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如前文讲述，在特定时期的畲族服饰品曾经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在不断缩减，畲民穿着畲服的场合与传统民俗事项逐渐疏离。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已逐渐退出畲族人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从原来存在的生态体系中被剥离出来，单独作为民族身份标识应用于需要彰显民族性的特殊场合。其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传情达意等社会功能逐渐被抽离，工艺特色被逐渐淘尽，而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在政府活动、旅游表演中结合当代工艺技术、设计美学和商业需求迎来多元化发展，起着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民族经济的作用。
随着本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各地畲族服饰文化普遍都在面临和经历着这一嬗变，而其背后就是席卷全球的现代性文化浪潮。它倾覆的不仅仅是畲族文化，而是现代文明触手可及的每一种文化和亚文化。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构成现代性的深层哲学基础和思想追求的是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单面性的男性精神及经济主义思想等[68]。
3.3.1 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现代性的源头
机械主义自然观是近代哲学、科学及文化观念的核心思想，它将外在世界视为与己不同的“物质堆”，其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69154。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由机械观导源的“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70]。
显然，机械主义自然观是与畲族传统“物我为”的自然观相悖的思维范式，在现代思潮的侵染下，它悄然改变着畲族服饰赖以依托的生态文化环境（图3-217）。
田野调查显示，自1993年开始福建省出台了“造福工程”，很多原来居住在山里的畲民向山下迁移，通过政府赞助买地建房，集合在汉族聚居的城镇边建成新村，向阳里村即是如此。
据向阳里村支书兰知斌介绍：向阳里村现在共有约800人，其中75％是畲族。在20世纪80年代，老年人基本上都还穿着畲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五六个会常年穿畲服，约占当时年轻人总数的20％～30％。现在平时几乎没有人穿畲服，只有逢年过节、照相和结婚时会穿着畲服，且结婚也是新娘新郎双方均为畲族时才穿。现在村里总共约有20来套传统畲服，是作为嫁妆置办的，而能梳凤凰髻的人整个村只有五六个。男子服饰无论婚前婚后都与汉族相同。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福建畲族总人口数为365514人，城市人口为246449人，乡村人口119065人，城乡人口比例为1:0.48；浙江省受总人口166276人，城市人口107490人，乡村人口58786人，城乡人口比例为1:0.46。畲族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城镇化比例提高了31.25％。
对民族文化产生更深广冲击的是城镇化之下畲族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如今畲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随着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等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61]。
据调查显示，从以畲族为主的乡村的畲民到畲汉杂居的县城的畲民再到以汉族为主的城市里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居民，人们对畲族服饰文化的关联度、态度、认知和诉求都呈现逐级梯度变化的规律。越趋近城市，人们在畲服和时装中的选择就越倾向时装，对畲服的存在感也越弱，对畲服特色的了解越模糊，对它的改动越宽容，对它的诉求越接近时装。
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目前普遍过于强调装饰效果的改良畲服已经偏离了其在长久延续过程中凝练出的本真形态，从而导致改良畲服并未引起畲民民族意识上的共鸣，反而激起了相形见绌的自卑感和疏离感。
诚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与自然分化后出现的这种机械主义自然观，曾一度标志着“世界的祛魅”，消除了长期笼罩于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迷雾，带来人类科学与认识的飞跃和发展，正如“造福工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为其带来交通教育各方面的便利，其贡献是不能完全抹杀的，并且在目前一些地区仍是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但是，它所判定的“乡村的死亡”后果却是从一开始就预示了灾难性的生态家园的消失。
3.3.2 单面性的男性精神——现代性的强权意识
