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关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畲族是我国大陆惟一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80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大大优于我国内陆或中西部地区。因此，在相同的时期内，东南部沿海地区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比中西部地区深刻得多。对于惟一分布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她的发展变化及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无疑对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安市是我国畲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福安市位于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但就福建省而言，福安市则属于全省比较落后的闽东地区；而福安市的畲族与我国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差的山区。从总体上看，福安市畲族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是我国畲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估计
福安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乡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个乡镇的429个村委会均有畲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6％；“小聚居”指畲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个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4.2％。因此，可以说，畲族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乡村经济。
进入90年代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由1990年以前的几个百分点提高到10个以上百分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同步。以康厝畲族乡为例：该乡1983年～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9％，而1991年～1996年则达到12.84％，年均递增速度提高了3.77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了30％，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乡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康厝、穆云、坂中3个畲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90年的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996年的1600元、1780元和2013元，增长了1.64倍～2.13倍。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畲族乡村经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
经过实地考察畲族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畲族经济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福安畲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个别村外，畲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缺乏办工业的基础条件，故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尽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畲族乡设立了工业区，建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和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但都与畲族村经济的关联度不大。甚至以铁湖畲族村命名、在该村地盘开办的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其开发区的工业亦与铁湖村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村委会不参与开发区的管理、不享受开发区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一名铁湖村居民能在开发区的工厂就业。1996年，铁湖村经济总收入的81.72％依然来自农业，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3个畲族乡也有一些工业，但基本上都是乡政府和乡政府驻地周围村庄的私人或村集体开办，与山区的畲族村没有什么关系。
（二）畲族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福安畲族乡村普遍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地强化粮食的基础地位，始终坚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的原则。与农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畲族乡村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没有减少。如康厝畲族乡1996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39,800亩，比1983年增加了12.79％；粮食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3.49％，仅比1983年减少了4.66个百分点。但这个比例在我国南方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作为“小康明星村”的铁湖畲族村，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亦占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1.06％。随着杂优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广泛使用，粮食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目前，畲族乡村居民的人均口粮大多数都在300公斤～400公斤之间，少的也在250公斤以上，吃饭已不成为问题。1997年粮食大丰收后，福安市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的定购粮收购价低15％(100斤稻谷约低10元）左右，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反而要按合同定购粮的数量每100斤稻谷向农户返回10元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绝大多数畲族村居民的穿着也比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其穿着与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畲族居民的住房条件还普遍较差。
（三）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畲族村基本上都处在山区，农田以山垅田、梯田为主，且狭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一分，小块水田仅一张桌面般大小，所以绝大多数农田都无法使用机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劳动，甚至像犁田耙田这样的农活也要用田锄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传统方法。据福安市民委1991年4月对25个畲族行政村的调查，这25个行政村仅有4台手扶拖拉机。①而且这几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不是用于田间耕作。因此，畲族村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50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种的推广、水利条件的改善、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民植保技术的提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技术，其生产也必然是自给型的。
手工劳动也使得农业耕作粗放。例如，许多畲族村只种植单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种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锄田、耙田时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锄田耙田都很麻烦。但这就降低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与周围的汉族聚居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铁湖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中，畲族聚居的铁湖、满洋、岩角亭3个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农田都是空闲的；而汉族聚居的高板村则在冬季空闲的稻田里种植蔬菜、搭暖棚种植花卉，一片忙碌。
畜牧业生产亦然。作为农户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生猪和家禽饲养，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90年代初已开始根据生猪和家禽的不同品种及不同生长期，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饲料，从而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克服了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畲族村，则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鸡鸭，将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猪等等，在观念上还未能摆脱“买饲料要花钱，番薯藤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的习惯思维，结果依然是每个畲族农家都养几只至十几只鸡鸭，养一两头猪，与十几年前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在福安的畲族村，畜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较低，如铁湖村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6.39％，凤洋村占17.85％，康厝畲族乡占17.24％，而我国南方农村一般都在25％以上。
除了虎头、溪塔等个别畲族村外，水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远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化，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也就难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
（四）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福安畲族村的绝大多数家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即外出，但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康厝畲族乡的凤洋村，全村共有351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者多达200人左右，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其它畲族村也大体如此。除了凤洋、和安等少数几个畲族村的打工者有建筑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外，绝大多数畲族中青年都是外出做无技术的小工。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小工不包食宿一天可挣20余元，有技术当师傅的一天可挣30元～40元。有无技术对打工的地点有很大的影响：无技术者一般都在福安市区或本地乡镇打工，铁湖、满洋和岩角亭等畲族自然村的居民即是如此，通常都是白天到福安市区打工，为节省住宿费用，晚上一般都回村里住；有技术者打工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如凤洋村的打工者，在福建省各地、邻近省市的浙江、上海，远至广西、四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青年外出打工对畲族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向。
首先是审美观、婚姻观等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于打工者主要是在城市打工，城市居民的审美观及生活方式无不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在服饰方面，如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畲族山村，35岁以下的居民及少年儿童的穿着与大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深秋时节，山村里，男青年身着夹克或西服，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身着紧身衣、短裙、连裤袜，脚穿旅游鞋或高跟鞋的比比皆是。打工的生涯亦使青年人的视野更加宽阔，从而更加强调婚姻自主，择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凤洋村的打工者甚至将他们娶的四川、广西媳妇带回了山村。
其次是年轻人已不愿干农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的现象非常普遍，道理也很简单，用畲族村居民的话说：“打两三天工就能挣回一担稻谷”。对于习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靠种田生产一担稻谷显然太费时、费事、费力，有些畲族村的居民甚至把承包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外出打工。有些30岁左右的山村居民虽然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也不太尽心尽力，一心惦记着忙完农活外出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从畲族山村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的情况看，即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干农活，甚至把家务活也交给了老年人。实际上，他们的衣着打扮已不适合干砍柴、挑水之类的家务劳动。由于外出打工挣的钱多，老年人对年轻人不做家务和不下地劳动也没有什么怨言。依靠老年人干农活，其农业的技术进步必然是缓慢的，其生产方式也是粗放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趋缓，房地产市场由于积压严重而呈现不景气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外出打工者找工作的机会大大减少。根据我们在一些畲族村的调查，无技术的打工者连续几天、十几天找不到活干是很平常的事情，运气好的每月最多能干到20余天，运气差的每月只能干两三天活，一般的能干到十几天的活。但是，按照每年外出打工6个月的时间计算，打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务农的收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安畲族乡村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种田吃饭、打工赚钱”的状态。由于耕作粗放，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又由于打工者普遍无技术，找工作不容易且机会不多，因此靠打工也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当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富裕的人家，倘若家中无病残者，或缺乏劳动力（如孤寡老人家庭），也不会太贫困，至少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而由于支撑这种经济模式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很不容易。
二、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潜力
“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基础是传统农业已无法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畲族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从加强农业生产和提高打工者素质入手，为提高农业产出和为打工者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应把“双层蛋糕”的上下两层都做大。
我们认为，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资源丰富，开发的潜力大。福安市山多临海，气候条件优越，农业资源开发的潜力很大。而就分布在山区的畲族乡村来说，无论是山林土地资源还是物种资源都非常丰富，用材林、经济林、竹类、水果和茶叶等均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开发利用的程度很低罢了。在我们调查的一些畲族乡村，林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中的比例都很低，如1996年康厝畲族乡林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9.61％，该乡畲族聚居的凤洋村占7.74％，铁湖村仅占4.77％。水果、茶叶等在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些恰恰说明了山区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
近几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均呈回落态势，对农业精耕细作和农业的综合开发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尤其是茶叶、水果和稻谷价格的下跌，已直接影响了畲族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畲族乡村荒废的茶园面积增加，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衰减，砍果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应该认识到，与大量的人口相比，我国的农业资源是相当有限的，由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农产品（尤其是优质农产品）价格将呈现出长期稳定向上攀升的趋势。因此，绝不能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暂时回落而放弃农业综合开发。
（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利于发展加工业。福安畲族乡村开发潜力最大的是花岗岩资源。近几年来，畲族乡村花岗岩的开采与加工业迅速崛起，其中以康厝畲族乡的发展速度最快，如果能有效地控制污染，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1997年，康厝畲族乡的石材加工企业已达28家，而且赢利情况都不错，与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亏损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我们对单台电锯的调查测算，开办一个单台电锯的石材加工厂只需十几万元投资，毛利率约为30％（未扣除设备损耗），获利是比较丰厚的。穆云畲族乡发现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蕴藏量极为丰富，可加工成高档建筑装饰材料，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丰富的矿产资源为畲族村居民直接参与开采或加工提供了可能，至少也可为其打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畲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两年，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通过政府各部门与各行政村挂钩扶持、增加资金投入等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全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福安市统计局和市民委提供的数据，1996年底，全市尚有111个行政村不通汽车，227个行政村不通电话，分别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4.80％和50.78％；在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78个畲族行政村中，尚未通车的行政村22个，不通电或简易拉电的行政村41个，不通电话的行政村71个，收不到三套或三套以上电视节目的行政村75个，分别占78个畲族行政村总数的28.21％、59.54％、91.03％和96.15％。然而仅仅过了7个月，即至1997年7月底，全市所有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电和通电话，电视信号覆盖率亦达到100％（均能收看三套以上的电视节目），90％以上的畲族行政村都通了简易公路。其建设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至1997年11月，所有的畲族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车。
畲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中，1997年3月通车的凤洋村，已出现了两户运输专业户；1997年6月通车的满洋村已出现了全村第一户运输专业户。这两个原来闭塞的山村通车后，村中的小商店迅速配备了冰柜，使山村的居民也吃上了冰激凌，还可以随时买到鱼肉；居民们外出也更加方便，生产经营的渠道也明显拓宽。
（四）“造福工程”的实施，为畲族乡村居民发展经济创造了新的条件。从1994年起，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福安市政府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山村居民实施异地搬迁的“造福工程”。搬迁形式有整个行政村、自然村的迁移，也有若干户山村居民的搬迁，政府对搬迁居民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从1994年～1996年底，全市的畲族村就有662户、3318人实行了搬迁，1997年这一工程仍在加速实施。这是一项巨大的、名符其实的造福工程。
在历史上，畲族可以说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畲族的迁移历史都是从一个地区的山上迁移到另一地区的山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山。而“造福工程”则是将一些畲族居民搬下山，这就为这些原来的山区居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搬迁的畲族居民不仅仅是在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建立村庄或家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如新的地方有路有电等），更重要的是其观念的变化。我们在康厝畲族乡东山村调查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东山村包括3个自然村，因山体滑坡，属于整个行政村的搬迁。当我们问及搬迁有哪些好处时，一位村干部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位村干部没有罗列新的村庄地势平坦、有路、有电、不用每天爬山等等好处，而是仅仅强调两点：一是人变得勤快了；二是人的精神面貌好了。因为在原来的山村，辛苦一年种的粮食都不够吃，再勤快也没有用，人也就逐渐变懒了；搬迁以后，不仅在原来的山里种单季稻，还在山下的村庄周围租地种菜、租田种水稻，有了奔头，人也变得勤快了，精神面貌也好了。村民们租的水田种的都是双季稻，有的村民还养了成群的鸡鸭，也有的到建筑公司等单位打工。原来的山村居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东山村居民目前的要求更高了：认为村里的简易公路不好，要改建；村民用水不方便，应当安装自来水；村里的排污水要解决……等等。这些要求是那些未搬迁的畲族村居民从未考虑过的，是重大的进步。具有了新观念的畲族村居民，也具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潜力。
（五）福建省的经济实力使加快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福建省是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因此，福建省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许多内陆省区所不及的。例如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解决偏僻山区农村的通路、通电、通电话问题，向每户无电视机的农户提供100元补贴让其购买电视机，乡财政年收入不足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50万元，村财政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一次性补贴3万元，实施大规模地搬迁移民的“造福工程”……等等，如此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想像的。福建省的畲族只有30多万人，对于我国的一个经济强省来说，扶持其发展应当不成问题。
