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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微张渊微（1182年一？），字孟博，号平斋。其父张介为宋绍定二年进士，任湖北机帅，原为礼教乡熊村（今熊村乡）人，后迁居北坊（今县城下马路藕塘下附近），故旧志称张渊微为北坊人。张渊微从小聪明好学，“日诵千言，通五经，尤长于《春秋》”。入“太学”后，很有名气。他才思敏捷，著诗文“挥笔立就”。宋淳祐七年（1247年），参加京考连试获优，被宋理宗亲点为状元。后授签书昭庆军判官，任秘书省著作郎兼司封官，累迁至吏部侍郎。他品质庄重，崇尚义节，因抵触权奸贾似道被贬为集英殿修撰，后又起任尧州知州，未赴职而卒于原任所。所著有《平斋集》。
  萧雷龙萧雷龙（1262年前后在世）．字显辰，北坊（今县城北部）人，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任浙江衢州府通判。后金兵进犯，州守弃城逃走。朝廷命令雷龙暂且代理知府职务。当时金军兵临城下，雷龙拒不降敌，率领部下坚守。经艰苦鏖战，势不能支，遂步步撤退，辗转至建昌（今南城县，当时为府衙驻地）。建昌府当局已降金，雷龙便与同乡黄巡检起兵继续抗金，但因众寡悬殊，被金兵四面包围。雷龙自度无法支持，便与黄巡检及部下奋力突出重围，打算转入福建，未及出境便被同安武人涂浚仲擒获解送县衙。暂代县尹刘圣仲因与萧雷龙有私怨而将其杀害。《中国人名大辞典》简介了他的生平。
  左祥左祥（1324年前后在世），字祥卿，旌善乡（今县域北部）人。元初（泰定间，即1324-1327年间），以秀才举任翰林典籍。受知于学士吴澄，吴称他“才优守固，必为良吏”。历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尹、潮州路经历、增城县尹，升万州知州、广安府知府，卒于任。在任职期间，他十分注重提高政教风气和改进社会习俗。曾亲自作《劝学文》以训导社学第子；又将天台县令郑至刚的《谕俗编》增续一卷，且为之作序，以儆戒各阶层；并常与诸士子讲论程颐、朱熹等各名家学说，以开导他门。吴澄赞誉左祥为政有“三善”。后来，香山、增城等地百姓还为他设牌位祭祀。《中国人名大辞典》为其列名简介。
  黄肃黄肃（1382年前后在世），字子邕，东坊（今属日峰镇）人。元末明初诗人。元朝时，曾任礼部主事，明初受朱元璋命仍任原职，后历任礼部侍郎、工部郎中、工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后因受党祸牵连而获罪，按律当受鞭笞之刑，明太祖认为“六卿之职，不宜以故辱”，遂命他以薪俸赎罪，并出任广东行省参政。黄肃为人“笃孝友，勤问学，博通经史百家。喜著述，每出必以笔砚典籍自随。弱冠即有声于士大夫间，于诗古体尤工”。他与宋濂、王祎、危素、李质等文人学士诗文互往，以文会友，颇有交情。所著有《醉梦稿》，还有《词林》十二卷等。王祎（子充）为《醉梦稿》诗集作序，称其“皆古乐府歌行，五音古体……其辞简质平实，一本于汉魏而绝去近代声律之弊。” 何里何重（1494年前后在世），字朝举，号兰皋，北坊人。年轻时便发愤学习。平生崇尚程、朱学说，以“慎独”、“克已”为行动准则，言行谨慎。明弘治五年（1492年）考中乡举，翌年登进士，受任“行人”（掌传旨、册封的官员），为官正直清廉。后荐调工部员外郎，在奉命赴真州督办制砖期间，率领民工掩埋郊野暴骸，疏通滞塞商船，百姓感其恩德。以后转任工部郎中。他家有一古琴，被权重于时的大宦官刘瑾看中，向他索取，他断然拒绝。不久出任程蕃知府。程蕃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土蕃首领权威极大。何军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之和睦相处，因势利导，少数民族首领感其忠信，不忍相欺。三年后，他告老还乡，在家聚众讲学，更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从游者甚多。所著有《四书管见》、《易学管见》、《易经诸解》、《兰皋集》等多部。至晚年，仍过着布衣蔬食的俭朴生活。有人赠诗赞他：“二千石禄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贫”。《明史》、《本朝分省人物考》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均列其名。
  王禄王禄（约1530年前后在世），字汝学，号一溪，明正德八年（1513年）癸酉科举人。其父王达，以文学名于时，本县士子登门受业者甚多。王禄继承家学渊源，博览强记，文义高古。举乡试后受任平和（闽南西溪上游，邻接广东）县令，治理县务有方，惠政颇卓著。深受民众爱戴。
  平和是当时新设置县，荒凉偏僻，教育不兴，老百姓十分贫穷落后；且境内常有盗匪啸聚，犷戾凶悍，扰乱民生。王禄到任后，即与同僚推心置腹相待，从头开始整顿县治，修文庙，开社学，捐俸易田以教之。并立“申明旌善亭”，以别善恶，树正压邪。同时，立“社稷山川厉坛”，起“社仓养济院”，划辟万人冢，饬建谯楼，修缮城堞，开辟教场，筑建屯堡及诸公署、公馆、衢途铺舍，使该县各项事务逐步走上正轨，打开了局面，而办事费用，均尽量避免浪费，充分利用县政经费结余，并让官员自己拿出薪俸弥补不足，不使老百姓增加负担。从此，平和文教振兴，武备加强，荒屯垦辟，礼俗日新，百姓安家就业。
  王禄在平和三年任满离职时，有自称“新民”的千余人阻路乞留，且刻《棠阴鸣爱录》歌颂他的功绩。
  明嘉靖九年（1530年），王禄上疏朝廷，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宗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奏疏后，他弃官归家。朝廷大怒，命巡按御史逮治他，罢官为民。平和县百姓，不远千里号泣追候，并于各乡里立石书名，颂其遗爱。
  王禄还乡后，在杨溪授课务农，菜羹蔬食，勤俭自厉，却想方设法自己捐资出力，为家乡建陂坝，修路桥，立义仓，兴办福利事业。王禄逝世后，乡民感其恩德，为其立牌位春秋祭祀，平和百姓也立专祠奉祭他。《明史》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为其列传或简介。
  邓杞邓杞，字思贞，明代书法家。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岁贡生，历任浙江温州训导，福建邵武教谕，国子监典簿等职。邓杞长于书法，尤善草书。他文才横溢，闻名于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其简介。
  王材王材（1510-1587），字子难，号稚川，王禄之子，为明朝中期诗人。明嘉靖七年（1528年）举乡试，二十年（1541年）登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后历官翰林院检讨（管内阁诰敕）．大明会典纂修官，会试同考官，国子监南、北司业，南太常寺少卿，南太常寺卿，署南祭酒。曾一度被免职。隆庆帝登极后，又晋升嘉议大夫。万历初进通议大夫。
