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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土地占有建国前，土地私有制沿袭了数千年。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通过土地买卖、典当、出租，以及放高利贷、买卖秋谷，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民国25年（1936）江西省《经济旬刊》2卷6期载：南丰“农民生活痛苦，尤以西坪圩、古城岗、沙岗圩、杨林渡、三溪圩，苦难更甚。”据土地改革资料记载，1951年全县农村共23274户，耕地314015亩。其中：地主1372户，占总农户5.9%，有土地100151亩，占耕地总数的31.9%，每户平均73亩；富农869户，占3.7%，有土地39078亩，占12.5%，户均45亩；中农7284户，占31.3%，有土地63972亩，占20.3%，户均7.8亩；贫农10765亩，占46.4%，有土地45708亩，占14.5%，户均4.25亩；雇农735户，占3.25%，有土地1834亩，占0.06%，户均2.5亩；其他2249户，占9.7%，有土地63272亩（含各种公产），占20.4%，户均29亩。由上可见，占农户9.6%的地主富农，拥有总土地的44.4%，而占农户80.9%的贫雇农、中农，只有总土地的34.86%。按户平均，地主富农拥有的土地为贫雇农、中农的10.7倍。由于土地占有不均，大多数农民沦为被剥削者。
  土地买卖与典当出卖土地是贫苦农民在山穷水尽时的最后选择。买卖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后，由卖方写绝卖契约，内容包括出卖的原因、四界、价值，双方户主签名盖印，同时要请卖方有代表性的长辈、亲友、邻族作中人签名盖印证明，然后当众付清价款。此后买主还要在6个月内将契约送县政府主管单位检验、纳税、盖印，买卖才算生效。
  表13—1 民国34年地价一览单位：亩／元土地典当，是贫苦农民遇到很大困难，却又不肯将土地绝卖的一种办法，典当者与被典当者按土质好坏商议地价，然后按地价30～60%典当，协议双方书写典当契约，内容与买卖土地大致相同。典当年限内，土地归典当者无偿使用，到期后，被当者按原价付还典价，收回契约。若逾期无力赎回，可协商续典，到期仍无力赎回，土地归典当者所有，按照买卖土地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出租土地地租是土地拥有者剥削农民的普遍方式。出租与租赁双方订有协约，包括纳租数量、方法、地主对佃农的供给（如房屋、仓库、耕牛、农具、种子等）条件，佃农对地主的义务（如年节馈送、劳役等）以及押金及其他协议的条款，如交租短少或有违约行为，不但没收押金，还另佃他人耕作。据民国28年《江西省农业统计》（二）载：南丰农民纳租方法有3种，一是钱租，占30%；二是谷租，占50%；三是分租，占20%。
  钱租：上等田一亩2元，中等田1.5元，下等田1元。
  谷租：上等田一亩2市石，中等田1.5市石，下等田1市石。
  分租：多为对半分。
  另据1952年土地改革资料，解放前南丰地租分二类，一是定租，又称铁板租，即不论年景好坏额定纳租；二是分租，多为对半分，也有四六、倒四六分成，个别还有交七成租的现象。以铁板租占大多数。
  高利贷在土地私有制社会里，高利贷在农村盛行。《江西省农业统计》（二）中，对南丰农村借贷情况有个统计：借钱户占农户60%，月利率最高2%，最低1%；借粮户占30%，利率为春借1石，秋还1.2石。
  另据土改资料，解放前，农村高利贷有3种： 1、钱息，一年息为本金的400～500%，月息20%，圩息20%，甚至出现过日息20%。
  2、谷息，农民欠租或借口粮，新谷登场后交息谷50～100%。
  3、卖秋谷、判桔花，这是最残酷的剥削方式。买主在青黄不接时，以三分之一左右的价钱购买即将成熟的果实。
  长工及短工土地私有制使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有的沦为长工，有的靠打短工、月工为生。《江西农业统计》（二）载：民国26年南丰县雇农工资：（1）长工，男工最高120元、最低48元，女工最高36元、最低24元，童工最高36元，最低24元；（2）月工，男工最高10元、最低4元，女工最高3元、最低2元，童工最高3元、最低2元；（3）日工，农忙时男工最高0.5元、最低0.4元，农闲时最高0.4元、最低0.3元。另据土地改革资料，解放前雇农年工资为20～40元，或20～30担稻谷。雇工除年节外没有假日，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
  第二节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分田运动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革命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31年春，洽村区、白舍区开展了分田运动，1932年冬，傅坊、垆坑、康都、樟坊、杭山等地开展了分田运动。东坪、西坪一带因常受国民党骚扰，虽然分了田，但不彻底。1933年4月，南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以乡为单位成立分田委员会，全面开展分田运动。
  分田步骤和方法，是以贫农团为核心进行划阶级成份，共划了雇农、工人、贫农、中农、资本家、富农、地主7种阶级。在划分阶级成份后，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出租土地，祠庙公产也全部没收，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的原则是：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分好田，地主富农分坏田。由于各地人口、土地不一，各地分得土地有多有少，明阳每人分到8担谷田，开源、渣山每人分到12担谷田，沙坑每人只分到4担谷田，全县平均每人分到约7担谷田。
  1933年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南丰等9县区以上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的查田运动大会，会议结束后，中共南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立即领导开展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出了一些冒充贫农、中农的地主、富农，也纠正了在分田中被错划为富农的中农，土地分配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得到较好的解决。
