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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劳动第一节劳动管理清末至民国时期，县私营厂商，用工自由，业主按照自己的意愿，制订厂规店约，监督约束雇用人员。
  建国初，工商企业采取自由招收、政府介绍、临时雇用等多种用工形式。从1953年起，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劳动力招收由政府劳动部门介绍。1958年“大跃进”，企业人员猛增，初步形成了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60年代，刘家岭煤矿和东乡糖厂先后实行亦工亦农的轮换工制度，但未坚持和推广。“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临时工制度作了否定，使全县用工制度向“固定工”单一化形式发展。到1976年，全县固定工占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的90%以上。
  1982年，贯彻中央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提倡发展集体经济，同时支持和鼓励待业人员自谋职业。由于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1985年集体职工占全县职工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10.8%上升到50.9%。
  1980年起，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之内，对招工对象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文化考试由县劳动局统一组织进行，然后再由招工单位择优录用。
  1983年，实行劳动管理制度改革。在企事业单位中按劳动计划指标招收合同制工人，到1985年止，全县招收合同制工人98人（不包括省、地属驻县企业）。招收的办法一般是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试用六个月后签订合同，合同期3～5年，期满后，如工作需要，则续订合同。国家对合同制工人，政治上一视同仁，经济上同工同酬，工作和生活给予保障。在改革用工制度的同时，对固定工制度从工作调配、技术考核、职工奖惩、工资形式、津贴支付等方面，也作了相应改革。
  第二节劳动就业旧志载，明嘉靖二年（1523年），全县城乡居民29008户中，农业户占85.2%，工匠户占5.8%，专门从商、务工者多集中在县城和农村集镇，从政为官者只是少数有权势的富豪子弟。城镇有资金来源者做小买卖，无生产资料者受雇于业主，也有的从事手工业劳动。民国20年（1931年）后，陆路交通日渐发展，务工、从商人数增多。抗日战争时期，铁路、公路被破坏，县城遭受日本侵略者轰炸和烧毁，店铺倒闭过半，各业凋敝，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据《东乡统计》载，民国35年（1946年），全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53378人，其中务农的38661人，从事手工业的1868人，经商的1603人，自由职业525人，公务人员1586人，其他职业487 人，无业、失业人员8648人。
  建国初，在土地改革中，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和集镇部分无业者分得了土地，获得了正常的生产劳动条件；在城镇，由政府民政部门对失业和无业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针对失业和无业人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如失业救济、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动员回乡生产、政府择优安排就业等；同时鼓励和扶助失业和无业人员自谋职业，并发挥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吸收就业人员的作用。到1957年，通过各种渠道，全县共安置了失业人员1040人。是年，成立县劳动局，对劳动就业工作逐步实行计划管理。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引起了劳动力“大进大出”。当时，除吸收当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外，国营工矿企业和垦殖场还吸收了一批农业劳动力和外流人员。1960年，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由1957年的1229人猛增到6385人（不包括省、地驻县企业。下同），超过了经济负担能力，出现了企事业单位劳动力过剩现象，城镇劳动就业工作遇到了困难。
  1961年，国营工矿企业开始精减职工（未包括国营农、林、水企业），到1963年底，全县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净减职工683人，占1960年工矿企业职工总数的52.1%。其时，城镇中又出现了一批待业人员。为了安置这批人员就业，1964年开始，先后通过七次招工，解决了近2000人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统筹安排劳动就业的工作停顿，对集体经济过早地实行过渡，限制甚至取消个体经济，使城镇待业人员增多，就业矛盾更加尖锐。1968年，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到1977年，全县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达3057人，其中上饶市下放的30人，南昌市下放的246人，上海市下放的1264人。1971年，部分知识青年转入国营农场落户；1973年，开始在生产队或农场建知识青年劳动点，经济独立核算，到1976年共建知青点39个。1968～1977年，地方财政共拨发下放知识青年安置经费105万元，杉木2000立方米，建房面积1.17万平方米。对下放知识青年实行生活补贴，第一年每人每月补助8元，第二年补助5元，第三年起按劳取酬。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不少下放知识青年又返回城镇，使待业人员骤然增加。1975年虽然恢复了招工制度，但因劳动就业渠道单一化，两年只招工306人。到1977年，全县城镇待业人员仍有300余人。
