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畲族凤凰装形制的特性
  （一）畲族服饰形制的相似性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性质上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男子服饰在历史上均为“椎髻跣足，不巾不帽”，受汉族男子服饰影响较大，都为圆领右衽大襟，劳作时为短衫长裤，礼服或正装为长衫。对于畲族日常女子服饰而言，虽然浙闽两地存在很明显的外观差异，但两地服饰仍然保持着以凤凰装为代表的祖先崇拜痕迹，服饰形制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各具特色，但均以蓝黑色麻布或棉布为服装主料，衣衫均为右衽大襟，上衣领口、大襟等边缘处多花边装饰，同时在上衣外面均系有拦腰。浙闽畲族服饰的共同之处在于：
  1．共同起源 共同的盘瓠祖先信仰下产生的服装在形制上有统一性，无论细节如何变化，畲族上衣尤其是领边和大襟边缘均有边饰、上衣外搭配拦腰的穿着方式以及腰部系扎彩带且带尾下垂的特征，符合史书上对于盘瓠后代“制裁皆有尾形”的描述。此外，各地女子皆有的佩戴凤冠的习俗也是对始祖婆凤凰嫁衣传说的继承。
  2．料色一致 历史上和经济上的一些原因形成了各地畲族服饰用料的一致性及色彩搭配上的相似性，服装主体部分衣尚青蓝，装饰多以大红、玫红色调为主，和蓝黑色服饰本料形成反差和对比。
  3．工艺相似 各地畲族服饰装饰工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刺绣和镶绲工艺同属汉文化中服装装饰的重要手段，其在畲族服饰中的盛行不排除畲汉文化交融的影响因素，但刺绣图案的一些题材带有明显的山地生活痕迹，多层多色重复镶绲的形式也独具特色。彩带编织工艺是各地畲族共有的传统工艺，浙闽各地在彩带的字符织纹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一方面可能与彩带工艺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彩带体积小、实用性极强，在
  一代代畲族人口手相传的同时承载着民族的记忆。
  （二）畲族服饰形制的差异性
  虽然源出同族，但由于长期的迁徙以及和周边民族杂居的影响，浙闽两地畲族服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男装受汉族影响服饰形制皆与汉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女子服饰上，具体表现为领部至大襟的装饰造型和头饰外观的变化：
  1．上衣开襟和领口的具体形制不同 罗源式衣领为无纽交领，其余各式均为立领有纽，领圈开口窄小，实际穿着时领口多敞开不扣，领座高度不一，福安式领座最矮小，霞浦式居中，福鼎式的大小约为福安式的两倍，且在领口饰有两颗红绿毛线制成的“杨梅球”。景宁和福安的服斗大襟为上抬式，即自领口平行向右延伸12～15厘米，再下行至侧缝，转折处两粒扣固定，但福安式大襟几乎成直角，景宁式则较为圆顺，弧线向下至侧缝；霞浦和福鼎为下凹式，即从领口直接下凹弧线至侧缝，故较前两者在门襟处少两粒纽扣。
  2．花边装饰的面积和多寡不同 镶绲工艺的运用程度由浅至深依次为：罗源最盛，福安、景宁次之，霞浦更次之，用在胸口大襟边及服斗多层绣花带的间隔处；以刺绣见长的福鼎最末，仅在领圈和部分大襟边口处有极细的绲边，装饰效果甚微。服饰刺绣应用多寡上，以福鼎刺绣面积最大，图案最丰富，霞浦次之，罗源的刺绣面积虽小，但结合云纹补花和花边，显得最为华丽，福安较少，景宁最少。花边镶嵌为罗源式畲族服饰最有特征和代表性的装饰手法，因其使用简单，为广大畲族人民所喜爱，在现代畲族服饰中大量使用，如景宁式的现代畲装在领口、袖口大量镶嵌机织花边，但由于使用手法简单、缺乏特色，装饰效果和辨识度远不如罗源式。
  3．凤冠的样式及佩戴习惯不同 福安、霞浦的凤冠式样相似，面前均有银片“圣疏”遮面，罗源凤冠制式和景宁凤冠最为接近，福鼎式凤冠简化程度最高。两省凤冠佩戴习俗差异显著：景宁凤冠自结婚之日始戴，为日常头饰；福建畲族女子平日梳凤凰髻，凤冠为结婚时新娘的装束。两地的凤冠均可作为去世后入殓的冠戴。
  4．拦腰的装饰细节不同 景宁式最简单，黑色麻质素面配大红腰头；福安式较简洁，裙面上方绣对称的花篮或盆花；霞浦式较福安式略复杂，花盆或花篮位置和福安相同，但绣花更饱满繁复，两边各3个褶，一些精致的拦腰还在左右侧边和上缘增加绣花装饰；福鼎式在图案装饰上较简洁，但裙面分大小双层；罗源式拦腰装饰最为繁复华丽，有大朵的云纹角隅图案和花鸟刺绣。
  （三）畲族服饰形制的脉络相承性
  1．服装的演进过程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在穿着上的体现，其传承了历史，也记载着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服饰也会相应发生改变，除了时代因素，这些改变和民族迁徙密不可分。伴随着民族迁徙，畲族传统服饰的样式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民族迁徙脉络的梳理意义重大，有助于研究我国浙、闽地区畲族传统服饰文化。根据文献及现代畲族服饰，浙、闽两地服饰的差异性显而易见，其在传承畲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又与当地的地域特色相结合，因此各具特色，而极强的地域特色与畲族耕猎徙居的生活方式关联颇深。
  福安、霞浦、福鼎、景宁四地处于闽东浙南交界的山区一带，正是形成服饰分流的主要地区。畲族人由福安一带分两路入浙后，一支一路向北迁徙，另一支迁往苍南的畲族人
