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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微张渊微（1182年一？），字孟博，号平斋。其父张介为宋绍定二年进士，任湖北机帅，原为礼教乡熊村（今熊村乡）人，后迁居北坊（今县城下马路藕塘下附近），故旧志称张渊微为北坊人。张渊微从小聪明好学，“日诵千言，通五经，尤长于《春秋》”。入“太学”后，很有名气。他才思敏捷，著诗文“挥笔立就”。宋淳祐七年（1247年），参加京考连试获优，被宋理宗亲点为状元。后授签书昭庆军判官，任秘书省著作郎兼司封官，累迁至吏部侍郎。他品质庄重，崇尚义节，因抵触权奸贾似道被贬为集英殿修撰，后又起任尧州知州，未赴职而卒于原任所。所著有《平斋集》。
  萧雷龙萧雷龙（1262年前后在世）．字显辰，北坊（今县城北部）人，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任浙江衢州府通判。后金兵进犯，州守弃城逃走。朝廷命令雷龙暂且代理知府职务。当时金军兵临城下，雷龙拒不降敌，率领部下坚守。经艰苦鏖战，势不能支，遂步步撤退，辗转至建昌（今南城县，当时为府衙驻地）。建昌府当局已降金，雷龙便与同乡黄巡检起兵继续抗金，但因众寡悬殊，被金兵四面包围。雷龙自度无法支持，便与黄巡检及部下奋力突出重围，打算转入福建，未及出境便被同安武人涂浚仲擒获解送县衙。暂代县尹刘圣仲因与萧雷龙有私怨而将其杀害。《中国人名大辞典》简介了他的生平。
  左祥左祥（1324年前后在世），字祥卿，旌善乡（今县域北部）人。元初（泰定间，即1324-1327年间），以秀才举任翰林典籍。受知于学士吴澄，吴称他“才优守固，必为良吏”。历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尹、潮州路经历、增城县尹，升万州知州、广安府知府，卒于任。在任职期间，他十分注重提高政教风气和改进社会习俗。曾亲自作《劝学文》以训导社学第子；又将天台县令郑至刚的《谕俗编》增续一卷，且为之作序，以儆戒各阶层；并常与诸士子讲论程颐、朱熹等各名家学说，以开导他门。吴澄赞誉左祥为政有“三善”。后来，香山、增城等地百姓还为他设牌位祭祀。《中国人名大辞典》为其列名简介。
  黄肃黄肃（1382年前后在世），字子邕，东坊（今属日峰镇）人。元末明初诗人。元朝时，曾任礼部主事，明初受朱元璋命仍任原职，后历任礼部侍郎、工部郎中、工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后因受党祸牵连而获罪，按律当受鞭笞之刑，明太祖认为“六卿之职，不宜以故辱”，遂命他以薪俸赎罪，并出任广东行省参政。黄肃为人“笃孝友，勤问学，博通经史百家。喜著述，每出必以笔砚典籍自随。弱冠即有声于士大夫间，于诗古体尤工”。他与宋濂、王祎、危素、李质等文人学士诗文互往，以文会友，颇有交情。所著有《醉梦稿》，还有《词林》十二卷等。王祎（子充）为《醉梦稿》诗集作序，称其“皆古乐府歌行，五音古体……其辞简质平实，一本于汉魏而绝去近代声律之弊。” 何里何重（1494年前后在世），字朝举，号兰皋，北坊人。年轻时便发愤学习。平生崇尚程、朱学说，以“慎独”、“克已”为行动准则，言行谨慎。明弘治五年（1492年）考中乡举，翌年登进士，受任“行人”（掌传旨、册封的官员），为官正直清廉。后荐调工部员外郎，在奉命赴真州督办制砖期间，率领民工掩埋郊野暴骸，疏通滞塞商船，百姓感其恩德。以后转任工部郎中。他家有一古琴，被权重于时的大宦官刘瑾看中，向他索取，他断然拒绝。不久出任程蕃知府。程蕃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土蕃首领权威极大。何军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之和睦相处，因势利导，少数民族首领感其忠信，不忍相欺。三年后，他告老还乡，在家聚众讲学，更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从游者甚多。所著有《四书管见》、《易学管见》、《易经诸解》、《兰皋集》等多部。至晚年，仍过着布衣蔬食的俭朴生活。有人赠诗赞他：“二千石禄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贫”。《明史》、《本朝分省人物考》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均列其名。
  王禄王禄（约1530年前后在世），字汝学，号一溪，明正德八年（1513年）癸酉科举人。其父王达，以文学名于时，本县士子登门受业者甚多。王禄继承家学渊源，博览强记，文义高古。举乡试后受任平和（闽南西溪上游，邻接广东）县令，治理县务有方，惠政颇卓著。深受民众爱戴。
  平和是当时新设置县，荒凉偏僻，教育不兴，老百姓十分贫穷落后；且境内常有盗匪啸聚，犷戾凶悍，扰乱民生。王禄到任后，即与同僚推心置腹相待，从头开始整顿县治，修文庙，开社学，捐俸易田以教之。并立“申明旌善亭”，以别善恶，树正压邪。同时，立“社稷山川厉坛”，起“社仓养济院”，划辟万人冢，饬建谯楼，修缮城堞，开辟教场，筑建屯堡及诸公署、公馆、衢途铺舍，使该县各项事务逐步走上正轨，打开了局面，而办事费用，均尽量避免浪费，充分利用县政经费结余，并让官员自己拿出薪俸弥补不足，不使老百姓增加负担。从此，平和文教振兴，武备加强，荒屯垦辟，礼俗日新，百姓安家就业。
  王禄在平和三年任满离职时，有自称“新民”的千余人阻路乞留，且刻《棠阴鸣爱录》歌颂他的功绩。
  明嘉靖九年（1530年），王禄上疏朝廷，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宗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奏疏后，他弃官归家。朝廷大怒，命巡按御史逮治他，罢官为民。平和县百姓，不远千里号泣追候，并于各乡里立石书名，颂其遗爱。
  王禄还乡后，在杨溪授课务农，菜羹蔬食，勤俭自厉，却想方设法自己捐资出力，为家乡建陂坝，修路桥，立义仓，兴办福利事业。王禄逝世后，乡民感其恩德，为其立牌位春秋祭祀，平和百姓也立专祠奉祭他。《明史》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为其列传或简介。
  邓杞邓杞，字思贞，明代书法家。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岁贡生，历任浙江温州训导，福建邵武教谕，国子监典簿等职。邓杞长于书法，尤善草书。他文才横溢，闻名于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其简介。
  王材王材（1510-1587），字子难，号稚川，王禄之子，为明朝中期诗人。明嘉靖七年（1528年）举乡试，二十年（1541年）登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后历官翰林院检讨（管内阁诰敕）．大明会典纂修官，会试同考官，国子监南、北司业，南太常寺少卿，南太常寺卿，署南祭酒。曾一度被免职。隆庆帝登极后，又晋升嘉议大夫。万历初进通议大夫。
  王材学识渊博，“自经史下，若古名家文，宋理学群书，悉习通之”。他初为官时，因才华出众，风度端凝，曾为严嵩所赏识。严嵩擅掌朝廷权柄后，王材曾以母老要求照顾方便而迁南方就职。谏官杨继盛因反严嵩遭罪下狱时，王又正调返京城任职，曾受人委托向严父子求情力争以营救杨等，惹怒了严，于是又迁调南方。其后，严嵩父子获罪革职，王材又被诬为严党而去位。其实，他“身历六官而四居南地，与嵩迹甚疏”。
  王材去职乡居期间，对家乡政风利弊十分关心，常致言监司守令，陈述己见。他利用公余时间，致力著书立说。所著有《太学申教录》、《皇明太学志》、《石堂语录》、《念初堂集》等。其中《念初堂集》十二卷存目于《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他还广泛搜集整理邑人诗文遗牍，类编成册，刊为《黎川文绪》，存目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邓元锡邓元锡（1529-1593），字汝极，号潜谷，县城南津人，为明代知名理学家、文学家。曾享祀郡邑乡贤祠及豫章理学名贤祠，列传于《明史》、《江西通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据旧县志载：“元锡生，颖秀而庄，志气高广。”当时，读书人大都以“金榜题名”为志向，他却不以为然；他的老师黄天祥也觉得元锡才华出众，品德超群，便不以科场夺魁所需来斤斤限制其攻读范围。因此，邓元锡得以纵己所好，博览群书。人以为“不利举子业”的经书史册，他偏偏耆读精研，这为他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三十四年，邓元锡中乡试第三名。嗣后，他弃谢功名，西走吉安，问学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先达。通过相互切磋，对治学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说：“学必闰然退藏，有遁世不可拔之志”。他认为“浮世功名”是和做学问相背驰的，决然避开它。于是他自号“潜谷”，大家都称他“潜谷先生”。邓元锡本欲拒入仕途，但由于其嫡毋张氏一再强令他赴考，才不得已勉强几次前往应试。归来后，更加闭门谢客，潜心治学，专事著述，历寒暑三十余载，终于成为当时驰名海内的学者。
  元锡15岁时，遭父丧，悲痛欲绝。他对待嫡母张氏和生母刘氏极尽奉孝之道，抚养弟妹也格外殷勤。17岁时，他在家乡推行“社仓法”，储粮备荒，赈灾扶困，深受邻里爱戴。他的同窗学友朱仅和、宗师黄天祥均无子嗣，朱与黄死后，两家亲眷全仗元锡供养。其时，两台监司、郡守、邑令等大小官员，往往致书问候，他却不轻易拜谒；凡有馈赠，他也概不收受。而远近四方纷至沓来的问学求教者，他倒是热情接待，谆谆教诲，语之不倦。
  邓元锡一生，嗜学好古，隐德勿曜，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吾其潜乎”。起初，南昌知府范涞在觐见皇上时，就将他推荐于朝。后来，南京祭酒赵用贤、御史王以通、秦大憋、韩国祯等都先后为之奏疏荐举，邓元锡一再极力辞谢。他写给皇帝的《乞放归田疏》，执意坚诚，陈辞恳切，如泣如诉。最后那次，是因为朝廷特准其免予部试，以“翰林待诏”征召，吏部专人持诏敦促他起程，并责其限日赴任，他才勉强从命。在动身前匆往生母刘氏墓祭告辞行时，不幸病故于墓所，时明万历二十一年初秋七月。他逝世后，乡里私谥之“文统先生”，以示崇念。世人以邓元锡与安福的刘元卿、南昌的章潢三人，继吴与弼后荣膺荐辟，合称为“江右四君子”。
  邓元锡的学术思想，本渊源于王守仁，但并不尽宗其说。其时，“心学”盛行，提出“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把古人经典著述，都看作是桎梏，认为“心”才是世界的本原。邓元锡极力排斥这种说法。他言道：“大哉先师之六经乎！洋洋乎天人之奥、伦物之情备是矣。删述垂训，功至罔极。”对古代圣贤及其著作推崇到不可复加的地步。他主张“以本天为宗，以入微为窍，以防微为功，以由微而达诸天为极。而一务于精知质行以用中。”他觉得，后人的任务，就是要读懂弄通古圣贤书的精神实质，切切实实地按照他们的垂训去做，绝不可离经叛道，自行其是。他对当时一些学者那种迷离原本，蔑视典籍，满足于自己感官机能，过分强调心理作用，争着对六经作随心所欲解释的作法，十分恼火。过去有人说他是南城罗汝芳的门生，其实那是误传。他自己平生不愿轻易以文章为酬应，间或有点笔墨应答，也总是引经据典，十分严肃。会稽陶望龄为邓元锡的《潜学稿》作序写道：“潜谷先生，据道也实矣，然后释之乎经；离经也通矣，然后函之乎史；肄史也洽矣，然后搞之为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于法，疑立万行而馀于态，庄严雅奏而极于情。若茧丝有绪，布帛有幅，纩有温，珠玉有泽。盖明兴以来，为六经之文，自先生始。”这段评价，虽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从中反映出邓元锡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文采非凡，则是十分可信的。
  美德千秋颂，华章万古传。邓元锡一生著作甚丰，仅据清代府志所载，当时已付梓的书，便达10种170余卷，尽皆闳深博奥。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及《潜学稿》等，均列入《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张梗张梗，字叔养，号心吾，洵溪（今洵口乡洵口村）人。自幼沉着忠厚，胸怀远志。年轻时．曾依随表兄邓元锡就读，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举乡试，翌年成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其生卒年月已无从查考，但据旧府、县志载，明神宗《谕祭张梗文》题下，标有“明万历二十五年”字样，则可见当殁于该年或此前不久。