  分田运动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及时组织农民总结经验，组织劳动互助组，解决水利、肥料、种子等实际问题，生产有较大发展。据统计，粮食生产比分田前增长30%以上，洽村区上古村亩产由120市斤增加到250市斤，增长一倍多。工副业得到较快发展，明阳乡用毛竹生产纸张，产值达数千银元，村村生产硝盐，罗家办起了制糖厂，白舍办起了农具厂，古竹还开采钨砂，其它如烧炭、打猎、培育香菇、家畜家禽及渔业都得到很快发展。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立即开展减租、反霸、退押、废债等各项社会改革，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南丰县土改分3批进行。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在西坪、长岭、洽湾、上店、下井5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8月至10月，在桥背、水南、水北、游军、富溪、朝仙、梓和、翠云、沙岗、进贤、操坊、古城、莱溪、下堡、东坪、杨梅、后举、太源、王田19个乡进行第二批土改工作。第三批于1951年11月至次年4月在官庄、甘坊、丹坛、罗坊、瑶浦、市山、石邮、三溪、上晒、朱坊、庙前、藕塘、宝石、太和、田心、董溪、傅坊、樟坊、康都、杭山、坪上、汤王排、司前、王家山、下洋、石咀、桑田、白舍、里陈、瑶陂、耀里、罗家、镇前、中和、古竹、磨刀、杨林、鄱阳、河东、洽村、坪上、瞿村、西溪、明阳、苦竹共45个乡完成土地改革工作。
  土地改革中，在划好农村阶级成份的基础上，依法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祠堂、庙宇的土地180425亩，耕牛1444头，农具14135件（套），稻谷2005829公斤，房屋22324间，家具106769件，衣物44530件等，这些胜利果实，按照土改法的规定，以原耕为基础，填坑补缺，从有利生产、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出发，分配给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分2期进行了土改复查。同时，在城关区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将地主的桔树、房产分给桔农。
  表13—2 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一览单位：亩第三节农业互助合作 1952年，中共南丰县委、县人民政府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互助合作道路。全县各地以党团员、乡村干部、劳动模范为骨干，相继建立起一批常年性、季节性和临时性互助组。最早的有朝仙乡吴仁古常年互助组，市山乡官庄村胡四五常年互助组，长岭乡曾学伯常年互助组，镇前乡周桂生常年互助组。在他们的带动下，到1954年8月，建有常年互助组158个，季节和临时互助组1224个。这时，4个最早建立的互助组已试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的耕牛、农具统一作价入社，平衡负担多进少出；土地（除少量自留地外）一律入社，统一评定常年产量，按产量分红；合作社纯收入，按劳六地四比例分配。年底，合作社发展到36个、互助组1897个，入社农户12284户，占总户数的49%。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县迅速掀起农业合化高潮，不到半年，99.53%农户加入169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入社农户100%。农业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南丰县市山乡合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解决剩余劳动力的》一文，1955年12月被毛泽东选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向全国介绍。
  表13—3 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一览第四节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年9月4日试点，14日建成南丰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10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立起红旗（后分为市山、琴城二公社）、沙岗、三溪、洽湾、东坪、古城、桑田、太和、傅坊、白舍、洽村、朱坊12个人民公社。下辖184个大队、331个生产队。28687户，占总农户的99.1%。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男女老少一齐吃食堂（全县共办公共食堂950个），严重侵犯农民的经济利益，加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刮浮夸风，瞎指挥，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9年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公社管理体制由人民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部分纠正了瞎指挥的错误。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纠正平调风，停办公共食堂，并在集体土地中拿出27784亩作为自留地分配给社员，在生产上推行劳动定额计酬、小段作业包工等措施，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有很快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只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种植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搞所谓政治评分，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影响。
  1984年3月，全县恢复乡、镇建制，取消人民公社。
  第五节农业体制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逐步实行一系列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联产到劳等形式，1981年1月，三溪、东坪公社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初，除太和公社里源生产队外，全县农村均实行大包干。实行大包干，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承包给社员耕作，集体的耕牛、农具、耕作机具全部作价卖给社员，收获的农产品除交国家征购粮、提留集体积累外，全部归承包者所有，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3年，全县粮食产量突破1756.07吨，播面亩产402公斤，人均纯收入411元，是1976年136元的2倍多，向国家交售粮食91945吨，商品率为52.5%，比1976年粮食总产83662吨还多8477吨。
  大包干使农民有生产自主权，广大农民的才智和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单纯的农业和单一的粮食结构逐步向多样化、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1987年，全县共有农、林、牧、渔、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专业户148个、经济联合体17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