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范履冰，字始凝，陕西（今陕西彬县）人。唐高宗显庆元年（即永徽七年，公元656年）登第。历任知县、知州。唐武则天垂拱中（公元686-688年）任鸾台凤阁平章事（宰相），始由陕西迁居长安。
  居相位，不畏权势，忠谏敢言。武后欲篡李唐的天下，甚为忧心。与魏元同相，政见相亲，情厚。私谓元曰：“唐室将衰，武后之党日盛，有篡逆之行，天下危也。”魏元曰：“此乃待时观之。且今睿宗，看似聪明，观其作为，不难知晓。俟其时谏之。”履冰曰：“上昏臣乱，恐时不待。”魏元曰：“武后欲篡逆之事未明，如武后逆天下行事，李氏也不容，吾等当善处之。”履冰曰：“谨如命。”垂拱四年（688年）履冰上书言：“亲朋党远小人，此国之福也。”并倡导任用贤能，罢黜贪官，为富国强兵之策。睿宗不纳。
  继之，武后任用私党日盛。遂改永昌元年为载初元年（689年）。一年三改元，履冰上书谏之。武后则以坐举逆人故，于十月丁卯日，逮履冰下狱。武后遂徙李氏诸王，诛皇室宗戚。任用武氏宗戚。为篡夺李氏王朝作权宜之备。
  武后欲行篡逆，先诛忠于李氏之臣，排除异己。于载初二年（690年）五月戊子日，处履冰死刑，九月改国号曰周。国号为天授元年，履冰之忠谏可知矣。
  哀哉！一代栋梁之臣，无罪而蒙难，则武后为剪除不顺已者。正谓天下忠谏之士献身以全名节也。
  履冰生三子，长名曰冬芬，字天香，号邦瑞，登进士，授宣州刺史。次名曰冬菁，移居徒州。三名曰冬菖，景云二年（711年）登第，官授朝奉大夫，经略安抚史。
  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临西北）人。他的父亲是郑州防御判官。范质九岁即能写文章,五代后唐长兴四年举学士。先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为官。
  后晋天福中，宰相桑维翰非常赏识范质文章，上奏推荐范质担任监察御史。郭威（即后来的周太祖）起兵后得到范质，非常高兴，令他起草了许多文件，任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后来作过中书侍郎、平章事，兼参知枢密院事。范质认为当时的律条繁冗，轻重无据，使一些狡吏有空子可钻。周世宗命他详定律法，编成《刑统》。世宗病重时，范质受顾命。恭帝即位后，范质任开府议同三司，封萧国公。
  陈桥兵变以后，宗太祖禅周，范质与王溥等后周重臣都改换门庭变成宋臣，史称降阶受命。唐及五代皇帝与宰相商议政事时的规矩是面坐而议，称为坐论之礼。范质不敢这样做，遇事都以公文（当时称为札子）进呈，并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失误。这正中皇帝下怀，以后就实行了这种做法。建隆元年（960）二月，范质加兼侍中，免去参知枢密。乾德五年（964）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刚毅清白，不畏权贵，在北宋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动将近四十年，虽然多次受挫，但始终百折不挠。为挽救北宋的政治经济危机，他领导一次影响较大的庆历革新运动，揭开了北宋改革的序幕，推动了改革思潮的发展。在西北边境骤然紧张的关健时刻，他身负防御西夏的重任，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制定了以守为主的正确战略，从而扭转了不利局势，为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杰出贡献。范仲淹做地方官时，朝气蓬勃，兴利除弊，政绩卓著，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的诗文忧国忧民，多为咏物言志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
  一、不计得失，以国为重范仲淹的生父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衰落，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朱说，成为朱家的人。
  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胸怀壮志，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塞寺孤身，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家世，受到很大震惊和刺激，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最初是著名儒名戚同文讲学的地方，贞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极盛，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仿佛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宽敞的学舍，众多的同学，有名的老师，大量的藏书，使范仲淹大开眼界，更加激起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不分昼夜地苦读，读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大清宫时路过南京，同学们都争着去看皇帝，而范仲淹则不为所动，仍然全神贯注地闭门读书。范仲淹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很艰难，他的一位同学深表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他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就怕以后吃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以读书作为最大乐趣，寒窗五载苦读，精通《六经》，善诗文，立志报国。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中榜，登进士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从此他开始走上仕途。他做官以后，便把母亲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这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知应天府试的晏殊听说范仲淹学识广博，便请他到府学主持教学。范仲淹在这里讲授艺文，很受欢迎，再加上他作风严谨，在当时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学之士辐臻而至。天圣六年(1028),晏殊又推荐他为秘阁校理，荣职馆职。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反对，认为皇帝在宫中亲事，行家人礼可以，但在朝庭上皇帝率领百官朝拜太后，则有损主威，有亏君体，确实不妥当。范仲淹坚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刘太后唯我至尊，独揽大权，因此他又上书奏请皇太后撤帘还政于仁宗。范仲淹出任馆职由于是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这种大胆的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连累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太狂妄。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给自己丢脸，不意今天反因忠直得罪您，晏殊听了默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听了感到很惭愧，只好向范仲淹谢罪。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馆职不到一年便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同僚朋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祝贺道：“此行极为光荣。”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亭子为他饯行时又祝贺道：“此行更加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知苏州。
