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明清以后，畲民的核心聚居区从闽粤赣地区转移至闽浙赣地区，这种族群格局的变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林校生曾指出，“倭乱”和“迁界”带来的特殊历史机缘，使得畲族在闽东浙南扎根，①“嘉靖倭难”在宏观上对嘉靖初以来陆续进入闽东北滨海山区租山栽菁的汀州畲、客逐渐落地生根是有利的。②特殊的历史事件，包括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平定闽粤赣“畲乱”、明末以后的“倭乱”以及清初“迁界”，都为大量畲民进入闽浙赣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无法完全解释畲民迁徙的动因，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所指出的，政治事件只是历史长河腾起的浪花，要了解涌动的暗流，应该对对经济社会文明以及地理环境进行考察，即总体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时段的历史研究，应该对中时段、长时段的历史进行考察。①就迁徙至闽浙赣地区的畲民而言，闽浙赣地区合适的生态人文环境、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均为其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相对于一些显著的历史事件，这些驱动力应该是更为基础的因素，犹如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畲民迁徙的方向。就此而言，将畲族的历史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尤其注重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变迁、族群互动等因素在畲民族群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远比单纯就畲族论畲族更具说服力。
  一、明清时期商业化进程对山区经济结构的影响
  自明中叶起，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②美国学者马立博甚至认为华南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所谓的“商业化进程”③，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就发展阶段而言，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还算不上发达，但相对于前代，越来越多的地区卷入商品经济浪潮中却是历史事实。在明代，福建各地山区经济有被卷入商品化浪潮之中的趋势，明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一书中曾记载了福建各地的物产及其商品流通情况：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桕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桕可烛也，福州而南，蓝甲天下。④
  文中所说的“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说明到了明代，福建与江南和海外经济交流密切，成为中国市场网络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地区分工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①“福州而南，蓝甲天下”则说明福建的蓝靛生产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明代中叶以后，江浙地区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该地区的丝棉制品输往全国，如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的《食货志》中详细记载该地的丝织品销往全国各地的盛景。②而清代钦善在《松问》书中称江浙地区的棉织品成为全国商贩历经千辛万苦所需要的商品，其文称：“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对。”③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发达的纺织业带动了周边地区蓝靛贸易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福建的蓝靛种植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长期成为江南纺织业染料的主要来源。闽东、浙南山区由于地缘优势，成为蓝靛种植的中心区域之一，大量的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流动人口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从而成为帝国商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清代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道：
