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宗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其团体性体现在与全体族众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中，反过来，通过这一系列与全体族众相关的活动，宗族组织的团体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活动可以是有组织的，如祭祖、宗教性集会，也可以是自发进行的，如生产中的合作、生活中的互助等。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依据，所以在乡村一级特别是村级行政组织中，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出现了部分重叠。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生产活动的组织往往是以房份为单位，所以出现了行政村与宗族、村民小组与房支难以分割的状况。以八井畲村为例，八井行政村包括八井和牛洋两个自然村，它们同属一个宗族。在八井行政村内，第二村民小组与禄房对应，第一、三村民小组分别与福房的两个房支相对应。由于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的重叠，现阶段很多宗族组织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活动的形式来举行。
  每年农历七月十一日的祭祖仪式，曾经是八井村雷姓宗族中最为隆重的宗族活动。祭祖由族中各户轮流主办，从七月一日起，就开始拟定祭祖祝文，用为祭祖时诵读。祭祖时，需陈列祖图、祖杖、族谱等。主祭人为族中房长，陪祭人为每家家长，限20岁以上成丁，无男则女代。祭祖时有通赞2名、引赞2名、读祝文者2名、司众钱1名、司箔1名，均为族中有名望和地位者。八井村没有祭田，祭祖的费用由各户平均分担。捐立田租1000斤者，公立禄位，永垂后裔。捐钱100两修建祠堂者，也有禄位。结婚要纳喜钱100文，生男孩要纳喜钱60文，祭祖时交纳，作为祭祖经费。祭祖之前，要清扫祠堂、洗涤祭具、陈设器皿、备足祭品。祭品不作定例，可以随时斟酌，但不得用不洁或减价的物品，否则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祭祖之日，午夜子时鸣铳一响，族人即便起床，盥洗准备；丑时鸣铳两响，主祭和陪祭盛服入祠；寅时鸣铳三响，族人毕集，宣读祭文，集体致祭。礼毕，族众会餐，俗称“饮祭”。①在喧哗的聚餐中，宗亲之间的亲情得以提升。
  时至今日，虽然全族性的祭祖仪式暂时消失了，但家族的墓祭仪式仍然保留下来。每年清明时节和白露节气，同一家族的族亲带上祭品，到祖先的坟墓前祭扫。墓祭由家族中的各户轮流主办，与祠堂祭祖相比，祭品比较简单，一般也不举行会餐。近些年来，墓祭的对象已逐渐简化为高祖及其以下的祖先。村民雷可寿解释说，因为历年墓祭都没有给族人带来明显的好运，所以渐渐地就放弃不祭了。例如，雷君恒及其裔孙雷辅铨的坟墓占地都不小，墓制也非常奢华，但现在墓碑上都布满了青苔，周边杂草丛生，甚至长出了小树，以至我们要带上镰刀、木棍，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来到墓前，勉强看清碑文。很明显，这两座墓都已多年未祭扫，况且雷君恒还曾经是清代中期族中的豪富。
  除祠祭、墓祭外，还有家祭。祠祭仅在七月十一日及其他重大节日时举行，墓祭集中于清明节和白露，家祭则在平时和一般节日于家中进行。三者之中，祠祭最为隆重，家祭最为简单。家祭通常由家中妇女操办，陈设些许蔬果茶品，焚香点烛就可以了。虽然家祭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是私人性的，与宗族性的祠堂祭祖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也有别于家族性的墓祭。实际上，三者分别代表了宗族、家族和家户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空间。
  由于宗族性祠祭活动的消失、家族性墓祭活动的淡化及其他一些可能的集体活动（如赛歌）的失却，八井村雷姓宗族组织的活动已浓缩在一些重大的节庆、婚丧喜事的操办和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中。就重大节庆而言，“做岁”、“上灯”及其他6个节日是宗族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机会和场合。
  做岁：正月初一或十五日，以分组为单位，由上一年度轮耕“岁田”的家户，从“岁田”的收成中支出约200斤稻谷，到白马宫致祭，晚上分组成员在白马宫会餐，就餐者通常为家中的男性长者。“岁田”约有2亩，实行生产责任时专门划拨出来，多为山田，可耕种一季，亩产糯谷约300斤，杂交稻谷500多斤。每个村民小组又分成2～3个分组，每组7～8户至10余户不等，视总户数多少而定。每个分组的家户数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因为随着分组成员家庭的析分，每组的户数也在相应增加。但显然，这种户数的增长是缓慢的。据雷可寿称，他所在的分组属第一村民小组，共有16户，至今已轮值至第二轮末，他家是最后一个轮值户。轮值户的确定，系由抽签产生。在民国时期，则依商议而定。在第三村民小组内，由于户数相对较少，所以他们通常不再分组。前一年有喜事的村民，如盖房、娶媳妇、生育（无论男女）等，会在聚餐时专门给大家散烟。烟的质量和数量视各家经济情况而定，或2～3元一包，或7～8元一包，少的人均散发1～2支，多的每人一包。
