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从高山到海洋
  雷霁霖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60年前上高中那年自己偶然从青岛暑期国际少年夏令营的彩色纪录片中看见大海。从那一刻起，他便深深地爱上了大海，爱上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高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由于仰慕著名海洋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雷霁霖选择了学习动物胚胎学专业。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沸腾了！一个山里的畲族娃就要实现由高山走向大海的梦想了！
  1954年那个秋高气爽的9月天，雷霁霖和几位同窗带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那座古朴而又灵秀的小山城福建省宁化县，踏上了北上求学的征程。他们徒步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江西省的广昌县，从那里搭乘长途汽车去南昌，再换乘北上的火车，辗转7天才到达海滨城市青岛。当他第一眼望见湛蓝的大海和美丽的校园时，由衷地感到梦想成真，自己找到了事业的希冀和人生的归宿……
  然而入学第一年，雷霁霖就遇到了经济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父母无力负担他的学费，雷霁霖面临辍学；从温暖的南方来到严寒的北国上学，雷霁霖一时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的差异。系党总支书记及时了解到雷霁霖的实际困难，送来了崭新温暖的过冬衣被，还每月全额补助了伙食金和生活补贴费。此后3年，雷霁霖都享受到甲等助学金的资助，解除了学习与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平日里为了节约开支，无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严冬还是酷暑，雷霁霖总是习惯在校园中度过，围绕着从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轨迹。单调的校园生活似乎有点寂寞，但雷霁霖却觉得很充实、很满足。
  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生物系教授童第周教授一生主要从事鱼类细胞核移植和转基因研究，是世界顶级的克隆先驱。他爱国敬业、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的品格给了雷霁霖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雷霁霖就对鱼类胚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当上实验课时，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平常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现象，尤其喜欢在解剖镜下连续观察鱼类胚胎发育过程，喜欢那些与时空同步瞬息万变的镜下图像。看着看着，他不由得想：如果各种鱼类的胚胎和胚后发育都能在全人工条件下不断获得复制和扩大，那么人类为之苦苦求索的鱼类增养殖产业化，不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了吗？
  1957年春夏之交，正值雷霁霖大三实习阶段，校方应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之邀，选派雷霁霖等三名学生参加中苏合作的“渤海莱州湾鱼卵、仔鱼的调查研究”。雷霁霖他们不畏沿海生活条件艰苦，团结奋战，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高质量地完成了10多种经济鱼类的人工授精和仔稚鱼培育实验。首次出征，便获得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开创性成果，并受到中苏双方专家的好评，为学校赢得了荣誉，这让雷霁霖兴奋不已。
  1958年，雷霁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黄海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水鱼类养殖研究。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发展历史较短，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处于港湾（南方称“鱼塭”）混养植物食性鱼类的原始状态，科研工作几乎一片空白，面临诸多挑战。鱼类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宝贵资源，它富含高蛋白、低脂肪，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护心、健脑、防癌功能，也是千百年来人类喜爱的美食之一。国家需要发展海水鱼类养殖为民造福，刚刚迈出校门的雷霁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海水养殖“拓荒者”中的一员。他肩负着时代使命，决心要为海水鱼类养殖研究奉献终生。他远离城市和温暖的家，在老所长、国际著名水产专家朱树屏教授的指导下，开展海水种养殖研究。他带着尺子、天平和放大镜（当时号称“三大件”）等简易工具，奔赴沿海渔村，拜渔民为师，努力向大自然学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又回到生产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成就卓著的海水鱼类养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这样说：“在我心中永远流淌着的是一条很长很长的爱河，那里有许多讲不完的鱼类故事、做不完的鱼类事业和写不完的鱼类文章……从思路到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鱼，我的苦与乐也与鱼密切相关”。
