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土地革命运动红军解放黎川不久便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32年10月，黎川县开始打土豪。当时打土豪的方针是：清算地主豪绅的封建剥削财产，没收其剥削之钱财，毫无保留地分配给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给予镇压，并没收其全部财产。进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对富农一般是贴条子，向他们借款，要他们定期把款子多来；二是对土豪劣绅先是扣人，然后要他们拿钱赎人。打土豪所得的财产，如衣服、用具、粮食、物品、牲畜等，均由农会掌握，一律分给工农群众，分发时尽量照顾贫苦工农群众，尽量做到缺什么给什以。对于打土豪中所得到的金钱（金戒指、光洋等）则上缴给上级苏维埃政府，以作补充军事、政治、财务方面的开支。
  1933年6月，方志纯就任中共黎川县委书记不久，带人去樟村打土豪，在一个姓杨的大土豪家里，抄出了大量稻谷、金银和光洋，还挖出了埋在地窖里的几十支步枪。德胜乡的大地主吴蔡孙，将八箱现洋暗藏在夹墙里，被农会查出上缴给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划分阶级成份和分田地革命运动也在各区乡开展起来。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黎川各区乡在红军工作队的帮助下，划分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成份。然后，没收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的主要方法是：以自然村（乡）为单位，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好、中、差三种田。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按全乡或全村总土地面积和总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进行合理分配。在分配中，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
  “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扩红、支前等项工作的开展。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土地革命进行不彻底，分土地时，存在着“假分田”的现象。为此，黎川县于1933年7月开展了查田运动，查出了隐瞒的土地8000千多亩。在查田中，纠正了过去被误打土豪的中农131户。
  第二节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在春耕季节，为了解决人力、畜力、农具的困难，区、乡苏维埃政府帮助农民组织了耕田队，突击犁田耙田；在夏收中，各地组织了红色割禾队、突击队，帮助农民抢收。1933年，全县自耕地普遍获得较好的收成。
  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犁、耙、锄头、禾镰等，过去各区乡农民都须进县城购买。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政府组织能工巧匠自己制造。另外，各地还建立起了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造纸、缝纫、制盐等小型工厂，方便了群众，活跃了经济。
  财经贸易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为了发展经济，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在县苏成立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部、银行、地方粮食调剂分局、消费合作社等财贸机构，千方百计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粮食、食盐、布匹的供求和价格，做好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物资供应。
  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中央苏区共发行过三次公债。1933年5月，中共黎川县委和县革委会号召全县人民在9月份内完成购买公债4万元的任务，全县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很快完成了认购任务，并把一、二期所购买的革命战争公债连本带息献给苏维埃政府。
  第三节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全县的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开展起来。苏区的文化教育方针是：提高广大工农群众文化和政治水平，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事业服务。黎川县各区乡纷纷办起了列宁小学、业余夜校和工农识字班。8岁至15岁的劳苦工农的子女可以免费进列宁小学读书。军队和赤卫队中，既学军事又学文化。1933年春，在赤溪区黎家嘏设立了一所军事文化学校，开设了短期的文化训练班。
  黎川苏区各地积极开展文化宣传活动。许多部门建立了俱乐部，组织群众开展识字、唱歌、读报等文化娱乐活动，到处可听到“送郎当红军”、“妇女剪发歌”等歌声，红军宣传标语和漫画比比皆是。
  黎川苏区卫生事业得到发展。湖坊设有闽赣省医院，县城有县医院，厚村、砾源设有红军医院，各区大都有医疗站，替工农看病不收钱。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苏区药品缺乏。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普遍推行了中医草医治病，以中草药为主要药材。当地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药，利用土法提炼，自制药品，改变了部分缺药的状况。
  第六章苏区丢失与继续斗争第一节黎川城失守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加紧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挫折与失败。
  1933年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集中100万的兵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国民党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企图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9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估计国民党军极有可能进攻中央根据地的东北大门——黎川，便向前总发电，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地区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不应死守黎川，这一正确意见，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否定。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执意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分散兵力，拼消耗，处处防守，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实行“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敌人，使主力部队疲于奔命，被动应付。9月28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三个师向黎川进攻，企图完成东北面的堡垒线，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闽赣省委和省单委会机关已奉中央命令从黎川城撤至与泰宁交界的德胜关，闽赣军区主力部队（被编入东方军）已随三军团到福建作战去了，剩下的一个独立师于9月20日被调往硝石，归前总直接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