  王材学识渊博，“自经史下，若古名家文，宋理学群书，悉习通之”。他初为官时，因才华出众，风度端凝，曾为严嵩所赏识。严嵩擅掌朝廷权柄后，王材曾以母老要求照顾方便而迁南方就职。谏官杨继盛因反严嵩遭罪下狱时，王又正调返京城任职，曾受人委托向严父子求情力争以营救杨等，惹怒了严，于是又迁调南方。其后，严嵩父子获罪革职，王材又被诬为严党而去位。其实，他“身历六官而四居南地，与嵩迹甚疏”。
  王材去职乡居期间，对家乡政风利弊十分关心，常致言监司守令，陈述己见。他利用公余时间，致力著书立说。所著有《太学申教录》、《皇明太学志》、《石堂语录》、《念初堂集》等。其中《念初堂集》十二卷存目于《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他还广泛搜集整理邑人诗文遗牍，类编成册，刊为《黎川文绪》，存目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邓元锡邓元锡（1529-1593），字汝极，号潜谷，县城南津人，为明代知名理学家、文学家。曾享祀郡邑乡贤祠及豫章理学名贤祠，列传于《明史》、《江西通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据旧县志载：“元锡生，颖秀而庄，志气高广。”当时，读书人大都以“金榜题名”为志向，他却不以为然；他的老师黄天祥也觉得元锡才华出众，品德超群，便不以科场夺魁所需来斤斤限制其攻读范围。因此，邓元锡得以纵己所好，博览群书。人以为“不利举子业”的经书史册，他偏偏耆读精研，这为他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三十四年，邓元锡中乡试第三名。嗣后，他弃谢功名，西走吉安，问学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先达。通过相互切磋，对治学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说：“学必闰然退藏，有遁世不可拔之志”。他认为“浮世功名”是和做学问相背驰的，决然避开它。于是他自号“潜谷”，大家都称他“潜谷先生”。邓元锡本欲拒入仕途，但由于其嫡毋张氏一再强令他赴考，才不得已勉强几次前往应试。归来后，更加闭门谢客，潜心治学，专事著述，历寒暑三十余载，终于成为当时驰名海内的学者。
  元锡15岁时，遭父丧，悲痛欲绝。他对待嫡母张氏和生母刘氏极尽奉孝之道，抚养弟妹也格外殷勤。17岁时，他在家乡推行“社仓法”，储粮备荒，赈灾扶困，深受邻里爱戴。他的同窗学友朱仅和、宗师黄天祥均无子嗣，朱与黄死后，两家亲眷全仗元锡供养。其时，两台监司、郡守、邑令等大小官员，往往致书问候，他却不轻易拜谒；凡有馈赠，他也概不收受。而远近四方纷至沓来的问学求教者，他倒是热情接待，谆谆教诲，语之不倦。
  邓元锡一生，嗜学好古，隐德勿曜，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吾其潜乎”。起初，南昌知府范涞在觐见皇上时，就将他推荐于朝。后来，南京祭酒赵用贤、御史王以通、秦大憋、韩国祯等都先后为之奏疏荐举，邓元锡一再极力辞谢。他写给皇帝的《乞放归田疏》，执意坚诚，陈辞恳切，如泣如诉。最后那次，是因为朝廷特准其免予部试，以“翰林待诏”征召，吏部专人持诏敦促他起程，并责其限日赴任，他才勉强从命。在动身前匆往生母刘氏墓祭告辞行时，不幸病故于墓所，时明万历二十一年初秋七月。他逝世后，乡里私谥之“文统先生”，以示崇念。世人以邓元锡与安福的刘元卿、南昌的章潢三人，继吴与弼后荣膺荐辟，合称为“江右四君子”。
  邓元锡的学术思想，本渊源于王守仁，但并不尽宗其说。其时，“心学”盛行，提出“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把古人经典著述，都看作是桎梏，认为“心”才是世界的本原。邓元锡极力排斥这种说法。他言道：“大哉先师之六经乎！洋洋乎天人之奥、伦物之情备是矣。删述垂训，功至罔极。”对古代圣贤及其著作推崇到不可复加的地步。他主张“以本天为宗，以入微为窍，以防微为功，以由微而达诸天为极。而一务于精知质行以用中。”他觉得，后人的任务，就是要读懂弄通古圣贤书的精神实质，切切实实地按照他们的垂训去做，绝不可离经叛道，自行其是。他对当时一些学者那种迷离原本，蔑视典籍，满足于自己感官机能，过分强调心理作用，争着对六经作随心所欲解释的作法，十分恼火。过去有人说他是南城罗汝芳的门生，其实那是误传。他自己平生不愿轻易以文章为酬应，间或有点笔墨应答，也总是引经据典，十分严肃。会稽陶望龄为邓元锡的《潜学稿》作序写道：“潜谷先生，据道也实矣，然后释之乎经；离经也通矣，然后函之乎史；肄史也洽矣，然后搞之为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于法，疑立万行而馀于态，庄严雅奏而极于情。若茧丝有绪，布帛有幅，纩有温，珠玉有泽。盖明兴以来，为六经之文，自先生始。”这段评价，虽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从中反映出邓元锡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文采非凡，则是十分可信的。
  美德千秋颂，华章万古传。邓元锡一生著作甚丰，仅据清代府志所载，当时已付梓的书，便达10种170余卷，尽皆闳深博奥。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及《潜学稿》等，均列入《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张梗张梗，字叔养，号心吾，洵溪（今洵口乡洵口村）人。自幼沉着忠厚，胸怀远志。年轻时．曾依随表兄邓元锡就读，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举乡试，翌年成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其生卒年月已无从查考，但据旧府、县志载，明神宗《谕祭张梗文》题下，标有“明万历二十五年”字样，则可见当殁于该年或此前不久。
  张梗踏上仕途后，官运坎坷，几经起落。但他为官清正，勤于职守，富于主见，敢于作为，可谓集忠君忧国爱民于一身。起初，在担任江西婺源县令期间，他弹压豪势，抚恤孤贫，政风颇新异。当时，婺源城垣未建，而邻境贼扰，民不安生。张梗亲率军民，昼夜奋战，掘壕堑，竖木桩，以栅为城，坚守御敌，贼不敢入。为此，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祠祀。在应天府尹任上，他对内约束严明，对外公允宽大。按旧例，府辖各县赋税，必先上缴府库，再由府集中解部。张梗不让其在府库滞留，一一及时转输上解，使州府官员无法从中渔利，这就为百姓省下大笔冤枉钱粮。一年，当地闹饥荒，他一面报请预拨下年度军粮之一半，让部分饥民以参加水利工程劳役挣食填肚，一面又广施赈米，扶助生产自救，使数十万灾民免成饿殍。为了减轻穷书生们的负担，他还报请有关部门，一破先前乡试由士子自备灯烛的陈规，为南方应考者享受官烛开了先例。万历二十年（1592年）奉调入朝时，他除掉随身的图书数筐外，就只剩清风两袖，本该酬应的馈赠物品，皆一无所措。后升迁南京工部右侍郎，摄行司空职，正好当时南京在修浚运粮水道，张梗亲为谋划督建，使工程费用较原计划节减百分之五十。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卫道者，张梗的最大特点是敢切时弊、爱提意见。他认为“际兹圣朝，而不一吐露其衷曲，是谓自负于时；苟一有所知，一有所闻，而不尽其言，是谓自欺其心。”因此，他认为“未惬于人心，实关于治体”的事，便“不敢自隐讳”而即刻上疏直言。在他任监察御史按察直定时，某宦官企图在那里开设“告缗”以大肆敛财，被他上疏朝廷予以制止了。奸相严嵩父子失势后，张梗建议皇上召回因得罪严嵩而去位的谏臣，反而触怒了世宗，虽然没有杀掉他，却将他廷杖六十，罢为庶民。穆宗即位后，让他恢复了原职，他“感激图报”，竟慷概陈词，从皇帝应该怎样“复殿名，勤圣学”，应该怎样督促臣子履行职责，到怎样选用卫戌宦员，以及当前朝廷在用人上存在哪些弊端，都一一枚举，洋洋数千言，简直象给皇帝讲课。他因为多次上疏直谏，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先后两次罢职为民。最后一次因为给皇帝的谏书又未被采纳，他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归故里。