此外，福建省制定的发展规划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中，以求实的态度，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展规划中所确立的支柱产业，根据福建省山多及海域辽阔的特征，提出大念“山海经”，把发展“林”“海”产业列为全省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避免了与其它省、市、自治区产业雷同（如十几个省都将汽车、化工、机械列为支柱产业）而可能造成的过度竞争。福安市就像是福建省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山多靠海，将“林”“海”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符合福安市的实际情况，其中将林业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更是有利于带动畲族乡村山地资源的综合开发。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畲族乡村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支持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在酝酿着向上突破。
三、迈向21世纪的畲族乡村经济
畲族乡村目前形成的“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格局，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土地与人力资源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这两个基本矛盾的长期存在，目前这种“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基本格局仍将延续下去。实际上，在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例如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苏南和浙江的一些农村，我们也能在其经济结构中发现这种模式的影子。但其根本的区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的是一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的技术含量较高，只需很少劳动力就能实现原来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农业产出；发达的乡镇企业不仅能完全吸纳本地乡村的离土农民，而且还吸纳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只占其经济收入的很少部分。然而，受地理环境、劳动力素质等条件的约束，畲族乡村向这种模式过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但是，经过畲族乡村居民的自身努力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充分发挥各种潜力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能够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模式提升为“种田除了吃饭也能挣钱、打工能挣更多的钱”这么一种新模式的。
建立以上的新模式，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大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目前所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以粗放的农业耕作为基础的，因此，改变粗放的耕作方式是充分发挥其资源潜力的基础，也是畲族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实际上，福安畲族乡村中个别比较富裕的畲族村和一些比较富裕的畲族农户，也基本上都是由于其实行了较精细的农业耕作。例如穆云畲族乡畲族聚居的溪塔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不特别好，只是村民的耕作比其它畲族村精细得多，该村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精心地种上了各种作物或果树，就连小溪两岸的乱石滩都精心地种上了葡萄，并且在小溪的上空搭起支架，让葡萄藤在小溪的上空爬，可谓是充分利用土地和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的创举。能做到如此精耕细作的畲族农民没有不富裕的道理。溪塔村居民也因规模化地发展水蜜桃等水果生产而成为福安市最富裕的畲族村之一。依靠农业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外出打工者也就自然减少，溪塔村也因此是福安市外出打工者最少的畲族村之一。
在一些畲族村，比较富裕的居民虽然很少，但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技术或者是家庭中有人在建筑公司当工头或老板的人家；另一类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耕作比较精细的居民。坂中畲族乡和安村的一户钟姓农家，是全村极少的依靠种植和养殖业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这户居民所做的只是养了5头猪，比本村一般居民家庭多了一倍；每年收割完水稻后就翻地种菜，然后将蔬菜挑到城里卖，而村里其他几十户居民承包的水田基本上都是空闲的。收入差别也就由此产生。
从上述的个别例子来看，畲族乡村的农业是能够实现精耕细作的。
（二）加强科技推广和普及，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近几年来，福安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粮食、茶叶、绿竹、水果、水产、食用菌等几大主导产业，建成了五大粮食高产区和八大高优农业综合开发区，其中赛江两岸万亩巨峰葡萄、百里绿竹长廊、穆阳水蜜桃、潭头芙蓉李等均闻名遐迩，有20多种农副产品的产量已居全省前列。畲族乡村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亦已列入发展规划：沿海畲族村广泛种植晚熟荔枝、龙眼等名优水果，重点发展海水滩涂养殖业；山区突出发展茶叶，尤其是明前茶和高档优质茶叶；毗邻城区集镇的畲族村主要发展蔬菜；沿溪、沿河、沿路的畲族村大面积种植绿竹，从而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一村多品”的畲族乡村经济发展格局。
但是，做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农业产业化所包含的种、养、加工、储运和销售服务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产的规模化。没有生产的规模化，农业的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生产的规模化不是分散的农户简单生产量的叠加，而是注入科技因素后由于效益提高所引起的量的扩大，是农业科技进步形成的生产规模化。实际上，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服务都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福建省及福安市成功地推广食用菌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向广大农民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推广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菌种的生产（向农户提供菌种）、向农户提供技术帮助的咨询服务体系，以及食用菌加工企业的建立等，很快地形成了食用菌生产的产业化。这项从无到有的产业使福建省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而食用菌生产亦成为福安市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生产遍布全市所有农村，成为福安市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因此，无论是畲族乡村农业的精耕细作还是推进农业的产业化，都应当从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入手。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工作目前也是畲族乡村最薄弱的。在面向21世纪的时候，在畲族乡村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三）建立劳务输出的中介服务机构，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技术培训。应当认识到，外出打工者的大量出现是畲族乡村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反映，创造条件提高打工者的收入与推进农业的产业化是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亦即村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畲族人的外出打工基本上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打工者找工作主要是依靠亲友和自己碰运气，找到工作的概率不高，既耽搁了时间又影响了收入。福安市毕竟是位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建立劳务输出的服务机构，适当地组织劳务输出，这无论对增加打工者的收入还是对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此外，应重视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打工者普遍无技术的现状。打工者无技术不仅找工作困难，而且收入也低。我们在畲族村“打工群”的调查中感受到，这些打工者都有学习一两门技术的愿望，只是苦于无处学或因为学费高而望而兴叹。因此，很有必要由各级政府出面，为畲族村青年开展一些收费较低的职业技术培训活动。劳动者从无技术到有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了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使之成为一名全新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对推动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四）采取政策措施，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穆阳周边是畲族村比较集中的地区，亦是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和穆阳镇的政府所在地，其环境优美，有河流经过，交通条件便利，历史上也是福安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为协调两乡一镇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福安市设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经过5年的发展，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两乡一镇的桂林、苏堤、康厝、苏板、邮亭等村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些村庄已经与穆阳镇连为一体，许多居民也从事与城镇居民同样的非农产业活动，仅桂林村的茶叶加工企业就有近30家。同时，穆阳还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交易市场，茶叶的日交易量最多时曾达到1000多担，现今亦有二三百担。此外，近几年两乡一镇兴起的石材加工业，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随着穆云畲族乡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资源的开发，也极有可能使穆阳成为石材加工和石材商贸中心。总之，穆阳已基本具备了形成一个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穆阳在未来极有可能形成约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
然而，穆阳的行政管理目前却处于分散状况。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实际上就是穆阳镇政府，这就形成了同级的两乡一镇政府同在一个地方的格局，由于各个政府均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或打算，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这就使穆阳镇的发展处于无序的分散状态。这是不利于城市化建设的。为此，很有必要在两乡一镇的政府之上再建立一级政府机构，或者扩大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以协调穆阳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争取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把穆阳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具有民族特色和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功能的小城市。穆阳的城市化进程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福安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所处的大环境也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目前，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已优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畲族乡村经济也将结束徘徊而向上突破，真正地实现小康。同时，作为惟一处在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包括其发展轨迹，也都将对我国内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福安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福安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制约，畲族乡村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广大畲族群众的自身努力，畲族乡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福安市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追根究源，除了自然原因外，还是与民族素质密切相关。在两者的关系中，自然因素的可变性较小，因此，提高民族素质可以说是改变畲族乡村经济落后面貌的关键。而要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就是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一、福安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山区地理环境的阻隔，畲族人民没有条件接受正式的教育，而主要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山歌、民谣、传统史诗和故事传说等成为进行初级教育和思想教化的重要教材。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对畲家子弟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无疑水平是相当低下的。民国时期，在福安县的畲族村落中也只间断性地出现过一些私塾，至于学校教育则几乎是一片空白。①
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畲乡教育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畲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3年以来，福安县（市）党委和政府对畲族聚居区的教育投入采取倾斜政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全县（市）的民族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在民族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办好小学寄宿制，促进“四率”提高。由于畲族群众居住极为分散，畲族子女读高小难。为此，福安教育局特别致力于发展民族小学高小集中办学制。1981年，坂中乡仙岩村民族小学（1986年1月改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独树一帜，率先实行集中办学，成为福建省第一所寄宿制小学。此后，福安的民族寄宿制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96年，全市已有23所民族完小推行了高小民族生寄宿制，有1360名民族高小学生寄宿就读。由于实行了集中办学制，较好地解决了畲族子女读高小难的问题，促进了畲族学生“四率”（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升学率）的提高。1980年，福安县畲族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70％；毕业率更低，1976年小学一年级畲族学生1634人，而1981年五年级时只剩353人，毕业率仅21.6％。①如今，畲族地区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四率”与汉族地区基本接近。据1996年统计，全市少数民族学龄儿童6196人，已入学6153人，入学率达99.3％；全市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636人，升初中618人，升学率达到97.2％，与1985年400余名畲族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入初中的情形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
（二）紧抓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由于畲族村落分散，人口稀布，单人校（仅1名教师的学校）、双人校多（仅两名教师的学校），复式班比例大，成为普及初等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障碍。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忽视民族复式教学工作，致使许多畲村办学一二十年，学生年年“一二一踏步”，培养不出一个高小毕业生。从1982年起，福安市教育局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首先，福安教师进修学校将复式教学作为教育科研重点项目，建立了复式教研网络，制定了教研活动制度，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理论研究，目前已完成了复式教学综合改革的第三轮研究方案。其次，市教育局协同进修学校开展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三级培训，建立了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管理网络，并指定复式教学由各学区分管民族教育的副校长直接负责；各学区都成立了复式教学研究组，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复式教学方法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不断地总结新鲜经验，以提高复式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此外，福安市还设置了穆云学区梨坪民族小学、潭头学区鹅山民族小学等8个复式班教学试点，承担起全市复式教研课题的试验任务，总结经验，为全市的复式教学树立榜样。经过长期努力，福安市的民族复式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96年11月于浙江召开的国家教委复式教学研究会上，福安市的成绩得到了肯定。
（三）民族中等教育形成体系，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福安市畲族中等教育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普高类（完全民族中学），如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培养的目标是为高等院校输送大批合格的人才；二是普及类（初级中学），如坂中初级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初中部，主要任务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三是职高类，如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畲族地区的产业大军；四是普通中专类，如福安农业学校畲族班、宁德地区卫生学校畲族班，主要任务是为基层培养专门的技术人员。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创办于1958年，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办学38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出1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600多名学生考入各高等院校，900多名学生被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录取，100多名学生后来成为硕士生，10多名成为博士生和出国留学生。在宁德地区，从行政村到地委、行署一级的畲族干部中，90％都是从该校毕业的，该校因此被誉为“培养民族人才的摇篮”。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是福安市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学校。该校1990年正式创办以来，专业设置以“面向农村，服务畲乡”为总体指导原则，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先后设置了农村家庭经营（包括禽畜养殖、茶叶及果树栽培）、服装制作、民用建筑、美术装潢、公关、保安、机电、财会、村干、电脑、会计、汽车驾驶、汽车修理、旅游、乡村行政管理、文秘等专业，并对畲族学生采取了降低录取分数、减收培养费、发放助学金以及进行额外辅导等优惠政策，成为培养畲族中、初级技术人员的重要基地。
此外，坂中初级中学和各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在培养畲族人才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体来看，近年来，福安市畲族地区的中等教育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有了飞速的发展。1996年，全市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866人，高中75人，职业高中80人；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75人，升一类中专的24人，升职业中专的60人，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升大专院校的35人，升学率为64.8％。中等教育的发展与畲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
（四）畲族群众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转变，办学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畲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但过去由于贫困，往往让子女过早地参加田间劳动或操理家务。畲族群众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普遍，因此女童的入学率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畲村居民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许多畲族家庭节衣缩食也要供子女读书，办学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如社口乡南山村的村民腾出仓库、庙宇作教室，让出自己的住房给寄宿学生当宿舍，借出家中的桌凳给学生当课桌椅，还亲自烧砖、烧瓦、抬石、运沙兴建新的校舍，表现出了很高的办学热情。
二、福安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福安市的民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受畲族地区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与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办学经费不足，民族小学基础设施差。近几年来，由于市财政没有专门划出民族教育经费，民族教育的办学经费十分困难，因此，大多数民族小学的基础设施都很落后，改善办学条件的步伐非常缓慢。目前，部分民族小学还是土墙校舍，接近于危房；还有不少学校因缺乏校舍而借用仓库、祠堂及民房的厅堂；很多靠群众集资修建的校舍，常因资金不够，不是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就是没有钱安装玻璃，遇到风天、雨天以及天气寒冷的季节，学生们几乎难以正常地学习。穆云畲族乡洋坪村的民族小学就是这种情况。该校的校舍有两层，一层为教室，二层是4名教师及其家属的宿舍。由于没钱装玻璃，教师们只好将宿舍窗户用塑料布围起来，而一层的学生教室为了采光则只好让其透风。不但如此，本是完小的洋坪小学却因教室不够无法设置五年级，而一年级也不得不与幼儿班的孩子们挤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不仅一般民族小学的校舍条件差，就是多次被国家、省、地评为“先进集体”的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的办学条件也相当艰难。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教师素质好，学生数量猛增，本来只能容纳百来人的学校，要解决300多名学生的住宿、吃饭问题，困难很大。尽管这几年省地市有关部门陆续拨款，扩建校舍，但由于资金有限，只好将教师的工资也暂时停发用来扩建。即便这样，目前加盖的教学楼三层只盖了半截便无钱再盖，新建的教室没有（无力）安装门窗便投放使用，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很大的不便。学生宿舍的条件就更差了：狭窄的房间里摆满了床铺，每张单人床上要挤3个学生，冬天还好说，到了夏季，孩子们的休息实在很成问题。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重点示范民族小学——社口镇南山民族小学中。该校也因教学质量高而导致学生爆满，又因无力兴建新的校舍，只好让学生挤在教室里住宿，一个教室要挤进60多名学生，一个床位也要睡上3个孩子，连翻身都很困难。这两所创办了几十年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却仍处于全省较差的行列当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
