乐果1500倍液防除，对霜霉病和白粉病用托布津和施宝灵等防治。
   1963年—2011年部分年份全区（市）蚕豌豆生产情况 表13—5—19 单位：亩、吨 四、玉米 （一）种植规模 玉米有玉蜀黍、苞谷、苞黍、苞粟、玉茭、棒子、金豆、珍珠米等名称，为粮饲兼用作物，20世纪初进入江西后首先在南城等县种植。民国33年（1944），域内玉米面积9998亩，产量514吨，至36年总产量降至270吨。
   新中国成立后，域内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玉米等杂粮仅零星种植。80年代初，域内玉米种植面积仍在千亩以内徘徊。80年代中、后期，为促进畜牧业发展，补充饲料来源，开始扩大玉米种植，1984年—1989年，平均播种面积2854亩，总产398.7吨，亩产139.7千克；1987年—1990年，年均种植14118亩，总产1550.8吨，亩产109.8千克。90年代以后，域内各级政府大抓旱粮生产，玉米生产迅速发展。1991年玉米播种面积111918亩，1993年玉米亩产245千克，1995年总产达20506吨，均创域内历史最高水平。是年，南城、东乡、临川3县（市）被列为南方丘陵玉米区3个玉米生产重点县，玉米播种面积占域内总播种面积49.7%。至2011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2.25万亩，亩产364千克，总产8186吨。
   （二）栽培技术 间作套种。新中国成立后，域内玉米栽培种植有两大变化：即由单熟变多熟，由净种变间作套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玉米以间作套种为主，净种为辅；净种以秋玉米为主，春玉米为辅；以直播为主，移栽为辅。种植形式主要有：水田采取春玉米—晚稻—冬作或早稻—秋玉米—冬作等单作复种；旱地采用小麦—玉米；红薯或大豆、春玉米；红薯或西瓜或大豆、小麦或油菜；大豆或秋玉米、早稻—大豆；玉米等间作套种，有增产增收效果。1995年域内玉米间作套种面积25.8万亩，其中，东乡县间作套种面积15万亩，亩产75千克，增产玉米1.12万吨，被乡民广泛应用。
   引进先进栽培技术。新中国成立前，域内玉米栽培技术比较粗放。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改进玉米栽培技术。1984年，乐安县专程从浙江省东洋玉米研究所请来农艺师举办玉米学习班，传授种植杂交玉米技术。1986年以后，地区把间作套种列为“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增产措施重点推广。1990年地区农业局与东乡县农业局联合进行玉米生产技术开发，签订玉米间作套种推广合同，实行技术承包，全县该年种植玉米21227亩，最高亩产550千克。是年，省、地气象部门请山东老农到临川县腾桥镇指导玉米生产，该镇种植春、秋玉米1540亩，平均亩产343.5千克，总产529吨。
   1981年—2011年全区（市）玉米生产情况 表13—5—20 单位：亩、吨 第三节 油料作物 域内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花生、芝麻。新中国成立前，产量低下，品种亦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市场需求日益增大，不断更新品种，改进栽培技术，使油料作物得到稳步增长。
   一、油菜 （一）种植规模 清代时，抚州农家已有种植油菜习惯。民国期间，油菜作为水稻一熟地良好前茬作物、开荒地区的先锋作物，在域内广为种植。民国28年（1939），域内油菜面积10.08万亩，总产4506.8吨；33年，油菜面积扩大到30.67万亩，总产10513.5吨，为民国时期油菜面积及产量最多年份。