  1978年后，在中央“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指引下，积极发展劳动密集性的轻工业、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发展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1985年底，全县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到32个，比1978年增加3.5倍；城镇个体劳动者发展到820人。从此，改变了过去只靠全民所有制企业安排劳动就业的单一途径。1979年，全县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356人，其中留城待业青年684人，自然补员306人，职工退休补员125人，1972年前下放的知识青年241人。
  1979年10月，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指导和扶助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并与企事业单位挂钩，开展就业前的培训工作。1985年，县劳动服务公司自办待业青年小集体经济组织3个，先后组织国营工商企业劳动服务公司开办小集体企业19个，街道办小集体企业3个，民办小集体企业4个，共安排待业青年534人。
  1980～1984年，县劳动局主持进行了四次公开招工考试，为抚州地区化肥厂、纺织厂、印染厂和县属10多个企事业单位招收了400多名工人；同时为1973年以后下放尚未回城的600多名知识青年，全部作了就业安排，还有900多名退休、离休人员进行了补员工作。
  第二章人事第一节干部任免明、清时期，知县的铨选，由大区总督或省行政长官巡抚察举，奏请升调免黜；知县以下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用钱买官）出身，皆须赴吏部报到，听候选用。明代县吏员，任主官自辟；清代县吏员的升迁，须服役六年才能议叙。知县可聘请若干幕僚协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称师爷，不算国家正式官吏。
  民国16年（1927年），根据国民政府考试院有关规定，县长由省政府考选、铨叙处任命；县政府秘书、科长等佐治人员，由县长遴选呈报省政府审查委任；其他公务人员由县长选定任用。
  1949年5月东乡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支队第六大队部分干部进驻县城，姚传德为县委书记，于振东为县长。6月上旬，开办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军政大学东乡分校（即政民干部学校），招收社会知识青年、旧职人员和教师共500余人，学习三个月后，除随军向西南挺进的61人外，其余均分配到县、区、乡政府当干部，部分教师回原校任教。8月下旬，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由第四野战军东北九省南下干部大队朱贤忠等34人接管东乡。周燮衡为副县长，10月，丁碧岩调任县委书记，1950年4月周燮衡奉命任县长。1953年始，先后任命为县长的有张汉城、马建国，代理县长梁思维；为副县长的有董贤、饶雪贵。其间，还选拔了一批土改中的农民积极分子，充实县、区、乡干部队伍。
  县长从1954年起，县委书记从1956年起，按照国家法律和党章的有关规定，分别通过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县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呈报上级党、政机关批准；必要时，由上级党、政机关先委派到职视事，后经法定程序补选。
  一般干部的增员，主要来源于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社会知识青年，解放军转业干部及大中专毕业生。根据国家干部政策和县内缺编情况，80年代初，经过文化考核，从工人和社会知识青年中择优录用了一批国家干部；1982年，从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中选拔转为国家干部的28人，落实政策转编30人；1984年，招干168人，以工代干转干290人，落实政策转编32人。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4年以来，在机构改革中，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改变了干部的年龄、文化结构。其时，中共东乡县委常委9人，平均年龄由51岁下降到39.6岁；原常委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调整后有大专水平的5人，高中水平的3人，初中水平的1人。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6人，平均年龄由47.3岁下降到38.7岁；原领导班子大专文化水平的只有1人，其余都是初中以下水平，调整后有大专水平的2人，中专（含高中）水平的3人，初中水平的1人。局、委、办领导干部87人，平均年龄由49.6岁下降到43.7岁，中专（含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由29.2%上升到62.1%，其中大专文化水平的占23%，新选拔担任局级干部的34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9.1%。
  全县干部的文化素质：1956年，在编干部436人中，大专水平的11人，占干部总数的2.5%；中专（含高中。下同）水平的87人，占20%；初中以下水平的338人，占77.5%。1979年，在编干部2639人中，大专水平的317人，占干部总数的12%;中专水平的1133人，占42.9%；初中以下水平的1189人，占45.1%。1984年，在编干部3223人中，大专水平的425人，占干部总数的13.1%；中专水平的1913人，占59.4%；初中以下水平的885人，占27.5%。