  经过发展后一部分回迁入闽东福鼎、霞浦一带，一部分继续留在浙南并逐渐发展至平阳、温州一带。结合民族迁移脉络和畲族服饰的几种典型式样来看，罗源、福安、霞浦、福鼎和景宁几处恰好处于民族迁徙路径中由闽入浙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其服饰也正是畲族服饰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几种样式。由此可以大胆推测：迁徙脉络和服饰样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可以发现，自连江、罗源始，到福安，再向西入霞浦，进而北上自福鼎进入苍南、平阳，是一条畲族人历史上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而从罗源到福安，一路向北，再到景宁、云和、丽水是畲族人迁徙历史上第二条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上，贯穿着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畲族服饰式样：罗源式、福安式、霞浦式、福鼎式和景宁式。这使得畲族服饰由罗源式为起点至景宁式为终点，途经福安、霞浦、福鼎和泰顺，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
  反观各地服饰式样，福安至景宁北迁一线都保持上拱式大襟，服饰边缘以绲边装饰，绣花较少，拦腰式样也较为朴素；福安至霞浦、福鼎西迁再北上的一线，在福安式上衣的基础上增加服斗处的绣花，发饰也从福安的盘匣式，到霞浦的上下双髻，再到福鼎的脑后大盘髻，逐渐简化。同时，苍南地区部分畲族的回迁又导致了这一带服饰之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
  伴随着不同方向的迁徙，畲族人的服装装饰风格分为花边装饰和绣花装饰两种。以服装中最能表现样式特征的门襟为例进行比对分析，将罗源、福安、霞浦、福鼎、景宁五种样式的门襟平面图按照历史迁徙路线排列，可以看出作为起点的罗源式门襟兼有花边和绣花两种装饰，但花边装饰的面积和重要程度强于绣花装饰。在服饰变迁的过程中以福安为节点形成景宁路和福鼎路两种线路，景宁路保持了罗源式的门襟镶边装饰，简化门襟的绣花装饰，最终形成今日景宁地区花边衫（兰观衫）的特征；而福鼎路则简化了花边装饰，由霞浦至福鼎逐渐形成繁复精致的门襟绣花装饰。福安式处于两种变化的分支节点，既保持了花边装饰，又延续了绣花装饰工艺，但两者都较为简单，形成了朴素大方的服饰风格。
  2．头饰的演进脉络 浙闽畲族头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畲族女子发饰多为“竹冠裹布，珠饰累累”，而现代仅浙江畲族仍保留珠饰凤冠，福建各地仅在新娘装束时采用“竹冠为骨，裹有红布，带有珠饰”的凤冠，平日则以红绳缠绕发髻为饰。
  随着畲民的逐渐迁徙，畲族的分布由罗源至福安，再由福安分两路至浙江境内。沿着这个迁徙路径，可以发现畲族妇女的冠戴逐渐发生了变化：福建境内的畲族凤冠由平时佩戴改为新婚佩戴，平日则以红绳缠发梳成发髻；而景宁畲族凤冠则自结婚之日开始佩戴，平时及节庆时均佩戴。
  将各地凤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源的凤冠（新娘冠戴）与景宁、丽水的式样最为接近，景宁式珠饰尾端璎珞改为银挂件，丽水的则保持了右侧发髻斜插的璎珞。温州平阳、苍南地区的畲女头饰为珠冠，存在相似性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区域地理位置上与福鼎相距甚近，且历史上存在迁入与回迁，造成习俗上的相互影响。浙江畲族对凤冠习俗保持得较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自福建辗转迁徙而至浙南，反而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固守传统的心态，故在罗源式凤冠的基础上，将竹冠缩小简化至头顶，珠饰也绾在耳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浙北畲族由于是从景宁分迁而至，故保留了景宁的服饰习俗。
  综上所述，浙闽地区的畲族女子服饰虽然各具特色，但存在明显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表现在服装式样的渐进式演化以及头饰的形制和佩戴习俗上，借助畲族在闽东浙南山区的迁徙路线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种脉络关系。
  二、畲族凤凰装的文化特性
  畲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变化是构成要素与承载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早期产生作用的主要是构成要素的变化，如以麻、棉织品取代树叶、树皮，兽针、兽骨取代树针、树枝，银铜铁饰物取代骨物，人工颜料取代天然颜料。当观念发生变化之后，服饰就承载了人们的文化观，民族文化中就有了服饰的一席之地。以下都是畲族服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1．角色意识的表现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主流思想，占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它制约着其他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礼仪伦常，其本质是“别”，别君臣父子男女，别亲疏贵贱。人们的年龄、性别、等级和身份都可以通过服饰来区分。自周代以来，很多朝代强调以礼治国，因此中国从周代开始，服饰日趋复杂。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也就有了不同的服饰。人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是不同的角色。因此，畲族人的服饰就有了劳动装、礼服、吉服、寿服、丧服之别。封建社会，百姓穿的是布衣，底色为黑。故畲族人服饰的底色只能是黑。黑色一直为畲族人所接受，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黑色可以用天然染料染成，畲族人易种易得，便于大量使用。黑的颜色耐脏、易洗，对于男女都上山劳动的畲族人来说，是种适合常用的颜色。但后来黑色被彻底认同，还是由于观念、文化起了作用。黑色不仅是百姓的颜色，而且“夏尚黑”，是远古颜色，有“至阴不动”“太质无华”的文化含义，这刚好体现了畲族人刚强、朴实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畲人衣着底色尚黑，世代传承，以表示民族的共同性。也正是这种服饰上的特殊颜色，使得畲族同其他民族共同体区分开来。它作为异常分散的畲族人的特殊记认标志，维持了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是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