   新中国成立后，油菜生产逐步恢复。1954年，抚州地委发出《关于增加油料生产的指示》，制定种植计划和预购政策。1958年，域内油菜播种面积上升。1959年后，受“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影响，油菜播种面积减少，单产、总产均下降。1963年—1965年，国家提高油菜子收购价格，实行春油奖售物资、借给社员每人2分～3分地种油菜及谁种谁收等政策，油菜生产有一定回升。1966年—1978年，各地取消自留地，借田种油菜亦受到批判，油菜面积和总产均有所下降。面积14万亩～22万亩，总产2298吨～4864吨，单产18千克～22千克。此后，各地开始重视油菜生产，1979年油菜面积、单产、总产均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平。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年区内油菜总产首次过万吨。1986年行署下发《关于开展绿肥、油菜高产竞赛的通知》；1988年行署又下发《关于抓住关键措施，努力提高油菜单产的通知》，1989年冬行署作出《关于大力发展油菜生产的决定》，并把冬季油菜生产列为农业开发总体战目标之一，油菜生产有新突破，1989年省农业厅还规划临川、东乡、崇仁3县为“赣东片油菜生产基地”，重点扶植。1990年抚州地委、行署把油菜生产列入“六六一工程”（即建设吨粮田10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100万亩，种油菜100万亩，增养生猪100万头，发展经济作物100万亩，每年造林100万亩），并召开区内种油菜大户座谈会。是年区内油菜子总产量首次过2万吨，受到国务院表彰。1995年行署下文表彰乐安、南城、临川、东乡、崇仁5个油菜生产先进县（市）。1995年，区内油菜面积首次超过100万亩，总产超过5万吨大关，实现“六六一工程”计划目标。1997年后，由于农产品市场疲软，油菜子收购价格下跌，域内油菜生产出现下降。2003年至2011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2.6万亩至36.1万亩之间，总产在2.5万吨到3.1万吨之间。
   （二）栽培技术 据《抚郡农产考略》记述，域内油菜“天时，种立春开花，谷雨前后可收”“宜春雨谚云：若要油二月田沟流；地利，宜腴田，临崇高低燥湿田均种之”“收后，可以栽种稻种棉；人事，种时以大粪和水留田内为底，以麻枯猪骨灰或乌灰拌子撒种之，苗始生溉以粪水，宜锄草二次，宜撒乌灰”。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栽培技术落后，投入不多，管理粗放，域内油菜单产较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及科技发展，油菜栽培技术有较大突破，主要是“四改一防”： 改进种植方法。20世纪50年代种植油菜基本沿袭点播、撒播或条播方法，60年代后改为移栽。1965年南城引进“胜利52”油菜，改直播为育苗移栽，是年推广面积1000余亩，油菜大幅度增产。1978年随着稻稻油、棉油双套选用甘蓝型品种的扩展，育苗移栽成为发展油菜生产主要措施之一。80年代后，大力推广育苗板田移栽，坚持育苗达到“六片叶、六寸长、根茎0.6厘米”标准，实行“六个一”移栽，即一根绳分畦、一把锄头开沟、一个穴栽一根苗、一把火土灰肥盖蔸、一勺肥水定根。1990年域内油菜板田移栽47万亩，占总面积70%，一般比直播增产20%以上。1994年棉区开始学习九江经验，推广迟熟品种，提早播种，“多效唑”育苗，进行“双套”（即油菜田4月套栽棉花，棉花田10月套栽油菜），实现棉油双丰收，随后年年被应用。
   改进种植密度。20世纪70年代前，域内直播白菜型油菜播种量大，密度太高，严重影响个体生长。1978年推广育苗移栽后，每亩普遍栽5000株上下，因过稀，缺乏群体综合效应，影响油菜产量提高。80年代后期，域内积极推广合理密植，做到“稻稻油”三熟亩栽0.8万株～1万株，稻油、棉油二熟每亩8000株，直播每亩3万株～4万株。
   改进耕作方法。由宽厢浅沟变为窄畦深沟，由耕耙整地向免耕及板田移栽转变。1978年以前是耕耙整地，开沟作畦，旱地厢宽3米～3.3米，水田2.3米～2.7米，沟深10厘米。1978年以后，改旱地厢宽2米～2.3米，水田1.7米～2米，畦沟深17厘米，腰沟、围沟深20厘米以上，实行三沟配套。同时，为了省工、省时，推广免耕栽培，不因整地而耽误油菜栽播季节，棉油实行免耕行间套种、水田实行板田打穴移栽、板田直播、化学除草的耕作方法，此法一直延续至今。