  张赖几番回乡闲居，历时十载，虽曾位居三品，却与平民百姓无异。他在家乡修桥浚河办学，为贫困百姓发送寒衣，做了许多好事。
  张梗死后，神宗帝还特意派人给他送了祭文，说他“撄逆鳞而直气不回，还旧物而高明增重”，对他几次蒙冤遭贬而报国忠君之心不变的品质予以高度赞扬。《明史》和《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都分别简介了他的生平。所著《存笥录》，列入《四库总目》。
  邓澄邓澄，字于德，号来沙，县城南津人。年轻时便博学多才，颇有名气。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乡试，三十二年成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江南。
  他为人耿直，有气节，办事公正果断，不畏豪强。当时，江苏常熟有个刑部官员涂昌祚，是相国申时行的外甥，他仗势横行乡里，官府都不敢动他。邓澄巡按江南时，闻知此事，便立即将涂昌祚擒拿法办。他还极力推荐常熟县令杨涟，称他“江南守令中无两”。后来杨涟敢于大胆揭诉大宦官魏忠贤的罪状，被害致死。世人称邓澄慧眼识人。邓澄以后被任为湖广佥事，但因当时申时行又再度入阁，邓感到曾治其外甥与申有隙，不愿在他手下办事，便辞官归里，以撰写诗文、授子孙学业为务，年九十二而终。所著有《蓟门奏疏》、《吴门奏疏》、《大隐堂集》、《清雅堂集》、《德隅堂集》、《波罗园集》、《花溪集》、《东园集》等。列名于《中国人民名大辞典》。
  邓渼邓渼（1569-1628），字远游，号壶邱，县城南津街人。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累官至佥都御史，曾巡抚顺天（今北京），整饬蓟州等处边备。他痛恨和弹劾专权误国的太监魏忠贤，被流放到边远的贵州省。后崇祯帝即位，魏忠贤阴谋败露被诛。邓渼在行将官复原职时，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岁、他生平著作很多。《中国人名大辞典》有其生平简介，《明史》卷244-245页也有介绍（该处误为“邓汉”）。
  邓渼在居官时，痛恨奸党当权，不畏权势，刚正不阿。他曾多次向皇帝上疏，指责阉宦当权的危害。他说道：“阉宦目不识丁……奸辅当国，宦邪盛行，上道湮废，人心愤抑。，Ⅲ当今阳气犹微，阴气正恶。”‘奸党擅权误国，为宗社安危大计，虽累百疏不为多。”由此可见邓渼对魏忠贤一伙专权误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巡城御史林汝翥曾责打魏忠贤家人，魏家人到林家找林汝翥算帐，林汝翥越墙逃走，写信给邓濮，邓渼回信中有“宁死金阶，不死奴婢”的话，这就更触怒了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魏唆使爪牙崔呈磅（魏忠贤的养子，时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把邓渼罗织进左光斗，杨涟一案中，诬以通贿，矫旨将邓渼流放贵州。邓渼对此毫无惧色，临行时，家人牵衣痛哭，他却拂袖大笑而去。据与他共事三年的的吏部尚书周家谟介绍：邓渼弹劾奸党时，“奏书一上，九重动容，百僚吐舌，巨猾绅奸，敛迹束手。” 邓渼在居官时，能够深入下层，体察民情，起用人才，不拘一格。他经常下到农郊，访问民间疾苦。当地父老送他一些礼物，他一一照价付钱。在浙江浦口为县令时，正值荒年。他一方面下令停止征粮，另一方面采取命令富户拿出粮食、开仓放粮等措施，以救济挨饿的贫苦农民。在使用人才上，邓渼也有独特的见解：“合抱之木，必有曲柯；微瑕之点，不害连城。宜大破常规，广搜轶才。果其行能殊众，虽一岁九迁不为过也；骤寄重任，不为徇也。”使用人才，不能求全责备；有用之才，可以破格提升，不必拘泥于资历、惯例等条条框框。这种用人观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邓渼学识渊博，生平著作较多。童年时代苦读寒窗，孜孜不倦，“每拈一题，枯坐竟日。”“谈左、国、班、马诸子家言，至忘寝食。”可见他勤学苦练的态度。成年后，一些学术文章中的疑难问题，“他人所为呕肠擢髓，挟策拥被，穷岁月而成者，公得之顷刻间。叙事则史，写景则画。”《黎川文载》及《新城县志》中全文刊载有邓渼的《边务疏》、《审议论核名实录》两文，长达万言，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文笔犀利流畅，说服力强。《江西建昌府志》载：邓渼美著作，有《南中诗集》六卷、《留夷馆诗》一卷、《春草楼诗》一卷、《大旭山房诗》一卷、《箫曲山房诗》一卷、《浇水集诗》一卷、《红泉馆诗》四卷。以上著作，分别有名人作序，为之评介。《明人小传》、《列明诗集小传》、《明诗综》、《明诗记事》、《静志居诗话》等书分别介绍了他的生平及著作。
  琚光岳琚光岳，字山仲，号山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乡试，三十二年成进士，授河南光州知州。那时，当地有个大官倚势强夺民田，并纵使家仆杀人。前任州官及更上级官府都不敢查问。琚光岳到任后，毅然判处该仆死刑，并断立刻归还所占田亩，由此名声大振。后，累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兵部两位尚书都知道他的才能，遂委以重任。不久，又向吏部推荐他参加铨选，但不幸病故，时年32岁。著有《石波馆集》、《老子解说》等书。名列《中国人名大辞典》。
  黄端伯黄端伯（1585-1645），字元公，号海岸道人，是明末抗清名重一时的烈汉和诗人。《明史·列传》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对他的生平作有简介。
  黄端伯从小勤学，“性聪敏孝友”，“学文章及书，皆以拔俗自喜，博综经史百家言”。明崇祯初年（1628年），考中进士，次年被授为浙江宁波推官。在宁波，他待民以法，对初次犯法者则重教育，对贿赂者深恶痛绝，他“士无问幽显”。一次，黄端伯主持宁波考试，一个名叫冯文炜的穷书生穿戴简朴，考文却写得很好，就特意请他来相见，加意勉励，以后又多次向上推荐和在经济上资助他，后冯文炜得以中举。
  黄端伯在宁波居官三年，“布衣蔬食，货利不撄其心”。那时，倭寇常犯浙江沿海一带，黄端伯集思广益，提出防御倭寇的十条计策，使该地倭患大为减轻，民感其德，称他为“黄佛子”。
