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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根据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有畲族人口5.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1.04％，占全国畲族人口的9.7％。畲族在福安遍布各乡镇（街道），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福安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在福安，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畲族村委会有78个，占全市村委会总数的18％，纯畲族自然村有721个，占全市自然村的34.2％。依据吴文藻先生的界定，“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是文化。”①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福安畲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地域及其特有的语言、文化环境视为畲族社区。
  历史上，福安畲族社区是在畲族人民频繁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迁移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福安畲族社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的特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福安畲族社区共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畲族人口迁移活动，并且人口迁移的方式与方向都与历史上的畲族迁移截然不同。这三次人口迁移是福安畲族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开展的“造福工程”搬迁，不仅为贫困地区畲族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对逐步缩小畲族社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探讨福安畲族人口迁移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畲族社区发展现状与趋势具有实际意义。
  一、福安畲族迁移的历史及特点
  据谱牒记载，福安畲族祖籍广东潮洲凤凰山麓，迁入福安始于唐代。虽然自唐五代时就有畲族迁入福安，但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迁徙频繁，至清代，畲族已广泛分布于福安全境。当今福安最有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三大姓分别是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的。
  大林钟氏畲族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分徙各处。长子聪公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迁大林，次子明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山头庄，三子朝公于正德七年迁白石，四子听公于正德十年迁大留，五子乐公于正德九年迁侯官汤岭。大林钟氏祠堂为福宁府钟氏祖祠，钟熙公被尊为钟熙侯王而成为大林村土主。
  大林钟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聪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大林→上广、横溪林前→濑头、廉岭、凤翔（凤洋）、过洋里（过洋）、下奥→竹园兜、金斗量（金斗洋）、仙岭洋（仙岩）、翁山、长坑、叠石、仙岭头→松罗东兴埕、桦岭、大镇→桦〓、林洋、桥座头高岭、叠石深水湾、横溪高溪→牛楼、桔垄、笊篱壑、牛池岗、鸡角岩下、清路头、象地、溪尾马山→白沙南坑、福安城内龙山头、江竹林下〓白岩鼻、下墘山。①福安雷姓中人口最多的是“后门坪雷”。此雷姓先祖谱名两公字孔文行千天三，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讳方雨行千乐一迁五都赤墘，其子6人分徙各处，长子君文迁十八都牛石坂（吴石坂），次子君章迁三十六都金飘带（金腰带），三子君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四都后楼，四子君爵迁五都南坪，五子君达迁二三都明岭（林岭），六子君生迁三十一都刘坑坪。福安雷姓畲族多由此衍发而成。
  后门坪雷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六子君生→刘坑坪→五斗（月斗）、燕迹、百林坑、坑坪、东山、桐湾王家林、井口、六都林下、纸坪、江洋洞门宅（后门坪）、十八都茶园、仙岭洋→沃里、王家洋、七蒲坑、化蛟茶洋、岔头、竹园兜、林洋湖、桦坪、坑下楼、险坑、赛岐金蟹、鸡角岩下、大林、横路、后漈①。
  福安蓝姓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溪塔蓝”开基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迁浙江太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寿宁。学礼公生7子，时号七雄。其次子恒麟、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畲族的主要衍发派系。
  福安畲族主要由钟、雷、蓝、吴、杨五姓构成。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人口数较多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其中各一支的人口迁移路线。在福安，钟、雷、蓝三姓及吴、杨两姓还各有其他若干支派和各自曲折的迁移路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仅以上所述，我们已可看出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多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单位。每迁一处，则以家庭或家族小规模聚居的方式居住下来。除在平原畲村逐渐发展起一些集聚型畲族村落外，在山区畲村，畲家聚落的离散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山间，最常见的是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文化地理学称之为“散村”，当地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正如清道光《建阳县志》所言，畲家“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②如居住于社口桐湾一带的吴、雷、钟姓畲族村，聚落分散，有“桐湾三十六村”之称。
  其次，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十分频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明、清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时，福安大部分土地已被汉族所开垦和占有。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由于荒地有限，加之开出的田地不断被汉族地主以各种名义剥削和蚕食，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每隔一两代人，宗族（家族）中就必须有一支或几支迁往他乡辟地谋生。
