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据谱牒记载，福安畲族祖籍广东潮洲凤凰山麓，迁入福安始于唐代。虽然自唐五代时就有畲族迁入福安，但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迁徙频繁，至清代，畲族已广泛分布于福安全境。当今福安最有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三大姓分别是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的。
  大林钟氏畲族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分徙各处。长子聪公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迁大林，次子明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山头庄，三子朝公于正德七年迁白石，四子听公于正德十年迁大留，五子乐公于正德九年迁侯官汤岭。大林钟氏祠堂为福宁府钟氏祖祠，钟熙公被尊为钟熙侯王而成为大林村土主。
  大林钟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聪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大林→上广、横溪林前→濑头、廉岭、凤翔（凤洋）、过洋里（过洋）、下奥→竹园兜、金斗量（金斗洋）、仙岭洋（仙岩）、翁山、长坑、叠石、仙岭头→松罗东兴埕、桦岭、大镇→桦〓、林洋、桥座头高岭、叠石深水湾、横溪高溪→牛楼、桔垄、笊篱壑、牛池岗、鸡角岩下、清路头、象地、溪尾马山→白沙南坑、福安城内龙山头、江竹林下〓白岩鼻、下墘山。①福安雷姓中人口最多的是“后门坪雷”。此雷姓先祖谱名两公字孔文行千天三，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讳方雨行千乐一迁五都赤墘，其子6人分徙各处，长子君文迁十八都牛石坂（吴石坂），次子君章迁三十六都金飘带（金腰带），三子君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四都后楼，四子君爵迁五都南坪，五子君达迁二三都明岭（林岭），六子君生迁三十一都刘坑坪。福安雷姓畲族多由此衍发而成。
  后门坪雷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六子君生→刘坑坪→五斗（月斗）、燕迹、百林坑、坑坪、东山、桐湾王家林、井口、六都林下、纸坪、江洋洞门宅（后门坪）、十八都茶园、仙岭洋→沃里、王家洋、七蒲坑、化蛟茶洋、岔头、竹园兜、林洋湖、桦坪、坑下楼、险坑、赛岐金蟹、鸡角岩下、大林、横路、后漈①。
  福安蓝姓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溪塔蓝”开基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迁浙江太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寿宁。学礼公生7子，时号七雄。其次子恒麟、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畲族的主要衍发派系。
  福安畲族主要由钟、雷、蓝、吴、杨五姓构成。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人口数较多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其中各一支的人口迁移路线。在福安，钟、雷、蓝三姓及吴、杨两姓还各有其他若干支派和各自曲折的迁移路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仅以上所述，我们已可看出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多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单位。每迁一处，则以家庭或家族小规模聚居的方式居住下来。除在平原畲村逐渐发展起一些集聚型畲族村落外，在山区畲村，畲家聚落的离散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山间，最常见的是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文化地理学称之为“散村”，当地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正如清道光《建阳县志》所言，畲家“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②如居住于社口桐湾一带的吴、雷、钟姓畲族村，聚落分散，有“桐湾三十六村”之称。
  其次，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十分频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明、清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时，福安大部分土地已被汉族所开垦和占有。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由于荒地有限，加之开出的田地不断被汉族地主以各种名义剥削和蚕食，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每隔一两代人，宗族（家族）中就必须有一支或几支迁往他乡辟地谋生。
  再者，畲族的迁徙多为由平原地区、中心地区向偏远的山地、角落地带迁移。畲族最早迁入福安时，或经水路或经陆路，多落脚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以开垦汉族田地周边的荒地维生。据了解，历史上，福安畲族聚居地附近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后因交不起租税而丧失土地、或因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出卖土地的；还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畲族土地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土地的畲族农户或者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或者迁往丘陵和山地等偏远地区去拓荒以寻求新的资源和生存环境。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致汉族地主尚未开发或汉族地主势力不大的边缘、角落地带经过畲族农户的辛勤耕作，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畲族聚居地区。到清代，畲族已广布于福安全境。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福安县志》刊“各都畲民村居”180余个。①那个时候，已基本形成了福安畲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这样一个分布格局。
  总之，福安畲族社区就是在畲族人民为躲避征剿、战乱、剥夺和侵害而不断迁徙开拓，通过辛勤劳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畲族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明代畲村被摒于里图榆枋之外，官方租庸不及，清乾隆年间“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社区。民国时期，畲族日益贫困，土地多被兼并，畲民主要耕种汉族地主土地，受地主阶级剥削，终年不得温饱。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安畲族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封建土地兼并制度的吞食和汉族强势群体的压迫下，畲族人民被迫向边远山区迁移。由于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以及频繁的迁移活动，导致畲族人民难以积累起土地和财富，长期以极度贫穷的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1951年，福安县土地改革调查表明：全县畲族8122户中，仅有地主7户，占0.08％；富农25户，占0.31％；富裕中农、中农774户，占9.53％；贫雇农7316户，占90.08％。而同期福安全县共有地主2045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93％；富农944户，占1.35％；中农16,766户，占24.01％；贫雇农45,237户，占64.79％，而且汉族的社会结构也更为复杂，已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汉族相比较，畲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畲族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成为福安畲族社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福安畲族社区发展所要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