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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基层组织一、支部委员会民国15年（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攻克抚州，东乡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先遣部队到达东乡，次日继续向东挺进。接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又来东乡宿营，师政治部在南门外耶稣堂召开会议，宣传革命道理；刚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回县的进步学生舒同等，在政治科长李道宗（共产党员）的帮助和指导下，参加了命活动，为建李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的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同年10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离开东乡。共产党员钟赤心，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赣东特派员的身份由抚州来东乡视察，经过他的教育和考察，1l月，舒同被吸收为本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舒同入党后，便从刚成立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成员中吸收乐雪猷（又名乐典）、赵拔群、梁宜、李克昌、上官佐、刘乾德、胡性刚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不久，乐雪猷、赵拔群、梁宜、胡性刚、乐庭玉、刘乾德等由舒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下旬，在县城考棚内钟赤心主持召开了东乡县第一次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东乡支部，舒同为支部书记，乐雪猷、赵拔群、胡性刚、乐庭玉、刘乾德、梁宜为委员。
  东乡支部成立初，党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临川支部联系，民国16年（1927年）1-8月，归属临川特别支部；10月至翌年（1928年）2月归属中共临川县委；但东乡支部成立以来，汇报请示工作都是与钟赤心直接联系，支部工作基本上是在钟赤心的指导下进行。钟赤心离县前夕，给舒同留下了《马列主义ABC》和《阶级斗争》两本书。其后，这两本书便成了每个共产党员的必读书籍。党支部结合斗争实践，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大革命时期在支部领导下，县内先后组织了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并派人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民国17年（1928年），舒同被迫离开东乡以后，东乡境内党组织活动暂时中断。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支队第六大队派干部32人进驻县城，实行军事管制，筹建地方政权，县政府机关建立党支部1个。8月下旬，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由第四野战军东北九省南下干部大队抽调34人接管，建立两个党支部。这些党员，后来都成为县内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东乡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的领导下，逐步开展了建党工作，随着党员人数的发展，党支部也不断增加。1956年6月以前，按小乡建立党支部；农业合作化时期，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支部；人民公社化时期，按生产大队建立党支部；农村体制改革后，按村民委员会建立党支部；城镇按街道、行政、企事业单位建立党支部。全县支部总数：1950年为5个，1957年为316个，1965年为327个，1977年为428个，1985年为482个。
  一、基层委员会 1950年，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全县建立了两个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人数不够建基层党委的，则设总支部委员会。
  1956年，设县直属机关党委会。1957年3月，全县29个乡（镇、场）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县城机关设立了两个总支部委员会。
  1958年9月，撤销原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以人民公社为单位设立18个基层委员会。1965年，全县党的基层委员会增加到22个，总支部委员会13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968年4月后，各基层单位先后成立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
  1972年，全县21个公社（镇、场）和县直属机关重新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同时设立了46个总支部委员会。
  1985年，全县有党的基层委员会22个，总支部委员会22个。
  基层委员会和总支部委员会由所辖区域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三、区委民国21年（1932年）7月初，由邵式平、方志纯组织、指导，在东乡边境的余江县皇峰岭余家村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东乡区委员会，江立山为区委书记，区辖范围包括县境东部以弄里艾家为中心的20多个村庄和余江县春涛乡所属各村。
  1949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支队第六大队接管东乡时，全县设立了六个中共区委会：城关区委会设孝冈镇，区委书记王洪范；小璜区委会设小璜街，区委书记杜仲文；愉怡区委会设愉怡街，区委书记吴振江；军岭区委会设东岗积，区委书记王风瑞；马墟区委会设马墟积，区委书记朱学周；王桥区委会设瑶墟积，区委书记孙瑞民。
  8月底，第二野战军南下支队随军西进，第四野战军接管东乡，沿原区建制：城关区改称孝冈区，区委书记董黎明；小璜区委书记刘子庆；愉怡区委书记艾建忠；军岭区委副书记孙国庆；马墟区委副书记董贤；王桥区委会改驻王桥村，区委副书记王珍。
  1950年增设黎墟区，区委会设黎墟积，区委副书记金永贵。
  1952年增设詹墟区，区委会设詹墟，区委书记惠敬忠。
  1956年6月，撤销区建制，区委会同时撤销。
  1961年8月，为了工作需要，重新划分孝岗、小璜、杨桥、詹墟、东源、王桥、红星七个区，每区设党的区工作委员会。1962年11月撤销。