（二）民族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多，待遇低，流动性大。畲族村落一般都在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教学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公办教师大都不愿去，因而造成公办、民办教师比率失调。1996年，全市251所民族小学共有教师438人，其中公办教师仅158人，而民办代课教师却达280人，占民族小学教师总数的63.9％。这些民办教师大多数只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有的只是小学毕业生，师范和高中毕业生极少，因此使民族小学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民办教师的工资很低，1995年以前每月只有160多元，1995年以后才提高到300元左右，而且是通过向各户征收教育附加费来解决。虽然教育附加费摊到每户每年只有几十元钱，但这对于尚不宽裕的畲族居民来说也不是小数，而对部分贫困户来说更是难以筹措。因此教育附加费需要乡村干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征收，经常出现征收不足的情况，这就必然会影响民办教师的收入。除了收入低以外，民办代课教师的转正也成问题。很多民办教师在民族地区艰苦教学了十几年，有的取得了函授合格证书还无法转正，而且一旦有公办教师分派到学校，原来的民办代课教师就要被辞退。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畲族村民族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更换频繁、流动性大，加剧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畲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畲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还有部分贫困户，有的贫困家庭要负担学生的学费已经很不容易，再要负担寄宿生的生活开支就更难了。寄宿生的伙食标准一般都很低，每顿饭只合几毛钱，有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甚至时常饿着肚子学习。虽然福安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扶持或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但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例如，1996年，全市尚有1360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和900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不包括地区民族中学和市职业中学民族生）没有领到助学金；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多年来一直保持26元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上涨，补助费明显偏低。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对畲族学生每月发放20元的助学金也明显过少。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势必导致畲族辍学生增多，影响畲族学生的升学率和巩固率。
（四）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数量少。目前，畲族乡村的公办小学教师、农技员、医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十分缺乏，而各中等专业学校设置的畲族班却数量少、时间短。如位于坂中畲族乡的宁德地区卫生学校仅在1987年办过一届畲族班，仅招收了30名畲族学生，这与畲族山区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现象极不相适应。福安师范学校也只在1978年和1986年办过两届畲族师范班。畲族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靠宁德地区师范学校，而该校畲族班是面向全地区招生的，每年招50名学生，分配到福安市的名额相当有限，难以满足福安市畲族村小学对具有中等师范水平的教师的需求。
（五）民族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目前，福安市仅有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这也是闽东地区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该校创办以来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存在着严重的“三缺”现象：一是专业教师缺。该校职教部现有专职教师33人，基本上是由普通中学的教师改任，而该校开设的专业有十多个，对专业课教师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该校的专业设置也在不断调整，许多教师并不具备所教课程的专业知识，这就势必影响到教学质量。二是教学设备缺。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学校的教学设备不足则使一些教学实践难以开展。如电工和电器维修专业的基本教学设备——电工试验箱，一个价值300多元，学校竟无力给学生配齐；文秘、财会等专业需要的电脑，学校至今只有4台386电脑，无力添置新机型。三是办学经费缺。学校经费由康厝畲族乡管理，除去教师工资，所剩无几，仅靠甚为有限的职高培养费收入维持日常开支，实在入不敷出。因缺乏资金，该校至今还没有教工宿舍，教师只好均租借民房；为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该校计划搞农业科技试点、建立微机房、添置新的教学设备等，但都受到资金不足的困扰。“三缺”现象已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而此种现象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没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扶持和社会资助，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其次，民族职业中学的专业设置还存在很大缺陷。该校所开设的大多数专业都是为了解决学生个人的就业谋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发展畲乡经济、开发畲山资源、改变畲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大方向不相适应。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将“文凭”与“出路”作为其专业设置原则，并以此为定位，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使畲族学生获得脱离乡土、脱离农村生活的资格与途径，忽略了为民族地区保留人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二是畲族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庭和学生本人在选择专业时普遍选择那些诸如财会、文秘、公关、旅游等与城镇生活更为接近的专业，以求摆脱贫困的农村生活，走出畲山、跳出农门；三是福安民族职业中学的畲族学生只占学生总人数的36％，招生范围覆盖市辖的所有乡镇，部分专业还面向宁德地区招生，其人才培养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汉族与城镇服务，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也很容易向非农业化倾斜。
三、福安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福安畲族乡村社会经济之所以发展滞后，从客观上讲，是由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讲，其根源还是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较低，思想观念封闭，缺乏先进科学技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在面向21世纪之际，要使畲族乡村摆脱落后面貌，政府必须要下大气力狠抓教育，将教育摆到优先发展的位置，提高畲族人口的素质，造就一大批畲族人才。
目前，福建省民委针对福建的主要少数民族——畲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先，科技为要，经济为重，小康为实，干部为本”的工作思路，这一思路把发展教育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作为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市，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从政策到经费上向畲族乡村实行倾斜，有效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针对当前畲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乏致富本领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的现状，我们认为，今后福安市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应重点放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两个方面。
首先要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大民族基础教育投入。“治贫先治愚”，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提高畲族人口整体素质的基础，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之计。市、乡镇财政应增加教育经费开支，改善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中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在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时，发动畲族群众多渠道投资集资办教育，征足、收齐教育附加费；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严禁克扣、截留和挪用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在加强民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政府还应划出专款，解决1360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及900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的助学金问题，保证畲族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健康地学习和成长。
其次，要想方设法逐步解决民族小学教师缺额，公办、民办教师比例倒挂的现象，加大对公办、民办教师倒挂严重的民族小学教师的分配力度，尽快改变这些学校专任教师合格率低的问题。同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民办教师的各类培训，提高民办教师的业务水平。对那些安心工作、教龄长、取得合格证书的民办教师应及时予以转正。
第三，针对当前畲村小学普遍存在的单、双人校多的特点，应继续将复式教学作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基本形式，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复式教学与单式教学一样，都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统编教材的内容，按计划、有目的地完成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任务。但是，复式教学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在同一课堂内和同一教学时间中，要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年级、不同教材的教学；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教师指导下的“直接教学活动”（简称为“动”），有小助手带领下半独立活动或由学生完全独立活动的“自动作业”（简称为“静”）；“动”与“静”要按一定的先后顺序，既有节奏地互相交替，又严密地互相制约，组成具有整体性、层次性、条理性的课堂教学结构。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复式课堂教学过程中，即具有教学头绪多，教师要妥为梳理；教学方式变化多，教师要灵活掌握运用；学生独立活动多，教师要善于安排；直接教学时间少，教师要面面指导等特点。因此，复式教学往往比单式教学的难度更大，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学习质量下降等不利影响。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增强复式班教师的素质，稳定复式教师队伍，使复式教学的教学质量得以提高。只有紧抓民族复式教学的管理不放，才能为畲族乡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打好基础。
此外，目前福安市的普通民族中学只有宁德地区民族中学1所，而该校是面向整个宁德地区招生的，每年给福安市的招生名额只有100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畲族学生的升学需求。如果将距离城关较近的位于坂中畲族乡的坂中中学改办为市民族中学，这样就可以为福安市更多的畲族学生提供更好的升学机会，使他们能受到质量较高的普及教育。
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福安民族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回报率较快的职业技术教育及专业培训。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宣传教育，使扶持和发展畲族乡村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应加强畲族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经济、科技兴农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之认识到畲族乡村要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能寄希望于几个畲家子弟“逃出畲山、跳出农门”上，更重要的是使众多的畲族子弟接受职业教育，掌握开发畲山资源的实际本领，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学校也应对畲族学生加强爱国爱乡的教育，鼓励畲族学生报考职业中学或毕业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用自己所学的科技知识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贡献。
2．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切实帮助民族职业中学克服专业教师缺、教学设备缺、办学经费缺的“三缺”困难，解决好畲族学生的助学金问题，使学校教师能够教得放心，学生能够学得安心。
在专业设置上，民族职业中学应向农技类专业倾斜。增设一些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的的农技类专业，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与其它专业拉开距离以吸引畲族农村学生报考这些专业。学校还可以增设农技类专业的速成班，举办农村实用技术讲座，使无法继续升学的畲族青年以及希望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畲乡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此外，由于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不易预测，难于确定哪项专业技能一定用得上，也难于确定临时又急需某个生产技能，因此学校应多设置一些系列选修课程，增强对学生一专多能的培养。
3．在巩固和发展现有民族职业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民族职业教育工作。一些初级中学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有助于当地农村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性课程，开好开足劳动技能课，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基本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初中毕业后乐于报考职业中学，接受职业教育。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等完全中学还可举办一年制民族职业班，以高考落选的畲村考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开设当前农村紧缺的专业，为学生回乡参加建设创造条件。各乡镇、行政村的文化技术学校也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吸收经济能人、科技能手参与教学，加大科技知识培训的力度，特别应将初中毕业后失学的回乡青年列为重点教学对象，帮助他们迅速熟悉社会和家乡的需求，掌握一定的农业技能和实用科技知识。
第四，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不但要增加数量，而且还要根据畲族山区的具体情况，扩大招生学校、招生规模和招生专业。不但要设立普通班、预科班，还应增设成人班和函授班，以适应畲族乡村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福安畲族迁移与畲族社区发展
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根据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有畲族人口5.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1.04％，占全国畲族人口的9.7％。畲族在福安遍布各乡镇（街道），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福安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在福安，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畲族村委会有78个，占全市村委会总数的18％，纯畲族自然村有721个，占全市自然村的34.2％。依据吴文藻先生的界定，“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是文化。”①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福安畲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地域及其特有的语言、文化环境视为畲族社区。
历史上，福安畲族社区是在畲族人民频繁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迁移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福安畲族社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的特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福安畲族社区共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畲族人口迁移活动，并且人口迁移的方式与方向都与历史上的畲族迁移截然不同。这三次人口迁移是福安畲族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开展的“造福工程”搬迁，不仅为贫困地区畲族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对逐步缩小畲族社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探讨福安畲族人口迁移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畲族社区发展现状与趋势具有实际意义。
一、福安畲族迁移的历史及特点
据谱牒记载，福安畲族祖籍广东潮洲凤凰山麓，迁入福安始于唐代。虽然自唐五代时就有畲族迁入福安，但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迁徙频繁，至清代，畲族已广泛分布于福安全境。当今福安最有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三大姓分别是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的。
大林钟氏畲族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分徙各处。长子聪公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迁大林，次子明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山头庄，三子朝公于正德七年迁白石，四子听公于正德十年迁大留，五子乐公于正德九年迁侯官汤岭。大林钟氏祠堂为福宁府钟氏祖祠，钟熙公被尊为钟熙侯王而成为大林村土主。
大林钟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聪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大林→上广、横溪林前→濑头、廉岭、凤翔（凤洋）、过洋里（过洋）、下奥→竹园兜、金斗量（金斗洋）、仙岭洋（仙岩）、翁山、长坑、叠石、仙岭头→松罗东兴埕、桦岭、大镇→桦〓、林洋、桥座头高岭、叠石深水湾、横溪高溪→牛楼、桔垄、笊篱壑、牛池岗、鸡角岩下、清路头、象地、溪尾马山→白沙南坑、福安城内龙山头、江竹林下〓白岩鼻、下墘山。①福安雷姓中人口最多的是“后门坪雷”。此雷姓先祖谱名两公字孔文行千天三，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讳方雨行千乐一迁五都赤墘，其子6人分徙各处，长子君文迁十八都牛石坂（吴石坂），次子君章迁三十六都金飘带（金腰带），三子君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四都后楼，四子君爵迁五都南坪，五子君达迁二三都明岭（林岭），六子君生迁三十一都刘坑坪。福安雷姓畲族多由此衍发而成。
后门坪雷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六子君生→刘坑坪→五斗（月斗）、燕迹、百林坑、坑坪、东山、桐湾王家林、井口、六都林下、纸坪、江洋洞门宅（后门坪）、十八都茶园、仙岭洋→沃里、王家洋、七蒲坑、化蛟茶洋、岔头、竹园兜、林洋湖、桦坪、坑下楼、险坑、赛岐金蟹、鸡角岩下、大林、横路、后漈①。
福安蓝姓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溪塔蓝”开基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迁浙江太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寿宁。学礼公生7子，时号七雄。其次子恒麟、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畲族的主要衍发派系。
福安畲族主要由钟、雷、蓝、吴、杨五姓构成。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人口数较多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其中各一支的人口迁移路线。在福安，钟、雷、蓝三姓及吴、杨两姓还各有其他若干支派和各自曲折的迁移路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仅以上所述，我们已可看出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多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单位。每迁一处，则以家庭或家族小规模聚居的方式居住下来。除在平原畲村逐渐发展起一些集聚型畲族村落外，在山区畲村，畲家聚落的离散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山间，最常见的是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文化地理学称之为“散村”，当地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正如清道光《建阳县志》所言，畲家“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②如居住于社口桐湾一带的吴、雷、钟姓畲族村，聚落分散，有“桐湾三十六村”之称。
其次，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十分频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明、清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时，福安大部分土地已被汉族所开垦和占有。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由于荒地有限，加之开出的田地不断被汉族地主以各种名义剥削和蚕食，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每隔一两代人，宗族（家族）中就必须有一支或几支迁往他乡辟地谋生。
再者，畲族的迁徙多为由平原地区、中心地区向偏远的山地、角落地带迁移。畲族最早迁入福安时，或经水路或经陆路，多落脚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以开垦汉族田地周边的荒地维生。据了解，历史上，福安畲族聚居地附近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后因交不起租税而丧失土地、或因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出卖土地的；还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畲族土地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土地的畲族农户或者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或者迁往丘陵和山地等偏远地区去拓荒以寻求新的资源和生存环境。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致汉族地主尚未开发或汉族地主势力不大的边缘、角落地带经过畲族农户的辛勤耕作，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畲族聚居地区。到清代，畲族已广布于福安全境。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福安县志》刊“各都畲民村居”180余个。①那个时候，已基本形成了福安畲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这样一个分布格局。
