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财政
内容
（一）财政管理清代，本县财政由县衙设户房管理，县令亲自监收，吏役具体催征，各地方推举当地士绅协办，统收统支，尽收尽解。光绪晚期，县署设有经征局，负责田赋、契税等征收事宜。
民国初，财粮收支事项归县公署财政科（又称钱谷科，后改第二科）管理，并设有“库粮房”为征收机构。民国16年（1927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内财政统制于省，收入上解，支出由省直接核定拨给，县财政科具体办理收缴解送和支出事宜。民国23年，成立“黎川县财务委员会”，负责财政预算的审核和财政收支的监督；另设有经征处负责征收赋税，由县政府财政科主管；税款收缴与经费发放则委托江西裕民银行黎川办事处代管；全县财政预算由县政府会计室编制。民国30年前后，田赋实行“征实”（即以征收实物——粮食取代过去的折款交纳），本县设立“田赋粮食管理处”，由县长兼任处长，主管全县田赋稽征工作；并在几个较大乡镇设征收处和仓库，具体办理征收储存转运业务。其他捐税摊派地方收支及公产收缴解运，则由县财政科掌管。此期间，省、县财政分开，县地方财政改为自治单位，以地方税收划充地方财政收入，县地方经费与事业费开支均列为县地方预算。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设财政科，接管了民国时期县政府的财政科，根据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县财政收支采报帐制（向抚州地区财政局报帐结算），收入上缴中央国库，支出按政务院统一规定的供给标准，定员定额核定行政事业经费，由县造表上报，中央按额拨款。
1951——1952年，实行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管理体制，县财政由省管，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缴省，支出由省直拨。
1953年，全国建立了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市）三级财政，并划分了三级收支范围，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农业税、工商所得税等上交中央；工商营业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等地方税及地方国营企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全部划归地方财政收入。本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953年正式建立了县一级预算，从而开始由“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当时县内财政收入主要是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土地证照费、事业费和其他收入等。
1954年，按修改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收支分类分成办法，将国家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以及地方国营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均属于地方固定收入；另增工商营业税（含所得税，下同）的40%，农业税的6%，企业利润及事业费的60%作为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按照收支划分，地方财政支出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划给调剂收入弥补。1954年至1957年财政管理体制大体相同。1957年，县财政所得工商营业税的分成比例提高到50%，农业税分成比例提高到14%，县属企业利润及事业收入则全部归县财政支配。
原定1958年至1970年，实行“以收定支，三年不变（以后又改为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按分类分成的办法，属于地方财政收入有三种：即固定收入（包括原有地方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及7种地方税收；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仍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利润，20%分给地方企业所在省（市）作为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剂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收入）留给县财政的分成比例根据各地区平衡财政收支的需要确定，本县留成在36%左右。在支出方面，县内正常支出（如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地方经常性支出），由地方自行安排；基本建设及重大救灾资金，由省财政酌情下拨。但这种体制只执行了一年。
1959年至1970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体制。
1971年至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即收入指标一年一定，按总收入进行分成，县得4成，上缴6成，超收留县使用，短收或超支自求平衡。
1974年至1976年，按国家制定的“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支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由省核定县财政指标，采用固定比例分成，几年不变，短收或超支由县自行解决，超收部分则留县作机动财力。1977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超收部分省收40%，县取60%。1978至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一年一定，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下年使用“的办法，从1979年起，将县办工业企业收入的一部分列入县财政预算外专项用于县办工业的技术改造。