   改进施肥技术。20世纪60年代以前，域内油菜多施农家肥，不施化肥、微肥。1965年，抚州专区农科所对油菜生长其间进行施肥试验，获得显著效果，为油菜施肥提供依据，从而确立油菜冬壮、冬发原则，做到“施足基肥，追施苗肥，重施腊肥，稳施苔肥”。基肥施足农家肥，苗期追施氮素化肥或复合肥，苔期亩施浓粪尿10担～15担或氮素化肥4千克～5千克，结荚期叶面喷施尿素、磷酸二氢钾及增产菌等。1978年推广油菜施硼泥，苗期、苔期、初花期喷硼砂，增产极为显著，成为油菜增产关键之一。
   病虫防治。通过深沟窄畦、清沟排水，选用抗病品种，进行种子消毒等农业防治措施和采用敌百虫、乐果、甲胺磷、多菌灵、托布津、波尔多液等药剂防治，控制病虫为害。
   1949年—2011年全区（市）油菜面积和产量 表13—5—21 单位：亩、吨 二、花生 （一）种植规模 域内种植花生有130年以上历史。清同治《南城县志》载：“花生俗名番豆，又曰及地果。” 民国时期，域内花生已有一定规模，《江西统计摘要》记载，抚州民国33年（1944）花生总面积18160亩，总产360.6吨，36年花生总产增加到3123.4吨，是域内花生总产较多一年。1950年—1962年，域内花生面积、总产呈下降趋势，单产则上升。1957年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向红壤进军的号召，以花生为改良红壤先锋作物，但未能扭转花生生产下降。1966年后花生生产一度徘徊，面积1.2万亩～2.2万亩，总产600吨～1300吨。80年代中期随着新育成珍珠豆型花生品种推广，以及地膜覆盖栽培等多项新技术开发应用，花生面积扩大，单产、总产提高。1985年达到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平。1986年—1990年，花生面积连年扩大，总产连年上升。1991年—1992年，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调减早稻面积，发展水田早花生，早稻改种花生成为农民增收重要门路，花生面积大幅度上升。1992年成为历史上花生面积增幅最大的一年。1993年—1997年，域内花生面积稳定20.8万亩～22.6万亩，总产保持3.4万吨～3.9万吨。1997年花生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后花生种植面积稳定18万亩～23万亩，总产保持2.79万吨～3.86万吨。域内花生面积主要分布在红壤丘陵地区，临川、东乡、崇仁、南城、金溪5个县（区）是花生主产地。
   （二）栽培技术 清代，《抚郡农产考略》对域内花生栽培记有：“地利，宜燥不宜湿，夹砂田易脱水者最好”“瘠土密植，肥土稀栽”“出芽后，锄草二、三次，开花时，则不宜锄，恐伤其子”“雨不宜多，但旱久田白，亦宜车水灌溉”。新中国成立前域内花生耕作技术落后，耕作制度单一，科技水平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级人民政府重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花生耕作栽培技术有较大提高。
   推广密植及施肥等技术。历史上种植花生均为稀植和不施肥。1957年域内逐步推广花生密植重视肥料施用，晚熟花生亩施尿浆灰150千克～250千克、熟牛骨粉5千克，促进早熟、提高品质；施用磷肥并接种根瘤菌，增产20%～40%；红壤旱地花生施用生石灰、石膏，减少空荚；1989年地区农科所还进行微肥“复合晶二号”对花生增产效果试验，增产2.5%～6.4%。
   推广新科技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后期，用2%稀土拌种和0.03%浓度的稀土氧化物于始花期喷施，以及三十烷醇、多效唑、增产菌等新产品，相继大面积应用到生产上，都收到增产效果。1983年—1984年，地区农科所参加全省三十烷醇应用协作，用三十烷醇和油菜内脂素对花生增产效果进行试验、示范，花生增产7.5%～19.4%，推广面积8000亩，1984年获省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