总之，福安畲族社区就是在畲族人民为躲避征剿、战乱、剥夺和侵害而不断迁徙开拓，通过辛勤劳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畲族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明代畲村被摒于里图榆枋之外，官方租庸不及，清乾隆年间“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社区。民国时期，畲族日益贫困，土地多被兼并，畲民主要耕种汉族地主土地，受地主阶级剥削，终年不得温饱。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安畲族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封建土地兼并制度的吞食和汉族强势群体的压迫下，畲族人民被迫向边远山区迁移。由于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以及频繁的迁移活动，导致畲族人民难以积累起土地和财富，长期以极度贫穷的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1951年，福安县土地改革调查表明：全县畲族8122户中，仅有地主7户，占0.08％；富农25户，占0.31％；富裕中农、中农774户，占9.53％；贫雇农7316户，占90.08％。而同期福安全县共有地主2045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93％；富农944户，占1.35％；中农16,766户，占24.01％；贫雇农45,237户，占64.79％，而且汉族的社会结构也更为复杂，已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汉族相比较，畲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畲族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成为福安畲族社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福安畲族社区发展所要解决的难题。
二、50年代的畲村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畲族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1952年，福安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县10区、106乡、610村畲族农民共8711户、28,258人分得可耕地47,796.34亩，每人平均1.69亩；非耕地8706.37亩，每人平均0.31亩。土地改革后畲民成了土地的真正支配者，人民政府也赋予畲民移盖新居的权利，由此掀起了50年代畲村搬建新居的高潮。
在这次搬建新居的过程中，人民政府对畲村搬迁给予了政策优惠和经济扶持。政府的主要扶持对象是畲族老区基点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竹洲山畲族山区是闽东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重要根据地，畲族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畲村因此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扫荡和破坏，畲族民居多被烧毁，畲民居无定所。50年代初，人民政府在为畲族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在村址的选择、资金的筹措、生产生活的安顿上都作了精心的考虑。政府曾为老区畲村居民是否愿意搬迁到平原地区或大村去而进行调查。但当时多数畲民都选择了留在山区。直到我们这次调查时，50年代未搬迁的畲民的后人谈起这次搬迁时还说，当初父辈们认为已经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政府又可以帮助盖新房，住在山里，生活自给自足，不再受欺压已经十分满意了。但是从现在的生活和发展来看，如果当初父辈们选择搬迁到平原或大村去会生活得更好。
由于畲民在土改中分到了比较集中的土地，因此大多数畲族农户选择了在靠近田地的地方居住或建房，只有少数深山畲村和畲族农户迁入平原或大村。穆云乡洋坪村就是50年代的新建畲村。该村的钟姓由甘棠山头庄迁入，雷姓和蓝姓分别由康厝红坪和社口谢岭下迁入。村舍依开阔地密集而建，交通比较便利。5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兴建了10个洋坪村这样的畲族新村，用以安置从山区或小村迁入平原或大村的畲族农户。总体而言，50年代畲民迁移的规模不是很大。
三、80年代的畲村迁移
80年代，福安畲族山区聚落中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经过调查发现，山体崩塌和滑坡是由于畲族山区有些区域山坡陡峭，加上人为开挖破坏天然边坡和植被，一遇暴雨往往造成山体崩塌和滑坡。这种区域不宜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调查认为“不宜根治，急待全村搬迁”的有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穆云畲族乡牛池岗畲村等。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自然灾害区域的畲村搬迁工作，8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搬迁兴建畲族新村21个，搬迁重点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急待搬迁的畲村。
1987年，东山畲族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1987年发现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有滑坡险情后，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开始有组织地对该村进行搬迁。当年，省民政厅拨款5万元，地区民委拨款1万元资助村民搬迁，户均可得625元，人均163元。康厝畲族乡政府于东山村山下蛤蟆洋边协调建房用地24.5亩，乡土地管理所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房屋地基，至1992年止，共搬迁了90户、380人至石碑洋新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
搬迁前，东山畲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全村有山地面积700亩，耕地面积340亩，其中水田290亩，农地50亩。村落参差不齐地挂在半山壁上，交通闭塞，村庄通往康厝、穆阳集镇的道路，除终点段1.5公里是狭窄的机耕路外，其余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绝大部分田地离村而下，最底部的田地已落到了石碑洋处，离村约5公里，且多是“眉毛丘”状的小块梯田。全村每年农业生产用肥400余担，得从康厝乡所在地沿崎岖的山间小路向上挑至家中，待下肥时，又要从家里往下挑到田地。村民平时干活同样要从山上下来，打下的粮食要一担一担往上挑，加重了劳动负担。恶劣的生产条件使东山畲族村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全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建在半山腰的房屋有90％是低矮破旧的木房，人畜混居、阴暗潮湿、苍蝇成群。村中无自来水、无广播、无电话，由于电压低，照明电力也不足。村中贫困户多，仅有96户人的村子就有39户是贫困户，贫困面达40％。198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元）低205元，人均口粮350斤，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每到三四月份就开始缺粮，40％的群众常年以吃番薯饭为主，50％的群众常年油、盐、酱、醋等项日常开支依赖于挑柴片卖。全村35岁以上未娶到媳妇的有19人，占该年龄段男子的24％，有16户人家因担心孩子将来婚姻成问题而抱了童养媳。学生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村中的初小只有两名教师，教四个年级共50来个学生，上完四年级的孩子升学后或因学校路途遥远或负担不起学费等种种原因而辍学的占30％。
搬迁后的东山畲族村逐步富裕起来，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新村地势平坦，海拔低，离康厝、穆阳集镇只有2公里，并且修通了机耕路，村民往来集镇打工或买卖商品十分方便。因此村民的生产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山沟沟里，不再受交通不便的困扰，可以积极参与到市场中去。搬迁后，村里涌现出钟进金、缪其生等10多户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有一定建筑技术的缪其生牵头，组建了一支建筑拌泥队，年转移剩余劳动力3000个工日，创收9万元；钟进金等9人利用邻近穆阳集镇、茶叶市场旺盛的优势，在村里创办了三家茶叶精制厂，年收入3万多元。根据市场需要，村民还大力发展了蘑菇种植、仔猪养殖等多种经营。在粮食种植方面，东山新村的畲族农户不但种好自己原有的田地，而且利用搬迁到山下的地理优势，租种邻近邮亭、桂林等商品经济较发达村庄的田地，使粮食总产成倍增长。1993年，全村粮食总产扣除征购后达2700担，人均口粮700斤，比搬迁前的1988年增长了1倍。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增长了293％，比全市农民人均收入（980元）高8.16％。
收入多了，村民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1993年，东山新村人均消费840元，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也进入了农民家庭。按规划建设的东山村房屋排列整齐，搬进新村的居民也变得整洁起来，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拥有一座两层楼的东山村完全小学校也已落成，小学生的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短短五年的时间，东山畲族村不仅完成了村庄的搬迁，而且使一个贫困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不仅东山畲族村如此，80年代从山区搬迁到平原，从小村搬迁到大村的搬迁畲村普遍表现出这一特点。搬迁后，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普遍高于未搬迁的邻村。
尽管80年代的畲村搬迁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四、畲族社区的贫困问题
1949年以前，福安畲族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畲族社区和全市其它农村一样，历经曲折和艰难，取得了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畲族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畲村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有相当一部分畲村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一）畲村发展的差异。福安畲族社区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996年，穆云畲族乡各畲族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约在800元至3000元之间，差异很大。
虎头村属于穆云乡比较富裕的畲村之一。该村位于穆云乡南部的秀溪畔平原，为福安市少有的位于平原的畲族村，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2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全村海拔60米，有耕地面积680亩，其中水田625亩，拥有丘陵山地面积2189亩。虎头村是穆阳水蜜桃的主产地，且种植水蜜桃的历史悠久，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虎头村山上的桃园被改造为农田，村民生活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村民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水蜜桃种植面积，家家户户都种植水蜜桃。至1996年，全村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产量达400多吨。仅水蜜桃一项，每年就可创产值290万元，扣除化肥、农药、果树苗等各项费用，收入仍十分可观。此外，村民还根据市场需求，种植反季节蔬菜和栽培蘑菇，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1995年，虎头村成为第一批通过福安市小康验收的畲族村，村中有96％的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当年与虎头村一起成为首批小康达标村的畲族村共有16个，占福安畲族行政村的21％。
洋坪村属于穆云乡生活水平中等的畲村。该村为50年代新建的搬迁畲村，位于穆云乡南部，村舍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4公里，有机耕路并接小浦公路直抵村口，交通比较便利。全村有耕地面积730亩，其中水田680亩，山地面积1469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只重视粮食生产，而洋坪村是搬迁畲村，土地条件较差，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生活比较贫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搬迁畲村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由于距离穆阳镇比较近，交通便利，因此村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取得最大收益。根据城镇市场对蔬菜需求的增长，洋坪村把蔬菜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村民通过种菜、卖菜迅速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同时，村民还租种邻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堤村的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既弥补了本村耕地不足的缺陷，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此外，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全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到集镇市场打工的机会。1996年，洋坪村共有149户、673人，大部分农户均为兼业农户。村民有的利用农闲外出打工，有的则全年在外省市做工。目前，外出打工和种植蔬菜已成为洋坪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年，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00元。村中还有13户为贫困户。处于洋坪村这种发展水平的畲村大约占福安畲村的40％左右。
竹洲山畲族村为穆云畲族乡经济比较落后的行政村。该村位于穆云乡西部白云山支脉竹洲山中，并因此而得名。竹洲山行政村共包括石厝下、平中山、曲坑、三湾、十二泡、下竹洲、上竹洲七个畲村，这七个畲村散布于竹洲山中，共有耕地367亩，其中水田182亩，山场面积500亩。竹洲山村位于山区却没有多少山场面积，主要是因为国营蟾溪林场创办时划走了原本属于竹洲山的林地，由此导致全村山林资源匮乏，村民靠山却无法吃山，完全依靠有限的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山区的水田以山垄田、梯田为主，小块而分散，村民为种地常需上下走十多里山路，对人力的耗费很大。农业灌溉主要依靠自然降水和山涧、山泉水，由于山区的水温和土温较低，土壤以沙质为主，有机质含量较低，因此稻作只能一年一熟，亩产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年景好的时候，每亩水田能产500斤稻谷，农户的口粮还能有保障；若收成不好，亩产只有200斤～300斤，农户就必须依靠番薯当主食；若遇天灾，如1997年夏季13号台风过后，三湾村6户人家颗粒无收，生活立即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由于自然村分散于山中，畲村孩子上学是一个难题。竹洲山行政村有一所初小设在平中山村，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在两间教室里上课。上竹洲村的小孩若到平中山村上学要走5公里山路，因为危险，家长往往要等孩子长到10岁才敢放心让孩子每天爬山去上学。由于完小和中学都很远，大多数孩子初小毕业就不再升学了。这种教育状况使村民的文化素质也很低，农业科技在竹洲山村的推广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制约了全村经济的发展。竹洲山各自然村的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差别。靠近山边的石厝下自然村生活水平最高，1996年人均收入900多元，靠近山里的三湾、十二泡、上竹洲、下竹洲的人均收入只有500元～600元。
（二）畲村发展差异的成因。富裕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与贫困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都是依据其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的。富裕畲村农户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与贫困畲村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由于前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如土地肥沃、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信息灵通，使得富裕畲村农户的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式，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贫困畲村的农户被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所束缚，落入了“粮食自给合理陷阱”。①所谓粮食自给合理陷阱是指因为山区交通运输困难，比较闭塞，从而导致山区居民往往追求粮食自给；而山区种粮劳动时间长，劳动力投入大，相应经营粗放，广种薄收，为了达到粮食自给，必须广开粮地，从而使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其它生产项目上；这样一来，山区居民经济收入少，购粮难，又必须追求粮食自给。由此形成了一个山区粮食生产的困境，极大地束缚了山区居民的劳动生产力。而搬迁畲村的优势恰恰在于摆脱了恶劣生存环境对生产力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50年代和80年代的搬迁畲村由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增加收益的机会比山区畲村多得多，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三）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成因。80年代以来，虽然畲族社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1986年，福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8元，畲族社区人均收入为140元，相差138元；199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1元，畲族社区人均纯收入为480元，相差171元；199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63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530元，相差333元；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232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800元，相差432元。由此可见，畲族社区的发展与汉族社区相比差距还很大。
总体而言，社区间发展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导致社区发展差异的原因。从福安市的具体情况看，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条件的原因。
从自然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大部分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缓，农耕条件优越。而历史上福安畲族迁移的特点决定了85％以上的畲族人口散杂居于半山区和边陲地带。畲族社区山地地形复杂，耕地质量和耕作条件都比较差，这种状况势必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从经验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几乎都是以良好的农耕条件为基础的，而畲族社区的贫困村无一不是以地处深山、农耕条件恶劣为背景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与交通方便、水土条件良好的平原地区相比，生产过程的投入和劳动效率相差悬殊。同样一亩水稻的单产，桂林村几乎为竹洲山村的两倍，而后者种田成本的投入明显高于前者，收益却明显少于前者。地处平原的汉族社区水稻可以一年两熟，而地处山区的畲族社区水稻只能一年一熟。这就是社区发展差异的自然基础。
从社会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由于地处平原，毗邻交通要道，与外界交流方便，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边远，山高岭峻，到1997年仍有32％(25个）的畲村没有通机耕路，与外界交流困难。
社区间交通状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发育的差异。一般来说，市场多形成于交通发达的地区以便于商品交换及买卖，因此福安汉族社区的市场发育比较充分，集市繁荣，商品流通规模较大，市场功能也比较完善。如穆阳镇的集贸市场、桂林村的闽东茶叶市场等，交易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对所在社区的社会发育、经济发展均产生了较为深广的影响。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不仅难以发育形成市场，同时受汉族社区市场的推动和影响也较小。
与交通状况及市场发育相联系，畲、汉社区间的经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社区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在农业稳固发展的基础上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特点。
如表1所示，1996年，穆云乡桂林村的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89.46％，而最富裕的畲村虎头村的工业收入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4.58％。这正是汉族社区与畲族社区的重要差距。
穆云乡虎头村经济结构呈现的问题正是福安畲族社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畲族社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农林牧渔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仍然偏重于农业种植业。特别是贫困畲村，基本上都属于乡镇企业“空白”村。有些畲族村的非农业收入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打工等劳务输出，而不是建立在当地非农产业的基础上。这在一些搬迁畲村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洋坪村和东山村等。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区自然环境的差异会进而导致交通、市场、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社会发育的差异，这是造成福安畲、汉社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缩小畲、汉社区的发展差距，必须从改造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入手。改造自然环境有两种办法：其一是通过搬迁彻底改变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50年代和80年代的畲村搬迁事实证明，移民搬迁是畲村脱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修路、通电、水改改善贫困畲村的基础设施。这是一项投入大、难度大、周期长的工作。
五、90年代“造福工程”搬迁与畲族社区发展
在吸取50年代和80年代畲村搬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福安市决定通过搬迁移居的方式实现畲族贫困村的脱贫致富。
从1994年初起，福安市就以乡镇为单位，对全市该搬、愿搬、能搬、可搬的特困村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掌握了全市需搬迁少数民族101个自然村、2271户、8717人的第一手资料，并着手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空间狭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的特困畲族村”实施搬迁移居，此举在当地被称为“造福工程”。
“造福工程”将一些自身形不成市场，同时现有市场又难以辐射到的小村并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镇，或迁到靠近市场的地方。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福安市政府决定在坂中留安、城阳铁湖和湾坞半屿垦区建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点，使搬迁畲民集中建房居住。
从1994年至1996年，全市畲族群众共搬迁662户、3318人，整个村庄搬迁的有赛岐镇的流水坑村、下白石镇的牛楼村、溪柄镇的下可坑村、湾坞乡的乌石岗、长垅里等村。
从50年代开始，福安畲族社区共掀起了三次搬迁的浪潮，改写了历史上畲、汉不平等的社区分布，逆畲民历史上的迁移方向而动，表现出畲族迁移的新特点：其一，变历史上同姓同宗同族的小规模迁移为大规模的畲村（自然村、行政村）整体迁移；其二，变朝向边陲、角落的迁移方向为朝向平原和中心市场的迁移方向；其三，变民族压迫、不平等社会背景下的迁移为民族平等，畲、汉社区协调发展的迁移；其四，变畲族群众自发的迁移为畲民自觉的、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同规划、统一布局、合理安排的迁移。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畲村迁移，必将使畲族社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面貌。
