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再没有比族谱更令人感到兴趣而又困惑的了。它丰博多姿，却又鱼龙庞杂；敦信真实却又诡伪百出。这种相互矛盾而又和谐统一的二重性格，形成中国人的族谱所特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跨越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早在本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等就已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1］。 其后，潘光旦、谭其骧、罗香林等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心，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上，致使族谱的研究，少人问津，一度落入低潮。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得到开拓，谱学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有志的学人们东奔西忙，为把谱学建成一门新兴学科而积极进取。于是，在短短的十年间，有关谱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专门刊载谱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和丛书次第岀版；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谱牒研究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种欣欣向 荣的学术景象，值得庆幸，催人振奋。
  在当前的谱学研究中，优秀的成果固然不少，但有两种倾向 值得注意：一，随意夸大族谱的史料价值。近年来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报刊杂志纠至电视台的报道，声称某某地方的族谱有了 “惊人发现”，不是某一权威的论断被推翻，就是哪一段历史或人物必须重写，哗众不实。二，借研究族谱为名，行扩大乡族势力及其影响之实。笔者曾经被邀参加过几次由地方组织的以族谱和家族名人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时有这样的感觉：多说漫无边际的好话赞词，少说实事求是的逆言实话。因为在这一类的所谓 “学术研讨会”里，学术的探索不是主要目标，联络乡情族谊、扩大声势的现实功利性目的，才是第一性的追求。这种情况，与其 说是开展族谱研究，倒不如说是家族性格与族谱文化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再现。
  以上这两种倾向，对于谱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审慎地分析、利用族谱，是建立、完善谱学学科和推进族谱研究正常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福建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而作为家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私家族谱，也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从整体文化传承上说，福建民间族谱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族谱基本相同，但福建地区所特有的开发历史、自然人文条件等，必然造就了福建族谱的某些独特风格。从社会发展史和区域研究的角度，探究福建族谱的真实面貌、独特风格及其与中国族谱文化的整体联系，从一般看个性，又从个性证一般，无疑是有学术意义的。
  十多年来，我坚持不懈深入福建各城乡作社会调查，到广东、江西等邻省查找资料，搜集和翻阅了数百种族谱和大量的民间文献，并陆续就福建的家族组织、基层社会等问题撰写了一些专题性的论著，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肯定。这次又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全力帮助，更增强了我的信心。于是，我不揣愚陋，把这大量的族谱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其他文献，草成此书。笔者期望能够通过此书，把福建族谱的真实面貌和独特风格描绘出来并奉献给读者，从而对深入探讨福建族谱乃至中国族谱的学术研究 有所裨益。当然，作为全面研究福建族谱的专著，这部稿子还只是粗线条的、不成熟的，其中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我期待同行们的批评指教，以便促进我继续努力，深入研究。
  最后，对关心、帮助、鼓励我完成本书的前辈和同行朋友们，对无私提供族谱资料的文物图书单位、家族、个人朋友们，特别是对福建省图书馆的李挺、刘大治先生，福建师范大学的方品光、方宝川、林国平、谢必震先生，以及厦门大学的陈再正、刘永华、陈滨、林枫等众多师友在资料方面的无私帮助，深表衷心的感谢。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