  第二节县委机关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江西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东乡的革命斗争由公开转入隐蔽。7月下旬，舒同代表东乡党支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在南昌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着重讨论当时的形势和国共分裂问题。舒同回县后，便将东乡党支部转移到小璜地区进行隐蔽斗争。1928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孟特派员（名字不详）到小璜坪上村，他代表省委宣布中共东乡支部改为中共东乡县委，舒同任县委书记，赵拔群、李克昌为县委委员。县委驻小璜乡，直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8月，国民党省政府通缉东乡党组织领导人舒同、赵拔群、乐雪猷等12人。其时，赵拔群到赣东北根据地联系工作，中途遇难；不久，李克昌、俞远、张珩三人被捕，在抚州就义；舒同被迫离境。东乡县委被破坏，革命活动暂时中断。
  民国38年（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随军南下支队第六大队进驻东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委员会，姚传德为县委书记，于振东、杜竹林、刘法文、裴惠民为委员，县委机关驻县城考棚内。8月底，第二野战军奉命西进，由第四野战军东北九省南下干部大队抽调34人接管，县委委员朱贤忠主持县委工作。10月，中共上饶地委调配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丁碧岩为县委书记，高凤来、马建国、朱贤忠为县委委员。1950-1955年，先后调任和提升为县委委员的有周燮衡、刘子庆、艾建忠、梁思维、胡忠义、张汉城、董贤、王珍、孙国庆、王长德、赵海卿、董黎明、曲酬、郭若珊、金永贵、王元倬、赵有库、朱珍、李春生、惠敬忠、李云和、贺贵、高福林、饶雪贵、周全、周龙、杨福行、陈黄钟、陈接福、李光显、王立才。
  1955年5月，开始设县委常务委员会。是年，省委批准的县常委有董贤、王珍、曲酬、孙国庆、饶雪贵等五人。
  1956年，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开始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县委委员由党的全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县委机关设置办公室 1950年设秘书室，1956年5月改称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瘫痪，1977年恢复。
  组织部 1949年5月设置，1968年改组为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组织组，1977年恢复组织部。
  宣传部 1949年9月设置，1957年将1956年设置的文化教育部并人宣传部，1968年改组为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政工组，1969年又改称宣传组，1977年恢复宣传部。
  统一战线工作部 1954年设置，l966年7月撤销。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归口到县委办公室、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办事组管理，1980年恢复统一战线工作部。
  民运部1949年9月设置，1950年5月撤销。
  农村工作部 1956年设置，1962年撤销，1963年恢复，1966年改为农村政治工作部。1984年恢复农村工作部。
  工业交通工作部 1956年设置，1962年撤销。1966年6月设工业交通政治部，.1982年改为工业交通工作部，1984年6月撤销。
  财政贸易工作部 1956年设置，1962年撤销。1964年设财政贸易政治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
  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2年1月设置，丁碧岩兼书记，朱珍为秘书。1953年王世新兼书记，郭若珊兼副书记。1954年9月改称监察委员会，董贤兼书记，王珍兼副书记。1956年4月，党的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先后出任县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有孙国庆、周龙，副书记有王添荣、李明、徐延春、何新祥。“文化大革命”中，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纪律检查组。1979年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乐高山兼书记，黄琪琳为副书记。1981年2月，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七人。1983年11月，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台（湾）工作办公室 1973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武装部联合设置对台工作办公室，1978年9月改为中共东乡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85年8月又改名中共东乡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1年7月设置，与东乡县志办公室合署办公。
  政法委员会1981年11月设置。
  党校 1958年设置中共东乡县委干校，下半年改称县委党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停办，1973年恢复。
  第三节代表大会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1956年开始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县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县级党的领导机关。县委向党的全县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的全县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
  1956年4月7日至12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408名，列席代表12名；大会通过了《中共东乡县委关于七年来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关于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规划（草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名，候补委员6名，赵瀛洲为书记，王珍、陈接福为副书记，饶雪贵、李明、李光显、张志伟、孙国庆、王立才为常务委员；同时选举产生了县委监察委员会，委员七人，孙国庆为书记；选出赵瀛洲、饶雪贵、黄兰金为出席省党代会代表。1957年8月，增补饶雪贵为县委副书记。1958年6月赵瀛洲调离，由王珍接任县委书记。
  1958年10月，县委设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珍，书记孙国庆，副书记白纯义、饶雪贵、陈接福。