  再者，畲族的迁徙多为由平原地区、中心地区向偏远的山地、角落地带迁移。畲族最早迁入福安时，或经水路或经陆路，多落脚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以开垦汉族田地周边的荒地维生。据了解，历史上，福安畲族聚居地附近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后因交不起租税而丧失土地、或因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出卖土地的；还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畲族土地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土地的畲族农户或者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或者迁往丘陵和山地等偏远地区去拓荒以寻求新的资源和生存环境。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致汉族地主尚未开发或汉族地主势力不大的边缘、角落地带经过畲族农户的辛勤耕作，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畲族聚居地区。到清代，畲族已广布于福安全境。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福安县志》刊“各都畲民村居”180余个。①那个时候，已基本形成了福安畲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这样一个分布格局。
  总之，福安畲族社区就是在畲族人民为躲避征剿、战乱、剥夺和侵害而不断迁徙开拓，通过辛勤劳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畲族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明代畲村被摒于里图榆枋之外，官方租庸不及，清乾隆年间“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社区。民国时期，畲族日益贫困，土地多被兼并，畲民主要耕种汉族地主土地，受地主阶级剥削，终年不得温饱。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安畲族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封建土地兼并制度的吞食和汉族强势群体的压迫下，畲族人民被迫向边远山区迁移。由于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以及频繁的迁移活动，导致畲族人民难以积累起土地和财富，长期以极度贫穷的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1951年，福安县土地改革调查表明：全县畲族8122户中，仅有地主7户，占0.08％；富农25户，占0.31％；富裕中农、中农774户，占9.53％；贫雇农7316户，占90.08％。而同期福安全县共有地主2045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93％；富农944户，占1.35％；中农16,766户，占24.01％；贫雇农45,237户，占64.79％，而且汉族的社会结构也更为复杂，已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汉族相比较，畲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畲族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成为福安畲族社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福安畲族社区发展所要解决的难题。
  二、50年代的畲村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畲族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1952年，福安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县10区、106乡、610村畲族农民共8711户、28,258人分得可耕地47,796.34亩，每人平均1.69亩；非耕地8706.37亩，每人平均0.31亩。土地改革后畲民成了土地的真正支配者，人民政府也赋予畲民移盖新居的权利，由此掀起了50年代畲村搬建新居的高潮。
  在这次搬建新居的过程中，人民政府对畲村搬迁给予了政策优惠和经济扶持。政府的主要扶持对象是畲族老区基点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竹洲山畲族山区是闽东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重要根据地，畲族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畲村因此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扫荡和破坏，畲族民居多被烧毁，畲民居无定所。50年代初，人民政府在为畲族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在村址的选择、资金的筹措、生产生活的安顿上都作了精心的考虑。政府曾为老区畲村居民是否愿意搬迁到平原地区或大村去而进行调查。但当时多数畲民都选择了留在山区。直到我们这次调查时，50年代未搬迁的畲民的后人谈起这次搬迁时还说，当初父辈们认为已经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政府又可以帮助盖新房，住在山里，生活自给自足，不再受欺压已经十分满意了。但是从现在的生活和发展来看，如果当初父辈们选择搬迁到平原或大村去会生活得更好。
  由于畲民在土改中分到了比较集中的土地，因此大多数畲族农户选择了在靠近田地的地方居住或建房，只有少数深山畲村和畲族农户迁入平原或大村。穆云乡洋坪村就是50年代的新建畲村。该村的钟姓由甘棠山头庄迁入，雷姓和蓝姓分别由康厝红坪和社口谢岭下迁入。村舍依开阔地密集而建，交通比较便利。5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兴建了10个洋坪村这样的畲族新村，用以安置从山区或小村迁入平原或大村的畲族农户。总体而言，50年代畲民迁移的规模不是很大。
  三、80年代的畲村迁移
  80年代，福安畲族山区聚落中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经过调查发现，山体崩塌和滑坡是由于畲族山区有些区域山坡陡峭，加上人为开挖破坏天然边坡和植被，一遇暴雨往往造成山体崩塌和滑坡。这种区域不宜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调查认为“不宜根治，急待全村搬迁”的有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穆云畲族乡牛池岗畲村等。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自然灾害区域的畲村搬迁工作，8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搬迁兴建畲族新村21个，搬迁重点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急待搬迁的畲村。