  从常理上来判断，“做岁”应该是在正月初一日，而不应该也包括正月十五日，因为“岁”字在八井村畲族的语言中也是“年”的意思。在一份年代大约为清代中后期的文档中，有“雷子英，九分正；辅登，应乙分五厘；辅和，应乙分五厘，拨元宵赛”的记录。我们据此初步判断，至少在清代期间，八井村畲族曾经有举办“元宵赛”的习俗。而且，可能还有专门用于举办“元宵赛”的“赛田”。在一份有关“赛田”的买卖合同中，甚至还注明有“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而这些物件通常是集体聚餐所需的。该合同如下：
  立卖断赛田根约雷大会自己手置有赛田壹号，坐属拜井里小获地方，土名俗叫仔田壹号，载租谷肆百贰拾斤大称。今因无钱乏用，即将此佃田托中到引断根于堂兄大云处为业。三面言议，得出断价钱壹仟肆百文。其钱立断之日同中亲手收讫，其田即付钱主耕作纳租。其田价足心愿，葛藤以了，日后子孙不得言购言赎，亦不敢生端枝节之理。但此田是（大）会自己之口，与亲堂伯叔侄无干，日前并未曾重张典当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系是（大）会出头抵当，不涉钱主之事。两家情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卖断赛田根约壹纸为照。
  又及：口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再照。
  中见代字钱陆拾四文，再照。
  中见代字 堂侄 向宾
  光绪五年贰月 日立卖断赛田根约 雷大会
  该合同留给我们的疑问是：既是为“元宵赛”所置的“赛田”，又为何是属于个人的，且转让给了族人？故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断定所谓“赛田”就是专门为“元宵赛”而置，更无法探明“元宵赛”的具体运作情形。
  上灯：正月十一至十八日，以分组为单位，由轮值户出面，向其他家户每户收取10到20元钱，作为祭祀和会餐的开支。以前，以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组织。考虑到户数众多，组织不易，现在才改由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分组进行。具体的时间安排是：第一村民小组，十一至十三日；第二村民小组，十四至十六日；第三村民小组，十七至十八日。日期有长短之别，主要原因是每个村民小组的户数不等。第三村民小组家户最少，共25户，第一村民小组的家户数最多，共43户，第二村民小组40户。在白马宫内，可同时容纳约12桌共120左右人就餐。重要的是，各分组中的家户构成，与“做岁”时进行分组的家户构成并不相同，虽然它们也有部分重叠。
  无论是在“做岁”或是“上灯”的活动中，从表面来看，家户之间的这种组合都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但事实上，这种组合都遵循一定的地域原则，只不过这种地域原则被掩盖在村民小组的行政区划之下，因为在八井村和在其他行政村一样，村民小组的划分大体上是以居住区域为标准的。民国时期此两项活动开展的情况，更印证了这一构成原则。在民国时期，八井村有“四境”之分，分别对应着八井村四个大的居住区域。在举行“做岁”或“上灯”活动时，是以一“境”作为单位的。那时，每一境也都有自己公共的“岁田”，境内实行轮值耕种，收成的一部分（也是约200斤稻谷）作为活动的开支。作为轮值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部分来源，那时的“岁田”得到村民的重视。他们辛勤耕耘，力争有一个好的收成。而现在，“岁田”经常被抛荒，活动开支改由轮值户自己掏钱。
  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日。各地畲族均重视“二月二”，但说法不一，有的地方认为是“会亲节”，有的地方认为是“神节”甚或“种竹日”。①八井村畲民认为，土地公能保佑生产不受灾害，给村民带来财运。在祭拜土地公及随后的会餐中，“做岁”或“上灯”活动中的分组原则均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自由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的对象通常为自己的朋友或亲戚，基本上是本族范围内的，也可以是外村的，唯人数以10～12人即一桌为限。所需经费由大家共同捐资，多少由各人自己决定，而不必是平均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一般会多出资一些。有理由相信，此次仪式性活动为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提供了一次展示财力的机会，而经济实力是获得和保持在村落中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每年的土地公诞辰日，这样的临时性组合都会出现好多个。