  宁波附近有座四明山，是风景胜地。黄端伯常邀文友去游览，撰文作诗以抒发情感。他的《登严子陵钓台》诗写道：“我本四明狂客，三年作宦悠悠，浪迹日随马牛走，穷官不解作家谋”。
  崇祯五年，黄端伯因母在家乡病故，遂回故里，一居三年。后改任杭州推官。在杭州任职期间，他因办事干练，广知博闻，受到同僚敬佩。一日，他正坐厅理事，巡抚使人持扇面百余幅令书，他挥笔疾书，不一时便书写完毕，书势极尽变化，而公事问答不废，巡抚惊叹其才干。他公务之余，还常邀集博学之士讲学于西湖，为当地培养造就人才。
  崇祯十年，他由杭州回江西探亲访友期间，耳闻目睹居住在建昌（今南城县）的益王朱慈炱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种种行为，义愤填膺。他不畏权势，于崇祯十二年上疏朝廷，控告朱慈炱，列数朱在建昌“擅增兵甲”“擅增民词，批行郡县，骗害良民，惨不忍闻，至于叩克宗禄，啧有烦言”，“臣不能为王讳也！”黄端伯在疏中要求给朱慈炱以惩处。朱知此事后，极力为自己不端行为辩解，并上疏崇祯以《劾黄端伯离间亲藩及出妻酗酒诸事》。崇祯有诏候勘。黄端伯再上《劾益藩及辩出妻酗酒》疏，但崇祯未予理会，朱慈炱则变本加厉欺压百姓。黄端伯一怒之下，弃官为僧，避居庐山。在庐山，他写了不少诗，“长怀仙境胜，便欲弃儒官”，“山客最饶林下趣，啸歌偏欲傲乌纱”，“平生一片冰霜志，半夜萧萧对鬼神”便是诗人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些诗作，后来编入《庐山集》。
  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朝。朱由崧昏庸无能，幻想与入关清军议和，重用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排斥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等爱国志士。面对这种形势，黄端伯心急如焚，盼为报效国家出力。经礼部尚书姜日广再三推荐，朱由崧起用黄端伯任礼部仪制司主事。
  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黄端伯与南京军民共守城，抗击清兵渡长江。在江心寺，他吊唁抗清牺牲的志士友人，作诗悼念：“孤屿嵫岩杀气高，义旗麾处鬼神号，江流不尽英雄恨，万古风天鼓怒涛。”为了鼓励守城官兵士气，黄端伯以诗作武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城守二首》；“巍巍不动寰中主，一座坚城似铁山，万锯在前无怯志，祗因勘破生死关。”“谋事在心成事胆，未尝以胆许他人。危城独守浑无畏，烈汉从来不顾身”。
  但是，由于朱由崧及马士英、阮大铖醉生梦死，沆瀣一气，致使清军渡长江。五月，南京失守，“百官皆迎降，唯黄端伯不降”，并在寓所能仁寺门首大书“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寓所”。清豫亲王多铎大怒，将其关押在江宁狱中。黄端伯在狱中谈笑如常，作“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的诗句以见志。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黄笑指颈道：“我宁剃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黄端伯降，并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命杀之。这天，黄被押出监狱时，掉了鞋子，他说：“冠履不可失也”。终于穿好鞋子，昂首迈出通济门，来到水草亭，端坐引颈受刃。刽子手心惊目眩，不能举刀，黄端伯见其状，厉声说：“何不剌我心！”他受难时，“观者万余，皆焚香环拜而泣。”他这种大义凛然、视死而归的英雄气概，连多铎也叹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
  黄端伯一生著作甚多，传之于世的有《易疏》、《东海集》、《庐山集》和《瑶光阁集》，其中《瑶光阁集》13卷被《四库全书》收入。
  涂国鼎涂国鼎（1571-1646），字牧之，号候如，县城东坊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历官鸿胪寺少卿、吏部考功司郎中、太仆寺卿、刑部左侍郎等职。曾以母亲年老体弱需要照料为名，要求回家乡侍候，在家乡闲住十载，后复启任南明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他一生为官清廉，坚持原则，不附权势，不徇私情。告老还乡时，年逾七十。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兵攻破抚州，将进取新城，涂国鼎主动筹措军需以助抗清。城破被俘后，他遭烙刑，拒不降服。清将王得仁下令释放他，仆从雇船载他回家，他悲愤交加，拒医绝食而死。著有《性余堂集》。
  杨思本杨思本，字因之，号十学，桃溪（即今樟溪乡）人。约明思宗崇祯末（1644年）前后在世。
  杨思本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了突出才能，县籍进士、侍御邓澄曾以对句考他，他能应答如流。长大后，补为郡庠生，每次参加考试，都名列前茅。
  对于攻读学问，杨思本并不专一务求应付科举考试之类的书籍，而是广泛深入地钻研诗艺和古文。他宗承庾（信）鲍（照）．且自“左、国、史、汉、骚、选”以下，旁搜博览，常与举人文学家涂伯昌（子期）、涂世名（仲嘉）、江如僧及堂弟杨希震（诗人）相互切琢。所著诗文，博衍奇丽。文学家、侍御邓澄对其诗文颇为称赏，谓“邑人士迩来髋于邃诣冥搜，放笔著述，无复拘挛如昔时，然终不能舍思本为巨擘也。”清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王士祯在《海洋诗话》中写道：“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江东宗元定九、建昌（按：当时新城县属建昌府）杨思本因之、太原赵瑾懿侯。”他在书中引用了杨思本的两首诗：《踏花明日值雨》诗云：“折得花来不赠人，胆瓶相对一枝春，遥怜昨夜行歌处，落草沾泥倍怆神。”《怨词》云：“春草日夜绿，春鸟飞且鸣。感郎千金意，犹自觉愁生”。以实例证举杨思本的才学出众。他的诗作往往借题发挥，寓意深刻，风格独具，充分反映了作者关注人生的赤诚之心；诗作的语言通畅明白，感情自然奔放。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只知道杨思本为诗，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兼为实学家。“前辈若邱毛伯、汤若士、王阮亭皆亟赏其诗文，独黄元公深许其实学古文”。他的散文言之有物、说理透彻，切中时弊。人称他所著的《释道十笺》、《太平三策》和《经国二十书》等，颇似李泰伯，“释理精，筹画密，言皆可起而行。” 杨思本虽饱学多才，名重一时，但未得到当权者赏识，在那重科举的时代“以诸生终”。他生前许多著作，还是他的弟子、族孙杨日升在他死后为之收集整理，刊刻成《榴馆初函集》12卷、《笔史》2卷，以后均被列入《四库全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了他的生平。