  1987年，东山畲族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1987年发现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有滑坡险情后，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开始有组织地对该村进行搬迁。当年，省民政厅拨款5万元，地区民委拨款1万元资助村民搬迁，户均可得625元，人均163元。康厝畲族乡政府于东山村山下蛤蟆洋边协调建房用地24.5亩，乡土地管理所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房屋地基，至1992年止，共搬迁了90户、380人至石碑洋新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
  搬迁前，东山畲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全村有山地面积700亩，耕地面积340亩，其中水田290亩，农地50亩。村落参差不齐地挂在半山壁上，交通闭塞，村庄通往康厝、穆阳集镇的道路，除终点段1.5公里是狭窄的机耕路外，其余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绝大部分田地离村而下，最底部的田地已落到了石碑洋处，离村约5公里，且多是“眉毛丘”状的小块梯田。全村每年农业生产用肥400余担，得从康厝乡所在地沿崎岖的山间小路向上挑至家中，待下肥时，又要从家里往下挑到田地。村民平时干活同样要从山上下来，打下的粮食要一担一担往上挑，加重了劳动负担。恶劣的生产条件使东山畲族村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全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建在半山腰的房屋有90％是低矮破旧的木房，人畜混居、阴暗潮湿、苍蝇成群。村中无自来水、无广播、无电话，由于电压低，照明电力也不足。村中贫困户多，仅有96户人的村子就有39户是贫困户，贫困面达40％。198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元）低205元，人均口粮350斤，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每到三四月份就开始缺粮，40％的群众常年以吃番薯饭为主，50％的群众常年油、盐、酱、醋等项日常开支依赖于挑柴片卖。全村35岁以上未娶到媳妇的有19人，占该年龄段男子的24％，有16户人家因担心孩子将来婚姻成问题而抱了童养媳。学生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村中的初小只有两名教师，教四个年级共50来个学生，上完四年级的孩子升学后或因学校路途遥远或负担不起学费等种种原因而辍学的占30％。
  搬迁后的东山畲族村逐步富裕起来，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新村地势平坦，海拔低，离康厝、穆阳集镇只有2公里，并且修通了机耕路，村民往来集镇打工或买卖商品十分方便。因此村民的生产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山沟沟里，不再受交通不便的困扰，可以积极参与到市场中去。搬迁后，村里涌现出钟进金、缪其生等10多户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有一定建筑技术的缪其生牵头，组建了一支建筑拌泥队，年转移剩余劳动力3000个工日，创收9万元；钟进金等9人利用邻近穆阳集镇、茶叶市场旺盛的优势，在村里创办了三家茶叶精制厂，年收入3万多元。根据市场需要，村民还大力发展了蘑菇种植、仔猪养殖等多种经营。在粮食种植方面，东山新村的畲族农户不但种好自己原有的田地，而且利用搬迁到山下的地理优势，租种邻近邮亭、桂林等商品经济较发达村庄的田地，使粮食总产成倍增长。1993年，全村粮食总产扣除征购后达2700担，人均口粮700斤，比搬迁前的1988年增长了1倍。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增长了293％，比全市农民人均收入（980元）高8.16％。
  收入多了，村民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1993年，东山新村人均消费840元，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也进入了农民家庭。按规划建设的东山村房屋排列整齐，搬进新村的居民也变得整洁起来，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拥有一座两层楼的东山村完全小学校也已落成，小学生的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短短五年的时间，东山畲族村不仅完成了村庄的搬迁，而且使一个贫困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不仅东山畲族村如此，80年代从山区搬迁到平原，从小村搬迁到大村的搬迁畲村普遍表现出这一特点。搬迁后，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普遍高于未搬迁的邻村。
  尽管80年代的畲村搬迁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四、畲族社区的贫困问题
  1949年以前，福安畲族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畲族社区和全市其它农村一样，历经曲折和艰难，取得了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畲族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畲村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有相当一部分畲村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一）畲村发展的差异。福安畲族社区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996年，穆云畲族乡各畲族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约在800元至3000元之间，差异很大。
  虎头村属于穆云乡比较富裕的畲村之一。该村位于穆云乡南部的秀溪畔平原，为福安市少有的位于平原的畲族村，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2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全村海拔60米，有耕地面积680亩，其中水田625亩，拥有丘陵山地面积2189亩。虎头村是穆阳水蜜桃的主产地，且种植水蜜桃的历史悠久，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虎头村山上的桃园被改造为农田，村民生活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村民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水蜜桃种植面积，家家户户都种植水蜜桃。至1996年，全村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产量达400多吨。仅水蜜桃一项，每年就可创产值290万元，扣除化肥、农药、果树苗等各项费用，收入仍十分可观。此外，村民还根据市场需求，种植反季节蔬菜和栽培蘑菇，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1995年，虎头村成为第一批通过福安市小康验收的畲族村，村中有96％的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当年与虎头村一起成为首批小康达标村的畲族村共有16个，占福安畲族行政村的21％。
