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在近代百余年的岁月里，各地畲族服饰与畲族人民一起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历史变革。本章以畲族主要聚居地浙闽粤赣地区的代表性服饰为例，管窥当时的畲族服饰风貌。
2.1 近代畲族服饰形制
2.1.1 近代丽水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结合表2-1中文献资料可知，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丽水地区畲族妇女头饰分为丽水式和景宁式，上装从交领直襟式过渡为圆领大襟式，下装渐从及膝短裙转变为宽口阔裤，颜色喜黑或蓝，流行镶饰衣缘，以宽丝带装饰腰际。正式场合穿黑底红花缀流苏的绣鞋，劳作时穿草鞋，在家穿木屐，贫者赤脚。男子穿质地粗厚的深蓝色布衣短褐[22,23]。由于近代畲族男子服饰形制与汉人无异[24]12，故下文中不再赘述。
（1）头饰
头饰作为畲族最具特色的服饰元素一直备受关注，早在1947年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就将畲族妇女头饰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丽水道士〓式——简称丽水式；景宁敕木山式——简称景宁式；福州罗冈式一简称福州式[25]。下面分述属于丽水地区的丽水式和景宁式。
①丽水式：丽水式头饰如图2-1所示，主体为一根直径3~4厘米、长约7厘米的竹筒（图2-2）。竹筒从前额向后纵向放置至头顶，其上再裹以畲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有特殊花纹的圆形银片，称"髻牌"。银片后有一圈环绕竹筒的银环。竹筒两側分别连接有三串白色珠链（又一说为“五色椒珠”[26]）,从前额盘绕至脑后以固定头冠。脑后右方斜插一只约10厘米长的银发钗（图2-3）,发钗顶端缀红色丝绦，垂于耳际[23][27]。
从图2-1中也可看岀丽水式发式是将头发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先于左侧束紧，加Z向捻，沿左耳后盘至脑后脖颈上方再继续盘至右脑上方。下半部分的头发隐于其下，用以增加发式的体积感。
根据历史文献及勇士衡等学者1934年于浙南进行田野调查所拍摄的照片（图2-4）可知，丽水式头饰主要流行于以丽水莲都区碧湖镇道士〓村为代表的除景宁外的丽水其他地区，其造型与魏兰先生在《畲客风俗》（1906）中所绘畲妇画像（图2-5）基本相符，说明至少在20世纪前30年内丽水式畲女头饰的传承相对稳定。
图2-4中H和I所示妇女装扮尤为隆重，在髻牌前有两根长珠链直垂到胸前，再分别绕回耳侧，脑后两侧依稀可见红布覆头，披至左肩。应比其他头饰多用了一副含长珠链的“梳插”（图2-6）。其服饰也与其他图片所示大相径庭。盖因她们的身份为畲族宗教体系中的“西王母”，所着服装称为“大同衫”。
仔细分辨不难发现，图2-4中C、D和H所示竹筒冠下还有一圈黑布围于头部，起着束发和便于固定头饰的作用。其内部如图2-7所示由薄竹篾盘绕而成，称“笄心”。由图2-8可知，民国时丽水式头饰也有将从髻牌延伸出的珠链改为布条，系于脑后的情况。
②景宁式：景宁式近代头饰如图2-9、图2－10所示，头饰主体是放置于前额到头顶上的一个10厘米长的三棱柱木支架。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侧上部镶有薄银片。两根小银棒分别从木架中部和尾部向后上方延伸连在一起，形成头饰尖端。尖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木架前端连在一起。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形似面纱。头饰尖端和前端通过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相连。佩戴时将这些链子从前额盘绕至脑后以固定头冠。头后右方也插一只银发簪，由一根红黑相间的玻璃珠链与木支架前端相连。发簪上还系有两串银饰，佩戴时垂于右耳际24]14。
（2）上衣
魏兰先生（笔名浮云）曾在《畲客风俗》一书中将清末云和县畲族服饰描述为“阔领小袖，与僧尼相似，衣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清代僧尼服沿用明朝旧制，领襟形式一般采用交领直襟，以带子固定；而清代主流服饰常用满族传统旗式圆领大襟，从领口起沿衣襟设有一字纽——即以纽襻系扣。由此可知，清末丽水地区畲族上衣曾普遍为如图2-11所示直襟交领衣。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口和袖口上镶阔边”。“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很有可能是指沿袭旧日制的直襟交领衣（图2-9）。若确实如此，则说明景宁畲族妇女的服饰从清末到民国中期都保持着较好的传承性。
与此相反，如图2-12所示，据凌纯声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1934年丽水地区多地畲族女上衣均呈圆领大襟衣形制，已与清末时截然不同。上衣领口和前襟处常以彩色绲边和贴布花边作为装饰。穿着时，常翻折袖口露出白色贴边。内穿如图2-13所示肚兜。
（3）下装
1906年出版的《畲客风俗》中表述：“畲妇无裤，均着青裙，近来亦有改裙为裤者”。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记载：“妇女……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可见下装在清末时就开始逐渐从及膝短裙向宽口阔裤转变，到民国初年，裤装已成为丽水地区畲族女性较为普遍的下装款式（图2-14、图2-15）。
而根据《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29年）记载，景宁畲族妇女“穿宽大的过膝裙”，可知景宁地区畲妇下装和其头饰、上衣一样，异于丽水的其他地区，保持着相对独特的风貌和独立的发展轨迹。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条类似半身裙（图2-16），该裙裙长64厘米，下摆约及小腿。整条裙由四片裙片组成：左右各两片以布幅为宽度的长方形裙片，中间片分为上下两片小长方形。故可知裙宽约为布幅宽的2.5倍，整条裙用料为裙长的2.5倍。这样的裙结构使得裁剪可100％利用面料。裙腰部靠中间位置以蓝色布绲边，增加其耐磨性和牢固性，并在左右侧腰位置进行缩褶，以适合人体腰胯结构。
参见图2-5可知清末时畲民常着绑腿，畲语称“脚绑”，其平面展开为一令旗式直角梯形，颇具特色。如图2-17所示，单个绑腿为一块长方形面料两头向中心折叠后缝制而成，折叠时一端对折，另一端沿45。对角线折叠。绑腿用料均为宽度约20厘米、长度约60厘米的长方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长方形的结构十分规整，可以通过对面料进行完全分割而得到，不产生任何边角料，从而达到了用料零损耗。
近代畲族妇女也常于腰间系围裙，畲语称“拦腰裙”，围裙下摆和两侧系带常以编织手法增添装饰之趣（图2－18、图2-19）。
（4）足衣
据表2-1可知，近代畲族妇女不缠足，上山或赶集时穿木屐（图2-20）或草鞋（图2-21
左图），平时也常赤足（图2-21右图），会客时穿缀有红须的绣花鞋（图2-22、图2-23）。景宁畲族足衣与其他丽水地区没有明显差异。
（5）饰品
据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记载，畲族饰品包括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据1934年凌纯声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丽水地区畲族饰品大多为银质，包括指环（图2-24）、耳环（图2-25）、项圈（图2-26）、手镯（图2-27）、绣花手帕（图2-28）等，造型机巧，颇有趣味。
（6）童装
如图2-29所示，近代畲族童装为长衫长裤或短衣阔裤，与周边汉族无异，偶有戴装点银饰的虎头帽。
2.1.2 近代平阳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如表2-2、图2-30所示，据古籍记载，近代温州平阳地区畲民服饰布衣缊袍，颇存古风。盛装时头上除戴凤冠外还遍插钗钏，且喜用红绿花纹装饰袖口襟边及鞋面，比之丽水地区显得更加华美。
（1）头饰
如前表2-2所述，近代温州平阳畲族妇女凤冠头顶上戴有用约5厘米长的毛竹管做成的头冠，头冠外用布包裹，再于其上放置一块长约3厘米的长方形小板，板的两端垂有珠穗，两边还有长珠串经过耳朵垂在两眉边。头饰四周还遍插银制头簪，另外还有珠串由前额垂到眼际。