  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这一次范仲淹主要是与吕夷简进行了斗争。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当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已的作法就深为不满。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便利用郭皇后失宠于仁宗的机会，积极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可。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并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此事奏疏。范仲淹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殿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前后他又找到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次，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但吕夷简已作安排，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古代以刻漏计时，唐宋时，群臣在待漏院听漏刻入朝）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这次还朝以后，议论朝政的积极性更高，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你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谏官了，不必对朝政多嘴多舌。范仲淹认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尽心竭力。吕夷简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知开封府事。京城开封府是最难治理的地方，这样可使他事物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同时看他一有失误，立即免职深官。但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存，只用了几个月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执政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范仲淹对此非常痛恨。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绘制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图中指明京官晋升情况，指出哪些朝官是按规定正当晋升的，哪些是不符合规定，以私人关系提升的，认为此情不可不察。范仲淹还提出，对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不宜全部委托宰相，并说，恐怕今日朝中有坏陛下家法的人，不可不早辨。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他的罪名，虽然据理力辩，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谗言，把范仲淹贬知饶州（江西）。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鸣不平。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又祝贺道“此行尤其光荣，”范仲淹笑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徒知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范仲淹在十几年的政治生涯中，虽几起几落，受到很多挫折，但报国之志，从未衰退。他是逆流搏斗中的勇士，在狂澜的冲击下，磨练得更加坚强。在这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过的，他关切民间的疾苦，排水患，修水利，开仓救灾，作了许多实事，政绩卓越？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亡。范仲淹对民间疾苦极为关切，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筑海堤。张纶支持范仲淹建议，便奏请范仲淹知江苏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在动工之前有人提出反对，说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的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开始不久，老天爷又出来作对，降下一场大雨雪，海面掀起惊涛骇浪，许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大肆鼓噪，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危机。这时朝廷诏令准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商议，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支持范仲淹意见，因而这项工程没有停罢。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始终关注这项工程，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他的信心。张纶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一百八十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外地的二千六百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人民非常感念张纶和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并把海堤定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东京路，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查，以便及时解救，但朝廷没有答复。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质问道：“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该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一部份赋税。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农田里的庄稼眼看收获无望，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开通五条河，将积水疏导入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之患，保障了农业生产。
  范仲淹对民间疾苦如此关切，这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是少见的，和那些只图个人享乐的官僚相比，是十分可贵的，因此他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