  做岁、上灯、祭拜土地公等这一系列民俗活动，无疑可视为宗族活动之一种，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宗族活动的延伸和补充。因为在八井畲村，属于整个宗族的大宗祠未能建构起来，所以村庙建筑白马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宗族活动的场所。白马宫属宗教建筑，修建在村落的古村口，门前的小路是以前进出村落的要道，供奉的神祇主要是当境神主白马王，其次是临水夫人、五显大帝和土地公。因为全村性的活动多在白马宫内举行，所以它们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与地方宗教信仰有割不断的联系。在周边的汉族村落如罗厝里、小获等，虽然也都有村庙白马宫，但仅限于神灵诞辰日的各家祭祀，而没有像八井村这样的集体性聚餐活动。
  除做岁、上灯这两次在新年期间举行的活动外，在白马宫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共有6次。为了确保这6次活动都能举行，村落约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负责：第一村民小组，三月十三日白马王生日和八月十三日左、右将爷生日；第二村民小组，五月五日端午节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冬至；第三村民小组，二月二日土地公诞辰和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每个村民小组内，又各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一次活动。除土地爷诞辰日外，其他活动的参与者都比较少，一般只有轮值户所在组别的部分村民参加。轮值户通过抽签产生，但每户只轮值一年，其他非轮值户则根据自愿原则参加。
  这些活动虽然都与整个宗族有关，但从参与人数来看，它们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全村家户（做岁、上灯）、大部分家户（土地爷诞辰日）和小部分家户（其他节日）。通过这些经常性举办的节庆活动，村落内不同亲缘、不同居住地域的家户实现了关系互动，整个宗族被整合成一个内聚的团体。值得重视的是，在土地爷诞辰日邀请外村的朋友参加村落的活动，有助于加强宗族与周边村落的关系，拓宽了宗族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
  在生产生活中，宗族活动和宗族组织中的房支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婚丧喜庆的操办中。只要宗族中某一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动用较多的人员，与该家血缘关系最近的房亲与宗亲都会自动前来帮忙。这种帮忙纯属互助性质，没有任何报酬。在宗族内部，如果不考虑姻亲，亲属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是三四代以内的血亲，他们构成为一个互助性的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小房支”。但是，这个小房支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人丁繁衍不盛，家庭阄分、裂变的速度缓慢，小房支的范围会自动扩展，其可能的范围从上溯三四代，一直可以往上延伸，甚至可以追溯到整个福房或禄房这样的大房支。
  在八井村畲族的福房内部，以该族清代富豪雷君恒为近祖（相对于开基祖雷安和而言）的血亲成员，就曾经构成这样一个关系密切的房支。在20世纪90年代初搬迁出“八扇房”之前，他们共同居住在这栋村中规模最大的房屋内，相互间关系密切，计有13户之多。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表现得好像是一个大家族或大家庭，而不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家户。在行政上隶属第二村民小组的禄房内部，由于人丁相对较少，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的亲属圈有时甚至扩大到整个禄房或整个第二村民小组。另外，正如上面所说的，近些年来，由于村内通婚，甚至同房通婚现象的增加，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也多搅和在一起，并相互帮忙。例如八井畲村原村支书雷信银是福房的，他们这个小房支中有些人与禄房的人通婚。所以，2002年农历七月初二他母亲去世时，除了他们自己的小房支的人都来参与和帮忙外，几乎整个第二村民小组的人，也即禄房的人几乎都前来帮助筹备和从事他母亲的葬礼，由于人多热闹，雷信银也觉得蛮有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