  洋坪村属于穆云乡生活水平中等的畲村。该村为50年代新建的搬迁畲村，位于穆云乡南部，村舍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4公里，有机耕路并接小浦公路直抵村口，交通比较便利。全村有耕地面积730亩，其中水田680亩，山地面积1469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只重视粮食生产，而洋坪村是搬迁畲村，土地条件较差，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生活比较贫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搬迁畲村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由于距离穆阳镇比较近，交通便利，因此村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取得最大收益。根据城镇市场对蔬菜需求的增长，洋坪村把蔬菜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村民通过种菜、卖菜迅速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同时，村民还租种邻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堤村的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既弥补了本村耕地不足的缺陷，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此外，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全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到集镇市场打工的机会。1996年，洋坪村共有149户、673人，大部分农户均为兼业农户。村民有的利用农闲外出打工，有的则全年在外省市做工。目前，外出打工和种植蔬菜已成为洋坪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年，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00元。村中还有13户为贫困户。处于洋坪村这种发展水平的畲村大约占福安畲村的40％左右。
  竹洲山畲族村为穆云畲族乡经济比较落后的行政村。该村位于穆云乡西部白云山支脉竹洲山中，并因此而得名。竹洲山行政村共包括石厝下、平中山、曲坑、三湾、十二泡、下竹洲、上竹洲七个畲村，这七个畲村散布于竹洲山中，共有耕地367亩，其中水田182亩，山场面积500亩。竹洲山村位于山区却没有多少山场面积，主要是因为国营蟾溪林场创办时划走了原本属于竹洲山的林地，由此导致全村山林资源匮乏，村民靠山却无法吃山，完全依靠有限的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山区的水田以山垄田、梯田为主，小块而分散，村民为种地常需上下走十多里山路，对人力的耗费很大。农业灌溉主要依靠自然降水和山涧、山泉水，由于山区的水温和土温较低，土壤以沙质为主，有机质含量较低，因此稻作只能一年一熟，亩产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年景好的时候，每亩水田能产500斤稻谷，农户的口粮还能有保障；若收成不好，亩产只有200斤～300斤，农户就必须依靠番薯当主食；若遇天灾，如1997年夏季13号台风过后，三湾村6户人家颗粒无收，生活立即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由于自然村分散于山中，畲村孩子上学是一个难题。竹洲山行政村有一所初小设在平中山村，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在两间教室里上课。上竹洲村的小孩若到平中山村上学要走5公里山路，因为危险，家长往往要等孩子长到10岁才敢放心让孩子每天爬山去上学。由于完小和中学都很远，大多数孩子初小毕业就不再升学了。这种教育状况使村民的文化素质也很低，农业科技在竹洲山村的推广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制约了全村经济的发展。竹洲山各自然村的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差别。靠近山边的石厝下自然村生活水平最高，1996年人均收入900多元，靠近山里的三湾、十二泡、上竹洲、下竹洲的人均收入只有500元～600元。
  （二）畲村发展差异的成因。富裕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与贫困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都是依据其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的。富裕畲村农户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与贫困畲村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由于前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如土地肥沃、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信息灵通，使得富裕畲村农户的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式，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贫困畲村的农户被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所束缚，落入了“粮食自给合理陷阱”。①所谓粮食自给合理陷阱是指因为山区交通运输困难，比较闭塞，从而导致山区居民往往追求粮食自给；而山区种粮劳动时间长，劳动力投入大，相应经营粗放，广种薄收，为了达到粮食自给，必须广开粮地，从而使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其它生产项目上；这样一来，山区居民经济收入少，购粮难，又必须追求粮食自给。由此形成了一个山区粮食生产的困境，极大地束缚了山区居民的劳动生产力。而搬迁畲村的优势恰恰在于摆脱了恶劣生存环境对生产力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50年代和80年代的搬迁畲村由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增加收益的机会比山区畲村多得多，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三）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成因。80年代以来，虽然畲族社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1986年，福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8元，畲族社区人均收入为140元，相差138元；199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1元，畲族社区人均纯收入为480元，相差171元；199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63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530元，相差333元；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232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800元，相差432元。由此可见，畲族社区的发展与汉族社区相比差距还很大。
  总体而言，社区间发展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导致社区发展差异的原因。从福安市的具体情况看，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条件的原因。