  县、局两级干部的任免权：1950～1955年，县级正、副职由省批准任免，局级正、副职由地区批准任免；1956年始，局级副职改由县批准任免；1980年，县级副职改由地区批准任免；1981年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副县级及正局级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
  一般干部调配：中共县委会、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政协、群众团体、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及乡镇级一般干部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办理。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干部调动，由县劳动人事局办理；1985年9月始，教师、医务人员的调动，改由教育局、卫生局分别办理。
  第二节人员编制旧志载，明嘉靖三年（1524年），县署设知县1名，佐官有县丞1名，属官有主簿、典史、教谕、训导、巡检、训科、训术、僧会、道会各1名；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配吏员25名（司吏12名，典吏13名），力役配皂隶41名，马夫40名，门子16名，库子4名，禁子6名，斗级3名，弓兵110名，坪塘税课局巡栏4名，儒学斋夫6名，膳夫2名，驿传110名。
  清沿明制。乾隆年间增设驻防外委，配把总。同治八年（1869年）裁主簿；同治县志载，县署设知县1员，佐官有县丞1员，属官有典史、教谕、训导各一名；力役配门子6名，皂隶22名，仵作3名，马快8名，民壮15名，看监禁卒7名，轿伞扇夫7名，库子4名，斗级4名，斋夫3名，马夫2名。
  民国2年（1913年），县署改为县公署，配知事、秘书各1人，下设4科，各科职官为科长，下设6股，各股配主稿员1名，下置书记（相当雇员）20名，临时书记24名。
  民国16年（1927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置1室4局，配县长、秘书各1人，局长4人，每局配局事务员、书记各1至2人，外设政务警察14人。
  民国33年（1944年），县政府设6室7科，包括县长、秘书、主任、科长、指导员、技士、技佐、督学、科员、雇员、事务员等，编制共105人。县属机关单位编制：国民党县党部12人，临时参议会10人，经征处21人，司法处8人，田粮管理处32人，合作社联合社16人，税务查征所15人，中国农民银行农贷通讯处3人，江西裕民银行东乡办事处4人，民众教育馆5人，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共152人；30个乡镇公所共240人，合计各级公务人员623人，公役244人，兵警264人。
  民国38年（1949年），县政府公务人员编制48人，其中荐任县长1人，委任一级秘书1人，委任六或七级助理秘书各1人，委任三至八级科长、主任共8人，委任七至十二级技十、技佐、 指导员、视导员、督练员共9人，委任五至十级科员、人事管理员共12人，委任七级督学3人、委任十四至十六级事务员5人，雇员7人；全县19个乡（镇）公所，各配乡（镇）长1人，乡（镇）队副1人，干事4人（分管民政、经济、文化、户籍），事务员、书记员各1人，丁役4人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行了、企事业干部编制不断增加。
  中共东乡县委员会配书记1人， 副书记1～4人，下设部、委、办，各配部长、主任及副部长、副主任1～2人，秘书、干事若干人。纪律检查委员会，配书记及副书记1～2人，科长、秘书、干事若干人。县总工会配主席及副主席1～2人，干事若干人。团县委配书记及副书记1～2人，干事若干人。县妇女联合会配主任及副主任1～2人，干事若干人。县人民政府配县长及副县长1～5人，下设局（科）、委、办各配局（科）长、主任1人、副职1～3人，秘书、股长、委员若干人；区（镇）党委会配书记及副书记、干事若干人；区（镇）人民政府配区（镇）长及副职1～3人，下设办公室秘书及武装、民政、公安、财粮、农林水、文教等专职干部各1人。
  1949年底，全县在编干部321人，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局级）干部37人。
  1952年底，全县在编干部712人，其中县级11人，区级76人。
  1955年底，全县在编干部813人，其中县级17人，区级147人。
  1959年底，全县在编干部总数790人。
  1971年，全县各级干部总数1073人，其中县级机关行政干部336人，县属企事业单位干部412人，公社（镇、场）干部325人。
  1978年底，全县在编干部1795人，其中县级机关行政干部403人，县属企事业干部1142人，公社（镇、场）干部250人。
  1982年，全县干部总数2808人，其中各级行政干部535人，县属事业干部1749人，县属企业干部524人。
  1985年，全县各级干部定编人数共3360人，其中行政干部1013人，事业干部1777人，企业干部570人。
  第三章工资福利第一节工资据旧志载，清县署官吏级俸：知县为正七品，年俸银45两；县丞、教谕、训导均正八品，年俸银各40两；典史，未入流，年俸银31两5钱2分。
  县署官员下属役差年工食银：知县项下，门子2名，工食银11两8钱；皂隶14名，工食银82两6钱；仵作1名、学习仵作2名，工食银共11两8钱；马快8名，工食银47两2钱；民壮15名，工食银88两5钱；看监禁卒7名，工食银41两3钱；轿伞扇夫7名，工食银41两3钱；库子4名，工食银23两6钱，斗级4名，工食银23两6钱。县丞项下，门子1名，工食银6两；皂隶4名，工食银24两；马夫1名，工食银6两；典史项下，门子1名，工食银6两。皂隶4名，工食银24两；马夫1名，工食银6两。儒学项下，门子2名，工食银14两4钱；斋夫3名，工食银36两。
  民国初，县公署官员级俸，缺资料。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物价不断上涨，县政府奉命，对职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标准因物价上涨程度而异。
  民国30年（1941年）9月起，各级职员月薪50元以下者，津贴40元；50～100元者，津贴30元；101～200元者，津贴20元；200元以上者，不子津贴（俸额为法币，下同）。
  民国31年（1942年）10月起，职员月薪基本数90元，依薪加2成；警士基本数30元，工役基本数28元，均不加成。
