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福建的族谱虽然源于唐、宋时期，但宋、元以前修纂的族谱,今天已不可得。现在所能看到的福建族谱，基本上是明代以后的,其中又以清代至民国时期修纂的族谱占绝大部分。
一、种类 现存的福建族谱，种类很多，繁简各异，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房谱、支谱、家谱、家乘、族谱、祠谱、宗谱、 世谱、联谱、统谱等类型。
1.房谱 房是族的分支，即某一姓氏始祖在某地开基后，繁衍成家族， 始祖以下的同胞兄弟开始分支，形成“房”的概念。房谱便是记载这一房人物世系及相关事迹文物的谱牒。如惠安骆氏家族，入迁始祖为骆必腾，生一子曰骆天祐；天祐生四子：一麒、一麟、一凤、一鸿。从此以后，四兄弟各自繁衍后代，号为惠安骆氏四房，各房撰修的族谱，便是房谱［1］。再如福州《龙田何氏台石派六房家 谱》，“吾系自台石公以下支分者六子，而吾六房支祖为钓溪公，钓溪公派下又分六房”［2］。
2.支谱 支与房的概念，有时是很难分开的，支谱显然也是某一始祖分支之下的子孙谱牒。所以在福建的一些家族中，又把此类谱牒称为“支房谱”。如安溪湖头李氏家族，始迁祖为李君达，其子千五郎公以下三代均为单丁独传，第四世祖为则成公，则成公生三子：敏斋、宗源、宗琪，开始分房。故其后裔子孙修撰房谱，又称《湖头李氏支房谱》。《福州李氏支谱》，则是记载李君达兄弟的后裔分迁福州开基的谱牒［3］。福州《郭氏支谱》，据称是其始祖随王审知入闽，“迁祖以下，于是传五百余年，显子三，分天、地、人三支”［4］，该支谱是“天”支的谱牒。
支谱和房谱虽同属于某一始祖之下分支的谱牒，但在较多的场合，支的概念，似乎更侧重于指从族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血亲组织，尤其是指迁居外地另辟族属的血亲组织。如上引的《福州李氏支谱》，其入闽先祖是在闽西上杭县，后转迁于漳、泉一带，最后才分迁于福州，聚居成族［5］。再如福建漳州《龙溪蒲氏支谱》，就是由泉州蒲氏分化出来迁居龙溪的一支族人的家谱。
3.家谱、家乘、族谱 家谱、家乘和族谱是目前福建民间各家族最广泛使用的谱牒名称。三者似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一般是指记载同一家族的世系及其事迹文物的谱牒。家谱、族谱可以是同一始祖分支下并且聚居在同一地方的家族的谱牒，也可以是同一始祖下分支并且迁居外地的各派子孙的谱牒。如晋江《商氏族谱》，便是记载该家族聚居于石狮的族人的谱牒［6］；而同为石狮镇的《石崖许氏家谱》，则记载了石狮石龟村与泉州郡城内的许氏族人的谱牒［7］。而在有些地方，同一家族之下的各分支、分房的谱牒，也可称为“家谱”、 “族谱”的，如福州《武威廖氏族谱》，实际上是汀州上杭县廖氏家族的分支，自清代才迁入福州，清末民初建造祠堂、修纂族谱，沿用汀州廖氏族谱的名称［8］。建阳《麻沙刘氏族谱》，实际是该家族其中一房（元房）的房谱。该家族自入迁建阳以来，分元、亨、利、贞四房，“刘氏元房一派出自开国公之长子晓公”［9］。
4.祠谱 祠谱是以家族祠堂及其所属族人为收谱对象的谱牒。有的祠谱与房谱、族谱没有多大差别，如福州《三山叶氏祠录》、龙岩《谢氏祠谱》，基本上是记载同一聚居地族人的谱牒，在收载内容上更侧重于祠堂的管理、礼仪等方面。而有的《祠谱》，则是同一地域内同姓氏在某一地点联建大祠堂而修撰的谱录，如上杭《杭城丘总祠图志》,便是该县所有丘姓族人在县城合建祠堂的相关记录，这本图志除了详载大总祠的建造沿革、财产及管理、祭祀诸事项外，还把总祠所包含的丘姓各地各房派记载其中，以便联络宗情，扩大社会影响［10］。
5.宗谱、世谱 宗谱和世谱虽然在概念上有时也与家谱、族谱较难分开，时有混用。但在较多的场合，宗谱的涵盖量，比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等更广大一些，一般是指同一姓氏各家族内各支、各房家谱的集成。如福建《锦江林氏五房宗谱》，即是该家族五大房：长东厝房、二内厝房、三下房、四上门房、五东头房的集成总谱［11］。 福州《义山黄氏世谱》，包括了 “入闽世谱、后园东房谱、后园西房 谱、后园兜房谱、中岐房谱、宅屋房谱、杭下房谱、包埋房谱、天房谱、地房谱、人房谱、穆源大模房谱、浦口房谱、洋头房谱、一房谱、下厝房谱、天秩公派谱、上埠房谱、新厝房谱、旧厝房扮模公派谱、旧厝房柏公派谱、天瑞公派谱”［12］。福建《周氏合修宗谱》所涵盖的族属更为广泛，除了各房派之外，还包括不同地区分居的一些同姓同宗的世系［13］。《延陵季氏宗谱》是浙江龙泉、福建浦城二地季氏族人合修的谱牒，故又称《龙泉浦城季氏宗谱》［14］。
6.统谱（联谱） 统谱（联谱），亦称统宗世谱、大成谱、通谱、总谱等。统谱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这种统谱可称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同宗谱。如《罗氏大成谱》，以豫章罗氏为收谱对象，“豫章罗氏一世祖珠公，系秦武陵令君用公次子，字怀汉，号灵知，汉高祖时官治粟内史。惠帝三年（按：公元前192年）以直谏见斥，迁九江太守，遂籍豫章，为南迁始祖”［15］。故其后裔分衍于闽粤赣三省，统编《罗氏大成谱》。再如福建《朱氏通谱》，收谱对象限定于徽州朱氏（朱熹先祖）的后裔，凡自认为源出此脉者，均可被收入此通谱。
统谱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关系。如晋江《董氏大成宗谱》，把天下各地董姓收入谱内，所谓“河间派，董仲舒迁居；临川派，董晋公扩源；湖溪派，董仲三金公；临湘派，董旭一公；云南派，董旭二公；广昌派，董谋公；浙江派，董思敬；广东派，董言公；……”［16］。 再如安溪《谢氏总谱》，除了收 载泉州一带的谢氏族人外，也把南中国的许多谢氏均认为同宗而收载入谱，所谓“吾族得姓之始本姜姓，神农之后申伯，为周宣王之舅，受封于谢”，“申伯公所流而传哉，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寻源溯流，自必由周而汉而晋而齐而梁而隋而唐而宋而元明，原原本本，班班可考矣。……吾谢英裔共培祖德，齐笃宗盟，广搜联络，大会成篇，爰订此血脉志，以为探祖问宗者循溯之基、会合之柄云”［17］。至于有些笼括全国同一姓氏的大统谱，其血缘关系更加稀疏，如民国时期撰修的《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共收进吴氏各支派达“五百零三支”［18］。光绪年间编修的《章氏会谱》，“齐联福建江西两浙诸族，于世表外，著有郡县地望分支系图，于各族 派别一览了然”［19］。
福建民间族谱虽然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谱牒历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这些类型的谱牒，并非同时出现的，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简易家谱——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细分化——宗谱、统 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
宋元时期的福建族谱，现在虽然已不可见，但从当时福建民间修纂族谱推崇欧阳修和苏洵的谱图、谱式的情景来推测，则宋代福建的民间族谱，其体例和规模尚不至过于复杂［20］。
明代福建民间撰修的族谱，至今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但就笔者所见，其时族谱的修纂，还大多局限于一族一地，族谱的规模尚小，体例也比较简单不一，跨地域和跨家族的大型宗谱、统谱尚属少见。这里，试举泉州地区的陈、林二部族谱为例。
泉州《梅溪陈氏族谱》，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该家族九世孙、进士陈学伊纂修。族谱共分上、下二卷。陈学伊在《前序》中写道：“余分责诸子弟检订旧谱，缀次新支，而裁之以独见，凡十年而始成新谱。谱凡上、下二卷，有总序，有义例，有世系图，有世传，有纶音，有年次，有外谱，有居室坟墓考，有祠堂记，有祭法，有大小宗祀田记，有义田公田记，有谱训，有立后解、家难考等纪。以万历丁亥之春缮写成书，告之家庙”［21］。虽然说陈学伊纂修的族谱包含了以上这么多内容，但我们翻阅该族谱时便可发现，陈学伊在记载这些内容时，都比较简单，远不如后代的族谱那样连篇累牍，因此整部族谱的篇幅不大，现传仅为抄本二册［22］。