  涂伯昌涂伯昌（？-1650），字子期，县城东坊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伯昌生于明万历年间，自幼聪颖敏慧，勤奋好学。在考中举人之前，他的才学便颇有名气。曾涉历江浙一带，寻师访友，从武林黄汝亨游，又读书于著述宏丰的文学家郭子章家中，深得他们的指点。
  他家境十分贫困，有时和妻子整天吃不上东西，或同吃一枚瓜喝几杯开水度日，寒冬腊月妻子还穿着苧布破衣裳。但平生专心苦读，气节清高。督学蔡某主持县试时，对他很器重，拔为第一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黄汝亨司学政，考完后，邀他去相见，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过去你拜他为师，千里迢迢不嫌远，如今只隔一重门，为什么人家邀你还不去？”他回道：“过去不远千里是为了寻师求教，不是去拜督学呵！”崇祯三年（1630年），他又以第一名举乡试。主考官郑某在他的卷面上批道：得子最晚，赏子最深，是必居深山、遇异人，读异书者。” 后来，他多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未中，于是闭门隐居，潜心写作。他对诗文创作有很高造诣，且富有民族气节，但也流露一些佛教道教的思想。所著《涂子一杯水》五卷，云间陈继儒（江苏籍著名文学家）为之作序，后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他的诗作，被陈允衡（江南名选家）选入《诗慰》。文学家、文艺评论家裘君弘在他的《江西诗话》一书中称涂伯昌诗作工于造境，“刻意为诗”。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唐王在福建即位，改元“隆武”，征授涂伯昌为兵部主事，升御史。随后，涂奉命从闽中返家乡招募散兵，抗击清军。他从新城经广昌抵达宁都。清兵至，伯昌屯兵死守宁都孤城，竭力支持达二年之久。顺治七年（1650年），宁都城陷。伯昌在墙上大书：“一生苦志，一刻流水，读圣贤书，但知守经死，不知达权生也。”随后自缢。《明史·忠义传》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鲁论鲁论（1621年前后在世），字孔璧，号西麓，钟贤人。明天启元年（1621年）以选贡任安徽颍州府同知，后迁任福建海防同知、福州府同知等。不久后弃官归家。他熟谙兵法，家居常与人谈论抵御敌寇之策略。晚年喜好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多抒发自己对明末时事的看法。他认为“取士”必定要重视“制科之经义”，“荐举”不足以“得人”。所著有《四书通义》38卷（已入《四库总目》）、《仕学全书》（旧名《闻见录》）、《周易卦义》以及诗、古文十余卷。终年85岁。
  鲁瑗鲁瑗（1662年前后在世），字建玉，号留耕，钟贤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中乡举，康熙二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通使等职。他慧眼识才，典试山西时，所取五名魁首，均先后进士及第，当时人称他“得士”；他诲人不倦，每次召集生员讲学论文，总是循循善诱。他平生光明磊落，胸无城府，亦不疾言遽色，别人自然也不敢私下算计他。告老还乡后，居家闭门谢客，教子攻读，几个孩儿均先后成名。他曾主教于豫章书院，学者称他为“西村先生”。卒年78岁。其主要著作有《砚贻堂诗钞》、《西村文集》等。《中国人名大辞典》列其名简介。
  余光令余光令（1625-1696），字小令，号渔郎，宏村人，为明末清初文学家。
  其父余日登好学多才，著有诗集《卧庐稿》、《渔郎诗集》和文著《太平通史》若干卷。
  余光令家中积书千乘，生活却十分贫苦。他从小聪慧机敏，立志高远，每与人议论国事时局，必激扬慷慨。他曾说：“学者忠孝而已，此处一失，举业非学，词章非学，即高谈性命亦非学。”明朝覆亡后，他隐居家乡渔村，自号“渔郎”。清康熙年间，县令杨嗣汉两次慕名拜访，他都借故拒见；南城县令董隆祚派人带书信礼物前往相请，也被拒绝。他还嘱咐儿子，将来他死后，要故意选择人们认为最不吉祥的日子出殡下葬，要将墓地建在自家园中的竹林里，并预先自撰了墓志铭。
  他生前写了许多诗，多为有感而作。字里行间，抒发了自己对国破家亡，复明无望的愤恨与愧疚，表达了自己虽然生活异常贫困也丝毫不愿丧失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所著《渔郎诗集》四卷，在家乡影响很大，至今仍流传于民间。
  孔尚典孔尚典（1645-1710），字天征，号汶林，宏村人，清代文学家。清顺治年间为太学贡生。尚典所写文章，敢于大胆抒发自己的见解，不墨守陈规，不落俗套，人们多认为他不合时宜。但当时著名文学家魏禧（易堂）则很器重他，对他大为赞许。他也十分敬佩魏禧，并以魏为师，仿效他写古文的风格，后人称他为“易堂高弟”。
  孔尚典曾一度在督府衙门任幕僚，所提出和谋划的事，都能周密考虑到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很有真知灼见。他生平著述很多，其中《天征文集》经魏禧评定，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中。他的古文，常常是接二连三的达理高论、远见卓识跃然纸上。作为清代名人和文学家，他的生平简介已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孔毓琼孔毓琼（1666-1717），字英尚，号晓窗，宏村人。清代文学家。
  他少年时智力迟钝，但好学深思。十三四岁时便有志于学习古文。成年后入补弟子员。曾跟随其族叔、文学家孔尚典学习古文和出外游历，“每日讲求史汉八大家之文，津津而不倦。”虽然一些同辈人排阻讪笑他，但他置之不理。后来，他又以宁都籍文学家魏禧为师，因而在写作上进步更快。作为孔子六十七世孙，他曾亲赴山东曲阜瞻仰孔庙，参观了孔府的车服礼器，对孔孟之道的崇仰更加专致。回家乡后，他创建“竹林书院”，“讲求经济实学”。他主张文章要有益于天下，不能将它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他在史论方面颇有见解，提出对下属的赏罚要根据功绩，而不能徇私情，以免产生后患的正确主张。他写了不少记述不同阶层人士抗清殉国义举的文章，缅怀和表彰了他们的民族气节。他的散文清新矫健，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柳宗元之风。他的诗歌，多触涉社会现实。他在《棘花》中写道：“谁道棘花少，林深棘较多。当途何太艳，延蔓满山坡。真欲除之去，凭谁借斧柯。”喊出了作者既不满社会现状又无可奈何的心声。其所著《酬知录》，“能斟酌古今事理而归诸有用，且为文俊爽磅礴。”并著有《晓窗诗集》，辑有《唐宋八家文选》传世。他的文集《孔伯子文集》（一称《孔钟英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均有其生平简介。