  二、三年苦战，巩固边防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之间出现新的危机。这年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廷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宋朝君臣对元昊的突然称帝，极为愤慨，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元昊，只要大军一到，很快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廊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担忧。但宰相张士逊不理睬吴育等人的意见，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支持张士逊的主张。宝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境张榜招募，允若对能擒斩元昊的人将授之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箭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为适应战争形势，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知泾州，并主管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鄜延路军务。范雍是一个怯懦之辈。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不敢出战，吓得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遭到夏军伏兵阻击，惨遭大败。幸亏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手。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在韩琦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
  当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琦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副手，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是攻是守的战略方面看法不一致。范仲淹对夏的作战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紧张得多，如果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川贡赋，可就不得安宁了。范仲淹认为今日上策是“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败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势，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闲隙，则行天讨。”范仲淹的战略思想，建立在充实边备，增强军事实力上，使夏在军事上无虚可乘，在经济上不断削弱，在政治上逐渐瓦解，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征讨。因此范仲淹反对西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可能。况且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再加上一天打几仗，前进不得也休息不得，就是喝水也有困难。
  韩琦和范仲淹对攻守的主张截然相反，韩琦主张向西夏进攻。他认为元昊虽然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而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攻击敌人，简直太软弱了。如果一味坚持防守，有可能丧失士气。韩琦还担心长期防守，会给国家财政造成重大负担。因此他认为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守为主，但他的还是主张听命于朝廷。
  这时朝廷已换了宰相，原宰相张士逊因应付不了繁重的军政事务被罢免，由吕夷简接任。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大臣也附和他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需时年长日久，屯兵运粮，耗费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风雪交加的时候，大量军马粮草在这时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击败，如果宋军的主要部队稍有闪失，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会关系到朝廷的安危。主帅夏竦遵照朝廷的命令派尹洙到延州说服范仲淹。范仲淹仍坚持不出兵。尹洙感叹地说：“你这一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过‘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道：“大军一动，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可见范仲淹对用兵是非常慎重的。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元昊将进攻渭州，便赶到镇戎军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击，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计划，命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受到夏军佯败的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伏兵突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六千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这一惨败虽然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贸然向夏进攻所致。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父兄妻子，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啕大哭。韩琦也哭泣着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慨叹万千。
  好水川之败，证明进攻的战略是错误的，也证明范仲淹以防为守的战略是正确的，韩琦也从血的事实中汲取了教训。仁宗和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范仲淹的防守之策是可取的，从而统一了认识。这是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
  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秦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陈执中不和，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两人同时罢官去职。仁宗又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十月，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琦、王沿、庞籍分掌秦凤路、泾原路、鄜延路军事，并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便得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
  范仲淹对夏战略并不是单纯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准备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攻其近地，不可贸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塞，再图另一处，稳打稳扎。
