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傳至本系一〇五世巘公時，值唐末（約880年前后）五季分争，黄巢舉義關中，乃偕子曹公隱入游洋䂬溪，成䂬溪黃始祖。其兄諫議大夫峻公入永福（今永泰縣），爲永福黄始祖。峻公有子碣公，於乾寧二年（895年）在越州（今浙江省紹興市）威勝軍節度副使任上，因節度使董昌欲僭號稱尊，公寧死不從，全家近百口殉難。昌敗后，詔贈司徒，謚忠義。妻、子均從難，同受封。旌表一門忠孝。（見《碣公傳記》）。時詔求其后，不能得見，乃衆議以曹公次子珍公嗣之。此后其子孫，唐、宋兩朝時有以忠義論授。《新唐書》、《资治通鑑》及有關府誌皆有入傳或記述。應該提醒的是:碣公之后的這一嗣承關系，古譜已有交代，但其后所見各譜，只邦士譜中提及合稱“并䂬溪黄”外，他譜多不盡明確，甚有疏漏。按碣公忠義之舉，其高風亮節，后人敬仰，我輩當不忘以“碣公后裔”爲榮。經再詳查譜列世系，又發現:碣、曹兩公均爲上所單傳，之后曹公雖有三子，但除改嗣碣公的次子珍公后裔，仍繁衍于䂬溪一脉外，長子琡公二傳后失考，三子珮公最多八傳后也都失考。似此，則作爲䂬溪一脉后代子孫，如何看待這一段嗣承關系，理與情却又都不能偏執。如何定位呢？我們認爲:峻、巘兩公二傳至珍公時，合爲新䂬溪黄系，而以忠義碣公爲新系始祖，并嗣碣、曹兩公，上承峻、巘兩公。這樣似爲恰當，于理于情兩相宜。邦士公已有“合系”明見，續譜中我們也持此認識，望有關各支族親，能以此共鑑。
  碣公之后，一一一世太常博士中庸公，于宋宣和年間（約1120年前后），遷居興化軍城西（今莆田城厢舊西門）。一一四世江都令府公，于宋淳熙年間（約1180年前后），移居黄石金墩，爲金墩始祖。一一七世松公，于宋末元初元兵屠城后（約1278年間）爲避亂遷往泉州城中，爲泉州始祖。一一九世元嗣公，于明永樂初年（約1403年），移居安平市永安莊（今晋江安海），爲下金始祖。一二四世宗成公，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爲抗倭失敗，被迫避難返莆定居于圍山（今西天尾渭陽），即爲今渭陽系始祖。宗成公后裔，瑞裕房茹薌、筱薌兩公，于清道光末至咸豐初年（約1851年前后）遷至涵江霞徐，大同、泉裕兩房因古厝祓焚，也于同治末年光緒初年間（約1875年前后）遷居涵江霞徐，匯成其后涵江著名的“瑞、同、泉”三房，時人稱爲“霞徐黄家門”。
  續譜中發現，有關圍山始祖宗成公的入圍時間與卒的年月日，邦士譜中有幾處不同記載，未加澄清。其中入圍時間出現兩處:一爲嘉靖卅七年端午節，一爲嘉蜻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經認真查核《邦士舊譜》、《安海七房舊譜》及近編《安海誌》，又專程去安海與資深族親共同研討，基本上可認定是: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十一月初六日，時中色父子抗倭殉難于菌柄（安平城郊），宗成公于是日脱難離安海后來莆。主要依據是:《安海七房舊譜》（約清初修）載：宗成公也“卒”于中色父子死難同日。這顯系發生于同一事件，只因族人事后不知宗成公去向，誤認爲“卒”。至于嘉靖卅七年端午節捍倭，《安海誌》及《安海二房舊譜》均載是仰與從弟廷英血戰殉難，倭難地點在西橋，是另一事件。《邦士舊譜》記述中對兩個事件人物情節未明確分清，致生誤解。卒的時間也出現兩處:一爲卒年缺，七月二十三日吉時；一爲嘉靖辛酉十一月初六日。后一點如上述應是安平族人訛傳，前一點估計是邦士公當年據上輩傳下宗成公祭忌的時間記下的，故缺年而只有月日。按此理分析似爲可靠。然卒年仍無法查考，但也决非后一點所指的享年僅二十四歲。
  返觀我系家族歷史，值得人們深思的是：我系黄姓子孫，若以峻、巘兩公遷離涵江算起，至“瑞、同、泉”三房又遷返涵江計，歷時近千年;若以松公離莆金墩，至宗成公重返莆圍山計，也約有三百年。真可算是一次氏族的歷史大回遷。茫茫大千世界，歲月無情人有情。前人遠離故土時，怎會料到后世子孫千百年之后，仍會有支能落葉歸根、揚花故地？這是歷史的巧合，或是有某種必然的因素呢？應該説：莆田古爲文獻名邦，富饒之地，人文薈萃，經濟繁榮，加上海陸暢通，商貿興旺，是人們安居生息、經營發展的好天地，自有其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説：回歸是偶然中的某種必然。歷史是最好的教林，這里也啓示我們:凡我同胞，當知愛我家鄉、興我家鄉，即使遠離故土，也應不忘給后輩留下一份故鄉情，一絲切不斷的氏族的根。這才是正確的氏族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