  孔毓功孔毓功（1670-1733），字惟叙，号是堂，宏村人，清代文学家。年少时，与其胞兄孔毓琼俱从其族叔孔尚典学习，以后又受业于当时较有名望的文学家魏礼。清雍正四年（1726年）入岁贡，曾任江西新建县训导。他平生致力于古文之学，创作勤奋。所著《惟叙集》（或称《是堂集》）6卷，皆为杂文，以写作年代为编次，不分体类。该集已列入《四库总目》。他的史论，论证严密，层次井然，值得一读。如在《灵武即位论》中写道：“帝王之位，顺乎天人，应乎时势而已。天人必有所归，故以臣代君，而不可谓之篡；时势有所属，故以子代父，而不可谓之夺。”对唐肃宗灵武即位予以肯定，论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的诗歌通俗流畅，言简意赅．如《江水》一诗中，以“坐问长江水，江水流何处？自古不平事，尽从流水去”短短二十字，抒发了满腔愤懑。他的生平简介，已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喻宗仑喻宗仑（1714-1763），字东白，号桐乡，为进士、山西吉州知州喻宝忠之子。清代诗人、书法家。
  他7岁能诗，13岁能书写大字，16岁补博士弟子员，25岁举戊午科（乾隆三年．1738年）优贡生，朝考后遵例报捐知县，但未任实职，仅游任幕僚。终年49岁。
  喻宗仑曾随父心筠公至吉州牧任所，并三赴京城。曾受业于进士、京畿道监察御史鲁兰枝，学业更加长进。后历游湖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诸省，寻师访友，览胜问俗，所到之处均有诗草记游。他的诗作，言真意挚，情景交融，读之如见。《听松庐诗话》曾对他的一些佳句作评赞。他的朋友称他“才名艳过黄金榜”。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尤其精于小楷，兼善隶书，驰名于时。所著有《桐乡诗稿》。又辑录刊刻《停云斋诗钞》等若干诗文集。《国朝诗人征略》、《国朝书人辑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均简介其生平。
  何国材何国材（生卒年月不详），字惟楚，号虚谷，邑庠生，清代学者。他为人坦率谨慎，器量宽容，不苟言笑，信守诺言，严于律己。作庠生数十年，对功名得失漠不介意，惟以设馆教书和著书立说为所专事。当时，浙江石门籍学者吕留良等人大力提倡程朱学派的“心学”，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何国材对此很不以为然，曾经与朋友们就此展开激烈辩论。他在所著的《心学释疑》一书中写道：“心性一天理也。释氏离天理言心，故谓本心；吾儒言心必本天理，故谓本天。奈何误认其言，谓天在心外？而心学，非吾儒事也。”他还著有《心易图测》、《圣学入门》、《研几录》、《左传经世测要》、《虚谷遗集》等书，均为他抒发心得之作，很有见解。其中《虚谷遗集》3卷，已列入《四库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涂志遴涂志遴（1724年前后在世），字抡英，号种之，西坊人。他长期在家乡设馆执教，许多学生都考中科举，而他自己却到快60岁时——清雍正二年（1724年）才考中乡试，获解元。后来也因年纪太大，没有继续去应试，到80多岁，仍坚持每天给孙儿辈授课。当时，许多读书人都围绕科举功名需要而做学问，他却在同辈中提倡通经书学古文。对经书他都作了注释，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文章纵横矫健。所著《尚书举隅》（孙嘉淦序）6卷，被列入《四库总目》。
  陈道陈道（1707-1760），字绍洙，号凝斋，钟贤人。清代理学家。
  他自幼品质端重，不与同辈儿童一般嬉闹。刚入塾学，白天从老师受习学业，晚上则跟父亲诵读听讲《小学近思录》，孜孜不倦。年岁稍长，便协助父亲治理产业及施行善事。稍有闲暇，总是爱不释卷，琅琅诵读至深夜。肄业于国子监后，又师事广昌黄永年，钻研宋儒理学，还兼攻读水利农田、军政边防等多方面书籍。清乾隆九年（1744年）乡试获中，乾隆十三年又考中了进士。但却以父母年高，无同胞兄弟为由，未去谒选当官，后来诏举明经，也被他辞拒，只安心在家侍奉双亲。他在家里，仍然像未中科举的生员那样，埋头读书；同时也辅佐父亲在家乡兴办慈善事业。他曾设立义田二千亩，以使“读书有赡，鳏寡孤独废疾有养，婚丧有助”。又捐助白银二千两，为“盱江书院”讲学费；又倡建“黎川书院”，并在此掌教多年。他还经常操办造桥建亭、施棺舍药之类有利于乡里百姓的事。遇灾荒年景，他奉父命运粮平粜，编户计口以救饥，并劝说强制某些囤粮闭粜的富户，使其参与赈济。
  陈道一生，为人严毅清苦，“自少至老未一日怠惰”。他说：“忧勤惕厉，人生所以成德业也。反是，败矣！”。他治学，以力行为主；他的文章，多为讲学书稿，有些还是八股文，文风醇古淡泊，真意盎然。他的诗作，如《拟古》二首等，常常流露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另有《杂感》、《拟行路难》、《过小孤山》、《出都》等诗，均反映了他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对抗情绪。他原本打算写一部《春秋辑注》和编辑《江西文统》，但尚未写完便不幸离世，时年仅53岁。陈道逝世后，他的学生、同乡籍学者鲁九皋将其文稿收集整理，编成《凝斋遗集》8卷，刊印后被四库馆采列于书目中。他的生平简介，已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冯行冯行（约1755年前后在世），字人也，号耻斋，七都（即今东山）人，清乾隆间学者。
  他为人清高，于富贵名利毫不介意，惟以读书著述自得。他尊崇古代文坛先辈，对民族文化遗产十分重视。因不忍心家乡前人所遗诗文散失湮没，经数年广搜博采，“自故家学士所藏，以及残碑破版，旁见侧出，单词片语，莫不聚而宝之。既乃录其几于遗者，并今行世、梨质且朽诸作，亦简钞焉，而总之为一，书名曰：“《黎川文载》”。《黎川文载》共24卷，体裁包括：序、记、论、策、制草、奏疏、表、露布、书、启、揭帖、檄文、原、说、议、志、传、墓志铭、墓表、文、题跋书读、杂著、铭箴颂赞、赋、诗、诗余、补编等项。所著有《耻斋文钞》，并编有《与稽编》、《与居编》、《大学解》等。前辈称谓“真秀才惟行与涂南池登无愧”。《中国人名大辞典》列其名。
  鲁九皋鲁九皋（1732-1794）．钟贤人，原名仕骥，字洁非，号乐庐，因其书室额文“山木居士”，人称山木先生。清乾隆三十年拔贡，三十五年中恩科乡举，次年成进士。后家居奉养双亲，达十余年，乃出选任山西夏县知县。在任职期间，廉洁谦和，关心百姓疾苦，轻徭禁贪，施行惠政，事必躬亲，以积劳成疾，卒于任所，终年63岁。
  他出身于书香之家，少年时受业于同乡理学家陈道（凝斋），后趋谒福建建宁学者朱仕磅学习古文作法。当时正处于桐城派古文风靡天下之时，他与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交往甚密，受影响颇深，在桐城派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鲁九皋的文风“淳古淡泊，不事雕饰，迂回反复，使人各得其解。”姚鼐在为鲁九皋所作墓志中写道：“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道；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必为君子。新城古文之学日盛，其源自君也。” 他久居乡里，除研习学问外，还给家乡子弟甚至其父辈长者讲授古文之法，他的门生不少都考中了科举。家居期间，他常想到族中多贫困者，遂设义田以资救济。自己财力不足，便致书在外地为官的族人集资兴办，并选荐办事公正而能力强的族人经管，此举数十年不衰。他还走访村落，与农夫野老同起坐饮食，讲论种植灌溉事宜；也以孝友廉耻的道理劝谕大家，人们都乐意和他接近。乡里有疑义纷争，也都去向他请教或请他调解处理，致使三十余年间，钟贤礼义之风盛极一方。对于门生后辈，他也常提倡实学，力戒哗众取宠。