  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此地所无也。自顺治初年，八闽未平，福靛难致，有觅得其种者，按其法而种之，获利数倍。其后八闽尽归版图，福靛既多，本地所产又众，利亦微矣。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故土靛价亦日贱，近年（指康熙年间，引者注）来，种者亦少。④
  叶梦珠《阅世编》一书主要记载明清之际以松江一带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说明，虽然松江一带有人仿照福建人种植蓝靛，但可能是因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如福建，其蓝靛生产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品质上都无法与福建生产的蓝靛相匹敌，以至于种植越来越少，江南一带染织业的原料还是需要仰靠闽浙地区输入。
  明中叶以后，闽西一带的汀州人之所以到福州府的永福县、兴化府属境内和福宁府的宁德县等沿海地区种植蓝靛，是因为蓝靛等商品可以通过海上交通运销至当时的纺织中心——江南地区，从而节约运输成本，并获得比在当地更高的利润。到了明代末期，汀州人又在浙江南部山区找到了一个生产蓝靛的基地，并延及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浙南因其山区荒地资源丰富、有便利的水道交通且靠近江南地区，成为汀州移民理想的接收地。浙南山区生产的蓝靛通过富春江进入钱塘江，再经过京杭大运河，远销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棉布生产的中心。①
  商业化社会经济潮流引起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使得本地区商业化进程加快，也导致了大量人员流动，其中，包括从事山区经济作物种植和部分商品经济流通环节的人员。许多山区居民也卷入其中商业化进程中，如汀州府各地“挟货生殖间处有人”，②上杭各地从事工商业活动者多，史称该地“百货具有，竹箑可以贾”③“质鲁者出远方贸易，皆有机权善筹划，与人交易亦和蔼，以故动辄致富”。④另外，从一些畲民族谱也可以反映。《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收录旧谱遗训十则，除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教子、读书、治家、处世九条外，还特意提及生意一条，其文写道：“除却读书之外，商贾休论本微。要求足食与丰衣，生意般般皆美。日进分文有益，千金坐吃无几。不为赌博不为非，家业自然渐起。”⑤这正是明清以来，闽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思想领域上的具体表现。⑥
  这种商品经济的发达还可以体现在蓝靛的生产种植与销售流通上。由于闽西等地受限于地理交通，本地产品输入江南一带纺织业中心较为困难，所以闽西虽然也是山区，但本地区种植蓝靛却获利不多，到靠近江南一带的闽东、浙南种植蓝靛反而获利更多，早在成化年间，即有汀州人往浙南“贩卖蓝子”。如《泰和县志》记载明代成化年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州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①
  汀州人在全国染料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光《永安县续志》载永安的“木商本处人，汀州亦多……靛青客，汀州人，采蓝亦汀州人”。②其中，尤以上杭人最为活跃，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记载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③当时上杭商业发达，蓝靛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事与靛业比较有关系的染工，属于汀州地区的人也比较多，《上杭县志》记载道：“邑人以靛青业致富者甚众，而在外作染工业者如浙赣粤等省亦夥。在昔粤之羊城、佛山皆邑人专利，每一埠俱数百人，民国后破除此口业者，已不及如前之盛矣。”④庐丰蓝氏作为上杭县的一个大姓，该家族在这场商业运动中也表现突出，《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记载该族族人遍及多省，“虽不忍轻去其乡，然地方生产有限，因而择地再迁，力图拓展亦势也。予遍阅各家钞谱，不但赣、粤、浙省之接壤，即远而湘、鄂、皖、黔，亦多吾族人发展地。”⑤