  1959年2月12日至17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6名，列席代表508名；大会通过了《关于东乡县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体力劳动锻炼的决议>；选举产生丁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32名，候补委员10名，王珍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孙国庆为书记，饶雪贵、陈接福、白纯义、杨福行、李明为副书记：常委有吴贵良、危慎予、梁花谋、李光显、王芷才、梅登龙、胡克明、危繁盛、况步才、刘祖斌。1959年3月，增补况步才为书记处书记，姜佐周为副书记。1960年1月，增补危慎予为副书记；5月增补赵建民为书记处书记。
  1960年6月26日至30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87名。会议总结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县持续“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讨论和部署了1960年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0名，候补委员14名，王珍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孙国庆、赵建民为书记，白纯义、陈接福、杨福行、危慎予为副书记；常委有吴贵良、梁花谋、王立才、梅登龙、危繁盛、胡克明、黄俊秀、刘祖斌。
  1960年10月，增补梁花谋、梅登龙为副书记；1961年5月，增补遇斌为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2年7月取消县委书记处，改组后的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王珍，副书记遇斌，孙国庆、赵建民、白纯义、危慎予、梁花谋、梅登龙、李友志、彭文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委领导成员受冲击，县委机关被迫停止工作。这时上饶地委任命吴荣、何英腾为县委副书记，未到职。1968年4月，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东乡县革命委员会，党政合一，撤销县委机关建置。1969年5月，县革命委员会设置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1月，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罗志远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1970年12月5日至12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74名，特邀代表9名。会议审查通过了东乡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工作报告；批准了东乡县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5名，候补委员2名，罗志远为书记，王金芳、刘均仔为副书记，常委有尹云海、彭文佑、崔玉民、王云亭、汪长贤、梅登龙、孟兆贤、刘永芬。这次县党代会，恢复了中共东乡县委的名称，仍与县革命委员会合署办公。1972年9月至1976年2月，先后调任的县委书记有张振刚、白纯义，副书记有何平、牛福寿、汪长贤，常委有邓宗文、陈黄钟、徐顺喜、樊国平、张学彦、黄俊秀、顾振鹤、乐文全、程对㚢。
  1977年5月，县级党政机关分设，县委工作部门恢复，到1981年2月，先后任县委书记的有白纯义、汪长贤，副书记有黄俊秀、乐高山、吴科山、邱美荪、李明海、张羽鹏。常委有李光镒于友、王添荣、陈黄钟、梅登龙、徐顺喜、程对㚢、赵国民、张学彦、乐文全。
  1981年2月19日至2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475名，候补代表39名，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共东乡县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决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7名，候补委员7名，汪长贤为书记，吴科山、张羽鹏、李明海为副书记，陈黄钟、赵国民、乐文全、王添荣、于友为常委；选出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7名，陈黄钟为书记，詹需诚为副书记；汪长贤、胡玉海、徐文甫、牛福寿、程对㚢为出席党的第八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11月，增补县委常委操和元。
  1984年2月，县级机构改革，县委书记汪长贤和纪检书记陈黄钟改任县委顾问，黄昕明调任县委书记，后又增补乐木森，颜承荣为副书记。
  1984年10月8日至10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396名，候补代表40名，大会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为指针，总结了第五届县委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经验；部署了今后三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26名，候补委员7名，黄昕明为书记，颜承荣、乐木森为副书记，周快荣、施恭臻、袁任民、万怀德、刘训华、朱善平为常委；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乡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名，施恭臻为书记，詹需诚为副书记，王全禄、王才发、艾菊华为常委；选出王俊峰、吴先双、李明志、李春荣、黄昕明为出席党的第八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赵志占为候补代表。1985年4月，县委书记黄昕明调离，吴国辉接任，并调乐高山任副书记。
  第四节党的工作一、组织建设党员发展民国15年（1926年）10月底，共产党员钟赤心（江西吉安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赣东特派员身份来到东乡，创建党组织，11月舒同第一个由钟赤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先后由舒同介绍、钟赤心批准加入党组织的有16人。
  1949年解放初，由外地调进东乡工作的共产党员有46人。在县委的部署下，有计划地开展了建党工作，1950年发展新党员8人。1952年，开始在农村建党，多次举办了建党训练班，培训建党对象；1956年，县委贯彻省委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发展了10多名知识分子入党。1956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2511人，其中县属农业、工业、财贸系统有党员80人，占本系统干部总数的28%；文教系统有党员6人，占本系统总数的1.1%。