如图2-31所示，近代温州平阳畲族妇女常喜戴含有银片流苏的钗钏，遍插满头。细查图2-31可见妇女两耳畔垂下的凤冠上的白珠链，故可知钗钏常与凤冠同时使用。
（2）上衣
如图2-32所示，平阳式畲女上装领部呈复式结构，分大领和小领。领面颜色多选用水红、水绿，加绣花纹。领子上的刺绣，通常图案有牡丹、莲花等花卉。盛装领口装饰两颗直径约2厘米的红绿相间的绒球，球底托十几片布叶子，球心镶各色料珠，有的还饰以小银片，俗称杨梅花。右边大襟襟边腋下垂两条桃红或大红绣花飘带，长过衣裾。上衣右前襟绣有大面积色彩鲜艳的勾形适合纹样，刺绣题材灵活多变，人物及动植物造型生动活泼。袖口贴边，配以红色布条，或加缱其他颜色的布边，以仿多层卷边。据说过去叠穿多层服装者多家境殷实，故畲女纷纷在袖口模拟出穿有多层上衣的效果以表富裕，渐至成俗。上衣两侧衣衩内缘绲镶红色贴条。
由图2-33可见，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男子礼服为大襟右衽士林蓝长衫，与同时代汉人无异。
（3）童装
如图2-34可见，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童装以大襟右衽及膝袍服为主，下穿阔裤，有的头戴童帽。
2.1.3 近代福州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福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大量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他们通过亲身游历，记述下关于近代福州畲族风貌的珍贵文献。如美国传教士武林吉（F.Oh|inger）于1886年7月对福州城北黄土岗和连柏洋两个畲族村落进行了田野调查，其记录《访福州附近的畲民（山宅）》发表于同年第17期美国《教务杂志》[28]。1884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H.Parker）通过在福建与浙江两地的考察撰写了《从福州到温州的旅程》和《福建的旅程》，文中概括性地对浙、闽地区畲族服饰进行了现象描述[29]。另外，美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iamEdgarGeiI）于1911年通过对中国18个省会城市进行的考察撰写了《中国十八省府》，书中第二章中也细致描写了福建畲族的祖先传说和福建畲民的服饰[30]。
据表2-3所示近代畲族服饰文献和图像资料显示，各研究者均将目光聚焦于畲妇头饰，故可知近代福州地区畲族服饰与当时主流服饰的最鲜明区别在于妇女头饰。妇女上衣沿袭交领直襟的旧制，以精致层迭的贴边为装饰特色。下装常仅着及膝中裤，不缠足，赤足而行。
（1）头饰
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描述民国时期福州罗冈式（简称福州式）畲族妇女头饰为明显的三部分组成[25]，这与传世照片（图2-35）一致：前部为一彩穗流苏；中部是在一个覆盖着银片的筒形上方再架起一座三角形布帐；后部为披着一片矩形布片的发簪，插入中部下的发髻内。
（2）上衣
如图2-36～图2-38所示，清末罗源式盛装衣长及膝，前后片等长。其款式特色在于后片开领处有4厘米立领，连到前片斜襟，两襟交叠，自然形成领窝，是介于直襟交领和大襟圆领之间的巧妙设计。领部、肩部、袖口处均有绣花。老年妇女上衣如图2-39所示，服装结构相仿，但是仅装饰以数层红白相间的绲边，不刺绣。
（3）下装
如图2-40所示，《中国十八省府》一书中福州部分老照片呈现了当时福州畲族妇女的形象。中间两位畲族妇女下着及膝紧身中裤，赤小腿，跣足，精干爽利。
2.1.4 近代江西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明代中期，聚居在福建汀州一带的畲民，不堪封建统治者压迫，先后向浙南、闽北和赣东北的铅山、贵溪等地迁徙，江西畲民主要居住在樟坪、雷家山、太岩、老屋基等地。如今，当地畲族人民与汉人长期杂居，生活方式已趋于汉化，但仍保留着特有的民族素质，在风俗习惯上也有本民族特色。如表2-4所示，江西畲族服装和饰物美丽多姿。但旧社会畲族人民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常年只能穿着“褊裢衣衫”或“男女椎髻跣足”，这样的记载与文献资料上也不少见。如第二章所述，至迟到1990年，畲族妇女的头饰还是以花边巾覆头为主，男子着狗耳巾。
在鹰潭市政府组织编写的《贵溪樟坪畲族志》（评审稿）中，记述有贵溪畲族曾经的服饰风貌，与周沐照先生所述相仿。书中提到一个服饰细节：“已婚妇女头发向后梳，在脑后盘成螺状髻，发际饰以二寸许的角状螺垂形（编者按：疑为锤形）竹筒，以示爱情忠贞不二”，说明江西畲族头饰的外观及象征意义与罗源式颇为相似，是为当地实况抑或是转引表述罗源式的文字，还有待探究。
2.1.5 近代广东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畲族是广东早期的居民之一，隋唐时期就已定居在粤赣闽三省交界地。闽浙地区的畲族一直流传自己的祖居地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广东省畲族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至近代其自身特征已深度淡化。据文献记载，畲族过去是“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34]。到近现代，广东畲族男女服饰与汉族人的穿着并无区别。据老人回忆，过去是男耕女织，种苎麻纺纱织布，蓝靛染色，手工缝制。清代，着长袍马褂，留长辫，有官职者按官阶佩戴帽缨，着马蹄袖长袍。妇女衫长过膝，大襟无领，以不同颜色的布条镶边为装饰；裤宽阔，鞋绣花呈船形，耳戴银坠，手戴银镯，头盖绣花帕巾。至民国以后，衣着全部汉化，尚青、蓝、黑三色的粗布衣，无装饰[35]。
2.1.6 近代畲族宗教服饰形制
宗教服饰在畲族服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承载着畲族文化精神中最核心也曾最为隐秘的讯息。在华东畲族地区，其宗教体系基本雷同。如表2-5所示，畲民的地位通过“传师”（通过模仿始祖盘瓠学法的仪式加入宗教体系）的延续与否或“举祭”（主办祭祖仪式）的次数多寡来区分[27]37。男子经过“学师”之后当“保举师”（相当于入教介绍人）时，其妻在传师活动中担任“西王母”着“大同衫”[36281。
（1）赤衫
根据《丽水文史资料·第4辑》记载：“经过传师学师的人所穿的‘法衣’，其式样是大襟长衫，不用扣子（用带缚）。一代学师穿红色，名为‘赤衫’，传给下一代的则穿青色，名为‘乌蓝’。赤衫、乌蓝都镶有月白色布边，还配有同样颜色的无顶帽，帽有两条带往前胸挂，名为‘水古帽’。这种衣帽只在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学师人死后做功德才穿戴，学师人死后必须穿戴这种衣帽殡殓”[27]37。
“学过师的人，男子年40以上要为自己的后事准备几件事：1.用红布做好‘赤衫’，称礼服；2.备好头冠；3.写好‘学书二十四谍书’，是圣旨的意思，备做功德用；4.刻一颗有‘日月紫微星太上老君’木质方印；5.准备好八尺红布死后缚在头上，两头下垂到小腿。这五件用布打成包袱，男的叫‘学师包’，女的叫‘更缘包’。每年翻晒一次，死后才准子女打开”[37]。
据《龙游县志》载：“畲民礼服有青有红，长三尺，袖大一尺，缘以兰布，约一寸五分，于祭其祖时用之”[38]。
以上古籍中的描述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传世实物相符，即传统赤衫为用带系缚的红色大襟或对襟长衫，长三尺，袖大一尺，镶有约一寸五分宽的月白色或蓝色布边（图2-41），配有同样颜色的无顶飘带帽（图2-42）及一颗“日月紫微星太上老君”木质方印（图2-43）。这与在畲族地区实地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也基本一致❶。
（2）乌蓝
若学师之子也经“传师”，则学师改着乌蓝。如图2-44、图2-45所示，乌蓝与赤衫仅颜色不同，为对襟或大襟阔袖长衫。
（3）大同衫
如图2-46、图2-47所示，大同衫即“学师”的夫人所穿宗教服饰。据记载：“祭过祖者可以穿红衣，其子再祭，又换著青衣，又提一级，其妻亦可穿绿衣红裙，可得尊号‘西王母’”[361281。与乌蓝上配“老君”印雷同，大同衫附有“王母印”一枚（图2-48），下装常搭配如图2-49所示红腰裙，裙下摆带有类似马面裙阑干结构之装饰。
（4）红袍
据记载，做“功德”时，“祭师身穿特殊祭服，前襟绣有龙、麒麟，衣背绣有木鱼等纹饰的长衫，在死者灵前手舞足蹈，口里诵读祭词，内容主要为死者进行超度，有一套固定的仪式”[36]320。畲族“结婚或祭祖时穿礼服，一般为青色长衫，祭祖时则穿红色长衫。长衫的衣襟和胸前绣有龙的图案花纹，四周镶红、白花边，长衫的开衩处绣有白云，头戴青、蓝或红色方巾帽（有的是红顶黑缎官帽）❶，帽檐镶有花边，帽后垂着两条尺余长的彩色丝带，脚穿白色布袜、园（圆）口白底黑色的厚布鞋”[39]。《龙游县志》中也有畲民“丧中最重作功德，然不用僧道，即以曾祭祖者八人，服青红各色之衣，在灵前念咒语或在祖先前歌舞，如此者一昼夜或二昼夜”[38]的记载。如图2-50所示，《畲客风俗》中也有关于祭祖的插图。