1980年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县财政收入划为三大类：固定收入（含县属企业收入、农业税、工商所得税、其他工商税和其他收入）、比例分成收入（县商业、供销社和森工企业收入的20%）、调剂收入（工商税和盐税）。在支出方面，几个较大的专项经费由省专项拨款，其他正常开支，按1979年实际数为包干基数，如正常开支发生赤字，不足部分由上级定额补助。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①县属企事业收入、市场用煤价差补贴、工商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农牧业税、契税、税款滞纳金和补税罚款收入，其他收入；②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③营业税除去中央四个部门（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公司）所属企业及银行、保险公司交纳以外的部分，资源税，建筑税，个人所得税，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奖金税，地、市、县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得税；④中央四个部门所属企业交纳的产品税、营业税、增殖的30%部分等，和省与地、市、县财政共享收入（除中央4部门所属企业以外的产品税、增殖税）。县财政支出包括：县办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县级各部门事业费和行政费，城市维护费，知青业务费、环保补助资金和其他支出等。收支基数以1983年决算为基础，参照其他有关因素计算确定。在包干形式上，本县1985年至1989年因属全部收入小于支出基数的县份，故收入总额留成比例为100%，每年定额补助为81万元，1988年经过调整，本县收入总额留成比例为94.70%，定额上解数额为—35.4万元。从1987年起，开征的耕地占用税，留地方的50%列入县预算收入，不参与体制分成，作为安排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1988年开征的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留地方的50%列入县预算收入，参与体制分成。从1988年起，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地方留成的30%列为省级预算收入，省对各地、市、县实行任务内从省留成额中返还40%，从超任务留成额中返还50%的办法，年终单独结算。
（二）财政收入本县财政收入，自南宋建县至元、明、清各朝，均以田赋为大宗，亦征税、贡，税目因时而异；贡即征取地方土特产品，后改折交银两。
清代同治年间，本县每年实征田地山塘银21307两8钱7分，米10685石4斗2升5合8勺1杪，丁银2312两5钱9分4厘。除田赋外，还有各种实行额征的税目，每年总收税银251两2钱4分8厘9毫。清光绪二十七年，实征地丁银27400两，漕米7470石，兵粮1200石，杂税银3140两，仓谷16000石，养廉银1000两，马16匹。
民国初，财政收入沿用清制，即田赋、契税、牙当税等，后增收营业税、附加税及各种杂捐。民国23年（1934年），全县实征正税、地丁米折2.93万元，当年田赋附征4.93万元。民国24年起，废丁米、屯粮名目，统称正税，同时征收田赋附加。附加税常超出正税一倍至数倍。民国后期，物价飞涨，开支激增，税目越来越多，税额也愈来愈重。
在田赋方面： 民国24年，全县田赋、地价税预算为63213元（法币，下同），36年为2848413176元，37年则为1834674000元。
民国30年起，中央接管各省田赋，改征实物，加上民国27年后的粮食征购和民国32年开始的粮食征借，构成“三征”。
征实。以民国30年度田赋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为标准，每法币1元折征稻谷2市斗，次年提为每1元折征稻谷4斗。民国31年至36年的征实数如下： 31年派额127616石，实收147635石； 32年派额147000石，实收147123石； 33年派额121700石，实收103672石； 34年实征20732石； 35年实征35054石； 36年实征256261.18石征购。民国27年4月实行粮食征购，具体办法各战区不一。民国31年统一改为随赋征购。民国35年，本县征获田粮10711石，民国36年新赋公粮128130.84石，滞纳罚谷公粮157石。（截止37年6月30日止） 征借。民国32年起废除粮食库券，改征购为征借，无息，无归还期。本县民国35年征借稻谷19475石，民国36年新赋征借稻谷为170841.12石，滞纳罚谷征借2093.37石。
营业税、屠宰税及其他捐税方面： 民国19年，裁撤厘金，举办营业税。民国23年规定各县捐税凡性质与营业税相同者通改称营业税，征收所得归地方留用，以抵补各县核减田赋附加税之空。全县营业税额，民国28年为15847元，29年为20189元。民国28年2月还开征特种营业税。本县民国29年征收特种营税66903元，民国36年实征营业牌照税893000元，使用牌照税455700元。
民国28年屠宰税按新章征收：宰猪1头征税3元。本县民国28年征得16197元。29年征得8239元。后货币贬值，税额随之增高，民国35年全县实征得屠宰税42938560元。
民国时期捐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盐税、烟丝烟叶捐、卷烟管理费、筵席捐、房铺捐、查验费、印照费、内销创捐税、贴现费等。民国22年10月开征食盐附加税；次年，随盐附征国军副食费。民国23年，全县征盐税17623765元，战时附加税289909534元，国军副食费61189562元。
民国35年，全县财政收入为77018720元。