  张梗踏上仕途后，官运坎坷，几经起落。但他为官清正，勤于职守，富于主见，敢于作为，可谓集忠君忧国爱民于一身。起初，在担任江西婺源县令期间，他弹压豪势，抚恤孤贫，政风颇新异。当时，婺源城垣未建，而邻境贼扰，民不安生。张梗亲率军民，昼夜奋战，掘壕堑，竖木桩，以栅为城，坚守御敌，贼不敢入。为此，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祠祀。在应天府尹任上，他对内约束严明，对外公允宽大。按旧例，府辖各县赋税，必先上缴府库，再由府集中解部。张梗不让其在府库滞留，一一及时转输上解，使州府官员无法从中渔利，这就为百姓省下大笔冤枉钱粮。一年，当地闹饥荒，他一面报请预拨下年度军粮之一半，让部分饥民以参加水利工程劳役挣食填肚，一面又广施赈米，扶助生产自救，使数十万灾民免成饿殍。为了减轻穷书生们的负担，他还报请有关部门，一破先前乡试由士子自备灯烛的陈规，为南方应考者享受官烛开了先例。万历二十年（1592年）奉调入朝时，他除掉随身的图书数筐外，就只剩清风两袖，本该酬应的馈赠物品，皆一无所措。后升迁南京工部右侍郎，摄行司空职，正好当时南京在修浚运粮水道，张梗亲为谋划督建，使工程费用较原计划节减百分之五十。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卫道者，张梗的最大特点是敢切时弊、爱提意见。他认为“际兹圣朝，而不一吐露其衷曲，是谓自负于时；苟一有所知，一有所闻，而不尽其言，是谓自欺其心。”因此，他认为“未惬于人心，实关于治体”的事，便“不敢自隐讳”而即刻上疏直言。在他任监察御史按察直定时，某宦官企图在那里开设“告缗”以大肆敛财，被他上疏朝廷予以制止了。奸相严嵩父子失势后，张梗建议皇上召回因得罪严嵩而去位的谏臣，反而触怒了世宗，虽然没有杀掉他，却将他廷杖六十，罢为庶民。穆宗即位后，让他恢复了原职，他“感激图报”，竟慷概陈词，从皇帝应该怎样“复殿名，勤圣学”，应该怎样督促臣子履行职责，到怎样选用卫戌宦员，以及当前朝廷在用人上存在哪些弊端，都一一枚举，洋洋数千言，简直象给皇帝讲课。他因为多次上疏直谏，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先后两次罢职为民。最后一次因为给皇帝的谏书又未被采纳，他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归故里。
  张赖几番回乡闲居，历时十载，虽曾位居三品，却与平民百姓无异。他在家乡修桥浚河办学，为贫困百姓发送寒衣，做了许多好事。
  张梗死后，神宗帝还特意派人给他送了祭文，说他“撄逆鳞而直气不回，还旧物而高明增重”，对他几次蒙冤遭贬而报国忠君之心不变的品质予以高度赞扬。《明史》和《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都分别简介了他的生平。所著《存笥录》，列入《四库总目》。
  邓澄邓澄，字于德，号来沙，县城南津人。年轻时便博学多才，颇有名气。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乡试，三十二年成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江南。
  他为人耿直，有气节，办事公正果断，不畏豪强。当时，江苏常熟有个刑部官员涂昌祚，是相国申时行的外甥，他仗势横行乡里，官府都不敢动他。邓澄巡按江南时，闻知此事，便立即将涂昌祚擒拿法办。他还极力推荐常熟县令杨涟，称他“江南守令中无两”。后来杨涟敢于大胆揭诉大宦官魏忠贤的罪状，被害致死。世人称邓澄慧眼识人。邓澄以后被任为湖广佥事，但因当时申时行又再度入阁，邓感到曾治其外甥与申有隙，不愿在他手下办事，便辞官归里，以撰写诗文、授子孙学业为务，年九十二而终。所著有《蓟门奏疏》、《吴门奏疏》、《大隐堂集》、《清雅堂集》、《德隅堂集》、《波罗园集》、《花溪集》、《东园集》等。列名于《中国人民名大辞典》。
  邓渼邓渼（1569-1628），字远游，号壶邱，县城南津街人。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累官至佥都御史，曾巡抚顺天（今北京），整饬蓟州等处边备。他痛恨和弹劾专权误国的太监魏忠贤，被流放到边远的贵州省。后崇祯帝即位，魏忠贤阴谋败露被诛。邓渼在行将官复原职时，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岁、他生平著作很多。《中国人名大辞典》有其生平简介，《明史》卷244-245页也有介绍（该处误为“邓汉”）。
  邓渼在居官时，痛恨奸党当权，不畏权势，刚正不阿。他曾多次向皇帝上疏，指责阉宦当权的危害。他说道：“阉宦目不识丁……奸辅当国，宦邪盛行，上道湮废，人心愤抑。，Ⅲ当今阳气犹微，阴气正恶。”‘奸党擅权误国，为宗社安危大计，虽累百疏不为多。”由此可见邓渼对魏忠贤一伙专权误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巡城御史林汝翥曾责打魏忠贤家人，魏家人到林家找林汝翥算帐，林汝翥越墙逃走，写信给邓濮，邓渼回信中有“宁死金阶，不死奴婢”的话，这就更触怒了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魏唆使爪牙崔呈磅（魏忠贤的养子，时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把邓渼罗织进左光斗，杨涟一案中，诬以通贿，矫旨将邓渼流放贵州。邓渼对此毫无惧色，临行时，家人牵衣痛哭，他却拂袖大笑而去。据与他共事三年的的吏部尚书周家谟介绍：邓渼弹劾奸党时，“奏书一上，九重动容，百僚吐舌，巨猾绅奸，敛迹束手。” 邓渼在居官时，能够深入下层，体察民情，起用人才，不拘一格。他经常下到农郊，访问民间疾苦。当地父老送他一些礼物，他一一照价付钱。在浙江浦口为县令时，正值荒年。他一方面下令停止征粮，另一方面采取命令富户拿出粮食、开仓放粮等措施，以救济挨饿的贫苦农民。在使用人才上，邓渼也有独特的见解：“合抱之木，必有曲柯；微瑕之点，不害连城。宜大破常规，广搜轶才。果其行能殊众，虽一岁九迁不为过也；骤寄重任，不为徇也。”使用人才，不能求全责备；有用之才，可以破格提升，不必拘泥于资历、惯例等条条框框。这种用人观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邓渼学识渊博，生平著作较多。童年时代苦读寒窗，孜孜不倦，“每拈一题，枯坐竟日。”“谈左、国、班、马诸子家言，至忘寝食。”可见他勤学苦练的态度。成年后，一些学术文章中的疑难问题，“他人所为呕肠擢髓，挟策拥被，穷岁月而成者，公得之顷刻间。叙事则史，写景则画。”《黎川文载》及《新城县志》中全文刊载有邓渼的《边务疏》、《审议论核名实录》两文，长达万言，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文笔犀利流畅，说服力强。《江西建昌府志》载：邓渼美著作，有《南中诗集》六卷、《留夷馆诗》一卷、《春草楼诗》一卷、《大旭山房诗》一卷、《箫曲山房诗》一卷、《浇水集诗》一卷、《红泉馆诗》四卷。以上著作，分别有名人作序，为之评介。《明人小传》、《列明诗集小传》、《明诗综》、《明诗记事》、《静志居诗话》等书分别介绍了他的生平及著作。
  琚光岳琚光岳，字山仲，号山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乡试，三十二年成进士，授河南光州知州。那时，当地有个大官倚势强夺民田，并纵使家仆杀人。前任州官及更上级官府都不敢查问。琚光岳到任后，毅然判处该仆死刑，并断立刻归还所占田亩，由此名声大振。后，累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兵部两位尚书都知道他的才能，遂委以重任。不久，又向吏部推荐他参加铨选，但不幸病故，时年32岁。著有《石波馆集》、《老子解说》等书。名列《中国人名大辞典》。
  黄端伯黄端伯（1585-1645），字元公，号海岸道人，是明末抗清名重一时的烈汉和诗人。《明史·列传》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对他的生平作有简介。
  黄端伯从小勤学，“性聪敏孝友”，“学文章及书，皆以拔俗自喜，博综经史百家言”。明崇祯初年（1628年），考中进士，次年被授为浙江宁波推官。在宁波，他待民以法，对初次犯法者则重教育，对贿赂者深恶痛绝，他“士无问幽显”。一次，黄端伯主持宁波考试，一个名叫冯文炜的穷书生穿戴简朴，考文却写得很好，就特意请他来相见，加意勉励，以后又多次向上推荐和在经济上资助他，后冯文炜得以中举。
  黄端伯在宁波居官三年，“布衣蔬食，货利不撄其心”。那时，倭寇常犯浙江沿海一带，黄端伯集思广益，提出防御倭寇的十条计策，使该地倭患大为减轻，民感其德，称他为“黄佛子”。
  宁波附近有座四明山，是风景胜地。黄端伯常邀文友去游览，撰文作诗以抒发情感。他的《登严子陵钓台》诗写道：“我本四明狂客，三年作宦悠悠，浪迹日随马牛走，穷官不解作家谋”。
  崇祯五年，黄端伯因母在家乡病故，遂回故里，一居三年。后改任杭州推官。在杭州任职期间，他因办事干练，广知博闻，受到同僚敬佩。一日，他正坐厅理事，巡抚使人持扇面百余幅令书，他挥笔疾书，不一时便书写完毕，书势极尽变化，而公事问答不废，巡抚惊叹其才干。他公务之余，还常邀集博学之士讲学于西湖，为当地培养造就人才。
  崇祯十年，他由杭州回江西探亲访友期间，耳闻目睹居住在建昌（今南城县）的益王朱慈炱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种种行为，义愤填膺。他不畏权势，于崇祯十二年上疏朝廷，控告朱慈炱，列数朱在建昌“擅增兵甲”“擅增民词，批行郡县，骗害良民，惨不忍闻，至于叩克宗禄，啧有烦言”，“臣不能为王讳也！”黄端伯在疏中要求给朱慈炱以惩处。朱知此事后，极力为自己不端行为辩解，并上疏崇祯以《劾黄端伯离间亲藩及出妻酗酒诸事》。崇祯有诏候勘。黄端伯再上《劾益藩及辩出妻酗酒》疏，但崇祯未予理会，朱慈炱则变本加厉欺压百姓。黄端伯一怒之下，弃官为僧，避居庐山。在庐山，他写了不少诗，“长怀仙境胜，便欲弃儒官”，“山客最饶林下趣，啸歌偏欲傲乌纱”，“平生一片冰霜志，半夜萧萧对鬼神”便是诗人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些诗作，后来编入《庐山集》。
  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朝。朱由崧昏庸无能，幻想与入关清军议和，重用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排斥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等爱国志士。面对这种形势，黄端伯心急如焚，盼为报效国家出力。经礼部尚书姜日广再三推荐，朱由崧起用黄端伯任礼部仪制司主事。
  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黄端伯与南京军民共守城，抗击清兵渡长江。在江心寺，他吊唁抗清牺牲的志士友人，作诗悼念：“孤屿嵫岩杀气高，义旗麾处鬼神号，江流不尽英雄恨，万古风天鼓怒涛。”为了鼓励守城官兵士气，黄端伯以诗作武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城守二首》；“巍巍不动寰中主，一座坚城似铁山，万锯在前无怯志，祗因勘破生死关。”“谋事在心成事胆，未尝以胆许他人。危城独守浑无畏，烈汉从来不顾身”。
  但是，由于朱由崧及马士英、阮大铖醉生梦死，沆瀣一气，致使清军渡长江。五月，南京失守，“百官皆迎降，唯黄端伯不降”，并在寓所能仁寺门首大书“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寓所”。清豫亲王多铎大怒，将其关押在江宁狱中。黄端伯在狱中谈笑如常，作“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的诗句以见志。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黄笑指颈道：“我宁剃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黄端伯降，并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命杀之。这天，黄被押出监狱时，掉了鞋子，他说：“冠履不可失也”。终于穿好鞋子，昂首迈出通济门，来到水草亭，端坐引颈受刃。刽子手心惊目眩，不能举刀，黄端伯见其状，厉声说：“何不剌我心！”他受难时，“观者万余，皆焚香环拜而泣。”他这种大义凛然、视死而归的英雄气概，连多铎也叹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
  黄端伯一生著作甚多，传之于世的有《易疏》、《东海集》、《庐山集》和《瑶光阁集》，其中《瑶光阁集》13卷被《四库全书》收入。