综上可知，以前主持文道宗教活动的祭师“先生”所穿服装为红色的长衫，衣襟和胸前绣有龙、麒麟，衣背绣有木鱼等纹饰，四周镶红、白花边，长衫的开衩处绣有白云，头戴青、蓝或红色方巾帽，帽檐镶有花边，帽后垂着两条尺余长的彩色丝带，脚穿白色布袜、圆口白底黑色的厚布鞋。
据田野调查，史料所载绣有纹饰、镶有花边的祭服已在畲族生活中无处可寻，只在位于福建宁德市的中华畲族宫中收藏有件“祭祀袍”与文献记载相符（图2-51）。另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收藏的丽水畲族传世实物中发现一件“祭祖红袍”（图2-52），形制与前文所述“赤衫”相类似。
（5）红裙及头扎
红裙又称为师裙，也可称罗裙，如图2-53所示，一般为主持武道宗教活动的祭师“师公”在宗教活动时穿用。在师公职权范围内的宗教活动中，“拔伤”最为常见。
“拔伤”时师公身穿红裙，站在高高搭起的桌凳上，作类似杂技的表演。多为一张桌上放一米斗，米斗上加一米筛，桌下还要点香，称为“三祭界”。筛上为天界，表示天上的神；桌上为中界，表示地面和空中云游的神；桌下为下界，表示地面和地狱中的鬼。最壮观的“拔伤”表演当属师公在桌上以舞蹈“作法”。法毕，师公从高台上直接一跃而下，若安然无事，则皆大欢喜，认为祖先显灵，将保佑大家逢凶化吉，而死者也得到了安息；如果失败，就认为死者的灵魂化为野鬼，家中必有厄运降临。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塔堪村畲族神职人员雷和平先生❶所提供的红裙如图2-54所示：裙长89厘米，约及脚踝；整个裙幅为260厘米，几乎为满圆幅；腰围94厘米，本白色平纹棉布腰头宽6厘米，胯右边开衩，两条畲族传统织带作为系带，长60厘米；裙子中部红色部分宽69厘米，为自织自染平纹麻布，上端打褶；裙子下部也为自制麻布，本白色，平纹，宽14厘米。此裙为雷和平17岁学师时从师傅处继承而来，制作年代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整条裙原为手工缝制，腰部有机缝线迹，应为后期缝补所至。据称，原来的“红裙”裙摆一周还有由红毛线串起来的铜钱，作法事舞动时叮当作响，更显声威。
“拔伤”时师公头上还需戴一个绘有神像的“头扎”。其中绘有虎头图案的也称为“纸虎头”（图2-55）。因其多为纸或兽皮制成，故也称“纸头扎”（图2-56）或“皮头冠”（图2-57、图2-58）。其上常绘制有道教太乙真人等神祇形象（图2-58）。
2.2 近代畲族服饰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畲族服饰伴随畲族人民逾千年的繁衍迁徙，到近代基本演变成型。近代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畲族服饰文化信息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代表性。
2.2.1 分域成型，城山为界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的山区定居下来。该地区原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圈和高山峻岭形成的地理屏障，促使畲族在定居过程中自然而然聚集为若干个次文化圈，圈间相对隔离、圈内独自发展[40。
浙江省自民国20年才开始筹筑公路41]，在此之前，官道和水运一直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县境最偏僻之地，一日不可达。如图2-59所示，丽水地区境内山脉纵横，主要有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分别向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延伸。以洞宫山脉为界，北麓龙泉、遂昌、松阳、缙云、青田等县通过瓯江水系相连，相对通达，形成一个以丽水市区为中心的次文化圈，域内畲族服饰形制相对统一。由于洞宫山总体山势较高，大部分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所以南麓的景宁虽紧邻云和，两县城直线距离不到20千米，然峻岭相隔，故自成一体，呈现出“高笄”等相对独特的景宁式畲族服饰风貌。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霞浦和宁德等地区。
霞浦县域内的畲族服饰常分为东西两路，因霞浦县在乾隆时期前原为福宁本州，故习惯分别称之为：福宁东路和福宁西路。福宁东路主要是以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畲族服饰特征为代表，与紧邻的福鼎地区相似。福宁西路是霞浦畲族的代表服饰，流行于县西、南、中和东部一些畲族村庄。同时与霞浦西部紧邻的福安市松罗乡一带服饰特征也更接近霞浦式。究其原因，福宁东路与福鼎地区相似，一是因为如图2-60所示福鼎与霞浦同列太姥山东麓，两县之间地势较为平缓，对原本就习惯山区生活的畲民而言交通交往交流都比较便利，故相互影响较深；二是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生活在山林野外，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行政区划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故与福鼎自成一体。而福宁东路与福宁西路不同是因为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平时活动范围主要在福鼎市城区与霞浦县城区之间的乡间，通常行至城区为止，很少进入汉文化区域，更少越过城区，因此以霞浦县城区为界畲族相互交流较少，影响不大。
宁德蕉城区以城区为界，市区以北的畲族服饰也习惯称八都装，与流行于福安市、周宁县、寿宁县的福安式非常类似，而市区以南的飞鸾等镇畲族服饰与南邻的罗源如出一辙。
同时，浙东南温州地区与闽东北福鼎地区虽从属两个行政省，然地域毗邻，接壤处为畲民栖身的绵延丘陵，两地畲民交往密切，因此在服饰特征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度。
综上说明，比起行政区划，近代畲民亚文化圈的区域界定更密切相关于地理地貌因素和城区位置，这与当时的经济技术、交通水平、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密切相关的。
2.2.2 技术依赖，弱势趋从
如图2-61和表2-6所示，将近代畲族上衣与同期汉族妇女上衣的正面廓形进行对比发现，即使排除穿着者身材个体差异影响，仅从比例关系上来看，畲族上衣普遍衣长较短、围度较小、袖肥较紧、袖口较窄、袖长较长。这是由于广大畲民始终以游耕采集为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过于宽大的服饰容易被树枝草茎挂跘而不利于劳作和行动，因此畲服尺寸相对短小、袖子相对紧窄，更加利落合体。另外出于耐磨和美观，畲族有翻折袖口的穿着习惯，故袖长因预留翻折量普遍较长。同时，通过对比畲服不同形制可知，与丽水式上衣相比，景宁式上衣无论款式为交领式还是圆领式，其袖窿围和胸围均更偏小，显得更为窄紧修身。且景宁式上衣或前短后长或整体长度偏短，前片长度均未及膝，因此景宁畲妇常下围过膝半身裙或围裙等遮蔽大腿的下装。最后，通过对比清末到民国畲服廓形可知，其衣长在逐渐缩短，而长度趋短是民国时期中华主流服装的一个演变趋势（图2-62），故可见畲服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变迁的轨迹。同时，前文所述畲族妇女服饰从直襟到大襟的变化，也是趋从周边主流服饰在清代两百余年来变迁的历程。
①清末丽水老竹畲族女服。征集于丽水老竹兰珠翠，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后等长。面料为蓝色麻料。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②民国景宁畲族女婚服。征集于景宁郑坑吴村雷一高，1998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短后长，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白色贴边。
③近代景宁外舍畲女服。征集于景宁县外舍王金垟蓝龙花，收藏于景宁畲族博物馆。前后等长，侧边开衩，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④近代浙南汉族礼服。征集于温州文成黄坦镇（毗邻丽水），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