同安《林氏族谱》，系明正德进士、名儒林希元所撰。该族谱为不分卷本，所载内容除世纪、世系图外，还有诸林宗派、得姓源流、家训、祭土地文、物产、麝圃垠等，记述也都比较简略，体例没有一定的规则。如其中《物产》一节，仅记如下数行文字：“物产者，可生之业，人所赖衣食以生者也。林氏散居四方，显晦贫富不一。予族居翔风里十三都为名族，田园虽少，犹足课子力耕，免于饥寒。自屯叟至予之孙完，凡六世，颇能克扩，不能悉书。姑即其关于门户之盛衰者书之，以示子孙，俾世守而勿失焉”［23］所以尽管族谱所包含的项目不少，但内容简略，总共不过薄薄的一小册。
以上两部族谱均修撰于明代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的繁盛时期，作者又都是进士出身，但族谱的规模都比较小，体例的设计也颇为随心所欲。由花可以推见明代的福建民间族谱，一般都还比较简略。再如《兴化谷目村陈氏族谱》，明代崇祯年间撰修，仅有一册，分两部分：一为世系，一为传记，再无其他内容［24］。即使是福建的名族朱（熹）氏的族谱，其在明代万历庚申（公元1620年）撰修的《建 安谱》，也比较简单。卷除了朱熹、真德秀的两篇序言和万历庚申修谱序外，正文共分十款：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 赞、丘陇、祠院、渊源、留题，整部族谱只有上下二册。
清代康、雍、乾时期（公元1662-1795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造成清代中后期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间各家族的内部膨胀与扩散外迁。于是，原有的族谱规模和编写体例已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社会与人口的急剧变迁。有经济能力和文化条件的强宗大族们，在清代兴起了修纂大型族谱的热潮。连城文川李氏家族自明至清历次纂修族谱的变化， 颇能反映这一趋向。该族谱载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文川城南李氏四刻族谱序》云：我祠族谱创自前明九世祖中孚公笔记，越正德丁丑（按：公元1517年），十二世元瑫公遂仿欧、苏氏例为合族总图、五世分宗图。迨万历己丑（按：公元1589年），十四世学诜公乃本黄氏族谱横图摹仿而增益之，即今所传之谱法是也。继此而十五世涵公等复于崇祯九年（按：公元1636年）起而续修，将缺者补、新者入，一时灿然称明备。厥后已历百有余载，诚有当续而无续者矣，纵各房间有私纂，然或详或略，不无互异。且从前俱系缮本，而别风淮雨亦未免传疑。至我朝乾隆丙辰（按：公元1736年），经十八代一韩公等取原本，采彼遗文，访诸故老，博览兼收，搜罗罔佚，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及庚寅（按：公元1770年）当再刻之期，亦曾十刻八九，究未完善。惟十九代德新公、大苏公等于嘉庆己未（按：公元1799年）间开局以为三刻，当是时，探讨无遗，校雠尽善，洵为一族之成书焉。嗣历三十载为道光己丑（按：公元1829年），时当四刻，众议续修。……于是在祠经理裔孙长房赞宗、德思，次房绣彩、名标，三房开乔、绍安，爰集三大房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维时经众佥举在祠襄事，始终不惜勤劳，……而文学、世翰诸纪则命德恕一人总纂而校正之。但近来族大人繁，各逞意见，内中序传志铭虽不无冗杂失然，然揆其铺张扬励之心，要不失为尊亲之意，亦无恶也。……是役也，经始于甲辰（按：公元1844年）初秋，告竣于丙午（按：公元1846年）暮春，阅廿一月而蔵事，由总图世系至前后编，原止四十八卷，今增为五十余卷云。［25］从这篇序文中可以看出，连城文川李氏虽然早在明代中期就已开始撰写族谱，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笔记”而已，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然历经三修，但也仅是“将缺者补、新者入”，属于手抄缮本。一直到了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随着族人的繁衍和族谱的扩大，“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其后每过三四十年重修重刻一次，至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已经四刻， 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增大，成了五十余卷、数十本之多的大型族 谱。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修谱历程，大体能够反映清代福建民间家族的一般修谱演进情形。从民间家族修谱的作用看，族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正本清源，团结与凝集族人，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家族向社会显示势力与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自明清以来，这后一种社会作用日益显示岀它的重要性。因此，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以及许多跨府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代陆续出现。
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既无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活动机会，更不具备联合各族共襄大举的社会号召力。士绅人物则不同，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因这些士绅人物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交游和声望地位，修纂超地域的宗谱、联谱，自然非他们倡导不可。举福建的李姓为例。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安溪出了一位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福建其他地方的李氏家族多引以为荣。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联宗认亲。其中，汀州李氏与泉州李氏本无联系，但自李光地始，两地李姓互认宗亲，视为同一血缘。汀州府《李氏族谱》载有李光地撰写的一篇序言云： 余巡抚山东时，有汀杭同宗兵部候推都司佥事友琦，因抵京谒选，便来署谒余。予见其气宇卓荦，举止从容，知其 渐磨于诗礼者已深也。复细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宰相纲公之后。予既友琦为之同宗，又见其雍然儒雅，大可人意，遂留住数月，不离左右。次年，予左迁，友琦亦返梓，自是相隔者数年。今岁孟秋七月，予仰邀皇上天恩，由吏部尚书协办，晋秩文华殿大学士。友琦不远数千里，挟其族人声卿、昆林等所编次儒溪李氏家谱副本，来京请序于余。 余于公暇，细为披阅。…… 余维天下之生也，蜂蚁之于君臣，虎狼之于父子，莫不有自然之经纶分梳合贯于其间，而无所〓乱，则人道大愈可知矣。宗法所以维人道也，谱法所以维宗法也。窃仰观而得知吾李之由来矣，…… 天下之李，举无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异视哉！ 吾愿友琦勉求，所以齐家之意，归以告族人，使咸知谱法之所系非小，则不远千里之辛苦，可以不负，即吾亦乐观其后云。［26］ 汀州李氏士绅与李光地如此一联络，认定双方的祖先都是岀自唐李宗室。于是，这两地本来互不相干的李氏家族，冠冕堂皇地联宗起来。汀州李氏家族的士绅们舍近求远，不到近在本省的安溪去请李氏族人联宗写序，却不远数千里到北京勉求李光地作序，无非是为了借助李光地的名望而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也正是 清代福建民间家族大量出现认宗联谱现象的关键所在。