机械自然论的后果，不仅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性的伦理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且还导致人际关系上男性精神的片面性膨胀，“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71]。有学者还指出，欧洲的父权制由于要建立的是非自然和非女性文明，其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性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71]。
这种单面性的男性精神也以强权的姿态，表现在现代文化所张扬的重契约轻习俗、重理性轻感性、重事实轻价值等理念中。调查中发现，目前畲服的重要需求之一来自畲族公众人物出席外事活动着装。即使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传承传统畲服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但现代畲服设计的真正决定权却往往并不在他们手中，而在于穿着畲服的公众人物本身。这些公众人物与主流汉文化接触较多，受其影响较大，这促使汉族审美意识和标准较深地渗透到畲服当中，促进了畲服的汉化。
客观来讲，若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群能够身体力行，重视和弘扬民族文化，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在弘扬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被施加权力的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受和接受意愿。调查显示，民族学校要求畲族和汉族学生在校或参与民族活动时要穿着畲服（图3-218）。但遗憾的是学生在畲族服饰和现代服饰的选择中，明显倾向现代服饰（图3-219）。可见强权所推动的服饰普及即使达到了表面上的繁荣，却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接纳和喜爱。
对于畲族服饰文化在青少年这一代的传承，笔者在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向阳里村调查中的经历或可启发。村妇女主任雷兰钦女士为我们演示飞鸾盛装。在穿戴过程中，不时有村民过来观望。到穿戴妥当，围观的村民由衷地发出赞美“真好看！”可以看出畲民对传统畲服发自内心的喜爱。其中雷爱珠女儿的反应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她年龄在17岁左右，正在镇上读高中，当天周末放假在家。整个穿戴过程都是在雷爱珠家客厅完成，所以她的女儿一直知道我们在穿戴畲族传统服饰。开始时她显得漠不关心，一直在旁边的卧室看电视。当雷兰钦演示完毕，将畲服脱下让她穿上拍照时，她先是显得很不屑地说：“我才不穿这个呢！”后来终于在众人劝说下穿戴上，还主动找出自己的鞋子和裤子进行搭配，对畲服加入了她自己的审美与设计（图3-220）。最后立于镜头前的她，面若桃花，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笔者也好像从中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对畲族当代青年的感召和洗礼。
传承畲族服饰文化的关键不仅仅是保留服饰本身，而是珍视畲族人民倾注其上的热爱和智慧。要弘扬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能靠政治上的强压，也不能单纯凭经济上的扶持，而往往是需要发自内心地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存有热爱尊重和进行平等的交流。
3.3.3 经济主义思想——现代性的片面人生观
经济主义或实利主义是现代社会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不被质疑的存在价值论和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自此，传统道德观被现代经济观所代替，对物质和财富的追求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目标，经济和物质成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标杆。
经济主义对于人的基本信条或预设是“人是经济的动物”。当以此设定来看待人类时，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就成为人的内在本质属性；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72]同时，这种价值取向不仅被推崇为社会的信仰，而且也成为个人的理想。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人们很容易将经济利益作为选择的第一条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浙江景宁东弄村畲民因为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福建“盈盛号”金银饰品有限公司经理林贤学说，新生代的青年人也有着和祖辈们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少的畲族青年愿意选择制银这一耗时耗力的古老行当，从业人数不断减少。
财富变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理念直接导致了民族艺人的流逝、缺少新生代传承人的状况。同时有人认为，工业大生产大幅降低商品成本，对财富积累的热衷诱导人们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成衣。福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兰新福局长就认为当代畲族传统服饰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传统畲服跟市场上的时装相比没有价格优势。