  从自然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大部分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缓，农耕条件优越。而历史上福安畲族迁移的特点决定了85％以上的畲族人口散杂居于半山区和边陲地带。畲族社区山地地形复杂，耕地质量和耕作条件都比较差，这种状况势必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从经验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几乎都是以良好的农耕条件为基础的，而畲族社区的贫困村无一不是以地处深山、农耕条件恶劣为背景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与交通方便、水土条件良好的平原地区相比，生产过程的投入和劳动效率相差悬殊。同样一亩水稻的单产，桂林村几乎为竹洲山村的两倍，而后者种田成本的投入明显高于前者，收益却明显少于前者。地处平原的汉族社区水稻可以一年两熟，而地处山区的畲族社区水稻只能一年一熟。这就是社区发展差异的自然基础。
  从社会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由于地处平原，毗邻交通要道，与外界交流方便，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边远，山高岭峻，到1997年仍有32％(25个）的畲村没有通机耕路，与外界交流困难。
  社区间交通状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发育的差异。一般来说，市场多形成于交通发达的地区以便于商品交换及买卖，因此福安汉族社区的市场发育比较充分，集市繁荣，商品流通规模较大，市场功能也比较完善。如穆阳镇的集贸市场、桂林村的闽东茶叶市场等，交易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对所在社区的社会发育、经济发展均产生了较为深广的影响。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不仅难以发育形成市场，同时受汉族社区市场的推动和影响也较小。
  与交通状况及市场发育相联系，畲、汉社区间的经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社区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在农业稳固发展的基础上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特点。
  如表1所示，1996年，穆云乡桂林村的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89.46％，而最富裕的畲村虎头村的工业收入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4.58％。这正是汉族社区与畲族社区的重要差距。
  穆云乡虎头村经济结构呈现的问题正是福安畲族社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畲族社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农林牧渔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仍然偏重于农业种植业。特别是贫困畲村，基本上都属于乡镇企业“空白”村。有些畲族村的非农业收入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打工等劳务输出，而不是建立在当地非农产业的基础上。这在一些搬迁畲村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洋坪村和东山村等。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区自然环境的差异会进而导致交通、市场、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社会发育的差异，这是造成福安畲、汉社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缩小畲、汉社区的发展差距，必须从改造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入手。改造自然环境有两种办法：其一是通过搬迁彻底改变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50年代和80年代的畲村搬迁事实证明，移民搬迁是畲村脱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修路、通电、水改改善贫困畲村的基础设施。这是一项投入大、难度大、周期长的工作。
  五、90年代“造福工程”搬迁与畲族社区发展
  在吸取50年代和80年代畲村搬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福安市决定通过搬迁移居的方式实现畲族贫困村的脱贫致富。
  从1994年初起，福安市就以乡镇为单位，对全市该搬、愿搬、能搬、可搬的特困村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掌握了全市需搬迁少数民族101个自然村、2271户、8717人的第一手资料，并着手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空间狭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的特困畲族村”实施搬迁移居，此举在当地被称为“造福工程”。
  “造福工程”将一些自身形不成市场，同时现有市场又难以辐射到的小村并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镇，或迁到靠近市场的地方。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福安市政府决定在坂中留安、城阳铁湖和湾坞半屿垦区建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点，使搬迁畲民集中建房居住。
  从1994年至1996年，全市畲族群众共搬迁662户、3318人，整个村庄搬迁的有赛岐镇的流水坑村、下白石镇的牛楼村、溪柄镇的下可坑村、湾坞乡的乌石岗、长垅里等村。
  从50年代开始，福安畲族社区共掀起了三次搬迁的浪潮，改写了历史上畲、汉不平等的社区分布，逆畲民历史上的迁移方向而动，表现出畲族迁移的新特点：其一，变历史上同姓同宗同族的小规模迁移为大规模的畲村（自然村、行政村）整体迁移；其二，变朝向边陲、角落的迁移方向为朝向平原和中心市场的迁移方向；其三，变民族压迫、不平等社会背景下的迁移为民族平等，畲、汉社区协调发展的迁移；其四，变畲族群众自发的迁移为畲民自觉的、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同规划、统一布局、合理安排的迁移。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畲村迁移，必将使畲族社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面貌。

①王同惠、费孝通著：《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参阅《福安畲族志》第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参阅《福安畲族志》第8～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参阅《福安畲族志》第9～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畲民风俗》。 ①参阅《福安畲族志》第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参见王文长：《云南澜沧江流域多民族经济发展构想》，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