  在闽东，蓝靛种植业在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鼎盛，直到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商品的冲击，靛业逐渐衰弱，民国《霞浦县志》记载：“西区平原之农业常种靛，清乾嘉间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贩靛而致巨富者，同光而远，台湾之靛输，而靛业衰，近时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每十二斤仅当彼之十两，色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然洋靛日久色退，土靛永不退色，厥有特长，改良制法，而恢复销路是在乎研究者。”⑥可见当时闽东所种之靛主要输往浙江地区，许多乡民因此致富，而到了同治、光绪以后，则受到台湾、西洋靛业的冲击，土靛销售每况愈下。而闽西的靛业同样受到外来商品的冲击，上杭县“自色料由外输入，而此种工业益不如前”①，武平县“自洋靛由外输入，而土靛不销，种蓝者少矣”②。
  总之，蓝靛在一段时间内发达有其历史原因。正是因为对原料的需求，蓝靛生产收益较高，在山区移民尤喜种植，这对他们改变落后经济作用巨大。③因此，大量汀州百姓迁往闽东、浙南、江西等地山区，基本上一开始都是专门从事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赣州兴国，由于“土满人稀，东北多旷地，粤闽流寓耕之，种蓝栽苎亦多获利，而土著弗业巢焉。”④经济作物的种植对“闽粤流寓”这些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并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乾隆《宁德县志》载宁德“西乡几都，菁客盈千……凡菁客佃作之山，皆深岩穷谷，非平原旷野可树桑麻者也。”虽然不种植桑麻，但种植菁靛等作物获利不减于桑麻，除了种植菁靛外，西乡地区“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冈之上，多培修竹……其无茶竹之地，亦舍桑麻而种地瓜，利反较胜于桑麻。故宁邑未富者少，如所云贾众小业而致千万，洒削薄技而得富饶，此类不少概见。”⑤
  卢美松在《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一文中指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⑥卢美松先生还认为蓝太姥与明清畲族种蓝制靛有十分重要的渊源关系，其主要根据为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关于“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文献的记载。《舆地纪胜》称：“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⑦这种将蓝太姥“以蓝染为业”的传说与明清畲民种蓝制靛结合起来研究，对研究畲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二者并非历史的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明清以后，畲民种菁者数量众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自然生态情况、商品经济发展、族群社会整合等因素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即使不是畲民也有其他族群从事该类型的经济作物生产。如江南一带的经济情况曾一度影响了闽浙赣地区的蓝靛生产，明代熊人霖在《防菁议上》称：“岁辛已（笔者注：崇祯十四年，1461年），菁民震于邻……惟汀之著民，刀耕火耨，艺兰（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近江北兵荒，青布不行，靛贱谷贵，此辈无以自存，遂出掠山旁村落。”①在崇祯末年，由于明朝气数已尽，江北（主要指苏州、松江一带）兵灾使得纺织业受到影响，这使得闽浙赣地区一带的菁民生活失去来源，只好聚众剽掠，这间接说明了明末区域间经济的紧密联系，可以说，经济社会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
  二、明清时期闽浙赣山区经济的开发
  唐宋时期，福建等地的开发主要以沿海或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垦为主。南宋以后，随着汉族移民对瘴气免疫能力的提高以及通过水利设施建设而对环境的改变，使得南迁汉人能够逐渐深入华南地区河谷地带。及至明代，山区丰富的资源以及政府优惠政策推动，广大沿海平原地带得到较全面的开发，如有诗歌形容明代建宁府“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②
  商品的生产、加工获利更多，是山区开发和经济作物得以广泛种植的主要利益驱动因素。《八闽通志》称：“民惟邦本，而食货所以养其生，资其用者也。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仰给于水利；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资于坑冶。凡是数者，非独民赖以生，而土贡财赋亦由是出焉。”③福建的平原肥沃土地少，山区贫瘠山地多，这样的地理环境，百姓主要从有水利灌溉的土田获得粮食；另外，从矿冶出产物资成为许多百姓赖以谋生、地方借以赋税纳贡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水利灌溉条件差、土地贫瘠的山区，经济作物生产远比粮食种植获利更多，因此被广泛种植。如清代汀州烟草的种植，“因其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稿……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二四”，过多的烟草种植造成了汀州“每年少收米谷，不下百余万石”，“以致米价倍增”“民情惶惑”，知府王廷抡批评种烟者“止知图利以肥私”之人。④