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方向上表现出对主流服饰文化的趋从，这在男装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图2-63所示，1934年畲族男子正装仍为清末的长袍马褂，搭配的是清朝官帽，青年开始穿着西式衣裤。男人的发型也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4]14。
究其原因，广大畲民始终主要以山区为归宿，从事着有别于平原、草原经济的山地经济。由于山区所具有的相对封闭的特点阻碍了它与平原发达农业地区的交流，故畲族的经济一般相对落后[42]。近代丽水畲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相对先进的汉族的纺织服装技术和资源。如图2-64所示，畲民常需要将自产的家禽和农产挑到城里，与汉人交换旧衣、鞋等。直到20世纪，畲族地区仍很少出产棉布，需要向汉族商人购买。即便在畲族相对富裕的家庭，男子所穿的长衫也不是由畲族妇女制作，而是请汉族裁缝到畲家来做。畲民所戴竹斗笠也是向汉人购买。畲族妇女所穿的绣花鞋也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复杂的畲族头饰更是只能依赖县城里的汉族银匠[24]，14。
因此，近代畲族服饰在原料、色彩、款式、工艺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与周边主流文化的紧密联系。
2.2.3 宗教等级，家族伦理
近代畲族服饰因身份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特别是礼服运用款式、色彩、装饰等元素符号起到身份标识的作用。例如，畲族已婚妇女盘髻或戴冠，未婚女子梳辫，以头饰传达着婚姻状况。畲族服饰还可彰显贫富差距：女子前襟花边贫者窄，富者宽；男子贫者短褐，富者长衫，等等。其中宗教身份标识功能尤为突出。
畲族人民十分重视他们的传统丧礼“功德”，所谓“功德”，他们认为，“功”是思念父母抚育之恩；“德”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43]。畲族中以宗教地位为依据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就是通过功德仪式来反映的。若死者为“学师”，称“亡故仙师”，着赤衫、乌蓝入殓，其妻着大同衫入殓，其功德仪式需持续三天三夜；“白身”去世时称“白身亡人”，着普通寿服入殓，去世后功德仪式只能进行一天一夜。
如图2-65所示，居中两位老人即为着“乌蓝”的“保举师”和着“大同衫”的“西王母”。其服饰与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代畲族钟氏祖图（图2-66）中三代祖先所着服饰颇为相似：男子服饰类似明代儒巾襕衫，女子服饰类明代中后期直领长袄马面裙。该祖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云肩长衫阔裤，男着清代典型服饰官帽马褂。从构图及人物比例可断定着明式服饰者之身份高于着清式服饰者。
畲族宗教以对祖先的尊敬崇拜和缅怀感恩为核心。畲族自身原始宗教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传说中畲族的祖先神犬盘瓠（也作“盤瓠”）的崇拜。畲族史诗《高皇歌》所述的就是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在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最后定居广东的故事（图2-67）。盘瓠本为犬，因受汉族龙和麒麟图腾崇拜的影响，后来也被称为“龙麒”[44]。
畲族成人礼“学师”是祖先崇拜、民族文化传承的典型之举。如图2-68所示，相传盘瓠也曾上闾山学法，畲民们在仪式上即讲述交流祖先事迹、模仿祖先经历，并加入畲族宗教体系。在“学师”仪式
中，学师取得的“法名”必须存入“龙头杖”，畲民认为这样才得到了祖先的认可，得到了闾山的法力。
正如蓝炯熹先生所说，在畲民精神史中，盘瓠传说是畲族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当这一传说作为家族的社会记忆和成员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祖先崇拜的观念性、确定性的事物时，便完成了从神话向历史的质变过程。在祖先崇拜的精神导引下，历代的祭祀操作等家族文化实践的量的积累，便加强和巩固了其历史性的成分。再经过家族伦理精神的提升，从感性到理性，形成了神圣性、超验性和超世俗化的家族信仰机制，这种信仰机制确定了畲民家族文化传统中独特的精神内核[45]。畲族服饰在这一信仰机制中发挥着进行身份标识、寄托感性情怀的作用。不难发现，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历史的缅怀，“过去的”和“传统的”事物往往在畲民心目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因此便更易理解，儒巾襕衫和直领长袄裙虽已为当时的潮流所淘汰，却在畲族服饰体系中代表着更为尊贵的身份。
2.2.4 一脉相承，蛰伏汉化
清代统治者通过服饰制度推行本民族的衣冠形制，谕令汉人改冠易服。经过两百余年清统治，清末社会主流服式为旗袍式右衽大襟，而如图2-64所示，迟至19世纪下半叶畲族妇女仍普遍穿着与主流服饰迥然有别的汉服式直襟上衣，与丽水地区畲民主要迁出地福建福州罗源地区乾隆时期的畲族妇女衣装款式（参见图1-1）一脉相承。1929年著成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多次提到，畲族妇女“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型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连围裙彩带的图案也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2414。可见此时期畲民主动恪守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
乾隆五年“编图隶籍”，畲民被编入保甲地籍。此后，清代较为温和的民族政策保障了畲族在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得以休养生息。但是随后民国政府实行民族大同化政策，各个地方政府都从改革畲民服饰入手，大力强行推进畲民汉化。
民国时期畲服改革政策以丽水地区云和县最有代表性，从初期怀柔倡议“移风易俗”到1929年罚款取缔畲妇服饰，再到1934年、1937年政府反复告令畲民“不得穿着异饰与戴头冠，否则强行禁止”，甚至有警察踩碎进城畲妇的头饰，易服政策日趋强横241。据《贵溪樟坪畲族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坊、花桥等地有国民党驻军设卡，畲族妇女外出倍受刁难，（衣着）不得不改为汉族妇女装束，盘髻于后，横插银钗，居村寨者，则多一镶边蓝头巾”。表明当时其他地区畲族服饰也一样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
畲民对强制易俗强烈反对。一方面正面抗争，曾在1933年取得省政府“不得歧视侮辱畲民”的保护通令；另一方面委蛇固守，到市区时取下民族服饰，出城后仍恢复装扮[46]。然而到民国结束，各畲地服饰民俗受到的政治影响才渐止息，畲族日常着装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汉化了。但是其独特而精致的头饰、花边和织带等服饰元素仍被保存流传下来，成为现代畲族盛装中重要的民族形象特征。
2.3 小结
本章以畲族主要聚居地浙闽粤赣地区的代表性服饰为例，管窥近代畲族服饰形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近代畲族服饰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近代畲族服饰逐渐分域成型，从中可见比起行政区划，近代畲民亚文化圈的区域界定更密切相关于地理地貌因素和城区位置；近代畲服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变迁的轨迹，这缘于畲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相对先进的汉族纺织服装技术和资源；儒巾襕衫和直领长袄裙虽已为潮流所淘汰，却在畲族服饰体系中代表着更为尊贵的身份，盖因畲族服饰在畲族家族信仰机制中发挥着进行身份标识、寄托感性情怀的作用；虽然畲民主动恪守一脉相承的服饰传统特色，但民国政府从改革畲民服饰入手，大力强行推进畲民汉化，导致畲族日常着装相当大程度上的汉化。