  涂国鼎涂国鼎（1571-1646），字牧之，号候如，县城东坊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历官鸿胪寺少卿、吏部考功司郎中、太仆寺卿、刑部左侍郎等职。曾以母亲年老体弱需要照料为名，要求回家乡侍候，在家乡闲住十载，后复启任南明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他一生为官清廉，坚持原则，不附权势，不徇私情。告老还乡时，年逾七十。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兵攻破抚州，将进取新城，涂国鼎主动筹措军需以助抗清。城破被俘后，他遭烙刑，拒不降服。清将王得仁下令释放他，仆从雇船载他回家，他悲愤交加，拒医绝食而死。著有《性余堂集》。
  杨思本杨思本，字因之，号十学，桃溪（即今樟溪乡）人。约明思宗崇祯末（1644年）前后在世。
  杨思本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了突出才能，县籍进士、侍御邓澄曾以对句考他，他能应答如流。长大后，补为郡庠生，每次参加考试，都名列前茅。
  对于攻读学问，杨思本并不专一务求应付科举考试之类的书籍，而是广泛深入地钻研诗艺和古文。他宗承庾（信）鲍（照）．且自“左、国、史、汉、骚、选”以下，旁搜博览，常与举人文学家涂伯昌（子期）、涂世名（仲嘉）、江如僧及堂弟杨希震（诗人）相互切琢。所著诗文，博衍奇丽。文学家、侍御邓澄对其诗文颇为称赏，谓“邑人士迩来髋于邃诣冥搜，放笔著述，无复拘挛如昔时，然终不能舍思本为巨擘也。”清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王士祯在《海洋诗话》中写道：“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江东宗元定九、建昌（按：当时新城县属建昌府）杨思本因之、太原赵瑾懿侯。”他在书中引用了杨思本的两首诗：《踏花明日值雨》诗云：“折得花来不赠人，胆瓶相对一枝春，遥怜昨夜行歌处，落草沾泥倍怆神。”《怨词》云：“春草日夜绿，春鸟飞且鸣。感郎千金意，犹自觉愁生”。以实例证举杨思本的才学出众。他的诗作往往借题发挥，寓意深刻，风格独具，充分反映了作者关注人生的赤诚之心；诗作的语言通畅明白，感情自然奔放。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只知道杨思本为诗，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兼为实学家。“前辈若邱毛伯、汤若士、王阮亭皆亟赏其诗文，独黄元公深许其实学古文”。他的散文言之有物、说理透彻，切中时弊。人称他所著的《释道十笺》、《太平三策》和《经国二十书》等，颇似李泰伯，“释理精，筹画密，言皆可起而行。” 杨思本虽饱学多才，名重一时，但未得到当权者赏识，在那重科举的时代“以诸生终”。他生前许多著作，还是他的弟子、族孙杨日升在他死后为之收集整理，刊刻成《榴馆初函集》12卷、《笔史》2卷，以后均被列入《四库全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了他的生平。
  涂伯昌涂伯昌（？-1650），字子期，县城东坊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伯昌生于明万历年间，自幼聪颖敏慧，勤奋好学。在考中举人之前，他的才学便颇有名气。曾涉历江浙一带，寻师访友，从武林黄汝亨游，又读书于著述宏丰的文学家郭子章家中，深得他们的指点。
  他家境十分贫困，有时和妻子整天吃不上东西，或同吃一枚瓜喝几杯开水度日，寒冬腊月妻子还穿着苧布破衣裳。但平生专心苦读，气节清高。督学蔡某主持县试时，对他很器重，拔为第一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黄汝亨司学政，考完后，邀他去相见，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过去你拜他为师，千里迢迢不嫌远，如今只隔一重门，为什么人家邀你还不去？”他回道：“过去不远千里是为了寻师求教，不是去拜督学呵！”崇祯三年（1630年），他又以第一名举乡试。主考官郑某在他的卷面上批道：得子最晚，赏子最深，是必居深山、遇异人，读异书者。” 后来，他多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未中，于是闭门隐居，潜心写作。他对诗文创作有很高造诣，且富有民族气节，但也流露一些佛教道教的思想。所著《涂子一杯水》五卷，云间陈继儒（江苏籍著名文学家）为之作序，后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他的诗作，被陈允衡（江南名选家）选入《诗慰》。文学家、文艺评论家裘君弘在他的《江西诗话》一书中称涂伯昌诗作工于造境，“刻意为诗”。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唐王在福建即位，改元“隆武”，征授涂伯昌为兵部主事，升御史。随后，涂奉命从闽中返家乡招募散兵，抗击清军。他从新城经广昌抵达宁都。清兵至，伯昌屯兵死守宁都孤城，竭力支持达二年之久。顺治七年（1650年），宁都城陷。伯昌在墙上大书：“一生苦志，一刻流水，读圣贤书，但知守经死，不知达权生也。”随后自缢。《明史·忠义传》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鲁论鲁论（1621年前后在世），字孔璧，号西麓，钟贤人。明天启元年（1621年）以选贡任安徽颍州府同知，后迁任福建海防同知、福州府同知等。不久后弃官归家。他熟谙兵法，家居常与人谈论抵御敌寇之策略。晚年喜好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多抒发自己对明末时事的看法。他认为“取士”必定要重视“制科之经义”，“荐举”不足以“得人”。所著有《四书通义》38卷（已入《四库总目》）、《仕学全书》（旧名《闻见录》）、《周易卦义》以及诗、古文十余卷。终年85岁。
  鲁瑗鲁瑗（1662年前后在世），字建玉，号留耕，钟贤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中乡举，康熙二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通使等职。他慧眼识才，典试山西时，所取五名魁首，均先后进士及第，当时人称他“得士”；他诲人不倦，每次召集生员讲学论文，总是循循善诱。他平生光明磊落，胸无城府，亦不疾言遽色，别人自然也不敢私下算计他。告老还乡后，居家闭门谢客，教子攻读，几个孩儿均先后成名。他曾主教于豫章书院，学者称他为“西村先生”。卒年78岁。其主要著作有《砚贻堂诗钞》、《西村文集》等。《中国人名大辞典》列其名简介。
  余光令余光令（1625-1696），字小令，号渔郎，宏村人，为明末清初文学家。
  其父余日登好学多才，著有诗集《卧庐稿》、《渔郎诗集》和文著《太平通史》若干卷。
  余光令家中积书千乘，生活却十分贫苦。他从小聪慧机敏，立志高远，每与人议论国事时局，必激扬慷慨。他曾说：“学者忠孝而已，此处一失，举业非学，词章非学，即高谈性命亦非学。”明朝覆亡后，他隐居家乡渔村，自号“渔郎”。清康熙年间，县令杨嗣汉两次慕名拜访，他都借故拒见；南城县令董隆祚派人带书信礼物前往相请，也被拒绝。他还嘱咐儿子，将来他死后，要故意选择人们认为最不吉祥的日子出殡下葬，要将墓地建在自家园中的竹林里，并预先自撰了墓志铭。
  他生前写了许多诗，多为有感而作。字里行间，抒发了自己对国破家亡，复明无望的愤恨与愧疚，表达了自己虽然生活异常贫困也丝毫不愿丧失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所著《渔郎诗集》四卷，在家乡影响很大，至今仍流传于民间。
  孔尚典孔尚典（1645-1710），字天征，号汶林，宏村人，清代文学家。清顺治年间为太学贡生。尚典所写文章，敢于大胆抒发自己的见解，不墨守陈规，不落俗套，人们多认为他不合时宜。但当时著名文学家魏禧（易堂）则很器重他，对他大为赞许。他也十分敬佩魏禧，并以魏为师，仿效他写古文的风格，后人称他为“易堂高弟”。
  孔尚典曾一度在督府衙门任幕僚，所提出和谋划的事，都能周密考虑到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很有真知灼见。他生平著述很多，其中《天征文集》经魏禧评定，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中。他的古文，常常是接二连三的达理高论、远见卓识跃然纸上。作为清代名人和文学家，他的生平简介已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孔毓琼孔毓琼（1666-1717），字英尚，号晓窗，宏村人。清代文学家。
  他少年时智力迟钝，但好学深思。十三四岁时便有志于学习古文。成年后入补弟子员。曾跟随其族叔、文学家孔尚典学习古文和出外游历，“每日讲求史汉八大家之文，津津而不倦。”虽然一些同辈人排阻讪笑他，但他置之不理。后来，他又以宁都籍文学家魏禧为师，因而在写作上进步更快。作为孔子六十七世孙，他曾亲赴山东曲阜瞻仰孔庙，参观了孔府的车服礼器，对孔孟之道的崇仰更加专致。回家乡后，他创建“竹林书院”，“讲求经济实学”。他主张文章要有益于天下，不能将它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他在史论方面颇有见解，提出对下属的赏罚要根据功绩，而不能徇私情，以免产生后患的正确主张。他写了不少记述不同阶层人士抗清殉国义举的文章，缅怀和表彰了他们的民族气节。他的散文清新矫健，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柳宗元之风。他的诗歌，多触涉社会现实。他在《棘花》中写道：“谁道棘花少，林深棘较多。当途何太艳，延蔓满山坡。真欲除之去，凭谁借斧柯。”喊出了作者既不满社会现状又无可奈何的心声。其所著《酬知录》，“能斟酌古今事理而归诸有用，且为文俊爽磅礴。”并著有《晓窗诗集》，辑有《唐宋八家文选》传世。他的文集《孔伯子文集》（一称《孔钟英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均有其生平简介。
  孔毓功孔毓功（1670-1733），字惟叙，号是堂，宏村人，清代文学家。年少时，与其胞兄孔毓琼俱从其族叔孔尚典学习，以后又受业于当时较有名望的文学家魏礼。清雍正四年（1726年）入岁贡，曾任江西新建县训导。他平生致力于古文之学，创作勤奋。所著《惟叙集》（或称《是堂集》）6卷，皆为杂文，以写作年代为编次，不分体类。该集已列入《四库总目》。他的史论，论证严密，层次井然，值得一读。如在《灵武即位论》中写道：“帝王之位，顺乎天人，应乎时势而已。天人必有所归，故以臣代君，而不可谓之篡；时势有所属，故以子代父，而不可谓之夺。”对唐肃宗灵武即位予以肯定，论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的诗歌通俗流畅，言简意赅．如《江水》一诗中，以“坐问长江水，江水流何处？自古不平事，尽从流水去”短短二十字，抒发了满腔愤懑。他的生平简介，已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喻宗仑喻宗仑（1714-1763），字东白，号桐乡，为进士、山西吉州知州喻宝忠之子。清代诗人、书法家。
  他7岁能诗，13岁能书写大字，16岁补博士弟子员，25岁举戊午科（乾隆三年．1738年）优贡生，朝考后遵例报捐知县，但未任实职，仅游任幕僚。终年49岁。
  喻宗仑曾随父心筠公至吉州牧任所，并三赴京城。曾受业于进士、京畿道监察御史鲁兰枝，学业更加长进。后历游湖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诸省，寻师访友，览胜问俗，所到之处均有诗草记游。他的诗作，言真意挚，情景交融，读之如见。《听松庐诗话》曾对他的一些佳句作评赞。他的朋友称他“才名艳过黄金榜”。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尤其精于小楷，兼善隶书，驰名于时。所著有《桐乡诗稿》。又辑录刊刻《停云斋诗钞》等若干诗文集。《国朝诗人征略》、《国朝书人辑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均简介其生平。