民国36年，全县地方岁入为1007336295元，其中经常收入602694349元，临时性收入为404641946元。在全部总收入中，税课项收入为477189611元，信托管理收入259000元，财产孳息收入为1005211元，规费收入7993834元，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160000元，造产收入970000元，补助收入43650693元，县级公粮收入69966000元，其他收入1500000元，罚款及赔偿收入176170元，捐款及赠与收入404452776元，其他临时收入13000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2年，本县财政收入主要是农业税和少量工商税，实行统收统支。1953年建立县级预算后，由“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财政收入分工商税、农业税、企业利润（1957年后开始有）和其他收入四部分。
建国后本县历年来财政收入中，各种税收占50%以上，而以工商税和农业税为主。“一五”期间，工商税由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和地方税构成。地方税包括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和牲畜交易税。工商税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1.5%。1958年，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简并为工商统一税，并与工商所得税、其他工商税（地方税）构成工商各税。1973年对企业实行工商税。1980年工商税为调剂收入，其他工商税和地方税为固定收入。1984年10月1日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取消工商税。农业税由于不同时期耕地面积和税率标准的变化，税额也有多次变动。从1953年至1990年，本县实收农业税2832.32万元，占上述年份财政总收入的20.65%。本县从1956年开始有企业收入以来，上交财政的比率也几经变动。三十余年来全县企业收入增长趋势基本均衡，但亦有骤增锐减甚至纯属亏损的年份。
由于本县工业基础薄弱，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不多，一向属于财政困难县，长期以来接受上级财政补助。仅1953年至1984年，县财政接受上级补助款就达4086万元，占上述年度期间总收入的33.23%。自1980年以后，每年接受上级定额补助86万元，至1987年才摘掉了“补贴县”的帽子。
1990年，本县财政收入1442万元，比1985年增长1.5倍，比1978年增长3.7倍；自1978—1990年的12年之间，平均每年递增13.7%。其中，“六五”期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原本落后的县级经济刚刚起步，财政收入增长也较为缓慢，平均每年递增8.3%；“七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平均每年递增16.4%。1990年，全县人平财政收入为68.23元，比1985年增加38.51元，比1978年增加51.67元；1978—1990年的12年间，人平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2.5%。
在1990年全县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实现874.2万元，比1978年增长3.2倍，平均每年递增12.8%；农牧业税收入201.6万元，比1978年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8.4%；企业收入为250.7万元，比1978年增长11倍，平均每年递增23%；其他收入为92.4万元，比1978年增长22.1倍，平均每年递增30%。
自1953年至199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共计13716.09万元（剔除历年上级补助及上年结余数）。其中各项税收共11851.7万元，占总收入的86.4%；企事业收入1343.56万元，占总收入的3.5% 表3—74 黎川县1953—1990年财政收人情况表单位：万元表3—75 黎川县1990年财政收入情况表单位：万元 （三）财政支出清代，本县财政支出主要是解给府、县衙门经费，存留本县支给各项银两及驿站项下开支。同治年间，本县财政支出中，须付本府（即建昌府）同知项下俸食银251两1钱（含同知俸银80两，门子、步快、皂隶、轿伞扇夫等29人工食银171两1钱）；知县项下俸食银446两7钱（含知县俸银45两，门子、皂隶、仵作、马快、民壮、看监禁卒、轿伞扇夫、库子、斗级等64人工食银371两7钱，置备器械银30两）；县丞项下76两（含县丞俸银40两，门子、皂隶、马夫等6人工食银36两）；典史项下俸食银67两5钱2分（含典史俸银31两5钱2分，门子、皂隶、马夫等6人工食银36两）；儒学项下俸食银137两6钱（含教谕、训导各1名俸银共80两，斋夫、门子共6名工食银57两6钱）；本县同安、极高二巡检项俸食俸87两零4分（二巡检俸银共63两零4分，皂隶4名工食银24两）；存留本县支给县学廪粮、文庙等祭祀品仪、乡饮和岁贡酒礼银、孤贫粮布银，二巡检弓兵工食银、吹鼓手工食银等407两6钱6分5厘，合计白银1473两6钱2分5厘（遇润加银20.383两）。驿站项下共银1067两6钱（含归解司起运银542两，存县支给银525.6两），遇润加43.8两。两大项合计全年总支出为白银2541.225两。
民国时期本县财政支出，前期包括自治费、公安费、财务费、教育费、建设费、救恤费、卫生费、杂支出及预备费等项。民国23年全县总支出预算为法币54150元（其中自治费14280元，公安费21164元，财务费1308元，教育费9503元，建设费1036元，，卫生费2412元，预备费4447元），民国26年为79982元，民国28年为76400元，均以自治费、公安费、教育费等项所占比例最大。民国34年以后，行政支出和教育支出仍占较大的比例，但预算支出最大的还是公务员、工役的生活补助费，占全县财政总支出的50～70%左右，而卫生、社会救济及经济建设等项的支出预算则一直很少，最多年份亦不超过5%。历年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经常出现大量赤字。以国民35年为例，财政收入为77018720元，财政支出则为80874759元，收支相抵后赤字达3796039元。