福建民间家族修纂族谱虽然大体存在着从简易家谱——大型族谱——跨地域的联宗统谱的演进过程，但这种演进必须具备相 应的经济实力和族人的社会影响力。而许多一般的中、小家族，则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到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福建各地族谱虽然不乏像《王氏宗谱》、《林氏宗谱》、《黄氏世谱》、《陈氏大宗谱》、《朱氏通谱》这样的大型宗谱和贯穿数十个支派的大联谱，册数达数十本、近百本之多。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体例简易、规模较小的家谱、族谱。这种小型的家谱、族谱，或只记 载本族的源流、迁移过程和罗列简单的世系表，或像记流水帐似的把列代祖先和后裔子孙的名字一一胪列。有些小型的族谱，并无严格的编撰规定，一部传藏的手写家谱，可以保存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前人草创之后，后代子孙一次又一次地在编末添上新近的世系。而有些小型族谱，又类似于家族的大事年表，在列代祖孙继传的世系之旁，偶尔随心所欲地记述一些与家族发展相关的事件。随着宋元以来人口的不断繁殖和家族的扩散外移，同一家族的支派、房头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分支出来的族人，在新居地形成新的家族之后，又开始撰写各自的族谱。因此，从数量上讲，这种规模小型、体例简约的族谱、家谱，仍然在福建族谱总量中占有多数。
二、格式 清代福建在不断涌现大型族谱、宗谱、联谱的同时，族谱的体例格式也出现了逐渐趋同的倾向，就清代的一般情况而言，体例格式比较完备的族谱，大致包含以下各项内容。
1.谱序 谱序是每部族谱都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包括本族人写的序和邀请外族人写的序，以及跋语等等。族谱序跋的内容一般可包含修谱缘由、修谱经过、家族的渊源传承以及谱学理论等。随着族谱撰修次数的增多，序跋也不断增多，故一些大型的族谱，至清末民国时历经数修之后，序跋多达十余篇乃至数十篇，如福建莆田《九牧林氏家乘》载有新旧序文二十四篇，三万余字；泉州 《延陵吴氏宗谱》载有序、跋等五十余篇，字数亦达三万余字。
族谱新修之后，旧谱大多逐渐散失，而唯独历次的序跋，一般都能够在新谱中保存下来。因此，族谱序跋是目前了解清代以前特别是宋元时期族谱修纂情景以及了解该家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
2.凡例和谱论凡例又称谱例，主要阐明族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福建族谱的凡例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但其主要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即强调家族血缘的重要性以及族谱记述的真实性（详见第四章）。与凡例相辅相成的是谱论。谱论一般是摘录前代名人学士谈论谱学的简要语录，其中以欧阳修、苏洵、朱熹、程颐等宋代名臣大儒的语录最为普遍。有些族谱还把朱元璋、康熙、雍正皇帝的谕民榜、谕民诏令载入谱中，作为谱论告诫族人。福州《云程林氏家乘》载有“鲁客吴先生序谱撮语”，“使吾宗人子孙读之、庶几感发而兴起焉，亦不为无补云”，这种把他人谱序录进自己的族谱而作为谱论的情况，比较少见。
3.先世考与遗像、像赞 先世考有时亦称源流考、迁徙考等，主要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始祖、世派的分支迁徙情况。如云霄县《云阳方氏谱牒》的第二章即为《渊源》，分二节：《述要》、《考据》。《述要》称：“方氏，……最早有雷，原姓姬，为神农八代孙黄帝 之女儿榆罔之子。相传雷佐黄帝伐蚩尤，因功封于方山，遂以封地为姓。…… 唐朝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世居河南固始县的我伯虞公字子重，随陈政将军入闽”［28］。
有些族谱在记述先世渊源的同时，还把本家族最显赫、有德行功业的先祖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长林世谱》把商朝比干、林姓始祖林坚、入闽始祖林禄，以及自晋至唐中期九牧林的历代显宦，都绘成遗像，附之名人像赞，不下数十图［29］。龙岩 《长塔赖氏家谱》亦载有列代祖先、祖婆遗像十帧，并附有历代名士如陶渊明、王献之、张栻等人的像赞［30］。
4.恩荣录恩荣录又称为告身、诰勅、赐谕、公文等，主要登载皇帝和中央攻府、地方官员对家族成员的封赠文字。如《延陵吴氏通 谱》的卷一和卷二，均载录各种与本家族相关的封诰、祀典、碑文等。莆田《林氏族谱》收载有唐代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 《甘露旌表敕牒》。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东晋安帝六年（公 元402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诰命，诰封赖氏先祖赖遇“万古之郡、 子孙百百世”［31］ 5.族规 族规是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族规的名称很多，如家法、家约、家戒、家范、族约、条规、祠规、禁约、规范等等。族规的内容也十分庞杂，除强调敬宗收族为其核心内容外，其他如财产继承、婚姻纠纷、禁盗禁赌、山林管理等等，也因各个家族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偏重。如云霄《云阳方氏谱牒》收载有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制定的《家规十四条》： 禁止（一）强吞弱，（二）少凌长，（三）砍山木，（四）绝水源， （五）唆图赖，（六）谋匿捏，（七）引奸宄，（八）招赌友，（九） 设妓女，（十）谋幼子，（十一）树盗党，（十二）私接宰，（十三）犯名义，（十四）公举协力［32］。有些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在族规中还制定有乡规民约，以规范本族之外的同乡里的其他族姓。如安溪湖头《李氏族谱》就载有清代大学士李光地为当地制定的《同里公约》，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合乡共定的《禁赌博开花会约》。
6.祠堂、坟茔祠堂和坟茔是福建各家族进行敬宗祭祀的主要场所，族谱对于各自祠堂、坟墓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家族每新建或重修一次祠堂，往往都会请族人或外姓名人撰写《祠堂志》，故有些姓氏族谱中的祠堂志之类,亦不下十余篇。如《陈氏大宗谱》，记载自宋迄民国时期的祠堂志三十余篇。 《莆阳金紫方氏族谱》记载从唐末至清代的历代祠堂记有二十余篇。有些家谱对于祠堂的记载尤为仔细，连祠匾、祠联、神位世 次等都一一详载，如泉州学前《李氏宗谱》，就载有祠联十余幅。 同安兑山《李氏族谱》，也记载十余幅祠联。为了加强祠堂的管理， 有些族谱还制定《祠规》、《祠丁条约》，如平江陈氏家族规定： “不许招引闲人到祠聚谈聚赌，祠人人眷不许吃食洋烟”［33］等等。 龙岩《罗陈族谱》规定“五世祖竹庭公祠，……右植榕树数株以护堤基而遮拦水口 ”［34］，可谓详尽。
与祠堂相比，专门为记载坟茔的志文比较少，但许多族谱在记载坟茔时，往往配以地图，注明四址交界，使族人一目了然，故又称“墓图”。
7.世系 世系是各家族血缘传继的直接表述，是福建族谱的主要内容。 世系一般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世系传录。它详细记载从一世祖开始到修谱日期止，家族所有成员的姓氏名号、生卒年月、简要阅历、妻室子女以及葬地封赠等。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对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世系的记载：“十一世，……郑芝龙，小名一官，字曰甲，号飞黄，崇祯间以军功授前军都督。……隆武封平西侯，后进太师平国公。投诚封同安侯。先娶陈氏，继娶日本翁氏，一品夫人，后娶颜氏，侧室陈氏（逐岀）、李氏、黄氏。生男 五。……十二世，……郑成功，讳森，字明俨，号大木，明赐国 姓”。[35]世系的另一种方式是世系表或世系图，即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该家族的血缘传继情况。福建族谱中的世系图，大多沿用宋代欧阳修的谱图，以五世为一格，以次类推。南安《郭氏族谱》的谱例云：“图考五世为一图，六世一提图，画以五本，缀以一乔梓， 纵棣横萼，仿欧阳文忠公之例”［36］。浦城《房氏族谱》云：“欧阳谱文详其所自出，……五世为图，取五服之义，再提则六世至十世，推而上下，见源流之不紊”［37］。
