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如前所述，畲族服饰伴随畲族人民逾千年的繁衍迁徙，到近代基本演变成型。近代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畲族服饰文化信息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代表性。
  2.2.1 分域成型，城山为界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的山区定居下来。该地区原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圈和高山峻岭形成的地理屏障，促使畲族在定居过程中自然而然聚集为若干个次文化圈，圈间相对隔离、圈内独自发展[40。
  浙江省自民国20年才开始筹筑公路41]，在此之前，官道和水运一直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县境最偏僻之地，一日不可达。如图2-59所示，丽水地区境内山脉纵横，主要有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分别向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延伸。以洞宫山脉为界，北麓龙泉、遂昌、松阳、缙云、青田等县通过瓯江水系相连，相对通达，形成一个以丽水市区为中心的次文化圈，域内畲族服饰形制相对统一。由于洞宫山总体山势较高，大部分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所以南麓的景宁虽紧邻云和，两县城直线距离不到20千米，然峻岭相隔，故自成一体，呈现出“高笄”等相对独特的景宁式畲族服饰风貌。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霞浦和宁德等地区。
  霞浦县域内的畲族服饰常分为东西两路，因霞浦县在乾隆时期前原为福宁本州，故习惯分别称之为：福宁东路和福宁西路。福宁东路主要是以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畲族服饰特征为代表，与紧邻的福鼎地区相似。福宁西路是霞浦畲族的代表服饰，流行于县西、南、中和东部一些畲族村庄。同时与霞浦西部紧邻的福安市松罗乡一带服饰特征也更接近霞浦式。究其原因，福宁东路与福鼎地区相似，一是因为如图2-60所示福鼎与霞浦同列太姥山东麓，两县之间地势较为平缓，对原本就习惯山区生活的畲民而言交通交往交流都比较便利，故相互影响较深；二是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生活在山林野外，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行政区划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故与福鼎自成一体。而福宁东路与福宁西路不同是因为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平时活动范围主要在福鼎市城区与霞浦县城区之间的乡间，通常行至城区为止，很少进入汉文化区域，更少越过城区，因此以霞浦县城区为界畲族相互交流较少，影响不大。
  宁德蕉城区以城区为界，市区以北的畲族服饰也习惯称八都装，与流行于福安市、周宁县、寿宁县的福安式非常类似，而市区以南的飞鸾等镇畲族服饰与南邻的罗源如出一辙。
  同时，浙东南温州地区与闽东北福鼎地区虽从属两个行政省，然地域毗邻，接壤处为畲民栖身的绵延丘陵，两地畲民交往密切，因此在服饰特征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度。
  综上说明，比起行政区划，近代畲民亚文化圈的区域界定更密切相关于地理地貌因素和城区位置，这与当时的经济技术、交通水平、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密切相关的。
  2.2.2 技术依赖，弱势趋从
  如图2-61和表2-6所示，将近代畲族上衣与同期汉族妇女上衣的正面廓形进行对比发现，即使排除穿着者身材个体差异影响，仅从比例关系上来看，畲族上衣普遍衣长较短、围度较小、袖肥较紧、袖口较窄、袖长较长。这是由于广大畲民始终以游耕采集为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过于宽大的服饰容易被树枝草茎挂跘而不利于劳作和行动，因此畲服尺寸相对短小、袖子相对紧窄，更加利落合体。另外出于耐磨和美观，畲族有翻折袖口的穿着习惯，故袖长因预留翻折量普遍较长。同时，通过对比畲服不同形制可知，与丽水式上衣相比，景宁式上衣无论款式为交领式还是圆领式，其袖窿围和胸围均更偏小，显得更为窄紧修身。且景宁式上衣或前短后长或整体长度偏短，前片长度均未及膝，因此景宁畲妇常下围过膝半身裙或围裙等遮蔽大腿的下装。最后，通过对比清末到民国畲服廓形可知，其衣长在逐渐缩短，而长度趋短是民国时期中华主流服装的一个演变趋势（图2-62），故可见畲服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变迁的轨迹。同时，前文所述畲族妇女服饰从直襟到大襟的变化，也是趋从周边主流服饰在清代两百余年来变迁的历程。
  ①清末丽水老竹畲族女服。征集于丽水老竹兰珠翠，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后等长。面料为蓝色麻料。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②民国景宁畲族女婚服。征集于景宁郑坑吴村雷一高，1998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短后长，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白色贴边。
  ③近代景宁外舍畲女服。征集于景宁县外舍王金垟蓝龙花，收藏于景宁畲族博物馆。前后等长，侧边开衩，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④近代浙南汉族礼服。征集于温州文成黄坦镇（毗邻丽水），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
  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方向上表现出对主流服饰文化的趋从，这在男装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图2-63所示，1934年畲族男子正装仍为清末的长袍马褂，搭配的是清朝官帽，青年开始穿着西式衣裤。男人的发型也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4]14。