  何国材何国材（生卒年月不详），字惟楚，号虚谷，邑庠生，清代学者。他为人坦率谨慎，器量宽容，不苟言笑，信守诺言，严于律己。作庠生数十年，对功名得失漠不介意，惟以设馆教书和著书立说为所专事。当时，浙江石门籍学者吕留良等人大力提倡程朱学派的“心学”，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何国材对此很不以为然，曾经与朋友们就此展开激烈辩论。他在所著的《心学释疑》一书中写道：“心性一天理也。释氏离天理言心，故谓本心；吾儒言心必本天理，故谓本天。奈何误认其言，谓天在心外？而心学，非吾儒事也。”他还著有《心易图测》、《圣学入门》、《研几录》、《左传经世测要》、《虚谷遗集》等书，均为他抒发心得之作，很有见解。其中《虚谷遗集》3卷，已列入《四库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涂志遴涂志遴（1724年前后在世），字抡英，号种之，西坊人。他长期在家乡设馆执教，许多学生都考中科举，而他自己却到快60岁时——清雍正二年（1724年）才考中乡试，获解元。后来也因年纪太大，没有继续去应试，到80多岁，仍坚持每天给孙儿辈授课。当时，许多读书人都围绕科举功名需要而做学问，他却在同辈中提倡通经书学古文。对经书他都作了注释，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文章纵横矫健。所著《尚书举隅》（孙嘉淦序）6卷，被列入《四库总目》。
  陈道陈道（1707-1760），字绍洙，号凝斋，钟贤人。清代理学家。
  他自幼品质端重，不与同辈儿童一般嬉闹。刚入塾学，白天从老师受习学业，晚上则跟父亲诵读听讲《小学近思录》，孜孜不倦。年岁稍长，便协助父亲治理产业及施行善事。稍有闲暇，总是爱不释卷，琅琅诵读至深夜。肄业于国子监后，又师事广昌黄永年，钻研宋儒理学，还兼攻读水利农田、军政边防等多方面书籍。清乾隆九年（1744年）乡试获中，乾隆十三年又考中了进士。但却以父母年高，无同胞兄弟为由，未去谒选当官，后来诏举明经，也被他辞拒，只安心在家侍奉双亲。他在家里，仍然像未中科举的生员那样，埋头读书；同时也辅佐父亲在家乡兴办慈善事业。他曾设立义田二千亩，以使“读书有赡，鳏寡孤独废疾有养，婚丧有助”。又捐助白银二千两，为“盱江书院”讲学费；又倡建“黎川书院”，并在此掌教多年。他还经常操办造桥建亭、施棺舍药之类有利于乡里百姓的事。遇灾荒年景，他奉父命运粮平粜，编户计口以救饥，并劝说强制某些囤粮闭粜的富户，使其参与赈济。
  陈道一生，为人严毅清苦，“自少至老未一日怠惰”。他说：“忧勤惕厉，人生所以成德业也。反是，败矣！”。他治学，以力行为主；他的文章，多为讲学书稿，有些还是八股文，文风醇古淡泊，真意盎然。他的诗作，如《拟古》二首等，常常流露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另有《杂感》、《拟行路难》、《过小孤山》、《出都》等诗，均反映了他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对抗情绪。他原本打算写一部《春秋辑注》和编辑《江西文统》，但尚未写完便不幸离世，时年仅53岁。陈道逝世后，他的学生、同乡籍学者鲁九皋将其文稿收集整理，编成《凝斋遗集》8卷，刊印后被四库馆采列于书目中。他的生平简介，已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冯行冯行（约1755年前后在世），字人也，号耻斋，七都（即今东山）人，清乾隆间学者。
  他为人清高，于富贵名利毫不介意，惟以读书著述自得。他尊崇古代文坛先辈，对民族文化遗产十分重视。因不忍心家乡前人所遗诗文散失湮没，经数年广搜博采，“自故家学士所藏，以及残碑破版，旁见侧出，单词片语，莫不聚而宝之。既乃录其几于遗者，并今行世、梨质且朽诸作，亦简钞焉，而总之为一，书名曰：“《黎川文载》”。《黎川文载》共24卷，体裁包括：序、记、论、策、制草、奏疏、表、露布、书、启、揭帖、檄文、原、说、议、志、传、墓志铭、墓表、文、题跋书读、杂著、铭箴颂赞、赋、诗、诗余、补编等项。所著有《耻斋文钞》，并编有《与稽编》、《与居编》、《大学解》等。前辈称谓“真秀才惟行与涂南池登无愧”。《中国人名大辞典》列其名。
  鲁九皋鲁九皋（1732-1794）．钟贤人，原名仕骥，字洁非，号乐庐，因其书室额文“山木居士”，人称山木先生。清乾隆三十年拔贡，三十五年中恩科乡举，次年成进士。后家居奉养双亲，达十余年，乃出选任山西夏县知县。在任职期间，廉洁谦和，关心百姓疾苦，轻徭禁贪，施行惠政，事必躬亲，以积劳成疾，卒于任所，终年63岁。
  他出身于书香之家，少年时受业于同乡理学家陈道（凝斋），后趋谒福建建宁学者朱仕磅学习古文作法。当时正处于桐城派古文风靡天下之时，他与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交往甚密，受影响颇深，在桐城派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鲁九皋的文风“淳古淡泊，不事雕饰，迂回反复，使人各得其解。”姚鼐在为鲁九皋所作墓志中写道：“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道；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必为君子。新城古文之学日盛，其源自君也。” 他久居乡里，除研习学问外，还给家乡子弟甚至其父辈长者讲授古文之法，他的门生不少都考中了科举。家居期间，他常想到族中多贫困者，遂设义田以资救济。自己财力不足，便致书在外地为官的族人集资兴办，并选荐办事公正而能力强的族人经管，此举数十年不衰。他还走访村落，与农夫野老同起坐饮食，讲论种植灌溉事宜；也以孝友廉耻的道理劝谕大家，人们都乐意和他接近。乡里有疑义纷争，也都去向他请教或请他调解处理，致使三十余年间，钟贤礼义之风盛极一方。对于门生后辈，他也常提倡实学，力戒哗众取宠。
  所著有《山木居士集》（或称《鲁山木先生文集》）行世。《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列其名。
  陈希祖陈希祖（1767-1820），字敦一，号玉方，钟贤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
  其父陈元殁时，希祖年方十一，与弟希曾同学于清代著名文学家鲁九皋，逾三年，先后补弟子员。后又与陈用光，九皋子鲁嗣光同学于石竹山房。九皋先以宋五子书端正其思想品行，故希祖兄弟从小即以端雅见重于乡里，及成人后均各有所造诣。
  他虚心好学，读书专笃，不为涉猎之学，因此，所著书文有如宋人经义。对于读书，他广涉博览，古文诗艺、天文、算法、水利河渠皆能深入探究而洞悉其原理。他尤其精于书写，十一二岁时，当地人们便常来求其书写。他的书法，集诸家之长。尤近乎大书法家董其昌晚年的笔意。当听说某人保存有董氏墨迹时便设法讨来观赏，废寝忘食而不厌。后遂成当时书法名家，登门求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誉满京师。
  陈希祖以殿试第七名中进士后，被任为刑部主事，其时曾祖母病故，他返乡丁忧，五年后才到职补任，循资格升至刑部郎中。因其胞弟陈希曾当时任刑部侍郎，须回避，便改调吏部任职，后补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他秉性恬淡，谦让，虽补官，犹埋头于积卷之中，治事余暇，即用心著述。他常说“假我十数年，所著之书可次第就矣。” 清嘉庆二十五年，他请假回家乡养病，途中，曾应人所请作书数十幅而并无倦容，未料到行至杭州时竟一病不起，卒于苏公祠。所著有《云在轩稿》传世。列传于《清史稿》，《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亦简介其生平。
  陈希曾陈希曾（约1770-1820），字集正，号雪香，钟贤人。
  少年时，他与胞兄希祖从学于同乡籍学者鲁九皋。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举人）。五十八年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右春坊赞善、庶子，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渊阁副总裁，工部左侍郎、右侍郎，武英殿副总裁官，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署吏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其间，还充任过云南、贵州、江南、顺天等省乡试正、副考官，充殿试读卷官，提督四川、山西、江苏学政等。嘉庆末年十二月病故，终年51岁。
  陈希曾督理学政，对下属、对士子，严格要求，严禁舞弊，惩恶导善，奖励才干。因此，“士畏其严而仍乐其宽”。在工部、户部任职时，他对人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审查工作，都十分谨慎。担任侍郎后，虽位居二品，却仍然虚怀若谷，使部属得以人尽其言。任国史馆副总裁期间，他将本朝诸大臣的政绩，誊录副本，时时览阅作为自己的借鉴；他还将编入《四库总目》中的江西籍人士的著作编集成册，予以珍藏。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称他“工为文，娴掌故，有治事才。”清代《国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及《续碑传集》等均为其列传。
  陈用光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钟贤人。清代文学家。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陈道系乾隆间进士、著名理学家，父亲陈守诒为贡生、河南陈州府知府。他少年时代从学于舅父鲁九皋，嘉庆五年（1800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年）提升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先后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江南乡试正考官、提督福建学政、浙江学政、壬辰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
  陈用光担任编修工作前后10年，在此期间，曾以当时著名文学家姚鼐、翁方纲为老师，常向他们请教。由于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论断精审，颇受姚、翁器重。同时，他还与文学家梅曾亮、管同为友，与他们谈古论今，赋诗撰文，时而废寝忘食。
  陈用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不愿趋炎附势，大凡达官贵人邀约赴会，他总是借理由推辞谢绝。他的俸禄收入，有寒士告困便慷慨赠与，有百姓告贫则毅然周济，因此他虽然居官30多年而家无余产。一次端午节，他邀友人来家作客，领客从后门入，客问他为什么不从前门进去，他笑着回答：“避债客耳！”他还曾为他的老师姚鼐、鲁九皋设置祭田，人们赞他为尊师典范。他十分爱惜人才，认真选拔人才。道光五年，他担任江南主试官，上元考生管同应试，得中举人，陈用光高兴极了，说：“吾今乃得管生，不虚此行！”另一上元籍考生梅曾亮也是他亲手选拔的。
  陈用光的古文，兼姚鼐、翁方纲之长，“理道宽博朴雅”，文笔浑厚精深，为当时文人所推服。他的诗，开始学蒋士铨，后来也效姚鼐文法，因而“气稍敛抑”。他一生著作甚多，传之于世的有《太乙舟文集》8卷和《衲被录》等。其中《太乙舟文集》影响较大。该集为梅曾亮编次，于道光十六年刊刻出版，道光二十三年重刻，其后又有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吴县潘氏又刻入《清颂堂丛书》。另外，还有《春秋属辞会议》一书，惜未及完成而离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简介其生平。
  陈孚恩陈孚恩（？-1866），陈希曾之子，字少默，又字子鹤，别号紫藿，钟贤人。清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初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任军机处章京，迁任郎中。大学士穆彰阿当朝时，陈孚恩深受其赏识，先后被提任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代理顺天府尹，代理工部侍郎，又升任仓场侍郎。道光二十七年，调暂任兵部侍郎，参与军机大臣会议。曾奉派赴山东视察，弹劾了犯“库款亏缺，捕务废弛”罪的巡抚崇恩，暂代巡抚职。后又调任刑部侍郎，回京后受到朝廷嘉奖，特赏“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御赐“清正廉臣”匾额。道光二十九年，调工部，又转任刑部代理尚书、尚书。三十年，宣宗驾崩，文宗即位，召集诸亲王及大臣讨论郊坛配位事。陈孚恩因与恬亲王戴垣等在皇帝面前争论，被文宗斥为“乖谬”，降三级留任。不久他以奉养老母为由乞归原籍，获准。
  咸丰初，他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适逢太平军攻打江西，陈孚恩以协助巡抚张芾固守南昌有功，获赐花翎奖励。咸丰七年（1857年），他办完母丧后回京城，未得工作安排。翌年，御史钱桂森因上疏荐陈孚恩复积，被朝廷申斥，罢掉言谏权，回原衙门任职。过了些时，朝廷忽然又命陈孚恩以头品顶带暂代兵部侍郎、礼部尚书，接着，又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其时，他奉派审查顺天乡试舞弊案，牵涉其子陈景彦，因而自请严加惩处，并要求自己回避。朝廷下令，免掉他儿子职务，但仍让陈孚恩参加对其他人的会审，令降他一级以示惩罚。不久，又命他兼代刑部、户部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