2.1 近代畲族服饰形制
2.1.1 近代丽水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结合表2-1中文献资料可知，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丽水地区畲族妇女头饰分为丽水式和景宁式，上装从交领直襟式过渡为圆领大襟式，下装渐从及膝短裙转变为宽口阔裤，颜色喜黑或蓝，流行镶饰衣缘，以宽丝带装饰腰际。正式场合穿黑底红花缀流苏的绣鞋，劳作时穿草鞋，在家穿木屐，贫者赤脚。男子穿质地粗厚的深蓝色布衣短褐[22,23]。由于近代畲族男子服饰形制与汉人无异[24]12，故下文中不再赘述。
（1）头饰
头饰作为畲族最具特色的服饰元素一直备受关注，早在1947年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就将畲族妇女头饰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丽水道士〓式——简称丽水式；景宁敕木山式——简称景宁式；福州罗冈式一简称福州式[25]。下面分述属于丽水地区的丽水式和景宁式。
①丽水式：丽水式头饰如图2-1所示，主体为一根直径3~4厘米、长约7厘米的竹筒（图2-2）。竹筒从前额向后纵向放置至头顶，其上再裹以畲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有特殊花纹的圆形银片，称"髻牌"。银片后有一圈环绕竹筒的银环。竹筒两側分别连接有三串白色珠链（又一说为“五色椒珠”[26]）,从前额盘绕至脑后以固定头冠。脑后右方斜插一只约10厘米长的银发钗（图2-3）,发钗顶端缀红色丝绦，垂于耳际[23][27]。
从图2-1中也可看岀丽水式发式是将头发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先于左侧束紧，加Z向捻，沿左耳后盘至脑后脖颈上方再继续盘至右脑上方。下半部分的头发隐于其下，用以增加发式的体积感。
根据历史文献及勇士衡等学者1934年于浙南进行田野调查所拍摄的照片（图2-4）可知，丽水式头饰主要流行于以丽水莲都区碧湖镇道士〓村为代表的除景宁外的丽水其他地区，其造型与魏兰先生在《畲客风俗》（1906）中所绘畲妇画像（图2-5）基本相符，说明至少在20世纪前30年内丽水式畲女头饰的传承相对稳定。
图2-4中H和I所示妇女装扮尤为隆重，在髻牌前有两根长珠链直垂到胸前，再分别绕回耳侧，脑后两侧依稀可见红布覆头，披至左肩。应比其他头饰多用了一副含长珠链的“梳插”（图2-6）。其服饰也与其他图片所示大相径庭。盖因她们的身份为畲族宗教体系中的“西王母”，所着服装称为“大同衫”。
仔细分辨不难发现，图2-4中C、D和H所示竹筒冠下还有一圈黑布围于头部，起着束发和便于固定头饰的作用。其内部如图2-7所示由薄竹篾盘绕而成，称“笄心”。由图2-8可知，民国时丽水式头饰也有将从髻牌延伸出的珠链改为布条，系于脑后的情况。
②景宁式：景宁式近代头饰如图2-9、图2－10所示，头饰主体是放置于前额到头顶上的一个10厘米长的三棱柱木支架。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侧上部镶有薄银片。两根小银棒分别从木架中部和尾部向后上方延伸连在一起，形成头饰尖端。尖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木架前端连在一起。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形似面纱。头饰尖端和前端通过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相连。佩戴时将这些链子从前额盘绕至脑后以固定头冠。头后右方也插一只银发簪，由一根红黑相间的玻璃珠链与木支架前端相连。发簪上还系有两串银饰，佩戴时垂于右耳际24]14。
（2）上衣
魏兰先生（笔名浮云）曾在《畲客风俗》一书中将清末云和县畲族服饰描述为“阔领小袖，与僧尼相似，衣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清代僧尼服沿用明朝旧制，领襟形式一般采用交领直襟，以带子固定；而清代主流服饰常用满族传统旗式圆领大襟，从领口起沿衣襟设有一字纽——即以纽襻系扣。由此可知，清末丽水地区畲族上衣曾普遍为如图2-11所示直襟交领衣。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口和袖口上镶阔边”。“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很有可能是指沿袭旧日制的直襟交领衣（图2-9）。若确实如此，则说明景宁畲族妇女的服饰从清末到民国中期都保持着较好的传承性。
与此相反，如图2-12所示，据凌纯声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1934年丽水地区多地畲族女上衣均呈圆领大襟衣形制，已与清末时截然不同。上衣领口和前襟处常以彩色绲边和贴布花边作为装饰。穿着时，常翻折袖口露出白色贴边。内穿如图2-13所示肚兜。
（3）下装
1906年出版的《畲客风俗》中表述：“畲妇无裤，均着青裙，近来亦有改裙为裤者”。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记载：“妇女……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可见下装在清末时就开始逐渐从及膝短裙向宽口阔裤转变，到民国初年，裤装已成为丽水地区畲族女性较为普遍的下装款式（图2-14、图2-15）。
而根据《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29年）记载，景宁畲族妇女“穿宽大的过膝裙”，可知景宁地区畲妇下装和其头饰、上衣一样，异于丽水的其他地区，保持着相对独特的风貌和独立的发展轨迹。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条类似半身裙（图2-16），该裙裙长64厘米，下摆约及小腿。整条裙由四片裙片组成：左右各两片以布幅为宽度的长方形裙片，中间片分为上下两片小长方形。故可知裙宽约为布幅宽的2.5倍，整条裙用料为裙长的2.5倍。这样的裙结构使得裁剪可100％利用面料。裙腰部靠中间位置以蓝色布绲边，增加其耐磨性和牢固性，并在左右侧腰位置进行缩褶，以适合人体腰胯结构。
参见图2-5可知清末时畲民常着绑腿，畲语称“脚绑”，其平面展开为一令旗式直角梯形，颇具特色。如图2-17所示，单个绑腿为一块长方形面料两头向中心折叠后缝制而成，折叠时一端对折，另一端沿45。对角线折叠。绑腿用料均为宽度约20厘米、长度约60厘米的长方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长方形的结构十分规整，可以通过对面料进行完全分割而得到，不产生任何边角料，从而达到了用料零损耗。
近代畲族妇女也常于腰间系围裙，畲语称“拦腰裙”，围裙下摆和两侧系带常以编织手法增添装饰之趣（图2－18、图2-19）。
（4）足衣
据表2-1可知，近代畲族妇女不缠足，上山或赶集时穿木屐（图2-20）或草鞋（图2-21
左图），平时也常赤足（图2-21右图），会客时穿缀有红须的绣花鞋（图2-22、图2-23）。景宁畲族足衣与其他丽水地区没有明显差异。
（5）饰品
据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记载，畲族饰品包括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据1934年凌纯声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丽水地区畲族饰品大多为银质，包括指环（图2-24）、耳环（图2-25）、项圈（图2-26）、手镯（图2-27）、绣花手帕（图2-28）等，造型机巧，颇有趣味。
（6）童装
如图2-29所示，近代畲族童装为长衫长裤或短衣阔裤，与周边汉族无异，偶有戴装点银饰的虎头帽。
2.1.2 近代平阳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如表2-2、图2-30所示，据古籍记载，近代温州平阳地区畲民服饰布衣缊袍，颇存古风。盛装时头上除戴凤冠外还遍插钗钏，且喜用红绿花纹装饰袖口襟边及鞋面，比之丽水地区显得更加华美。
（1）头饰
如前表2-2所述，近代温州平阳畲族妇女凤冠头顶上戴有用约5厘米长的毛竹管做成的头冠，头冠外用布包裹，再于其上放置一块长约3厘米的长方形小板，板的两端垂有珠穗，两边还有长珠串经过耳朵垂在两眉边。头饰四周还遍插银制头簪，另外还有珠串由前额垂到眼际。
如图2-31所示，近代温州平阳畲族妇女常喜戴含有银片流苏的钗钏，遍插满头。细查图2-31可见妇女两耳畔垂下的凤冠上的白珠链，故可知钗钏常与凤冠同时使用。