  究其原因，广大畲民始终主要以山区为归宿，从事着有别于平原、草原经济的山地经济。由于山区所具有的相对封闭的特点阻碍了它与平原发达农业地区的交流，故畲族的经济一般相对落后[42]。近代丽水畲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相对先进的汉族的纺织服装技术和资源。如图2-64所示，畲民常需要将自产的家禽和农产挑到城里，与汉人交换旧衣、鞋等。直到20世纪，畲族地区仍很少出产棉布，需要向汉族商人购买。即便在畲族相对富裕的家庭，男子所穿的长衫也不是由畲族妇女制作，而是请汉族裁缝到畲家来做。畲民所戴竹斗笠也是向汉人购买。畲族妇女所穿的绣花鞋也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复杂的畲族头饰更是只能依赖县城里的汉族银匠[24]，14。
  因此，近代畲族服饰在原料、色彩、款式、工艺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与周边主流文化的紧密联系。
  2.2.3 宗教等级，家族伦理
  近代畲族服饰因身份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特别是礼服运用款式、色彩、装饰等元素符号起到身份标识的作用。例如，畲族已婚妇女盘髻或戴冠，未婚女子梳辫，以头饰传达着婚姻状况。畲族服饰还可彰显贫富差距：女子前襟花边贫者窄，富者宽；男子贫者短褐，富者长衫，等等。其中宗教身份标识功能尤为突出。
  畲族人民十分重视他们的传统丧礼“功德”，所谓“功德”，他们认为，“功”是思念父母抚育之恩；“德”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43]。畲族中以宗教地位为依据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就是通过功德仪式来反映的。若死者为“学师”，称“亡故仙师”，着赤衫、乌蓝入殓，其妻着大同衫入殓，其功德仪式需持续三天三夜；“白身”去世时称“白身亡人”，着普通寿服入殓，去世后功德仪式只能进行一天一夜。
  如图2-65所示，居中两位老人即为着“乌蓝”的“保举师”和着“大同衫”的“西王母”。其服饰与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代畲族钟氏祖图（图2-66）中三代祖先所着服饰颇为相似：男子服饰类似明代儒巾襕衫，女子服饰类明代中后期直领长袄马面裙。该祖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云肩长衫阔裤，男着清代典型服饰官帽马褂。从构图及人物比例可断定着明式服饰者之身份高于着清式服饰者。
  畲族宗教以对祖先的尊敬崇拜和缅怀感恩为核心。畲族自身原始宗教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传说中畲族的祖先神犬盘瓠（也作“盤瓠”）的崇拜。畲族史诗《高皇歌》所述的就是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在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最后定居广东的故事（图2-67）。盘瓠本为犬，因受汉族龙和麒麟图腾崇拜的影响，后来也被称为“龙麒”[44]。
  畲族成人礼“学师”是祖先崇拜、民族文化传承的典型之举。如图2-68所示，相传盘瓠也曾上闾山学法，畲民们在仪式上即讲述交流祖先事迹、模仿祖先经历，并加入畲族宗教体系。在“学师”仪式
  中，学师取得的“法名”必须存入“龙头杖”，畲民认为这样才得到了祖先的认可，得到了闾山的法力。
  正如蓝炯熹先生所说，在畲民精神史中，盘瓠传说是畲族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当这一传说作为家族的社会记忆和成员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祖先崇拜的观念性、确定性的事物时，便完成了从神话向历史的质变过程。在祖先崇拜的精神导引下，历代的祭祀操作等家族文化实践的量的积累，便加强和巩固了其历史性的成分。再经过家族伦理精神的提升，从感性到理性，形成了神圣性、超验性和超世俗化的家族信仰机制，这种信仰机制确定了畲民家族文化传统中独特的精神内核[45]。畲族服饰在这一信仰机制中发挥着进行身份标识、寄托感性情怀的作用。不难发现，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历史的缅怀，“过去的”和“传统的”事物往往在畲民心目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因此便更易理解，儒巾襕衫和直领长袄裙虽已为当时的潮流所淘汰，却在畲族服饰体系中代表着更为尊贵的身份。
  2.2.4 一脉相承，蛰伏汉化
  清代统治者通过服饰制度推行本民族的衣冠形制，谕令汉人改冠易服。经过两百余年清统治，清末社会主流服式为旗袍式右衽大襟，而如图2-64所示，迟至19世纪下半叶畲族妇女仍普遍穿着与主流服饰迥然有别的汉服式直襟上衣，与丽水地区畲民主要迁出地福建福州罗源地区乾隆时期的畲族妇女衣装款式（参见图1-1）一脉相承。1929年著成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多次提到，畲族妇女“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型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连围裙彩带的图案也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2414。可见此时期畲民主动恪守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
  乾隆五年“编图隶籍”，畲民被编入保甲地籍。此后，清代较为温和的民族政策保障了畲族在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得以休养生息。但是随后民国政府实行民族大同化政策，各个地方政府都从改革畲民服饰入手，大力强行推进畲民汉化。
  民国时期畲服改革政策以丽水地区云和县最有代表性，从初期怀柔倡议“移风易俗”到1929年罚款取缔畲妇服饰，再到1934年、1937年政府反复告令畲民“不得穿着异饰与戴头冠，否则强行禁止”，甚至有警察踩碎进城畲妇的头饰，易服政策日趋强横241。据《贵溪樟坪畲族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坊、花桥等地有国民党驻军设卡，畲族妇女外出倍受刁难，（衣着）不得不改为汉族妇女装束，盘髻于后，横插银钗，居村寨者，则多一镶边蓝头巾”。表明当时其他地区畲族服饰也一样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
  畲民对强制易俗强烈反对。一方面正面抗争，曾在1933年取得省政府“不得歧视侮辱畲民”的保护通令；另一方面委蛇固守，到市区时取下民族服饰，出城后仍恢复装扮[46]。然而到民国结束，各畲地服饰民俗受到的政治影响才渐止息，畲族日常着装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汉化了。但是其独特而精致的头饰、花边和织带等服饰元素仍被保存流传下来，成为现代畲族盛装中重要的民族形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