  1958年“大跃进”中，一大批工人、农民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是年全县党员发展到4008人，比1956年增加59.6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大部分党的领导干部被揪斗；而“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有的则被突击入党，到1975年，全县党员总数达6674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2122人。
  1979年始，党的组织建设走上正轨。到1981年，全县党员发展到8097人，比1975年增加21.32%。其中行政机关党员657人，占8.1%；工业交通系统党员825人，占10.2%；农、林、水系统党员5617人，占69.4%；商业、金融系统党员659人，占8.1%；文教卫生系统党员306人，占3.8%；其它部门党员33人，占0.4%。党员总数中，知识分子的比重比较小，根据1978年底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全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936人中，只有共产党员84人，占技术人员总数的8.9%，占全县党员总数的0.12%。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精神，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85年，全县有218名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占全年发展新党员数362人的60.2%。1985年底，全县党员总数发展到8797人。
  党员教育主要包括思想作风建设、理论培训、组织整顿三个方面。
  思想作风建设。1966年以前党内建立了党支部会、党小组会、党员大会和党课制度，比较好地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50-60年代初，县委一直坚持了深入基层，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领导。为适应改造大面积低产田的需要，县级机关实行了“三八制”，即80%的县委委员，80%的机关干部，以80%的时间到第一线领导生产；公社实行了“三九制”，即90%的党委委员，90%的干部，以90%的时间到第一线领导生产。从县委书记到各部门、各公社的领导干部都在低产畈安营扎寨，固定基点，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群众政治思想、生产和生活，初步改变了全县农村面貌。通过连续两年改造，25万亩低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翻了一番，并且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组织制度和支部生活制度瘫痪，党的三大作风被践踏。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为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加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全县人民的努力，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各项制度逐步健全，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内民主生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交心通气，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县级整党中，又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提高了党员干部觉悟，增强了党内外团结。通过党的宗旨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持续开展创先进党支部、争优秀党员的活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先进党支部。1985年，全县评出58个先进党支部，580名优秀共产党员，发现和表彰了一批好典型。县皮肤病院院长、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医生邱荣庭，1962年在县医院放射科任医生，1971年得了职业病，当他得知皮肤病院缺医生时，就主动要求到了皮肤病院。他一去就抚养了两个孤儿。这两个孩子是一对麻疯病人（夫妻俩）的遗孤，大的女孩九岁，小的男孩六岁；亲属不敢要，孤儿院也不收，看到孩子衣衫褴褛，满身污垢，流浪在外，老邱把他们接到医院，先叫孩子洗澡理发，然后让他们穿上自己孩子的衣服；晚上，常常教他们算数认字；孩子大了，要读书，老邱又三次带他们到南昌检查，确诊无麻疯病后，邱荣庭又与当地学校联系送去读书。那个大的女孩中学毕业了，没升学，老邱又四出找师访友让她学缝纫，直抚养到他们长大成人。1971～1985年，邱荣庭在皮肤病院，共收治47个麻疯病人，27人已治愈出院，l3人年老而死，剩下7人也已基本治愈，没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1985年邱荣庭获得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理论培训党员和干部的培训、轮训，由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和党校主持。理论培训教材，建国初至“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是党员八条标准、党的总路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化大革命”后期，以毛泽东著作为主；1979年以后，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邓小平文选》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重要文献为基本教材。
  1958～1965年，县委党校共培训党员和建党对象5000多人次；各公社党委培训党员和建党对象2554人次；选送到省、地委党校和省、地干校培训的党员干部81人。
  1973-1978年，县委党校开办理论培训班38期，参加培训的党员和干部8312人次。
  1979年以来，县委加强了对党员的理论培训。1980年，在培训理论辅导员86名，理论骨干425名的基础上，共轮训党员5747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80%。1984年，县委宣传部举办了4期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轮训班，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参加轮训的乡镇党委和县直属机关负责干部600余人。1984～1985年，县委党校开办8期理论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党员和干部608人。
  组织整顿 1950年下半年，县委自上而下开展建国后的第一次整风，在整风会议上，从总结检查工作人手，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端正思想作风，为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作思想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精神，1952年3月，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教育，有步骤地对全县32个党支部进行了普遍整顿。