表3—76 黎川县民国36年度地方岁出及事业岁出统计表单位：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支出，对其他各项支出也进行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分配。在财政支出安排上，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从本县财政收入状况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历年来基本上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但由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1954、1967和1983年，曾出现了财政赤字。1954年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指标的92.9%，支出超过预算，出现赤字13422元；1967年因“文革”冲击，税收不能完成任务，企业严重亏损，支出突破预算，出现赤字195969元；1983年为解决中小学危房修缮，重建县医院住院部和计划生育经费，以及支援农村多种经营，支出大大超过预算，出现赤字14.1万元，在1979年至1990年的12个年度财政决算中，虽然除1983年发生财政赤字外，其他年度的财政决算均实现了收支平衡有结余，但1979—1986年度的财政决算，是靠上级财政补助实现的平衡（8年用于平衡财政的补助共计811.5万元，平均每年101.4万元），只有1987—1990年的财政决算才是依靠自身财力实现的平衡，并成为“上解县”，4年上解支出共计264.6万元，平均每年66.15万元。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本县财政支出以较快的速度逐步增长。1990年全县财政支出2169万元，比1978年增长4.4倍，平均每年递增15.1%。其中：“六五”期间财政支出增长比较缓慢，平均每年递增10.3%；“七五”期间增长较快，平均每年递增17.1%。
十余年来本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本县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占32%，1985年占20%，1990年仅占8%；二是个人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急剧上升，1978年为47%，1985年为50.6%，1990年为61.5%。其原因主要为：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增加过快，1990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数达5179人，比1985年增加406人，比1978年增加2279人；二、工资改革、增加奖金和补贴等个人经费，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1990年财政支出中个人经费部分791万元，比1978年增加643万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90年底，本县财政总支出为17564.34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4786.41万元，占总支出27.0%；文教卫生科学费5469.6万元，占31.0%；行政管理费3350.3万元，占19.0%；其他支出为4073.4万元，占23.0%。
民国初，财粮收支事项归县公署财政科（又称钱谷科，后改第二科）管理，并设有“库粮房”为征收机构。民国16年（1927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内财政统制于省，收入上解，支出由省直接核定拨给，县财政科具体办理收缴解送和支出事宜。民国23年，成立“黎川县财务委员会”，负责财政预算的审核和财政收支的监督；另设有经征处负责征收赋税，由县政府财政科主管；税款收缴与经费发放则委托江西裕民银行黎川办事处代管；全县财政预算由县政府会计室编制。民国30年前后，田赋实行“征实”（即以征收实物——粮食取代过去的折款交纳），本县设立“田赋粮食管理处”，由县长兼任处长，主管全县田赋稽征工作；并在几个较大乡镇设征收处和仓库，具体办理征收储存转运业务。其他捐税摊派地方收支及公产收缴解运，则由县财政科掌管。此期间，省、县财政分开，县地方财政改为自治单位，以地方税收划充地方财政收入，县地方经费与事业费开支均列为县地方预算。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设财政科，接管了民国时期县政府的财政科，根据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县财政收支采报帐制（向抚州地区财政局报帐结算），收入上缴中央国库，支出按政务院统一规定的供给标准，定员定额核定行政事业经费，由县造表上报，中央按额拨款。
1951——1952年，实行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管理体制，县财政由省管，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缴省，支出由省直拨。
1953年，全国建立了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市）三级财政，并划分了三级收支范围，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农业税、工商所得税等上交中央；工商营业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等地方税及地方国营企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全部划归地方财政收入。本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953年正式建立了县一级预算，从而开始由“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当时县内财政收入主要是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土地证照费、事业费和其他收入等。