  所著有《山木居士集》（或称《鲁山木先生文集》）行世。《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列其名。
  陈希祖陈希祖（1767-1820），字敦一，号玉方，钟贤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
  其父陈元殁时，希祖年方十一，与弟希曾同学于清代著名文学家鲁九皋，逾三年，先后补弟子员。后又与陈用光，九皋子鲁嗣光同学于石竹山房。九皋先以宋五子书端正其思想品行，故希祖兄弟从小即以端雅见重于乡里，及成人后均各有所造诣。
  他虚心好学，读书专笃，不为涉猎之学，因此，所著书文有如宋人经义。对于读书，他广涉博览，古文诗艺、天文、算法、水利河渠皆能深入探究而洞悉其原理。他尤其精于书写，十一二岁时，当地人们便常来求其书写。他的书法，集诸家之长。尤近乎大书法家董其昌晚年的笔意。当听说某人保存有董氏墨迹时便设法讨来观赏，废寝忘食而不厌。后遂成当时书法名家，登门求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誉满京师。
  陈希祖以殿试第七名中进士后，被任为刑部主事，其时曾祖母病故，他返乡丁忧，五年后才到职补任，循资格升至刑部郎中。因其胞弟陈希曾当时任刑部侍郎，须回避，便改调吏部任职，后补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他秉性恬淡，谦让，虽补官，犹埋头于积卷之中，治事余暇，即用心著述。他常说“假我十数年，所著之书可次第就矣。” 清嘉庆二十五年，他请假回家乡养病，途中，曾应人所请作书数十幅而并无倦容，未料到行至杭州时竟一病不起，卒于苏公祠。所著有《云在轩稿》传世。列传于《清史稿》，《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亦简介其生平。
  陈希曾陈希曾（约1770-1820），字集正，号雪香，钟贤人。
  少年时，他与胞兄希祖从学于同乡籍学者鲁九皋。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举人）。五十八年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右春坊赞善、庶子，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渊阁副总裁，工部左侍郎、右侍郎，武英殿副总裁官，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署吏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其间，还充任过云南、贵州、江南、顺天等省乡试正、副考官，充殿试读卷官，提督四川、山西、江苏学政等。嘉庆末年十二月病故，终年51岁。
  陈希曾督理学政，对下属、对士子，严格要求，严禁舞弊，惩恶导善，奖励才干。因此，“士畏其严而仍乐其宽”。在工部、户部任职时，他对人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审查工作，都十分谨慎。担任侍郎后，虽位居二品，却仍然虚怀若谷，使部属得以人尽其言。任国史馆副总裁期间，他将本朝诸大臣的政绩，誊录副本，时时览阅作为自己的借鉴；他还将编入《四库总目》中的江西籍人士的著作编集成册，予以珍藏。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称他“工为文，娴掌故，有治事才。”清代《国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及《续碑传集》等均为其列传。
  陈用光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钟贤人。清代文学家。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陈道系乾隆间进士、著名理学家，父亲陈守诒为贡生、河南陈州府知府。他少年时代从学于舅父鲁九皋，嘉庆五年（1800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年）提升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先后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江南乡试正考官、提督福建学政、浙江学政、壬辰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
  陈用光担任编修工作前后10年，在此期间，曾以当时著名文学家姚鼐、翁方纲为老师，常向他们请教。由于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论断精审，颇受姚、翁器重。同时，他还与文学家梅曾亮、管同为友，与他们谈古论今，赋诗撰文，时而废寝忘食。
  陈用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不愿趋炎附势，大凡达官贵人邀约赴会，他总是借理由推辞谢绝。他的俸禄收入，有寒士告困便慷慨赠与，有百姓告贫则毅然周济，因此他虽然居官30多年而家无余产。一次端午节，他邀友人来家作客，领客从后门入，客问他为什么不从前门进去，他笑着回答：“避债客耳！”他还曾为他的老师姚鼐、鲁九皋设置祭田，人们赞他为尊师典范。他十分爱惜人才，认真选拔人才。道光五年，他担任江南主试官，上元考生管同应试，得中举人，陈用光高兴极了，说：“吾今乃得管生，不虚此行！”另一上元籍考生梅曾亮也是他亲手选拔的。
  陈用光的古文，兼姚鼐、翁方纲之长，“理道宽博朴雅”，文笔浑厚精深，为当时文人所推服。他的诗，开始学蒋士铨，后来也效姚鼐文法，因而“气稍敛抑”。他一生著作甚多，传之于世的有《太乙舟文集》8卷和《衲被录》等。其中《太乙舟文集》影响较大。该集为梅曾亮编次，于道光十六年刊刻出版，道光二十三年重刻，其后又有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吴县潘氏又刻入《清颂堂丛书》。另外，还有《春秋属辞会议》一书，惜未及完成而离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陈孚恩陈孚恩（？-1866），陈希曾之子，字少默，又字子鹤，别号紫藿，钟贤人。清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初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任军机处章京，迁任郎中。大学士穆彰阿当朝时，陈孚恩深受其赏识，先后被提任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代理顺天府尹，代理工部侍郎，又升任仓场侍郎。道光二十七年，调暂任兵部侍郎，参与军机大臣会议。曾奉派赴山东视察，弹劾了犯“库款亏缺，捕务废弛”罪的巡抚崇恩，暂代巡抚职。后又调任刑部侍郎，回京后受到朝廷嘉奖，特赏“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御赐“清正廉臣”匾额。道光二十九年，调工部，又转任刑部代理尚书、尚书。三十年，宣宗驾崩，文宗即位，召集诸亲王及大臣讨论郊坛配位事。陈孚恩因与恬亲王戴垣等在皇帝面前争论，被文宗斥为“乖谬”，降三级留任。不久他以奉养老母为由乞归原籍，获准。