  明清山区的普遍开发吸引了大批的流动人口，如康熙《瓯宁县志》曾记载当时闽东北山区不仅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大量无主荒地，又不征税，因而吸引了大量流寓百姓参与开发山区，其文曰：“吾尝闻吴越之民童而出，白首犹未归者，此又何说哉？大率建利在山，不主而不税，木、竹、矿、铁、笋、纸、茶、苎、菰、蕈、榛、栗之属，有力者自为之，故流寓者往往不返。安土重迁，亦利在则然也。”①可见，经济作物种植在流动人口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明初，一些地方官就在粤北地区招徕百姓，“相地所宜，教植苎麻，民获其利。”②苎麻因获利较高，成为招徕百姓、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苎麻的生产，也使得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以闽东北的寿宁县为例，明代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对本县苎麻产业记载尤为详细，各个里甲种植麻、苎的情况如表5-1所示。可见，苎麻生产非常普遍，往往整个甲的居民都在从事苎麻种植，而相对来讲，粮食生产较少，居民经常是通过苎麻生产的收获来“完粮”，所以方志中有“粮少，易完”记载，侧面说明苎麻生产对当地百姓经济来源的重要性。种植麻山，与粮食生产相比较而言，需要一个生产周期，往返于各地，有时候“历年不归”，直接在种麻的地方定居。《寿宁待志》卷上《风俗》称：
  寿民力本务农，山无旷土。近得种苎之利，走龙泉、庆元、云和之境如鹜，田颇有就芜者，此不可不责之田主也。苎山亦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自力其地。力薄则指苎称贷，熟而偿之。怀妻子者，鬻苎则一归，归日必联袂同行，备不良也。冬削草毕，逼岁还家。凡完粮、结讼必候苎熟，荒则否。或失利而历年不归，或得利而携孥久住，寿民之土著者少矣。奸民之在外为非，必托言麻山，然不可诘也。间有鄙民举发，而其党互蔽。民首一盗，无何，首者被讼。官捕一盗，无何，捕者亦被讼。非强有司力为担持不可，令人益思汉吏耳。
  又称：
  寿民取材于山，立屋颇省。四围垒土，或用木板，亦不甚费……屋成亦不甚惜，若移家苎山则空之，还复葺焉。久者一二十年不返，盗卖傍侵，遂生雀角。①
  可见，经济作物加快人口的流动，寿宁乡闽浙、闽赣的一些周边县域来回流动，有的一年一归，有的甚至直接长住移民的县份；另外，经济作物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商业因素增加，另外社会人口的流动使得一些“奸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蓝靛种植与苎麻种植一样，对一个地区社会流动人口的影响颇大，我们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大体了解了从汀州到闽东、浙南流动人口的概况。
  商品经济的浪潮下，不仅仅是汀州人到闽东浙南种植经济作物，本地也有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参与了这种运动，一些记载说明漳州、泉州、延平等地居民也参与其中。如民国《南平县志》称：“依山傍谷，诛茅缚屋而居，曰棚民，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苎、番薯之种，携眷而来，披荆棘，驱狐狸种之，率皆汀、泉、漳、永之民”②。
  经济作物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移入客民越来越多，闽浙赣地区的族群格局出现了变化。康熙初人记载，赣西北的“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居民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①。明末，在赣西北种植麻和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福建流民正是以闽西流民为主体。康熙年间江西宁都的一些地区也有许多来自福建汀州的移民，“阳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②明代末期，从浙江括苍到金华（括婺）一带的深山老林间，“山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③而在浙江泰顺县，“自康雍以后，多汀州人入山种靛，遂至聚族而居，今皆操汀音”。④嘉庆《南平县志》称：“入山种菰，土人畏其寂寞艰险，强半山汀人和孤客担任”。⑤古田地区畲民也有种菁的，民国《古田县志》记载：“畲民相传为盘瓠之后。深居幽谷，其素艺则开垦荒山，自耕自食，并有栽靛者。其田弃瘠就腴，每耕三年后，则又徙而之他处耕种，又三年亦如之。”⑥说明古田的畲民原来较早生活在深山，并有以种菁为生的，后来慢慢与附近“民居各村与民往来交易”，租赁汉人田地，“能自变易其俗”说明随着汉畲交往的加深，畲民风俗开始改变，这种改变是自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这些居民常常数百为群，有的是春来冬去，有的直接留在迁居地过冬种植经济作物。⑦