畲族是我国大陆惟一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80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大大优于我国内陆或中西部地区。因此，在相同的时期内，东南部沿海地区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比中西部地区深刻得多。对于惟一分布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她的发展变化及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无疑对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安市是我国畲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福安市位于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但就福建省而言，福安市则属于全省比较落后的闽东地区；而福安市的畲族与我国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差的山区。从总体上看，福安市畲族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是我国畲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估计
福安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乡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个乡镇的429个村委会均有畲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6％；“小聚居”指畲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个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4.2％。因此，可以说，畲族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乡村经济。
进入90年代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由1990年以前的几个百分点提高到10个以上百分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同步。以康厝畲族乡为例：该乡1983年～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9％，而1991年～1996年则达到12.84％，年均递增速度提高了3.77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了30％，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乡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康厝、穆云、坂中3个畲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90年的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996年的1600元、1780元和2013元，增长了1.64倍～2.13倍。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畲族乡村经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
经过实地考察畲族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畲族经济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福安畲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个别村外，畲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缺乏办工业的基础条件，故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尽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畲族乡设立了工业区，建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和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但都与畲族村经济的关联度不大。甚至以铁湖畲族村命名、在该村地盘开办的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其开发区的工业亦与铁湖村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村委会不参与开发区的管理、不享受开发区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一名铁湖村居民能在开发区的工厂就业。1996年，铁湖村经济总收入的81.72％依然来自农业，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3个畲族乡也有一些工业，但基本上都是乡政府和乡政府驻地周围村庄的私人或村集体开办，与山区的畲族村没有什么关系。
（二）畲族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福安畲族乡村普遍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地强化粮食的基础地位，始终坚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的原则。与农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畲族乡村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没有减少。如康厝畲族乡1996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39,800亩，比1983年增加了12.79％；粮食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3.49％，仅比1983年减少了4.66个百分点。但这个比例在我国南方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作为“小康明星村”的铁湖畲族村，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亦占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1.06％。随着杂优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广泛使用，粮食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目前，畲族乡村居民的人均口粮大多数都在300公斤～400公斤之间，少的也在250公斤以上，吃饭已不成为问题。1997年粮食大丰收后，福安市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的定购粮收购价低15％(100斤稻谷约低10元）左右，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反而要按合同定购粮的数量每100斤稻谷向农户返回10元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绝大多数畲族村居民的穿着也比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其穿着与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畲族居民的住房条件还普遍较差。
（三）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畲族村基本上都处在山区，农田以山垅田、梯田为主，且狭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一分，小块水田仅一张桌面般大小，所以绝大多数农田都无法使用机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劳动，甚至像犁田耙田这样的农活也要用田锄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传统方法。据福安市民委1991年4月对25个畲族行政村的调查，这25个行政村仅有4台手扶拖拉机。①而且这几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不是用于田间耕作。因此，畲族村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50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种的推广、水利条件的改善、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民植保技术的提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技术，其生产也必然是自给型的。
手工劳动也使得农业耕作粗放。例如，许多畲族村只种植单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种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锄田、耙田时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锄田耙田都很麻烦。但这就降低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与周围的汉族聚居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铁湖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中，畲族聚居的铁湖、满洋、岩角亭3个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农田都是空闲的；而汉族聚居的高板村则在冬季空闲的稻田里种植蔬菜、搭暖棚种植花卉，一片忙碌。
畜牧业生产亦然。作为农户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生猪和家禽饲养，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90年代初已开始根据生猪和家禽的不同品种及不同生长期，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饲料，从而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克服了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畲族村，则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鸡鸭，将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猪等等，在观念上还未能摆脱“买饲料要花钱，番薯藤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的习惯思维，结果依然是每个畲族农家都养几只至十几只鸡鸭，养一两头猪，与十几年前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在福安的畲族村，畜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较低，如铁湖村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6.39％，凤洋村占17.85％，康厝畲族乡占17.24％，而我国南方农村一般都在25％以上。
除了虎头、溪塔等个别畲族村外，水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远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化，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也就难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
（四）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福安畲族村的绝大多数家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即外出，但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康厝畲族乡的凤洋村，全村共有351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者多达200人左右，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其它畲族村也大体如此。除了凤洋、和安等少数几个畲族村的打工者有建筑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外，绝大多数畲族中青年都是外出做无技术的小工。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小工不包食宿一天可挣20余元，有技术当师傅的一天可挣30元～40元。有无技术对打工的地点有很大的影响：无技术者一般都在福安市区或本地乡镇打工，铁湖、满洋和岩角亭等畲族自然村的居民即是如此，通常都是白天到福安市区打工，为节省住宿费用，晚上一般都回村里住；有技术者打工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如凤洋村的打工者，在福建省各地、邻近省市的浙江、上海，远至广西、四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青年外出打工对畲族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向。
首先是审美观、婚姻观等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于打工者主要是在城市打工，城市居民的审美观及生活方式无不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在服饰方面，如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畲族山村，35岁以下的居民及少年儿童的穿着与大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深秋时节，山村里，男青年身着夹克或西服，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身着紧身衣、短裙、连裤袜，脚穿旅游鞋或高跟鞋的比比皆是。打工的生涯亦使青年人的视野更加宽阔，从而更加强调婚姻自主，择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凤洋村的打工者甚至将他们娶的四川、广西媳妇带回了山村。
其次是年轻人已不愿干农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的现象非常普遍，道理也很简单，用畲族村居民的话说：“打两三天工就能挣回一担稻谷”。对于习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靠种田生产一担稻谷显然太费时、费事、费力，有些畲族村的居民甚至把承包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外出打工。有些30岁左右的山村居民虽然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也不太尽心尽力，一心惦记着忙完农活外出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从畲族山村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的情况看，即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干农活，甚至把家务活也交给了老年人。实际上，他们的衣着打扮已不适合干砍柴、挑水之类的家务劳动。由于外出打工挣的钱多，老年人对年轻人不做家务和不下地劳动也没有什么怨言。依靠老年人干农活，其农业的技术进步必然是缓慢的，其生产方式也是粗放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趋缓，房地产市场由于积压严重而呈现不景气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外出打工者找工作的机会大大减少。根据我们在一些畲族村的调查，无技术的打工者连续几天、十几天找不到活干是很平常的事情，运气好的每月最多能干到20余天，运气差的每月只能干两三天活，一般的能干到十几天的活。但是，按照每年外出打工6个月的时间计算，打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务农的收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安畲族乡村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种田吃饭、打工赚钱”的状态。由于耕作粗放，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又由于打工者普遍无技术，找工作不容易且机会不多，因此靠打工也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当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富裕的人家，倘若家中无病残者，或缺乏劳动力（如孤寡老人家庭），也不会太贫困，至少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而由于支撑这种经济模式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很不容易。
二、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潜力
“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基础是传统农业已无法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畲族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从加强农业生产和提高打工者素质入手，为提高农业产出和为打工者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应把“双层蛋糕”的上下两层都做大。
我们认为，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资源丰富，开发的潜力大。福安市山多临海，气候条件优越，农业资源开发的潜力很大。而就分布在山区的畲族乡村来说，无论是山林土地资源还是物种资源都非常丰富，用材林、经济林、竹类、水果和茶叶等均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开发利用的程度很低罢了。在我们调查的一些畲族乡村，林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中的比例都很低，如1996年康厝畲族乡林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9.61％，该乡畲族聚居的凤洋村占7.74％，铁湖村仅占4.77％。水果、茶叶等在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些恰恰说明了山区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
近几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均呈回落态势，对农业精耕细作和农业的综合开发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尤其是茶叶、水果和稻谷价格的下跌，已直接影响了畲族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畲族乡村荒废的茶园面积增加，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衰减，砍果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应该认识到，与大量的人口相比，我国的农业资源是相当有限的，由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农产品（尤其是优质农产品）价格将呈现出长期稳定向上攀升的趋势。因此，绝不能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暂时回落而放弃农业综合开发。
（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利于发展加工业。福安畲族乡村开发潜力最大的是花岗岩资源。近几年来，畲族乡村花岗岩的开采与加工业迅速崛起，其中以康厝畲族乡的发展速度最快，如果能有效地控制污染，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1997年，康厝畲族乡的石材加工企业已达28家，而且赢利情况都不错，与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亏损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我们对单台电锯的调查测算，开办一个单台电锯的石材加工厂只需十几万元投资，毛利率约为30％（未扣除设备损耗），获利是比较丰厚的。穆云畲族乡发现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蕴藏量极为丰富，可加工成高档建筑装饰材料，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丰富的矿产资源为畲族村居民直接参与开采或加工提供了可能，至少也可为其打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畲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两年，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通过政府各部门与各行政村挂钩扶持、增加资金投入等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全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福安市统计局和市民委提供的数据，1996年底，全市尚有111个行政村不通汽车，227个行政村不通电话，分别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4.80％和50.78％；在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78个畲族行政村中，尚未通车的行政村22个，不通电或简易拉电的行政村41个，不通电话的行政村71个，收不到三套或三套以上电视节目的行政村75个，分别占78个畲族行政村总数的28.21％、59.54％、91.03％和96.15％。然而仅仅过了7个月，即至1997年7月底，全市所有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电和通电话，电视信号覆盖率亦达到100％（均能收看三套以上的电视节目），90％以上的畲族行政村都通了简易公路。其建设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至1997年11月，所有的畲族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车。
畲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中，1997年3月通车的凤洋村，已出现了两户运输专业户；1997年6月通车的满洋村已出现了全村第一户运输专业户。这两个原来闭塞的山村通车后，村中的小商店迅速配备了冰柜，使山村的居民也吃上了冰激凌，还可以随时买到鱼肉；居民们外出也更加方便，生产经营的渠道也明显拓宽。
（四）“造福工程”的实施，为畲族乡村居民发展经济创造了新的条件。从1994年起，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福安市政府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山村居民实施异地搬迁的“造福工程”。搬迁形式有整个行政村、自然村的迁移，也有若干户山村居民的搬迁，政府对搬迁居民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从1994年～1996年底，全市的畲族村就有662户、3318人实行了搬迁，1997年这一工程仍在加速实施。这是一项巨大的、名符其实的造福工程。
在历史上，畲族可以说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畲族的迁移历史都是从一个地区的山上迁移到另一地区的山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山。而“造福工程”则是将一些畲族居民搬下山，这就为这些原来的山区居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搬迁的畲族居民不仅仅是在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建立村庄或家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如新的地方有路有电等），更重要的是其观念的变化。我们在康厝畲族乡东山村调查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东山村包括3个自然村，因山体滑坡，属于整个行政村的搬迁。当我们问及搬迁有哪些好处时，一位村干部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位村干部没有罗列新的村庄地势平坦、有路、有电、不用每天爬山等等好处，而是仅仅强调两点：一是人变得勤快了；二是人的精神面貌好了。因为在原来的山村，辛苦一年种的粮食都不够吃，再勤快也没有用，人也就逐渐变懒了；搬迁以后，不仅在原来的山里种单季稻，还在山下的村庄周围租地种菜、租田种水稻，有了奔头，人也变得勤快了，精神面貌也好了。村民们租的水田种的都是双季稻，有的村民还养了成群的鸡鸭，也有的到建筑公司等单位打工。原来的山村居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东山村居民目前的要求更高了：认为村里的简易公路不好，要改建；村民用水不方便，应当安装自来水；村里的排污水要解决……等等。这些要求是那些未搬迁的畲族村居民从未考虑过的，是重大的进步。具有了新观念的畲族村居民，也具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潜力。
（五）福建省的经济实力使加快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福建省是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因此，福建省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许多内陆省区所不及的。例如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解决偏僻山区农村的通路、通电、通电话问题，向每户无电视机的农户提供100元补贴让其购买电视机，乡财政年收入不足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50万元，村财政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一次性补贴3万元，实施大规模地搬迁移民的“造福工程”……等等，如此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想像的。福建省的畲族只有30多万人，对于我国的一个经济强省来说，扶持其发展应当不成问题。