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的商业运作使大量价格低廉的当代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在罗源竹里村兰曲钗师傅处我们了解到，包括腰带在内的一整套罗源式畲服需要5天时间完成，总价在千元以上，但来订购的畲民仍络绎不绝。究其原因，向阳里村为代表的飞鸾式畲服覆盖地区的畲民结婚还保留着穿传统民族盛装的习俗。故接近成年的未婚少女家中都会为她备一套畲服盛装。即使一生只穿一次，一人只有一套，飞鸾式畲服也有了不少的生存空间。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们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能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等提供良好的社会物质保障”[61]。
应该说经济主义的初衷是促进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人们可以有更多生存选择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自身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9]142经济主义中生产方式对社会的绝对主导导致了市场经济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倾覆了畲族服饰原有的消费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等物质依托，对其原有的生命力带来毁灭性打击。畲族服饰呈现出“境”（原生态自然社会环境）、“人”（热爱畲服、对其传承有主观意愿的人）、“艺”（畲族服饰完整制作技艺及工具）、“材”（适应畲服制作工艺的原材料）等支撑其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的流逝消失。
霞浦雷英师傅表示现在没有多少人做畲服，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人来做给老人穿，即使畲族婚嫁时畲族人也不穿畲服。雷师傅做畲服的材料往往取材于本地，然而现在市场上以前的传统材料都没有了，比如绣花线以前为3股纱线，现在只有2股且相对纤细易断。由于现在做传统样式畲服基本上是做给老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作为老人的寿衣，所以布料必须为土布，不能用化纤制品。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行政村半月里畲族村雷马福师傅，1958年出生，20岁时学艺，当时畲服还很时髦，但过了两年不时髦了，没人穿没人买，便不再学了。当时绣花的材料只有霞浦镇上唯一一家浙江平阳人开的店才有，线材紧密结实，不易断，不褪色。草绿、蓝、大红、橘红、黄五种颜色为一套。后来店老板去世，便再也买不到了。现在的线材很松散，刺绣时穿插布面几次就拉断。曾经福州电视台请他做畲服，由于没有材料而无法完成。
硖门乡的雷朝灏师傅认为现在畲族服饰制作的最大问题是绣花线和针这些重要的材料工具都很难采办。传统福鼎式畲族刺绣需要7种颜色：大红、二红、水红、蓝、黄、绿、紫，现在不仅颜色很难配齐，线的质量也很差，在布面上穿插几次就会起毛断裂。目前市面上也找不到适合绣花的又短又细的针（7号或8号），以绣一个图案为例，原本需要10针，现在的针线只能容下8针，这样图案的细腻程度肯定受到了损伤（图3-221）。
兰曲钗师傅说，罗源20世纪70年代时的畲服面料主要是棉布或麻布，有自织自染，也有直接购于市场上，但即使自染，染料也都是从市场买回的工业染料。红色腰带是传统织机制作，而另一种蓝色蜡染花纹腰带在过去是通过蜡染工艺制作，后来将纹样交由工厂订做为相同图案的印花布。这说明罗源式畲服的传统手工制作模式在三四十年前就受到了工业生产模式的冲击，并且这种影响还在逐步扩大。兰曲钗师傅更提到1990年左右“新样式”（指西式时装）开始流行，传统畲服受其影响，穿着普及度和市场需求都大大减少。现在，兰师傅制作服装的工具主要包括家用缝纫机、缲边机、大烫机、熨斗等，制作畲服所用到的面辅料涉及绣线、布、缎、花边、珠片等很多方面，除织带腰带仍为邻村传统织机制作以外，大部分材料是从各地市场搜集来的现代工业产品，手工刺绣运用不多。
2010年“三月三”乌饭节，福安乃至闽东许多地区的畲族歌手都来参加政府在牛山湾组织的歌会。歌会上的歌手大都穿着现代“改良”的畲服。传统畲服自织自染自绣的手工艺基本上都被工业大批量机器制作所取代。对服饰风貌影响最大的是传统手工绣花改为电脑打版机绣：一方面，由于电脑绣花针法的局限，机绣用线不能太细密，这就使传统刺绣纹样在适合电脑图版的过程中丢失了其精巧细腻性，而流于简陋呆板；另一方面，传统畲服刺绣多为畲族绣师随手作绣，手随心动，不必打稿，除了刺绣的区域、外轮廓和排列布局约定俗成外，适合纹样的题材和造型可以千变万化，这就使得畲族服饰在款式大致统一的共性下，每一件服装单品又能以其独特的刺绣花纹显现出个性魅力，可以说每一件服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目前广泛使用电脑机绣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大批量机械操作来减少劳动力、节约成本，但是生产出的服装却千篇一律，失去了其丰富的异质美。同时，简单地用彩色机制织带代替手工绣花的情况在现代畲服中也比比皆是。除电脑打版机绣外，另一较大改变是服装材料的变更。过去畲服面料主要是自织自染的麻布、棉布，质感粗硬。现代改良畲服大量应用密实耐用的斜纹劳动布、丰盈华美的绒布、柔软悬垂的呢料等现代织物，丰富了畲服的构成、手感和视觉效果。同时，现代织物的良好功能性，如柔软度、吸湿性、弹性等，使得畲服的人体舒适度得到了提升、造型空间得到了很大扩展。