（2）上衣
如图2-32所示，平阳式畲女上装领部呈复式结构，分大领和小领。领面颜色多选用水红、水绿，加绣花纹。领子上的刺绣，通常图案有牡丹、莲花等花卉。盛装领口装饰两颗直径约2厘米的红绿相间的绒球，球底托十几片布叶子，球心镶各色料珠，有的还饰以小银片，俗称杨梅花。右边大襟襟边腋下垂两条桃红或大红绣花飘带，长过衣裾。上衣右前襟绣有大面积色彩鲜艳的勾形适合纹样，刺绣题材灵活多变，人物及动植物造型生动活泼。袖口贴边，配以红色布条，或加缱其他颜色的布边，以仿多层卷边。据说过去叠穿多层服装者多家境殷实，故畲女纷纷在袖口模拟出穿有多层上衣的效果以表富裕，渐至成俗。上衣两侧衣衩内缘绲镶红色贴条。
由图2-33可见，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男子礼服为大襟右衽士林蓝长衫，与同时代汉人无异。
（3）童装
如图2-34可见，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童装以大襟右衽及膝袍服为主，下穿阔裤，有的头戴童帽。
2.1.3 近代福州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福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大量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他们通过亲身游历，记述下关于近代福州畲族风貌的珍贵文献。如美国传教士武林吉（F.Oh|inger）于1886年7月对福州城北黄土岗和连柏洋两个畲族村落进行了田野调查，其记录《访福州附近的畲民（山宅）》发表于同年第17期美国《教务杂志》[28]。1884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H.Parker）通过在福建与浙江两地的考察撰写了《从福州到温州的旅程》和《福建的旅程》，文中概括性地对浙、闽地区畲族服饰进行了现象描述[29]。另外，美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iamEdgarGeiI）于1911年通过对中国18个省会城市进行的考察撰写了《中国十八省府》，书中第二章中也细致描写了福建畲族的祖先传说和福建畲民的服饰[30]。
据表2-3所示近代畲族服饰文献和图像资料显示，各研究者均将目光聚焦于畲妇头饰，故可知近代福州地区畲族服饰与当时主流服饰的最鲜明区别在于妇女头饰。妇女上衣沿袭交领直襟的旧制，以精致层迭的贴边为装饰特色。下装常仅着及膝中裤，不缠足，赤足而行。
（1）头饰
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描述民国时期福州罗冈式（简称福州式）畲族妇女头饰为明显的三部分组成[25]，这与传世照片（图2-35）一致：前部为一彩穗流苏；中部是在一个覆盖着银片的筒形上方再架起一座三角形布帐；后部为披着一片矩形布片的发簪，插入中部下的发髻内。
（2）上衣
如图2-36～图2-38所示，清末罗源式盛装衣长及膝，前后片等长。其款式特色在于后片开领处有4厘米立领，连到前片斜襟，两襟交叠，自然形成领窝，是介于直襟交领和大襟圆领之间的巧妙设计。领部、肩部、袖口处均有绣花。老年妇女上衣如图2-39所示，服装结构相仿，但是仅装饰以数层红白相间的绲边，不刺绣。
（3）下装
如图2-40所示，《中国十八省府》一书中福州部分老照片呈现了当时福州畲族妇女的形象。中间两位畲族妇女下着及膝紧身中裤，赤小腿，跣足，精干爽利。
2.1.4 近代江西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明代中期，聚居在福建汀州一带的畲民，不堪封建统治者压迫，先后向浙南、闽北和赣东北的铅山、贵溪等地迁徙，江西畲民主要居住在樟坪、雷家山、太岩、老屋基等地。如今，当地畲族人民与汉人长期杂居，生活方式已趋于汉化，但仍保留着特有的民族素质，在风俗习惯上也有本民族特色。如表2-4所示，江西畲族服装和饰物美丽多姿。但旧社会畲族人民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常年只能穿着“褊裢衣衫”或“男女椎髻跣足”，这样的记载与文献资料上也不少见。如第二章所述，至迟到1990年，畲族妇女的头饰还是以花边巾覆头为主，男子着狗耳巾。
在鹰潭市政府组织编写的《贵溪樟坪畲族志》（评审稿）中，记述有贵溪畲族曾经的服饰风貌，与周沐照先生所述相仿。书中提到一个服饰细节：“已婚妇女头发向后梳，在脑后盘成螺状髻，发际饰以二寸许的角状螺垂形（编者按：疑为锤形）竹筒，以示爱情忠贞不二”，说明江西畲族头饰的外观及象征意义与罗源式颇为相似，是为当地实况抑或是转引表述罗源式的文字，还有待探究。
2.1.5 近代广东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畲族是广东早期的居民之一，隋唐时期就已定居在粤赣闽三省交界地。闽浙地区的畲族一直流传自己的祖居地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广东省畲族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至近代其自身特征已深度淡化。据文献记载，畲族过去是“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34]。到近现代，广东畲族男女服饰与汉族人的穿着并无区别。据老人回忆，过去是男耕女织，种苎麻纺纱织布，蓝靛染色，手工缝制。清代，着长袍马褂，留长辫，有官职者按官阶佩戴帽缨，着马蹄袖长袍。妇女衫长过膝，大襟无领，以不同颜色的布条镶边为装饰；裤宽阔，鞋绣花呈船形，耳戴银坠，手戴银镯，头盖绣花帕巾。至民国以后，衣着全部汉化，尚青、蓝、黑三色的粗布衣，无装饰[35]。
2.1.6 近代畲族宗教服饰形制
宗教服饰在畲族服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承载着畲族文化精神中最核心也曾最为隐秘的讯息。在华东畲族地区，其宗教体系基本雷同。如表2-5所示，畲民的地位通过“传师”（通过模仿始祖盘瓠学法的仪式加入宗教体系）的延续与否或“举祭”（主办祭祖仪式）的次数多寡来区分[27]37。男子经过“学师”之后当“保举师”（相当于入教介绍人）时，其妻在传师活动中担任“西王母”着“大同衫”[36281。
（1）赤衫
根据《丽水文史资料·第4辑》记载：“经过传师学师的人所穿的‘法衣’，其式样是大襟长衫，不用扣子（用带缚）。一代学师穿红色，名为‘赤衫’，传给下一代的则穿青色，名为‘乌蓝’。赤衫、乌蓝都镶有月白色布边，还配有同样颜色的无顶帽，帽有两条带往前胸挂，名为‘水古帽’。这种衣帽只在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学师人死后做功德才穿戴，学师人死后必须穿戴这种衣帽殡殓”[27]37。
“学过师的人，男子年40以上要为自己的后事准备几件事：1.用红布做好‘赤衫’，称礼服；2.备好头冠；3.写好‘学书二十四谍书’，是圣旨的意思，备做功德用；4.刻一颗有‘日月紫微星太上老君’木质方印；5.准备好八尺红布死后缚在头上，两头下垂到小腿。这五件用布打成包袱，男的叫‘学师包’，女的叫‘更缘包’。每年翻晒一次，死后才准子女打开”[37]。
据《龙游县志》载：“畲民礼服有青有红，长三尺，袖大一尺，缘以兰布，约一寸五分，于祭其祖时用之”[38]。
以上古籍中的描述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传世实物相符，即传统赤衫为用带系缚的红色大襟或对襟长衫，长三尺，袖大一尺，镶有约一寸五分宽的月白色或蓝色布边（图2-41），配有同样颜色的无顶飘带帽（图2-42）及一颗“日月紫微星太上老君”木质方印（图2-43）。这与在畲族地区实地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也基本一致❶。
（2）乌蓝
若学师之子也经“传师”，则学师改着乌蓝。如图2-44、图2-45所示，乌蓝与赤衫仅颜色不同，为对襟或大襟阔袖长衫。
（3）大同衫
如图2-46、图2-47所示，大同衫即“学师”的夫人所穿宗教服饰。据记载：“祭过祖者可以穿红衣，其子再祭，又换著青衣，又提一级，其妻亦可穿绿衣红裙，可得尊号‘西王母’”[361281。与乌蓝上配“老君”印雷同，大同衫附有“王母印”一枚（图2-48），下装常搭配如图2-49所示红腰裙，裙下摆带有类似马面裙阑干结构之装饰。
（4）红袍
据记载，做“功德”时，“祭师身穿特殊祭服，前襟绣有龙、麒麟，衣背绣有木鱼等纹饰的长衫，在死者灵前手舞足蹈，口里诵读祭词，内容主要为死者进行超度，有一套固定的仪式”[36]320。畲族“结婚或祭祖时穿礼服，一般为青色长衫，祭祖时则穿红色长衫。长衫的衣襟和胸前绣有龙的图案花纹，四周镶红、白花边，长衫的开衩处绣有白云，头戴青、蓝或红色方巾帽（有的是红顶黑缎官帽）❶，帽檐镶有花边，帽后垂着两条尺余长的彩色丝带，脚穿白色布袜、园（圆）口白底黑色的厚布鞋”[39]。《龙游县志》中也有畲民“丧中最重作功德，然不用僧道，即以曾祭祖者八人，服青红各色之衣，在灵前念咒语或在祖先前歌舞，如此者一昼夜或二昼夜”[38]的记载。如图2-50所示，《畲客风俗》中也有关于祭祖的插图。