1954年，按修改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收支分类分成办法，将国家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以及地方国营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均属于地方固定收入；另增工商营业税（含所得税，下同）的40%，农业税的6%，企业利润及事业费的60%作为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按照收支划分，地方财政支出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划给调剂收入弥补。1954年至1957年财政管理体制大体相同。1957年，县财政所得工商营业税的分成比例提高到50%，农业税分成比例提高到14%，县属企业利润及事业收入则全部归县财政支配。
原定1958年至1970年，实行“以收定支，三年不变（以后又改为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按分类分成的办法，属于地方财政收入有三种：即固定收入（包括原有地方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及7种地方税收；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仍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利润，20%分给地方企业所在省（市）作为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剂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收入）留给县财政的分成比例根据各地区平衡财政收支的需要确定，本县留成在36%左右。在支出方面，县内正常支出（如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地方经常性支出），由地方自行安排；基本建设及重大救灾资金，由省财政酌情下拨。但这种体制只执行了一年。
1959年至1970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体制。
1971年至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即收入指标一年一定，按总收入进行分成，县得4成，上缴6成，超收留县使用，短收或超支自求平衡。
1974年至1976年，按国家制定的“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支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由省核定县财政指标，采用固定比例分成，几年不变，短收或超支由县自行解决，超收部分则留县作机动财力。1977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超收部分省收40%，县取60%。1978至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一年一定，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下年使用“的办法，从1979年起，将县办工业企业收入的一部分列入县财政预算外专项用于县办工业的技术改造。
1980年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县财政收入划为三大类：固定收入（含县属企业收入、农业税、工商所得税、其他工商税和其他收入）、比例分成收入（县商业、供销社和森工企业收入的20%）、调剂收入（工商税和盐税）。在支出方面，几个较大的专项经费由省专项拨款，其他正常开支，按1979年实际数为包干基数，如正常开支发生赤字，不足部分由上级定额补助。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①县属企事业收入、市场用煤价差补贴、工商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农牧业税、契税、税款滞纳金和补税罚款收入，其他收入；②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③营业税除去中央四个部门（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公司）所属企业及银行、保险公司交纳以外的部分，资源税，建筑税，个人所得税，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奖金税，地、市、县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得税；④中央四个部门所属企业交纳的产品税、营业税、增殖的30%部分等，和省与地、市、县财政共享收入（除中央4部门所属企业以外的产品税、增殖税）。县财政支出包括：县办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县级各部门事业费和行政费，城市维护费，知青业务费、环保补助资金和其他支出等。收支基数以1983年决算为基础，参照其他有关因素计算确定。在包干形式上，本县1985年至1989年因属全部收入小于支出基数的县份，故收入总额留成比例为100%，每年定额补助为81万元，1988年经过调整，本县收入总额留成比例为94.70%，定额上解数额为—35.4万元。从1987年起，开征的耕地占用税，留地方的50%列入县预算收入，不参与体制分成，作为安排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1988年开征的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留地方的50%列入县预算收入，参与体制分成。从1988年起，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地方留成的30%列为省级预算收入，省对各地、市、县实行任务内从省留成额中返还40%，从超任务留成额中返还50%的办法，年终单独结算。
（二）财政收入本县财政收入，自南宋建县至元、明、清各朝，均以田赋为大宗，亦征税、贡，税目因时而异；贡即征取地方土特产品，后改折交银两。
清代同治年间，本县每年实征田地山塘银21307两8钱7分，米10685石4斗2升5合8勺1杪，丁银2312两5钱9分4厘。除田赋外，还有各种实行额征的税目，每年总收税银251两2钱4分8厘9毫。清光绪二十七年，实征地丁银27400两，漕米7470石，兵粮1200石，杂税银3140两，仓谷16000石，养廉银1000两，马16匹。