  在迁移到闽东浙南的一些畲族家族族谱也载有关于先祖种植菁靛的情况。如根据罗源县天堂村钟姓畲族族谱记载，钟姓族人福建长汀大坪迁入连江县保安里真茹村，后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由钟文齐携家眷迁入罗源县西兰乡天堂村定居，并“炼山垦荒”，种植菁靛，修建山路以便运送青靛出售。⑧明清以后，罗源菁靛种植业发达，是当地重要经济来源，其生产的菁靛作为印染原料物资主要输往江浙一带。
  应该来讲，这个时期的畲民活跃在闽浙赣地区绝非历史的个案，其在经济特征上与同一时期的“棚民”有许多相似之处。明中叶以后，中国南方省份出现一种山区移民叫棚民，其中又以闽、浙、赣、皖、湘、鄂等地为最多。史称：“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①又称：“棚民乃民人搭棚山旷居住，或种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作菇为业。”②这些棚民给当地社会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③在社会不稳定因素方面，畲客与棚民有相类似的地方。道光年间，严如熤在《规画南巴棚民论》一文中称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山区，“不当徭纳粮，但给地主数贯，亦可赁种数沟数岭。故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地薄不收，则徙去，统谓之棚民……人聚既多，则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时有攘窃之行。”④“各厂必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则匠作得以多雇，一遇旱涝，粮食昂贵，厂商停工，则佣作无资以生。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景附者多矣”⑤清代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疏陈，上述三省交界的山区，“纵横千余里，辽阔而硗瘠，叠嶂重峦，深林密箐。厥种三品，苞榖荞豆燕麦。三省无业游民，出钱数百，赁种一沟一岭，侨居其中。迁徙无定踪，谓之棚民。屯聚既多，良莠莫辨，攘夺矫健，所在多有。遇凶饥，一二奸民为之倡，蚁附蜂起。三省地方官辄以华离交错，互相隐讳。酿成大案，莫职其咎”⑥容易生乱是这一类流动人口较为显著的特征，这也引起了各地政府重视，各地官员建议加强棚民的管理，如承认棚民在当地居住的合法性，另外，在棚民中建立保甲之类基层组织，陶澍在《查办皖省棚民编设保甲附片》一文中称：“御史郎葆辰奏请饬查棚民保长以重地方。据称《会典》内载：乾隆四年，户部议准江南福建浙江各府州县内棚民，照保甲例编排户口。”①而在乾隆五年，在闽东北的各县，政府也将畲民纳入编户，时间也与棚民纳入保甲管理大体相同，政府在制定针对棚民、畲民政策时，具有一定相似性。关于畲民纳入编户问题，笔者在下文再详细论述。
  由此可见，“畲客”迁入闽东浙南一带，并非历史的偶然，这与全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等重大政治事件为畲民的迁徙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三、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
  明清之际，闽浙赣地区的倭乱和迁界对地方社会影响很大。闽东社会频遭倭乱之祸，尤其以嘉靖年间最为严重，倭乱造成闽东浙南沿海地区人口大量减少，急需进行社会整合。如福安地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陷县城……（注：……初九日倭去，计男妇死者三千余躯，而去者七百余，溺水坠崖死者莫计。）”②又载“嘉靖己未倭入城横戮，从北门遁者数万。贼驱其后，忽道旁古树无风自拔，贼惧不敢追。”③嘉靖三十八年的倭乱，给福安带来巨大的打击，死者不下三千多人，战中逃亡者七百余人，倭乱带来的持续影响是瘟疫的流行，又死两千余人；嘉靖己未年逃离数万人。由此可见，战乱对地方社会的人口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经过倭乱之后，闽东等地居民大量逃离，有的地方变为绝迹之地，一些建堡自卫的地方幸免于难。如在霞浦地区，顺治十三年（1656年），“海寇陈文达焚劫塘里，汀州人王拉夫、寿宁人马兴等剽掠桐山。居民绝迹者数年。”民国《福鼎县志》④记载顺治十七年“海寇登陆，逼民助饷。水郊、阜坪各乡大姓人家半为杀伤。”直达“复以巡司汛官守焉”，福鼎“民始渐挈眷而归”。⑤该志《义行传》又载嘉靖三十八年时“倭陷桐山……时桐山一带几成焦土，民居寥寥，权与其族人议筑堡御寇。”①在这种倭乱的社会背景下，乡民纷纷建筑堡、寨用以自保，民国《霞浦县志》记载的土堡共43个，大部分都是当时兴建的。②
  罗源地区也出现了大量逃亡的居民。道光罗源知县庐凤棽记载：“明季倭寇内讧，罗之被祸最烈。我朝列圣相承，声教四讫，罗以介居南土，久享休养生息之恩。”③康熙县令王楠写道：“此一时也，邑之下里，多有人逃业荒，虚悬额征之累，为之查荒招垦，收存豁亡，而向来之驮赔包荒，亦自是一清。”④从中可以看出，在康熙以前逃荒之人较多，政府通过招垦，其中一些畲民得以在罗源生存与发展。