此外，福建省制定的发展规划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中，以求实的态度，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展规划中所确立的支柱产业，根据福建省山多及海域辽阔的特征，提出大念“山海经”，把发展“林”“海”产业列为全省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避免了与其它省、市、自治区产业雷同（如十几个省都将汽车、化工、机械列为支柱产业）而可能造成的过度竞争。福安市就像是福建省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山多靠海，将“林”“海”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符合福安市的实际情况，其中将林业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更是有利于带动畲族乡村山地资源的综合开发。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畲族乡村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支持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在酝酿着向上突破。
三、迈向21世纪的畲族乡村经济
畲族乡村目前形成的“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格局，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土地与人力资源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这两个基本矛盾的长期存在，目前这种“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基本格局仍将延续下去。实际上，在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例如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苏南和浙江的一些农村，我们也能在其经济结构中发现这种模式的影子。但其根本的区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的是一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的技术含量较高，只需很少劳动力就能实现原来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农业产出；发达的乡镇企业不仅能完全吸纳本地乡村的离土农民，而且还吸纳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只占其经济收入的很少部分。然而，受地理环境、劳动力素质等条件的约束，畲族乡村向这种模式过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但是，经过畲族乡村居民的自身努力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充分发挥各种潜力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能够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模式提升为“种田除了吃饭也能挣钱、打工能挣更多的钱”这么一种新模式的。
建立以上的新模式，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大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目前所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以粗放的农业耕作为基础的，因此，改变粗放的耕作方式是充分发挥其资源潜力的基础，也是畲族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实际上，福安畲族乡村中个别比较富裕的畲族村和一些比较富裕的畲族农户，也基本上都是由于其实行了较精细的农业耕作。例如穆云畲族乡畲族聚居的溪塔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不特别好，只是村民的耕作比其它畲族村精细得多，该村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精心地种上了各种作物或果树，就连小溪两岸的乱石滩都精心地种上了葡萄，并且在小溪的上空搭起支架，让葡萄藤在小溪的上空爬，可谓是充分利用土地和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的创举。能做到如此精耕细作的畲族农民没有不富裕的道理。溪塔村居民也因规模化地发展水蜜桃等水果生产而成为福安市最富裕的畲族村之一。依靠农业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外出打工者也就自然减少，溪塔村也因此是福安市外出打工者最少的畲族村之一。
在一些畲族村，比较富裕的居民虽然很少，但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技术或者是家庭中有人在建筑公司当工头或老板的人家；另一类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耕作比较精细的居民。坂中畲族乡和安村的一户钟姓农家，是全村极少的依靠种植和养殖业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这户居民所做的只是养了5头猪，比本村一般居民家庭多了一倍；每年收割完水稻后就翻地种菜，然后将蔬菜挑到城里卖，而村里其他几十户居民承包的水田基本上都是空闲的。收入差别也就由此产生。
从上述的个别例子来看，畲族乡村的农业是能够实现精耕细作的。
（二）加强科技推广和普及，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近几年来，福安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粮食、茶叶、绿竹、水果、水产、食用菌等几大主导产业，建成了五大粮食高产区和八大高优农业综合开发区，其中赛江两岸万亩巨峰葡萄、百里绿竹长廊、穆阳水蜜桃、潭头芙蓉李等均闻名遐迩，有20多种农副产品的产量已居全省前列。畲族乡村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亦已列入发展规划：沿海畲族村广泛种植晚熟荔枝、龙眼等名优水果，重点发展海水滩涂养殖业；山区突出发展茶叶，尤其是明前茶和高档优质茶叶；毗邻城区集镇的畲族村主要发展蔬菜；沿溪、沿河、沿路的畲族村大面积种植绿竹，从而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一村多品”的畲族乡村经济发展格局。
但是，做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农业产业化所包含的种、养、加工、储运和销售服务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产的规模化。没有生产的规模化，农业的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生产的规模化不是分散的农户简单生产量的叠加，而是注入科技因素后由于效益提高所引起的量的扩大，是农业科技进步形成的生产规模化。实际上，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服务都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福建省及福安市成功地推广食用菌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向广大农民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推广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菌种的生产（向农户提供菌种）、向农户提供技术帮助的咨询服务体系，以及食用菌加工企业的建立等，很快地形成了食用菌生产的产业化。这项从无到有的产业使福建省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而食用菌生产亦成为福安市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生产遍布全市所有农村，成为福安市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因此，无论是畲族乡村农业的精耕细作还是推进农业的产业化，都应当从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入手。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工作目前也是畲族乡村最薄弱的。在面向21世纪的时候，在畲族乡村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三）建立劳务输出的中介服务机构，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技术培训。应当认识到，外出打工者的大量出现是畲族乡村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反映，创造条件提高打工者的收入与推进农业的产业化是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亦即村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畲族人的外出打工基本上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打工者找工作主要是依靠亲友和自己碰运气，找到工作的概率不高，既耽搁了时间又影响了收入。福安市毕竟是位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建立劳务输出的服务机构，适当地组织劳务输出，这无论对增加打工者的收入还是对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此外，应重视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打工者普遍无技术的现状。打工者无技术不仅找工作困难，而且收入也低。我们在畲族村“打工群”的调查中感受到，这些打工者都有学习一两门技术的愿望，只是苦于无处学或因为学费高而望而兴叹。因此，很有必要由各级政府出面，为畲族村青年开展一些收费较低的职业技术培训活动。劳动者从无技术到有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了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使之成为一名全新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对推动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四）采取政策措施，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穆阳周边是畲族村比较集中的地区，亦是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和穆阳镇的政府所在地，其环境优美，有河流经过，交通条件便利，历史上也是福安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为协调两乡一镇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福安市设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经过5年的发展，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两乡一镇的桂林、苏堤、康厝、苏板、邮亭等村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些村庄已经与穆阳镇连为一体，许多居民也从事与城镇居民同样的非农产业活动，仅桂林村的茶叶加工企业就有近30家。同时，穆阳还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交易市场，茶叶的日交易量最多时曾达到1000多担，现今亦有二三百担。此外，近几年两乡一镇兴起的石材加工业，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随着穆云畲族乡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资源的开发，也极有可能使穆阳成为石材加工和石材商贸中心。总之，穆阳已基本具备了形成一个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穆阳在未来极有可能形成约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
然而，穆阳的行政管理目前却处于分散状况。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实际上就是穆阳镇政府，这就形成了同级的两乡一镇政府同在一个地方的格局，由于各个政府均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或打算，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这就使穆阳镇的发展处于无序的分散状态。这是不利于城市化建设的。为此，很有必要在两乡一镇的政府之上再建立一级政府机构，或者扩大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以协调穆阳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争取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把穆阳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具有民族特色和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功能的小城市。穆阳的城市化进程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福安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所处的大环境也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目前，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已优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畲族乡村经济也将结束徘徊而向上突破，真正地实现小康。同时，作为惟一处在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包括其发展轨迹，也都将对我国内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福安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福安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制约，畲族乡村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广大畲族群众的自身努力，畲族乡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福安市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追根究源，除了自然原因外，还是与民族素质密切相关。在两者的关系中，自然因素的可变性较小，因此，提高民族素质可以说是改变畲族乡村经济落后面貌的关键。而要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就是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一、福安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山区地理环境的阻隔，畲族人民没有条件接受正式的教育，而主要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山歌、民谣、传统史诗和故事传说等成为进行初级教育和思想教化的重要教材。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对畲家子弟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无疑水平是相当低下的。民国时期，在福安县的畲族村落中也只间断性地出现过一些私塾，至于学校教育则几乎是一片空白。①
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畲乡教育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畲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3年以来，福安县（市）党委和政府对畲族聚居区的教育投入采取倾斜政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全县（市）的民族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在民族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办好小学寄宿制，促进“四率”提高。由于畲族群众居住极为分散，畲族子女读高小难。为此，福安教育局特别致力于发展民族小学高小集中办学制。1981年，坂中乡仙岩村民族小学（1986年1月改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独树一帜，率先实行集中办学，成为福建省第一所寄宿制小学。此后，福安的民族寄宿制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96年，全市已有23所民族完小推行了高小民族生寄宿制，有1360名民族高小学生寄宿就读。由于实行了集中办学制，较好地解决了畲族子女读高小难的问题，促进了畲族学生“四率”（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升学率）的提高。1980年，福安县畲族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70％；毕业率更低，1976年小学一年级畲族学生1634人，而1981年五年级时只剩353人，毕业率仅21.6％。①如今，畲族地区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四率”与汉族地区基本接近。据1996年统计，全市少数民族学龄儿童6196人，已入学6153人，入学率达99.3％；全市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636人，升初中618人，升学率达到97.2％，与1985年400余名畲族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入初中的情形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
（二）紧抓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由于畲族村落分散，人口稀布，单人校（仅1名教师的学校）、双人校多（仅两名教师的学校），复式班比例大，成为普及初等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障碍。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忽视民族复式教学工作，致使许多畲村办学一二十年，学生年年“一二一踏步”，培养不出一个高小毕业生。从1982年起，福安市教育局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首先，福安教师进修学校将复式教学作为教育科研重点项目，建立了复式教研网络，制定了教研活动制度，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理论研究，目前已完成了复式教学综合改革的第三轮研究方案。其次，市教育局协同进修学校开展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三级培训，建立了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管理网络，并指定复式教学由各学区分管民族教育的副校长直接负责；各学区都成立了复式教学研究组，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复式教学方法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不断地总结新鲜经验，以提高复式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此外，福安市还设置了穆云学区梨坪民族小学、潭头学区鹅山民族小学等8个复式班教学试点，承担起全市复式教研课题的试验任务，总结经验，为全市的复式教学树立榜样。经过长期努力，福安市的民族复式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96年11月于浙江召开的国家教委复式教学研究会上，福安市的成绩得到了肯定。
（三）民族中等教育形成体系，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福安市畲族中等教育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普高类（完全民族中学），如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培养的目标是为高等院校输送大批合格的人才；二是普及类（初级中学），如坂中初级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初中部，主要任务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三是职高类，如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畲族地区的产业大军；四是普通中专类，如福安农业学校畲族班、宁德地区卫生学校畲族班，主要任务是为基层培养专门的技术人员。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创办于1958年，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办学38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出1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600多名学生考入各高等院校，900多名学生被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录取，100多名学生后来成为硕士生，10多名成为博士生和出国留学生。在宁德地区，从行政村到地委、行署一级的畲族干部中，90％都是从该校毕业的，该校因此被誉为“培养民族人才的摇篮”。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是福安市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学校。该校1990年正式创办以来，专业设置以“面向农村，服务畲乡”为总体指导原则，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先后设置了农村家庭经营（包括禽畜养殖、茶叶及果树栽培）、服装制作、民用建筑、美术装潢、公关、保安、机电、财会、村干、电脑、会计、汽车驾驶、汽车修理、旅游、乡村行政管理、文秘等专业，并对畲族学生采取了降低录取分数、减收培养费、发放助学金以及进行额外辅导等优惠政策，成为培养畲族中、初级技术人员的重要基地。
此外，坂中初级中学和各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在培养畲族人才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体来看，近年来，福安市畲族地区的中等教育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有了飞速的发展。1996年，全市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866人，高中75人，职业高中80人；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75人，升一类中专的24人，升职业中专的60人，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升大专院校的35人，升学率为64.8％。中等教育的发展与畲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
（四）畲族群众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转变，办学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畲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但过去由于贫困，往往让子女过早地参加田间劳动或操理家务。畲族群众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普遍，因此女童的入学率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畲村居民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许多畲族家庭节衣缩食也要供子女读书，办学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如社口乡南山村的村民腾出仓库、庙宇作教室，让出自己的住房给寄宿学生当宿舍，借出家中的桌凳给学生当课桌椅，还亲自烧砖、烧瓦、抬石、运沙兴建新的校舍，表现出了很高的办学热情。
二、福安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福安市的民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受畲族地区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与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办学经费不足，民族小学基础设施差。近几年来，由于市财政没有专门划出民族教育经费，民族教育的办学经费十分困难，因此，大多数民族小学的基础设施都很落后，改善办学条件的步伐非常缓慢。目前，部分民族小学还是土墙校舍，接近于危房；还有不少学校因缺乏校舍而借用仓库、祠堂及民房的厅堂；很多靠群众集资修建的校舍，常因资金不够，不是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就是没有钱安装玻璃，遇到风天、雨天以及天气寒冷的季节，学生们几乎难以正常地学习。穆云畲族乡洋坪村的民族小学就是这种情况。该校的校舍有两层，一层为教室，二层是4名教师及其家属的宿舍。由于没钱装玻璃，教师们只好将宿舍窗户用塑料布围起来，而一层的学生教室为了采光则只好让其透风。不但如此，本是完小的洋坪小学却因教室不够无法设置五年级，而一年级也不得不与幼儿班的孩子们挤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不仅一般民族小学的校舍条件差，就是多次被国家、省、地评为“先进集体”的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的办学条件也相当艰难。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教师素质好，学生数量猛增，本来只能容纳百来人的学校，要解决300多名学生的住宿、吃饭问题，困难很大。尽管这几年省地市有关部门陆续拨款，扩建校舍，但由于资金有限，只好将教师的工资也暂时停发用来扩建。即便这样，目前加盖的教学楼三层只盖了半截便无钱再盖，新建的教室没有（无力）安装门窗便投放使用，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很大的不便。学生宿舍的条件就更差了：狭窄的房间里摆满了床铺，每张单人床上要挤3个学生，冬天还好说，到了夏季，孩子们的休息实在很成问题。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重点示范民族小学——社口镇南山民族小学中。该校也因教学质量高而导致学生爆满，又因无力兴建新的校舍，只好让学生挤在教室里住宿，一个教室要挤进60多名学生，一个床位也要睡上3个孩子，连翻身都很困难。这两所创办了几十年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却仍处于全省较差的行列当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