  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结合整社和初级农业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社，开展了农村整党。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7月，全县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内整风运动，有35个单位参加。10月，整风运动转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误伤了一些干部。
  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初期，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党内整风，参加整风的党员有3200人。
  1962年10月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和整社，开展了农村整党，对全县300多个农村党支部进行了整顿。
  1973年10月开始，依照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对全县322个党支部进行了整顿。
  1977年2月初，县委召开整风会议，有各公社（镇、场）党委书记和县直属机关、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省委、地委的部署，从1985年6月开始，分三批开展县、乡、村三级整党。第一批在县直属行政、企事业161个单位，1861名党员中开展整党，历时7个月，于1985年12月底基本结束。通过整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进步。在整党中，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中“三种人”进行了核查，因各种原因受到缓登记、暂不登记和不登记处理的党员15人；受党纪处分的党员6人。第二批、第三批参加整党的是各乡镇机关、村民委员会和村小组的党员。
  二、宣传工作社会宣传由县委宣传部主持。1950-1953年，全县先后设立了区传授站6个，宣传站46个，宣传小组81个，读报组312个，共有传授员20名，宣传员1080名。这一时期的宣传内容主要是<婚姻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细菌战争”、“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等。
  1955～1958年，县委先后组织了报告团、社会主义优越性演讲团，下设分团、宣传队、宣传小组，以“农业合作化问题”、“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避孕节育和适当晚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整风整社”等为主要内容，在城乡巡回报告宣讲。
  1960～1977年，前期重点宣传“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期，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等，同时开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
  1978～1985年，采取培训宣传骨干、聘请农村中、小学教师为义务宣传员等形式，广泛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讲秩序；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宣讲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等。
  干部理论学习 1950～1952年，县委规定县直属机关干部每天早晨坚持1小时的政治理论学习。1962年始，县属机关干部建立了学习日制度，每周坚持一天的政治理论学习；公社干部实行“二八”制，即每旬两天学习、八天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理论学习被废止。1979年后，恢复并加强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按照县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坚持以自学为主，每周以一个下午集中学习讨论。
  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论著，哲学、政治经济学、苏共党史、中共党史，中共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发布的公报、决议、决定、通知等重要文献以及国内外的重要时事。
  1979年10月16日至20日，县委举行了有县、社两缀12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
  1983年，全县五套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抚州地区县级干部学习“马 5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统考，县委副书记张羽鹏成绩名列全区第一。
  1984、9～1985、9，全县在职干部进行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为内勺容的正正规化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三、统一战线组织政治学习 50年代，县委统战部在县城及主要农村集镇设立了工商界政治夜校，有的集镇附设文化班，参加学习的工商界人士共200余人。1962年，县工商界政治夜校改为县政治学校，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公私合营企业组长以上私方人员进行政治学习，主要教材是毛泽东著作和时事政策。到1964年，共开办8期，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参加轮训的各界人士共700余人次。对文教、卫生界较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和工商界私方经理以上人士则输送到省、地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和工商联政治学校学习。1957年，组织县工商联委员和其他民主人士学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1981年，县政协成立后，各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一般都参加了政协常委及其下属工作组的政治学习活动。
  爱国民主人士的任用 1950～1953年，先后召开的四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安排党外民主人士代表名额一般占代表总数的10%。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17名常委中，安排了党外民主人士5名，其中两名出任副主席。