  民国33年（1944年）1月起，职员月薪基本数400元，依薪加10成；警士基本数100元，不加成。5月起，职员月薪基本数700元，依薪加20成；警士基本数150元，不加成。
  民国34年（194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县长，简任5～8级及荐任6级，俸薪520～300元；秘书，荐任6～12级或委任5级，俸薪300～130元；助理秘书，委任1～7级，俸薪200～110元；科长、区长、警佐，委任1～5级，俸薪200～130元；督学、指导员，委任2～7级，俸薪180～110元；科员、区指导员，委任4～10级，俸薪140～80元；技士，委任1～7级，俸薪200～110元；技佐，委任4～9级，俸薪140～90元；巡官、事务员，委任8～16级，俸薪100～55元。
  民国37年（1948年），6月起，公务人员月薪基本数100万元，依薪加4000倍；工役基本数60万元，不加成。
  民国38年（1949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第二次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二次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表18-1 单位：元（金圆券） 民国37年（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各地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公务人员工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在行政院第二次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标准未颁布前，县内已将公务人员俸薪，改金圆券为按月发给稻谷、布匹等实物，当时一般职员和中、小学教员月俸折发稻谷2～5石。
  解放初期，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县内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同时并存：（1）对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公务人员和职工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原薪”以1949年5月解放前3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基础，折合大米计发工资），当时，每人月工资合大米90～300斤不等；1952年开始，由单一的大米改为含有米、布、油、盐、柴五种实物的“工资分”为工资计算单位，一般分值为人民币0.22元左右，每人月工资额人民币20～50元不等。（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实行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按规定标准供给膳食、棉被、棉衣、单衣、蚊帐等主要生活用品，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人民币6元；双职工生育小孩，国家负担保姆抚养费。
  1952年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按照新的工资制度，工人开始实行八（七）级工资制，工资标准的高低，级差的大小，根据各产业的重要性、技术复杂程度、劳动条件等确定，新工资仍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每月按工资分所含五种实物价格的变动而调整。同时，建立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改供给制为包干制，按职务评定等级，按月发给等级工资，包干个人吃、穿、用开支，超支不补，双职工生育子女，保姆抚养费仍由国家负担。1955年下半年，包干制干部全部改为工资制，结束了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的状况。
  1956年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在全国统一安排下，取消了“工资分”，实行货币工资制。国家统一制定了工人八（七）级工资制标准和干部的职务等级工资标准以及岗位制等工资标准。东乡届三类工资区；1980年9月起调整为四类工资区；1985年7月起，又提高为五类工资区。行政13～17级县级干部月工资额：3类地区143～91元；4类地区147～93.5元；5类地区151～96.5元。行政17～21级区级（科、局级）干部月工资额：3类地区91～57元；4类地区93.5～59元；5类地区96.5～60.5元。行政21～26级一般干部月工资额：3类地区57～30元；4类地区59～31元；5类地区60.5～32元。行政26～28级勤杂人员月工资额：3类地区30～25.5元；4类地区31～26元；5类地区32～27元。
  1963年，对工矿企业低工资职工进行了工资调整，升级面40%。
  1972年调整工资，继续解决工资偏低的职工工资，即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和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各增加一级工资。
  1977年调整工资，重点解决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工资，即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各增加一级；其余职工（不含17级以上干部）升级面为40%，重点解决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和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四级工。这次工资调整，全县升级人数为3065人，每月增加工资额20755元。
  1978年调整工资，升级面为2%，主要解决个别成绩优异而工资偏低的职工。全县升级人数为132人，每月增加工资额818.3元。
  1979年调整工资，升级面为40%。这次升级强调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经过考核择优升级，反对平均主义。全县升级人数为3426人，每月增加工资额23186.58元。