  咸丰初，他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适逢太平军攻打江西，陈孚恩以协助巡抚张芾固守南昌有功，获赐花翎奖励。咸丰七年（1857年），他办完母丧后回京城，未得工作安排。翌年，御史钱桂森因上疏荐陈孚恩复积，被朝廷申斥，罢掉言谏权，回原衙门任职。过了些时，朝廷忽然又命陈孚恩以头品顶带暂代兵部侍郎、礼部尚书，接着，又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其时，他奉派审查顺天乡试舞弊案，牵涉其子陈景彦，因而自请严加惩处，并要求自己回避。朝廷下令，免掉他儿子职务，但仍让陈孚恩参加对其他人的会审，令降他一级以示惩罚。不久，又命他兼代刑部、户部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
  本来，陈孚恩曾得罪过亲王载垣、端华、肃顺等，复职后，为了巩固地位又和他们亲近了。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病故，穆宗继位，载垣等因“擅政阻皇太后垂帘”罪被处死，陈也被作为载的心腹而“革职，永不叙用”；又因过去在讨论宣宗配位时的“谬妄”主见和抄肃顺家时查获到有陈孚恩“暗昧不明语”的秘书，被捕入狱，抄家，追缴回宣宗御赐的匾额，并遣送新疆戍边。
  几年后，沙皇俄国派兵入侵新疆伊犁，将军常清等奏陈孚恩“筹饷治军有劳”，命免予戍边。但留在那里协办兵饷。同治五年（1866年），伊犁被沙俄侵略军攻陷，陈孚恩和随他去伊犁的亲人一同殉难。
  陈孚恩在为政之余，喜爱并擅长书法。他的书法仿学董其昌，风格清润秀逸。其手迹曾在家乡广为流传。《清史》、《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词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分别对他的生平作了简介。
  陈延恩陈延恩（生卒年代不详），字登之，又字邃臣，号云乃，陈希祖之子。他年轻时勤习举子业，但因应试未中，遂捐监生，援例分发江苏，补松江府柘林通判，代理江阴知县。为了治理江阴连年水患，他积极筹集资金，修浚河道，重建圩堤，便利了农民耕种。他还从外地延聘颇有成就的学者为当地生员授课。任职期间，政声甚著。以后，又迁升川沙同知，暂代淮南盐司，代理扬州、常州知府，兼淮徐扬海道。
  陈延恩喜爱并擅长书法，酷似其父陈希祖。清代《瓯缽罗室书画过目考》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列其简介。
  鲁琪光鲁琪光（1826-1895），字芝友，钟贤人。（后迁居南丰）。太学生中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乡试，同治七年（1868年）成进士。累官翰林院庶吉士、山东济南府知府等职。工于书法。其书体以欧阳洵之遒秀，兼米芾之姿致。生前临其门乞书者纷至沓来，以致积纸满屋。他每日挥毫书写数十幅之多，未尝厌倦。其墨迹在家乡广为流传，但模仿伪托者亦不少，不过其真迹或赝品也易于辨别。他的生平简介，分别列于《昭代尺牍小传续集》、《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
  杨希闵杨希闵（1808-1885？），字铁佣，号卧云，樟村人。晚清学者、著名年谱作家、诗人。
  他从小勤奋好学，志向高远。青年时代曾一度在家乡塾学授课，却不甘心囿于经书章句的质疑解惑。他常与当时知名学者龚自珍、梅曾亮等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想干一番大事业。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候选内阁中书。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攻克新城（即今黎川），他曾张榜招募乡勇，并率部抗击，失败后流落漂泊于福建沿海一带，潜心考证经书章句。
  他在考证评论前人文史书籍方面，花费了极大精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考订精详，论事平允，非浅学者所能及”。他先编撰的著作有《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四书改错平》14卷、《读书举要》、《水经注汇校》40卷、《诗榷》12卷、《绝句诗选》3卷等，书目已列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他所编的《乡诗摭谭》正集10卷、续集7卷，评述了晋陶渊明以来江西籍的340位诗人，“……简而不芜，而历代之能诗而名不甚著者，已大略备具”。这部著作，为江西诗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参考依据。
  杨希闵还十分爱好和擅长诗词创作，往往借对山水田园的吟诵，抒发胸臆，即使在流离漂泊中，仍不免口占诗句，有感而发。他撰辑有《遐憩山房诗》4卷和《痛饮词》等。其词作《浣溪沙》（作于咸丰六年七月）载于《全清词钞》。
  杨希闵追随过曾国藩，受其影响较深。他在理学思想上崇尚程、朱，文章则有桐城派渊源，主张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他毕生埋头书卷，笔耕不懈。晚年主讲于壹阳海东书院时，编撰《客中随记》，亲自笔录有藏书、说经、居家、政事、校籍、文章、杂余、释典等八大类手记，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资料。他对医学也有一定研究，著有《伤寒论百十三方解答》、《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答》、《盱客医谈》等。
  陶淑陶淑（生卒年不详），字梦琴，据传为点山村陶狮边人，嫁山东省宁阳县人周文耀为妻，清道光年间女词人。她自幼聪颖好学，多思善感，长成后，更常以吟咏抒发心声。她思路敏捷，才情横溢，其词作多以咏物寄情。所著有《菊篱词》等，其中《清平乐·菊》、《临江仙·苔》、《醉太平·柳影》、《点绛唇·秋柳》等词篇已收入《全清词钞》。《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列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