综上可知，以前主持文道宗教活动的祭师“先生”所穿服装为红色的长衫，衣襟和胸前绣有龙、麒麟，衣背绣有木鱼等纹饰，四周镶红、白花边，长衫的开衩处绣有白云，头戴青、蓝或红色方巾帽，帽檐镶有花边，帽后垂着两条尺余长的彩色丝带，脚穿白色布袜、圆口白底黑色的厚布鞋。
据田野调查，史料所载绣有纹饰、镶有花边的祭服已在畲族生活中无处可寻，只在位于福建宁德市的中华畲族宫中收藏有件“祭祀袍”与文献记载相符（图2-51）。另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收藏的丽水畲族传世实物中发现一件“祭祖红袍”（图2-52），形制与前文所述“赤衫”相类似。
（5）红裙及头扎
红裙又称为师裙，也可称罗裙，如图2-53所示，一般为主持武道宗教活动的祭师“师公”在宗教活动时穿用。在师公职权范围内的宗教活动中，“拔伤”最为常见。
“拔伤”时师公身穿红裙，站在高高搭起的桌凳上，作类似杂技的表演。多为一张桌上放一米斗，米斗上加一米筛，桌下还要点香，称为“三祭界”。筛上为天界，表示天上的神；桌上为中界，表示地面和空中云游的神；桌下为下界，表示地面和地狱中的鬼。最壮观的“拔伤”表演当属师公在桌上以舞蹈“作法”。法毕，师公从高台上直接一跃而下，若安然无事，则皆大欢喜，认为祖先显灵，将保佑大家逢凶化吉，而死者也得到了安息；如果失败，就认为死者的灵魂化为野鬼，家中必有厄运降临。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塔堪村畲族神职人员雷和平先生❶所提供的红裙如图2-54所示：裙长89厘米，约及脚踝；整个裙幅为260厘米，几乎为满圆幅；腰围94厘米，本白色平纹棉布腰头宽6厘米，胯右边开衩，两条畲族传统织带作为系带，长60厘米；裙子中部红色部分宽69厘米，为自织自染平纹麻布，上端打褶；裙子下部也为自制麻布，本白色，平纹，宽14厘米。此裙为雷和平17岁学师时从师傅处继承而来，制作年代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整条裙原为手工缝制，腰部有机缝线迹，应为后期缝补所至。据称，原来的“红裙”裙摆一周还有由红毛线串起来的铜钱，作法事舞动时叮当作响，更显声威。
“拔伤”时师公头上还需戴一个绘有神像的“头扎”。其中绘有虎头图案的也称为“纸虎头”（图2-55）。因其多为纸或兽皮制成，故也称“纸头扎”（图2-56）或“皮头冠”（图2-57、图2-58）。其上常绘制有道教太乙真人等神祇形象（图2-58）。
2.2 近代畲族服饰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畲族服饰伴随畲族人民逾千年的繁衍迁徙，到近代基本演变成型。近代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畲族服饰文化信息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代表性。
2.2.1 分域成型，城山为界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的山区定居下来。该地区原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圈和高山峻岭形成的地理屏障，促使畲族在定居过程中自然而然聚集为若干个次文化圈，圈间相对隔离、圈内独自发展[40。
浙江省自民国20年才开始筹筑公路41]，在此之前，官道和水运一直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县境最偏僻之地，一日不可达。如图2-59所示，丽水地区境内山脉纵横，主要有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分别向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延伸。以洞宫山脉为界，北麓龙泉、遂昌、松阳、缙云、青田等县通过瓯江水系相连，相对通达，形成一个以丽水市区为中心的次文化圈，域内畲族服饰形制相对统一。由于洞宫山总体山势较高，大部分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所以南麓的景宁虽紧邻云和，两县城直线距离不到20千米，然峻岭相隔，故自成一体，呈现出“高笄”等相对独特的景宁式畲族服饰风貌。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霞浦和宁德等地区。
霞浦县域内的畲族服饰常分为东西两路，因霞浦县在乾隆时期前原为福宁本州，故习惯分别称之为：福宁东路和福宁西路。福宁东路主要是以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畲族服饰特征为代表，与紧邻的福鼎地区相似。福宁西路是霞浦畲族的代表服饰，流行于县西、南、中和东部一些畲族村庄。同时与霞浦西部紧邻的福安市松罗乡一带服饰特征也更接近霞浦式。究其原因，福宁东路与福鼎地区相似，一是因为如图2-60所示福鼎与霞浦同列太姥山东麓，两县之间地势较为平缓，对原本就习惯山区生活的畲民而言交通交往交流都比较便利，故相互影响较深；二是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生活在山林野外，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行政区划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故与福鼎自成一体。而福宁东路与福宁西路不同是因为水门、牙城等霞浦东部地区畲民平时活动范围主要在福鼎市城区与霞浦县城区之间的乡间，通常行至城区为止，很少进入汉文化区域，更少越过城区，因此以霞浦县城区为界畲族相互交流较少，影响不大。
宁德蕉城区以城区为界，市区以北的畲族服饰也习惯称八都装，与流行于福安市、周宁县、寿宁县的福安式非常类似，而市区以南的飞鸾等镇畲族服饰与南邻的罗源如出一辙。
同时，浙东南温州地区与闽东北福鼎地区虽从属两个行政省，然地域毗邻，接壤处为畲民栖身的绵延丘陵，两地畲民交往密切，因此在服饰特征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度。
综上说明，比起行政区划，近代畲民亚文化圈的区域界定更密切相关于地理地貌因素和城区位置，这与当时的经济技术、交通水平、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密切相关的。
2.2.2 技术依赖，弱势趋从
如图2-61和表2-6所示，将近代畲族上衣与同期汉族妇女上衣的正面廓形进行对比发现，即使排除穿着者身材个体差异影响，仅从比例关系上来看，畲族上衣普遍衣长较短、围度较小、袖肥较紧、袖口较窄、袖长较长。这是由于广大畲民始终以游耕采集为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过于宽大的服饰容易被树枝草茎挂跘而不利于劳作和行动，因此畲服尺寸相对短小、袖子相对紧窄，更加利落合体。另外出于耐磨和美观，畲族有翻折袖口的穿着习惯，故袖长因预留翻折量普遍较长。同时，通过对比畲服不同形制可知，与丽水式上衣相比，景宁式上衣无论款式为交领式还是圆领式，其袖窿围和胸围均更偏小，显得更为窄紧修身。且景宁式上衣或前短后长或整体长度偏短，前片长度均未及膝，因此景宁畲妇常下围过膝半身裙或围裙等遮蔽大腿的下装。最后，通过对比清末到民国畲服廓形可知，其衣长在逐渐缩短，而长度趋短是民国时期中华主流服装的一个演变趋势（图2-62），故可见畲服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变迁的轨迹。同时，前文所述畲族妇女服饰从直襟到大襟的变化，也是趋从周边主流服饰在清代两百余年来变迁的历程。
①清末丽水老竹畲族女服。征集于丽水老竹兰珠翠，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后等长。面料为蓝色麻料。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②民国景宁畲族女婚服。征集于景宁郑坑吴村雷一高，1998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前短后长，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白色贴边。
③近代景宁外舍畲女服。征集于景宁县外舍王金垟蓝龙花，收藏于景宁畲族博物馆。前后等长，侧边开衩，面料为藏青色棉布。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
④近代浙南汉族礼服。征集于温州文成黄坦镇（毗邻丽水），2000年收藏于景宁文物保护管理所。