  范仲淹对其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首先是修筑城塞，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范仲淹的部将种世衡，为阻挡夏军进犯延州,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废垒上兴修城堡，这样左可以得到河东粮食，右可以加强延州防守，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可称是占领了战略要地。城内无水，他重奖民工，凿地一百五十尺挖出泉水，以满足全城的食用，这座城堡以后也就以青涧得名。种世衡又开营田一千顷，招幕商贾，贷给本钱，通贸易，畅货源，使城内不但有粮食供应，而且货物充足，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同时，新立的城堡也成了联系少数民族的据点和训练前沿战士的基地。范仲淹认为，种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于加强防守。他从庆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为修建塞事，六次上疏。他在一次上疏中说：“若光修复城塞，都是远图，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塞进筑承平塞，俟承平塞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从帝制元昊东界军马，使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在范仲淹积极努力下又修筑了大顺城。大顺城的原址是马铺寨，在庆州的北面，地处西夏腹地。范仲淹以最秘密的方式迅速行动，仅用十天的功夫就筑成了一座城堡城，取名大顺。夏军发觉后动用三万骑兵来进攻，未能破城，又佯装败北。范仲淹十分警惕，没有追击。大顺城的建立，正好与白豹、金汤二城塞形鼎立之势，从而打通了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道路，使两州在防务上可以互相支持，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范仲淹修筑的许多城塞，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特别是延州和庆州都比较安全。
  其次范仲淹在争取团结羌族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削弱和孤立了西夏。在宋、夏边界横山一带，散居着不少羌族部落。羌族人马精劲，善于战斗，西夏经常胁迫和引诱羌人一起与宋军作战。宋对羌族也采取抚绥政策，凡归属宋朝的羌族都称之为属户或熟户，其余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户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战斗力量，因此经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协助宋军作战。范仲淹对争取羌族极为重视。他的部下种世衡，曾亲自深入羌族部落慰问、周济，亲如家人。羌人知道西夏的情报也愿意告诉种世衡。种世衡也当即给予奖励，因此种世衡深得羌族信赖，羌人也愿为之效命。种世衡曾多次命羌人击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战绩。环庆路的羌属众多，范仲淹到环庆时，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酋长受元昊利诱，为夏军攻宋作向导。范仲淹侵入边界一带巡视，以朝廷名义犒赏、慰问羌族，阅视了诸羌人马，和他们订立条约，使他们在抗击元昊中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招羌人的工作，范仲淹特意奏请朝廷，把种世衡调到环州。种世衡调到环州后，冒着严寒冰雪，深入到汉人从未到的丛山险地，对羌族进行访问招抚，羌人非常感动。种世衡让他们备置烽火，西夏进犯时，以烽火相告，驱马相救，因此多次击破西夏的掠奇。羌族人对种世衡十分敬服，当种世衡兵援泾原时，有几千名羌兵随从。范仲淹对羌族部落酋长以诚相见，信而不疑。羌族酋长来见时，范仲淹常常将他引入内室，屏退守卫，倾心而谈，对因战乱而丧失土地的羌族人民，则拔给土地，贷给粮食，援助农具，使他们恢复生产，因而羌族熟户从上到下都很钦服。范仲淹在羌族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尊敬地称范仲淹“龙图老子”（范仲淹当时的职衔是龙图直学士）。范仲淹招抚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当时环庆路约有羌兵二万人，他们配合宋军对夏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范仲淹把选拔将校，训练士兵作为一个中心内容。他十分重视军队将校的作用，认为军气强弱是由将校决定的。而以前宋军将领不但数量不足，素质也差。范仲淹上奏仁宗，建议对将校应尽早拣选，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带上阵或没有指挥能力的要全部调离，选拨一批立有战功，武艺高强，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校，经过试用后，再正式任命。同时，范仲淹也注意培养将校，让他们学习古今兵法。他对勇敢善战的狄青，不但给予优厚的待遇，而且送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大将不知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刻苦读书，以后对秦汉以来将帅兵术了如指掌，成为北宋一名屡立战功的名将。对于士兵，范仲淹主张认真挑选，严格训练。北宋原来招募的士兵，由于挑选不严，素质很差。范仲淹提出要淘汰弱小，选留强壮勇敢者。北宋士兵缺乏训练，因而武艺精强者不多，遇到战事常吃败战。因此，范仲淹主张对军队加强训练，他在西北战场上，将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取得良好效果。为提高战线士兵素质，范仲淹提议，向陕西本土增招士兵，代替一部分东兵。陕西本土的士兵生长在边塞，熟悉地形，善于骑射，作战勇敢，而且能吃苦耐劳，有很强的战斗力。东兵是从东部调到陕西前线的禁军，这些士兵思念故乡，不耐劳苦，廪给虽优厚，但斗志不高。因此在战争中兵员不足时，应增置较多的陕西本土士兵。
  范仲淹在战术上也尽量革除旧弊。北宋旧的作战方式极为呆板，部署官带领一万人，铃辖带领五千人，都监带领三千人，出战时，官小者当前。范仲淹认为不考虑敌人数量而出战，以官职高低为出征的先后，这是战败之道。范仲淹革除了这种迂腐的作战方式，而是根据敌兵多少，决定出击人数。这种战术机动灵活，非常有利于打击敌人，因此元昊不敢轻犯延州。其他路也效法这种作战方法。于是西夏将士害怕起来，相互警告：“不敢再攻延州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提出，对付西夏大股军队则要坚壁清野，固守以待援兵，对于小股进犯的夏军，可以在险要的地方设埋伏打击他们。根据夏军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还向朝廷建议，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夏军难以应付。他请求朝廷要给将师以“便宜从事”的权力，使其能够根据前线复杂多变的形势，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大量军队长期固守在西北边远之地，需要从内地远程运送很多粮草和物品，不但旅途艰难，而且耗费大量的财力和民力，这也成为防守战略能否巩固的大问题。范仲淹吸取汉、唐兴屯田的历史经验，又看到种世衡在青涧城兴田的好处，因而奏请仁宗在边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诏命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
  由于范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又和韩琦团结一致，因而边防日益巩固，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与韩琦的名声大振，史称：“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
  宋夏战争，夏军虽有过小胜，但得利不多，宋加强了边防，又进行了经济封锁，使西夏经济日益困难，人心不满，内部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再加上辽在辽夏边境处暗修城堡，集结军队，有进取西夏的意图。元昊在不得已情况下，只得向宋求和。而宋也由于财政负担太大，困难重重，愿意结束战争。双方经过议和，于庆历四年(1044)达成协议，西夏取得帝号，仍由宋封为夏国王，宋每年给西夏银两七万，绢十五万匹，茶二万斤，恢复贸易往来。
  范仲淹在国难当头时勇于身负重任，为保障国家安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庆历改革，推行新政由于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功绩，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将他们两人提升为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诏，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升为副宰相。