  本来，陈孚恩曾得罪过亲王载垣、端华、肃顺等，复职后，为了巩固地位又和他们亲近了。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病故，穆宗继位，载垣等因“擅政阻皇太后垂帘”罪被处死，陈也被作为载的心腹而“革职，永不叙用”；又因过去在讨论宣宗配位时的“谬妄”主见和抄肃顺家时查获到有陈孚恩“暗昧不明语”的秘书，被捕入狱，抄家，追缴回宣宗御赐的匾额，并遣送新疆戍边。
  几年后，沙皇俄国派兵入侵新疆伊犁，将军常清等奏陈孚恩“筹饷治军有劳”，命免予戍边。但留在那里协办兵饷。同治五年（1866年），伊犁被沙俄侵略军攻陷，陈孚恩和随他去伊犁的亲人一同殉难。
  陈孚恩在为政之余，喜爱并擅长书法。他的书法仿学董其昌，风格清润秀逸。其手迹曾在家乡广为流传。《清史》、《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词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分别对他的生平作了简介。
  陈延恩陈延恩（生卒年代不详），字登之，又字邃臣，号云乃，陈希祖之子。他年轻时勤习举子业，但因应试未中，遂捐监生，援例分发江苏，补松江府柘林通判，代理江阴知县。为了治理江阴连年水患，他积极筹集资金，修浚河道，重建圩堤，便利了农民耕种。他还从外地延聘颇有成就的学者为当地生员授课。任职期间，政声甚著。以后，又迁升川沙同知，暂代淮南盐司，代理扬州、常州知府，兼淮徐扬海道。
  陈延恩喜爱并擅长书法，酷似其父陈希祖。清代《瓯缽罗室书画过目考》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列其简介。
  鲁琪光鲁琪光（1826-1895），字芝友，钟贤人。（后迁居南丰）。太学生中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乡试，同治七年（1868年）成进士。累官翰林院庶吉士、山东济南府知府等职。工于书法。其书体以欧阳洵之遒秀，兼米芾之姿致。生前临其门乞书者纷至沓来，以致积纸满屋。他每日挥毫书写数十幅之多，未尝厌倦。其墨迹在家乡广为流传，但模仿伪托者亦不少，不过其真迹或赝品也易于辨别。他的生平简介，分别列于《昭代尺牍小传续集》、《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
  杨希闵杨希闵（1808-1885？），字铁佣，号卧云，樟村人。晚清学者、著名年谱作家、诗人。
  他从小勤奋好学，志向高远。青年时代曾一度在家乡塾学授课，却不甘心囿于经书章句的质疑解惑。他常与当时知名学者龚自珍、梅曾亮等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想干一番大事业。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候选内阁中书。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攻克新城（即今黎川），他曾张榜招募乡勇，并率部抗击，失败后流落漂泊于福建沿海一带，潜心考证经书章句。
  他在考证评论前人文史书籍方面，花费了极大精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考订精详，论事平允，非浅学者所能及”。他先编撰的著作有《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四书改错平》14卷、《读书举要》、《水经注汇校》40卷、《诗榷》12卷、《绝句诗选》3卷等，书目已列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他所编的《乡诗摭谭》正集10卷、续集7卷，评述了晋陶渊明以来江西籍的340位诗人，“……简而不芜，而历代之能诗而名不甚著者，已大略备具”。这部著作，为江西诗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参考依据。
  杨希闵还十分爱好和擅长诗词创作，往往借对山水田园的吟诵，抒发胸臆，即使在流离漂泊中，仍不免口占诗句，有感而发。他撰辑有《遐憩山房诗》4卷和《痛饮词》等。其词作《浣溪沙》（作于咸丰六年七月）载于《全清词钞》。
  杨希闵追随过曾国藩，受其影响较深。他在理学思想上崇尚程、朱，文章则有桐城派渊源，主张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他毕生埋头书卷，笔耕不懈。晚年主讲于壹阳海东书院时，编撰《客中随记》，亲自笔录有藏书、说经、居家、政事、校籍、文章、杂余、释典等八大类手记，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资料。他对医学也有一定研究，著有《伤寒论百十三方解答》、《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答》、《盱客医谈》等。
  陶淑陶淑（生卒年不详），字梦琴，据传为点山村陶狮边人，嫁山东省宁阳县人周文耀为妻，清道光年间女词人。她自幼聪颖好学，多思善感，长成后，更常以吟咏抒发心声。她思路敏捷，才情横溢，其词作多以咏物寄情。所著有《菊篱词》等，其中《清平乐·菊》、《临江仙·苔》、《醉太平·柳影》、《点绛唇·秋柳》等词篇已收入《全清词钞》。《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列其简介。
  第二节现代名人郭梅峰郭梅峰（1879-1970），原名郭芬，县城人，中医学家。
  他少年时期即随父学医，并拜名医张惠农为师。19岁开始独立行医诊病，且结合学习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曾肄业于张乾初主办的两粤西医学校。21岁时被提学奖为附生。此时，新军兵士患脚气、肠热，死亡甚多，督宪招考医生，郭被录取并授任军医长，任职8年。此后，便在广州市自办私人诊所，开业数十年，名闻遐迩。因其医理精深，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民国时期即被广东中医公会推选为广东省卫生局考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古稀高龄，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祖国传统医学的研究、整理和实践，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出席广州市群英大会，先后担任过广东省第一届至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代表大会会议提案审查委员、广东省中医学研究委员会顾问、广州中医学院顾问等职。1970年病逝于广州，终年91岁。所遗论著有《郭梅峰医案选》、《梅峰医学》、《论产后发热》等。他的生平简介，曾登载于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刊物《学习与宣传》中的《江西现代历史名人》专栏。
  武惕予武惕予1893-1989），字科三，洵口乡石峡人。他长期从事爱国民主活动，是江西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在年届90高龄后，还先后荣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务顾问、中央监委常委，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江西省留日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武惕予出生在石峡香炉山村（今属洵口乡下寨村辖）。幼时在他祖父创办的石峡武氏高等小学就读，以后赴外地读中学。民国2年（1913年）秋东渡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预备班和本科学习，民国9年毕业，获该校商科学士学位。归国后先受聘在江西籍人士创办的北京豫章商业学校任教，一年后回到南昌，先后在江西省商业学校、江西豫章法政专科学校教书。民国15年，在国民革命军第14军第1师政治部工作了半年。民国20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历任过浙江省图书馆馆员、浙江省民政厅科员、湖北省襄阳专署教育科长、襄阳中学校长、福建省龙岩专署教育科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谭平山私人秘书。后随谭平山去重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作为谭平山的联络员，他常与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徐冰等同志接触，并与朱蕴山先生交往甚密，因而思想更加倾向进步，对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有了更新的认识。他在重庆参加了以谭平山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筹备会。抗日胜利前夕，他一度返回家乡，担任过黎川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黎川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之后去南昌任江西省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他在南昌筹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江西分会，宣传和团结在江西的国民党员中思想进步分子。1948年，参加筹建民革江西分会，被推为该会常务委员、武装部长。1949年1月，他受民革江西省筹委会委派，专程赴香港接洽，经农工民主党中央驻港负责人王一帆介绍，同在港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联系搞武装活动的总负责人杨子恒洽商。在杨的陪同下，他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住宅与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谭天度会面，就组建革命武装，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事宜进行了商谈。同年3月，他绕道福建回江西，在中共南昌市委城工部派员协助下，在家乡黎川等地组织“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并策动黎川、资溪和福建光泽等县的地方团队起义，组成“中国人民革命军赣闽粤边区纵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赣闽边界部分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8月，他回南昌继续从事民革江西省委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中央任命武惕予为民革江西分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不久，他就任江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他历任政协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交通厅副厅长，省司法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江西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六届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中，他曾任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后补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务顾问，中央监委常委；民革江西省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1989年3月19日武惕予病逝于南昌。他逝世后，省政协、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和民革江西省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民革中央监委和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及这些单位的部分负责人都分别送了花圈，在南昌的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告别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黄贤度在介绍他的生平时说：“武惕予同志毕生努力学习，追求真理，严于律己，作风正派，在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邓梅村邓梅村（1893-1932），号熙宁，原籍荷花庄浆源（今荷源乡浆源村），其父邓彦香为中医郎中，率全家在县城开业定居。邓梅村少年时代就读于黎川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考入南城中学学习。毕业后回到家乡，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本县中田鲁氏小学、五都围小学、县立高等小学校和邓氏真儒小学任教，并担任过邓氏真儒小学校长。