（二）民族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多，待遇低，流动性大。畲族村落一般都在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教学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公办教师大都不愿去，因而造成公办、民办教师比率失调。1996年，全市251所民族小学共有教师438人，其中公办教师仅158人，而民办代课教师却达280人，占民族小学教师总数的63.9％。这些民办教师大多数只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有的只是小学毕业生，师范和高中毕业生极少，因此使民族小学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民办教师的工资很低，1995年以前每月只有160多元，1995年以后才提高到300元左右，而且是通过向各户征收教育附加费来解决。虽然教育附加费摊到每户每年只有几十元钱，但这对于尚不宽裕的畲族居民来说也不是小数，而对部分贫困户来说更是难以筹措。因此教育附加费需要乡村干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征收，经常出现征收不足的情况，这就必然会影响民办教师的收入。除了收入低以外，民办代课教师的转正也成问题。很多民办教师在民族地区艰苦教学了十几年，有的取得了函授合格证书还无法转正，而且一旦有公办教师分派到学校，原来的民办代课教师就要被辞退。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畲族村民族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更换频繁、流动性大，加剧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畲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畲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还有部分贫困户，有的贫困家庭要负担学生的学费已经很不容易，再要负担寄宿生的生活开支就更难了。寄宿生的伙食标准一般都很低，每顿饭只合几毛钱，有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甚至时常饿着肚子学习。虽然福安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扶持或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但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例如，1996年，全市尚有1360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和900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不包括地区民族中学和市职业中学民族生）没有领到助学金；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多年来一直保持26元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上涨，补助费明显偏低。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对畲族学生每月发放20元的助学金也明显过少。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势必导致畲族辍学生增多，影响畲族学生的升学率和巩固率。
（四）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数量少。目前，畲族乡村的公办小学教师、农技员、医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十分缺乏，而各中等专业学校设置的畲族班却数量少、时间短。如位于坂中畲族乡的宁德地区卫生学校仅在1987年办过一届畲族班，仅招收了30名畲族学生，这与畲族山区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现象极不相适应。福安师范学校也只在1978年和1986年办过两届畲族师范班。畲族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靠宁德地区师范学校，而该校畲族班是面向全地区招生的，每年招50名学生，分配到福安市的名额相当有限，难以满足福安市畲族村小学对具有中等师范水平的教师的需求。
（五）民族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目前，福安市仅有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这也是闽东地区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该校创办以来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存在着严重的“三缺”现象：一是专业教师缺。该校职教部现有专职教师33人，基本上是由普通中学的教师改任，而该校开设的专业有十多个，对专业课教师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该校的专业设置也在不断调整，许多教师并不具备所教课程的专业知识，这就势必影响到教学质量。二是教学设备缺。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学校的教学设备不足则使一些教学实践难以开展。如电工和电器维修专业的基本教学设备——电工试验箱，一个价值300多元，学校竟无力给学生配齐；文秘、财会等专业需要的电脑，学校至今只有4台386电脑，无力添置新机型。三是办学经费缺。学校经费由康厝畲族乡管理，除去教师工资，所剩无几，仅靠甚为有限的职高培养费收入维持日常开支，实在入不敷出。因缺乏资金，该校至今还没有教工宿舍，教师只好均租借民房；为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该校计划搞农业科技试点、建立微机房、添置新的教学设备等，但都受到资金不足的困扰。“三缺”现象已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而此种现象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没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扶持和社会资助，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其次，民族职业中学的专业设置还存在很大缺陷。该校所开设的大多数专业都是为了解决学生个人的就业谋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发展畲乡经济、开发畲山资源、改变畲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大方向不相适应。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将“文凭”与“出路”作为其专业设置原则，并以此为定位，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使畲族学生获得脱离乡土、脱离农村生活的资格与途径，忽略了为民族地区保留人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二是畲族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庭和学生本人在选择专业时普遍选择那些诸如财会、文秘、公关、旅游等与城镇生活更为接近的专业，以求摆脱贫困的农村生活，走出畲山、跳出农门；三是福安民族职业中学的畲族学生只占学生总人数的36％，招生范围覆盖市辖的所有乡镇，部分专业还面向宁德地区招生，其人才培养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汉族与城镇服务，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也很容易向非农业化倾斜。
三、福安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福安畲族乡村社会经济之所以发展滞后，从客观上讲，是由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讲，其根源还是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较低，思想观念封闭，缺乏先进科学技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在面向21世纪之际，要使畲族乡村摆脱落后面貌，政府必须要下大气力狠抓教育，将教育摆到优先发展的位置，提高畲族人口的素质，造就一大批畲族人才。
目前，福建省民委针对福建的主要少数民族——畲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先，科技为要，经济为重，小康为实，干部为本”的工作思路，这一思路把发展教育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作为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市，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从政策到经费上向畲族乡村实行倾斜，有效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针对当前畲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乏致富本领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的现状，我们认为，今后福安市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应重点放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两个方面。
首先要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大民族基础教育投入。“治贫先治愚”，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提高畲族人口整体素质的基础，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之计。市、乡镇财政应增加教育经费开支，改善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中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在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时，发动畲族群众多渠道投资集资办教育，征足、收齐教育附加费；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严禁克扣、截留和挪用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在加强民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政府还应划出专款，解决1360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及900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的助学金问题，保证畲族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健康地学习和成长。
其次，要想方设法逐步解决民族小学教师缺额，公办、民办教师比例倒挂的现象，加大对公办、民办教师倒挂严重的民族小学教师的分配力度，尽快改变这些学校专任教师合格率低的问题。同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民办教师的各类培训，提高民办教师的业务水平。对那些安心工作、教龄长、取得合格证书的民办教师应及时予以转正。
第三，针对当前畲村小学普遍存在的单、双人校多的特点，应继续将复式教学作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基本形式，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复式教学与单式教学一样，都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统编教材的内容，按计划、有目的地完成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任务。但是，复式教学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在同一课堂内和同一教学时间中，要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年级、不同教材的教学；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教师指导下的“直接教学活动”（简称为“动”），有小助手带领下半独立活动或由学生完全独立活动的“自动作业”（简称为“静”）；“动”与“静”要按一定的先后顺序，既有节奏地互相交替，又严密地互相制约，组成具有整体性、层次性、条理性的课堂教学结构。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复式课堂教学过程中，即具有教学头绪多，教师要妥为梳理；教学方式变化多，教师要灵活掌握运用；学生独立活动多，教师要善于安排；直接教学时间少，教师要面面指导等特点。因此，复式教学往往比单式教学的难度更大，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学习质量下降等不利影响。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增强复式班教师的素质，稳定复式教师队伍，使复式教学的教学质量得以提高。只有紧抓民族复式教学的管理不放，才能为畲族乡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打好基础。
此外，目前福安市的普通民族中学只有宁德地区民族中学1所，而该校是面向整个宁德地区招生的，每年给福安市的招生名额只有100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畲族学生的升学需求。如果将距离城关较近的位于坂中畲族乡的坂中中学改办为市民族中学，这样就可以为福安市更多的畲族学生提供更好的升学机会，使他们能受到质量较高的普及教育。
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福安民族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回报率较快的职业技术教育及专业培训。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宣传教育，使扶持和发展畲族乡村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应加强畲族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经济、科技兴农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之认识到畲族乡村要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能寄希望于几个畲家子弟“逃出畲山、跳出农门”上，更重要的是使众多的畲族子弟接受职业教育，掌握开发畲山资源的实际本领，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学校也应对畲族学生加强爱国爱乡的教育，鼓励畲族学生报考职业中学或毕业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用自己所学的科技知识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贡献。
2．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切实帮助民族职业中学克服专业教师缺、教学设备缺、办学经费缺的“三缺”困难，解决好畲族学生的助学金问题，使学校教师能够教得放心，学生能够学得安心。
在专业设置上，民族职业中学应向农技类专业倾斜。增设一些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的的农技类专业，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与其它专业拉开距离以吸引畲族农村学生报考这些专业。学校还可以增设农技类专业的速成班，举办农村实用技术讲座，使无法继续升学的畲族青年以及希望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畲乡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此外，由于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不易预测，难于确定哪项专业技能一定用得上，也难于确定临时又急需某个生产技能，因此学校应多设置一些系列选修课程，增强对学生一专多能的培养。
3．在巩固和发展现有民族职业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民族职业教育工作。一些初级中学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有助于当地农村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性课程，开好开足劳动技能课，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基本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初中毕业后乐于报考职业中学，接受职业教育。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等完全中学还可举办一年制民族职业班，以高考落选的畲村考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开设当前农村紧缺的专业，为学生回乡参加建设创造条件。各乡镇、行政村的文化技术学校也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吸收经济能人、科技能手参与教学，加大科技知识培训的力度，特别应将初中毕业后失学的回乡青年列为重点教学对象，帮助他们迅速熟悉社会和家乡的需求，掌握一定的农业技能和实用科技知识。
第四，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不但要增加数量，而且还要根据畲族山区的具体情况，扩大招生学校、招生规模和招生专业。不但要设立普通班、预科班，还应增设成人班和函授班，以适应畲族乡村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福安畲族迁移与畲族社区发展
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根据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有畲族人口5.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1.04％，占全国畲族人口的9.7％。畲族在福安遍布各乡镇（街道），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福安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在福安，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畲族村委会有78个，占全市村委会总数的18％，纯畲族自然村有721个，占全市自然村的34.2％。依据吴文藻先生的界定，“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是文化。”①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福安畲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地域及其特有的语言、文化环境视为畲族社区。
历史上，福安畲族社区是在畲族人民频繁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迁移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福安畲族社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的特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福安畲族社区共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畲族人口迁移活动，并且人口迁移的方式与方向都与历史上的畲族迁移截然不同。这三次人口迁移是福安畲族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开展的“造福工程”搬迁，不仅为贫困地区畲族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对逐步缩小畲族社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探讨福安畲族人口迁移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畲族社区发展现状与趋势具有实际意义。
一、福安畲族迁移的历史及特点
据谱牒记载，福安畲族祖籍广东潮洲凤凰山麓，迁入福安始于唐代。虽然自唐五代时就有畲族迁入福安，但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迁徙频繁，至清代，畲族已广泛分布于福安全境。当今福安最有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三大姓分别是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的。
大林钟氏畲族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分徙各处。长子聪公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迁大林，次子明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山头庄，三子朝公于正德七年迁白石，四子听公于正德十年迁大留，五子乐公于正德九年迁侯官汤岭。大林钟氏祠堂为福宁府钟氏祖祠，钟熙公被尊为钟熙侯王而成为大林村土主。
大林钟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聪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大林→上广、横溪林前→濑头、廉岭、凤翔（凤洋）、过洋里（过洋）、下奥→竹园兜、金斗量（金斗洋）、仙岭洋（仙岩）、翁山、长坑、叠石、仙岭头→松罗东兴埕、桦岭、大镇→桦〓、林洋、桥座头高岭、叠石深水湾、横溪高溪→牛楼、桔垄、笊篱壑、牛池岗、鸡角岩下、清路头、象地、溪尾马山→白沙南坑、福安城内龙山头、江竹林下〓白岩鼻、下墘山。①福安雷姓中人口最多的是“后门坪雷”。此雷姓先祖谱名两公字孔文行千天三，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讳方雨行千乐一迁五都赤墘，其子6人分徙各处，长子君文迁十八都牛石坂（吴石坂），次子君章迁三十六都金飘带（金腰带），三子君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四都后楼，四子君爵迁五都南坪，五子君达迁二三都明岭（林岭），六子君生迁三十一都刘坑坪。福安雷姓畲族多由此衍发而成。
后门坪雷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六子君生→刘坑坪→五斗（月斗）、燕迹、百林坑、坑坪、东山、桐湾王家林、井口、六都林下、纸坪、江洋洞门宅（后门坪）、十八都茶园、仙岭洋→沃里、王家洋、七蒲坑、化蛟茶洋、岔头、竹园兜、林洋湖、桦坪、坑下楼、险坑、赛岐金蟹、鸡角岩下、大林、横路、后漈①。
福安蓝姓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溪塔蓝”开基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迁浙江太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寿宁。学礼公生7子，时号七雄。其次子恒麟、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畲族的主要衍发派系。
福安畲族主要由钟、雷、蓝、吴、杨五姓构成。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人口数较多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其中各一支的人口迁移路线。在福安，钟、雷、蓝三姓及吴、杨两姓还各有其他若干支派和各自曲折的迁移路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仅以上所述，我们已可看出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多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单位。每迁一处，则以家庭或家族小规模聚居的方式居住下来。除在平原畲村逐渐发展起一些集聚型畲族村落外，在山区畲村，畲家聚落的离散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山间，最常见的是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文化地理学称之为“散村”，当地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正如清道光《建阳县志》所言，畲家“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②如居住于社口桐湾一带的吴、雷、钟姓畲族村，聚落分散，有“桐湾三十六村”之称。
其次，历史上福安畲族人口的迁移十分频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明、清畲族大量迁入福安时，福安大部分土地已被汉族所开垦和占有。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由于荒地有限，加之开出的田地不断被汉族地主以各种名义剥削和蚕食，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每隔一两代人，宗族（家族）中就必须有一支或几支迁往他乡辟地谋生。
再者，畲族的迁徙多为由平原地区、中心地区向偏远的山地、角落地带迁移。畲族最早迁入福安时，或经水路或经陆路，多落脚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以开垦汉族田地周边的荒地维生。据了解，历史上，福安畲族聚居地附近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后因交不起租税而丧失土地、或因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出卖土地的；还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畲族土地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土地的畲族农户或者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或者迁往丘陵和山地等偏远地区去拓荒以寻求新的资源和生存环境。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致汉族地主尚未开发或汉族地主势力不大的边缘、角落地带经过畲族农户的辛勤耕作，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畲族聚居地区。到清代，畲族已广布于福安全境。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福安县志》刊“各都畲民村居”180余个。①那个时候，已基本形成了福安畲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畲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这样一个分布格局。