  1954～1984年，先后召开的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安排党外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10-12%。在县人大常委中，安排了党外知识分子2名，其中1名出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
  1981～1984年，先后召开两届县政协，第一届政协委员，党外人士占61%;22名政协常委中，安排了党外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8名，其中1名出任县政协副主席。第二届政协委员，党外人士占61.8%；33名县政协常委中，安排了党外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13名，其中1名出任县政协副主席。
  据1983年3月普查，本县有中专以上毕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干部1429名，其中已授予技术职称的222名。1985年10月，经县委统战部核查定为统战对象的爱国知识分子209名，他们大都安排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政协委员，或担任部分单位的领导职务。
  落实各项政策1973-1983年，根据党的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为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界人士、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的工商业者35人全部收回，安排了适当工作，并补发了原被扣除的工资13293元，被查抄的金银首饰和衣物，全部折价归还；把原划为工商业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156人，从中区别出来；对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102人，全部给予改正，其中重新安排工作的53人，补发了17人被停发的工资19885元。
  1985年，为原国民党41名起义人员和4名投诚人员分别颁发了起义投诚人员证书，补发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发、扣发的工资546元，被查抄的财物折价400元归还。
  1979～1985年，县委对台（湾）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为去台湾人员家属落实政策74件。其中平反昭雪23件，复工复职13件， 恢复商品粮6户31人，退还私房4户13间，“文化大革命”中22户台属被查抄的财物，补偿损失3963元，发给遗属6人补助款1800元，照顾台属招工、顶替、转正4人。
  对台工作 1973年，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对县内解放前去台（湾）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并汇编建卡。据1985年统计，全县有去台人员1367人。
  县委统战部和对台机构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党的对台政策的宣传。1984年，在县城举行了对台工作报告会3次，听众1600人次；座谈会25次，参加者2000余人次；加强了去台人员同亲属、朋友的通讯联系，多方帮助去台人员寻找大陆亲人、朋友。1979～1985年，去台人员与亲属、朋友自行通讯的占总人数的30%，通汇折合人民币278596元；组织对台空飘书信218封，先后组织台属境外会亲5批6人，接待去台人员回县探亲访友5批5人。1983年，艾炉㚢从台湾第一个回县定居，1984年当选为县政协第二届常委。
  侨务工作 l981年，县民政局兼理侨务工作。1984年12月，县人民政府设侨务办公室。
  1982年、1984年，先后进行了两次侨情普查，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归国华侨、国内侨属等普遍登记建卡。到1985年底，全县有侨务对象330户，1963人，其中国内部分164户，1163人；国外部分166户，800人。
  1981年以来，加强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同祖籍亲属通讯联系，按照党的政策，帮助侨属、归侨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五年中，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同大陆亲属通汇折人民币261374元；为侨属安排了7名子女就业，解决了7人的城镇户口；政府拨款1000元，解决了两户归侨的生活困难；帮助侨属7人办理了去香港、加拿大定居的手续。全县归国侨胞、侨眷中，有大学、中专毕业的18人，已晋升为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7人，入党、提干的10人。
  四、纪律检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30多年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着重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一是利用各级党校或训练班培训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二是利用遵纪、违纪两方面的典型，对党员进行生动形象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三是配合整党，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贯穿到县、乡、村三级整党的全过程。同时，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员八条标准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温入党时的誓言，使党员牢记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自觉遵守党的纪律。
  违纪案件处理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贯彻“从严治党”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检查各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员，尤其是1980年以来对那些破坏改革、阻碍改革的人和事，进行了严肃的查处。1952-1985年，全县共查处违纪党员996人，其中给予党内警告的177人；严重警告的186人；撤销党内职务的84人；留党察看的197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30人；开除党籍的322人。纪委和各级党的基层组织认真进行了对受处分党员的考察教育工作，对留党察看到期，经考察确已改正错误的党员，及时为其办理了恢复党员权利的手续。