  从大菱鲆到多宝鱼
  从1958年工作到1976年，雷霁霖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成功了很多种海洋鱼类的养殖技术，但都是温水鱼类。北方沿海冬春季水温低，一些肉食性、温水性和暖水性养殖品种，都要在人工条件下越过一个甚至两个冬季才能达到上市规格，生长慢、周期长、投入大、能耗高。面对当时北方沿海养鱼“越冬难”和实现规模化生产更难的现状，作为一名水产科技工作者，雷霁霖心中万分焦急，他苦苦寻找既耐低温又能快速生长的适合北方海域养殖的鱼类品种。在对比分析了中外养殖鱼类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后，雷霁霖明确提出了北方沿海“要走冷温性良种养殖之路”的论点。
  1976年，雷霁霖在国外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关于大菱鲆肉质鲜美、性格温驯、可在低温环境中生存的介绍，这些特性正契合了雷霁霖心中对理想鱼类品种的描述。1980年，雷霁霖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资助赴英国考察海水养殖的良机。在英国同行豪威尔博士的热情支持下，他实地考察了英国大菱鲆及其工厂化养殖。三个月的时间，雷霁霖了解了英国的海水养殖。临走时，雷霁霖试探性地问豪威尔：“我能带两条鱼苗回去吗？”豪威尔沉思半晌，答复道：“以后再说。”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已经是11年后。期间，雷霁霖一直与豪威尔书信往来。他想引进大菱鲆进行科研的执著终于打动了豪威尔。1991年，经历了长达11年的漫长等待和不懈努力，豪威尔教授答应了雷霁霖要鱼苗的请求。1992年，是中国海水鱼类养殖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大菱鲆飞越欧亚长空来到中国安家落户，开启了海水鱼类良种引进的先例。当雷霁霖收到200尾大菱鲆鱼苗的时候，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从海外引进的水产养殖品种数以百计，大菱鲆会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最终会给中国的海水养殖业带来巨大变化。
  有了鱼苗，如何让这些鱼苗安家落户繁衍生息，需要雷霁霖和他的研究团队去破解。越高级的生物，人工养殖的难度就越大。在海水养殖体系中，鱼类无疑是最难的。大菱鲆的养育技术是英国的国家专利，引进这一技术，一年需要交上百万英镑的专利费。从1992年拿到鱼苗到1999年培育成功，大菱鲆的本土化之路一走就是7年。雷霁霖和他的科研团队终于取得了亲鱼强化培育、光温调控性成熟、分批产卵和年周期内多茬育苗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而这期间的磨难数不胜数。
  1994年，雷霁霖终于将豪威尔博士赠送的200尾鱼苗繁殖成了12万尾。平日里是通过烧锅炉为养鱼池增加水温，以保持大菱鲆10摄氏度至20摄氏度的舒适温度环境。由于锅炉工的一次失误，水温被加热到了30多摄氏度，12万尾浸透他心血的鱼苗眼睁睁被“煮”死了。两年的辛苦付出荡然无存，雷霁霖为之震惊，晕倒在鱼池边，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样的“被抢救”经历后来还发生了两次。
  在雷霁霖看来，能够从英国得到大菱鲆鱼苗是机遇，而成功的培育除了要有坚持还要有创新。雷霁霖根据北方沿岸带的地理特征和产业现状首创了大菱鲆“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养殖新模式，解决了如何保持水温恒定，从而使鱼苗快速生长的问题。温室大棚是借鉴成熟的蔬菜种植模式，而深井海水则完全是雷霁霖和他的科研团队的发明。1998年初到1999年初，雷霁霖带领课题组首次在山东蓬莱市鱼类养殖实验场突破了大菱鲆连续多批次、大规模工厂化育苗关键技术，半年累计生产大菱鲆苗100多万尾。专家鉴定认为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发展规模化养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时，许多热心朋友建议雷霁霖要及时申报专利。考虑到北方鱼类养殖较其他养殖产业发展已经落后多年，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快将其转化为生产力，雷霁霖毅然放弃了申请专利，将研究成果立即公开，并且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自1999下半年，大菱鲆产业迅速在北方沿海生根，并向江南沿海延伸，成为我国北方沿海鲆鲽类养殖的主体模式和支柱产业。
  一位广东鱼商曾向雷霁霖询问大菱鲆的英文名，他回答说音译过来就是多宝特，又说“把‘特’去掉，就可以叫多宝鱼了”，于是象征着“多宝多福、鲆鲆安安”的多宝鱼“诞生”了。多宝鱼—大菱鲆的本土化实践证明，这一研究思路正确，技术先进，养殖模式符合国情，产业化发展程度高，且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突出。因此，国内外专家将我国的大菱鲆工厂化养殖，称为“良种养殖的典范”和“新产业开发的样板”。
  从工厂化到产业化
  雷霁霖自1958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黄海水产研究所从事鱼类增养殖研究，至今已有54年。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霁霖一直以工业化养殖理念为指导，引领海水鱼类养殖发展新潮流，并最终成为工厂化育苗与养殖产业化的开拓者。