  范仲淹奉调回朝后，面临着比抗御西夏更为艰巨的任务。
  当时北宋的内政，弊端丛生，特别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极为严重，使宋朝廷处于非常困难境地。宋开国时，设官职有固定的数目。以后征召官吏之广，恩荫官职之滥饲，饲禄官员之多，可谓日增月异。仁宗天圣二年（1024）录取诸科进士达一千零六十七人，而且录取以后，就直接任官，两三年功夫，经科举新录用的官员竟增加一倍以上。再加上恩荫得官的那就更多了。所谓恩荫，即遇南郊大礼（祭天）和诞圣节（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宗室、外戚、大官僚均可请皇帝任命自己子孙为官。宰相、执政等高级官僚除有子孙外，还荫及亲属、门客、医生各一人为官。此外还有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宰相王旦死后荫亲属及其亲信二十多人。恩荫之滥之多，可谓极矣！到仁宗时官员已达二万多人，宋之“磨勘制”，使官员只循资格，按年限升级，不求进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官员素质极差，办事能力很低。而官僚的待遇却特别优厚，除正俸之外，还供给一定数量的春冬衣料，还有职钱等名目繁多的补助，国家开支不断增加，仁宗庆历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人。另外，军费也大量增加。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任意挥霍，政府财政日益困难。而这种负担又转到劳动人民身上，因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和兵变不断发生，内忧外患连年爆发，国家面临重重危机。
  范仲淹针对严竣的社会现状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力陈改革时弊。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给刘太后和仁宗写了《奏上时务书》请正文弊、复武举，赏忠谏之臣。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又写了《上执政书》，提出：“择官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的改革政见。明道二年（1033）又上书八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裁并机构，减少冗官。范仲淹建议裁减造务后苑造坊、文思院、粮科院等机构，对百司流外的机构，亦可合并，减少人员。
  （二）养兵贵精，减少冗兵。他说：“所养之兵，不可不精也。”那些年老体弱的兵卒应允许他们归农。因为养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万人则百万昏矣。”（三）节省国家费用开支。提出减少滥赏，减少纲运，收养战马与民间，停建观寺。总之，这八项建议，中心目的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从三次上书可以看到，范仲淹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已酝酿较长时间，为以后“庆历改革”打下了基础。在危机面前，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摆脱困境，免掉了保守无能的宰相吕夷简和执政王举等人，重用范仲淹，并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安排在重要岗位上，主张革新的人在朝延中占了优势。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今日“调纪法度，日削月侵，宫壅于下，民闲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项革新主张：（一）明黜陟。改革官员升降制度。由于官员升降不依政绩好坏，只论资历长短，致使“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甚至“素餐尸禄，安然莫有为也”。这种“磨勘”制度，不但防碍了人才的选拔，而且冗官现象更趋严重。范仲淹请求降诏，政绩卓著者破格提拔，不能胜任本职者另行安置，任内有罪者至该磨勘日，视情节轻重，别取进止。
  （二）抑侥幸。严格限制官僚子弟恩荫特权。恩荫制度使贵族、大官僚每年都要奏荐子弟做官，因而官员滥进的现象十分严重。范仲淹提出，限制恩荫特权，今后两府及两省的官员，遇郊祭大礼许奏一子充京官，每年诞圣节“不得陈乞”。对两府两省以下官员也要限制恩荫特权。
  （三）精贡举。改进科举，选有治世之才。当今科举，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结果入取之士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范仲淹提出，科举应先策论而后诗赋，先经学而后墨义，使人不专注词藻，而明治国之道，吸取有真才实学者之仕。
  （四）择官长。推选地方长官，现任刺史、县令“不问贤愚，不较能否”一概充任，因而素质低劣，多为蠢民害物之辈。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按察各地，更应选用贤才。因此范仲淹请求降诏，委中书，柜密院选拨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郡知州，再由两制（知制诰分内制外制）、三司、御使台、开封府的官员和各路长官推荐州一级以上的知州、通判，由各州知州，通判再推荐知县、县令。中书宰执根据举主多者详细审查选派地方长官。
  （五）均公田。解决职田分配不均问题。职田是官史在职外补贴的官田，范仲淹反对废除职田，主张“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官吏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督责其廉洁为政。
  （六）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由于国家不务农桑，因而“粟棉常贵”，“府库日虚”。范仲淹请求降诏诸路，令所属各州军官民局陈报有关“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和应整治的堤堰、坡塘、河渠等水利工程，凡属可行的，由州县官员计足工料兴建，这样坚持下去，数年之后，即可农利大兴。
  （七）修武备。加强京师防卫力量。由于京师卫兵多远戍西北，因而京城空虚。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招募强壮男丁五万人充当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所募壮丁，每年三季务农，一季操练，既可节省军费，又可增加防卫。
  （八）减徭役。减少徭役负担。如今户口减少的地方，建置仍然过多，因而徭役繁重。应裁并一些州县，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使徭役相对减少。
  （九）覃恩信。朝迁恩泽于民的，应信守实施。天下大赦，百姓欢呼，但官史并不实行赦令。范仲淹请求降诏令，今后朝廷宣布的赦令，必须认真施行，如违抗者，轻则徒二年，重则刺配。
  （十）重命令。严肃朝廷政令。由于政府下达的政令“烦而无信”，因而“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要求制定政令应慎重，不得经常更改，一旦颁行，必须严格遵守。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是他挽救当时朝廷政治危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其中心是整顿吏治。在他看来“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官史贤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茸。”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得到仁宗的赞同，并于庆历三年（1043）十月开始，先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全国，史称的“庆历新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一）庆历三年十月，范仲淹和富弼请诏中书和枢密院选拨各路运转使。经过严格挑选，任命张昌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到各地考察地方官吏，选择有才能者任知州，不胜任者奏请罢免，并有知州选拨知县、县令。被罢免中有人对他说：“你知道，我们一家人都在哭！”范仲淹对这些人毫不怜悯，回答说：“一家哭怎么能和一路哭要比！”范仲淹考虑的是一路人民的苦难。