8.传记 族谱中的传记可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年谱等多种形式。福建族谱对于族人入传的选择，基本上遵循“扬善惩恶”的标准，族谱的世系中虽偶有对某一族人因犯族规而被开除出族的记载，但在传记中，这种情况绝难看到。因此，许多族谱中的传记，基本上沿袭地方志的体例，分为德行、孝友、列女、仕宦等篇目。有些族谱的传记分量很大，如汀州连城四堡的《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因这两个家族均以刻书贩书闻名于世，故于民国修撰族谱时，被收入传记的族人均达百余人之多［38］。有些族谱因某一族人功业显著，耀祖光宗，所撰的传记特别冗长，如安 溪湖头《李氏族谱》，载有清代大学士李光地的年谱，长达万余字。泉州《刘氏家谱》，载有宋代名将刘锜的传记，亦几达万言。
9.仕宦录仕宦录又称荐辟录、科第录、科名志等，登载族内历代及第入仕族人的名单,较详细的还记载这些仕宦的简要业绩及著述等。 如云霄《云阳方氏谱牒》，专辟《科第》一章，记载明清两代具有生员以上身份的族人二百余人，以及民国以来至1949年具有高中以上文凭的族人近百名［39］。福州《义山黄氏世谱》记载该家族自宋迄清的仕宦族人亦多达数百名［40］。
10.族产及其契据文书族产包括祀田、坟山、山林、义庄、书灯田、庙产、房屋、店铺等，是家族组织赖以运转的经济支柱。一般的族谱，都辟有专 门章节，记载族产的数量、买卖情况、管理规则、收支帐目以及经营租佃等等。光泽《樵西古潭何氏宗谱》有三卷的篇幅记载族产。浦城《詹氏族谱》、《闽浦房氏族谱》、泉州《薛氏族谱》等， 都对家族的族产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许多族谱在记载族产的同时，还附载与之相关的契据文书。此外，一些与家族事务相关的承嗣、婚姻、过继、分家、遗嘱、断罚，以及与外家族的纠纷调解合同、 状告文书等，也往往一并附载于此。所以，有些族谱的契约文书数量十分可观，达百余纸。泉州陈江《丁氏族谱》收有元代的契抄，尤为珍贵。［41］
11.家礼家礼又称凶吉礼，主要记载家族内的祭祖礼仪。如泉州《梅溪陈氏家谱》就载有《大宗祭法》、《小宗祭法》，对族人的祭祀礼仪做了严格规定[42］。有些族谱间也涉及家族内的冠礼、婚礼以及祭鬼神礼等。如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敦和堂祭省牲仪 则》、《祭祠堂仪节》、《升龛仪节》、《长塔求熟祭文》、《求熟仪则》等仪礼，其中《求熟仪则》略云：“阖乡众弟子等卜以今日祈安求熟之期，有事致告于神农皇帝、定光古佛、陈真祖师及本境 勅封银青光禄大夫、民主公王、田祖尊神并众位神祇之前 .……”[43]。
12.艺文与名迹录艺文即收录族人或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著述诗文等。如南靖《庄氏族谱》，收载有寿文、挽文、祭文、诗歌等数十种，以及族人、进士庄亨阳遗著《秋水堂集》的许多篇目［44］。名迹录则是记载与本族相关的名胜古迹、山水桥梁、庵寺书院和亭台堂舍等。如南靖《庄氏族谱》记载有《龟山岩岭纪略》、《埔头甲社仓记》、 《奎山造文峰序》、《指南居文林社叙》、《下龟洋八景》等［45］。《义山黄氏世谱》记载有《义序乡地图》、《山川风水志》、《桥道志》、 《定光寺志》等。
13.字辈谱与领谱字号字辈谱又称排行、行第谱，是记载家族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 惠安《刘氏族谱》陈述这种名字排行的作用时指出：“行者，列也， 雁群飞必排空横列，遥而望之参差如一，故父之齿随行，兄弟之齿雁行。……字而缀之以行，列之以次，行明等也，次教辨也。曰 某行某次，而众明于诸祖诸父、群季群孙之序矣”［47］。后代族人在为子孙起名字时，一般要遵循字辈谱的顺序规定，这样才能世次不乱，辈份分明。
领谱字号是族谱修完后发给各房各派的注名编号。上杭《丘氏族谱》玄：“谱所以明世系别宗支杜竞争绝冒认者也，族人对于兹谱宜如何敬谨保存郑重爱护乎。……兹谱计共印刷六十三部，仍旧以敦、睦二字分号，••••••以给领谱诸公。每部每本另加盖小印， 并详志于此，以便查考，庶各公裔孙开卷而知所保护焉。”［48］ 有些族谱则在卷尾另辟《修谱志》、《附记》等，专门记述本次修谱的经历及遇到的问题，如上举上杭《丘氏族谱》和泉州《蓬岛郭氏家谱》均有类似的篇目［49］。
以上是福建较大型族谱的基本体例格式，这种体例格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谱，大体相同。当然，在我们所接触的福建族谱中，也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篇目，如龙岩《长林世谱》有《大事记》二册，“大事记就一邑一乡及本族重大事变并有关于一族教育事业水利人口兴替等事迹，列入籍，资后人观感。大事记仿史例纲目编纂”［50］。《永安余氏家谱》有《赋役志》、《户籍志》，记载该家族自明代以来所承担的赋役始末［51］。永春《官林李氏七修族谱》卷一有《听年大当考》，记载该家族于清初承应“大当”役的情景：“其听年，本朝以来俱系三房催办，……周而复始，不得推 ”[52］。南平《骆氏宗谱》有《变乱纪略》，记载清代咸丰年间 “南京发逆带领人马百万从建阳浦城小路闯入大历口，所过之处戕杀奸淫、灭神焚庙，不堪嘱目”［53］。泉州《薛氏族谱》载有《控案稿》，记载该家族与郑、何等姓为争夺育墓山和汪坑草庵山等处山产的诉讼文件惠安峰城《刘氏族谱》载有《迁海记》、《展复说》，对清初的迁海政策及族人的流离失所进行专节追记。[55］如此不一而足。
福建族谱演变发展至清代，体例格式日趋完备，所载内容极为丰富庞杂。这种篇幅浩瀚的民间文献，一方面固然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以及民间基层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旨在光宗耀祖的私家谱牒，难免真伪参杂、夸 张附会，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层层谜思。
一、种类 现存的福建族谱，种类很多，繁简各异，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房谱、支谱、家谱、家乘、族谱、祠谱、宗谱、 世谱、联谱、统谱等类型。
1.房谱 房是族的分支，即某一姓氏始祖在某地开基后，繁衍成家族， 始祖以下的同胞兄弟开始分支，形成“房”的概念。房谱便是记载这一房人物世系及相关事迹文物的谱牒。如惠安骆氏家族，入迁始祖为骆必腾，生一子曰骆天祐；天祐生四子：一麒、一麟、一凤、一鸿。从此以后，四兄弟各自繁衍后代，号为惠安骆氏四房，各房撰修的族谱，便是房谱［1］。再如福州《龙田何氏台石派六房家 谱》，“吾系自台石公以下支分者六子，而吾六房支祖为钓溪公，钓溪公派下又分六房”［2］。
2.支谱 支与房的概念，有时是很难分开的，支谱显然也是某一始祖分支之下的子孙谱牒。所以在福建的一些家族中，又把此类谱牒称为“支房谱”。如安溪湖头李氏家族，始迁祖为李君达，其子千五郎公以下三代均为单丁独传，第四世祖为则成公，则成公生三子：敏斋、宗源、宗琪，开始分房。故其后裔子孙修撰房谱，又称《湖头李氏支房谱》。《福州李氏支谱》，则是记载李君达兄弟的后裔分迁福州开基的谱牒［3］。福州《郭氏支谱》，据称是其始祖随王审知入闽，“迁祖以下，于是传五百余年，显子三，分天、地、人三支”［4］，该支谱是“天”支的谱牒。
支谱和房谱虽同属于某一始祖之下分支的谱牒，但在较多的场合，支的概念，似乎更侧重于指从族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血亲组织，尤其是指迁居外地另辟族属的血亲组织。如上引的《福州李氏支谱》，其入闽先祖是在闽西上杭县，后转迁于漳、泉一带，最后才分迁于福州，聚居成族［5］。再如福建漳州《龙溪蒲氏支谱》，就是由泉州蒲氏分化出来迁居龙溪的一支族人的家谱。