民国初，财政收入沿用清制，即田赋、契税、牙当税等，后增收营业税、附加税及各种杂捐。民国23年（1934年），全县实征正税、地丁米折2.93万元，当年田赋附征4.93万元。民国24年起，废丁米、屯粮名目，统称正税，同时征收田赋附加。附加税常超出正税一倍至数倍。民国后期，物价飞涨，开支激增，税目越来越多，税额也愈来愈重。
在田赋方面： 民国24年，全县田赋、地价税预算为63213元（法币，下同），36年为2848413176元，37年则为1834674000元。
民国30年起，中央接管各省田赋，改征实物，加上民国27年后的粮食征购和民国32年开始的粮食征借，构成“三征”。
征实。以民国30年度田赋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为标准，每法币1元折征稻谷2市斗，次年提为每1元折征稻谷4斗。民国31年至36年的征实数如下： 31年派额127616石，实收147635石； 32年派额147000石，实收147123石； 33年派额121700石，实收103672石； 34年实征20732石； 35年实征35054石； 36年实征256261.18石征购。民国27年4月实行粮食征购，具体办法各战区不一。民国31年统一改为随赋征购。民国35年，本县征获田粮10711石，民国36年新赋公粮128130.84石，滞纳罚谷公粮157石。（截止37年6月30日止） 征借。民国32年起废除粮食库券，改征购为征借，无息，无归还期。本县民国35年征借稻谷19475石，民国36年新赋征借稻谷为170841.12石，滞纳罚谷征借2093.37石。
营业税、屠宰税及其他捐税方面： 民国19年，裁撤厘金，举办营业税。民国23年规定各县捐税凡性质与营业税相同者通改称营业税，征收所得归地方留用，以抵补各县核减田赋附加税之空。全县营业税额，民国28年为15847元，29年为20189元。民国28年2月还开征特种营业税。本县民国29年征收特种营税66903元，民国36年实征营业牌照税893000元，使用牌照税455700元。
民国28年屠宰税按新章征收：宰猪1头征税3元。本县民国28年征得16197元。29年征得8239元。后货币贬值，税额随之增高，民国35年全县实征得屠宰税42938560元。
民国时期捐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盐税、烟丝烟叶捐、卷烟管理费、筵席捐、房铺捐、查验费、印照费、内销创捐税、贴现费等。民国22年10月开征食盐附加税；次年，随盐附征国军副食费。民国23年，全县征盐税17623765元，战时附加税289909534元，国军副食费61189562元。
民国35年，全县财政收入为77018720元。
民国36年，全县地方岁入为1007336295元，其中经常收入602694349元，临时性收入为404641946元。在全部总收入中，税课项收入为477189611元，信托管理收入259000元，财产孳息收入为1005211元，规费收入7993834元，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160000元，造产收入970000元，补助收入43650693元，县级公粮收入69966000元，其他收入1500000元，罚款及赔偿收入176170元，捐款及赠与收入404452776元，其他临时收入13000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2年，本县财政收入主要是农业税和少量工商税，实行统收统支。1953年建立县级预算后，由“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财政收入分工商税、农业税、企业利润（1957年后开始有）和其他收入四部分。
建国后本县历年来财政收入中，各种税收占50%以上，而以工商税和农业税为主。“一五”期间，工商税由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和地方税构成。地方税包括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和牲畜交易税。工商税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1.5%。1958年，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简并为工商统一税，并与工商所得税、其他工商税（地方税）构成工商各税。1973年对企业实行工商税。1980年工商税为调剂收入，其他工商税和地方税为固定收入。1984年10月1日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取消工商税。农业税由于不同时期耕地面积和税率标准的变化，税额也有多次变动。从1953年至1990年，本县实收农业税2832.32万元，占上述年份财政总收入的20.65%。本县从1956年开始有企业收入以来，上交财政的比率也几经变动。三十余年来全县企业收入增长趋势基本均衡，但亦有骤增锐减甚至纯属亏损的年份。
由于本县工业基础薄弱，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不多，一向属于财政困难县，长期以来接受上级财政补助。仅1953年至1984年，县财政接受上级补助款就达4086万元，占上述年度期间总收入的33.23%。自1980年以后，每年接受上级定额补助86万元，至1987年才摘掉了“补贴县”的帽子。
1990年，本县财政收入1442万元，比1985年增长1.5倍，比1978年增长3.7倍；自1978—1990年的12年之间，平均每年递增13.7%。其中，“六五”期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原本落后的县级经济刚刚起步，财政收入增长也较为缓慢，平均每年递增8.3%；“七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平均每年递增16.4%。1990年，全县人平财政收入为68.23元，比1985年增加38.51元，比1978年增加51.67元；1978—1990年的12年间，人平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2.5%。
在1990年全县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实现874.2万元，比1978年增长3.2倍，平均每年递增12.8%；农牧业税收入201.6万元，比1978年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8.4%；企业收入为250.7万元，比1978年增长11倍，平均每年递增23%；其他收入为92.4万元，比1978年增长22.1倍，平均每年递增30%。