  为了从零起步去开辟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雷霁霖年复一年地坚持转战南北，深入沿海一线去做调研工作；为了突破更多品种的育苗生产工艺，雷霁霖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试验，优化工艺，直至最后达到有效生产流程的形成；为了扩大天然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合理配置，雷霁霖根据自身积累的实践经验和调研数据，提出了“南北接力”、“海陆接力”、“工厂与池塘接力”、“工厂与网箱接力”等新的养殖理念和策略，去调整、改变现有的养殖结构和布局；他率先从欧洲引进良种大菱鲆，成功开辟了一项新兴产业；为了解决北方工业化养殖构建的难题，雷霁霖总结了国内外的技术与经验，创建了符合国情的“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并使之在全国沿海迅速推广。为了推进我国现代渔业建设的高速发展，使沿海早日成功架构起海水养殖大产业和工业化养殖，雷霁霖不断撰文宣传并四处奔走呼吁……
  2006年11月，上海曝出大菱鲆被检测出有害物质残留，一时之间，大菱鲆面临灭顶之灾。“看大菱鲆能挣钱，所有人都一哄而上，自然鱼龙混杂。很多人不管什么良种、水源、安全管理，唯一的指标就是经济利益。”雷霁霖有些无奈。虽然当时出问题的只有三家企业，但对大菱鲆养殖产业的影响却是全面的。
  雷霁霖将此次事件既看成是一场灾难，也当成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转机。雷霁霖认为，工业化养殖集工程化、工厂化、设施化、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信息化之大成于一体，能够突破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目前面临的瓶颈限制，符合世界范围内的水产业发展大潮流，能够实现产业链中各个生产要素的优势整合，提高水产养殖产业的社会产出。再者，工业化养殖系统生产流程环环相扣，不可能使用抗生素，也不会出现药物残留。“药检风波”后，在考察了国外多个循环水养殖系统的基础上，雷霁霖领导的研究团队结合本国实际，有条不紊地展开大菱鲆种苗优化选育、饲料研发推广、疫苗研究试验、病害综合防控、工厂化养殖转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养殖系统。大菱鲆的养殖质量提升了，产量也在不断上升。大菱鲆终于托起了一个大产业，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使北方的养鱼产业由传统方式提升到工业化水平，使沿海渔民提前致富奔小康。
  雷霁霖常年奔波于沿海各地，奋战在科研、生产一线。他主持完成了30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统研究了20多种海水鱼类增养殖理论与技术，其中8种已实现产业化。20世纪60至80年代，首先突破梭鱼等10多种鱼类的育苗工艺，相继构建起工厂化育苗的技术体系；90年代初，他担任首席专家，主持“中日合作”和“八五攻关”项目，创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真鲷工厂化育苗新体系和新工艺，率先在国内开辟海水鱼类人工苗种大规模放流增殖技术。1992年，他首先从英国引进大菱鲆，并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突破了工厂化育苗关键技术，构建起“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开创了大菱鲆工厂化养殖大产业，为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的兴起和“三农”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雷霁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霁霖勤于著书立说，发表论文150余篇，专著、合著11部。1997年，“渤海渔业增养殖技术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大菱鲆引种和育苗生产技术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获杜邦科技创新奖、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和青岛市突出贡献人才奖；2005年，雷霁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雷霁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在“2012中国生猪业（水产业）风云榜颁奖盛典”上，雷霁霖因其杰出的科研贡献获得“水产业终身成就奖”。
  雷霁霖的言传身教也使年轻人受益匪浅，他已先后培养高级研究人员10余名，博士后5名，博士、硕士20余名。此外，他还为我国水产养殖一线培训了千余名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海水鱼类养殖研究与推进产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古稀之年，雷霁霖仍然活跃在学科前沿，担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海洋大学和厦门大学教授与博导。他坦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受到政策扶持、科技进步、市场拉动和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等诸多因素的激励，获得高速发展，水产养殖总产量增长了10倍，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目前水产生产产量巨大而普遍水平低下，海面养殖重心需要向深水区、外海区转移。工业化的集约性、生态型的发展路线是水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真正能做到高规格工业化养殖的企业还很少。这需要政府的支持、龙头企业的带动。”他坚信，走真正的工业化养殖之路，大海终将成为我们的“蓝色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