  2．畲族自我意识的体现 每个民族在发展时都会形成自我意识，这是民族文化在心理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相同的民族会有相同的心理，进而产生归属感。“体个人（自己人）”是畲族人对自我意识的称谓。服饰诞生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属于一种视觉符号，表现着民族在心理上的共同状态。同样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是身着同种服饰的人共有的感觉。
  3．反映畲族人的求吉意识 人们在心理上都趋向于求福趋吉，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较为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凤凰鸟自古就是祥瑞的代表，有“见则天下大安宁”的意思，也被称为瑞应鸟、百鸟之王、太阳之精、神鸟。
  畲族妇女把“百鸟朝凤凰”“凤凰朝牡丹”的各种花鸟图案较集中地刺绣在衣领、襟沿、袖口和“合手巾”（围裙）上。身上穿的是凤凰装；头上梳的是凤凰髻；腰间扎的是好似凤凰翎尾的飘带；斗笠上系的是犹如凤凰五彩缤纷翎羽的各色珠穗……她们把自己打扮得宛如一只只美丽的金凤凰。畲族对凤凰鸟的尊崇，除表现出浓厚的尊祖意识，和自认为“凤凰人”外，还表达着他们对黑暗势力的仇视、抗争，自强不息的无畏精神和热爱生活、祈求安宁、向往光明、“丹凤朝阳”的民族共同心态。
  三、畲族服饰的自觉改革
  “新生活运动”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此时妇女戴笄被严厉禁止。于是畲族妇女只好在进城时不戴笄，但在出城之后就会戴上。而妇女醒目的服饰则慢慢消失。
  20世纪60年代起，完整的传统装束已是少见。中老年妇女一般把头发梳成螺式或筒式盘在头上，发间环束红色绒线，中间插有银簪，称“头毛把”。衣领与裤子不镶花边，但衣襟上有花边。
  到20世纪80年代，只有在三月三对歌日、民族运动会、部分民族会议及拍电视、电影时，妇女才着传统服饰。平时除闽东少数老年妇女还穿传统服饰外，绝大多数人服饰与汉族妇女基本相同。
  针对传统服饰使用减少的情况，畲族人也进行了改革探索，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专题讨论会两次，研讨服装改革问题，在景宁畲族自治县还举办过民族服装大奖赛。福建《霞浦县畲族志》记载了这些富有成果的改革。畲族传统服装中，也出现了民族风格与时代气息相结合的创新品种。
  历史在前进，时作在变化。的确，传统的服饰，颜色单调，花纹太多，式样陈旧，工艺复杂，不适合时代的要求，难怪畲族人不愿穿。所以畲族服饰的改革探索，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要在“三性”上下功夫，即服饰要具有时代性、大众性、民族性。要充分吸收现代服饰的特点，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具有时代性。在质地、颜色、式样上要不断地进行创新，趋向日常化，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穿，才会人人爱穿。原来的畲族民族服饰显著的标志是衣服的花纹，畲语称之为“水涧流”，如今可以在大众化的服饰上，做一个简单的标志，如在上衣口袋上绣上凤凰图案，它既是服装的牌子，同时又是畲族服饰的标记。
  尽管目前畲族人同汉族人的外部特征趋于相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畲族文化的没落。因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有两重性，都有优也有劣。精神文化是由物质文化所决定的，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也必然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扬弃旧时代的传统，保留与物质文化相适应的内容。先进取代落后，落后向先进看齐，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会得到扬弃，这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因为表层传统文化，不等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更不等于这个民族，这是不能画等号的；一个民族、一种民族文化产生之后，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扬弃还是民族共同心理、民族自我意识强化的条件。因为，随着表层文化的弱化，原有的文化认同方式受到冲击，为维护民族生存发展，原来附于表层的文化特征的文化认同功能会转移到共同心理，即内在文化这个“本”上来。文化认同的危机，会引起民族共同体成员们的反思，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使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比以前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