这又是现代主义下科技进步对畲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现代性对实利主义的片面追求，还催生了对畲服文化影响至深的逐利性旅游经济。畲服在当代的主要舞台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甚至袒胸露脐（图3-222），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还是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随着本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各地畲族服饰文化普遍都在面临和经历着这一嬗变，而其背后就是席卷全球的现代性文化浪潮。它倾覆的不仅仅是畲族文化，而是现代文明触手可及的每一种文化和亚文化。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构成现代性的深层哲学基础和思想追求的是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单面性的男性精神及经济主义思想等[68]。
3.3.1 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现代性的源头
机械主义自然观是近代哲学、科学及文化观念的核心思想，它将外在世界视为与己不同的“物质堆”，其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69154。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由机械观导源的“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70]。
显然，机械主义自然观是与畲族传统“物我为”的自然观相悖的思维范式，在现代思潮的侵染下，它悄然改变着畲族服饰赖以依托的生态文化环境（图3-217）。
田野调查显示，自1993年开始福建省出台了“造福工程”，很多原来居住在山里的畲民向山下迁移，通过政府赞助买地建房，集合在汉族聚居的城镇边建成新村，向阳里村即是如此。
据向阳里村支书兰知斌介绍：向阳里村现在共有约800人，其中75％是畲族。在20世纪80年代，老年人基本上都还穿着畲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五六个会常年穿畲服，约占当时年轻人总数的20％～30％。现在平时几乎没有人穿畲服，只有逢年过节、照相和结婚时会穿着畲服，且结婚也是新娘新郎双方均为畲族时才穿。现在村里总共约有20来套传统畲服，是作为嫁妆置办的，而能梳凤凰髻的人整个村只有五六个。男子服饰无论婚前婚后都与汉族相同。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福建畲族总人口数为365514人，城市人口为246449人，乡村人口119065人，城乡人口比例为1:0.48；浙江省受总人口166276人，城市人口107490人，乡村人口58786人，城乡人口比例为1:0.46。畲族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城镇化比例提高了31.25％。
对民族文化产生更深广冲击的是城镇化之下畲族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如今畲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随着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等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61]。
据调查显示，从以畲族为主的乡村的畲民到畲汉杂居的县城的畲民再到以汉族为主的城市里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居民，人们对畲族服饰文化的关联度、态度、认知和诉求都呈现逐级梯度变化的规律。越趋近城市，人们在畲服和时装中的选择就越倾向时装，对畲服的存在感也越弱，对畲服特色的了解越模糊，对它的改动越宽容，对它的诉求越接近时装。
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目前普遍过于强调装饰效果的改良畲服已经偏离了其在长久延续过程中凝练出的本真形态，从而导致改良畲服并未引起畲民民族意识上的共鸣，反而激起了相形见绌的自卑感和疏离感。
诚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与自然分化后出现的这种机械主义自然观，曾一度标志着“世界的祛魅”，消除了长期笼罩于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迷雾，带来人类科学与认识的飞跃和发展，正如“造福工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为其带来交通教育各方面的便利，其贡献是不能完全抹杀的，并且在目前一些地区仍是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但是，它所判定的“乡村的死亡”后果却是从一开始就预示了灾难性的生态家园的消失。
3.3.2 单面性的男性精神——现代性的强权意识
机械自然论的后果，不仅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性的伦理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且还导致人际关系上男性精神的片面性膨胀，“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71]。有学者还指出，欧洲的父权制由于要建立的是非自然和非女性文明，其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性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71]。