  他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对依仗财势欺压穷人的豪绅，一向轻蔑厌恨。参加革命前，他就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注意时局变化，并将这种观点向学生进行灌输。1919年他在高等小学任教期间，积极响应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充分利用课堂集会、版报、画刊等形式，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并于当年7月，鼓动、组织和领导县城400多名教师、学生、工人和居民，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冲到街上游行示威。游行结束后，他又组织爱国宣传队和日货检查队，宣传和执行抵制日货。事后，还鼓动和组织了县城的工人罢工、师生罢课和部分商店罢市活动。这些活动，给本县反动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大大地提高了黎川群众的革命觉悟。邓梅村的革命行为，使反动当局既怕又恨，便将他从高等小学开除出去。
  1922年，邓梅村一度离开家乡，只身奔赴外地，寻求革命真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在广州《真光报》任编辑。1926年，他在武汉工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受党的派遗到苏联学习，归国后仍在外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1年2、3月间，他随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化装潜回黎川，开展地下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在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秘密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讲解革命形势，并不失时机地在黎川与南城交界的九江铺秘密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九江铺支部，为红军首次解放黎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6月6日，红军三军团攻克黎川。6月中旬，在袁国平亲自主持下，黎川群众在县城召开大会，成立了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邓梅村被选为该会主席。在担任黎川第一个红色政权领导人期间，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时正发动群众打土豪，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筹款，他首先从自己亲戚中开刀。他的亲舅舅家里很富，因为不肯拿出钱来，被群众关押起来了。他母亲特意从乡下赶来，要他去保释舅舅，他硬不答应，坚持要舅舅按数交钱才罢休，群众都称赞他大义灭亲。他回家乡这段时间虽很短，但在上级领导下，经过他辛勤努力，工作进展很快，全县9个区都陆续成立了红色政权。
  1931年7月中旬，根据反“围剿”形势需要，红军主力部队撤出黎川，邓梅村也随军转移到赣南一带，后留在白区继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32年，他在吉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他仍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设法营救出了二名被关押的难友。不久，他被反动派杀害，终年39岁。
  鲁承枫鲁承枫（1896-1968），字晓丹，钟贤乡（即今中田乡）人。他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6岁就离开家乡，到省城南昌求学，考入江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几年后，他接受江西省交通厅招聘，先后担任九江牛行火车站和南昌火车站站长，又调任铁道部南浔铁路管理局工务段段长。1931年，升充铁道部工务处文牍课课长。1936年，改任南昌市政府荐任技正，兼第三科科长，后任浙赣铁路工程处处长兼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铁道建设，先后在中央铁道部、铁道兵团、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和第十二工程局担任工程师，并获高级工程师职称。
  鲁承枫毕生从事祖国的铁道工程建设，坚持正义，工作勤奋，富有创造精神。在1927年担任牛行火车站和南昌火车站站长期间，曾想方设法积极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教育下，更加充分地施展才智，报效祖国，曾先后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和成昆铁路、丰沙铁路的测绘和设计。他艰苦深入，年过花甲后仍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在当时我国隧道桥梁工程技术处于落后水平的条件下，他大胆创新，发明了我国独特的先进技术，为祖国铁道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上级有关部门曾多次授予他锦旗、奖章和物质奖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幸逝世。粉碎“四人帮”后，铁道部门为其平反昭雪。
  鲁易鲁易（1897-1932），原名其昌，字蕙孙，号绳武，中田人。为中共早期党员，出色的政治活动家，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重要的军事领导干部，红军将领，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
  鲁易自幼随父鲁士瀛旅居湖南常德县，毕业于常德高中，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初，他和李立三、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劳动学会，不久又以该会为核心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9月，他参加了由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发动和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结果，由于法国当局与北洋军阀政府相互勾结，这批学生被拘捕，鲁易和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学生被武装押送回国。
  鲁易回国后，先到海南岛，在琼山第六师范任教，并兼任由徐成章等人创办的《琼崖旬报》的编辑。1922年，经陈公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和陈公培、罗汉、徐成章等6人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地方组织，并以《琼崖旬报》为阵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宣传革命思想，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4年，鲁易到广州，任职于中共广东区委。1925年初，奉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包惠僧工作。8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因兼职太多，没有到政治部视事，鲁易以政治部秘书身份主持部务。9月，又兼任黄埔军校筹备校史委员会编纂员。10月，政治部改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兼任，鲁易升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但当时邵力子被蒋介石派往北方谒见冯玉祥，尚未返校，部务仍由副主任鲁易主持，直到1926年1月。
  鲁易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进一步扩大和健全了政治部的组织机构，继承了周恩来开创的政治工作制度，并作了新的发展。他还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指示，代表军委对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实行指导，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后来，又成立了中共黄埔党团，由鲁易和政治部秘书聂荣臻负责。鲁易和周恩来、熊雄等人通过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政领导骨干。
  在黄埔军校时，鲁易还负责指导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军校教育长王柏龄，这样就在王柏龄和鲁易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王柏龄不得不致信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由此也可以看出，鲁易对国民党右派斗争之坚决与激烈。
  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曾推选鲁易任第一军第二师党代表，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26年1月，鲁易调任第一军第三师少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原所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由熊雄接充。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扣留第一军中以周恩来（第一师党代表）、鲁易（第三师党代表）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把他们全部排挤出了第一军。从此以后，第一军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5月27日，从第一军撤退出来的全体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广州大佛寺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毕业后又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兼高级政训班班主任，鲁易任广东区委秘书兼政训班秘书，积极协助周恩来领导党的军事工作。