3.家谱、家乘、族谱 家谱、家乘和族谱是目前福建民间各家族最广泛使用的谱牒名称。三者似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一般是指记载同一家族的世系及其事迹文物的谱牒。家谱、族谱可以是同一始祖分支下并且聚居在同一地方的家族的谱牒，也可以是同一始祖下分支并且迁居外地的各派子孙的谱牒。如晋江《商氏族谱》，便是记载该家族聚居于石狮的族人的谱牒［6］；而同为石狮镇的《石崖许氏家谱》，则记载了石狮石龟村与泉州郡城内的许氏族人的谱牒［7］。而在有些地方，同一家族之下的各分支、分房的谱牒，也可称为“家谱”、 “族谱”的，如福州《武威廖氏族谱》，实际上是汀州上杭县廖氏家族的分支，自清代才迁入福州，清末民初建造祠堂、修纂族谱，沿用汀州廖氏族谱的名称［8］。建阳《麻沙刘氏族谱》，实际是该家族其中一房（元房）的房谱。该家族自入迁建阳以来，分元、亨、利、贞四房，“刘氏元房一派出自开国公之长子晓公”［9］。
4.祠谱 祠谱是以家族祠堂及其所属族人为收谱对象的谱牒。有的祠谱与房谱、族谱没有多大差别，如福州《三山叶氏祠录》、龙岩《谢氏祠谱》，基本上是记载同一聚居地族人的谱牒，在收载内容上更侧重于祠堂的管理、礼仪等方面。而有的《祠谱》，则是同一地域内同姓氏在某一地点联建大祠堂而修撰的谱录，如上杭《杭城丘总祠图志》,便是该县所有丘姓族人在县城合建祠堂的相关记录，这本图志除了详载大总祠的建造沿革、财产及管理、祭祀诸事项外，还把总祠所包含的丘姓各地各房派记载其中，以便联络宗情，扩大社会影响［10］。
5.宗谱、世谱 宗谱和世谱虽然在概念上有时也与家谱、族谱较难分开，时有混用。但在较多的场合，宗谱的涵盖量，比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等更广大一些，一般是指同一姓氏各家族内各支、各房家谱的集成。如福建《锦江林氏五房宗谱》，即是该家族五大房：长东厝房、二内厝房、三下房、四上门房、五东头房的集成总谱［11］。 福州《义山黄氏世谱》，包括了 “入闽世谱、后园东房谱、后园西房 谱、后园兜房谱、中岐房谱、宅屋房谱、杭下房谱、包埋房谱、天房谱、地房谱、人房谱、穆源大模房谱、浦口房谱、洋头房谱、一房谱、下厝房谱、天秩公派谱、上埠房谱、新厝房谱、旧厝房扮模公派谱、旧厝房柏公派谱、天瑞公派谱”［12］。福建《周氏合修宗谱》所涵盖的族属更为广泛，除了各房派之外，还包括不同地区分居的一些同姓同宗的世系［13］。《延陵季氏宗谱》是浙江龙泉、福建浦城二地季氏族人合修的谱牒，故又称《龙泉浦城季氏宗谱》［14］。
6.统谱（联谱） 统谱（联谱），亦称统宗世谱、大成谱、通谱、总谱等。统谱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这种统谱可称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同宗谱。如《罗氏大成谱》，以豫章罗氏为收谱对象，“豫章罗氏一世祖珠公，系秦武陵令君用公次子，字怀汉，号灵知，汉高祖时官治粟内史。惠帝三年（按：公元前192年）以直谏见斥，迁九江太守，遂籍豫章，为南迁始祖”［15］。故其后裔分衍于闽粤赣三省，统编《罗氏大成谱》。再如福建《朱氏通谱》，收谱对象限定于徽州朱氏（朱熹先祖）的后裔，凡自认为源出此脉者，均可被收入此通谱。
统谱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关系。如晋江《董氏大成宗谱》，把天下各地董姓收入谱内，所谓“河间派，董仲舒迁居；临川派，董晋公扩源；湖溪派，董仲三金公；临湘派，董旭一公；云南派，董旭二公；广昌派，董谋公；浙江派，董思敬；广东派，董言公；……”［16］。 再如安溪《谢氏总谱》，除了收 载泉州一带的谢氏族人外，也把南中国的许多谢氏均认为同宗而收载入谱，所谓“吾族得姓之始本姜姓，神农之后申伯，为周宣王之舅，受封于谢”，“申伯公所流而传哉，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寻源溯流，自必由周而汉而晋而齐而梁而隋而唐而宋而元明，原原本本，班班可考矣。……吾谢英裔共培祖德，齐笃宗盟，广搜联络，大会成篇，爰订此血脉志，以为探祖问宗者循溯之基、会合之柄云”［17］。至于有些笼括全国同一姓氏的大统谱，其血缘关系更加稀疏，如民国时期撰修的《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共收进吴氏各支派达“五百零三支”［18］。光绪年间编修的《章氏会谱》，“齐联福建江西两浙诸族，于世表外，著有郡县地望分支系图，于各族 派别一览了然”［19］。
福建民间族谱虽然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谱牒历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这些类型的谱牒，并非同时出现的，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简易家谱——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细分化——宗谱、统 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
宋元时期的福建族谱，现在虽然已不可见，但从当时福建民间修纂族谱推崇欧阳修和苏洵的谱图、谱式的情景来推测，则宋代福建的民间族谱，其体例和规模尚不至过于复杂［20］。
明代福建民间撰修的族谱，至今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但就笔者所见，其时族谱的修纂，还大多局限于一族一地，族谱的规模尚小，体例也比较简单不一，跨地域和跨家族的大型宗谱、统谱尚属少见。这里，试举泉州地区的陈、林二部族谱为例。
泉州《梅溪陈氏族谱》，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该家族九世孙、进士陈学伊纂修。族谱共分上、下二卷。陈学伊在《前序》中写道：“余分责诸子弟检订旧谱，缀次新支，而裁之以独见，凡十年而始成新谱。谱凡上、下二卷，有总序，有义例，有世系图，有世传，有纶音，有年次，有外谱，有居室坟墓考，有祠堂记，有祭法，有大小宗祀田记，有义田公田记，有谱训，有立后解、家难考等纪。以万历丁亥之春缮写成书，告之家庙”［21］。虽然说陈学伊纂修的族谱包含了以上这么多内容，但我们翻阅该族谱时便可发现，陈学伊在记载这些内容时，都比较简单，远不如后代的族谱那样连篇累牍，因此整部族谱的篇幅不大，现传仅为抄本二册［22］。
同安《林氏族谱》，系明正德进士、名儒林希元所撰。该族谱为不分卷本，所载内容除世纪、世系图外，还有诸林宗派、得姓源流、家训、祭土地文、物产、麝圃垠等，记述也都比较简略，体例没有一定的规则。如其中《物产》一节，仅记如下数行文字：“物产者，可生之业，人所赖衣食以生者也。林氏散居四方，显晦贫富不一。予族居翔风里十三都为名族，田园虽少，犹足课子力耕，免于饥寒。自屯叟至予之孙完，凡六世，颇能克扩，不能悉书。姑即其关于门户之盛衰者书之，以示子孙，俾世守而勿失焉”［23］所以尽管族谱所包含的项目不少，但内容简略，总共不过薄薄的一小册。
以上两部族谱均修撰于明代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的繁盛时期，作者又都是进士出身，但族谱的规模都比较小，体例的设计也颇为随心所欲。由花可以推见明代的福建民间族谱，一般都还比较简略。再如《兴化谷目村陈氏族谱》，明代崇祯年间撰修，仅有一册，分两部分：一为世系，一为传记，再无其他内容［24］。即使是福建的名族朱（熹）氏的族谱，其在明代万历庚申（公元1620年）撰修的《建 安谱》，也比较简单。卷除了朱熹、真德秀的两篇序言和万历庚申修谱序外，正文共分十款：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 赞、丘陇、祠院、渊源、留题，整部族谱只有上下二册。