  （二）也是在庆历三年十月，仁宗降下诏书，更定“磨勘法”，“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丽，鞫刑狱雪冤枉，曲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即对政绩卓著者可提前晋升，非有善政者，不得按时升级，脏罪者，文臣增为七年磨勘，武臣增为十年磨勘，还规定，朝官迁升员外郎、郎中、少卿监，必须三年没有私罪，要有五名有声望的官员作保，才能磨勘。待制以上官员，六年无过才可迁升，有过则延期晋升，至谏议大夫为止。这些改革目的是激励府官员勤于政务，廉洁奉公，作出政绩。
  （三）庆历三年十一月，仁宗降诏更定荫子法。“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官职。”并废除诞圣节请恩荫的制度。凡郊祀奏请恩荫者，除长子不限年岁外，其他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岁、弟侄年过二十岁才可得恩荫。得到恩荫的“选人”，限半年内赴尚书省考试，合格后，再由京朝官三人保举，才可以赴远地为官，凡不赴试又无保举者，永不预选。这些改革，对恩荫特权作了严格限制，使官位不至被已经掌权得势的人垄断，泛滥成灾。
  （四）庆历三年十一月，仁宗又降诏限职田，对州县官吏职田均作出数量上的规定，如“大藩长史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募职官四顷”等等，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
  （五）庆历四年（1044）三月，仁宗降诏，改革贡举法。诏令州或县皆立学，应举者必须在校学够三百天，才准参加秋试。过去已参加考试的，也须学习一百天。考试内容也有变化，进士科废除考贴经、墨义，改为先策、次论、次诗赋”；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考试断案，取“合律令，知法意”者。总之考试注重经国治世之才，选取有真才实学的人入仕。
  新政的实施，使腐败的吏治出现生机，使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庆历新政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
  但是任何改革都是一场斗争。庆历新政，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作了严格限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那些权贵官僚串通一气，散布谣言，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更为恶毒的是，竟伪造事实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虽然不轻信，可是范仲淹、富弼都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难以推行，这时恰巧西北有警，范仲淹请求巡视边防。庆历四年六月，仁宗派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富弼离开朝廷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仁宗也退缩了，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和邠州兼陕西路延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又罢陕西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富弼也贬为知郛州，韩琦、欧阳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实行一年多的新政便到此结束了。
  庆历新政虽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改革，对年深日久的腐败政治和特殊阶层的权利，是一种有力的冲击，虽然时间很短，效果有限，但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意向，为北宋改革开了头，对以后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
  四、高风亮节，斐然文采范仲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政治家，他以天下为已任，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北宋面临危困时，他忧国忧民。虽然他个人多次受到挫折，在新政失败后打击更大，但他都以广阔的胸怀，高尚的思想境界着眼于天下。他写的名篇《岳阳楼记》，不仅以极其雄浑的笔墨，描写了洞庭湖的万千气象，而且借景抒情，表达了他对个人境遇的超脱忘我，“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把个人荣辱完全置之度外。他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一个政治家远大抱负，也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他的这句千古名言，激人奋进，冶人情操，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范仲淹的高尚情操，还表现在他居官清廉，不贪富贵。在他一首诗中写道：“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也就是说在生活上要求极为简单，像鸟一样有个巢就行了。范仲淹甚至到了晚年都没有建造过一所像样的宅第。他六十一岁知杭州时，其子弟要为他在洛阳建一所住宅，作为养老之所。范仲淹极力反对，把富贵视为身外之物。他见周围人有困难，即解囊相助。他在家乡苏州远办了一个“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本族人。他身居相位，饮食非常简朴。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求温饱，不务奢华，对子女管教极严。在西北前线，他和士卒一起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在《渔家傲》一首词中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词写的很有特色，把深邃的人生哲理和边塞的生活，很自然地落进艺术创作之中，使他的创作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和开阔的视野，这在北宋文人中是罕见的。
  范仲淹待人亲热教厚,乐于替人办好事。当时许多贤士如孙物、胡瑗、石介、李靓都是由范仲淹推荐而成名立业的。他的声望极高，史书中称，就连街巷里的普通百姓，也能说出他的名字。宋人钱公辅说，范仲淹是一位“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的杰出人物。