  平反冤、假、错案 1962年，按照党的政策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对1958～1961年受过批判斗争和党纪处分的24名党员，进行了复查甄别，给予减轻处分3人，撤销和免予处分2人，平反给予赔礼道歉19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党纪处分的14名党员，于1977年经过复查核实，给予减轻处分1人，彻底平反4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6人，恢复公职3人。1980"1985年，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进行了反复审查，纠正了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关政策。
  纠正不正之风 1984年以来，县纪律检查部门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进行了认真的清查和纠正，并协助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关于端正党风的有关规定。全县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把端正党风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使全县党风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取得了六个方面的明显效果基本上刹住了党员、干部违纪建私房、多占公房的歪风；纠正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实物的不正之风；基本上刹住了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歪风；清收了国家干部、职工长期借欠的公款；清理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业；纠正了行业不正之风，行业职工之中存在的吃、拿、卡、要以及坑害群众等现象有所收敛。
  第二章其他政党第一节中国国民党县党部民国15年（1926年）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进驻东乡县城，舒同、乐雪猷等要求参加革命心切，主动找到师政治部，经过政治科长李道宗的考察，便带领舒同等到县政府筹拨经费，组建中国国民党东乡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指派舒同等五人为筹备委员。
  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成芷后，李道宗随军离县。不久，共产党员钟赤心以国民党省党部赣东特派员的身份从抚州来县视察，在县考棚前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东乡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东乡最初的地方组织。这时的县党部由七名执行委员组成，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七个部，另设监察委员两人。
  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中旬，以县长曾启明为首，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从县党部全部清除出去，并撤销了各革命群众组织。
  改组后的县国民党组织形式经历了一系列演变：改县党部为“特别委员会”，民国18年<1929年）春改为“党务指导委员会”。翌年春复改为“县党部”，设执行、监察2个委员会。民国21年（1932年）1月，改执行、监察两个委员会为“整理委员会”；下年又恢复执、监2个委员会。民国22年（1933年）9月，县党部改设干事制，徐兼善任干事。民国29年（1940年）5月，县党部改干事制为书记长制，刘庭壁任书记长。民国31年（1942年）5月，罗会智任书记长。民国34年（1945年）5月，李树芳任书记长，直至解放时止。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书记长均由国民党全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1次。
  民国36年（1947年）l2月始，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行“党团合一”，385名团员并人国民党。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增设“县党团统一委员会”，李树芳、乐炎助、林俊藩、罗揆义、乐亮等5名执行委员兼统一委员；并设专职执委9人，监委7人。
  基层组织民国15年（1926年）11月，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东乡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开办了为期1个月的党务人员训练班，为筹建县党部的基层组织作准备。训练班结束后，县党部执行委员分头下到基层，在孝岗（城关区）、小璜（东一区）、王桥（东二区）、马墟（西一区）、詹家塘（西二区）、黎墟（南一区）、愉怡（北一区）、岗上积（南二区）、军岭（北二区）等九个区成立了区党部。区党部设书记一人，委员三人，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劳保工作。凡有党员七人以上的村庄和单位，建立区分部。民国16年（1927年）8月，国共分裂，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后，基层组织的设置大体未变。民国28年（1939年）设20个区分部；民国29年（1940年）设2个区党部，14个区分部；民国32年（1943年）设4个区党部，36个区分部；民国36年（1947年）设10个区党部，80个区分部。
  党员发展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党部筹建过程中发展了党员100人左右。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县党部发展党员一般按省党部规定的“征求”指标完成。民国28年有党员183人；民国29年（1940年）有党员316人；民国31年（1942年）进行过一次集体征集党员，公职人员中无党籍的“一律入党”；民国32年（1943年）有党员815人；到民国33年（1944年），全县党员数为1044人；民国34年（1945年），以闭门造册的方式发展了一批党员；民国35年（1946年）有党员1345人；民国36年（1947年）为2331人；到民国37年（1948年）2月党团合并后，全县党员数为2716人。
  第二节中国青年党民国36年（1947年）5月，刘仲行经中国青年党江西省党部熊恢介绍，加入了中国青年党，是县内第一个青年党员，开始筹建青年党地方组织。次年7月4日，刘仲行被委派为中国青年党东乡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临时县党部下设4个区党部：第一区党部设孝岗镇，第二区党部设珀玕乡，第三区党部设南英乡，第四区党部设虎墟乡。各区党部筹备委员，负责吸收党员。
  到民国38年（1949年）4月，全县有青年党党员100人左右。
  第三节中国民主社会党民国37年（1948年）9月，郑徽猷经中国民主社会党江西省筹备委员会李才彬介绍，被吸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党员，并被委派为东乡县民主社会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月底，郑徽猷召集过一次筹备会议，结果召而不集，中国民主社会党东乡县的地方组织筹建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