清代康、雍、乾时期（公元1662-1795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造成清代中后期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间各家族的内部膨胀与扩散外迁。于是，原有的族谱规模和编写体例已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社会与人口的急剧变迁。有经济能力和文化条件的强宗大族们，在清代兴起了修纂大型族谱的热潮。连城文川李氏家族自明至清历次纂修族谱的变化， 颇能反映这一趋向。该族谱载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文川城南李氏四刻族谱序》云：我祠族谱创自前明九世祖中孚公笔记，越正德丁丑（按：公元1517年），十二世元瑫公遂仿欧、苏氏例为合族总图、五世分宗图。迨万历己丑（按：公元1589年），十四世学诜公乃本黄氏族谱横图摹仿而增益之，即今所传之谱法是也。继此而十五世涵公等复于崇祯九年（按：公元1636年）起而续修，将缺者补、新者入，一时灿然称明备。厥后已历百有余载，诚有当续而无续者矣，纵各房间有私纂，然或详或略，不无互异。且从前俱系缮本，而别风淮雨亦未免传疑。至我朝乾隆丙辰（按：公元1736年），经十八代一韩公等取原本，采彼遗文，访诸故老，博览兼收，搜罗罔佚，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及庚寅（按：公元1770年）当再刻之期，亦曾十刻八九，究未完善。惟十九代德新公、大苏公等于嘉庆己未（按：公元1799年）间开局以为三刻，当是时，探讨无遗，校雠尽善，洵为一族之成书焉。嗣历三十载为道光己丑（按：公元1829年），时当四刻，众议续修。……于是在祠经理裔孙长房赞宗、德思，次房绣彩、名标，三房开乔、绍安，爰集三大房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维时经众佥举在祠襄事，始终不惜勤劳，……而文学、世翰诸纪则命德恕一人总纂而校正之。但近来族大人繁，各逞意见，内中序传志铭虽不无冗杂失然，然揆其铺张扬励之心，要不失为尊亲之意，亦无恶也。……是役也，经始于甲辰（按：公元1844年）初秋，告竣于丙午（按：公元1846年）暮春，阅廿一月而蔵事，由总图世系至前后编，原止四十八卷，今增为五十余卷云。［25］从这篇序文中可以看出，连城文川李氏虽然早在明代中期就已开始撰写族谱，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笔记”而已，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然历经三修，但也仅是“将缺者补、新者入”，属于手抄缮本。一直到了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随着族人的繁衍和族谱的扩大，“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其后每过三四十年重修重刻一次，至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已经四刻， 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增大，成了五十余卷、数十本之多的大型族 谱。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修谱历程，大体能够反映清代福建民间家族的一般修谱演进情形。从民间家族修谱的作用看，族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正本清源，团结与凝集族人，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家族向社会显示势力与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自明清以来，这后一种社会作用日益显示岀它的重要性。因此，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以及许多跨府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代陆续出现。
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既无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活动机会，更不具备联合各族共襄大举的社会号召力。士绅人物则不同，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因这些士绅人物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交游和声望地位，修纂超地域的宗谱、联谱，自然非他们倡导不可。举福建的李姓为例。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安溪出了一位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福建其他地方的李氏家族多引以为荣。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联宗认亲。其中，汀州李氏与泉州李氏本无联系，但自李光地始，两地李姓互认宗亲，视为同一血缘。汀州府《李氏族谱》载有李光地撰写的一篇序言云： 余巡抚山东时，有汀杭同宗兵部候推都司佥事友琦，因抵京谒选，便来署谒余。予见其气宇卓荦，举止从容，知其 渐磨于诗礼者已深也。复细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宰相纲公之后。予既友琦为之同宗，又见其雍然儒雅，大可人意，遂留住数月，不离左右。次年，予左迁，友琦亦返梓，自是相隔者数年。今岁孟秋七月，予仰邀皇上天恩，由吏部尚书协办，晋秩文华殿大学士。友琦不远数千里，挟其族人声卿、昆林等所编次儒溪李氏家谱副本，来京请序于余。 余于公暇，细为披阅。…… 余维天下之生也，蜂蚁之于君臣，虎狼之于父子，莫不有自然之经纶分梳合贯于其间，而无所〓乱，则人道大愈可知矣。宗法所以维人道也，谱法所以维宗法也。窃仰观而得知吾李之由来矣，…… 天下之李，举无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异视哉！ 吾愿友琦勉求，所以齐家之意，归以告族人，使咸知谱法之所系非小，则不远千里之辛苦，可以不负，即吾亦乐观其后云。［26］ 汀州李氏士绅与李光地如此一联络，认定双方的祖先都是岀自唐李宗室。于是，这两地本来互不相干的李氏家族，冠冕堂皇地联宗起来。汀州李氏家族的士绅们舍近求远，不到近在本省的安溪去请李氏族人联宗写序，却不远数千里到北京勉求李光地作序，无非是为了借助李光地的名望而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也正是 清代福建民间家族大量出现认宗联谱现象的关键所在。
福建民间家族修纂族谱虽然大体存在着从简易家谱——大型族谱——跨地域的联宗统谱的演进过程，但这种演进必须具备相 应的经济实力和族人的社会影响力。而许多一般的中、小家族，则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到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福建各地族谱虽然不乏像《王氏宗谱》、《林氏宗谱》、《黄氏世谱》、《陈氏大宗谱》、《朱氏通谱》这样的大型宗谱和贯穿数十个支派的大联谱，册数达数十本、近百本之多。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体例简易、规模较小的家谱、族谱。这种小型的家谱、族谱，或只记 载本族的源流、迁移过程和罗列简单的世系表，或像记流水帐似的把列代祖先和后裔子孙的名字一一胪列。有些小型的族谱，并无严格的编撰规定，一部传藏的手写家谱，可以保存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前人草创之后，后代子孙一次又一次地在编末添上新近的世系。而有些小型族谱，又类似于家族的大事年表，在列代祖孙继传的世系之旁，偶尔随心所欲地记述一些与家族发展相关的事件。随着宋元以来人口的不断繁殖和家族的扩散外移，同一家族的支派、房头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分支出来的族人，在新居地形成新的家族之后，又开始撰写各自的族谱。因此，从数量上讲，这种规模小型、体例简约的族谱、家谱，仍然在福建族谱总量中占有多数。
二、格式 清代福建在不断涌现大型族谱、宗谱、联谱的同时，族谱的体例格式也出现了逐渐趋同的倾向，就清代的一般情况而言，体例格式比较完备的族谱，大致包含以下各项内容。
1.谱序 谱序是每部族谱都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包括本族人写的序和邀请外族人写的序，以及跋语等等。族谱序跋的内容一般可包含修谱缘由、修谱经过、家族的渊源传承以及谱学理论等。随着族谱撰修次数的增多，序跋也不断增多，故一些大型的族谱，至清末民国时历经数修之后，序跋多达十余篇乃至数十篇，如福建莆田《九牧林氏家乘》载有新旧序文二十四篇，三万余字；泉州 《延陵吴氏宗谱》载有序、跋等五十余篇，字数亦达三万余字。