  1926年下半年，鲁易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由苏归国，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先后在军委书记杨殷、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斗争。1930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秘书处、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等7个部委，鲁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党中央派鲁易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即湘西红军学校）成立，鲁易又兼任政治部主任（校长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唐赤英兼任）。1932年初，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红三军前委委员，并仍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夏，改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此外，他还兼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委委员、湘鄂西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在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下，积极参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他兼任湘鄂西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时，曾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一起，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2年6月以后，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贺龙、关向应、夏曦率红三军军部和红八师转到外线作战，鲁易和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率红七师及地方武装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敌众我寡，红七师遭到严重损失。，在监利新沟嘴战斗中，鲁易不幸被俘。10月4日，被国民党杀害于湖北沔阳县仙桃镇。时年仅35岁。
  郭威白郭威白（1899-1968），原名开瑜，字远湘，号星叔，县城人。
  他先就读于南洋中学，1922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哥伦此亚大学政治硕士。民国时期，他初任广东大学讲师，1924年改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书科长，又调任青年部秘书。1926年再度赴美国，任美国三藩市《少年中国晨报》总编辑，后又入美国纽约大学深造．1930年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广东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总务处主任，1934年8月，试署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1935年11月改任副局长，后任海外部主任秘书。1939年至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秘书处处长。1937年8月和1946年11月，两度被定为国民大会江西省当选代表；1947年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民报》杂志社总理。民国期间，著有《比较宪法》、《战时国际公法》、《世界各国外交政策》、《威白文存》等书。
  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绍兹先生等73人在香港毅然发表声明，宣布反蒋起义，并于同年回归大陆，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回到大陆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热情欢迎和妥善安排。他先后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亚洲史资料室主任。1954年，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民革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威白因多次遭受冲击，于1968年5月29日不幸离世，终年69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于1978年7月29日为郭威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郭威白长期从事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公开发表过反击国外反动派排华的论文，编写了《东南亚各国中国史籍介绍》等资料，对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陈本端陈本端，1906年生，中田乡人，清大臣陈孚恩之曾孙。他是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原道路与交通工程系主任，民盟盟员。他出生于天津市。民国18年（1929）10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此后至民国25年7月期间，历任江苏省公路局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南京公路处副工程师、西兰公路工程师、广州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民国25年8月，赴美国留学；民国27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工程师，西南联大公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成渝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处计划室主任，贵阳西南公路局工程师兼测量队长，重庆工务局技术室主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总务长。1948年，曾作为知识界知名人士，被提名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
  新中国诞生后，他起初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原职；1952年后，调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任主任、教授，并曾任上海市渝林区、杨浦区人民代表。
  陈本端教授是我国道路工程界的老前辈，毕生从事道路工程专业的生产技术与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道路工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为道路交通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并且培养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主力，同时开拓了道路设计、道路建筑材料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他学术造诣很深，所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科目很多，包括高等公路工程、道材实验、公路设计、行车规划、公路管理、道路工程学、高等道路工程学等，专长于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早期所著《公路工程学》、《高等测量学》等在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还撰写了《道路材料与实验》等专著。解放后，他又主编《辞海》道路部分词目，参与《英汉道路工程词典》、《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的编写工作。1982年退休以后，仍时时关心同济大学、系、专业的发展与成长，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咨询帮助。
  鲁之翰鲁之翰（1911-1941），字慧民，中田乡人。幼年时随父鲁培元在外地旅居，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后，因酷爱音乐，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读，为世界著名提琴大师、意大利提琴家法利国先生的入选弟子。由于其勤奋与天赋出众，受到师友器重。音专四年半肄业后，即从事音乐创作和提琴演奏、教学活动，曾任上海管弦大乐团第一提琴师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他随双亲离沪返家乡中田暂住，趁机会在农村进行农民音乐活动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后，只身离乡前往重庆，以期实现利用音乐鼓舞人民抗日情绪的愿望。1938年，他与在重庆的音乐界同仁刘雪厂、唐学咏、贺绿汀等发起筹备组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他作为13名筹备委员之一，亲手起草了协会成立宣言，报告了协会成立的经过，并被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及编辑负责人。当时，他本打算应邀赴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但因患心脏病不便远行；为了利用音乐进行抗日宣传，他应聘担任了迁来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首席提琴师。在此期间，他经常组织抗敌音乐演奏会、歌咏会，并创作了许多歌词、歌曲和音乐理论文章，为推动抗战音乐、民众歌咏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激发各阶层人士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当时生活贫因，工作繁重，以致积劳成疾，经朋友再三劝催，才先后赴成都、遵义等地休养，但仍然坚持带病进行各种音乐活动，并打算不再回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拟留在遵义以应杭州艺专之聘教授音乐，终因心脏病发，不幸于1941年2月在遵义逝世，时年仅30岁。他逝世后，遵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专门印发了他的遗作《反攻胜利进行曲》等歌曲；重庆《国民公报》特辟了“悼念鲁之翰先生”专栏，并刊登了他的专著《论改编提琴曲》，以示纪念。