这种单面性的男性精神也以强权的姿态，表现在现代文化所张扬的重契约轻习俗、重理性轻感性、重事实轻价值等理念中。调查中发现，目前畲服的重要需求之一来自畲族公众人物出席外事活动着装。即使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传承传统畲服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但现代畲服设计的真正决定权却往往并不在他们手中，而在于穿着畲服的公众人物本身。这些公众人物与主流汉文化接触较多，受其影响较大，这促使汉族审美意识和标准较深地渗透到畲服当中，促进了畲服的汉化。
客观来讲，若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群能够身体力行，重视和弘扬民族文化，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在弘扬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被施加权力的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受和接受意愿。调查显示，民族学校要求畲族和汉族学生在校或参与民族活动时要穿着畲服（图3-218）。但遗憾的是学生在畲族服饰和现代服饰的选择中，明显倾向现代服饰（图3-219）。可见强权所推动的服饰普及即使达到了表面上的繁荣，却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接纳和喜爱。
对于畲族服饰文化在青少年这一代的传承，笔者在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向阳里村调查中的经历或可启发。村妇女主任雷兰钦女士为我们演示飞鸾盛装。在穿戴过程中，不时有村民过来观望。到穿戴妥当，围观的村民由衷地发出赞美“真好看！”可以看出畲民对传统畲服发自内心的喜爱。其中雷爱珠女儿的反应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她年龄在17岁左右，正在镇上读高中，当天周末放假在家。整个穿戴过程都是在雷爱珠家客厅完成，所以她的女儿一直知道我们在穿戴畲族传统服饰。开始时她显得漠不关心，一直在旁边的卧室看电视。当雷兰钦演示完毕，将畲服脱下让她穿上拍照时，她先是显得很不屑地说：“我才不穿这个呢！”后来终于在众人劝说下穿戴上，还主动找出自己的鞋子和裤子进行搭配，对畲服加入了她自己的审美与设计（图3-220）。最后立于镜头前的她，面若桃花，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笔者也好像从中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对畲族当代青年的感召和洗礼。
传承畲族服饰文化的关键不仅仅是保留服饰本身，而是珍视畲族人民倾注其上的热爱和智慧。要弘扬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能靠政治上的强压，也不能单纯凭经济上的扶持，而往往是需要发自内心地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存有热爱尊重和进行平等的交流。
3.3.3 经济主义思想——现代性的片面人生观
经济主义或实利主义是现代社会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不被质疑的存在价值论和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自此，传统道德观被现代经济观所代替，对物质和财富的追求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目标，经济和物质成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标杆。
经济主义对于人的基本信条或预设是“人是经济的动物”。当以此设定来看待人类时，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就成为人的内在本质属性；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72]同时，这种价值取向不仅被推崇为社会的信仰，而且也成为个人的理想。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人们很容易将经济利益作为选择的第一条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浙江景宁东弄村畲民因为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福建“盈盛号”金银饰品有限公司经理林贤学说，新生代的青年人也有着和祖辈们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少的畲族青年愿意选择制银这一耗时耗力的古老行当，从业人数不断减少。
财富变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理念直接导致了民族艺人的流逝、缺少新生代传承人的状况。同时有人认为，工业大生产大幅降低商品成本，对财富积累的热衷诱导人们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成衣。福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兰新福局长就认为当代畲族传统服饰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传统畲服跟市场上的时装相比没有价格优势。