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方向上表现出对主流服饰文化的趋从，这在男装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图2-63所示，1934年畲族男子正装仍为清末的长袍马褂，搭配的是清朝官帽，青年开始穿着西式衣裤。男人的发型也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4]14。
究其原因，广大畲民始终主要以山区为归宿，从事着有别于平原、草原经济的山地经济。由于山区所具有的相对封闭的特点阻碍了它与平原发达农业地区的交流，故畲族的经济一般相对落后[42]。近代丽水畲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相对先进的汉族的纺织服装技术和资源。如图2-64所示，畲民常需要将自产的家禽和农产挑到城里，与汉人交换旧衣、鞋等。直到20世纪，畲族地区仍很少出产棉布，需要向汉族商人购买。即便在畲族相对富裕的家庭，男子所穿的长衫也不是由畲族妇女制作，而是请汉族裁缝到畲家来做。畲民所戴竹斗笠也是向汉人购买。畲族妇女所穿的绣花鞋也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复杂的畲族头饰更是只能依赖县城里的汉族银匠[24]，14。
因此，近代畲族服饰在原料、色彩、款式、工艺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与周边主流文化的紧密联系。
2.2.3 宗教等级，家族伦理
近代畲族服饰因身份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特别是礼服运用款式、色彩、装饰等元素符号起到身份标识的作用。例如，畲族已婚妇女盘髻或戴冠，未婚女子梳辫，以头饰传达着婚姻状况。畲族服饰还可彰显贫富差距：女子前襟花边贫者窄，富者宽；男子贫者短褐，富者长衫，等等。其中宗教身份标识功能尤为突出。
畲族人民十分重视他们的传统丧礼“功德”，所谓“功德”，他们认为，“功”是思念父母抚育之恩；“德”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43]。畲族中以宗教地位为依据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就是通过功德仪式来反映的。若死者为“学师”，称“亡故仙师”，着赤衫、乌蓝入殓，其妻着大同衫入殓，其功德仪式需持续三天三夜；“白身”去世时称“白身亡人”，着普通寿服入殓，去世后功德仪式只能进行一天一夜。
如图2-65所示，居中两位老人即为着“乌蓝”的“保举师”和着“大同衫”的“西王母”。其服饰与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代畲族钟氏祖图（图2-66）中三代祖先所着服饰颇为相似：男子服饰类似明代儒巾襕衫，女子服饰类明代中后期直领长袄马面裙。该祖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云肩长衫阔裤，男着清代典型服饰官帽马褂。从构图及人物比例可断定着明式服饰者之身份高于着清式服饰者。
畲族宗教以对祖先的尊敬崇拜和缅怀感恩为核心。畲族自身原始宗教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传说中畲族的祖先神犬盘瓠（也作“盤瓠”）的崇拜。畲族史诗《高皇歌》所述的就是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在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最后定居广东的故事（图2-67）。盘瓠本为犬，因受汉族龙和麒麟图腾崇拜的影响，后来也被称为“龙麒”[44]。
畲族成人礼“学师”是祖先崇拜、民族文化传承的典型之举。如图2-68所示，相传盘瓠也曾上闾山学法，畲民们在仪式上即讲述交流祖先事迹、模仿祖先经历，并加入畲族宗教体系。在“学师”仪式
中，学师取得的“法名”必须存入“龙头杖”，畲民认为这样才得到了祖先的认可，得到了闾山的法力。
正如蓝炯熹先生所说，在畲民精神史中，盘瓠传说是畲族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当这一传说作为家族的社会记忆和成员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祖先崇拜的观念性、确定性的事物时，便完成了从神话向历史的质变过程。在祖先崇拜的精神导引下，历代的祭祀操作等家族文化实践的量的积累，便加强和巩固了其历史性的成分。再经过家族伦理精神的提升，从感性到理性，形成了神圣性、超验性和超世俗化的家族信仰机制，这种信仰机制确定了畲民家族文化传统中独特的精神内核[45]。畲族服饰在这一信仰机制中发挥着进行身份标识、寄托感性情怀的作用。不难发现，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历史的缅怀，“过去的”和“传统的”事物往往在畲民心目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因此便更易理解，儒巾襕衫和直领长袄裙虽已为当时的潮流所淘汰，却在畲族服饰体系中代表着更为尊贵的身份。
2.2.4 一脉相承，蛰伏汉化
清代统治者通过服饰制度推行本民族的衣冠形制，谕令汉人改冠易服。经过两百余年清统治，清末社会主流服式为旗袍式右衽大襟，而如图2-64所示，迟至19世纪下半叶畲族妇女仍普遍穿着与主流服饰迥然有别的汉服式直襟上衣，与丽水地区畲民主要迁出地福建福州罗源地区乾隆时期的畲族妇女衣装款式（参见图1-1）一脉相承。1929年著成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多次提到，畲族妇女“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型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连围裙彩带的图案也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2414。可见此时期畲民主动恪守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
乾隆五年“编图隶籍”，畲民被编入保甲地籍。此后，清代较为温和的民族政策保障了畲族在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得以休养生息。但是随后民国政府实行民族大同化政策，各个地方政府都从改革畲民服饰入手，大力强行推进畲民汉化。
民国时期畲服改革政策以丽水地区云和县最有代表性，从初期怀柔倡议“移风易俗”到1929年罚款取缔畲妇服饰，再到1934年、1937年政府反复告令畲民“不得穿着异饰与戴头冠，否则强行禁止”，甚至有警察踩碎进城畲妇的头饰，易服政策日趋强横241。据《贵溪樟坪畲族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坊、花桥等地有国民党驻军设卡，畲族妇女外出倍受刁难，（衣着）不得不改为汉族妇女装束，盘髻于后，横插银钗，居村寨者，则多一镶边蓝头巾”。表明当时其他地区畲族服饰也一样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
畲民对强制易俗强烈反对。一方面正面抗争，曾在1933年取得省政府“不得歧视侮辱畲民”的保护通令；另一方面委蛇固守，到市区时取下民族服饰，出城后仍恢复装扮[46]。然而到民国结束，各畲地服饰民俗受到的政治影响才渐止息，畲族日常着装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汉化了。但是其独特而精致的头饰、花边和织带等服饰元素仍被保存流传下来，成为现代畲族盛装中重要的民族形象特征。
2.3 小结
本章以畲族主要聚居地浙闽粤赣地区的代表性服饰为例，管窥近代畲族服饰形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近代畲族服饰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近代畲族服饰逐渐分域成型，从中可见比起行政区划，近代畲民亚文化圈的区域界定更密切相关于地理地貌因素和城区位置；近代畲服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变迁的轨迹，这缘于畲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相对先进的汉族纺织服装技术和资源；儒巾襕衫和直领长袄裙虽已为潮流所淘汰，却在畲族服饰体系中代表着更为尊贵的身份，盖因畲族服饰在畲族家族信仰机制中发挥着进行身份标识、寄托感性情怀的作用；虽然畲民主动恪守一脉相承的服饰传统特色，但民国政府从改革畲民服饰入手，大力强行推进畲民汉化，导致畲族日常着装相当大程度上的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