  1981年，中小学、医疗卫生、体育三个部门调整工资，普遍升一级，少数优秀骨干升两级。同时调整了一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即中小学教师、卫生技术人员工资标准中，低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提高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全县升一级的有1404人，升两级的有85人，每月共增加工资额9828.92元。
  1982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重点是中级知识分子，一般增加两级；1978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升一级，十级以上干部不升级；公、检、法基层干警实行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调资升一级的有1478人，升两级的有79人，每月共增加工资额9707.55元。
  1983年企业调整工资，继续贯彻给中级知识分子较多地增加工资的原则，企业内部实行了“两个挂钩”（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与职工个人劳动成果挂钩）、“一个浮动”（浮动升级）。增资来源，采取国家增拨与企业自筹相结合的办法，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县调资升级人数5386人，每月增加工资额35480.69元。
  1985年进行第三次工资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贯彻以职务工资为主的原则，干部工资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三部分组成。企业单位继续贯彻“两个挂钩”、“一个浮动”的原则进行工资改革。通过这次工资改革，国家机关干部每人月平均工资增加18.97元，事业单位职工每人月平均工资增加17.83元，国营企业职工每人月平均工资增加18.04元。
  奖励制度，1963年7月开始，全县工商、金融企业按季度发放职工综合奖金，提取奖金率为企业职工标准工资的6%。1966年5月16日起，季度综合奖金改为附加工资；1976年10月起，取消附加工资，恢复奖金制，从企业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按月给职工评发奖金，平均每人年得奖金额不超过2～3个月的工资额。
  津贴制度：1964年起，粮食销价先后两次调高，国家对干部、职工实行粮食差价补贴；1979年，调整工资后，将原来不同额的粮食差价补贴，统一定为每个干部职工每月3元；1980年9月，东乡由三类工资区提高为四类工资区，以增加地区差工资冲销四分之一的粮价补贴。
  1980年，肉、禽、蛋等主要副食品销价调高，国家对干部、职工实行副食品差价补贴，每人每月补贴金额5元。
  1981年开始，对中小学教师，实行班主任津贴制度，中学班主任每人每月津贴6元，小学津贴5元。不当班主任不予津贴。
  1985年工资改革后，国家对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实行教龄津贴制度，凡教龄满5年不满10年的每月津贴3元；满10年不满15年的每月津贴5元；满15年不满20年的每月津贴7元；满20年以上的每月津贴10元。借调和调离的教师，不予津贴。
  县属集体企业，参照国营企业工资调整和改革的政策原则，结合各自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经济能力，增加了职工工资，相应实行了奖励和津贴制度。
  30多年来，经过多次工资调整和改革，全县干部职工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如下： 县属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1958年每人月平均工资为31.24元，1979年为42.51元，1985年为69.76元；教职工每人平均月工资，1958年小学为34.25元，中学为46.75元；1979年中、小学教职工平均工资为41.29元；1985年，小学为72.71元，中学为81.44元。二轻工业集体企业单位的职工，1954年每人平均月工资为24.5元，1956年为31.2元，1981年为52.5元，1985年为72.86元。
  第二节劳动保护民国时期，受雇于业主的工人、学徒及卖劳力者，劳动条件低劣，生产无章可循，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劳动安全毫无保障。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再视劳动保护工作，县劳动局配有专职劳动保护干部，工业主管部门及厂矿企业设置了安全生产科，车间设安全小组，班组配安全员；每台工业锅炉有安全监督员，并分别建立了操作规程、机器保养、防火防毒、工业卫生、工人健康检查等岗位责任制，定期检查，消除不安全因素，使广大职工的劳动安全有了基本保障。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规章制度和安全机构遭到破坏，劳动保护工作陷于混乱状态，伤亡事故时有发生。1971～1973年，三年中仅刘家岭煤矿因工伤事故而死亡者3人。
  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县工矿企业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方针，以及中央有关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状况有明显好转。新建、扩建、改建和挖潜工程的劳动保护措施实行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企业伤亡事故明显下降。1978～1985年，八年中全县厂矿企业工伤事故仅死亡8人，受伤2人。
  但1982年以来，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多数企业的生产场所狭小而陈旧，设备简陋，职工缺乏安全训练，生产上的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
  第三节职工福利民国时期，公务人员和私营工商业的职工，遇有生、老、病、死、残等情况，国家和业主很少给予物质帮助。衰老病残难以坚持工作者，业主就会无偿解雇。