  皇佑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徒知颖州(今安徽阜阳)，于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终年六十四岁。范仲淹受到人民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去世，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哀痛，甚至羌族也聚众举哀痛哭，斋戒三天。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选额，称为“褒贤之碑”，后溢“文正”，遗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是范仲淹的次子。以荫补作了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他不愿离开父母外出做官，与胡暧、孙夏、石介、李靓等一批当时著名贤士交游。范仲淹去世以后，范纯仁才开始踏上仕途。先知襄城县，重视副业生产。在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时，为当地百姓作了不少好事。治平年代升至侍御史，后来又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神宗时被召回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上敢于直言。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语言激切，惹恼王安石，被派往地方任职。在成都路转运使任上，他告诫各州县不要急于实施新法，又遭到降职的打击。哲宗即位后，范纯仁得到重用，召为给事中。司马光执政后，要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改掉，范纯仁则主张只需要去掉其中过分的地方，不必全部恢复旧法。元祐初(1086),范纯仁被提为同知枢密事。元祐三年(1088)四月拜相。他多次提出要吸取以前朋党之祸的教训，不可因潜黜官，误伤贤善。后因自已也被言官攻击为朋党，元祐四年(1089)六月范纯仁主动要求罢相，出知颖昌、太原、河南等地。后又被召回任右仆射。元祐八年(1093)七月，范纯仁再次仕相。哲宗亲政后，任命章佑做了宰相，范纯仁坚决请求辞职到外地任职，以后仍屡遭章的打击。徽宗继位后，范纯仁的处境才得到改善，官至右正议大夫、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官吏。建中靖国元年(1101)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范宗尹(1100—1136),字觉民，襄州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人。宣和三年(1121)进士，以后作到侍御使，右谏议大夫。靖康之变时范宗尹主张割弃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以避免战争，被弹劾罢官。建炎元年(1127),他主张和议，反对李纲当宰相，后范宗尹由中书舍人升为御史中承，拜参知政事。他建议在河南、江北几十个州的地方恢复藩镇的作法，得到高宗的重视。建炎四年(1130)五月，吕颐浩罢相以后，范宗尹被提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年仅三十岁。范宗尹原来与秦桧关系很好，秦桧自金国返回后，范宗尹曾力荐其忠。绍兴元年（1131）七月，范宗尹为秦桧所排斥，被罢去宰相职务，出知温州。后来范宗尹退居天台，三十七岁时就病故了。
  范钟（？-1249）,字仲和，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嘉定二年（1209）进士，历任吏部郎中、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权兵部尚书兼侍讲等职。嘉熙三年（1239）任签书枢密院事，第二年提为参知政事。淳佑五年（1245）任左丞兼枢密院使，封东阳郡公。范钟在任时虽然没有显赫的业绩，但清德雅量，颇有好评。后几次请求罢归田里。淳佑六年（1246）二月免去宰相职务，调任闲职提举洞霄宫。
  范复粹（？——1647）,陕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先任开封府推官。崇祯元年（1628）升为监察御史。后升为大理寺右丞，不久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同时入内阁的有五人，而范复粹由大理寺少卿直接入阁，在明王朝实属罕见。后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十三年薛国观获罪后，范复粹任首辅。给事中，黄去师上疏说：当宰相者须有才、识、度三者。范复粹知道黄是对自己而言，因此上疏自陈三者无一，请求辞去首辅之职。后虽被挽留，但不安于位，不久终辞职还乡。明朝灭亡后病卒于家。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名臣范仲淹的第十八世孙。他的祖先在明初时因罪自江西被发放到沈阳，逐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他的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
  一、投身太祖，出谋划策范文程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文采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深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此人是明名臣之后，你们都要好好地对待他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清太祖即位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随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攻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五城均被范文程攻下。以后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下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进攻，范文程率军力战，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为游击。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最后清太宗才宽恕了那五百降率。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侵入关内，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园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这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说，观察我军的情况，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若这样做，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并说服当地军民议和归附。如果成功，可以借马匹，付马价。若他们拒绝，我们就攻取，并告之曰，凡我军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并下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给朝廷。这样做必定会引起朝内朝外一片争议。待到时机成熟我军再乘势而入。我军进入明朝境内，重在深入，多得一些人财物资，否则，一定要速归，如象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要求降清，正好证明明军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率军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逐率所部降归。从此之后击破旅顺、攻破皮岛，讨伐朝鲜，抚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太学士，并封其为二等甲喇章京。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必经几个时辰才出来，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内宫。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说他们干吗不去找范章京商量。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就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病告假，才不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决。清王朝对各国的书信，都是由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有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侍养。