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旧志载，明嘉靖二年（1523年），全县城乡居民29008户中，农业户占85.2%，工匠户占5.8%，专门从商、务工者多集中在县城和农村集镇，从政为官者只是少数有权势的富豪子弟。城镇有资金来源者做小买卖，无生产资料者受雇于业主，也有的从事手工业劳动。民国20年（1931年）后，陆路交通日渐发展，务工、从商人数增多。抗日战争时期，铁路、公路被破坏，县城遭受日本侵略者轰炸和烧毁，店铺倒闭过半，各业凋敝，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据《东乡统计》载，民国35年（1946年），全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53378人，其中务农的38661人，从事手工业的1868人，经商的1603人，自由职业525人，公务人员1586人，其他职业487 人，无业、失业人员8648人。
  建国初，在土地改革中，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和集镇部分无业者分得了土地，获得了正常的生产劳动条件；在城镇，由政府民政部门对失业和无业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针对失业和无业人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如失业救济、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动员回乡生产、政府择优安排就业等；同时鼓励和扶助失业和无业人员自谋职业，并发挥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吸收就业人员的作用。到1957年，通过各种渠道，全县共安置了失业人员1040人。是年，成立县劳动局，对劳动就业工作逐步实行计划管理。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引起了劳动力“大进大出”。当时，除吸收当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外，国营工矿企业和垦殖场还吸收了一批农业劳动力和外流人员。1960年，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由1957年的1229人猛增到6385人（不包括省、地驻县企业。下同），超过了经济负担能力，出现了企事业单位劳动力过剩现象，城镇劳动就业工作遇到了困难。
  1961年，国营工矿企业开始精减职工（未包括国营农、林、水企业），到1963年底，全县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净减职工683人，占1960年工矿企业职工总数的52.1%。其时，城镇中又出现了一批待业人员。为了安置这批人员就业，1964年开始，先后通过七次招工，解决了近2000人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统筹安排劳动就业的工作停顿，对集体经济过早地实行过渡，限制甚至取消个体经济，使城镇待业人员增多，就业矛盾更加尖锐。1968年，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到1977年，全县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达3057人，其中上饶市下放的30人，南昌市下放的246人，上海市下放的1264人。1971年，部分知识青年转入国营农场落户；1973年，开始在生产队或农场建知识青年劳动点，经济独立核算，到1976年共建知青点39个。1968～1977年，地方财政共拨发下放知识青年安置经费105万元，杉木2000立方米，建房面积1.17万平方米。对下放知识青年实行生活补贴，第一年每人每月补助8元，第二年补助5元，第三年起按劳取酬。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不少下放知识青年又返回城镇，使待业人员骤然增加。1975年虽然恢复了招工制度，但因劳动就业渠道单一化，两年只招工306人。到1977年，全县城镇待业人员仍有300余人。
  1978年后，在中央“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指引下，积极发展劳动密集性的轻工业、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发展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1985年底，全县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到32个，比1978年增加3.5倍；城镇个体劳动者发展到820人。从此，改变了过去只靠全民所有制企业安排劳动就业的单一途径。1979年，全县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356人，其中留城待业青年684人，自然补员306人，职工退休补员125人，1972年前下放的知识青年241人。
  1979年10月，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指导和扶助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并与企事业单位挂钩，开展就业前的培训工作。1985年，县劳动服务公司自办待业青年小集体经济组织3个，先后组织国营工商企业劳动服务公司开办小集体企业19个，街道办小集体企业3个，民办小集体企业4个，共安排待业青年534人。1980～1984年，县劳动局主持进行了四次公开招工考试，为抚州地区化肥厂、纺织厂、印染厂和县属10多个企事业单位招收了400多名工人；同时为1973年以后下放尚未回城的600多名知识青年，全部作了就业安排，还有900多名退休、离休人员进行了补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