   推广“花生稻”地膜覆盖配套栽培技术。地膜覆盖具有增温、保湿、保肥，保持土壤疏松，加速土壤养分分解，提高花生出苗率，达到促进苗壮、果多、果饱、早熟、高产效果，配套其他措施，比不盖膜一般亩增产花生75千克～100千克，增产30%～50%。该技术从80年代初开始推广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域内有8个县（市）列入全省地膜早花生重点县，该年域内水田地膜花生亩产最高为391千克。
   1949年—2011年全区（市）花生面积和产量 表13—5—22 单位：亩、吨 三、芝麻 （一）种植规模 芝麻又名胡麻。清代《抚郡农产考略》记述域内芝麻：“脂麻，直杆挺生，其茎方而高约三四尺，白花节节著，荚荚有棱……”。同治《黎川县志》记载：“胡麻，又载芝麻，服食以黑者为良，取油以白者为良。”民国36年（1947）《江西统计摘要》记载，域内该年芝麻总产2503吨。
   20世纪50年代初，芝麻年均播种面积20309.7亩，年均总产422.3吨。后芝麻生产逐步恢复，年均播种面积29078亩，年均总产496.2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芝麻生产虽然年均播种面积33203.8亩，但单产、总产低。1963年—1965年，域内芝麻生产继续滑坡，年均播种面积24461亩，年均总产415.2吨。尤其是1966年—1975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芝麻生产再次滑坡，年均播种面积14174亩，年均总产292吨。70年代末芝麻生产得到恢复，年均播种面积21090.2亩，平均单产24.2千克，年均总产515.1吨。此后，芝麻产量有较大回升。1986年—1990年，面积基本稳定，产量达到千吨水平，年均播种面积21526.2亩，平均单产47.4千克，年均总产1020.34吨。1991年—2000年，域内芝麻生产迅速发展，年均播种面积34244亩，年均单产69千克，年均总产2365吨。1997年总产为历史最高水平。2001年—2011年，年均播种面积1.37万亩～2.78万亩，年均总产1061吨～1979吨。
   （二）品种类型 域内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繁育许多地方品种。按种皮可分为白、黑、褐、红4种；按用途可分为食用芝麻和油用芝麻；按其蒴果棱数又可分为四棱、六棱、八棱和多棱。主要品种有临川红、八方白、东乡四棱红芝麻、抚州芝麻、多棱芝麻、霸王鞭、武棱黑芝麻、佛座芝麻等。
   （三）栽培技术 新中国成立前，耕作栽培技术较落后，品种混杂，管理粗放，单产水平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域内芝麻栽培技术逐步改进，尤其是70年代后期推行一系列新栽培技术： 沟厢播种。从80年代开始推行沟厢播种，改宽厢为窄厢，采用高畦栽培，变浅沟为深沟，保证排水畅通，促进芝麻出苗整齐，生长健壮，克服以往无厢无沟播种常遇阴雨天气，造成芝麻出苗不齐，生长不良缺陷，因而一直沿用至今。
   精细耕作。芝麻种子细小，贮藏养分不多，幼芽顶土力弱，出苗较困难。选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土地，精细整地，在前茬收获后做到二犁二耙，整得细平，然后进行一次播种、一次全苗。
   合理密植。域内芝麻传统种植规格偏稀，每亩种植5000株～6000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合理密植，80年代—90年代，种植密度单株型芝麻提高到每亩1万株，一般增产10%。
   其他新技术。适时打顶促增产，在芝麻终花期进行，选择晴天摘掉1寸～2寸左右空梢尖即可；在苗期、花期施用微肥，分别喷施0.2%锌肥溶液，增产10%以上。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在初花期每隔4天～6天喷一次，连喷两次，显著增产。促进双茎芝麻夺高产，芝麻幼苗期摘去主茎顶尖，促进主茎基部腋生长出2个类似主茎杆的枝条，使一株一茎变为一株双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