  方龙珠方龙珠（1913-1987），女，龙安乡下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1933年秋天红军来到黎川后不久，她毅然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龙安区委和黎川县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随红军转移福建，在宁化、建宁一带活动，历任彭湃县、泉上县妇女部长。1935年，因双脚溃烂不能行走，在牛牯墩打游击时不幸被捕，在国民党政府监狱里度过了一年非人的生活。从此，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9年黎川解放后，她又回到革命队伍里，起初在本县第一区长洋乡做基层工作，后经组织选派进南昌八一革命大学和江西省工农干部学校学习4年。结业后被分配在外地工作．195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先后在抚州地区妇联、南昌江西印刷公司、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政府、江西省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从事过妇女工作、幼儿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并历任江西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委员。1987年病逝于南昌。
  涂宗德涂宗德（1915-1988），日峰镇下桥村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他父亲在外帮人做米酒，他和哥哥在家种田。因生活无法维持，12岁时便到县城鸿森昌烟栈当学徒，但工资仍不足他本人糊口，并经常受到厂主打骂虐待。为了反抗厂主的残酷压迫，他曾联合全厂徒工装病怠工，被发觉后又遭痛打和扣发工资，这更激发了他对资本家、对旧社会的愤恨。
  1931年6月，红军首次来到黎川，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农群众为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斗争。这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并立即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被编入闽粤赣游击队任通讯员。同年10月，调闽粤赣独立团任班长。1933年7月，奉命赴瑞金中央彭扬步兵学校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步校结业后，调红七军团警卫连任排长、连党支部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福建尤溪、沙县等地的战斗中，曾数次负伤。
  1934年11月，他被编入红五军。1935年春月，在长征到达贵州境内后，参加了著名的攻打遵义、四渡赤水和攻占娄山关等战役战斗。在掩护中央北上渡江时，于土城附近身负重伤，弹片穿过腹部及腰部，肠被击断，仍坚持战斗，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表彰。但因流血过多，不能行动，此时部队奉命继续北上，无法带走重伤员，遂将他和其他6名负伤干部寄留于当地一个庙里养伤。三天后，当地土豪劣绅发现了他们，派枪兵将他们从庙里拖出，弄到河边，其中5位同志当即被反动派用乱棒打死，并投进河里，他和另一位同志因稍能移动而忍痛挣入水中，敌人认为他俩已负重伤必然被水淹死而未继续追捕，才免遭残害。他挣扎泅到对岸，在对岸某村打听到湖南驻有红军，断然决定立即去投奔。此时，他伤口已溃烂化脓，加上身无分文，只得带伤沿途讨饭，于同年底才抵达湖南芷江，找到了北上抗日经此休整的红六军，述明情况后，即被收留，分配在16师46团1连任排长，随红六军继续长征北上。
  1936年春，他随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陕北。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部队稍为休整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2月，他担任了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12连连长，活动于晋察冀、晋西北一带地区，除与日寇作战外，还要经常反击国民党军队制造的“摩擦”，在岢岚、宁武、五塞、广灵、灵丘等地与日寇作战中，顺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1939年参加山西麻子山战斗时，又一次负重伤，休养了一个时期，因此次战斗完成了全歼敌人的任务，359旅旅部奖给他勇士服装1套，布制奖章1枚。当时担任旅长的王震亲切地称他为“涂猛子”。
  1939年初，359旅奉命由山西进驻延安，担任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开展大生产运动。此时，他在该旅717团1营任副营长，在率领战士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同年，他被派赴绥德入359旅营级干部研究班学习政治理论。翌年，又入金盆湾359旅军事研究班学习军事，两次学习时间共10个月左右。1940年8月，他参加了对华北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百团大战”。
  1942年11月，根据延安联防司会部贺龙司令员和359旅王震旅长的指示，涂宗德带领一支30人的特别分队，夜间潜入敌占区云崖镇，执行杀死叛徒、敌便衣队长田忠武的任务。云崖镇是敌占区通往我边区的咽喉，距我军驻地20多公里，中间隔着一条河，因下雨涨水，水流湍急。镇子里驻有敌军一个加强营，辖5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另外还有一个便衣队，武器装备很好，而且戒备森严，由于涂宗德和战士们机智勇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旅部嘉奖。
  1944年4月，他调任717团3营营长。1945年6月，随部队南下，经同蒲路、怀靖等地与日伪军战斗后，到达河南省孟县，正值日寇投降，又奉命行军开赴东北，于同年12月到达东北境内，开始执行消灭国民党地下军的任务。1946年4月，他升任717团副团长。1947年10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28师83团团长。到达东北后，先后参加了攻克长春、保卫四平、三下江南（指松花江南岸）战役，及在郝家油房歼敌新一军1个师的战斗；1948年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黑山阻击战、辽西战役等。
  1948年11月，东北全部解放，部队挺进华北，参加解放平津的战役。1949年1月，他由28师调往第四野战军47军160师任479团团长，受命堵击平津之敌，准备攻打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所在部队作短暂休整，在准备南下渡江之际，接受了保卫党中央的警备任务，留驻北京。他于1949年3月任驻守北京的207师620团团长。同年10月，转入内卫战线，任公安第1师第2团团长，并兼师党委委员。
  1950年11月，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他随部队奉命由北京迁调沈阳。同年12月，升任公安第1师司令部副参谋长。1952年6月，奉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之命，他赴朝鲜参加战地实习团，分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189师实习，亲身参加了现代化战争，学习了现代化战争中的指挥艺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义务。8月间，他返回祖国，升任该师参谋长；同年9月，他被选送赴南京中国人民解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4年11月毕业。
  1955年3月，涂宗德奉调河南郑州，任公安20师副师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56年3月，任公安内卫第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1957年10月，为了表彰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功勋，国家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他担任了陕西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党委委员（1959年9月改任副书记）。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总队长兼党委副书记。1965年6月，改任宁夏公安总队总队长，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1966年任宁夏军区独立师师长。1976年改任宁夏军区顾问（副军职）．直到1984年离职休养。
  1988年1月4日，涂宗德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西安逝世，终年73岁。
  涂宗德逝世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和兰州军区党委、兰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均献送了花圈。
  薛才如薛才如（1921-1977），县城北郊吴家桥（今属日峰镇蛔上大队）人。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进入黎川时，他参加了儿童团；次年3月，正式加入红军，在某部补充团二营四连当战士。1934年冬，随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1937年5月7日，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5月，任新四军某部抗二支队2连排长。1943年12月，任新四军苏中18旅52团1营2连连长。1948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1纵队炮兵营营长。1949年12月，调华东军区后勤运输部汽车1团任参谋长。1951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汽车2团副团长。1955年6月，升任志愿军后勤部5分部汽车10团团长。
  数十年来，他在人民军队中竭诚工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胶店战斗、东桥战斗、曹店战斗和涟水战斗；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泰安战斗、随平战斗和济南战斗。1950年，他转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前线参战。归国后，在济南军区某部工作。1977年10月14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56岁。
  第二章历代名人简介第一节古代名人刘懋宋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官工部员外郎。
  余去病字世则，宏村人。宋绍兴十五年进士，官朝奉郎。因上书弹劾奸臣秦桧，出任衡州通判。
  刘虢瑞字光祖，宋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升龙图阁直学士。封彭城郡候。
  刘尧臣北坊人，宋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河南钧州剌史。
  刘希旦宋绍兴十八年进士，历任湖南辰州通判，河北道都转运使。
  李万祥南坊人，宋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危定国宋绍兴十八年进士。
  陈孔休宋绍兴十八年进士。
  黎献民东坊人，宋绍兴十八年进士。
  刘孝恭北坊人，宋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
  刘回北坊人，宋绍兴二十一年进十，官海北道按察佥事。
  邓伦宋绍兴三十年进士，官浙江明州通判。
  刘旦宋绍兴三十年进士，历任湖南辰州通判，刑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