族谱新修之后，旧谱大多逐渐散失，而唯独历次的序跋，一般都能够在新谱中保存下来。因此，族谱序跋是目前了解清代以前特别是宋元时期族谱修纂情景以及了解该家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
2.凡例和谱论凡例又称谱例，主要阐明族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福建族谱的凡例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但其主要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即强调家族血缘的重要性以及族谱记述的真实性（详见第四章）。与凡例相辅相成的是谱论。谱论一般是摘录前代名人学士谈论谱学的简要语录，其中以欧阳修、苏洵、朱熹、程颐等宋代名臣大儒的语录最为普遍。有些族谱还把朱元璋、康熙、雍正皇帝的谕民榜、谕民诏令载入谱中，作为谱论告诫族人。福州《云程林氏家乘》载有“鲁客吴先生序谱撮语”，“使吾宗人子孙读之、庶几感发而兴起焉，亦不为无补云”，这种把他人谱序录进自己的族谱而作为谱论的情况，比较少见。
3.先世考与遗像、像赞 先世考有时亦称源流考、迁徙考等，主要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始祖、世派的分支迁徙情况。如云霄县《云阳方氏谱牒》的第二章即为《渊源》，分二节：《述要》、《考据》。《述要》称：“方氏，……最早有雷，原姓姬，为神农八代孙黄帝 之女儿榆罔之子。相传雷佐黄帝伐蚩尤，因功封于方山，遂以封地为姓。…… 唐朝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世居河南固始县的我伯虞公字子重，随陈政将军入闽”［28］。
有些族谱在记述先世渊源的同时，还把本家族最显赫、有德行功业的先祖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长林世谱》把商朝比干、林姓始祖林坚、入闽始祖林禄，以及自晋至唐中期九牧林的历代显宦，都绘成遗像，附之名人像赞，不下数十图［29］。龙岩 《长塔赖氏家谱》亦载有列代祖先、祖婆遗像十帧，并附有历代名士如陶渊明、王献之、张栻等人的像赞［30］。
4.恩荣录恩荣录又称为告身、诰勅、赐谕、公文等，主要登载皇帝和中央攻府、地方官员对家族成员的封赠文字。如《延陵吴氏通 谱》的卷一和卷二，均载录各种与本家族相关的封诰、祀典、碑文等。莆田《林氏族谱》收载有唐代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 《甘露旌表敕牒》。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东晋安帝六年（公 元402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诰命，诰封赖氏先祖赖遇“万古之郡、 子孙百百世”［31］ 5.族规 族规是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族规的名称很多，如家法、家约、家戒、家范、族约、条规、祠规、禁约、规范等等。族规的内容也十分庞杂，除强调敬宗收族为其核心内容外，其他如财产继承、婚姻纠纷、禁盗禁赌、山林管理等等，也因各个家族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偏重。如云霄《云阳方氏谱牒》收载有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制定的《家规十四条》： 禁止（一）强吞弱，（二）少凌长，（三）砍山木，（四）绝水源， （五）唆图赖，（六）谋匿捏，（七）引奸宄，（八）招赌友，（九） 设妓女，（十）谋幼子，（十一）树盗党，（十二）私接宰，（十三）犯名义，（十四）公举协力［32］。有些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在族规中还制定有乡规民约，以规范本族之外的同乡里的其他族姓。如安溪湖头《李氏族谱》就载有清代大学士李光地为当地制定的《同里公约》，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合乡共定的《禁赌博开花会约》。
6.祠堂、坟茔祠堂和坟茔是福建各家族进行敬宗祭祀的主要场所，族谱对于各自祠堂、坟墓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家族每新建或重修一次祠堂，往往都会请族人或外姓名人撰写《祠堂志》，故有些姓氏族谱中的祠堂志之类,亦不下十余篇。如《陈氏大宗谱》，记载自宋迄民国时期的祠堂志三十余篇。 《莆阳金紫方氏族谱》记载从唐末至清代的历代祠堂记有二十余篇。有些家谱对于祠堂的记载尤为仔细，连祠匾、祠联、神位世 次等都一一详载，如泉州学前《李氏宗谱》，就载有祠联十余幅。 同安兑山《李氏族谱》，也记载十余幅祠联。为了加强祠堂的管理， 有些族谱还制定《祠规》、《祠丁条约》，如平江陈氏家族规定： “不许招引闲人到祠聚谈聚赌，祠人人眷不许吃食洋烟”［33］等等。 龙岩《罗陈族谱》规定“五世祖竹庭公祠，……右植榕树数株以护堤基而遮拦水口 ”［34］，可谓详尽。
与祠堂相比，专门为记载坟茔的志文比较少，但许多族谱在记载坟茔时，往往配以地图，注明四址交界，使族人一目了然，故又称“墓图”。
7.世系 世系是各家族血缘传继的直接表述，是福建族谱的主要内容。 世系一般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世系传录。它详细记载从一世祖开始到修谱日期止，家族所有成员的姓氏名号、生卒年月、简要阅历、妻室子女以及葬地封赠等。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对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世系的记载：“十一世，……郑芝龙，小名一官，字曰甲，号飞黄，崇祯间以军功授前军都督。……隆武封平西侯，后进太师平国公。投诚封同安侯。先娶陈氏，继娶日本翁氏，一品夫人，后娶颜氏，侧室陈氏（逐岀）、李氏、黄氏。生男 五。……十二世，……郑成功，讳森，字明俨，号大木，明赐国 姓”。[35]世系的另一种方式是世系表或世系图，即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该家族的血缘传继情况。福建族谱中的世系图，大多沿用宋代欧阳修的谱图，以五世为一格，以次类推。南安《郭氏族谱》的谱例云：“图考五世为一图，六世一提图，画以五本，缀以一乔梓， 纵棣横萼，仿欧阳文忠公之例”［36］。浦城《房氏族谱》云：“欧阳谱文详其所自出，……五世为图，取五服之义，再提则六世至十世，推而上下，见源流之不紊”［37］。
8.传记 族谱中的传记可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年谱等多种形式。福建族谱对于族人入传的选择，基本上遵循“扬善惩恶”的标准，族谱的世系中虽偶有对某一族人因犯族规而被开除出族的记载，但在传记中，这种情况绝难看到。因此，许多族谱中的传记，基本上沿袭地方志的体例，分为德行、孝友、列女、仕宦等篇目。有些族谱的传记分量很大，如汀州连城四堡的《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因这两个家族均以刻书贩书闻名于世，故于民国修撰族谱时，被收入传记的族人均达百余人之多［38］。有些族谱因某一族人功业显著，耀祖光宗，所撰的传记特别冗长，如安 溪湖头《李氏族谱》，载有清代大学士李光地的年谱，长达万余字。泉州《刘氏家谱》，载有宋代名将刘锜的传记，亦几达万言。
9.仕宦录仕宦录又称荐辟录、科第录、科名志等，登载族内历代及第入仕族人的名单,较详细的还记载这些仕宦的简要业绩及著述等。 如云霄《云阳方氏谱牒》，专辟《科第》一章，记载明清两代具有生员以上身份的族人二百余人，以及民国以来至1949年具有高中以上文凭的族人近百名［39］。福州《义山黄氏世谱》记载该家族自宋迄清的仕宦族人亦多达数百名［40］。