自1953年至199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共计13716.09万元（剔除历年上级补助及上年结余数）。其中各项税收共11851.7万元，占总收入的86.4%；企事业收入1343.56万元，占总收入的3.5% 表3—74 黎川县1953—1990年财政收人情况表单位：万元表3—75 黎川县1990年财政收入情况表单位：万元 （三）财政支出清代，本县财政支出主要是解给府、县衙门经费，存留本县支给各项银两及驿站项下开支。同治年间，本县财政支出中，须付本府（即建昌府）同知项下俸食银251两1钱（含同知俸银80两，门子、步快、皂隶、轿伞扇夫等29人工食银171两1钱）；知县项下俸食银446两7钱（含知县俸银45两，门子、皂隶、仵作、马快、民壮、看监禁卒、轿伞扇夫、库子、斗级等64人工食银371两7钱，置备器械银30两）；县丞项下76两（含县丞俸银40两，门子、皂隶、马夫等6人工食银36两）；典史项下俸食银67两5钱2分（含典史俸银31两5钱2分，门子、皂隶、马夫等6人工食银36两）；儒学项下俸食银137两6钱（含教谕、训导各1名俸银共80两，斋夫、门子共6名工食银57两6钱）；本县同安、极高二巡检项俸食俸87两零4分（二巡检俸银共63两零4分，皂隶4名工食银24两）；存留本县支给县学廪粮、文庙等祭祀品仪、乡饮和岁贡酒礼银、孤贫粮布银，二巡检弓兵工食银、吹鼓手工食银等407两6钱6分5厘，合计白银1473两6钱2分5厘（遇润加银20.383两）。驿站项下共银1067两6钱（含归解司起运银542两，存县支给银525.6两），遇润加43.8两。两大项合计全年总支出为白银2541.225两。
民国时期本县财政支出，前期包括自治费、公安费、财务费、教育费、建设费、救恤费、卫生费、杂支出及预备费等项。民国23年全县总支出预算为法币54150元（其中自治费14280元，公安费21164元，财务费1308元，教育费9503元，建设费1036元，，卫生费2412元，预备费4447元），民国26年为79982元，民国28年为76400元，均以自治费、公安费、教育费等项所占比例最大。民国34年以后，行政支出和教育支出仍占较大的比例，但预算支出最大的还是公务员、工役的生活补助费，占全县财政总支出的50～70%左右，而卫生、社会救济及经济建设等项的支出预算则一直很少，最多年份亦不超过5%。历年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经常出现大量赤字。以国民35年为例，财政收入为77018720元，财政支出则为80874759元，收支相抵后赤字达3796039元。
表3—76 黎川县民国36年度地方岁出及事业岁出统计表单位：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支出，对其他各项支出也进行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分配。在财政支出安排上，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从本县财政收入状况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历年来基本上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但由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1954、1967和1983年，曾出现了财政赤字。1954年财政收入只完成计划指标的92.9%，支出超过预算，出现赤字13422元；1967年因“文革”冲击，税收不能完成任务，企业严重亏损，支出突破预算，出现赤字195969元；1983年为解决中小学危房修缮，重建县医院住院部和计划生育经费，以及支援农村多种经营，支出大大超过预算，出现赤字14.1万元，在1979年至1990年的12个年度财政决算中，虽然除1983年发生财政赤字外，其他年度的财政决算均实现了收支平衡有结余，但1979—1986年度的财政决算，是靠上级财政补助实现的平衡（8年用于平衡财政的补助共计811.5万元，平均每年101.4万元），只有1987—1990年的财政决算才是依靠自身财力实现的平衡，并成为“上解县”，4年上解支出共计264.6万元，平均每年66.15万元。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本县财政支出以较快的速度逐步增长。1990年全县财政支出2169万元，比1978年增长4.4倍，平均每年递增15.1%。其中：“六五”期间财政支出增长比较缓慢，平均每年递增10.3%；“七五”期间增长较快，平均每年递增17.1%。
十余年来本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本县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占32%，1985年占20%，1990年仅占8%；二是个人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急剧上升，1978年为47%，1985年为50.6%，1990年为61.5%。其原因主要为：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增加过快，1990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数达5179人，比1985年增加406人，比1978年增加2279人；二、工资改革、增加奖金和补贴等个人经费，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1990年财政支出中个人经费部分791万元，比1978年增加643万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90年底，本县财政总支出为17564.34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4786.41万元，占总支出27.0%；文教卫生科学费5469.6万元，占31.0%；行政管理费3350.3万元，占19.0%；其他支出为4073.4万元，占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