总之，福安畲族社区就是在畲族人民为躲避征剿、战乱、剥夺和侵害而不断迁徙开拓，通过辛勤劳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畲族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明代畲村被摒于里图榆枋之外，官方租庸不及，清乾隆年间“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社区。民国时期，畲族日益贫困，土地多被兼并，畲民主要耕种汉族地主土地，受地主阶级剥削，终年不得温饱。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安畲族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封建土地兼并制度的吞食和汉族强势群体的压迫下，畲族人民被迫向边远山区迁移。由于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以及频繁的迁移活动，导致畲族人民难以积累起土地和财富，长期以极度贫穷的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1951年，福安县土地改革调查表明：全县畲族8122户中，仅有地主7户，占0.08％；富农25户，占0.31％；富裕中农、中农774户，占9.53％；贫雇农7316户，占90.08％。而同期福安全县共有地主2045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93％；富农944户，占1.35％；中农16,766户，占24.01％；贫雇农45,237户，占64.79％，而且汉族的社会结构也更为复杂，已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汉族相比较，畲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畲族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成为福安畲族社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福安畲族社区发展所要解决的难题。
二、50年代的畲村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畲族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1952年，福安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县10区、106乡、610村畲族农民共8711户、28,258人分得可耕地47,796.34亩，每人平均1.69亩；非耕地8706.37亩，每人平均0.31亩。土地改革后畲民成了土地的真正支配者，人民政府也赋予畲民移盖新居的权利，由此掀起了50年代畲村搬建新居的高潮。
在这次搬建新居的过程中，人民政府对畲村搬迁给予了政策优惠和经济扶持。政府的主要扶持对象是畲族老区基点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竹洲山畲族山区是闽东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重要根据地，畲族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畲村因此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扫荡和破坏，畲族民居多被烧毁，畲民居无定所。50年代初，人民政府在为畲族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在村址的选择、资金的筹措、生产生活的安顿上都作了精心的考虑。政府曾为老区畲村居民是否愿意搬迁到平原地区或大村去而进行调查。但当时多数畲民都选择了留在山区。直到我们这次调查时，50年代未搬迁的畲民的后人谈起这次搬迁时还说，当初父辈们认为已经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政府又可以帮助盖新房，住在山里，生活自给自足，不再受欺压已经十分满意了。但是从现在的生活和发展来看，如果当初父辈们选择搬迁到平原或大村去会生活得更好。
由于畲民在土改中分到了比较集中的土地，因此大多数畲族农户选择了在靠近田地的地方居住或建房，只有少数深山畲村和畲族农户迁入平原或大村。穆云乡洋坪村就是50年代的新建畲村。该村的钟姓由甘棠山头庄迁入，雷姓和蓝姓分别由康厝红坪和社口谢岭下迁入。村舍依开阔地密集而建，交通比较便利。5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兴建了10个洋坪村这样的畲族新村，用以安置从山区或小村迁入平原或大村的畲族农户。总体而言，50年代畲民迁移的规模不是很大。
三、80年代的畲村迁移
80年代，福安畲族山区聚落中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经过调查发现，山体崩塌和滑坡是由于畲族山区有些区域山坡陡峭，加上人为开挖破坏天然边坡和植被，一遇暴雨往往造成山体崩塌和滑坡。这种区域不宜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调查认为“不宜根治，急待全村搬迁”的有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穆云畲族乡牛池岗畲村等。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自然灾害区域的畲村搬迁工作，8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搬迁兴建畲族新村21个，搬迁重点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急待搬迁的畲村。
1987年，东山畲族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1987年发现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有滑坡险情后，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开始有组织地对该村进行搬迁。当年，省民政厅拨款5万元，地区民委拨款1万元资助村民搬迁，户均可得625元，人均163元。康厝畲族乡政府于东山村山下蛤蟆洋边协调建房用地24.5亩，乡土地管理所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房屋地基，至1992年止，共搬迁了90户、380人至石碑洋新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
搬迁前，东山畲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全村有山地面积700亩，耕地面积340亩，其中水田290亩，农地50亩。村落参差不齐地挂在半山壁上，交通闭塞，村庄通往康厝、穆阳集镇的道路，除终点段1.5公里是狭窄的机耕路外，其余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绝大部分田地离村而下，最底部的田地已落到了石碑洋处，离村约5公里，且多是“眉毛丘”状的小块梯田。全村每年农业生产用肥400余担，得从康厝乡所在地沿崎岖的山间小路向上挑至家中，待下肥时，又要从家里往下挑到田地。村民平时干活同样要从山上下来，打下的粮食要一担一担往上挑，加重了劳动负担。恶劣的生产条件使东山畲族村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全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建在半山腰的房屋有90％是低矮破旧的木房，人畜混居、阴暗潮湿、苍蝇成群。村中无自来水、无广播、无电话，由于电压低，照明电力也不足。村中贫困户多，仅有96户人的村子就有39户是贫困户，贫困面达40％。198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元）低205元，人均口粮350斤，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每到三四月份就开始缺粮，40％的群众常年以吃番薯饭为主，50％的群众常年油、盐、酱、醋等项日常开支依赖于挑柴片卖。全村35岁以上未娶到媳妇的有19人，占该年龄段男子的24％，有16户人家因担心孩子将来婚姻成问题而抱了童养媳。学生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村中的初小只有两名教师，教四个年级共50来个学生，上完四年级的孩子升学后或因学校路途遥远或负担不起学费等种种原因而辍学的占30％。
搬迁后的东山畲族村逐步富裕起来，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新村地势平坦，海拔低，离康厝、穆阳集镇只有2公里，并且修通了机耕路，村民往来集镇打工或买卖商品十分方便。因此村民的生产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山沟沟里，不再受交通不便的困扰，可以积极参与到市场中去。搬迁后，村里涌现出钟进金、缪其生等10多户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有一定建筑技术的缪其生牵头，组建了一支建筑拌泥队，年转移剩余劳动力3000个工日，创收9万元；钟进金等9人利用邻近穆阳集镇、茶叶市场旺盛的优势，在村里创办了三家茶叶精制厂，年收入3万多元。根据市场需要，村民还大力发展了蘑菇种植、仔猪养殖等多种经营。在粮食种植方面，东山新村的畲族农户不但种好自己原有的田地，而且利用搬迁到山下的地理优势，租种邻近邮亭、桂林等商品经济较发达村庄的田地，使粮食总产成倍增长。1993年，全村粮食总产扣除征购后达2700担，人均口粮700斤，比搬迁前的1988年增长了1倍。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增长了293％，比全市农民人均收入（980元）高8.16％。
收入多了，村民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1993年，东山新村人均消费840元，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也进入了农民家庭。按规划建设的东山村房屋排列整齐，搬进新村的居民也变得整洁起来，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拥有一座两层楼的东山村完全小学校也已落成，小学生的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短短五年的时间，东山畲族村不仅完成了村庄的搬迁，而且使一个贫困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不仅东山畲族村如此，80年代从山区搬迁到平原，从小村搬迁到大村的搬迁畲村普遍表现出这一特点。搬迁后，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普遍高于未搬迁的邻村。
尽管80年代的畲村搬迁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四、畲族社区的贫困问题
1949年以前，福安畲族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畲族社区和全市其它农村一样，历经曲折和艰难，取得了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畲族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畲村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有相当一部分畲村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一）畲村发展的差异。福安畲族社区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996年，穆云畲族乡各畲族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约在800元至3000元之间，差异很大。
虎头村属于穆云乡比较富裕的畲村之一。该村位于穆云乡南部的秀溪畔平原，为福安市少有的位于平原的畲族村，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2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全村海拔60米，有耕地面积680亩，其中水田625亩，拥有丘陵山地面积2189亩。虎头村是穆阳水蜜桃的主产地，且种植水蜜桃的历史悠久，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虎头村山上的桃园被改造为农田，村民生活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村民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水蜜桃种植面积，家家户户都种植水蜜桃。至1996年，全村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产量达400多吨。仅水蜜桃一项，每年就可创产值290万元，扣除化肥、农药、果树苗等各项费用，收入仍十分可观。此外，村民还根据市场需求，种植反季节蔬菜和栽培蘑菇，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1995年，虎头村成为第一批通过福安市小康验收的畲族村，村中有96％的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当年与虎头村一起成为首批小康达标村的畲族村共有16个，占福安畲族行政村的21％。
洋坪村属于穆云乡生活水平中等的畲村。该村为50年代新建的搬迁畲村，位于穆云乡南部，村舍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4公里，有机耕路并接小浦公路直抵村口，交通比较便利。全村有耕地面积730亩，其中水田680亩，山地面积1469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只重视粮食生产，而洋坪村是搬迁畲村，土地条件较差，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生活比较贫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搬迁畲村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由于距离穆阳镇比较近，交通便利，因此村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取得最大收益。根据城镇市场对蔬菜需求的增长，洋坪村把蔬菜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村民通过种菜、卖菜迅速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同时，村民还租种邻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堤村的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既弥补了本村耕地不足的缺陷，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此外，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全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到集镇市场打工的机会。1996年，洋坪村共有149户、673人，大部分农户均为兼业农户。村民有的利用农闲外出打工，有的则全年在外省市做工。目前，外出打工和种植蔬菜已成为洋坪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年，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00元。村中还有13户为贫困户。处于洋坪村这种发展水平的畲村大约占福安畲村的40％左右。
竹洲山畲族村为穆云畲族乡经济比较落后的行政村。该村位于穆云乡西部白云山支脉竹洲山中，并因此而得名。竹洲山行政村共包括石厝下、平中山、曲坑、三湾、十二泡、下竹洲、上竹洲七个畲村，这七个畲村散布于竹洲山中，共有耕地367亩，其中水田182亩，山场面积500亩。竹洲山村位于山区却没有多少山场面积，主要是因为国营蟾溪林场创办时划走了原本属于竹洲山的林地，由此导致全村山林资源匮乏，村民靠山却无法吃山，完全依靠有限的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山区的水田以山垄田、梯田为主，小块而分散，村民为种地常需上下走十多里山路，对人力的耗费很大。农业灌溉主要依靠自然降水和山涧、山泉水，由于山区的水温和土温较低，土壤以沙质为主，有机质含量较低，因此稻作只能一年一熟，亩产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年景好的时候，每亩水田能产500斤稻谷，农户的口粮还能有保障；若收成不好，亩产只有200斤～300斤，农户就必须依靠番薯当主食；若遇天灾，如1997年夏季13号台风过后，三湾村6户人家颗粒无收，生活立即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由于自然村分散于山中，畲村孩子上学是一个难题。竹洲山行政村有一所初小设在平中山村，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在两间教室里上课。上竹洲村的小孩若到平中山村上学要走5公里山路，因为危险，家长往往要等孩子长到10岁才敢放心让孩子每天爬山去上学。由于完小和中学都很远，大多数孩子初小毕业就不再升学了。这种教育状况使村民的文化素质也很低，农业科技在竹洲山村的推广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制约了全村经济的发展。竹洲山各自然村的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差别。靠近山边的石厝下自然村生活水平最高，1996年人均收入900多元，靠近山里的三湾、十二泡、上竹洲、下竹洲的人均收入只有500元～600元。
（二）畲村发展差异的成因。富裕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与贫困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都是依据其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的。富裕畲村农户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与贫困畲村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由于前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如土地肥沃、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信息灵通，使得富裕畲村农户的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式，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贫困畲村的农户被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所束缚，落入了“粮食自给合理陷阱”。①所谓粮食自给合理陷阱是指因为山区交通运输困难，比较闭塞，从而导致山区居民往往追求粮食自给；而山区种粮劳动时间长，劳动力投入大，相应经营粗放，广种薄收，为了达到粮食自给，必须广开粮地，从而使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其它生产项目上；这样一来，山区居民经济收入少，购粮难，又必须追求粮食自给。由此形成了一个山区粮食生产的困境，极大地束缚了山区居民的劳动生产力。而搬迁畲村的优势恰恰在于摆脱了恶劣生存环境对生产力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50年代和80年代的搬迁畲村由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增加收益的机会比山区畲村多得多，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三）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成因。80年代以来，虽然畲族社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1986年，福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8元，畲族社区人均收入为140元，相差138元；199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1元，畲族社区人均纯收入为480元，相差171元；199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63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530元，相差333元；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232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800元，相差432元。由此可见，畲族社区的发展与汉族社区相比差距还很大。
总体而言，社区间发展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导致社区发展差异的原因。从福安市的具体情况看，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条件的原因。
从自然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大部分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缓，农耕条件优越。而历史上福安畲族迁移的特点决定了85％以上的畲族人口散杂居于半山区和边陲地带。畲族社区山地地形复杂，耕地质量和耕作条件都比较差，这种状况势必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从经验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几乎都是以良好的农耕条件为基础的，而畲族社区的贫困村无一不是以地处深山、农耕条件恶劣为背景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与交通方便、水土条件良好的平原地区相比，生产过程的投入和劳动效率相差悬殊。同样一亩水稻的单产，桂林村几乎为竹洲山村的两倍，而后者种田成本的投入明显高于前者，收益却明显少于前者。地处平原的汉族社区水稻可以一年两熟，而地处山区的畲族社区水稻只能一年一熟。这就是社区发展差异的自然基础。
从社会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由于地处平原，毗邻交通要道，与外界交流方便，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边远，山高岭峻，到1997年仍有32％(25个）的畲村没有通机耕路，与外界交流困难。
社区间交通状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发育的差异。一般来说，市场多形成于交通发达的地区以便于商品交换及买卖，因此福安汉族社区的市场发育比较充分，集市繁荣，商品流通规模较大，市场功能也比较完善。如穆阳镇的集贸市场、桂林村的闽东茶叶市场等，交易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对所在社区的社会发育、经济发展均产生了较为深广的影响。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不仅难以发育形成市场，同时受汉族社区市场的推动和影响也较小。
与交通状况及市场发育相联系，畲、汉社区间的经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社区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在农业稳固发展的基础上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特点。
如表1所示，1996年，穆云乡桂林村的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89.46％，而最富裕的畲村虎头村的工业收入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4.58％。这正是汉族社区与畲族社区的重要差距。
穆云乡虎头村经济结构呈现的问题正是福安畲族社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畲族社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农林牧渔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仍然偏重于农业种植业。特别是贫困畲村，基本上都属于乡镇企业“空白”村。有些畲族村的非农业收入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打工等劳务输出，而不是建立在当地非农产业的基础上。这在一些搬迁畲村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洋坪村和东山村等。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区自然环境的差异会进而导致交通、市场、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社会发育的差异，这是造成福安畲、汉社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缩小畲、汉社区的发展差距，必须从改造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入手。改造自然环境有两种办法：其一是通过搬迁彻底改变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50年代和80年代的畲村搬迁事实证明，移民搬迁是畲村脱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修路、通电、水改改善贫困畲村的基础设施。这是一项投入大、难度大、周期长的工作。
五、90年代“造福工程”搬迁与畲族社区发展
在吸取50年代和80年代畲村搬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福安市决定通过搬迁移居的方式实现畲族贫困村的脱贫致富。
从1994年初起，福安市就以乡镇为单位，对全市该搬、愿搬、能搬、可搬的特困村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掌握了全市需搬迁少数民族101个自然村、2271户、8717人的第一手资料，并着手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空间狭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的特困畲族村”实施搬迁移居，此举在当地被称为“造福工程”。
“造福工程”将一些自身形不成市场，同时现有市场又难以辐射到的小村并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镇，或迁到靠近市场的地方。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福安市政府决定在坂中留安、城阳铁湖和湾坞半屿垦区建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点，使搬迁畲民集中建房居住。
从1994年至1996年，全市畲族群众共搬迁662户、3318人，整个村庄搬迁的有赛岐镇的流水坑村、下白石镇的牛楼村、溪柄镇的下可坑村、湾坞乡的乌石岗、长垅里等村。
从50年代开始，福安畲族社区共掀起了三次搬迁的浪潮，改写了历史上畲、汉不平等的社区分布，逆畲民历史上的迁移方向而动，表现出畲族迁移的新特点：其一，变历史上同姓同宗同族的小规模迁移为大规模的畲村（自然村、行政村）整体迁移；其二，变朝向边陲、角落的迁移方向为朝向平原和中心市场的迁移方向；其三，变民族压迫、不平等社会背景下的迁移为民族平等，畲、汉社区协调发展的迁移；其四，变畲族群众自发的迁移为畲民自觉的、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同规划、统一布局、合理安排的迁移。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畲村迁移，必将使畲族社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面貌。
相关地名
福安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