10.族产及其契据文书族产包括祀田、坟山、山林、义庄、书灯田、庙产、房屋、店铺等，是家族组织赖以运转的经济支柱。一般的族谱，都辟有专 门章节，记载族产的数量、买卖情况、管理规则、收支帐目以及经营租佃等等。光泽《樵西古潭何氏宗谱》有三卷的篇幅记载族产。浦城《詹氏族谱》、《闽浦房氏族谱》、泉州《薛氏族谱》等， 都对家族的族产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许多族谱在记载族产的同时，还附载与之相关的契据文书。此外，一些与家族事务相关的承嗣、婚姻、过继、分家、遗嘱、断罚，以及与外家族的纠纷调解合同、 状告文书等，也往往一并附载于此。所以，有些族谱的契约文书数量十分可观，达百余纸。泉州陈江《丁氏族谱》收有元代的契抄，尤为珍贵。［41］
11.家礼家礼又称凶吉礼，主要记载家族内的祭祖礼仪。如泉州《梅溪陈氏家谱》就载有《大宗祭法》、《小宗祭法》，对族人的祭祀礼仪做了严格规定[42］。有些族谱间也涉及家族内的冠礼、婚礼以及祭鬼神礼等。如龙岩《长塔赖氏家谱》，载有《敦和堂祭省牲仪 则》、《祭祠堂仪节》、《升龛仪节》、《长塔求熟祭文》、《求熟仪则》等仪礼，其中《求熟仪则》略云：“阖乡众弟子等卜以今日祈安求熟之期，有事致告于神农皇帝、定光古佛、陈真祖师及本境 勅封银青光禄大夫、民主公王、田祖尊神并众位神祇之前 .……”[43]。
12.艺文与名迹录艺文即收录族人或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著述诗文等。如南靖《庄氏族谱》，收载有寿文、挽文、祭文、诗歌等数十种，以及族人、进士庄亨阳遗著《秋水堂集》的许多篇目［44］。名迹录则是记载与本族相关的名胜古迹、山水桥梁、庵寺书院和亭台堂舍等。如南靖《庄氏族谱》记载有《龟山岩岭纪略》、《埔头甲社仓记》、 《奎山造文峰序》、《指南居文林社叙》、《下龟洋八景》等［45］。《义山黄氏世谱》记载有《义序乡地图》、《山川风水志》、《桥道志》、 《定光寺志》等。
13.字辈谱与领谱字号字辈谱又称排行、行第谱，是记载家族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 惠安《刘氏族谱》陈述这种名字排行的作用时指出：“行者，列也， 雁群飞必排空横列，遥而望之参差如一，故父之齿随行，兄弟之齿雁行。……字而缀之以行，列之以次，行明等也，次教辨也。曰 某行某次，而众明于诸祖诸父、群季群孙之序矣”［47］。后代族人在为子孙起名字时，一般要遵循字辈谱的顺序规定，这样才能世次不乱，辈份分明。
领谱字号是族谱修完后发给各房各派的注名编号。上杭《丘氏族谱》玄：“谱所以明世系别宗支杜竞争绝冒认者也，族人对于兹谱宜如何敬谨保存郑重爱护乎。……兹谱计共印刷六十三部，仍旧以敦、睦二字分号，••••••以给领谱诸公。每部每本另加盖小印， 并详志于此，以便查考，庶各公裔孙开卷而知所保护焉。”［48］ 有些族谱则在卷尾另辟《修谱志》、《附记》等，专门记述本次修谱的经历及遇到的问题，如上举上杭《丘氏族谱》和泉州《蓬岛郭氏家谱》均有类似的篇目［49］。
以上是福建较大型族谱的基本体例格式，这种体例格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谱，大体相同。当然，在我们所接触的福建族谱中，也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篇目，如龙岩《长林世谱》有《大事记》二册，“大事记就一邑一乡及本族重大事变并有关于一族教育事业水利人口兴替等事迹，列入籍，资后人观感。大事记仿史例纲目编纂”［50］。《永安余氏家谱》有《赋役志》、《户籍志》，记载该家族自明代以来所承担的赋役始末［51］。永春《官林李氏七修族谱》卷一有《听年大当考》，记载该家族于清初承应“大当”役的情景：“其听年，本朝以来俱系三房催办，……周而复始，不得推 ”[52］。南平《骆氏宗谱》有《变乱纪略》，记载清代咸丰年间 “南京发逆带领人马百万从建阳浦城小路闯入大历口，所过之处戕杀奸淫、灭神焚庙，不堪嘱目”［53］。泉州《薛氏族谱》载有《控案稿》，记载该家族与郑、何等姓为争夺育墓山和汪坑草庵山等处山产的诉讼文件惠安峰城《刘氏族谱》载有《迁海记》、《展复说》，对清初的迁海政策及族人的流离失所进行专节追记。[55］如此不一而足。
福建族谱演变发展至清代，体例格式日趋完备，所载内容极为丰富庞杂。这种篇幅浩瀚的民间文献，一方面固然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以及民间基层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旨在光宗耀祖的私家谱牒，难免真伪参杂、夸 张附会，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层层谜思。
附注
注释：[1]惠安《龙山骆氏家谱》，《序》。
[2]福州《龙田何氏台石派六房家谱》卷首，《台江支谱台石派六房图序》。
[3]安溪、福州《李氏支谱》的情景详见第七章。
[4]光绪《郭氏支谱》卷首，《序》。
[5]参见《福州李氏支谱》，《世系》。
[6]石狮《商氏族谱》的情景参见本书第九章。
[7]雍正《石崖许氏家谱》第三，《世系》；第四，《纪实编》。
[8]详见本书第十章。
[9]光绪《麻沙刘氏族谱》，《元刘合修房谱序》。
[10]民国《杭城丘总柯图志》，不分卷，现藏于上杭县图书馆。
[11]转引自欧阳宗书《中国家谱》第2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2]民国《虎丘义山黄氏世谱》卷一。
[13]《周氏合修宗谱》实际上是一种联谱，详见本书第七章。
[14] 嘉庆《延陵季氏宗谱》卷一，《谱序》。
[15]《罗氏大成谱》，《世系》。
[16]民国《董氏大成宗谱》卷一，《董氏统宗分迁派志》。
［17] 民国《谢氏总谱》卷二，《血脉志》、《迁移志》。
[18]民国《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卷首，《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创始》。
[19]光绪《章氏会谱》卷一，《章氏续修会谱序》。
[20]《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均为一卷，后世颇嫌其简约。参见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第32页。
[21]万历《梅溪陈氏族谱》附录，《裱续旧谱前序》。
[22]族谱抄本现藏泉州市历史研究会资料室。
[23]林希元《林氏族谱》抄本，现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24]崇祯《兴化谷目村陈氏族谱》抄本一册，现藏福建师大图书馆。
[25]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首。
[26]上杭《李氏族谱》卷首，《木德公儒溪三修族谱旧序》。
[27]福州《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
[28]云霄《云阳方氏谱牒》第二章。
[29]《长林世谱》卷首。
[30]龙岩《长塔赖氏家谱》不分卷。
[31]龙岩《长塔赖氏家谱》不分卷。
[32]云霄《云阳方氏谱牒》第六章，《家训》。
[33]光绪《平江陈氏族谱》卷一，《祠规》。
[34]龙岩《罗陈文安竹庭公族谱》首卷，《祠堂谱序》。
[35]《石井郑氏宗族谱》，《世系》。
[36]民国《蓬岛郭氏家谱》卷一上，《旧例》。
[37]《闽浦水南房氏族谱》卷一，《凡例》。
[38]参见拙文《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北京。
[39]《云阳方氏谱牒》第七章，《科第》。
[40]《虎丘义山黄氏世谱》卷一。
[41]参见《樵西古潭何氏宗谱》，《契抄》；《陈江丁氏族谱》，《契纸》。
[42]万历《梅溪陈氏族谱》卷下。
[43]龙岩《长塔赖氏家谱》不分卷。
[44][45] 南靖《龟洋庄氏族谱》，《艺文》。
[46]《虎丘义山黄氏世谱》卷一。
[47]惠安《峰城刘氏族谱》附录，《字行说》。
[48]民国《湖梓里丘氏族谱》卷二十二，《颁谱志》。
[49]民国《湖梓里丘氏族谱》卷二十二，《修谱志》；《蓬岛郭氏家谱》，《附记》，详 见本书第四章。
[50]民国龙岩《长林世谱》，《本族大事记》。
[51][52]参见拙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95页、第99-100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
[53]民国南平峡阳《骆氏宗谱》卷一。
[54]泉州《薛氏族谱》卷十四。
[55]民国《峰城刘氏族谱》卷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