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的商业运作使大量价格低廉的当代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在罗源竹里村兰曲钗师傅处我们了解到，包括腰带在内的一整套罗源式畲服需要5天时间完成，总价在千元以上，但来订购的畲民仍络绎不绝。究其原因，向阳里村为代表的飞鸾式畲服覆盖地区的畲民结婚还保留着穿传统民族盛装的习俗。故接近成年的未婚少女家中都会为她备一套畲服盛装。即使一生只穿一次，一人只有一套，飞鸾式畲服也有了不少的生存空间。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们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能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等提供良好的社会物质保障”[61]。
应该说经济主义的初衷是促进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人们可以有更多生存选择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自身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9]142经济主义中生产方式对社会的绝对主导导致了市场经济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倾覆了畲族服饰原有的消费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等物质依托，对其原有的生命力带来毁灭性打击。畲族服饰呈现出“境”（原生态自然社会环境）、“人”（热爱畲服、对其传承有主观意愿的人）、“艺”（畲族服饰完整制作技艺及工具）、“材”（适应畲服制作工艺的原材料）等支撑其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的流逝消失。
霞浦雷英师傅表示现在没有多少人做畲服，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人来做给老人穿，即使畲族婚嫁时畲族人也不穿畲服。雷师傅做畲服的材料往往取材于本地，然而现在市场上以前的传统材料都没有了，比如绣花线以前为3股纱线，现在只有2股且相对纤细易断。由于现在做传统样式畲服基本上是做给老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作为老人的寿衣，所以布料必须为土布，不能用化纤制品。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行政村半月里畲族村雷马福师傅，1958年出生，20岁时学艺，当时畲服还很时髦，但过了两年不时髦了，没人穿没人买，便不再学了。当时绣花的材料只有霞浦镇上唯一一家浙江平阳人开的店才有，线材紧密结实，不易断，不褪色。草绿、蓝、大红、橘红、黄五种颜色为一套。后来店老板去世，便再也买不到了。现在的线材很松散，刺绣时穿插布面几次就拉断。曾经福州电视台请他做畲服，由于没有材料而无法完成。
硖门乡的雷朝灏师傅认为现在畲族服饰制作的最大问题是绣花线和针这些重要的材料工具都很难采办。传统福鼎式畲族刺绣需要7种颜色：大红、二红、水红、蓝、黄、绿、紫，现在不仅颜色很难配齐，线的质量也很差，在布面上穿插几次就会起毛断裂。目前市面上也找不到适合绣花的又短又细的针（7号或8号），以绣一个图案为例，原本需要10针，现在的针线只能容下8针，这样图案的细腻程度肯定受到了损伤（图3-221）。
兰曲钗师傅说，罗源20世纪70年代时的畲服面料主要是棉布或麻布，有自织自染，也有直接购于市场上，但即使自染，染料也都是从市场买回的工业染料。红色腰带是传统织机制作，而另一种蓝色蜡染花纹腰带在过去是通过蜡染工艺制作，后来将纹样交由工厂订做为相同图案的印花布。这说明罗源式畲服的传统手工制作模式在三四十年前就受到了工业生产模式的冲击，并且这种影响还在逐步扩大。兰曲钗师傅更提到1990年左右“新样式”（指西式时装）开始流行，传统畲服受其影响，穿着普及度和市场需求都大大减少。现在，兰师傅制作服装的工具主要包括家用缝纫机、缲边机、大烫机、熨斗等，制作畲服所用到的面辅料涉及绣线、布、缎、花边、珠片等很多方面，除织带腰带仍为邻村传统织机制作以外，大部分材料是从各地市场搜集来的现代工业产品，手工刺绣运用不多。
2010年“三月三”乌饭节，福安乃至闽东许多地区的畲族歌手都来参加政府在牛山湾组织的歌会。歌会上的歌手大都穿着现代“改良”的畲服。传统畲服自织自染自绣的手工艺基本上都被工业大批量机器制作所取代。对服饰风貌影响最大的是传统手工绣花改为电脑打版机绣：一方面，由于电脑绣花针法的局限，机绣用线不能太细密，这就使传统刺绣纹样在适合电脑图版的过程中丢失了其精巧细腻性，而流于简陋呆板；另一方面，传统畲服刺绣多为畲族绣师随手作绣，手随心动，不必打稿，除了刺绣的区域、外轮廓和排列布局约定俗成外，适合纹样的题材和造型可以千变万化，这就使得畲族服饰在款式大致统一的共性下，每一件服装单品又能以其独特的刺绣花纹显现出个性魅力，可以说每一件服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目前广泛使用电脑机绣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大批量机械操作来减少劳动力、节约成本，但是生产出的服装却千篇一律，失去了其丰富的异质美。同时，简单地用彩色机制织带代替手工绣花的情况在现代畲服中也比比皆是。除电脑打版机绣外，另一较大改变是服装材料的变更。过去畲服面料主要是自织自染的麻布、棉布，质感粗硬。现代改良畲服大量应用密实耐用的斜纹劳动布、丰盈华美的绒布、柔软悬垂的呢料等现代织物，丰富了畲服的构成、手感和视觉效果。同时，现代织物的良好功能性，如柔软度、吸湿性、弹性等，使得畲服的人体舒适度得到了提升、造型空间得到了很大扩展。这又是现代主义下科技进步对畲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现代性对实利主义的片面追求，还催生了对畲服文化影响至深的逐利性旅游经济。畲服在当代的主要舞台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甚至袒胸露脐（图3-222），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还是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