有一次范文程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范文程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了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食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父亲享用，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二、力主入关，创制安民清世祖即位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入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久经战乱，倍受摧残，都盼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内，曾经搅得他们鸡犬不宁，以后又曾多次深入抢掠而返，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其他企图，只是想多抢金银女子而已，因此对我们不会放在心上。这次我们出兵应严守纪律，对当地居民要秋毫不犯，宣扬我们进取中原之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可传檄而定。’”范文程上书不久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涂炭中原，杀君灭后，此为必灭之贼。他现虽拥众百万，但其必败，分析原因有三：一是他迫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造成士怨；三是掠人财，淫人妇，火人居，造成民恨。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返观我军民上下同心，兵甲精练，替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到今没有滥杀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帝也就罢了，如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以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闯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复其位，民复其世，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史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祯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征求人才。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末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尤有可能民不堪其重，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廷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而知识分子为民心代表，得知识分子心，则得民心，因此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的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讯息不便，为此又增加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中，清廷即录取了进士一千多人，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清王朝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班首，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应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而后很快又将其复职。到顺治九年又将其提升为一等精奇哈尼香世职，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以后，直隶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足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范文程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实行民屯，没置机构，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视官品高下，亦不避亲属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世祖立即批准实行。
  三、善保晚年，恩遇益隆顺治勤于政事，曾多次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均受到嘉奖。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图安乐，人之常情，卿工读不休，以国事为重，诚国之重臣也。”范文程借此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督促始能承天意，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顺治九年，范文程被命为议政大臣，在这之前汉人从未得到过如此宠遇。于是他立即向福临上奏请为“劾冯检罢官诸臣疏”，并奏曰：“诸臣疏劾大臣，无非为君为国，皇上当恩所爱惜之。”福临接受了他的奏议，谕吏部：“原任科道官许作梅、李森先、桑云、向玉轩、庄宪祖诸入内，系参冯铨降革者，俱起用。”顺治十年五月，福临同范文程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说：“大凡行善合天者，诸复进言；交相警惕始先于天而济国事。若人主刚愎自用，谁复进言？势必谄谀者，献媚而日亲，忠鳗者，矢忠而日疏矣。如此难享太平矣！”这番话，实际上是针对过去多尔衮重用冯铨，独专朝政而发的，他所谓“行善合天”无非是指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民心，合潮流而已。这期间他指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多被采纳施行。
  范文程对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颇为关注。如当时著名谏臣魏象枢在朝中“与诸大臣抗辩是非无少诎”，因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漠视，独范文程“心识之，曰：‘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其后遇有诬公者，辄于众中剖折之，卒得白所以后来的大学士李蔚称道范文程“培养人才、保护善类尤为注意”。
  范文程一生所进章奏多“动关大计”，但在纂修太宗实录时，却“悉焚其草，即实录史册，其奏章亦仅载什一”。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辞谢，同时自陈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即同意他告老。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顺治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并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于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数不胜数，如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曾多次命人为其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墓，他今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6）八月去世，享年七十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遗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溢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摘自《中国宰相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