  建国后，国家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行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的干部，从1952年开始，先后享受公费医疗、病假、生育、死亡抚恤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待遇。
  按照《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国营企业直接支付职工因公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因病或其他原因停工医疗在六个月以内的病假、产假工资，职工死亡丧葬费及供养直系亲属的医疗费等；按不同工种分别发给岗位津贴费、高温作业费、井下补助费、寒暑保健费、保健营养费和劳保用品。
  1958年，开始贯彻执行职工探亲假制度，适当解决了远离家乡、夫妻分居和职员同家探亲的困难。1981年3月，根据国务院重新公布的《关于职工探探亲待遇的规定》，于部、职工探望配偶的假期由原每年12天改为30天，未婚者探望父母为220 天，已婚者探望父母四年一次，假期20天。
  集体福利设施，全县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都有公共食堂；60年代起，兴办县幼儿园，中央、省、地属驻县企业和县商业系统自办了托儿所和幼儿园，解决了机关、事业单位双职工子女的教养问题；多数工矿企业办有浴室、理发室、医疗室等集体福利设施；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互助储金会，以解决干部、职工临时困难的借支问题。
  职工困难补助。全县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于干部、职工的困难补助经费，1953～1965年共8.1万元；1980～1981年为4.1万元；1985年为4.08万元。
  第四节退、离休制度 1972年，遵照国务院的规定，县内开始实施工人退休制度。凡连续工龄满10年，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或经医院证明因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准予退休。退休后，每月按规定标准发给退休金，直至去世为止。去世时按规定标准发给丧葬费和家属补助费。
  1978年，国务院颁布了工人退休金新标准，凡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按本人标准工资80%计发；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工龄满20年以上，按本人标准工资75%计发；工龄满15～20年的，按本人标准工资70%计发；工龄满10～15年的，按本人标准工资60%计发。因公致残退休工人，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90%计发，并酌发护理费；饮食起居不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工资90%发给。
  1978年起，国营企业退休工人在办理退休时，可同时申请一个子女补员，列入国营企业编制。
  不具备退休条件，经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营企业职工，准予退职。退职后，按月发给本人标准工资40%的生活费。
  1980年以后，有条件的县办集体企业，职工退休待遇，参照国营企业的规定执行。
  1982～1984年，全县共有国营工商企业退休工人496人，国营农业企业退休职工338人，国营企业退职工人19人，县办集体企业退休职工242人。
  遵照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1978年开始办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干部的退休工作，干部退休条件、退休金标准、退休后待遇、补员及干部退职等规定，均与工人退休、退职规定相同。1978～1985年，全县共有退休干部870人，其中副局级以上退休干部43人；退职干部有198人。
  1982年4月，开始执行国务院颁布的老干部离休的规定，凡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并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干部，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或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以提前办理离休手续，享受离休待遇。离休金标准，按本人离休前标准工资100%发给。凡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按离休前工资，每年增发两个月工资；1937年7月7日到1942年12月31日参加工作的，按离休前工资，每年增发一个半月的工资；1943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参加工作的，按离休前工资每年增发一个月的工资。离休老干部去世，按规定标准发给安葬费、抚恤金和遗属补助费等。
  迄至1985年底，全县共有离休老干部107人，其中县级4人，局级3人，副局级12人；一般干部88人；享受地级待遇的2人，享受县级待遇的28人。
  为了做好退、离休老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1984年7月县委组织部设立了老干部办公室，1985年4月改为老干部局。县委、县人民政府专门拨房屋两栋，创办了老干部活动中心，订有各种报纸15份，杂志36种，购置康乐球、乒乓球、象棋、围棋、弹子球、麻将、扑克等文化娱乐用品，供老干部进行文娱活动；还先后组织老干部到井岗山、北京等地旅游；1984年，举行了老干部冬季长跑；1985年，选拔了部分老干部参加抚州地区老年人运动会。每逢春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亲自主持召开退休离休老干部、职工迎春茶话会，赠送贺年礼品，向老干部、职工表示慰问，听取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