  清初的迁海政策也给闽浙赣地区的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颁布迁海令，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迁海的目的是为了断绝沿海地区与郑成功集团的联系，此举却给沿海居民造成很大的冲击，史书称从江浙到闽粤一带的土著流移者不可尽数。康熙《罗源县志》就记载道：“（康熙）十年，总督姚启圣请尽复原迁沿海居民，时边民之仅存者不过十之二三，巳一自复回故土，刈茅为舍，以佃为渔，皆姚公开复台岛，廓清鲸鲵之赐也。”⑤倭乱以后，特别是迁界禁海，“边民之仅存者不过十之二三”，说明当时该地确实空出许多地方来，这些地方需要招徕百姓．。迁界后田庐荒废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几十年后和平后才得到休养生息。民国《霞浦县志》载：“……郑成功又据台湾，勒令沿海居民出貲供饷。至（康熙）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移民以绝接济之根，编篱立界，滨海人民悉迁界内，越界者斩。田庐荒废，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至康熙二十二年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祥将军施琅平定台湾，郑克爽归顺，海氛始靖，下诏开界，民归故土，沿海居民竞绘姚吴诸公遗像祀之。”⑥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迁界结束，许多百姓回到沿海地带，其他非土著的居民也进入原迁界地区。而根据闽东许多畲族族谱的记载，本族迁入起始的时间，也基本上在明末清初这一阶段，说明倭乱迁界为畲民的迁入此地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由于战乱和政策等因素，闽浙地区出现了人口骤减、田地荒芜等现象，政府实行招徕人民的优惠政策，包括开垦田土、免一定年限租税等，因战乱形成的无主荒地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有一部分人群就是畲民。吴楚椿在《畲民考》写道：“又按《浙江通志》顺治十八年，浙江巡抚朱昌祚，因闽海交讧，迁海滨之民于内地，给田给牛俾安本业，是由交趾迁琼州，曲琼州迁处州。”①民国《龙游县志》则称：“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②在一些畲族族谱中，也反映了畲民移入闽浙赣地区的历史事实，如福鼎贡生松菊主人陈观墀在同治《冯翊郡雷氏修谱源流序》中称：“我国朝定鼎之初，缘海氛迁界，合族移居平邑北港、章山、朱山、九岱、莒溪等处，厥后分为数派以及泰顺、福鼎之乡，蒲门、苍头之所，济济不乏，自昔一脉相传至今。”③
  民国《平阳县志》记载了清代以来平阳县的族群分类情况：“明时倭寇之扰，平阳被害最巨。清顺康间，以郑成功之难，沿海徙界，民族变迁，此时尤甚。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话）、曰金乡语、曰畲民语……若畲民则散居南北港蒲门各山奥，其语亦居小数，相传先世自闽广来，盖本苗种，俗称畲客，谓为客民也。其言语习俗不与土民同，妇女向不裹足，勤耕作，杂庸保。男子亦有读书入学者……可见，迨降元后，处之旁近州郡后渐流入浙，与宁绍之堕民、丐户，志称为宋俘之遗，仿佛相类，其族则有雷、蓝、李、钟四姓云。”④
  以上说明清末民初，人们对倭患与迁界对当地族群社会的重要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作者以平阳的五种语言将当地居民分为五类，畲民是其中一类。当然这里的“民族”二字不应被理解为当代的民族概念，或许应该“民、族”分开，即百姓及宗族。另外，作者认为畲民是在元代以后从福建等地州县流入浙江，身份与“堕民”“丐户”等相类似。
  闽北地区的畲族迁徙的时间大约在明清之际。明清以后，关于畲族的记载在闽北等地的方志中逐渐增多，畲民作为区别于汉人的族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浦城县志》记载：“正德七年，徭僮洞寇乱，调民兵以防守。”①这里所记“徭僮”应是指畲族。清同治光泽《积谷岭雷氏重修族谱新序》记载道：“我雷氏系出黄帝，派衍丰城，族启泉州。国初，始祖若卿公自泉携戚谢某避寇，依杭川有年。复临北乡，陟老山巅……卜积谷之原居焉。”②光绪《重纂光泽县志》称移入光泽“杂处此土者”，有“畲民（居山谷种山）”，有“泉州民（北乡多族居成村落）”等，并占有很大数量的人口③。可见，该族在明末清初之际，为避“郑寇纷扰”，从泉州迁往上杭，后又迁到光泽，这种族群迁徙应该有其历史根据。笔者推测，该族很有可能是在迁界过程中，从泉州迁到闽西、闽北等地。另外，该族谱以风水的观点来阐述移居，这种叙事模式只能作为畲民迁徙的自我解释，其中隐含了畲民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并定居的历史事实，但这种迁徙不一定都是由于风水原因引起的。
  综上所述，畲民大量迁入闽东、闽北、浙南等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倭乱和迁界就是此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背景。